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河东君与“吴江故相”及“云间孝廉”之关系（二）
复次，据陈眉公集卷首载其子梦莲所作年谱，崇祯六年眉公年七十六岁，其生日为十一月初七日，则宋诗序中所引河东君寿眉公诗自不能作于崇祯六年，此寿诗之作成疑在崇祯四年冬或五年冬眉公七十上或七十五岁生日相近之时耶？又河东君“李卫学书称弟子”之句，李卫者，李矩妻卫铄之谓，盖以卫夫人自比。此虽是用旧辞，然其自负不凡亦可想见矣。更观此句，似河东君亦赏如同时名姝王修微辈之“问字”于眉公之门者。（参汪然明汝谦春星堂诗集贰绮咏载陈继儒序云：“又有二三女校书，如王修微林天素，才类转丸，笔能扛鼎，清言无对，诗画绝伦。”同卷有“山中问眉公先生疾，时修微期同往，不果”诗，又有“王修微以冬日讯眉公先生诗见寄。有云，何时重问字，相对最高峰。余初冬曾过先生山居，赋此答之”五律，并赵郡西园老人即李延（正）南吴旧话录贰肆闺彥门“王修微”条所记：“王修微将至匡山，问法憨山（德清）师，诣东佘别陈徵君。适有貎者王生在山中，遂写草衣道人话别图”事。以常情测之，当不过虚名而已。）
今资益馆本眉公晚香堂小品伍有“赠杨姬”诗云：“少妇颜如花，妒心无乃竞。忽对镜中人，扑碎妆台镜。”暗寓对“影”不自怜而自妒之意，盖以河东君之名为戏也。此诗后接以“登摄山”五绝，（此集分体编辑，故全卷皆是五绝。）摄山在南京近旁，或疑此杨姬亦与南京有关。但检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抄陸（此卷亦全是五绝。）有“赠金陵妓”及“马姬画兰”两首，似亦与南京有关。唯未载“赠杨姬”及“登摄山”两诗，不解何故。
考陈梦莲编陈眉公集附梦莲撰眉公年谱，六十岁以后并不载其往游金陵事。眉公集十种本之眉公诗抄及资益馆本晚香堂小品，其诗编纂往往不依年月先后，甚难确定此“赠杨姬”诗之年月，亦不知其与“登摄山”诗究有无地理上之关系也。茲因“赠杨姬”诗，依其内容有“对影自怜”之意，暗藏“影怜”名字，姑假定此乃为河东君而作者，与“登摄山”诗并无关系也。
至资益馆本晚香堂小品肆“端竿日白龙潭同杨校书侍儿青绡廿首”其第壹贰首云：“别后以鱼书一纸，秦淮江上正通潮。”及第壹叁首云：“白门红板渐平潮，侬比垂杨侬更妖。”“醉后思家留不住，傅谁同挽紫罗绡。”则此杨校书及其侍儿青绡居处在金陵必非河东君可知。眉公集十种本中之怍公诗钞伍，此廿首之后即接以“赠妓”一题，（资益馆本晚香堂小品中无此诗。）其诗首句云：“翰墨姻缘岂有私，旧知毕竟胜新知。”故知此妓当是青绡之主人杨校书。眉公因过誉其侍儿之故，遂别作一诗稍慰其意耳。此诗又云“团扇挥毫字字奇”，明是一能书之人。考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白石樵真稿壹柒载有“题杨媛书”一文，中有“止生复购永兴禊帖，归作道师。此后散花卷上，不待言矣”，是此“杨媛”即茅元仪妾杨宛。列朝诗集闰肆及明诗综玖捌杨宛小传俱载其为金陵妓，善草书，然则上引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钞伍所谓“杨校书”及“赠妓”之“妓”乃指杨宛叔而言，与河东君无涉也。
又卧子秋潭曲言及书法一端，则当日河东君在同辈诸名姝中特以书法著称。茲暂不广征，即据第贰章所引牧斋“观美人手迹”七诗已足证知。云美之传及其他记载皆称河东君之能书，自非虚誉。寅恪所见河东君流传至今之手迹既甚不多，复不知其真伪，固未敢妄论，然据翁叔平同和甁庐诗稿柒“客以河东君画见示，伪迹也。题尤不伦。戏临四叶，漫题”云：“铁腕拓银钩，曾将妙迹收。（自注“在京师曾见河东君狂草楹帖，奇气满纸。”）可怜花外路，不是绛云楼。”翁氏乃近世之赏鉴家，尤以能书名，其言如此，则河东君之书为同时人所心折要非无因，而“狂草”“奇气”更足想见其为人矣。
