王制
说者多以周礼、王制、孟子三书并言，为之较量异同，此无识之士也。乃有信周礼疑王制，甚至有信周礼、王制疑孟子者，尤无识之甚者也。王制非周礼可比，孟子又非王制可比；出于王莽、刘歆之书，宁足敌汉文令博士所集之书；汉文令博士所集之书，又宁足敌孟子之书耶？又曰：「王制所言皆周制也，其与孟子异者，以其故易孟子之文故耳；其与周礼异者，则以周礼本非周制也。」郑氏解王制，尽举而归之于夏、殷；朱仲晦解孟子，则又以其与周礼、王制异，而疑之而阙之，何哉？
按：史记封禅书云：「文帝使博士诸生剌六经作王制。」唐陆氏、孔氏皆谓出卢植所云，未悉其由来也。
「王制虽采剌群言而成，然其中之文有同有异，其义有得有失。」兹特详为明辨云。(卷一九，页一-二)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按：周室爵禄之制，孟子有之，然谓：「诸侯去籍，仅闻其略。」汉博士去孟子又数百年，且经秦火，岂反得闻其详？此义固夫人知之矣。故其言「爵禄」，大率依仿孟子，其与孟子异者耳，非有他义也？，愚必以孟子为正，为之详别其下，然其所以与孟子异者，皆是欲避雷同之，知此可尽免纷纷之疑矣。
此取孟子之文而小异之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王制去「天子」分「分」「男」为二，亦凡五等。孟子曰：「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言「臣」，王制言「诸侯臣」；孟子连「君」为六等，王制去「诸侯」为五等，凡此皆与孟子异也。然上何以不连言「天子」合「子男」为五等，而「诸侯臣」之爵，即「王臣」之爵，下何以不言「王臣」，而言「诸侯臣」？且以不连言「诸侯」为六等？也。然而？其如此者，所以避雷同之辞异则义亦异，而是非出焉矣，故必当以孟子为正。
今按：后儒解此节，牵合王制以从孟子者，曲说也；反以王制为正者，悖见也。如孟子首言「天下之爵」，列「天子」与「君」亦为一位，以见先生制爵与群臣共天下而不自私之心，今去之，则失其义矣。陈用之曰：「此言制爵之法。孟子言班爵之法，制出于天子，故不必言天子，班首于天子与君，故兼天子与君言之。」按：「制爵」即所以为「班」，「班」即出于所「制」，「班」「制」二字有何分别？此曲说也。徐伯鲁曰：「天子制礼，君与臣异，则王制为长。」，此悖见也。又如孟子以「子男」同禄，故亦同爵，曰「同一位，列为一等」，王制分为二等，未免近混。方性夫曰：「孟子以『子男』合为一，此则离为二者，盖彼所言者，位之等；此所言者，名之等。」按：孟子言「一位」，此不言者，文从省耳，安得泥孟子「位」字，而于此添一「名」字乎？此曲说也。又如王制不言「王臣」之爵，言「诸侯臣」之爵，下又言「王臣」之禄，前后参差，亦较孟子为疏。孔氏曰：「王朝之臣本是事王，今王制统天下，故不自在其数，谓制统（「制统」，原误作「统制」，今径改。）天下之君及天下之臣，取君臣自相对，故不取王臣也。」按：先有王臣而后有天下之臣，若不取王臣，何以通明爵制？且下言「王臣」之禄，何以又不取君臣相对乎？周希圣曰：「王朝之臣入则为公卿，出则为公、侯、伯、子、男，而其禄又同，故言五等之，君则兼之矣。」按：「出」「入」本无常法，非可举以为论爵禄之制，内外相维安得云「言外则兼内」乎？此皆曲说也。(卷一九，页七-九)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此取孟子之文而易「地」字为「田」字也。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今王制取其文而易「地」字为「田」字，亦所以避雷同也。
陈用之谓：「禄以田为主，以其制禄，故虽地亦谓之田。」此解近之。乃有好为穿凿者，实以「田亩」为解，如：陈可大则与孟子全异矣；季明德且以孟子之「地」而亦为「田」矣；叶少蕴又牵合乎周礼矣，皆足惑世，故辨之。陈氏曰：「天子以下，皆言田而不言地者，以地有山林、川泽、原隰、夷险之不同，若限以地里，而不计田里，则井地不均，谷禄不平矣。」按：后章言「田」之实数，曰「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不知此所云「天子之田千里者」，已三分去一乎？抑未乎？如未三分去一，则「天子之田」仅为六百余里，而不得谓之千里；既谓「实田」，必已三分去一矣，则「天子之地」又为一千三百余里，而不得谓之千里。若是，不与孟子之文全相剌缪乎？且「井地不均，谷禄不平」，为有国者禁毫强兼并而言，若先王画地分封之初，岂为是乎？又曰：「田数有二：分田之里以方计，如方里而井是也；分服之田以袤计，如二十五家为里是也。」不知此云「天子之田」者，以方计耶？以袤计耶？季氏曰：「三分去一之说本王制，然考之孟子：『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则畿内天子之地当实田，田既损除，用必不足。故王制于此亦言方千里云云，而不言地。」按：此谓孟子之「地」当为王制之「田」者，屈孟子以从汉儒，殊为悖妄。且千载而下，重代古人忧乏用，又可笑也。叶氏曰：「周官大司徒言『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下至诸男，犹方百里』，与此制异者。周官合山林川泽而言，则谓之『地』；王制止于可食之地，则谓之『田』。以其地方五百里，而去山林川泽，取其可食者半，则是附庸在其中；以其田方百里皆可食之地，而山林川泽不在焉，则是附庸在其外。由此观之，周公斥大九州岛岛之界，公侯之国盖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亦无增损，然百里、七十里之国其大足以兼附庸，五十里之国小不足以兼附庸。故司徒之职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是去山林川泽而其一，应于实封五十里；『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乃止于二十五里，不应实封之数，何也？则疑诸男为附庸之国，此周司徒所以列于殷以备五等，而其实则附庸也。」按：此说窃周礼司徒先郑之注，最为牵合无理据。云五百里去山林川泽可食者半，则为二百五十里，附庸在其中，除应得一百里，附庸乃有一百五十里，不几末大于本乎？又谓诸子地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固合五十里之数，然王制诸男亦五十里，周礼则一百里，如其四分之一，仅得二十五里，又不合于五十里之数，于是疑周礼为附庸，然终以王制明分子男与附庸，则谓王制诸男为殷礼焉。呜呼！岂有王制公侯伯子皆言周，而男独言殷乎？即三尺之童亦知其谬矣！已上三说皆误，以「田」字实作「田亩」解故至此。然则实王制偶易孟子之一字使然耳，君子立言固不可不慎哉。
若郑氏之说，则又异是。其言曰：「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异畿内谓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殷之地，九州岛岛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太平，斥大九州岛岛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按：郑解王制皆以与周礼不合，故执周礼之说而以王制为殷礼，此其谬之始见者也。其谓夏殷爵三等者，元命苞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说者因以为文家爵五等，质家爵三等。又礼纬含文嘉云：「殷爵三等，夏亦三等。」皆纬言不经之说。疏驳纬书为不可用，可为有见。又引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以证郑（「周」字，原误作「郑」，今径改。），武王初定天下之说，则误。盖郑不见古文也。又谓「殷爵惟公侯伯三等」，然以殷有箕子、微子，则曰：「异畿内谓之子。」不审何以知「子属畿内采地之爵」乎？即曰「属之畿内」，何以遂不得列于公侯伯乎？又桓十一年，公羊传云：「郑忽何以名伯子男一也？」何休云：「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命伯子男以为一。」何休之说亦属乖违。若公羊之意本谓合「伯子男」皆称「子」，此自成说。郑引证之意，乃是谓合「伯子男」皆称「伯」，说同而义不同，不可通矣。郑本欲执周礼「五等之爵」「五等之土」为主，而以王制为殷制，然王制「土为三等」与周礼异，「爵为五等」与周礼同，于是介于殷与周之间，而曰：「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殷之地，九州岛岛之界尚狭也。」如此乃得伸其周礼之说，其用意可谓巧矣。岂知周公于武王相去几何？而遽能斥大武王时地界，使百里而为五百里，七十里而为三百、四百里，五十里而为百里、二百里，虽稚子亦不信之矣。王介甫曰：「王制封国三等，古者九州岛岛之地以及四海之内莫不各有君长，苟斥而大之，而增百里至五百里，则所绌废削灭非一国也，此于人情似不合也。且孟子之言何可废也？孟子之言乃与鲁人之言不同，此时鲁已不知其始封之大小，又子产一同之言与孟子合，则五百里之言亦不足信也。」按：介甫本信周礼以致误天下，此亦能辨之，则周礼之荒诞为何如，又足哂也。(卷一九，页一二-一六)
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
此取盂子之文而与之皆差一等也。孟子「天子之卿受地视侯」，此言「视伯」；孟子「大夫受地视伯」，此言「视子男」；孟子「元士受地视子、男」，此言「视附庸」，然皆当以孟子为正。孟子不言「公」者，巳将「公」属于五等，而不属于六等。周初「上公」皆出封，其在内者，不过留相王室，故不言也。若言「公受地视公」，亦失言之法矣。「附庸」既不达于天子，自不列天子「公侯伯子男」四等之内，故曰「元士受地视子男」。若曰「视附庸」，则天子班禄于天下者凡四等，而班禄于王朝者反五等，何其参差不伦乎？要之王制以「天子之卿视伯，大夫视子男，元士视附庸」，如此则内外齐等，孰不知之不知孟子以「卿之宜视伯者」而「视侯」，以「大夫之宜视子男者」而「视伯」，以「元士之宜视附庸者」而视「子男」，以「中、下士视附庸」自不言可知，皆升一等为言者。盖天下之势，在外者恒易重，在内者恒易轻，惟以此制禄则内外常得其平，且使内者亦乐于出，外者不忧于入，而人情亦均矣，此内外相维之正法。若夫为「强干弱枝」之说，以机权测圣心者，犹未足语此耳。自平王以后，外之势日重，内之势日轻，尾大之势成，而王室寝微矣，然后知先王之制为不可易也。呜呼！汉之博士诸生似未喻此，又奚怪夫后世之儒？反是王制而心疑孟子哉！
其曲解此文以合孟子者有三家：陈用之曰：「周官有卿而无三孤与上大夫，是孤与上大夫同为六卿。故上大夫之为卿，则受地不过七十里，此王制所谓『天子之卿视伯』也。孤之为卿，则受地有至于百里，此孟子所谓『天子之卿受地视侯』也。孟子又曰『大夫受地视伯』者，言『上大夫』也。『附庸』虽不能五十里，总大率而言之，亦可谓之五十里，此所以或言『元士视子男』，或言『元士视附庸』。」按：王制本言「卿」，今必改为「大夫」，以凑合孟子「大夫视伯」之说；孟子王制本同言「附庸不能五十里」，今必曰「亦可谓之五十里」，以凑合孟子「元士视子男」之说。呜呼！何其妄与？叶少蕴曰：「入而与王论道为三公，出而居六卿则为大夫，是公卿大夫士固有相同者也。故三公与六卿其田同视公侯，卿与大夫其田同视伯，大夫与元士其田同视子男及附庸。」此说合「公卿大夫」而为一，益混。陆农师曰：「此与孟子所言各差一等，非不同也。孟子言『受地』尔，盖天子之卿之田视伯，即受地视侯，他放此。」按：谓「视伯即视侯」，是以上所言「公侯田方百里者，三分去一，而为田七十里也。」然记文均一言「田」，此既以「天子之三公之田」为「实田」，上何得又以「公侯田方百里者」为「非实田」耶？(卷一九，页一八-二○)
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士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此取孟子之文也。孟子分「上」「上次」「中」「中次」「下」为五等，此但以「上」「次」「下」为五等，所以避与孟子雷同也，然而稍混矣周礼则为三等，与此又异，所以避与孟子、王制雷同也。孔氏强执周礼以解曰：「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凡三等。郑注云：『自二人至十人为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则授之上地，所养者众也；男女五人以下，则授之下地，所养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为率者，举中而言也。』如郑言，上地家七人者，谓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谓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谓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则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此经地惟有五等者，大司徒所云『农夫授田实有九等』，此经据准庶人在官者之禄最下者五人，故从上农夫至五人而已。」按：郑注周礼三等附会为九等者，欲以包孟子、王制之五等而阴合之也。其为说固谬，孔氏又引周礼郑注以释王制，是承其谬也。陈用之又承之而为说曰：「周官『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则农夫之差三等而已。此则五等者，先王之于民，养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下地则以地称人而巳。」如其说，下地家五人者，亦当授以六人之中地矣，然于五人之下地，推说不去，则曰「以地称人」，其辞遁如此。又曰：「郑氏谓『自二人以至于十为九等』，则是『二人』『三人』『四人』，下地之三等也；『五人』『六人』『七人』，中地之三等也；『八人』『九人』『十人』，上地之三等也。孟子、王制举『上中地』而不及『下』，周礼举『中地』而不及『上』『下』，然周礼言『上地』『中地』『下地』，而孟子、王制或言『上次』『下次』，孟子无下次。或言『上』『中』『下』，王制「上」「次」「下」。是九等之地在其中矣，孰谓各举其偏哉！」此说既屈孟子、王制以从周礼，又屈孟子、王制、周礼以从郑注。噫！礼书之言其悖如此，误世者不浅矣！(卷一九，页二二-二四)
