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掌握山西武力与太原起义前后

同盟会因为种种关系，把革命任务分开江南江北两部分。中山先生与同志们研究发动起义的地点，大家都主张在江南。因为一方面江南离北京远，发动起来，北方的清军不容易集中反击，一方面江南有海口，易于输入军需品及得到外力的援助，且江南的革命潮亦较江北为高。因此，江南江北所负的任务就不同了。当时决定山西所负的任务是革命军到河南时，山西出兵石家庄，接援革命军北上。这是辛亥革命以前的决策。

当辛亥革命的前夕，山西军队分新军与旧军两部。新军为一个混成协（旅），下辖步兵两标（团），骑兵炮兵各一营，工兵辎重兵各一队（连），姚鸿法〔1〕任协统（旅长）后，将骑兵营和工兵队拨归一标代管，炮兵营和辎重兵队拨归二标代管，全协共四千馀人，悉驻太原。旧军为巡防队十三个营，亦共为四千馀人，除分驻绥远、大同、代州（代县）、平阳（临汾）者外，驻太原者计三个营。旧军保守太甚，不易向革命方面转变，新军则大半为我与我的盟友或同学所统率。我回晋之初，被派为山西陆军学校教官，三阅月升任监督，旋为实际掌握新军，以种种努力，获调山西陆军第二标教练官（中校团附），一年后升任标统（团长）。这时一二两标虽改名为八十五标与八十六标，但人仍多以一、二标称之。其间清廷于北京学办留学生朝考，我遵命前往应试，得中举人〔2〕。

〔1〕姚鸿法（1882—1947）：字兰荪，江苏丹徒人。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回国后在广东陆军测绘学堂、两江练兵处任职，后赴山西任督练公所参谋处总办。嗣任山西新军混成协协统。1910年，任山西督练公所总参议。1912年，在北京政府总统府任职，不久辞职，从事边疆政治军事研究，著有《筹边计画商榷书》。1924年4月，被北京政府授予荣威将军。后赴山西，任督军府高等顾问。1936年1月，被国民政府授陆军中将。抗日战争爆发，在湘西战役中被日军炸弹炸伤。1947年7月31日逝世。

〔2〕得中举人：1909年11月，清政府为了鉴定留日日本军校学生，由军部召集各省由日归国的士官生到京会试。此试阎锡山名列上榜，被赏予协军校军衔，并授予举人。同时被授举人的山西籍士官生有温寿泉、黄国梁、姚以价、乔煦、张维清等。

那时山西军中的山西籍人不过十分之二，且多是所谓“老营混子”。我于就任标统后，为使新军易于掌握，且易成为有朝气有团力之革命武力，于是提倡征兵。山西巡抚丁宝铨〔3〕与新军协统姚鸿法咸表赞同。而此事之得以迅速成为事实，则尤应特别归功于山西谘议局局长梁善济〔4〕的支持。征兵制度实行之年，新军步兵两标中十分之六以上的兵员即皆成为山西籍的劳动农工。其明年，新兵与旧兵就成为八与二之比了。

〔3〕丁宝铨（1869—1919）：字衡甫，号默存，江苏山阴（今淮安）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1906年，由冀宁道转任山西按察使。1907年，任山西布政使。1909年，任山西巡抚。1911年，因文水交城禁烟办事失控，引发朝野共愤，被弹劾，因称病去职。辛亥革命后，举家迁沪。1913年12月，任北京政府全国水利局副总裁，旋于次年1月辞职。因同情革命等因，于1919年遭遇暗杀。

〔4〕梁善济（1862—1925）：字伯强，崞县（今原平市）北社西村（今属定襄县）人。25岁入太原令德堂学习。32岁考取举人。1902年，山西大学创办，任校士馆馆长。同年进士及第，授职翰林院，旋被保送到日本法政大学学习。两年后回国，参与保矿运动，并任省教育会会长。宣统元年（1909），任谘议局局长，并参与立宪派，被推为首领。1911年太原起义成功后，阎锡山迫于袁压力北撤至包头一带，梁善济留在太原安定民心。之后任国会议员、副议长，旋任教育部次长。晚年从事学术与赈济等活动。遗著有《自强回威录》、《旅游日记》等。并有自编年谱。