抑更有可论者。卧子“秋潭曲”及“秋夕集杨姬馆中”两诗皆明著杨姬之名，其为河东君而作自不待言。但有一疑问尚须略加解释，即卧子平生狭邪之游、文酒之会多与李舒章宋辕文相偕，何以崇祯六年癸酉秋季白龙潭舟中及集杨姬馆中，与卧子同游会者仅彭宾宋徵璧二人，而不见李雯宋徵舆之踪迹耶？考光绪修华亭县志壹贰选举上举人表云：“宋徵璧，天启七年丁卯科举人。宋存楠改名徵璧，见进士。案：宋府志作青浦学。今因进士题名录补。”及嘉庆修松江府志肆伍选举贰明举人表云：“彭宾，崇祯三年庚午科举人。”然则卧子崇祯六年秋季作此两诗时与燕又让木皆是举人，舒章辕文二人尚未中式乡试。崇祯六年秋季适届乡试之期，舒章之应试自无问题。又假定辕文虽年十六亦得有应试资格，此两人谅必离去松江。陈彭宋三人则已是举人，因留本籍以待往北京应次年春见之会试耳。此两次游会所以无李宋二人之参者，殆职是之故欤？
河东君自为吴江周氏所放逐，遂流落人间，至松江与云间胜流往来交好。前引李舒章蓼斋集贰陸“坐中戏言，分赠诸妓”四首之四所谓“梦落吴江秋佩冷，欢闻鸳水楚怜新”，正谓此时河东君出自念西之家而以杨影怜为称也。
又钱肇鳌质直谈耳柒“柳如之轶事”云：
扁舟一叶放浪湖山间，与高才名辈相游处。其在云间，则宋辕文李存我陈卧子三先生交最密。时有徐某者，知如之在佘山，以三十金与鸨母求一见。徐蠢人也，一见即致语云：久慕芳姿，幸得一见。如之不觉失笑。又云：一笑倾城。如之乃大笑。又云：再笑倾国。如之怒而入，呼鸨母，问：得金多少？乃令此奇俗人见我。知金已用尽，乃剪发一缕付之云：以此尝金可也。又徐三公子为文贞之后，挥金奉如之，求与往来。如之得金，即以供三君子游赏之费。如是者累月，三君意不安，劝如之稍假颜色，尝夙愿。如之笑曰：当自有期耳。迟之又久，始与约曰：腊月三十日当来。及期果至。如之设宴款之，饮尽欢，曰：吾约君除夕，意谓君不至。君果来，诚有情人也。但节夜人家骨肉相聚，而君反宿娼家，无乃不近情乎？遂令持灯送公子归。徐无奈别去。至上元，始定情焉。因勖徐曰：君不读书，少文气。吾与诸名士游，君厕其间，殊不雅。曷不事戎武？别作一家人物，差可款接耳。徐颔之。闲习弓马，遂以武弁出身，乱中死于炮。其情痴卒为如之葬送，亦可悯也。初，辕文之未与柳遇也，如之约泊舟白龙潭相会。辕文早赴约，如之未起，令人传语：宋郞且勿登舟，郞果有情者，当跃入水俟之。宋即赴水。时天寒，如之争令稿师持之，挟入床上，拥怀中煦妪之。由是情好遂密。辕文惑于如之，为太夫人所怒，跪而南之。辕文曰：渠不费儿财。太夫人曰：财亦何妨。渠不要汝财，正要汝命耳。辕文由是稍疏。未几，为郡守所驱，如之请辕文商决。案愿古琴一张，倭刀一口。问辕文曰：为今之计，奈何？辕文徐应之曰：姑避其锋。如之大怒曰：他人为此言无足怪。君不应尔。我与君自此绝矣。持刀斫琴，七弦俱断。辕文骇愕出。
寅恪案：河东君与宋李陈三人之关系，其史料或甚简略残缺，或甚隐晦改易，今日皆难考证详实。姑先论李宋，后及陈氏。至钱氏所言“徐三公子”乃文贞之后，文贞者，明宰相华亭徐阶之谥。阶事迹见明史贰壹叁本传，茲不征引。以时代考之，此徐三公子当是阶之曾孙辈，观几社胜流钓璜堂集主徐闇公孚远乃阶弟陟之曾孙可以推知也。据嘉庆修松江府志伍肆徐阶孙继溥传附弟肇美事略云：“肇美字章夫，以锦衣卫武生仕本卫百户。亦以不屑谒崔魏告归，终身放于诗酒。”然则此徐三公子或即肇美之子，所以能“闲习弓马，遂以武弁出身”，盖由久受家庭武事之熏习所致，后因承袭父荫以武弁出身，否则河东君恐无缘以“事戎武，别作一家人物”勖之也。河东君除夕之约乃一种爱情考验，其考验徐三公子之方法与其考验宋辕文者虽互异，而两人结果皆能及格则实相同，可称河东君门下文武两状元矣。河东君所以遣人持灯送徐三公子归家者，盖恐其不归徐宅别宿他娼所耳，名为遣人护送，其实乃监督侦察之。于此愈足见河东君用心之周密也。徐三公子固多金，然称李宋三人何至间接从河东君之手受之以供游赏？钱氏所言殆传闻过甚之辞，未必可尽信也。