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
此取孟子之文也。于孟子「大国」一段，从卑逆叙至尊，而田禄之积者愈明；于孟子「次国」「小国」二段，删繁并归于简，而卿禄之异者特着，大见手法必如是之避雷同而后乃可也。程正叔曰：「孟子之时去先王未远，载籍未经秦火，然而班爵禄之制巳不闻其详，令之礼书皆掇拾于灰烬之余，而多出于汉儒一时之附会，奈何欲尽信而句为之解乎？」愚谓「谓王制不必句为之解」是已，然诸儒之执周礼以解王制者可不辨乎？屈孟子以从王制者更可不辨乎？必芟除其谬说，而后王制之真面目见矣，王制之真面见，而后亦可不必句为之解矣。又曰「已上皆王制取孟子之文」，愚谓既有孟子，则王制之言可废。(卷一九，页二六-二七)
次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
此取左传成三年，臧宣叔之言也。按：上云「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又有「中卿」「下卿」之名，与上「诸侯之臣，五等」抵牾。又其言「小国有上、中、下卿」，亦与下「小国：二卿」抵牾也。(卷一九，页二八)
其有中士下士者，数各居其上之三分。
郑氏曰：「谓其为介，若特行而并会也。」黄叔旸驳之曰：「士皆有职，岂有为介而行，空国而出乎？」是矣。郑又曰：「此据大国而言，大国之士为上，次国之士为中，小国之士为下。士之数，国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孔氏疏以为「各居上三分之二」，胡邦衡驳之曰：「先儒谓『居上三分之二』，据经只云『居其上之三分』，并不云『三分之二』。又前云『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岂亦是大国士为上，次国士为中，小国士为下。」亦是矣。然其为说曰：「士之数，各二十七人，三分之，上士之数居大半，中士、下士之数各居上士之三。」亦非也。后章「三等侯国」皆云「上士二十七人」，如其说，不与后相违背乎？方性夫曰：「言三等之国，止曰『上士二十七人』，则知中、下之士，诸侯之国或有或亡矣。故以其有言之，其有者，一有一亡之辞也。三分者，三分而等之也。上士二十七人，中、下之士与之为三分焉，则合焉而八十一士矣。『数各居其上之三分』，犹言各与上为三分也。」按：上云「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何得云「或有」「或亡」？且以「各居其上之三分」为「各与上为三分」，语义亦不协。陆农师曰：「后言『上士二十七人』，未有中士、下士之数，故此言之『三分』，分字读如去声，谓若上士二十七人，则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此说似可通，然天子之中、下士其数不知几何？记文未详「天子中、下士之数」，反详「侯国」，终有未晓。(卷一九，页二九-三○)
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鸐，其余以禄士，以为间田。
此一章三段，「凡四海之内」一段为畿外，「天子之县内」一段为畿内，「凡九州岛岛」一段总结之。自注疏而下，诸儒所解致为繁多，如牛毛茧丝不易析理。大抵郑氏执周礼之说，而以畿外一段为殷制，畿内一段为夏制，其说固非矣。诸儒多驳郑而或以为皆三代地制，又或执周礼之说以强通为周制者，亦非也。然诸儒止知驳郑，后儒又止知驳前儒，反不察记文之是非，则是循其流而忘其源也。今先取诸儒驳记文之说节录之，而附以鄙见于后，以俟来哲之参稽云。王介甫曰：「九州岛岛之地今可以见，若皆以为国，则山川沮泽不可以居民，独立一君，孰为之民乎？此盖去古久远，书籍散亡，自孟子时已不得周家班爵禄之详，况于焚书之后，汉文之世乎？」杨敬仲曰：「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孝经说亦云周千八百诸侯，此或据古志而云。汉博士求其说而不获，遂为之说曰：『四海之内九州岛岛，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八州，千百八十国。』又『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合为千七百七十三国。』以应周千八百诸侯之数。」又曰：「诸侯之建不知其所自始。人群生天地之间，皆有血气，不能以无欲。欲则争，争则图，斗则伤，伤则杀。其天地之美，稍公且正者，则足以服其比邻，比邻归之凡百取平焉。则五有长，十有长，百有长，千有长，其德愈大，所服愈广，是故有小国之君，有大国之君。其为君为长者，地丑德齐莫能相尚，其间有圣人出焉，举天下咸归服之，是为帝为王。夫所谓为君为长者，皆诸侯也，大小多寡之数，岂得而预定？既弗克预定矣，则又岂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损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数耶？虽有更世易代，武王克商，灭国五十尔，余率因其旧，则周所封建亦不多矣。」朱仲晦曰：「封国之制，汉儒之说只是立下一个算法，非惟施之当今不可行，求之昔时亦有难晓。且如九州岛岛之地，冀州极阔，河东、河北皆属焉；雍州亦阔，陕西五路皆属焉；若青徐豫则疆界有不足者矣。设如夏时封建之国至商革命之后，不成地多者却其国以予少者，如此则彼必不服，或以生乱。又如周王以原田与晋文，其民不服至于伐之，盖世守其地不肯遽从他人。」又曰：「建国必因山川形势，无截然可方之理。」石梁王氏曰：「天子县内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涂巷沟渠，则奉上几何？」李氏曰：「此以九州岛岛千七百七十三国，未必皆实数也。故春秋之世见于经者九十余国，而吴楚与焉，疑其无如是之多也。」按：已上诸儒之说，犹皆未得要领也。记文所言地理之数，颇为错杂不齐，周章无定，今欲断其事理之是非，必先考求其文义，文义得而事理之是非自见矣，亦可不必辨矣。「凡四海之内」为一段，「天子之县内」为一段，其篇末记者亦作两段，文自释之。今必合篇末之文并论，而后此两段之文可明，学者合前后观之可也。「凡四海之内」一段言畿外八州之制。天下九州岛岛，王畿居中，其外八州，州各方千里；画为百区，区方百里，是为方百里者百。此以开方之法推之，千里合之万里，所谓百里开方者也。封公侯方百里之国三十，去三十区，尚余七十区，是方百里者七十也。此下伯子男之国，又变言此七十区为区方千里，此以再倍开方之法推之，千里合十万里，所谓千里开方者也。伯七十里之国，开方四百九十里，一区建七十里之国二，尚余二十里；凡六十国，共去二十九区四十里，尚余四十区六十里。此余数仍以百里开方者言。子男五十里之国，开方二百五十里，一区建五十里之国四，凡百二十国，共去三十区，尚余十区六十里。此余数仍以百里开方者言。以是为附庸间田。「天子之县内」一段，言畿内一州之制。百里之国亦以百里开方者言，七十、五十里之国亦以千里开方者言，今按：记者之言所以如此者何也？盖其意谓以「地」言，则禹贡之「九州岛岛」，孟子「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其数固不可增减矣。以「禄」言，则孟子「天子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四等之地」，上既取而述之，其数亦不可增减矣。以「国」言，则当时古志有周千八百国说见郑注。又欲合之而不可少矣。于是欲以「四等之地」，分之于九千里之中，厘而为千八百国之数，然诚有所甚难计数，推之是必畿外八州，每州为二百一十国，畿内一州为九十三国，如是乃得千七百七十三国之数。既得千七百七十三国之数，而其于千八百国之数亦所差无几，而可合其说矣。故其谓畿外每州千里，凡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大国少而小国多者，亦欲便于以一州为有二百一十国也。然而犹有所不能合，何则假如开方之法，千里而为万里，从横四达尽之矣，此恒法也。使皆以此言之，则百里之国三十，去三千里矣；七十里之国六十，去四千二百里矣；五十里之国百二十，去六千里矣，如是共有一万三千二百里，其数且溢于万里之外，更于何处得有余地可为附庸间田耶！于是不得已，又以七十、五十里之国，以再倍开方之法言之，千里而为万里，万里而为十万里焉，以是参错其间，使地不增而自多，里不减而各足，而寔则缩小之以凑合其正余之数。至三等所余之地，既于「百里之国」下曰「其余方百里者七十」，是以百里开方者言矣。七十、五十里之国之余地，不便更以千里开方者言，故亦同百里之国云，作者之意如此。虽然试以实数稽之，公侯之国固各得百里矣；伯七十里之国，二国合于百里之内且有余焉，于是三分中除去一分，寔得四十六里有奇；子男五十里之国，四国合于百里之内，是于十分中除去其半，寔得二十五里。若然，伯国尚不及子男之数，子男仅得其半且不及附庸之数，大国自多，小国愈少，名存寔亡，斯岂先王分封之意乎？且均此地也，何以倏而十倍之数算？倏而以百倍之数算？又倏而仍以十倍之数算？如是之错杂不齐，周章无定，是其徒事巧于纽合，而不顾其说之荒诞也。诸儒作文为解者，既昧于此，其能疑而辨者，固不为无见，然终不知其所以然，犹之乎弗得也。今察出记者之意昭昭如是，则其言之不足为典要明矣。而自注疏以下纷纷争主为何代之制者，不亦可以群息其喙哉！(卷一九，页三四-四○)
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为御。
「百里以供官」则过约，「千里以为御」则过侈，皆非允当。(卷二○，页一)
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
王制皆刺群言而作，前后所言不必符合，如上言畿外「公」「侯」「伯」「子」「男」，此言「属长」「连帅」「卒正」「州伯」，不知又本何书而云？故绝不相同。陈用之曰：「古之官，有常名，有异名，外而『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寄以连属之法，则为『属长』『连帅』『卒正』『州伯』，此异名也。」此曲说，不足辨。然「州伯」「二伯」则有之，曲礼「九州岛岛之长，入于天子之国曰牧」，即此「州伯」也；「五官之长，曰伯」，即此「二伯」也。又诗周南召南及公羊传「自陕而东，周公主之；自陕而西，召公主之」之说，即此「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左右，曰二伯也」。郑氏以「州伯」属殷，谓「唐虞及周皆曰牧」，又以「二伯」属周。其谓「周曰牧」者，据周礼云「八命作牧」也；其以「二伯」属周者，据周礼云「九命作伯」也。若然，则以殷之州伯属于周之二伯，斯可矣？不为笑资乎？(卷二○，页三)
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按：禹贡「五日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于百里荒服」，是谓「五服」。洛诰（按洛诰无「五服」之文，「五服」在得诰。）有「侯」「甸」「男邦」「采」「卫」，亦谓「五服」。夏周服数之可征信者惟此。周礼职方氏以洛诰「五服」增「蛮」「夷」「镇」「蕃」为「九服」；又大行人易「蛮服」为「要服」，以「夷」「镇」「蕃」为「九州岛岛之外，世壹见」，其余「六服」每岁壹见，故又有「六服」之名，悉不足据。此云「千里内曰甸，千里外，曰采曰流」，「甸」「采」见于禹贡、洛诰，「流」则未闻。其余服又皆无之，此或出他书，或文有脱误；皆不可知，可置勿论，而诸儒必欲附会牵合之，甚无谓也。其执禹贡以解者，郑氏曰「流」：「谓九州岛岛之外。禹贡荒服之外，三百里蛮，二百里流。」陈用之曰：「『采』则禹贡所谓『侯服之百里采』也，『流』则禹贡所谓『荒服之二百里流』也。『侯服』近，故举其内者，则凡服之在内者可知。『荒服』远，故举其外者，则凡服之在外者可知。」刘原父曰：「此据『绥服居中』而言。『内千里』『外千里』，则五服可知。『采』亦当作『菜』，声误也。」刘孟治曰：「荒服之内有流。王制自千里之『甸』直言及于二千里之『流』。」其执周礼以解者，孔氏曰：「千里之外，谓规方千里之外，若于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国方三千里耳。采取美物故曰采，周则王畿之外，面别三千里采取美物，则大行人六服所贡物是也。」马彦醇曰：「均是采也，而周官之于贡，有祀、嫔、器、币之异者，有远近之差也。」已上诸说皆于本文毫无交涉，可不辨自明，载之以见牵附之谬耳。又陈可大曰：「尚书之于六服，或言『侯』『甸』而不及『采』『男』『卫』，或言『侯』『甸』『男』『卫』而不及『采』，与此『甸』『采』『流』同。」按：尚书叙事之文，故可略举以为说，记文摭述典故，安得亦尔？此又曲说也。(卷二○，页六)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郑氏曰：「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举成数也。」按：郑以周官三百六十，故不谓之周明堂位；殷官三百，故亦不谓之殷，而独谓之夏。不知彼言「百」，此言「百二十」，而犹曰「举成数」，谬矣。石梁王氏曰：「唐虞稽古建古惟百，夏商官倍。注独引明堂位谓『夏官百』，非也。」按：尚书周官乃伪书，不足据。且郑未见，尤失考。