姚协统鸿法虽非革命党人，但与我交情甚笃。他升任山西督练公所总办（主全省兵事者）后，曾向我说他已与北京方面洽妥，我出五千两银子，他所遗协统之缺由我升任。因为他父亲时为陆军部侍郎（次长），他向陆军部主管人关说此事，甚有把握。丁巡抚宝铨、梁局长善济亦皆劝我出此。我则以革命的事重在下层，离的下层远了，即不好组织革命力量，掌握革命行动，遂婉谢之。

为进一步使两标新军革命化，我与盟友赵戴文、温寿泉、南桂馨〔5〕、张瑜、乔煦，常越日夜密谋，决定一面发起成立山西军人俱乐部，表面上研究学术，实际上团结革命同志，暗中鼓动革命；一面组织模范队，表面上作训练的表率，实际上作起义的骨干。

〔5〕南桂馨（1884—1967）：山西宁武县人。1902年入山西大学堂西斋学习。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赴日留学，次年回国，任新军第八十五标军需官。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义成功后，曾任河东筹饷局局长、都督府参谋长、警务处长兼警察所所长。1928年任天津特别市市长。抗战期间避居天津，拒不出任伪职。1948年任傅作义部顾问。建国后，任山西省政协委员、北京市文史馆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我第一次回国时由日本带回之炸弹，一直由我们的同志保存到辛亥革命的前夕。本来打算以一颗由王建基〔6〕、徐翰文〔7〕携绥远，一颗留太原，俟秋季祭孔时，同时分炸绥远将军与山西巡抚。嗣经再三斟酌，此种举动之后果，非我们所能把握，不若运用军队成功，再举义旗，在革命前途上更为有利，且能符合同盟会全盘革命计划，遂即决定中止。

〔6〕王建基（1883—1911）：字弼臣，山西五台县东冶镇西街村人。20岁中秀才，旋入山西大学堂。1905年考入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体育专科学校。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回国。与徐翰文、康佩珩等人到鄂尔多斯一带联络当地义士准备起义。被捕，坚贞不屈。获释后，继续从事反清活动。1911年太原起义成功后，北上救援大同，在怀仁县以寡敌众，血战而亡。

〔7〕徐翰文（1878—1907）：字西园，山西五台县东冶镇大朴村人。幼读诗书，得中秀才，乃赴太原深造。1905年被选公费留学，入日本体育专科学校学习。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入清军太原常备军第一营。旋与王建基、康佩珩北上鄂尔多斯红柳滩，招募勇士，准备起义。1907年，因事泄在萨拉齐一带被捕，旋被害，年仅29岁。

我没有等到革命军到河南，就紧跟着湖北武昌之后，在太原起义。这并不是既定的计划，而是受了事实的逼迫，使我不得不提早行动。

在山西巡抚陆锺琪〔8〕于武昌起义〔9〕后，特召其子亮臣来晋，作缓和革命之计。亮臣与我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但属泛泛交，主张亦不接近，不过他知道我曾参加同盟会，且是铁血丈夫团中人。他到晋翌晨，即访我谈话，一见面就说：“我此次来，即为与兄研究晋省对武昌事件当如何应付。兄有意见，弟对家父尚可转移。”我当时答复他说：“武昌事件的真相，我尚不知；黎元洪〔10〕究竟系为革命而起义，抑系别有原因，我也不明白。是不是我们现在谈应付武昌事件的话，还有点太早。”他又说：“我们还可以再观察几天。不过我可以和你说，最后需要家父离开时，我也能设法。”我笑了一笑说：“这话说得哪里去了。你来，我们更说不到那样的话了。”他临行时，又和我说：“过两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和兰荪（姚鸿发字）一起谈谈？”我说：“可以，你通知他，还是我通知他？”他说：“我通知罢。”

〔8〕陆锺琦（？—1911）：字申甫，顺天宛平人，本籍浙江萧山。宣统三年（1911）10月6日（中秋节），任山西巡抚。到官末及一月，在太原起义中中弹而亡。

〔9〕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0日，汉口革命党人熊秉坤等在湖北武昌率军起义，占领武昌之湖北总督署，推驻武昌清军协统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随后，发表宣言，号召各省起义，湘、陕、赣、晋等省相继响应，进而形成全国规模之辛亥革命。

〔10〕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他于北师学堂毕业后，任职湖北新军，升至协统（相当于旅长）。武昌起义爆发后，被迫出任军政府鄂军大都督。南京临时政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袁世凯去世后，继任为总统。