若“蠢人”徐某者，其人既蠢，又不载名字，自不易知。此“蠢人”固非徐阶徐陟之亲支，但松江徐氏支派繁衍，此“蠢人”所居当距佘山不远，或亦阶陟之宗族耶？又据陈忠裕全集壹贰焚余草“饮徐文在山亭”七古一首，后附案语略云：“徐景曾字文在，华亭人，文贞公阶曾孙。居文贞公别业西佘山庄。”则佘山近旁有徐氏产业可以证知。河东君既居佘山，其与近旁大族往来自为当然之事，故此“蠢人”极有为徐阶同族之可能。至徐景曾虽是阶之曾孙，但颇能诗，宋辕文曾序其集，则必非钱氏所谓“徐三公子”可知。或者徐三公子乃文在之兄辈欤？更有可笑者，今观此“蠢人”与河东君之语，乃杂糅李延年“北方有佳人歌”及白居易“长恨歌”二者组织而成者，是一曾间接受班孟坚白乐天之影响，倘生今日似不得称为甚蠢，然因此触河东君之怒，捐去三十金换得一缕发，可谓非“一发千钧”，乃“一发千金”。但李太白“白纻词”云“美人一笑千黄金”（见全唐诗叁李白叁），后来谢象三以“一笑堂”名其诗集，钱牧斋垂死时“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诗有“买回世上千金笑”之句，（见有学集一叁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三十四。）则此蠢人所费仅三十金而换得河东君之两笑，诚可谓“价廉物美”矣，岂得目之为蠢哉？
茲更有可论者。卧子“癸酉长安除夕”诗云“去年此夕旧乡县，红妆绮袖灯前见”（见下引全文及所论），可知卧子等实于崇祯五年壬申除夕参预河东君在内之花丛欢宴，（第贰章所引李舒章“分赠诸妓”诗或即作于是夕，亦未可知。）肇鳌所言徐三公子欲于腊月三十日即岁除日宿河东君家，当即指崇祯五年除夕而言。检近人所推算之明代年历，崇祯五年六年七年，十二月皆小尽，唯四年八年，十二月大尽。肇鳌是否未曾详稽当时所用之官历，遂以五年除夕为腊月三十日。抑或肇鳌所言无误，而近人所推算之明历，不合实际，如第肆章所引牧斋“〔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二日横山晚归作”诗“最是花朝并春半”句，可证牧斋当日所依据之官历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二日为春分节，但近人所推算之明代年历则崇祯十四年春分节在二月十日，相差两日。吾人今日因未得见明代官历，不能决定其是非，故此问题可置不论。今谓徐三公子欲于除夕宿河东君馆中似应在崇祯五年除夕，盖四年为时太早，河东君尚在苏州，此年除夕未必即移居松江，六年除夕卧子固在北京，而肇鳌谓陈李宋三人劝河东君“稍假颜色”，是徐杨会晤之日卧子等当必与徐三公子同在松江，故可决定必非六年除夕。且据卧子崇祯六年秋所赋秋塘曲及集杨姬馆中诗，知陈杨两人关系已甚密切，徐三公子自不敢作与河东君共渡除夕之事。七年除夕陈杨两人将同居于徐武静别墅，徐三公子更无希望同宿之理。至于八年除夕，河东君已离去松江迁往盛泽镇，徐杨两人应无遇见之可能。然则肇鳌所言之除夕非五年之除夕不可。既为五年之除夕，则河东君以道学先生之严肃口吻拒绝徐三公子者，恐由此夕与卧子已有成约在先，遂借口节日家人应团聚之语押送徐三公子归家。斯为勾栏中人玩弄花招不令两情人睹面之伎俩，其情可原，其事常见，殊不足论。所可怪者，此年除夕卧子普照寺西宅中尚有祖母高安人、继母唐孺人、嫡妻张孺人、妾蔡氏及女颀，并适诸氏妹等骨肉在焉（见陈忠裕全集所载卧子自撰“三世苦节传”），竟漠然置之，弗与团聚，岂不内愧徐三公子耶？于此事可见河东君之魔力及卧子之情痴矣。
王胜时虞山柳词第六首云：
尚书曳履上容台，燕喜南都绮席开。闪烁珠帘光不定，双鬟捧出“问郞”来。（自注云：姬尝与陇西君有旧约，以“问郞”玉篆赠别。甲申南都，钱为大宗伯，一日宴客，陇西君在坐，姬遣婢出问起居，以玉篆归之。）
寅恪案：“问郞”者，华亭李存我待问也。胜时讳其名字，仅称“陇西君”，以其与河东君有旧约为可耻，遂为贤者讳耶？殊可笑也。
嘉庆修松江府志伍伍李待问传略云：
李待问字存我，华亭人。崇祯十六年进士。（寅恪案：据同书四伍选举表贰明举人表，李待问彭宾陈子龙均崇祯三年庚午科举人。）受中书舍人，工文章，精书法。沈犹龙事起，待问守城东门，城破，引绳自缢，气未绝，而追者至，遂遇害。
李伊璜继佐国寿录贰进士李待问传云：
李待问字存我，江南松江人，工书法。董玄宰尝泛滥于古帖，然气骨殊减，自绳头及大额而外，便不令人嘉赏。待问傲然为独步，与玄宰争云间，然位不及，交游寡，其为攻苦不若，要之得意处有过董家者。
徐暗公孚远钓璜堂存稿壹陸“吾郡周勒卣夏彝仲李存我陈卧子何悫人皆席研友。勒卣独前没，四子俱蒙难。流落余生，每念昔者，便同隔世。各作十韵以志不忘。如得归郡兼示五家子姓”其第三首“李存我”云：
