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读书与习业
在旧日的社会制度中，一个孩子到了十三四岁时，便要选择他前途的职业了。选择职业，大概分两大部，一曰读书，一曰习业。就普通一般人的常识，当然要看那孩子的资质如何？以为聪颖者读书，鲁钝者习业。其实也不尽然，也要看他的环境怎么样？说到环境，便非常复杂了，因此对于儿童前途的取径，也非常复杂。
假定一家人家，有几个孩子（女孩子不在其例），那就容易支配。或者由儿童的旨趣，谁可以读书，谁可以习业，谁有志读书，谁愿意习业，决定了他们的前途。也有的人家，对于儿童，既不读书，也不习业，富家成为纨袴子弟，穷的变成流浪儿童，这样失于教养，要算是家长的过失了。
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关于读书或习业问题，曾有过一番讨论。因为我是一个独子，既无兄弟，又无叔伯，似乎觉得郑重一点。但是我家中人，都愿意我读书，而不愿意我习业。第一个先说父亲，父亲是商业中人，他却偏偏痛恨商界。他在愤激的时候，常常痛骂那些做生意的，都是昧着良心，没一个好人。他宁可我做一个穷读书人，而不愿我做一个富商。母亲的意思很简单，她说我生性忠厚，不能与贪很的商人争胜。祖母却以为我娇养惯了，不能吃苦，习业在从前是的确很吃苦的。
但祖母关于我们的家事，常和几家亲戚商量，那一年的新年，请饮春酒，祖母便提出我的读书与习业的问题来，加以谘询。第一个是我的舅祖吴清卿公，我们家庭间有什么重要的事，祖母必定问他。可是他主张我还是习业，不要读书。他说出他的理由来，他说：“第一、读书要有本钱，要请名师教授，而且家中要有书可读（自然，在他那个富室家里都做到了）。为什么那些绅士家中科甲蝉联，他们有了这种优点，再加以有了好子弟，当然事半功倍了。第二、读书要耐守，现他的父亲无固定职业，而又栽培不起，倒不如习一职业，三五年后，就可以获得薪水，足以赡家，父子二人，勤恳就业，也不愁这个家不兴了。我不相信商业场中，没有出胜的人。”他列举了某某人，某某人等等，的确，他所举出的人，都是苏州商界钜子，捐了一个功名，蓝顶花翎，常与官场往来，那些钱庄挡手，却都是我父亲瞧不起的人。
可是我的尤巽甫姑丈，却不赞成此说，他说：“现在读书要有本钱，这是经验之谈，我不反对，若是绅富人家，科甲蝉联，而一个寒士，永无发迹之日，这也不对。试看吴中每一次乡会试，中式的大半都是寒士出身。再有一说，惟有寒素人家的子弟，倒肯刻苦用功，富贵人家的子弟，颇多习于骄奢淫佚，难于成器，也是有的。”姑丈也和我母亲的见解一样，说我为人忠厚，不合为商业中人。他又赞我：气度很好，沉默寡言，应是一个读书种子，至于能否自己刻苦用功，另是一个问题了。巽甫姑丈的话，大意如此，可是我听了，很有些惭愧，因为我自己知道，这几年并没有刻苦用功，我在朱先生那里，荒废的时间太多了。
那时父亲便决定主意，不给我习业，而要我读书了。还有几件可笑的事，不无有点影响，我自从出生以后，家里常常和我算命，在苏州是流行的，连我父亲也相信此道。朋友中有许多研究星相之学的，也并非江湖术士之流，他们常抄了我的八字去推算。及至我七八岁以至十二岁时，又常常带我去相面，相金有很贵的他也不惜。但这些算命先生、相面先生，无不说得我天花乱坠，将来如何的飞黄腾达，必然是科名中人，荣宗耀祖，光大门楣，是不必说了。
我是公历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丙子二月初二日（旧历）辰时生的。据星命学家说：这个八字很好。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还藏着一张自己的命书，是一位名家批的，其中还用红笔加了不少的圈。除了他们的术语，我看了不懂之外其余的话，都是说我将来如何发达的话，大概是说我金马玉堂，将来是翰苑中人物，出任外省大员，一枝笔可以操生杀之权，尽管他信口开河，乱说三千，却不知道他能算个人的穷通，却不能算国家的命运，科举也就废了，还说什么翰苑中人物，这无非当面奉承，博取命金而已。
所遇的相面先生，也是如此说。那些江湖派的不必说了，有几位知识阶级，平时研究各种相书的先生们，也说我气息凝重，眉宇秀朗，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不是我自吹法螺，现在虽然老丑了，在儿童时代，我的相貌，却够得说是富丽堂皇的。我那时身体略瘦，而面部却不见得瘦，五官也算得端正的。还有一双手，没有一个相家不称赞的，为的是手背丰腴，手心红润。到了我四十多岁的时候，在北京遇到了盐务署里一位陈梅生先生（这位陈先生以相术著名的，他曾相过邵飘萍与徐树铮，背后向人说，这两位将来都要“过铁”的，后来皆验。有人问他何故，他说，邵眉太浓，有煞气；徐眉倒挂，作猪形。皆非善相），他也说我手可以发财。我问：“发多少呢？”他说：“可以得百万。”我那时正在穷困，也从不作发财之梦，只有付之一笑。谁知后来竟应验了，到了民国三十七八年（一九四八——四九），通货膨胀，什么法币咧，金圆券咧，我偶然写写小说、杂文，一摇笔稿费就是百万圆，或不止百万圆呢。
至于笔下可操生死之权，原是算命先生的盲目瞎说。然而当我最初身入新闻界的时侯，我的岳丈便极力反对，他说：“当报馆主笔（从前不称记者），就是暗中操人生死之权的，最伤阴骘。”他老先生是以善士著名的，主张一切隐恶扬善。我想：算命先生说我“笔下操生死之权”的这句也应验了吧。但是到了民国八九年的时候，有位看相的朋友说道：“不对了！现在风气改变了，须要脸黑气粗，心雄胆大，方是贵人，像你这个相貌，只配做一个文人而已。”
我的话说野了，现在言归正传，总之我不再作习业之想了。父亲的听信算命、相面先生的话，虽属迷信，亦系从俗，而也是对于我的期望殷切。而且他还有誉儿之癖，可惜我的碌碌一生，了无建树，深负吾父的期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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