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孙丑篇
夫子加齐之卿相章。
论告子与孟子不动心之不同。朱子曰：“孟子乃兼贯物我，举天下之言所以失者而知之，是以其心正理明而无疑于天下之故。由是以集义而无不慊于心。告子论性皆率然立论，辞穷即止，无复思惟论辩之意。所谓不得于言，不求于心。而所谓勿求者二，一以为无益有损而不可求，一以为理所必无而不必求。”今按：今日国人多于古人所言义理，置不再求，概不出此二义。
问：持志养气。朱子曰：“持志所以持其内。无暴其气，所以防于外。志正气自完，气完志益正。存养之功无一息之不存。孟子之不动心，知言以开其前，故无所疑。养气以培其后，故无所慑。”问：气之配义与道。朱子曰：“道，体也。义，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气，器也。形而下者。以本体言之，有是理然后有是气。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气以为质。以人言之，则必明道集义然后能生浩然之气。而义道又因是气而后得以行。盖三者虽有上下体用之殊，然其浑合而无间，乃如此。”今按：孔子只言道，庄周始言气，以为天地之体。孟子言气，则又与庄周不同。或有闻于庄周之说，而取以加之儒道中。朱子以理气对说，其言理即犹孔孟言道。此处言道体也，气器也，实合先秦儒道两家义而合言之。惟其端已启自易大传与中庸。宋代理学家承而不辨。体用二字连用，始见于晚汉参同契之书，亦道家言。而朱子亦尝致力于此书。象山反朱子，专言心即理，更不言气。后人疑朱子多在此。实则朱子兼采道家义，而更主孔孟，善加发明，后人亦无以上之。如此段说孟子极佳，当细参。
问：气配道义。朱子曰：“有理然后有气，故必明道集义，然后生浩然之气。”今按：庄周言气，理即在气中。《易传》言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气即道矣。又必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周易》六十四卦中，何尝有太极，只有乾坤两仪耳。此乃后增语。濂溪言，无极而太极，则于太极上仍不得不增上一无极字。朱子亦谓理必在气中，然又谓理生气。实则朱子用此理字，即从语孟道字转来。庄周道家重言自然，而孔孟儒义重言人文，惟在人文之上终不得置天地大自然于不问。朱子用心即在此，其思想贡献亦在此。陆王以下，清初王船山晚年思想颇主横渠《正蒙》，反程朱，实亦从庄周来。而必尊横渠，则亦以其尊孔孟，终不得专依庄周为说。
问：程子所谓活泼泼地。朱子曰：“此以形容天理流行自然之妙。盖无所事而忘，则人欲之私。作正焉而助之长，则用心之过，亦不免于人欲之私。故必绝是二者之累，而后天理自然之妙得以流行发见于日用之间。若鸢之飞而戾乎天，鱼之跃而出乎渊。若曾点之浴沂风雩而咏以归。活拨泼地者，盖以俗语明之，取其易知而已。或乃以此语为源于禅学则误。”今按：孔孟只言道，重在人文。而朱子以天理流行自然之妙说之，则重在自然。两者间，语义显有殊。故于鸢飞鱼跃外，只引曾点，而不能引颜渊为例，亦可见其涵义之不能不有殊矣。活泼泼地四字，用来形容天理流行自然之妙则可，用来形容孔子与颜孟之道则似隔一层，有欠贴切。故程朱理学，有些处可谓直得孔孟传统之正，有些处则似夹杂老释，不得不谓是孔孟传统之一支一派，未臻于孔孟大本大源之所在，观此段自显。
问：志至焉，气次焉。朱子曰：“志最紧要，气亦不可缓。持志即是养心，无暴其气只是不纵喜怒哀乐。须事事节约，莫教过当。”今按：此可见《孟子》此章气字，与庄老天地自然之气混言之。
朱子又曰：“配义与道，如人能宏道。若无此气，则道义亦不可见。集义与配义是相向说，初间其气由集义而生，后来道义却须那气相助。论集义所生，则义为主。论配义与道，则气为主。延平先生说，道义与气只是一滚发出来。”今按：依道家言，只一气字便够，不须更添道与义。依儒家言，则必分言道与气。故朱子理气论， 虽采道家言，终为儒家传统。今以自然与人文言，道家主自然，少取于人文。儒家则以人文为本，惟谓人文亦出于自然，而又可宏扬自然，但非反抗自然战胜自然之谓耳。
朱子又曰：“孟子之学，盖以穷理集义为始，不动心为效。唯穷理为能知言，唯集义为能养浩然之气。理明而无所疑，气充而无所惧，故能当大任而不动心。考于本章次第可见矣。”今按：如此说本章大义，简当无误。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朱子曰：“性之德无所不具，总之则惟仁义礼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发，无所不通，总之则惟是四端而一以贯三者恻隐也。”又曰：“心统性情，故仁义礼智性也。四端情也。而皆得以心名之。舍心则无以见性，舍性又无以见心。心以性为体。在心曰性，在物曰理。天地以生物为心。天地包得许多气，别无作为，只知生物。亘古亘今，生生不穷。人物得此生物之心以为心，人便是个小胞，天地便是个大胞。天地生人物须是和气方生。人自和气中生，所以有不忍人之心。”朱子又曰：“天地只是一气，便自分阴阳。缘有阴阳二气相感，化生万物，故事物未尝无对。天对地，生对死，语默动静皆然。性是太极浑然之体，其中含具万理，大者有四，命之曰仁义礼智。孔门未尝备言，至孟子始备言之。苟但曰浑然全体，则恐其如无星之秤，无寸之尺，终不足以晓天下。于是别而言之，四端之说于是而立。四端之未发，性虽寂然不动，而其中自有条理，自有间架，不是儱侗都无一物。外边才感，中间便应。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恻隐之心于是乎形。过庙过朝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由其中间众理浑具，各各分明。故外边所遇，随感而应。四端之发，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为四，以示学者，使知浑然全体之中，而粲然有条若此。则性之善可知矣。而是理之可验，乃依然就他发处验得。