李子多高韵，豁然尘世姿。兰风殊蕴藉，鹤步有威仪。不饮看人醉，能书任我痴。笑谈真绝倒，爽气入心脾。观国宁嫌早，释巾稍觉迟。绳头官暇豫，薇省使逶迤。将母方如意，滔天事岂知。恁城鼓角死，捐脰血毛摧。愧我数年长，依人万事悲。几时旋梓里，应得为刊碑。
王东漵应奎柳南续笔三“李存我书”条云：
云间李待问，字存我。工书法，自许出董宗伯〔其昌〕上。凡里中寺院有宗伯题额者，李辄另书，以列其旁，欲以示己之胜董也。宗伯闻而往观之，曰：“书果佳，但有杀气，恐不得其死耳。”后李果以起义阵亡，宗伯洵具眼矣。又宗伯以存我之书若留于后世，必致掩己之名，乃曾使人以重价收买，得即焚之，故李书至今日殊不多见矣。（寅恪案：董玄宰所题道宇寺院匾额亦曾被人焚毁殆尽。见曹千里家驹说梦二“黑白传”条。）
又钱楚日肃润南忠记“中书李公”条云：
李待问号存我，崇祯癸未进士。守城力战被杀。待问善法书，有石刻九歌，仿佛晋唐人笔意。妾张氏，亦善书，人欲娶之，不从。（可参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藏顾云美自书诗稿“李存我中翰示余九歌图并小楷，余亦以隶书九歌索题”七律。）
寅恪案：河东君所与往来之名士中，李存我尤以工书著称，河东君之书法当受存我之影响无疑。至王东漵所言董玄宰购焚李书之事未必可信。据王胜时沄云间第宅志云：“坦水桥南李中翰待问宅有玉裕堂，董文敏其昌书。”是存我亦请香光题己宅之堂额，其钦服董书可为一证。又胜时志中所记如李耆卿之海闾堂、董景傅宅之筑野堂、胜时先人宅之与书堂、李延沉宅之楼云馆、宋存标之四志堂等之堂额，及董尊闻宅内张氏之石坊“威豸德麟”四字，皆存我所书，可见李书之存于崇祯末年松江诸家者尚不少。且香光之声望及艺术远在存我之上，亦何至气量褊狭，畏忌乡里后辈如是耶？东漵推崇存我之书法，遂采摭流俗不根之说重诬两贤，过矣！但东漵之言，即就流俗之说，亦可推知当日存我书法享有盛名，迥非云间诸社友所能及也。
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与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纪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云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借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
河东君与宋辕文之关系其初情感最为密好，终乃破裂不可挽回，宋氏怀其悔恨之心转而集矢于牧斋。论其致此之由，不过褊狭妒嫉之意耳，其人品度量殊为可笑可鄙，较之卧子存我殊不侔矣。茲先节录关于宋氏事迹之材料，略加考释。后引宋氏诋诮牧斋之文并附朱长孺之驳正宋氏之语，以存公允之论焉。
嘉庆修松江府志伍陸宋徵舆传略云：
宋徵舆字辕文，华亭人。顺治四年进士，〔仕至〕左副都御史。卒年五十。
吴骏公伟业梅村家藏稿肆柒“宋幼清墓志铭”略云：
崇祯十有三年，吾友云间宋辕生辕文兄弟葬其先君幼清公偕配杨孺人施孺人于黄歇浦之鹤泾。公讳懋澄，字幼清。同年白公正蒙精数学，能前知。尝为公言，我两人将先后亡，不出两岁，具刻时日。公初娶杨孺人，继娶施孺人。杨孺人之殁也，公在京师，不及见，为其留侍张太孺人也。张太孺人殁，公免丧后，复远游，所至必与施孺人偕。
同书贰玖“宋辕生诗序”云：
吾友宋子辕生，世为云间人。膏梁世族，风流籍甚，而能折节读书。
同书贰捌“宋直方〔徵舆〕林屋诗草序”云：
往余在京师与陈大樽游，休沐之暇相与论诗，大樽必取直方为称首，且索余言为之序。当是时大樽已成进士，负盛名，凡海内骚坛主盟，大樽睥睨其间无所让，而独推重直方，不惜以身下之。余乃以知直方之才，而大樽友道为不可及也已。于是言诗者辄首云间，而直方与大樽舒章齐名，或曰陈李，或曰陈宋，盖不敢有所轩轾也。
王贻上士祯池北偶谈二二“宋孝廉数学”条云：