在这时候，有两件事逼迫得我实在不能等候。一件是山西有五千支德国造的新枪，要借给河南三千支，随带子弹，且已运走一部分。一件是要把一、二两标分别开往临汾与代州，而由巡防部队接替太原的防务。亮臣与我见面的当日晚间我就到姚总办处问说：“亮臣曾否来访？”他说：“来过了，他并且说和你谈得很好，是不是再过几天我们共同谈谈？”我说：“总办决定罢！”我辞出后，向督练公所的办公人员打听，知道运枪与开兵的事，已决定赶速实行。此时我益猜疑陆亮臣此来，完全是想敷衍住我，把运枪和开兵两事做成。而此等计划，不只是陆巡抚一人打此如意算盘，官绅军界中亦均有参与其谋者。

我从督练公所回来，赵戴文同志就在家中等我，一见面就问我说：“陆公子来干什么？”我说：“他也是计划响应武昌。”他说：“可靠么？”我说：“我们今天不研究他可靠不可靠，我正要找你研究由他来得到的感想，作我们决策的依据。”他接着问：“你看他究竟来作什么？”我说：“顶好也是敷衍住我们，完成运枪开兵的事，然后静观革命情势的发展，如果革命有过半成功的成份时，拥戴上他父亲，联合上大家，作一个突变，与响应武昌起义是不会有丝毫实际效用的。”他说：“事既如此急迫，是不是要和大家商量个办法？”我说：“革命是个危险事，与大家谋，不易成功，反易泄露。”

这段话谈完之后，我就与赵戴文同志估计了一下我们在新军中可能使用的力量，认为我的二标的三个管带（营长）张瑜、乔煦都是我们的坚强同志，只有瑞墉是个旗人。其馀下级军官，都很可靠，行动的时候，只要把瑞墉一个人囚禁起来，即无其它顾虑。骑炮营是些老军人，不赞成的，也不会反对，且炮兵中有不少下级军官和头目（班长），是我们的同志，可能控制该营。工辎队虽不同情，亦不会有急剧的抵抗，且人数又少，关系不大。需要特别注意的，只有一标，因为一标的黄国梁〔11〕标统与我私交虽好，但不是同志，他的三个管带白和庵〔12〕、姚以价、熊国斌〔13〕亦然，故只能从下边运用，因为队官（连长）与头目之间，我们的同志还不少。研究到这里，赵戴文同志说：“姚以价不是你的同学么？他虽然是保皇党，但保皇党已无前途，你是不是打算在他身上用力？”我说：“是的。但按他的性情，不加逼迫，他不愿冒险。他所以不参加同盟会，而参加保皇党，就是因为不愿冒险，不过逼迫他的路子还有。”

〔11〕黄国梁（1885—？）：字少洛，陕西洋县人。1808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9年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五标标统。辛亥革命后，历任旅长、兵站总监、兵工厂厂长等职。

〔12〕白和庵：名文惠，字和庵，山西阳曲县人。早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曾任清军八十五标一营管带。辛亥革命时，随阎锡山起义，后临阵脱逃。日寇占领太原时，任伪山西省公署警务厅厅长。

〔13〕熊国斌：生平不详。辛亥革命时任山西清军八十五标三营管带。据说，阎锡山当了都督后，曾对阎锡山行刺未遂，被阎锡山处死。

越数日，首先接到开拔命令是一标一营，开拔日期为阴历九月初八日（阳历10月29日）。我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起义的时间不能再缓，即决定于九月初八日起义，时为武昌起义之后十九日。起义的前一天，我派张树帜〔14〕同志去一标运动，并吩咐他先运动同志中的下级官和头目，再影响非同志的下级官和头目。将下级官和头目运动好后，以下级官和头目带起军队来，逼迫营长，只要他们不障碍，就不可毁伤他们。一面并嘱该标见习高冠南纠合同志暗中协助，先从一营入手。因一营奉令于九月初八日出发。出发之营，于出发前一日，方发给四万粒子弹。二、三营尚未奉到出发命令，故未领到子弹。联系的暗号，约定运用好后，即在电话上告我：“债讨起。”如运用不好，则告我：“债不能讨。”张树帜同志临行时，我又告诉他说：“你纵使运用不好，也不可离开一标的队伍。如二标发动时，你在一标能拉多少算多少，至少也要纠合我们的同志带队响应。”