按：「三公」之名见于老子，「九卿」之名见于考工记。周礼不列「三公」正职，惟散见之文中。尚书周官列「三公」于「六卿」之前，其「九卿」则周礼、周官皆无之，而「六卿」则王制又无之，是「九卿」者，或当为周制也。以周礼、周官皆伪，而考工记乃周时之书也。后儒皆不识「九卿」主何官？或谓合「三少」「六卿」为九。「三少」「六卿」见于周礼、周官，皆不足据。又「司徒」「司马」「司空」即三公也，不可又列于「六卿」，说详下节及古文尚书周官。(卷二○，页七-八)
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按：前章云「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则是小国亦有「上」「中」「下」之卿，此云「小国二卿」，与前抵牾。后章云「小国之卿一命」；此云「皆命于其君」，与后抵牾。盖博士泛乘礼文为之，故其言不同如此。郑氏曰：「小国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脱误耳。」郑之意则不因与前后抵牾而云，盖执周礼言之也。「太宰职：设其参，傅其伍」，「参」谓「三卿」，「伍」谓「五大夫」，小国亦同，故曰「小国亦三卿」也。「大司马......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国」字，原误作「卿」，今径改。）一军，皆命卿为之」，故曰「一卿命于天子」也。若是，则据周礼以改礼记，益妄矣！又其于上段「天子三公」既言「夏制」，此处不得再言「周制」，故亦不言为何代制，而孔氏不喻郑意，反从更之以为夏制。盖以上段「天子三公」，郑云「夏制」，又以下段「大国之卿，不过三命」，亦不合周礼故也。然又曰：「冢宰云：『设其参，傅其伍。』郑云：『参谓三卿，伍谓五大夫。』周礼五等国，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与此同。且曾子问是明当时周法而云『国家五官』，则五大夫。」观孔此说则又不能坚其为夏制之说矣。其矛盾又如此。吁！郑孔过信周礼，即此以观两人周章回惑之状，亦可想见矣。又郑云：「或者欲见畿内之国二卿与？」此则无聊迁就之辞耳，而宋儒乃以为实然。李氏曰：「畿外举大国、次国以见小国，畿内举上卿以见大夫。」陆农师曰：「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此非脱误，着畿内之国二卿耳。上言畿外，下言畿内，亦互相挟。」此二说殆又扬郑之波也。又曰：「崔氏曰：『大国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谓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传云『季孙为司徒，叔孙为司马，孟孙为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大夫何以五人？谓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马也。故何休注公羊云：「古者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马事省，上、下卿各一。」愚按：何休又注公羊年公羊传云：「天子有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皆三公官名也；诸侯有司徒、司马、司空，皆卿官也。」其说是第不能通其说于「九卿」「五大夫」之下，故注襄十一年，又有此说，而崔氏从而附会之，悉臆说也。盖「天子三公」为「司徒」「司马」「司空」，「九卿」即如王制所言「大宗」「大乐正」「司寇」，及曲礼所言「六大」「五官」之类。若冢宰则三公兼之，诸侯三卿亦「司徒」「司马」「司空」，五大夫亦如上所言「九卿」诸官，但今不可明考。其「小国二卿」，「五大夫」以二司属二卿，余一司亦大夫为之，不然三司当缺何一司乎？太抵「公」「卿」「大夫」是「爵」，「三」「九」等是「数」，「司徒」等是「官」，爵数自是爵数，官名自是官名，凡司徒以下之官，天子有之，诸侯亦有之，大国诸侯有之，小国诸侯亦有之，不若是，诸侯无以为国矣。第其爵数则有异耳。自周礼以「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平列为「六官」，而古文尚书周官因袭其说，至今遂不可动摇矣。又周官以「三公」列「六官」之前，不知「三公」即「司徒」「司马」「司空」，安得又为「六官」乎？牧誓有「司徒」「司马」「司空」，即诸侯三卿，后人第见侯国之官止于此，所以又有诸侯无「者也。吁！周之官制散佚于他经传间有可考者？传？冢宰」「宗伯」「司寇」之说，皆是以，而自伪周礼、周官一切浠乱之，古义沦亡，世人之耳目蔽锢久矣。其说并详古文尚书周官。又曰：「此文所言诸侯卿大夫似合周制，但谓『小（「小」字，原作「二」，今径改。）国：二卿』与上『小国之上卿』一段，谓小国有三卿者，原自抵牾。有谓大国三卿皆命；次国二命一不命；小国二卿皆不命。」夫诸侯之臣皆王臣，合则皆命，何独以小国而不命？又何独以次国而一命一不命？尤不无可疑。宋儒曲解之，有谓：「受命于天子为隆，受命于其君为杀。」不知所谓「隆」者，隆大夫乎？抑隆诸侯乎？自必曰：「隆诸侯也，以其大国皆命而知之也。」然如是，则天子得以操其权，掣其肘，反不若小国之黜陟自由矣。命是爵命，固非，天子择其人，然用其人则必请命于天子，黜其人亦然，故曰：二国不得黜陟自由。岂可谓之隆乎？因此又有谓「控制大邦，优假小国」者，然圣人立制之初，必不以机权待下如此也，皆非确义。(卷二○，页八-一二)
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
据「方伯」者，天子选于二百一十国之中而任之也。其德隆，其位尊矣。乃以三大夫监之何与？按：书序大诰有「三监」之说，旧以为管蔡霍监武庚，此得无取而附会为说耶。(卷二○，页一四)
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
「县内诸侯」世禄而不嗣位，「外诸侯」得嗣位。郑氏分「县内诸侯」为「贤」，「外诸侯」为「有功」，其说是。但「县内诸侯」止属「卿大夫」言，复云「大夫不世爵」即此，且单言「大夫」不言「卿」矣。孔氏乃谓「畿内公卿大夫」，非也。公爵非有大勋劳者不得为，如周召为公，虽皋相王室，自有封国，子岂不嗣乎？但记文内外诸侯之称义本不甚明，所以郝仲舆疑之曰：「畿内诸侯不得赐爵，畿外诸侯享国继世，是使内臣不如外臣也。如谓内诸侯不皆贤，外诸侯岂尽贤乎？」苟不得斯旨，鲜有不如郝氏之疑者矣！又如内官世禄，外官世爵，先王不过揆天下之理与势使之，初不能尽计其后之流弊也。而后儒于内诸侯不得世爵，必举春秋「讥尹氏、武氏仍叔」为说，谓「卿既世袭，权移于下，驯至三家专鲁，六卿分晋，则内诸侯不世官之制，先王防微杜渐之意深矣」。不知此仅见得一边，若春秋以后，外诸侯侵却王室以底于亡，不又是先王之？耶！宋儒解礼全务肤辞蔓衍，而不归于理，率此类也。(卷三○，页一六-一七)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则赐也，不过九命。次国之君，不过七命。小国之君，不过五命。「卷」音「●」，古本反。
郑氏曰：「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礼曰：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按：记文云「三公一命卷」者，谓公本八命，加一命，则服衮也。故周礼司服袭之曰：「公之服，自冕而下，如王之服。」郑因信以为周制，其又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盖因典命有「上公九命（「命」字，原作「章」，今径改。），衣服（「服」下原衍「章」字，今删。）皆以九为节」，故以「虞十二章之制」，去「日月星辰」，杜撰为「九章」以合之，其说最为乖谬，世儒巳多不信而辨之，不更详赘。
按：记文前以公侯为大国，伯为次国，今又以侯为次国，亦参差。(卷二○，页一九-二○)
大国之卿，不过三命，下卿再命，小国之卿与下大夫一命。
郑孔以上「三公」「次国之君（「君」字，原作「命」，今径改。）」「小国君」合于典命，以为周制，又以此「小国卿之命」不合于典命，以为夏殷制。夫均此王制之文也，倏而言周倏而言夏殷，所谓虽童稚亦不信之矣。陆农师谓：「周礼『小国再命』，此云『一命』，盖言『畿内小国之卿』如此，与上『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同。郑氏谓『或者欲见畿内之国二卿与』是也。」李氏谓：「大国所谓诸侯之国，小国则所谓庶方小侯之国。」此二说又欲牵合周礼而强同之，盖亦巧言之俦也。(卷二○，页二一)
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其实自「任事」以后即「爵之」，「爵之」斯「禄之」矣。「然后」欴辞以见「慎重」之义，不必油定为解。孔氏疏檀弓「仕而未有禄者」，引此「位定然后禄之」之文为证，不知彼言「仕」而「不受禄」者，如所谓「宾师之位」，若平常之仕，无禄何以劝士乎？「爵之」通卿大夫士言，陈可大第谓：「爵以一命之位。」其说浅陋拘狭，亦误油其辞而云然耳。(卷二○，页二二)
爵人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士遇之涂弗与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爵人」「刑人」二义，即孟子「国人皆曰贤，......皆曰可杀」之意，士亦当为众，此特变文耳，实作「士」字解便滞。「示弗故生也」，疑有脱误字，似谓「不欲其生也」。郑氏谓「不畜刑人，......屏四方」，即「虞书五流，五宅。周则墨者使守门，劓者者使守积」。按：「公家不畜刑人」与公羊传「君子不？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近刑人」之说同，自是正论，此谓周制无疑，周礼则以刑余戮邕之人，分属五者之守，最为乖谬。此春秋侈肆之主所为，岂可为法？然亦偶用之，不一一尽如周礼云也。至谓此以周以前之制，夫云「士遇之涂弗与言，且屏之远方，不欲其生」，其严绝之如此，周家乃悉取而置之宫苑关津积贮要地，不啻心膂之任，何其与前代之制大相剌谬耶？必不然矣！孔氏因以为「爵人于朝，刑人于市，亦皆殷法。周则爵人特假祖庙而拜授之」，举洛诰为说。「有爵者，刑于甸师氏」，举周礼为说。夫册命周公，此系大事，自应特祭文武之庙，若授一卑爵，定不必尔，且「朝庙」一体，云「庙」亦自该「庙」也。又谓「诸侯爵人因尝祭之日」，引祭统「一献，君降立于阼阶之南」云云。按：祭统此文上云「古者明君」，孔若主非周制之说，恐又以「古者」为夏殷矣。周礼甸师氏之言必不可据，且「刑人于市」亦大概言之，岂必定此有爵者而举此为证耶？尤可笑也。(卷二○，页二三-二四)
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此取左传之文而小异之也。按：昭三年左传：「子大叔云：文、襄之霸也，其务不烦诸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又昭十三年左传：「叔向云：明王之制，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云云。按：此周制本三年一朝，其后晋文、襄欲不烦诸侯，故简为五年一朝。但子太叔语无「比年一小聘」句，「三岁而聘」亦无「大」字，此必春秋后人据晋文、襄之制为说，又增以「小聘」之文，而汉博士采之以为周制耳。然则此是诸侯朝霸主之法，乃以为诸侯朝天子乎？且聘者诸侯使大夫相问之名，起于春秋之世，周初亦无诸侯聘者，况以为诸侯聘天子乎？诸侯有朝天子无聘天子也。郑氏曰：「此大聘与朝，晋文、襄霸时所制。」此说是。又曰：「虞夏之制，诸侯岁朝；周之制，侯、甸、男、采、卫、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数来朝。」此说非也。尧典「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是谓巡狩之年，诸侯朝于方服之下；其间四年，四方诸侯各一朝，非谓四方诸侯每岁朝？也。若其周礼六年六服递一朝之说，不足据也。(卷二○，页二六-二七)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归，假于祖祢，用特。「假」音「格」。「祢」，乃礼反。
此取虞书之文而增益之也。「五年一巡守」恐亦是周治虞制，如虞书云「格于艺祖（「艺祖」，原误作「祖艺」，今径改。），用特」，此亦云「格于祖祢，用特」。观洛诰「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正合，则知虞、周有同制也。若十二年一巡守，此伪周礼周官之说，不足据。详古文尚书周官(卷二○，页三四-三五)
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诸侯将出，宜乎社，造乎祢。
「上帝」，天也。郑氏谓「五德之帝，所祭于南郊者」，妄也。(卷二○，页三五)
天子无事与诸侯相见曰朝，考礼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此取谷梁传文也。隐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传曰：「天子无事与诸侯相朝，正也。考礼修德，所以尊天子也。」(卷二○，页三六)
天小赐诸侯乐，则以柷将之，赐伯子男乐，则将之。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赐圭瓒然后为鬯未赐圭瓒，则资鬯于天子？以。