云间宋孝廉幼清，直方父也，精数学。直方生时，预书一纸缄付夫人曰：“是子中进士后乃启视之。”至顺治丁亥捷南宫，开前缄，有字云：“此儿三十年后当事新朝，官至三品，寿止五十。”后果于康熙丙午迁副宪，至三品。明年卒官，年正五十也。
寅恪案：梅村集中关于宋氏父子兄弟之材料颇多，今不悉引。即就上所录者观之，亦可略见宋氏为当日云间名门，而辕文之特以年少美材著称，尤为同辈所不能企及也。渔洋所记宋懋澄预知其子徵舆之官品及卒年事甚为荒诞，自不必辨，当是由梅村幼青墓志中白正蒙预知幼青卒年一事，辗转附会成此物语耳。但辕文卒于何年志乘未载，据此物语乃可补其缺遗，亦可谓废物利用矣。依渔洋所言，辕文卒于康熙六年丁未，年五十岁，然则辕文当崇祯四、五、六、七年之时其年仅十四、五、六、七岁，实与河东君同庚，而大樽则十年以长，其他当日几社名士年岁更较辕文长大，即此一端可知河东君之于辕文最所属意，其初情之好或较甚于存我大樽自非无因也。惟吾人今日广稽史料，尚未发现直接根据足以证实钱肇鳌之说，然于间接材料中得有线索，可以知辕文在此时期实有为河东君而作之文字。此作品今已亡佚，但亦足明钱氏所言之非诬。
据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话类”下云：
黄九烟曰，兰陵邹祇谟董以宁辈分十六艳等词，云间宋徵舆李雯共掸春闺风雨诸什，遁浦沈雄亦合殳丹生汪枚张赤共仿玉台一杂体。余数往来吴淞，间过之，欲作一法曲弁言而未竟，殊为欠事。
寅恪案：今检邹祇谟丽农词上小令惜分飞第二体“本意。康寅夏作”十六首，皆为艳体，（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孙黙编十五家词丽农词本将此词所附诸家评语及邹氏原序刪去。可参孙黙编十五家词贰柒王士祯衍波词上惜分飞第二体“程村感事作惜分飞词五十阕，为殿一章。”）后附王士祯评语云：“阮亭云：名士悦倾城，由来佳话。才人嫁厮养，自昔同怜。程村惜分飞词凡四十余阕，无不缠绵断绝，动魄惊心，事既必传，人斯不朽，正使续新咏于玉台，不必贮阿娇于金屋也。今录其最合作者十六首如右，俾方来览观者，虽复太上忘情，亦未免我见犹怜之叹尔。”又序略云：“仆本恨人，偶逢娇女。斯人也，四姓良家，三吴稚质。霍王小女，母号净持。（阮亭评惜分飞第二首“却怪净持原老妪，生得霍王小女。”云：“霍王小女，引喻极切。”）邯郸才人，终归厮养。左徒弟子，空赋娇姿。”同集同卷中调簇水“问侍儿月上花梢几许”附评语云：“阮亭云：邹董诸子分赋十六艳诸词，率皆镂肠鉥胃之作。花间草堂后，正不可少此一种。”
寅恪案：邹氏序“四姓”“三吴”及“霍王小女”之语，知其情人为朱姓吴人，殆故明之宗室耶？今无暇详考，但必与河东君无关，可以决言。又观孙氏编十五家词二玖董以宁容渡词，其中艳体触目皆是，尚未见有与邹氏惜分飞十六首相应者。然据阮亭“邹董诸子分赋十六艳体诸词”之言，由董氏必有十六艳之作无疑也。殳丹生词，则王昶明词综捌所选录者仅一首，殊难有所论证。沈雄词茲见于王氏国朝词综一肆者亦止浣溪沙“梨花”两首，第壹章末已移录论及之。至汪枚张赤两人之词则以未见，不敢置言。所可注意者，陈忠裕全集诗余中有关涉春闺题目之词虽前后分列，而其数亦不少，不能不疑其即是为河东君而作之“春令”。斯问题俟后详论，茲暂不涉及。今所欲论者，即关涉河东君与辕文之公案也。
李雯蓼斋集叁伍与卧子书第二通略云：
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犹之壮夫作优俳耳。我兄身在云端，昂首奋臆。太夫人病体殊减，兄之荣旋亦近，计日握手，不烦远怀。
寅恪案：舒章书云“我兄身在云端”，又云“太夫人病体殊减，兄之荣旋亦近”。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乙丑条略云：“榜发，予与彝仲俱得隽，而廷对则予与彝仲俱在丙科，当就外使。予观政刑部。季夏就选入，得惠州司李。抵瀛州，闻先妣唐宜人之讣。”然则舒章此书作于崇祯十年卧子选得惠州推官之后、唐宜人未卒以前也。舒章所谓“春令”，当即卧子诗余中有关春闺艳词。舒章既言“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则卧子等艳词疑是与舒章同和辕文之作。今辕文集不可得见，蓼斋集中又少痕迹可寻，恐经删改。