性之理虽无形，而端绪之发最可验。故由其恻隐，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恶，必知其有义。使其本无是理于内，则何以有是四端于外。惟其有是四端于外，所以必知有是理于内。孟子言，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孟子之言性善，亦溯其情而逆知之尔。”又曰：“四端之中仁义是个对立底关键。礼则仁之著，智则义之藏。犹春夏秋冬虽为四时，春夏皆阳之属，秋冬皆阴之属。故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知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故端虽有四，而立之者则两耳。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故仁者本体。礼，仁之节文。义，仁之断制。智，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则生也。夏则春之长。秋则春之成。冬则春之藏。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是天地之理。仁包四端，而智者四端之末。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恻隐羞恶恭敬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为非耳。又三者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盖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也。阴阳只一气，阳方长，阴方消，仁义亦然。如人呼吸。人但言孟子有辟杨墨之功，殊不知其就人心上发明，大功如此。”
今按：以上皆朱子发明《孟子》四端一章之义。有值注意者，朱子盛赞《孟子》此章就人心上发明之大功。而朱子毕生功力实亦多在人心上求发明。而其所谓心统性情，心具众理，仁包四德，及其论理与事与气诸端大意，具见于说《孟子》之此章。实可谓朱子未有创说，特于前人陈言作发明，而备受当时以及后世中国学人之崇仰，历七八百年之久而勿衰。以此求之西方之学术思想史，殆难觅其例。此其一。惟朱子解《孟子》此章，似乎或有失于孟子之本意。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本意，似说恻隐之心扩而充之斯为仁。端，是其开端义。亦可谓仁道乃本于人之恻隐之心。而朱子则谓仁者心之德，心体中早有仁，其发露之端倪则为恻隐之心。则仁是本，而恻隐之心成为末。此两义有大不同。故孟子言尽心知性，尽性知天，而朱子则似乎倒转说之，要成为尽性知心才是。此处宜可有大分辨。此其二。朱子又分别仁义礼智之先后次第，配合春夏秋冬四时说之。此则《孟子》书中所未见。《论语》多言仁与礼及仁与智，《孟子》始多言仁与义，朱子说《孟子》此章乃多采阴阳家言。先秦阴阳家始于邹衍，乃本儒家仁义而配合道家言自然。其影响力之大，在西汉时实有胜于孟子。其实《中庸》与《易传》皆杂阴阳家言，而朱子承之，故朱子虽反道家而实多采道家义。至朱子每言心体，此亦孟子乃及先秦儒所不言。体用之说，亦本于道家，而佛家如天台与禅，亦善言心体。朱子兼采佛老以说孔孟，而即以反佛老。此见义理研寻无穷，亦随于时而然，有其不得已与不自觉者。此亦为治中国学术思想史之先后演变所必当辨而不可忽者。此三也。孔子教颜渊以博文约礼，朱子博文功夫似胜于孟子，而其尊颜亦尤甚于尊孟。尝谓颜子细，孟子不免稍粗。于后儒中求博文之功，则朱子当首屈一指。故读朱子《四书集注章句》，必当兼读其《文集》《语类》，乃及其他著作，始见朱子博文之细，与其立说之所以然。此其四。又其言天对地，生对死，事物未尝无对。又言混然全体，生生不息。及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诸说皆极具深意，兹不一一详申。
又按：朱子此处分别仁义礼智，而言“恻隐羞恶恭敬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可为，但分别其为是为非耳。又三者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智则能成始能成终。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一条以智与仁分别说，谓如天地之一阴一阳，一动一静，故孔子以仁智兼言。孟子四德，始以仁，终以智。西方为学专重智，义与礼皆从智起，但不言仁。朱子谓恻隐羞恶恭敬皆有事为，智但分别是非，乃无事为可言。西方人则一以智作事为之本。凡所事为，皆以供人之欲给人之求。宗教信仰，灵魂死后上天堂，为人生最后一大欲。故其教，只教人爱上帝，不教人爱人类。恺撒事恺撒管，恺撒不仁，耶稣也上了十字架。又专尚智，则只见有是非，而常启争端。乃亦更无恻隐羞恶恭敬可言。大体言之，中国文化仁智兼重，西方则智而不仁。此实研讨人类文化，分别中西双方异同所在者，一大值注意之大纲大目所在矣。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或问：程张皆以为隘与不恭非夷惠之过，乃其流之弊。子说不然，何也。朱子曰：“诸先生意则厚矣，然以孟子言考之，恐其意未必果然。”又曰：“伯夷自有隘处，柳下惠自有不恭处，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分明是玩世。”今按：朱子尊程张，而为说异程张者何限。如此条，又是朱子是而程张非之尤易见者。朱子之为功于孔孟，即此可见。此亦其博文之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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