赐「弓矢」「铁钺」，然后淂「征」「杀」，此衰世之事，非盛王之制也。史记文王囚羑里，纣释之，赐弓矢鈇钺使得征伐，此必当时有此（此处原重「当时有此」四字，误衍，今删。）说，而史记采之以为说耳，然其事非寔也。文王大圣人，必不以美女文马逢君之恶，自求苟免。即云其臣为之，文王岂不知而听之耳？且所求者释罪耳，既释之矣，又赐之弓矢鈇钺使得专征，揆之情理，亦所必无也。骎骎乎三分有二之势，纣岂不知之？以纣为荒淫则可，以纣为愚騃则未也。若夫文王伐崇伐密，见之于诗。当时以邻国而伐之不恭，其或受命于天子；或请于天子；均未可知，然借曰：「文王受赐专征也。」自古及今如文王之得专征，而终恪守臣节者，能有几人？而可于有道之世预立其制曰：「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乎？」今以周之赐臣者证之：平王赐晋文公秬鬯一卣，彤弓卢弓一，彤矢卢矢百，马四匹；襄王赐晋文公大辂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渐而侈矣。其弓矢之赐，则皆以诸侯强大，征伐有功而赐，非赐而后得征也，非可并论。则夫「赐鈇钺」则从未有闻者，以周之季世，卑事诸侯尚无之，而谓殷纣之世已有乎？谓周世立其制乎？吁！自当时好事者为「西伯得专征」之说，而因之贻夫春秋桓、文之悖逆，汉世篡莽之篡弒，其害不可胜言矣。管仲曰：「五侯九伯，女寔征之。」此假召公命太公之言，当时止为搂诸侯以伐诸侯张本夸大其辞耳。彼召公亦人臣，何以得命太公征伐耶？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此不易之常经，诸侯即有征伐，亦必天子命之，暂假事权，事毕则已，非常法也。后儒误信记文，又为之拘牵比儗，尤属失礼。疏引崔氏谓晋文。「虽受弓矢，不受鈇钺，不得专杀，故执卫侯归之于京师。」夫卫侯无大罪恶，即使晋文受鈇钺，安得杀之乎？公谷以晋文所为，春秋恶之，而况杀耶？孔氏曰：「鲁无弓矢之赐，陈恒弒君，孔子请讨之者，春秋之时，见邻国篡逆，亦得与征伐。」按：孔子请讨，自是正义，即不必春秋之时亦宜然也。然则「赐弓矢然后征」之说，又未为确论矣。又曰：惟「赐圭瓒然后为鬯」，此是周时之制。盖本江汉诗「厘尔圭瓒，秬鬯一卣」为说。又以文侯之命云「赐秬鬯一卣」，则圭瓒自在其中可知。礼器云「诸侯相朝，灌用郁鬯」，此后来之僣用者。(卷二○，页三七-三九)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雍侯曰頖宫。
郑氏曰：「此大学、小学，殷之制。」孔氏曰：「郑知然者，以下文『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则左学小，右学大。此云『小学在公宫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其说皆凿谬。夫以「在公宫南之左」即为「左学」，何知「在郊」者即为「右学」乎？则「右学在公宫南之左」，又何以知「郊在公宫南之右」乎？是其徒事臆测而无所稽也。且「辟廱」「頖宫」皆为周制，岂有方言殷又言周而不别以时代者？又此所言乃「诸侯之学」，下文殷人「右学」「左学」乃「天子之学」也，以是为证，尤失考矣。
「天子辟廱」取大雅「镐京辟廱」为说也。「诸侯頖宫」取鲁颂「既作泮宫」为说也。昔人谓「辟廱」「頖宫」皆非学名，极论其妄，甚是。详见诗大雅、鲁颂。(卷二○，页四一-四二)
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
「类」「禡」取诗「是类是禡」。「执以罪，反」以下取诗「执讯获丑」及「在頖献馘」为说也。然此节疑非一处之文，故「受命」二句言「祖」不言「祢」。「执有罪，反」以下第取诗说，又不及「祖」「祢」与「社」，解者必为之处处补衬，无谓。(卷二○，页四四)
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
此取谷梁传文也。桓四年，公狩于郎。传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搜，冬曰狩。四时之田用三焉。惟其所先得，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故此亦云「岁三田」。郑氏曰：「三田者，夏不田，盖夏时也。周礼：春曰搜，夏曰苗，秋曰甐，冬日狩。」郑据周礼以周为四时田，故取纬书之说，以三时田属夏制，不知周制正用三时田也。考之公、谷与王制皆合，则周礼谓「四时田」者妄可知矣。公羊传曰：「春曰苗，秋曰搜，冬曰狩。」此列三时，谷梁列四时者，古有是说故左传亦云，然而谷梁下文即有「用三」之语，公羊无「用三」之语，而止列三时，一也。孔氏曰：「又郑释『废疾』云：岁三田，谓以三事为田，即下一曰（此处误衍「即下一曰」四字，今删。）干豆之等。休之言当以证为正云。」观此孔巳将郑之别说不用为正，而后儒反全遵郑何耶？谷梁之文犹可强解作「三事」，若公羊则明列「三时」而无夏，而王制「岁三田」，自谓「一岁三田」，果如郑之别说以「三田」为「以三事为田」，则「岁」字不为闲文乎。(卷二一，页一-二)
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
疏引熊氏曰：「天子四时田猎皆围，但不合耳。若诸侯虽春田不围，夏秋冬皆得围，亦不合耳。故曲礼云『国君春田不围泽』。此诸侯是畿内诸侯，为天子大夫者，故曲礼云『大夫不掩群』。」按：如其说，本文「天子」下当有「四时」二字，又「诸侯」上当有「内」字，且无下上言「天子」下即言「大夫」者，其中又当有「诸侯」一句，岂一一皆漏乎？执礼解礼，其弊如此。余说详曲礼。「下大绥」「下小绥」，周礼大司马取以为「旗弊」之说，「佐车」大司马（「马」字，原误作「司」，今径改。）取以为「乃设驱逆车」之说，故田仆又云「掌佐车之政，设驱逆之车」，是也。郑执周礼解此不误，但不知周礼袭此耳。然「旗弊」「弊」字用意过深，「驱逆」之意全失古意，皆足见其为伪也。(卷二一，页三-四)
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本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
前云「天子岁三田」，此云「豺祭兽，然后田猎」。曲礼云「士不取麋卵」，内则云「秋宜犊麛」，下云「韭以卵」，此云「不麛，不卵」，皆不合。(卷二一，页六)
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
「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注疏皆平列说，非。盖用平地小大校之，则所入之多寡可以观年之丰耗也。「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说见下。(卷二一，页六)
祭用数之仂。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丧用三年之仂。丧祭，用不足曰暴，有余曰浩。祭，丰年不奢，凶年不俭。
「丧，三年不祭」，或谓「三年宜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或谓「亦不宜越绋行事」，致辨纷纷。郝仲舆曰：「按：丧、祭皆大，礼皆至祭；礼则祭为重，情则丧为切。如以情，三年不祭可也；如以礼，郊社越绋未为不可，而说者疑之？尝观周书顾命成王初丧，嗣君冕服受命，见诸侯于内朝，受圭币乘黄，而后释冕，反丧服。此非周公之礼与？则祭天地越绋于何不可？」此说可谓通达矣。
程正叔曰：「古人居丧，百事皆如礼，虽废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于祭祀废之，则不若无废为愈也。」按：儒者论古各主一说，固自无妨，第谓今人居丧百事皆如常，其立说则有弊，不可为训。人子于亲丧，其哀本出至情，不假强饰，圣人又制为丧礼，使之百事皆变易其常，而后情文备至，固不以古而隆，不以今而替也。今愤世俗之有不孝者，百事皆如常，遂谓不若无废祭祀为愈，是以礼分今古，预料丧礼惟古人能行，今人不能行矣。若是何不并丧礼而废之？吁！古礼具在也，后世皆有君师之教也，固可晏然而听世之居丧者，百事皆如常乎！今欲其不废祭祀而目之以百事皆如常，则是坚其百事如常之心，而必不可反于百事皆如礼矣！且以此百事皆如常之人，而这之以祭祀，又安贵有此祭祀哉！
按：僖二十三年左传曰：「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尝、蒸、禘于庙。」「尝」「蒸」「禘」，四时吉祭也，与此「三年不祭」之说异。据葬后亦可祭，左传说似长。
「暴」，急也；即下「无六年之畜曰急」之意。「凶年不俭」，虽似曰凶年用凶年之仂，然或引杂记「以下牲」之语，恐未然，二处语意不同，不必强合也。(卷二一，页七-九)
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畜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
此取谷梁传文也。庄二十八年，臧孙辰告籴于齐。传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按：「三年耕，必有一年（此处原作「一年年」误衍一「年」字，今删。）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此是立个式样，必须「以三十年之通」而计之，故曰「以三十年之通」。盖天道虽不可知，然其间或一二年一见；或五六年一见；通计之者：三年内外必有一年之灾，故三年当有一年之食；三倍推之，九年当有三年之食；又三倍推之，二十七年当有九年之食，三十年者，举成数也。苟一二年一灾，则三年不能有一年之食者有之，五六年一灾则三年不止于一年之食者有之，惟于三十年之中，通计有九年之灾，则亦通计有九年之蓄，于是随时取给灾多者，虽尽用之，不患不足。灾少者，即存皋之，不妨有余。故曰：「以三十年之通，有旱干水溢，民无菜也。」上节所谓「以三十之通制国用」者，其亦如此。(卷二一，页一一)
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三年之丧，自天子达。
此取左传之文而增益以为说也。隐元年传曰：「天子七日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故此以为「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又因以「殡日」同其「葬月」之数，而为「天子七日殡，诸侯五日殡，大夫士、庶人（「士、庶人」，原误作「三日人」，今径改。）三日殡也」。其不言「士踰月葬，踰日殡」者，又因士丧礼、虞礼本是「三日而殡，三月而葬」，故不得言之。然则大夫与士同，未免混矣；且兼庶人言，大夫与庶人同，尤混矣。孔氏曰：「左传云『大夫三月，士踰月』，此摠云『大夫士三月而葬』者，其实大夫三月者，除死月为三月；士三月者，数死月为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此说陈氏集说巳驳之，不复赘。大抵左传之说，第以其某某至而言，未必足为葬期之成法。其言「士踰月」既与丧礼抵牾，而其言「天子、诸侯葬期」，亦不无可疑。何则？葬后为虞，虞后为卒哭，人子同此哀，哀同此哭，何以天子卒哭如是之迟？士庶人卒哭如是之蚤？人有崇卑，岂哭有隆杀与？所以杂记又（此处原误衍一「又」字，今删。）有「卒哭之期」，亦难通，说见彼文。至于五日、七日不殡，不独夏时必不可行，即余三时亦有未便者，此亦可疑也。(卷二一，页一一-一三)
庶人县封，葬不为雨止，不封不树，丧不贰事，自天子达于庶人。丧从死者，祭从生者。支子不祭。此节分为四段，共详于下。
陈用之曰：「县封，县棺而下之封士（「士」字，原误作「土」，今径改。）而痊之。」方性夫曰：「封之名虽一，然有所谓『掩坎之封』，有所谓『积土之封』。若檀弓言『县棺而封』，即『掩坎之封』也；若礼器言『邱封之大』，即『积土之封』也。此言『不封』亦『不积土』而巳。」按：此二说为两「封」字分解，是已。然云「不封」终有可疑。上古「不封不树」，周世日趋天文，何独庶人犹掩坎而不得积土？不使数世后之子孙悉不知祖宗？乎？故曰可疑也。「不为雨止」，亦因春秋书「敬嬴定公之葬，雨，不克」，而左传以为「礼」，故以为庶人则当不为雨止，而与诸侯异也。
陈用之曰：「天子崩，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则丧不贰事，亦不特庶人而已。」愚按：「丧不贰事」句本不连上「庶人」句，皆解者之自误也。且自「天子」句更不连下「丧从死者」二句，何也？「丧从死者，祭从生者」，此礼如中庸所言大夫士则可，若继世为天子及创业而王者，丧祭皆用天子之礼，岂得犹云「丧从死者，祭从生者」乎？故以「丧不贰事」句连上「庶人」句既误，以「自天子」句连下「丧从死者」二句亦误也，今特正之。(卷二一，页一四)