辕文既为“春令”之原作者，则此原始之“春令”当作于辕文与河东君情好关系最密之时，即自辕文白龙潭爱情考验以后，至河东君持刀斫琴以前之时，后来与辕文连类之友人，直接与河东君有关系之卧子及间接与河东君有关之舒章，比仿辕文原始之作品继续赋咏，而辕文亦复相与酬和也。（今检顾贞观成德同选今词初集宋辕文舒章两人之词，取河东君戊寅草及众香集所载并陈忠裕全集中同调或同题或同意者相参校，则宋李词中似有为河东君而作者。但未有明证，不敢确言。姑列举可注意之词于下，以俟更考。此等词如辕文之菩萨蛮、忆秦娥“柳絮”、画堂春“秋柳”、柳梢青、醉花荫、虞美人、青玉案、千秋岁，陈有，南乡子、江神子，陈柳俱有，舒章之阮郞归即醉桃花原第壹阕、南歌子即南柯子、虞美人、临江仙“春潮”、蝶恋花第壹阕“落叶”及第二阕、苏幕遮“枕”两阕，陈有，少年游第壹阕或第二阕、江神子即江城子，陈柳俱有等，皆是其例。）至黄氏所言邹董沈殳诸人中，今唯考得董氏生于崇祯二年已巳，卒于康熙八年已酉，年四十一（见张维骧毗陵名人疑年录壹），其余诸人之生年及籍贯与陈宋李三人虽皆不远，（如邹氏丽农词上苏幕遮第二体“丙戌过南曲作”。“丙戌”即顺治三年，可见程村在此年所作已斐然可观矣。）然年龄资格究有距离，自不能参预卧子舒章辕文等文酒狭邪之游会。况据邹氏惜分飞词序所指之人明是别一女性，与河东君无关涉也。故邹董等所赋艳词与陈李宋之“春令”乃是两事。黄氏之意本有分别，读者不可以其同为玉台之体，遂致牵混，目为一事。因特附辨之于此。
复次，辕文经白龙潭寒水浴之一度爱情考验以后本可中选，意当日辕文未娶妻，其母施孺人不欲其子与河东君交好乃事理所必然，而辕文年尚幼少，又未列名乡贡，在经济上亦必不能自立门户，故受母责怒即与河东君稍疏也。
钱肇鳌所言驱逐河东君之郡守，据嘉庆修松江府志叁陸职官表载：“方岳贡，谷城人，进士。崇祯元年至十四年，松江府知府。”同书肆二方岳贡传略云：“方岳贡字四长，谷城人。”同治修谷城县志伍耆旧门方岳贡传云：“方岳贡字禹修，号四长，谷城人。又陈忠裕全集卷首自撰年谱崇祯二年己巳条云：时相国谷城禹修方公守郡，有重名，称好士。度诸生，拔予为第一。”考之，知是方岳贡。方氏在崇祯六年七年间虽已极赏大樽，然未必深知辕文。河东君于此时已才艳噪于郡会，自必颇涉招摇，故禹修欲驱之出境。此驱逐流妓之事亦为当日地方名宦所常行者，不足怪也。河东君之请辕文商决，其意当是欲与辕文结婚，若果成事实，则既为郡邑缙绅家属，自无被驱出境之理，否则亦欲辕文疏通郡守为之缓颊，取消驱逐出境之令。殊不知辕文当时不能违反母意迎置河东君于家中，又不敢冒昧进言于不甚相知之郡守，于是遂不得不以“姑避其锋”之空言相搪塞，而第二度爱情之考验辕文竟无法通过矣。以河东君之机敏，岂不知辕文此时处境之难？然爱之深者望之切，望断而恨生，更鄙辕文之怯懦不肯牺牲，出此激烈决绝之举亦事理所必至。辕文当时盖未能料及，因骇愕不知所措也。
此事之发生，其可能之时间殊难确定，虽至早亦可在崇祯五年壬申，然此年之可能性不多，故可不计。就常情论，疑在崇祯六年癸酉，或七年甲戌。依上文所推测，河东君出自周家流落松江，至早或在崇祯四年辛未，而最可能则在五年壬申，白龙潭寒水浴之考验亦最可能在五年冬季举行。但辕文因第一次之考验及格，遂与河东交好，自此时起至其母施孺人怒责因而稍疏之时止，其间当有将及一年或一年以上之时日，在此两时限之间，方四长必尚无驱逐河东君出境之令，故四长出令至早当在崇祯六年之秋，至迟则在崇祯七年也。若在崇祯六年秋间，恐与陈忠裕全集壹伍陈李倡和集中“秋夕沈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七律二首之二云“已惊妖梦疑鹦鹉，莫遣离魂近杜鹃”有关。此两句诗意盖谓河东君在周家已如杨玉环之鹦鹉，几被杀而放逐，今则又不可如杜鹃之啼“不如归去”而驱逐出松江之境，归去原籍吴江盛泽镇也。若禹修出令在崇祯七年，则或更与大樽集中崇祯八年春间及首夏为河东所作诸诗词有关。此端俟下文考河东君与陈氏之关系时再详论之。
