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解
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简其礼,或道路相逢也。”苏氏用杜义,释之曰:“礼盛曰会,简曰遇”,可谓简而赅。但其尊《左》而轻《公》、《穀》,亦有失偏颇。正如朱彝尊《经义考》引陈宠绪《跋》所指出,《左传》、《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尽据《左传》而诋《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废食,亦不可取。现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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