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今以此节分为三项：一庙制，一昭穆之亲，一昭穆之位，逐项详之。如左所谓「庙制」者，郑氏谓「此为周制」，是也。记礼者皆周末秦汉间人，凡其所言自属周制，鲜有及于周以上者，有之则必冠以时代，故以此谓「周制」为是。凡礼器、曾子问、谷梁、家语、荀卿所言「七庙」皆同。若夏殷「庙制」，经传既无明文，不可考也。郑又谓「殷则六庙，夏则五（「五」字，原作「六」，今径改。）庙」，此据命决诸说，全不在信。所以王子雍别立为异说以排之，谓「凡七庙者皆不称周？礼纬稽命征室」，意谓夏殷皆然，故伪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则殷亦俨然七庙。此出萧手改易吕览中所引商书「五世之庙」语。说详古文尚书本篇。是其谓夏、殷七庙者，亦不可信也。所谓「昭穆之亲」者，王子雍谓：「文、武不在常庙之数。三昭三穆，是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庙为二祧，并亲庙四，是也。」郑氏曰「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此说非。朱仲晦述郑意而阐明之，其言曰：「谓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庙不毁，与亲庙四而七（「七」字，原作「四」，今径改。）。武王初有天下之时，后稷为大祖，而祖绀居昭之北庙，太王居穆之北庙，王季居昭之南庙，文王居穆之南庙，犹为五庙而已。至成王时，则祖绀祧，王季迁，而武王祔。至得王时，则大王祧，文王迁，而成王祔。至昭王时，则王季祧，武王迁，而得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为五庙，而祧（「祧」字，原作「祔」，今径改。）者藏于太祖之庙。至穆王时，则文王亲尽当祧，而别以有功当宗，则别立一庙于西北，而谓之文世室。于是成王迁，昭王祔，而为六庙矣。至共王时，武王亲尽当祧，而亦以有功当宗，故别立一庙于东北，谓之武世室。于是得王迁，昭王祔，而为七庙矣。自是以后，则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复藏于大庙矣。」按：如此凭臆说，礼则亦何难？但谓「文、武在三昭三穆之中」，不知此制定于文武乎？抑定于周公乎？如谓定于文武，未有预立其制，诏子孙曰：「勿祧吾庙也。」如谓定于周公，则文、武方在祖祢四亲庙之中也。然定于共王乎？又未闻其有制礼之名，而为此七庙之制也。且谓「文武当祧，而以有功不祧」，自此而下，设又有大功者崛起，必不可祧，将易其制为八庙乎？抑去其四亲之一，而仍为七庙乎？则谓「文武在三昭三穆之中」者，不可通矣。况本文云「三昭三穆」，明是顺下之词，不当有文武在内也。至于「文世室」「武世室」乃明堂位不经之言，不足为据，说详本篇。又谓「藏祧主于二世室」，尤杜撰。所谓「昭穆之位」者，从来有两说：一为张氏璪。郑氏未详何名。何氏洵直。之说；一为陆氏佃之说。今先节录各说于前，其后则申以鄙论焉。张氏曰：「周制王季为昭，文王为穆，武王为昭，成王为穆，则所谓父昭子穆也。然则王季亲尽，其庙既迁，武王自右而上，从王季之位，而不嫌于尊文王，何也？盖昭穆以定位也。武王既为昭矣，则其位在左，自为尊卑而无与于文王之穆也。又四时常祀，各于其庙，不偶坐而相临，此其所以进居王季之位，而不嫌于尊文王也。及乎合食于太祖之庙，则王季、文王更为昭穆，而世次虽远，不可谓无尊卑之序矣。盖礼有三本，而祖者类之本。故孙常从祖而不从父，武王常从王季而为昭，成王常从文王而为穆，所以『庙制』『世次』并行而不相害。今若以王季亲尽毁庙，文王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自下而上居穆位，及合飨之祭（「祭」字，原作「际」，今径改。），而文王复为穆，武王更为昭，则是一身既为昭矣，又有时而为穆；既为穆矣，复有时而为昭，不惟乱昭穆之名，又考之经传无所据矣。且生而居处，没而殡葬，以至祔祭入庙，为尸赐爵，皆孙从祖而不从（「不从父」，原作「不居父」，今径改。）父。所以昭穆常用世次，奚至于庙次独不然乎？」郑氏曰：「王季（「季」字，原作「祭」，今径改。）之时，以大王为穆，至惠王时，历十八君而谓之穆；文王之时，以王季为昭，至惠王时，历十八君而谓之昭。宫之奇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大伯、虞仲者，大王之子；虢仲、虢叔者，王季之子。大王于『庙次』『世次』为穆，故谓（「谓」字，原作「为」，今径改。）其子为昭；王季于『庙次』『世次』为昭，故谓其子为穆。武王时，庙次以文王为穆，得王时，庙次以武王为昭，至襄王之世，亦谓其子曰：『文王之昭，武王之穆。』周大夫富辰既言之矣，曹伯之臣候儒又曰：『曹叔振铎，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穆」字，原误作「论」，今径改。）也。』襄王距文王之时，无虑十有八世，景王之子恭王距襄王又七世而远，定四年，卫大夫（「夫」字，原敓，今径补。）祝驼之言犹曰：『曹，文之昭；晋，武之穆。』由此论之，昭常为昭，穆常为穆，虽百世无易也。」何氏曰：「说者谓『父昭子穆，何常之有』？其意以谓『庙次与世次不同，故昭穆迁徙无常位』。不知庙次（「次」字，原误作「又」，今径改。）与世次一也。说者引鲁语曰：『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知庙次昭穆与世次异。』臣以为不然。工史所书者，帝系世本之属；宗祝所书者，几筵表着之位；自其谱牒则谓之世，据其班秩则谓之昭穆，此离而言之者也。又楚语曰『宗庙之事，昭穆之世』，此合而言之者也。既曰『昭穆之世』，则庙次昭穆果与世次不同乎？」此一说也。陆氏曰：「昭穆者，父子之号；昭以明下为义，穆以恭上为义。方其为父则称昭，方其为子则称穆，岂不胶哉？张璪、何洵直是昭常为昭，穆常为穆；左不可迁于右，右不可迁于左；既为昭矣，有又时而为穆，是乱昭穆之名，此说非也。苟为昭者不复为穆，为穆者不复为昭，则是昔常事父为之者；今虽有子不得为父，苟复为父，则巳为是乱父子之名，可乎？如以王季为昭，文王为穆；武王为昭，成王为穆；得王为昭，昭王为穆。其后穆王入庙，王季亲尽而迁，则王文宜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宜自下而上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得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谓父昭子穆是也。说者或以左传：『大伯、虞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管、蔡、郕、、晋、应、韩，武之穆也。』又以书称『穆考文王』，乃谓『文王世次居穆？霍，文之昭也。，武王世次居昭。王季亲尽而迁（「迁」字，原误作「亲」，今径改。），则武王入王季之庙为昭，文王仍为穆，得王入武王之庙为昭，成王仍为穆，穆王入康王之庙为昭，昭王仍为穆』。即是观之，子复为昭，父更为穆，尊卑失序，乱昭穆，非礼意。窃以为世次与庙制不同，世次无迁法，而庙制亲尽则移。盖周自后稷至文、武十有六世，此世次也。世次自不窋为昭，鞠陶为穆，推迁而下至季当昭次，文王当穆次。故左传以世次推之，则昭生穆，穆生昭，而太伯、虞、晋、应、韩，于周为穆。杜预所谓以世次？仲、管、蔡、郕、霍，于周为昭；虢仲、虢叔、计，是也。王者世次虽历无穷，而庙祀七世礼有迭毁，如王季亲尽而迁，则昭穆移易；有如文王今弗与王季对而对武王，则父道在文王，武王宜居穆庙。岂可不即七庙分定昭穆，而欲仿先儒远攀世次，令文王庙常为穆，武王庙常为昭乎？至于酒诰所谓『穆考文王』，则如诗之『昭考』『烈考』云尔。且孙从王父之说，本施于祔。故礼曰「从祖●食」。●庙与迁庙异，迁则不得谓之从也。祭统曰：「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故有事于大庙，则昭穆咸在而不失其伦。」若昭常为昭，穆常为穆，则子或压父，尊卑失序，岂所谓「不失其伦也」？此一说也。今以愚按之，二说皆未然也。若从张、郑、何三氏之说，则谓「昭常从昭，穆常从穆」，如祖绀、王季、武王三昭，得王入则祧祖绀，升王季、武王，而康王居武王之庙穆不动；大王、文王、成王三穆，昭王入则祧大王，升文王、成王，而昭王居成王之庙昭不动。所谓「子复为昭，父更为穆，尊卑失序，诚有然已」，此固必不可通。若从陆氏之说，从来祖考相承，庙次应同世次，不当庙次自庙次，世次自世次。又如左传所称大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等语，果以昭穆一定不移，庙次与世次无别者，不然所谓文之昭者（「文之昭者」，原作「之文昭者」，今径改。），以文为穆而昭其子也；今文有时而为昭。武之穆者，以武为昭而穆其子也；今武有时而为穆。然则历久而犹称文之昭，武之穆者，何耶？而谓「庙次」与「世次」果不同耶？借曰：「庙次与世次不同也。」称「世次」者，何为必以昭穆言？即此亦可了然矣，则其说仍有难通也。然则昭穆之位果何？若曰：「庙次依世次（「次」字，原敓，今径补。）而定，世次依庙次而称。」「庙次」「世次」自当合一，必无有二之理，其谓不同者，妄也。盖三昭三穆之制，定于周公，行于成王，当时祖绀为昭，大王为穆，王季为昭，文王为穆，武王为昭，迨成王崩而为穆，其时适当六庙整齐，制度已毕，不复更益，故后之称「世次」者，一准乎成王时。周公初定昭穆之称，与夫得王时方六庙整齐，所以有昭穆之称耳。其后得王崩，始入成王之庙，祧祖维，而昭穆一变矣。以文、武言之，文王居穆者，居昭；武王居昭者，居穆。至祧大王时而昭又不变穆，文王仍居穆，武王仍居昭。凡三易而迁六庙已尽于是所藏祧主之庙若文武自别立庙。与合食太祖之如祖绀、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六世，一依得王时之庙次，而世次自同。则所谓「庙次之昭穆者」，此也；所谓「世次之昭穆者」，亦此也。故后世昭穆之称，既本于成得时之昭穆，又本于「合食大庙，永永不变之昭穆」而云。而其六庙递迁之，或变，或不变者，不与焉，以其为暂而非常法也。故曰：「庙次与世次合一也。」若国语云：「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纪世者，本史职；纪昭穆者，本祝职，此一事而两用者。又云：「宗庙之事，昭穆之世。」此则单以庙中而言，前儒各见一隅不能通达。主「昭常为昭，穆常为穆」者，油昭穆之名，而紊父子之序，岂可为训？主「昭复为穆，穆复为昭」者，固得之矣，举以左传诸说则不能达；而始以「庙次」「世次」不同为解，亦混而失理也。又曰：「祭法云『适士二庙』，而此云『士一庙』，取左传『降杀以两』为说，故不云『二庙』，而亦但云『士』也。」此疑附会郑氏曰「谓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师者上士二庙」，是则然矣。然举上可知中下，未有举中下以知上者也。郝仲与曰：「大夫祭不得越祢祖，士庶人则并王父母不得祭。」岂人情乎？此说非也。大夫以下庙制虽递减，而祧者仍祭，非不祭也。或奉祀于适寝群主合享，与后世祠堂之制相似。祭法「墠鬼」说虽为不经（「经」字，原误作「轻」，今径改。），然亦云「官师一庙，......王考无庙而祭之」可见矣。但郑氏于「官师一庙」注云「祖祢同庙」，则又谬。庙无二主，自天子至士庶皆然。所以定其庙制之数，若数主可合一庙，则又如后世祠堂之制，虽千百主一庙足矣，何必为之定其庙数哉？(卷二一，页一七-二五)
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
按：四时祭名，诸经传于「秋」「冬」皆无异，惟「春」「夏」则不同。王制「春曰礿，夏曰禘」，祭统同此，一说也。郊特牲及祭义皆云「春禘」，此一说也。天保诗云「禴祠烝尝」，桓八年公羊传云「春曰祠，夏曰礿」，周礼同，皆无「禘」名，此一说也。礼言不同盖如此，然人亦未有异说也。自周礼为「春祠，夏礿」之说，而异说乃起矣。如郑氏以王制为夏、殷祭名；以郊特牲「春禘」「禘」字为误，当为「礿」；又以祭义「春禘」为夏、殷礼。陈用之以郊特牲、祭义为夏礼。马彦醇以王制为虞、夏礼。虙氏以王制、祭统为殷礼，郊特牲、祭义夏礼。陆农师谓：「春可以谓之礿，亦可以谓之禘；夏可以谓之禘，亦可以谓之礿。」吴幼清谓：「春、夏祭名皆记者之误，礿当为祠，禘当为禴。」凡此诸说，或以礼记诸篇所言为前代礼；或以为误；或改其字以从周礼，则皆溺于周礼之故也。
愚按：「礿」「禘」「尝」「烝」当是周礼，其周礼「祠」「礿」「尝」「烝」乃殷礼也，何也？「禴」「祠」「烝」「尝」之诗在于文武初，其时或尚未行「禘礼」，故举前代之礼为言耳。若「禘」则始于周，祭法谓「虞、夏、殷皆用之」，未然。后儒因诗与周礼无「禘」，遂谓「禘」非时祭，亦未然。
诸侯不当用禘，此以天子诸侯连言，非是。说俱详于「天子犆禘」节。(卷二二，页二-三)
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五祀」之名由来已久。月令谓：「户、？、中溜、门、行。」又曲礼「天子、诸侯、大夫，皆祭五祀」，此云「大夫祭五祀」，即曲礼之「五祀」。盖云「天子祭天地」，自得「兼祭社稷、五祀」可知云；「诸侯祭社稷」，自得「兼祭五祀」可知，而其名亦即月令之名也。自祭法增「司命」「泰厉」为七祀，属之天子；又有「三祀」「二祀」「一祀」，其说皆不经。郑氏独信为周礼，而以曲礼所言为殷礼，又欲以此之所言为周礼，故谓此「五祀」为「司命、中溜、门、行、厉」，以合于祭法「诸侯之五祀」。又谓：「此祭谓大夫有地者，其无地祭三祀。」是其以祭法「诸侯之五祀」，强合于此处「大夫」；以祭法「大夫之三祀」，撰出一「无地之大夫」而属之，其诪张惑乱可胜道哉！又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此取僖公元年（所引见僖公三十一年，作「元年」者，误。）公羊传曰：「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卷二二，页四-五)
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
「因国」本左传「晏子曰：爽鸠氏始居此地，而后季萴因之」之「因」。(卷二二，页八)
天子犆礿，祫禘，袷尝，祫烝。诸侯礿则不禘，禘则不尝，尝则不烝，烝则不礿。诸侯礿犆；禘，一犆一袷（「袷」字，原作「礿」，今径改。）；尝祫，烝袷。
王者之祭曰「禘」。「禘」，帝也；祭帝之称。丧服小记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传同。按：周之始祖所自出本帝也，故曰「禘」。尔雅云：「禘，大祭也。」若「祫」之名，惟见于曾子问「祫祭于祖」「七庙五庙无虚主，虚主惟祫祭」及王制其文言「天子诸侯三时之祫」而已。又文二年经云：「大事于太庙。」杜预以「大事」为「禘」，是也。惟公羊传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毁庙之主，陈于太庙，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然小记之称「禘」，谓「以其祖配之」者，即是合「毁庙」「未毁庙」之主而配之也。故韩诗外传云「禘取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也。则公羊之云亦即是「禘」。第其时鲁未必「禘其祖之所出」，故公羊特变文以起例尔。是知「袷」即「禘」之别名也。贾逵、刘歆谓「一祭而二名」。孔氏曰：「左传无『祫』文，『祫』即『禘』也；取其叙昭穆谓之『禘』，取其合群祖谓之『祫』。」诸说皆是。但王者得以祭帝，故谓之「禘」。诸侯不得行「禘」，则以「袷」属诸侯为宜。然曾子问以「袷」兼天子言者，因虚主为说，故以「七庙」「五庙」连言，不得油也。总之天子大祭惟此「禘」，春秋诸侯如鲁与晋所行者亦此「禘」。惟文二年经有「大事」之文，公羊因而别名为「祫」，且云「五年而再殷祭」，则俨若「禘」与「祫」为二者，于是后之言「禘」与「祫」者，始皆以为二矣。