至于方氏此令是否执行今虽无以确知，然除上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言，崇祯九年丙子河东君实居吴江盛泽镇外，其他时间，就所确知者，如崇祯七年甲戌及九年丙子曾游嘉定，十二年已卯春间至十三年庚辰春间曾在杭州，是年又曾养疴嘉兴，复于冬间至十四年辛巳春间居常熟，则俱为短期旅行或暂时访问之性质，而河东君于崇祯十四年春间至仲夏六月七日与牧斋结缡以前固住在松江，其时任松江知府者仍是方岳贡。职此之故，颇疑驱逐之令未成事实，当由倩人为之缓颊所致，而其间必有待发之覆，自无疑义也。
辕文自失爱于河东君后，终明之世未能以科名仕进，致身通显。明季南都倾覆即中式乡会试，改事新朝，颇称得志。而河东君则已久归牧翁，东山酬和集之刊布，绛云楼之风流韵事，更流播区宇、遐迩俱闻矣。时移世改，事变至多，辕文居燕京位列新朝之卿贰，牧斋隐琴水乃故国之遗民，志趣殊途绝无干涉。然辕文不自忏悔其少时失爱于河东君之由，反痛诋牧斋以泄旧恨，可鄙可笑无过于此。
茲节录痛名第二拾种国变难臣钞纪牧斋事附宋徵舆上钱牧斋书略云：
侧闻先生泛轻舟，驾华轩，惠然贲于敝邑。惟敝邑之二三子及不佞徵舆在远闻之，以为先生有岁时之事，信宿而已。日复一日，惠驹不歌。且闻诸从者曰难返，将数至焉。呜呼！以先生之密迩，曾不闻敝邑之病乎？敝邑狭小，有明之末因于烦赋，顺治二年大兵攻焉，宿而守之，为之将者若李若吴，皆叛师也，其为郡守者若张若卢，皆残吏也，（寅恪案：嘉庆修松江府志叁陸职官表武职载：“李成栋，顺治二年松江提督。吴胜兆，顺治三年松江提督。马进宝，顺治十四年至十五年止松江提督。”及同书叁柒职官秩载：“张铫，偃师人，举人，顺治二年松江知府。卢士俊，锦州人，监生，顺治五年至六年知府。李正华，献县人，拔贡，有传，顺治十年至十三年知府。郭起凤，锦州卫人，拔贡，顺治十四年知府。祖承动，汉军正黄旗人，贡生，顺治十四年至十六年知府。”又同书肆叁名宦传李正华传略云：“李正华字茂先，献县人，精明强干，奸弊一清。提督马进宝威悍莫与抗，独心惮正华。去之日，儿童妇女竞以束蔬尺布投其舟几满。”）视民如仇，而慑之以军。十年以来，无岁不灾，无家不役，今郭以内皆列伍也，郭以外百金之家可籍而计也。江南诸郡，松难深矣。邀天之幸，获一廉守，鸠我残黎，而又以法去。（寅恪案：董含莼乡赘笔二略云：“吏茲土者往往不能廉洁。有李正华者，小有才，矫廉饰诈。下车之日行李萧然。及其归也，方舟不能载。”董氏所言与辕文书及松江府志违异，俟考。）今亦惟是新帅纪律，新守之惠义，若时雨焉。（寅恪案：“新帅”指马进宝，“新守”指郭起凤或祖承动。）小人闵闵皇皇耕鞭五谷，知其卉麻，以庶几供旦晚之命，如是而已，而何足以淹从者？且先生少怙隽才，壮而通显，所事者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及弘光帝以至今朝廷，历六君矣。自庚戌通籍至于丁酉，四十八年矣，所变亦已广矣，所取亦已侈矣。丑于记而给于辨，游人文吏亦内服矣。宜乎动为人师，言为人则，而乃不能割帷薄之爱，负难受之声，忘其蘧蒢，而傲其谑浪。是以谤言流传，达于行路，使我三吴之荐绅言及变色无以应四方之长者。先生虽不自爱，其若虞山之水何？呜呼！鬼神不吊，延先生以年，其将益其疾，而降之大罚耶？抑使先生自播其行以戒我吴人耶？未可知也。然如先生者可以归矣！可以休矣！南使之便，敬布腹心，惟先生加意焉！
寅恪案：有学集柒高会堂诗集“高会学时酒兰杂咏序”云“不到云间十有六载矣”，序末云“丙申阳月十有一日收于青浦舟中”，可知牧斋实于顺治十三年丙申冬季在松江。辕文作此书在顺治十四年丁酉任职北京时，故云“不佞徵舆，在达闻之”“〔先生〕自庚戌通籍，至于丁酉，四十八年矣”及“南使之便，敬布腹心”也。（松江府志载马进宝顺治年始任松江提督，有误。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据江南通志载马进宝于顺治十三年升苏松提督，移镇松江，因定牧斋顺治十三年丙申游松江，甚确。）其实牧斋自顺治三年丙戌辞官自燕京南归后，即暗中继续不断进行复明之活动，是以频岁作吴越之游，往往借游览湖山或访问朋旧为名，故意流播其玩景物、移情声乐之篇什，盖所以放布旧君者，不可同日而语。