自有公羊传文而以「禘」与「祫」为二者。纬书云：「三年一袷，五年一禘。」其云「三年」者，即本公羊以文二年「大事为祫」之说也。其云「五年」者，即本公羊五年「而再殷祭」之说也。于是韦玄成议礼谓「一禘一祫」矣。赵伯循谓「以其祖配之」，仅是始祖？之又？，张纯陈奏直据纬书，以及郑氏作注，且，不合群祖，此言「禘自禘也」。如是则使子孙不得见祖宗之源远，祖宗不得见子孙之流长，于祖宗之精神隔绝不通，殊非所宜。而庙堂之上，寥寥两主，群昭群穆咸不在，又何以称大祭乎？后儒信公羊之说，谓之「大祫」，此言「祫自祫也」。于是有以为「禘」大于「祫」者，此马融、王肃、孔晁据逸礼而云也。有以为「祫」大于「禘」者，此郑氏据公羊而云也。有以「禘」为「三年丧毕之祭」者，此杜预据春秋而云也。「禘」「祫」本三年丧毕之所有事，何也？以丧三年不祭也。春秋闵二年：「吉禘于庄公。」左传云：「速也。」公羊云：「吉者，未可吉者也。」谷梁云：「丧事未毕而举吉祭，故非之也。」是吉禘者，本非所宜行。左襄十五年，「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亦同此义。诸儒不达，遂以「禘」为「三年丧毕之祭」，此误解春秋「吉禘」二字也。于是有「以吉禘列干大禘之外，别为一禘」者；又有谓「新君即位，新主入庙审谛昭穆，为此一禘不再禘」者，皆瞽说也。禘应于太庙，而云「庄公」者，此春秋沿袭之失。有以「祫」为「三年丧毕之祭」者，此郑氏据公羊而云也。若士虞礼云「哀荐祫事」，此言「三虞」之礼，分「祫事」「虞事」「成事」以为辞耳，不足之为据。即曰：「丧毕而祫，岂葬毕而祫耶？凡此诸说皆非也。
即王制所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尝，祫烝」，亦本公羊而云也。公羊以「大事」为「大祫」，故王制特举「祫」义为言，而以「祫」配入「禘」「尝」「烝」三祭之中，不知可曰「祫尝」「祫烝」，而不可曰「祫禘」，何也？「尝」「蒸」惟合群庙，「禘」为大祭，不止于合群庙，且「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则「禘」自该「祫」，何必又云「祫禘」乎？若夫「礿」「禘」「尝」「烝」自为天子每岁四时之祭。夏者，大也；百物壮盛，致享得豊，故于此时行「禘」而以为大祭。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今四月也。杂记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今五月也。祭统亦云「夏禘」，则「禘」在夏可知。「禘」既在夏，则每岁行之，又可知所谓「大祭」者，此也；所谓「时祭」者，亦此也。自王制特举「祫」义为言，而以「祫」配入「禘」，于是后之言「祫」者又以为二，言「禘」者又以为二矣。
自有王制此文而以「祫」为二者，杨氏复。曰：「祫祭有二：曾子问云：『祫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尝、祫烝。』此时祫也。公羊传：『公毁庙之主，陈于太庙，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大祫也。」陈用之曰：「有三年之祫，有时祭之祫。时祭之祫，小祫也；三年之祫，大祫也。」不知「祫」无有二。「祫」者，合也；合「毁庙」「未毁庙」之主而名也。时祭既合之矣，三年而又合之何为乎？三年之合有加于此时祭之合乎？曰「无加也」，无加何以分大小也？凡此诸说皆非也。陈又曰：「小祫止于未毁庙之主，大祫则及于毁庙之主。礼记曰：『周旅酬六口。』又曰：『祫于太庙，祝迎四庙之主。』夫天子旅酬止于六尸，诸侯迎主止于四庙，非小祫而何？」按：「旅酬六尸」，此礼器文。孔氏曰「大祫多主而惟六尸者，先儒与王肃并云：『毁庙无尸，但有主也。』」又陆农师曰：「周九庙而旅酬六尸，盖言成、得之世，文、武亲未尽犹在七庙之数，此时祭何必大祫？」此说是。又按：「祫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此曾子问文。迎主止四庙者，其毁庙之主，藏于太庙故也。以「禘」为二者，郑氏据周礼「春祠、夏礿」，则「禘」别为「殷祭」，此以「禘」为「大祭」也。以王制「春礿、夏禘」为「殷礼」，此以「禘」为「时祭」也。陈用之曰：「殷礼春礿、夏禘，而五年之禘为大禘。诗颂长发『大禘』，是也。周礼春祠、夏礿，而五年之禘不称大禘。诗颂雝『禘太祖』，是也。」此即祖郑说，其引诗序为证，又误。诗序以长发为「大禘」以雝为「禘太祖」，前儒多辨其非。杨氏曰：「长发诗但述玄王以下不及所自出。」何玄子曰：「周人禘喾，以后稷配之。」今雝诗无及于喾稷者，且篇末又以文母为言，于禘何与？马端临曰：「大传所谓『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禘也。祭义所谓『春禘秋尝』，王制所谓『天子祫禘』，时禘也。」不知「禘」无有二。王制所言之「禘」，即「大禘」也。大传所言之「禘」，即「时禘」也。中庸「禘尝」之义，乃撮取四时中二祭为言。所以取对「郊社」。曾子问亦云：「尝禘郊社。」祭统亦云：「莫重于禘尝。」僖三十三年左传云：「烝、尝、禘于庙。」则「禘」即在「时祭」之中，而非别有「大禘」明矣。夫「禘」必以「时举」，若谓「时举」者便非「大禘」，则「大禘」必将不以「时举」而后可乎？凡此诸说皆非也。王制此一节可疑者五：「禘」不当加以「祫」名，一也。「诸侯不当有禘」，此云者祗缘见春秋诸侯用「禘」故耳。二也。又「礿则不禘」四句，谓「诸侯岁阙一时之祭」，亦有难通。下云「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庶人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云云，夫士无田与庶人亦皆得荐，岂诸侯反不得四时祭乎？郑无以通之，则谓：「虞夏诸侯岁朝，废一时祭。」此不惟虞书「群后四朝」之文，非如此解，若道远之国有须经数时者，又不止之废一时矣，则将如何？此岂可通！又因此文通谓「诸侯岁阙一祭为不禘」，不知曰「禘则不尝」。又曰「禘，一犆一祫，则禘自可知」，何得云然乎？三也。「禘一犆一祫」，「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岂有「犆」者？亦缘见春秋：「吉禘于庄公」。左传云「禘于武公（「公」字，原误作「宫」，今径改。）、僖公、襄公」，故云耳。不知鲁之用「禘」以得祀文王之故，不过用天子之礼乐，亦如歌雍舞俏之类已耳。而「禘」之义则已失之，故有「不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但合毁庙未毁庙之主于太庙」者，又有「不于太庙，而于群庙」者，皆不足为据。四也。天子曰「犆礿，祫禘，祫尝，祫烝」，诸侯曰「礿犆，禘祫，尝祫，烝祫」，其文与天子倒，不知何意？郑氏谓：「天子先祫而后时祭，诸侯先时祭而后祫。」若然，既有「礿」「禘」「尝」「烝」四时之祭，又有「大祫」在此三时祭之先后，不惟误分「祫」与「时祭」，且祭不欲数，安有一岁之中如是之数者？必不可通。陈用之以其不可通又谓：「天子言『犆礿』，诸侯言『礿犆』；天子言『祫禘』『祫尝』『祫烝』，诸侯言『尝祫』『烝祫』，此特变文而巳，非有异也。」若然，直是稚子之以文为戏耳，岂煌煌谈典制之文而如此乎？五也。
郑氏曰：「天子诸侯之丧毕，合先君之主于祖庙而祭之，谓之祫。后因以为常。鲁礼：三年丧毕，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庙。自尔之后，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按：文二年公羊传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何休云：「又从僖八年数之知为大祫。」传又云：「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三年祫，五年禘。」又礼纬亦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按：郑皆本公羊何休传注及礼纬为说，前巳胪列其非矣，然亦不胜辨，惟一说可以直破其妄，故附于后。据公羊之意，谓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从此以后，「三年一祫」数，则十一年祫，十四年祫，十七年祫，二十年祫，二十三年祫，二十六年祫，二十九年祫，三十二年祫，文二年祫也。「五年一禘」数，则从僖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三年禘，文五年禘。则文二年正当「祫」，故知经「大事为祫」矣。不知从僖八年数之，则十一年祫，十三年禘，随次而下至僖二十三年，当并为「禘祫」，何得云「五年而再殷祭」也？公羊之说既非，而郑之非，可不攻而自破矣。(卷二二，页九-一五)
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庶人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韭以卵，麦以鱼，黍以豚，稻以鴈。
孟子曰：「惟士无田，则亦不祭。」此多「大夫」或俱以失位言则可耳。黄叔阳谓「大夫士无功德而未赐圭田者」。然则大夫竟不得祭乎？此谬解也。
前云「庶人祭于寝」，此云「大夫士无田则荐」，则大夫士且有不得祭者，况庶人乎？要之祭为总名。王制摭拾礼文，故语多不一，不得油也。
凡庶人之荐，盖以韭长适当卵育，稻豋适当鴈来，取时物之相配，其它意亦相似。方性夫以阴阳相配，甚凿。以麦黍属南方之谷，为阳；稻属西方之谷，为阴。夫麦黍正属西方之谷，稻正属南方之谷。若以成熟之时，则秋荐黍，黍亦属西也。(卷二二，页一八)
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寝不踰庙。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大夫祭器不假」，此说是。礼运以「大夫祭器不假，为非礼」，非也。皇氏以「有地」「无地」大夫别之，未确。按：曲礼「无田禄者不设祭器」，前云「大夫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则无田禄者始无祭器，安得竟谓大夫不当有祭器乎？曲礼又云「士寓祭器于士」，则士亦得有祭器矣。又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与曲礼「祭器为先，养器为后」义同。(卷二二，页二○)
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夫圭田无征，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请。
此章皆取孟子之文而以言周制也。「古者」云者，乃秦汉时人称周之辞。「公田，藉而不税」，即孟子「助者，藉也」之义。郑氏因孟子「殷人七十而助」，便为殷制。不知孟子不又曰「虽周亦助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即孟子「市，廛而不征。关，讥而不征」，及述文王洽岐之政曰「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是也。郑氏谓「周礼国凶札则无门关之征」，其意亦欲以此市关不税、不征为殷制。果尔，殷家何宽，周家何酷耶！且此为文王之政，焉有文王定其制，而周公敢改之乎？「夫圭田无征」，「夫」字或为「余夫」，脱「余」字。「余夫」与「圭田」，即孟子「卿以下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而云，「无征」足补孟子所未备。郑又谓「此即周礼载师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税什一」，其意亦欲以此「无征」为殷制，不知孟子告滕文公为国，皆述周家分田制禄之法，至以殷制而引大田之诗，曰「虽周亦助」，则其前后皆言周制自可知，岂有「圭田」「余夫」独为殷制乎？夫周之卿以下，圭田皆无征，而郑必谓「士田有征」，何也？孔氏曰：「殷政宽厚重贤人，周则税之。」嗟乎！周家以忠厚立国，故开基八百年，为前古后今之所无，奈何诬之至此乎？此固郑执礼解礼之谬，而实周礼之诬周以启之也。
孔氏以「用民力，岁不过三日」，强合周礼均人「丰年，公旬用三日；中年，公旬用二日；无年，公旬用一日」之说，又以此为周制。何王制所言，倏殷倏周若此乎？周礼「公旬」「旬」字本是「十日之旬」。郑注周礼欲牵合王制以「旬」作「均」，亦无周礼上「均人」如是，而下「均」字又作「旬」字者，大抵郑孔解礼记本意，未尝不欲以为周制，凡周礼之不合而可以强合者，亦必强合之；其必不可强合者，乃始以为殷制而已。又曰「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呜呼！此先王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也。周礼重征繁役，悉乱世之政，后儒反执之以解礼，其贻害后世有不可胜言者，可胜叹哉！(卷二二，页二一-二二)
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壮者之食。