观其书中“不能割帷薄之爱”一语，如见其肺肝。噫！自顺治十四年丁酉辕文作此书之时，上溯至崇祯七年壬申或六年癸酉辕文与河东君决裂之时，其间已历二十五六年之久，何尚未忘情耶？夫辕文因己身与河东君之故痛诋牧斋，固已可鄙，似犹有说，而王胜时以其师与河东君之故，复附和辕文，集矢钱柳，（或疑“纪钱牧斋遗事”为王沄辈所作。俟考。）则殊可笑，实更无谓也。辕文书中又云“且闻诸从者曰，虽返，将数至焉”，盖牧斋之至松江实际说提督马进宝即辕文书中所谓“新帅”以响应国姓进攻崇明南都，此为牧斋复明活动之一端，俟后第伍章详论之。或谓辕文于此中秘密似有所知，而尚未得确证，故未告诸清廷捕杀牧斋，以报其私怨也。鄙意此时清廷尚欲利用马进宝，揆之清初驾驭汉奸之常例，即使辕文言之于清廷，恐清廷不但不接受其告密，转而因此得罪。斯又怯懦之辕文所以虽知牧斋有所活动，而终不敢为告密之举欤？
又蔡练江澄鸡窗丛话“古来文人失节修史”条附录宋辕文杂记云：
娄东王冏伯，弇州长子也。家有一书，编辑先朝名公卿碑志表传，如焦氏献征录之头。而益以野史，搜讨精备，卷帙甚富。冏伯殁，牧斋购得之，攘为己有。乃更益以新碑及闻见所记，附会其中。喜述名贤隐过，每得一事必为旁引曲证，如酷吏锻炼使成狱而后已。以是捃摭十余年，漫题卷上曰秽史。书成之夕，其所居绛云楼灾，即编纂之地也，所谓秽史者遂不可后见。乃取程孟旭年撰列朝诗选，于人名爵里下各立小传，就其烬余所有及其记忆而得，差次成之。小传中将后及人隐过，或以鬼神事戒这，乃惧不敢。然笔端稍滥，则不能自禁。吾邑张雪窗云，牧斋诗人小传人多称之，而意见偏谬则有如辕文所言者。近日顾芝严序吾邑史氏致身录云，王褚下流，变乱黑白，不能自即于正，每力排正气，以为容身之地。呜呼！其不能逃于公论如此。人品如斯，何怪乎诗学之谬也。
寅恪案：辕文所记甚谬，朱长孺鹤龄尝辞而辟之矣。茲附录其愚庵小稿拾“与吴梅村祭酒书”于后。至吴氏有无后书今不可知，以意揣之，骏公与钱宋两人交情俱极深厚，必难措词，当是置之不答也。
朱书云：
忆先生昔年枉顾荒庐，每谈虞山公以著作之盛，推重諈诿，不啻义山之欢韩碑。乃客有从云间来者，传示宋君新刻，于虞山公极口诟詈，且云其所选明诗出于书佣程孟阳之手，（寅恪案：燕京重印本朱鹤龄愚庵小集“书”作“笔”。非。）所成秽史乃掩取太仓王氏之书。愚阅之不觉喷饭。夫虞山公生平梗概千秋自有定评，愚何敢置喙。若其高才博学囊括古今，则敻乎卓绝一时矣。身居馆职，志在编摹，金匾之藏，名山之业，无不穷搜逖览。乱后悯黙，乃取而部分之，自附唐韦述元危素之义。未及告成，熸于劫火，秽史之名何自而兴？夫古之撰文者，自司马迁班固而下，如新唐书之修因于刘煦，五代史之修因于薛居正，凡载笔之家莫不缀缉旧闻，增华加丽。（燕京本“丽”作“厉”。非。）弇州藏史未定有无，即使果出前贤，采为蓝本排缵成书，亦复何害？宋君乃用此为哓哓耶？鹊巢鸠居，厚诬宗匠，不足当知者之一粲。而愚敢斥言之于先生者，以其文援先生为口实也。先生夙重虞山公文章著作，岂有以郭象壮解、齐丘比化书轻致訾謷者？愚以知先生之必无是言也。先生诚无是言，当出一语自明，以间执谗慝之口。如其黙黙而已，恐此语荧惑见闻，好事之徒将遂以先生为口实。
又同书壹叁“书王右丞集后”云：
王右丞为子美前辈，子美赠王中允诗何等推重，且深为湔雪其陷贼之故，而右丞集中从无一诗及之，何也？岂有之而集中偶佚耶？何为西壮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说者以王给事即王右丞，未免有不足之意。然此语亦惜之，非识之也。右丞与郑虔同污禄山伪命，乃子美诗皆无刺语，可见古人用心忠厚，非独以全交情也。今人诡辩于才名轧己者，必欲发其瘢垢，掊击不啻仇。解之者则曰文士相倾，自古而然。呜呼！使诚为文士也，岂有相倾者耶？
可知朱氏自比少陵，不以王郑受污禄山伪命而与之绝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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