周之官制，周礼既伪，而尚书周官又伪，皆不足据。赖有王制略叙「冢宰」「司徒」「司马」「司空」诸职，尚足见当时官制什之二三焉。后人反因周礼、周官而疑王制，非所谓颠倒见乎？或曰：「前于祫禘之说多不谓然，兹独官制而信之，何耶？」曰：「祫禘之说盖本春秋时沿者而言，故多疑互，若夫官制即春秋、战国尚多与周初未甚变更，汉初去古未远，博士必有考据，而以较夫王莽时之周礼，东晋出之周官，相越万万矣。向来习闻习见之耳目，得此为之顿易，则此篇之传好古尚论者其亦曷可少哉！各职俱详论其下。」按：「司空」之名见于虞书。尧时以平水土为亟，故首命禹宅百揆而兼其职。周制多本于虞，是以王制亦首叙「司空」焉。自周礼以「司空」为掌邦事，而以度地居民之政属之「司徒」。盖其意欲以「司徒」配「地官」故耳。然于「司空」更无可言，则不得不阙之，诪张为幻紊乱巳极。致后人又以考工（「工」字，原作「功」，今径改。）记续补，不知考工记本六工之书，与「司空」了无干涉，后世之人竟不知「司空」专职为何事矣，得此尚见「司空」之真面目也。此谓「平水土，安居民」为「司空」之职，首言取丈尺之度，度地方为城邑井疆以居民也。因地之山川沮泽，因天之四时，于是量地远近，制为城邑井疆，使民兴事任力，而其所使民者，又宽其劳，厚其糈有如此。(卷二二，页二四-二五)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上言「度地居民」，谓「定其城邑井疆」；此言「凡居民材」，谓「定其民居宫室」。观下总叙「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可见「凡居民材」即上「凡官民材」，「材」字不必油解。言凡所以居民材者，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如寒者墐塞之，暖者疏通之，燥者处之以低，湿者处之以高，又因川谷之势而为之，凡此皆异制也。而民生其间亦异俗，因而性情、五味、器械、衣服皆异齐、异和、异制、异宜矣。但在修其教，不必易其俗，齐其政，不必易其宜耳。郑氏谓「居民材」为「使其材艺堪地气」，非也。人生于寒地，自能堪寒；生于暖地，自能堪暖，岂必待上之人择其材艺堪地之气寒暖者，而使之居寒居暖乎？陈可大因郑释「材」为「材艺」有所难通，又谓「居为储积。材为日用所须之物。如毡裘可以备冬，絺络可以备暑，车以行陆，舟以行水」。若是，又与下「衣服、器械」复，亦非也。(卷二二，页二八)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土」字，原作「士」，依今本改。），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
按：虞书命禹作司空，继以命弃播百谷，又继以命契作司徒。此言「地、邑、民、居相参。斯无旷土、游民，然后兴学」，故下接「司徒」之事。盖仿虞书为言，尚存古意，不若周礼之颠倒黩乱也。已上言「司空」之职。(卷二二，页三二)
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
虞书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王制本此为言，易「五」数为「七」。按：「司徒」本主「教」，周礼以「司徒」为「地官」，故全杂入「司空」之事，甚谬。又按：「司徒」主「教」，「教」者，教以人伦也；人伦即礼也。故此先言「礼」，后言「教」，若大宗则掌其仪文，大史则掌其典册耳。故周礼谓「宗伯掌邦礼」者，亦谬也。(卷二三，页二)
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上齿，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不变，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如初礼。不变，移之郊，如初礼。不变，移之遂，如初礼。不变，屏之远方，终身不齿。
注疏执周礼解此者有二谬：「乡」，乡之有司也。注疏以「乡」为「乡大夫」，又以「遂」为「遂大夫」，皆合周礼，于「郊」则无可言，曰「此亦乡大夫临之」，一谬也。「习射上功，习乡上齿」，即「乡射」「乡饮酒礼」。谓自元日始皆于乡之庠习之也。注疏：「周礼州长『射于州序，在州学』；党正『酒以正齿位，在党学』。谓初时耆老聚会于庠学，党择元日州学习射，「党学」「习乡」各在一处，不得同日。」若是，则有「庠学」「州学」「党学」三学矣。支蔓殊甚，更不知「州」何以必习射？「党」何以必习乡耳？二谬也。
此文凡四不变，三初如礼。盖「元日」是一年，「三不变」「三如初礼」是二年至四年，「不变乃屏之远方」是五年，然不寔下年数，亦大？言之耳。郑氏又执学记「九年大成」以解此文，于「每年」之下加以「中年」；「中年」者，间一年也。于「不变，屏之远方」下已足「九年」之数，又不复云「中年」；孔氏为之说曰：「九日限极，不须云『中年』也。」郑孔执礼解礼，率合无理如此。果尔，亦当以王制所言为「七年，小不成；九年，大不成」矣，岂非笑资乎？
又云王制或言「司徒」或言「大司徒」，一也。「司空」「司马」「司寇」等官同其云「大」者，必以后以诸侯有此等官，故加天子以「大」字别之耳。周礼之分大小皆非古制。方性夫曰：「此言大司徒，则知上所言司徒者，兼小司徒也。盖欲俊士执事以激群众，非大司徒躬率之不可。然则上文修六礼七教诸事，又可不必大司徒躬率。」即如此解经，触着成碍矣。王制「乐正」分「大」「小」，其「司徒」则有「大」无「小」，足证「司徒」等官「大」字者非「小」矣。(卷二三，页五-六)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学」，国学也。「升之学，曰俊士」，郑氏曰：「可使习礼者。」夫既升于学，其人岂仅能习礼而已乎？此附会书传「适子二十入大学」之文，不可从。
「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升于学者，本是俊士，但自此「不征于司徒」，而为乐正所造之士，故又曰：「造士，其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二句，只是带说连类以明之之义，与「曰造士」意不贯。已上言「司徒」之职。(卷二三，页八-九)
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以告于王。主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
此本虞书「命夔典乐（「乐」字，原作「学」，今径改。），教冑子」为言。说者谓「即宗伯之大司乐」，固不足据；又有据王制谓「大司乐不当属宗伯，当属司徒」，亦非也。典乐在虞为九官之一，故知亦不属于司徒也。上言「贱者必四不变，然后屏之」；今贵者二不变，而即屏之，岂贵者反严于贱者哉？不然也。王制掇拾群书，其言故多不合，后儒犹欲执礼解礼，不亦惑乎？或谓「乡遂为三年大比之时，国子为九年大成之后」，亦臆意。(卷二三，页一三-一四)
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
若以大乐正为即周礼宗伯之大司乐，则大司乐为中大夫，岂以司徒贵卿不得告于王，而反籍此中大夫乎？非可知矣。盖大乐正即虞廷典乐之官，所以教冑子者，国学人材是其专这，故得告于王，而司徒不复与与耳。已言「乐正」之职。(卷二三，页一四-一五)
大夫废其事，终身不仕，死以士礼葬之。
司徒教养之，司马爵禄之，二者相参焉。周礼司马有司士一条，正袭其意，后人遂得借口以释此文耳。(卷二三，页一七)
有发，则命大司徒教上以车甲。
此又言司徒与司相参之事也。但司马虽任进退爵禄，然军政乃其本职，王制所言正似略，岂示治世右文而左武之意与？已上言「司马」之职。(卷二三，页一八)
凡执技论力，适四方，臝股肱，决射御。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工」字，原误作「上」，今径改。）。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仕于家者，出乡不与士齿。
此言技人之事，不知何属？(卷二三，页二○)
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三刺，有旨无简不听。附从轻，赦从重。
按：「刺」字从刀，以刀却牍书名于简曰「刺」。「三刺」者，覆按狱辞凡三以求其情，其或但有旨意而无核实者不听也。「刺」之为「杀」，又别一义。自周礼大司寇袭此「三刺」为说，曰「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日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而郑氏引之为证。今按王制「三刺」，使果如其「讯群臣」诸说，宁有不自疏明之理？且「刺」与「讯」又绝不同，周礼以「刺」为「讯」甚属乖异，然终以「刺」字无着落，则曰「听民之所刺宥」。既以「刺」为「讯」，又以「刺」为「杀」，何周章至此耶？说者曰：「刺而谓之讯者，讯之然后刺故也。」夫所谓「讯」者，必虚其中而听之，凡「刺」与「宥」皆先无所主方可，岂可先以「刺」为主乎？且其于司刺职则直云「壹刺曰讯群臣」矣，则又岂物讯之然后刺乎？缪乱如此，而郑注王制必以周礼实之，千载人群相信，从无有疑而辨者，良可叹也！
「无简不听」，本吕刑语。「附从轻，赦从重」，亦本尚书「与其杀不酣，宁失不轻」及「省灾肆赦」之义。(卷二三，页二一-二二)
凡制五刑，必即天论，邮罚丽于事。
「即天论」，即皋陶谟「天讨有罪」及吕刑「非尔惟作天牧」之意。「丽于事」，即吕刑「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之意。
郑氏曰「即或为则，论或为伦」，亦近是。但于下「父子君臣」义复。郝仲舆以「天」字句绝，亦非。(卷二三，页二三)
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意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疑狱，●与众共之；众疑，赦之」为一义，「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为一义；「比」，犹例也；所以比例成狱，与上义不蒙，然郄联下节。此曰「以成之」，下曰「成狱辞」，是也。自孔氏误解，以为「此言虽疑而赦之，不可直尔而赦，当必察旧法轻重之例以成于事」。夫既已赦之矣，又云「不可直尔而赦，当必察按」云云，以误解书之故而立意残酷，使人遵其言而用之，其不造福于斯民甚矣。诸家多仍其误，惟陈可大曰：「比，犹例也；小者有小罪之比，大者有大罪之比，察而成之无往非公也。」其说与上不蒙，得之。(卷二三，页二四)
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
郑氏以执周礼谓「正」为「乡师之属」，「棘木」为「左右九棘之位」，以「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解此三「又」，皆非也。「正」何以知是「乡师之属」？周礼「左右九棘」附会此「棘木」之下为说也。「又」当作「宥」，是已。「三宥」即如文王世子所言「三宥」之意，不必定以三事寔之，且其以为「不识」「过失」「遗忘」，尤有可议。王制所言是「听讼，察小大之比。成狱辞，以来史以成告于正，正以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以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三公又告于王」，如此详慎，岂尚有「不识」「过失」「遗忘」之浅显易见者而不知「宥」，直待王始「宥」之乎？周礼之诬说不可用明矣。使「三刺」「三宥」果皆如周礼所言，王制何以隐而不以示人？即不明于此，亦当明于后。如「六礼」「七教」之类，乃必待周礼一一详释之，则又是礼记为经，周礼为传耶，可笑也。
究之「三宥」之说亦有可商。先王行法以诚实为主，疑狱合宜详慎再三；至于果有确当其罪无可疑者，亦岂必如是乎？是徒为虚文，而启人主市恩于已，委过于下之心矣。(卷二二，页二六-二七)
凡作刑罚，轻无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居子尽心焉。
「轻无赦」即无轻赦，乃倒装字法；谓轻易为赦，则民多犯法，故不可也。若云「虽轻不赦」，其言则峻刻矣。(卷二三，页二八)
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麤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中杀，不粥于市。关执禁以讥，禁异服，识？，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异言。
「命服，不粥于市」，则他服可粥矣。云「不中杀，不粥于市」，则「时熟」「中杀」者，可粥矣。又？五谷不时，果食未熟，鸟兽鱼云「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不可晓。孔氏以为与珠玉连文，据华美者言，此为饰说耳。已上言「司市」之职。(卷二三，页三一)
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郑氏以「国」为「国中小学」，「学」为「大学」者，因下文「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遂附会上文「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而因以此「国」为「国中小学」，「学」为「大学」也。不知「右学」「左学」绝不合「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之文，而「小学」「大学」又绝不合「养于国，养于学」之文，皆牵合无谓。且此文明分「国」与「学」为言，岂得谓「国」亦为「学」乎？按：「养于乡」「养于国」犹「杖于乡」「杖于国」之义，「养于学」即下文「养于庠、序、学、胶」诸义耳。(卷二四，页四)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不暖矣。
此与孟子「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之文不同。「非人不暖」之人，当这之人子与。(卷二四，页六)
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
「九十，天子有问」，方性夫曰：「前言巡守之礼曰：『问百年者，就见之』，而此言『九十者』，何也？彼之所言则一国之老，又不必有爵者，故其礼为杀；此之所言则天下之老，惟有爵者而已，故其礼为备。」按：此说亦未悉。此所问者，问其道德及政事；彼所问者，但问其年耳，非仅谓「有爵」与「无爵」也。(卷二四，页七)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告存」，谓每月遣人告问而抚存。孔氏谓「告问存否」，非也。(卷二四，页七)
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七十不与宾客之事，八十齐丧之事弗及也。
「五十不从力政」，其义是周礼乡大夫「国中以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苛政，不可用也。又祭义云「五十不为甸徒」，则未六十即不与服戎矣。其说不同。陆农师曰：「祭义『五十不为甸徒』，即此所谓『不与力政』，虽不为『徒』，犹以为『士』，是未免服戎之事也。」此曲说。(卷二四，页八)
五十而爵，六十不亲学，七十致政。唯衰麻为丧。
「五十而爵」与曲礼「艾，服官政」同，或以为「士」，或以为「大夫」也。郑氏必谓「命大夫」者，以王制为殷法，殷则士无爵故也，不可从。「不亲学」，或谓「不能备弟子之礼」；或谓「以前未学，至六十始亲学，晚矣，故不亲学」。二说未知孰是。(卷二四，页九)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
郑氏曰：「皆学名也。异者，四代相变耳，或上西，或上东。」按：郑注惟此数语是，其余之说，皆附会前「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之文也。其注「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则曰「殷之制」，又附会此处「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之文也。何以见之？其云「上庠、右学，大学也，在西郊」，此本「大学在郊」为说也；其云「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此本「小学在公宫南之左」为说也。盖以云：「虞、殷同制也。」其云「东序、东胶，亦大学，在国中王宫之东」，此又反「大学在郊」为说也。其云「西序、虞庠，亦小学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学于西郊」，此又反「小学在公宫南之左」为说也。盖以为夏、周与虞、殷异制也。后世鄙儒见郑此等之说，以为得、成去古未远，其言典制必有所据，而遵信之，即有心疑其非者，然亦不得究其说之所从来，则亦姑置之。今为摘抉其根柢，以见郑之执礼解礼，其武断欺世如此。郑又谓「或贵在郊」，据本文惟谓「虞庠在国之西郊」，初未尝以为贵，则其妄亦可见矣。又谓「周之小学为有虞氏之庠制」，其云「周之小学」固非，其云「有虞氏之庠制」亦非也。岂有大学为东胶，而反以小学法有虞氏之庠制乎？此必谓周养庶老之地，适在昔日虞庠之地，其虞庠之地在国之西郊耳。
此外别有解者，又有二家陆农师曰：「三老五更者，天子之大老也，故于大学养之。记曰『养三老五更于大学』，是也。国老、庶老则养于小学而巳。」按：王制无「养三老五更于大学」之文，何以知其皆为小学？此臆解也。郝仲舆曰：「上庠，国学；下庠，乡学。夏以东序为国学，西序为乡学，上左也。殷以右为国学，左为乡学，上右也。周建东胶于国东，为国学；建庠于西郊，为乡学，亦尚左也。」此说虽近是，然亦无征，未敢以为必然耳。(卷二四，页一○-一一)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人冔而祭，缟衣而养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
郑氏曰：「夏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缟衣裳；周则兼用之，玄衣、素裳。」郑欲强合上「修而兼用之」之文，故为此说。但据朝服或是素裳，而玄端则玄裳、黄裳、杂裳，爵弁亦纁裳，周人何尝皆用素服乎？谓「夏黑裳，殷缟裳」，尤武断。
按：记文但言「衣」，不必增以「裳」，然以「玄衣」论之，是「纁裳」。何也？记文云「冕而祭，玄衣而养老」，则此为冕服，衣以象天，故用玄服以象地，故用纁。玉藻云：「衣正色，裳间色。」纁，赤黄色，间色也。郑注周礼司服亦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正此之证。彼以不合「素裳」之说，故隐其「冕服」，而用「朝服」为说耳。(卷二四，页一六)
凡三王养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将徙于诸侯，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家，期不从政。
引尔雅「陈也」谓「陈其年数」，如八十、九十分别而存恤之也。
按：以上言「养老之政」可谓详悉矣。然犹是枝叶耳。孟子曰「西伯善养老，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此养老之根本也。(卷二四，页一七)
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
此取孟子述「文王治岐之政」语。「天民」，犹天下之民。(卷二四，页一九)
瘖、聋、跛、？、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此取国语：「八疾」为说。荀子「五疾」亦同。(卷二四，页一九)
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踰。轻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徒行」出论语，遂生出「徒食」，妙。(卷二四，页二○)
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方十里者，为方一里者百，为田九万亩。方百里者，为方十里者百，为田九十亿亩。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为田九万亿亩。
「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取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之文。已下以开方之法推之，十里为百里，是十倍也。「九万亿亩」，当是九千亿亩，旧说是。(卷二四，页二一)
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
「东不尽东海」「西不尽流沙」，取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为说，又变「朔南暨」之文，以为「南不尽衡山」「北不尽恒山」也。其云「不尽」者，亦较禹贡为说，彼言「声教之所讫」，此言「疆理之所讫」也。(卷二四，页二六)
方百里者，为田九十亿亩：山林、陵麓、州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其余六十亿亩。
按：孟子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而前亦云「凡四海之内九州岛岛，州方千里」。此云「方三千里」自属误文。孔氏以「三三而九」曲解之，固是不得巳之见。陈可大又以为「方百里」为「田九十亿亩，则方三千里，当云『八万一千亿亩』，如疏义亦沿误释之也。」此说？「三千里」之误，反以疏义为误，益足以欺后学。徐伯鲁又谓：「若九千里则下文亩数合，若三千里则不合，必有一误。」此又持两端之见，无取也。郝仲舆曰：「此明前文『千里内曰甸，外曰采曰流』。州制九州岛岛之地，自禹贡（「禹贡」，原误作「贡禹」，今径改。）『五服』称『五千里』，周礼『九服』称『六千里』，秦、汉以后开拓至万里。今（「今」字，原误作「金」，今径改。）据所记『甸』『采』『流』，四方不过三千里，盖周衰以后之地。」此说亦非也。前文「甸」「采」「流」之说因宜脱误，而此一段又不尽合，必云「据『甸』『采』『流』方四方三千里，周衰以后之地」，不知周衰何所指？若春秋、战国之周，何有三千里？若通言列国，又奚啻三千里？则孟子「方千里者」之说，反不足凭。何且本文明曰「四海之内，断长补短」，则亦不止言「甸」「采」「流」三千而巳，何必执一说以强通耶。(卷二四，页二七-二八)
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郑氏曰：「周尺之数未尝闻之。按礼制周田以十寸为尺，盖六国是时多变乱法度，或言尺八寸。」按：郑谓「周田以十寸为尺」者，疏以职据玉人职云「镇圭尺有二寸」及「桓圭九寸」之说也。但王制言「八尺为步」，不言「寸数」。说文有云：「尺八寸，周尺也。」郑云「或言周尺八寸」者，必是当时之书有此说耳。其以「十寸为尺」者，见周礼考工记诸文。其云「周尺十寸」，他经传未有其说，郑误信周礼，谓「六时多变乱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尺以为十寸，后世尺为八寸」，谬矣。盖王制所两云「周尺」乃「八寸尺」也。后世变乱法度，以「八寸尺六尺四寸」变乱「八寸尺八尺」，故王制之言曰「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以见今之曰田里增多于古如此也。若谓以「八寸尺八尺」为变乱「十寸尺八尺」，此岂本文意乎？又「六尺四寸」者，短于又尺十分之二，不可油。六尺四寸以为八八六十四言之。陈用之曰：「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后世四寸乃八尺耳。」方性夫曰：「古者以八尺为步，后世则以六尺四寸为步者，以八八六十四言之，则以古尺当今适八寸尔。」此二说亦谬。若是，「十寸尺六尺四寸」即是「八寸尺八尺」，正是相合，何必言之？下文何以云「古者百亩」云云乎？此全不察本文，且即如其说，以「八尺之八寸尺」曰「周尺」，以「六尺四寸」为「十寸尺」亦曰「周尺」，不有两周耶？所以陈用之、蔡元定之徒皆以周法「十尺八尺」为文。嗟乎！使周尺果有两，孔子何以曰「谨权量，审法度」乎？故知本文两周尺，皆「八寸」无疑也。若其分步数之古大，王制乃汉儒作是也，以古为周，今为秦汉，史记言「秦以六尺为步」，是也。然管子、司马法亦皆言「六尺为步」，则春秋以来已有。自其所谓「古者」，指「周初」而言，与陈用之以「春秋时六尺为步」，遂谓「古者六尺为步」，而疑王制「八尺」之不同。季明德又袭其说，一以司马为宗，极论王制之附会。其以宗藩司举所得周尺为据，盖言漫无稽矣。
「古者百亩」以下之（文「文」字，原作「下」，今径改。），考之古皆不合，而不合之中解者又有不同焉。郑氏曰：「或曰周尺八寸，则步更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计之，古者百亩当今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古者百当今百二百五里。」孔子曰：「古者以八寸为尺，今以周尺八尺为步，则一步有六十四寸。令以周尺为六尺四寸为步，则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以此计之，为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五十二亩七十一步有余，与此百四十六亩三十步不相应也。又今步每步剩古出十二寸，以此计之，则古之百里当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一十寸，与此言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十二寸二分又不相应。」陈可大曰：「愚按疏义所算亦误，当云：古者八寸为尺，以周尺八尺为步，则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则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计之，则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一寸六分有奇，与此百四十六亩二十步不相应。里亦微此推之。」愚按：陈说即注说也。疏第以「六尺四寸」之「四寸」，寸分为「寸」，则以「八分」为「寸」，所以不同耳。又曰「东田」亦未详。方性夫谓诗所为「南东其亩」，然此言「东」无「南」字。郝仲舆谓：「古帝都西北，垦田偏在东南。周（原作「用」字，依文意改。）、秦、汉偏居西，中原称东土，故曰：东田。」按：古于本时各地，在后稷开粒食之先，公刘往彻田之至，皆在于西河，曾在东且南耶？(卷二四，页三一-三三)
天子之县内：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余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余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余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从孟子「上农夫食九人」一句推出。(卷二四，页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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