〔14〕张树帜（1881—1946）：字汉捷，山西崞县（今原平市）文殊庄人。1906年考入太原陆军测绘学堂。旋经赵戴文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毕业后入《晋阳公报》做访员（记者）。1909年，山西发生“交文禁烟案”，张树帜扮作货郎，访得真情，在报上揭露真情，全国报纸竞相转载，举国哗然，然《晋阳公报》因此被查封，张树帜也被捕入狱。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张树帜与阎锡山等密谋在山西举事，并在太原起义成功后，力推阎锡山任都督。之后任大同镇守使，兴学，引水，贡献良多。1925年入陆军大学特一期将官训练班。旋任晋绥军整理委员会中将主任委员。抗战初期，任第二战区执法副监，随后出任赈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华北赈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树帜同志走后，我即招集二标中下级军官同志十一人开会，我首先问他们说：“我们是遵命开拔，还是起义？”大家同声说：“我们应该起义。”我又问他们说：“一标不同情怎么样？骑炮营有没有办法？”他们说：“炮兵可以设法，骑兵没甚关系，一标至少也能拉出一半人来！”我说：“好罢！那么我们等等看，先把二标的动作研究研究！”讨论至午夜，一标有电话来，知道运用成功，当时就决定让他们回去照计划于翌日早晨开城门动作，一标打抚署前门，二标打抚署后门。开会的同志刚出了我的门，瑞墉之弟瑞禄就拦住大家，拉住排长李执中的手问：“你们开会做什么来？”机警一点的同志说：“研究开拔的事。”但李执中认为事已败露，遂跳了井。他们返回来报告我，我很着急，但仍命大家与我保持联系，照原计划行动。实则当时官场中对革命的警觉性不够，他们虽知道我们开会，并未防我们起义。

张树帜同志到一标运动，费的周折很大，起初不只革命与不革命的人意见纷歧，即革命同志中，也有主张等队伍开出南北再行举义回打太原或围困太原的。惟因军心倾向于不开拔者多，故最后得以运用一致。首先一营中几个头目联合到三分之二的头目，将军械库开了，子弹抢了，锅碗全粉碎了，表示其破釜沉舟的决心。然后二营亦起而响应，向一营分得子弹一部，并决定翌日晨由二营管带姚以价指挥入城。

一、二标均联系妥当之后，时已午夜后二时，我因李执中跳井的事恐有泄漏，便拿起电话耳机听有无说法。刚拿起耳机来，就听到抚署告督练公所与提学司说：“武昌大智门克复，鄂乱不日可平，应告军学两界。”接着听见督练公所电话叫一、二两标。当时我深恐这个消息传下去，可能遏止了翌早的举动，遂一面着人告知二标本部勿传此电话，一面听一标是否传此电话，许久迄未听得。后来才知道那时候一标本部通各营的电话早被我们的同志割断了。

九月初八日（阳历10月29日）天刚亮，我就到二标二营，因将该营管带瑞墉囚禁之后，须我特为照料。我并告知一、二两标对陆巡抚及其公子暂囚勿伤。兵动后，我督率二标先攻抚署后门之巡防队，因非攻破巡防队，不能攻抚署后门。一标向抚署前门进攻时，协统（旅长）谭振德在抚署门前厉声的说：“你们造反啦！赶紧回去，不究！”我革命军中有一位杨潜甫同志（杨乃山东曲阜人，亦为同盟会盟友，系盟友赵守钰任二标三营督队官〈营附〉时，经另一盟友贾铭甫之介绍其来晋者。起义前一日晚，一标破釜沉舟的行动，也是他领导起来做的），反激他说：“协统也知道革命的大义么？如知，指挥我们向前；否则，请退！”谭尚力阻不退，杨潜甫同志乃举枪将其击毙，奋勇当前，带队冲入抚署。抚署卫兵未作抵抗即纷纷溃散。陆巡抚此时衣冠整齐，立于三堂楼前，陆公子亮臣随其旁。陆公子说：“你们不要动枪，我们可以商量。”陆巡抚说：“不要，你们照我打罢！”当时因陆巡抚之随侍有开枪者，遂引起革命军之枪火，陆巡抚与其公子亮臣均死于乱枪之中。陆巡抚、谭协统、陆公子，与我们的立场虽异，而他们忠勇孝的精神与人格则值得我们敬佩。因为立场是各别的，人格是共同的，故我对他们的尸体均礼葬之。

是日，山西谘议局及军政民代表集会，举我为山西都督，温寿泉同志为副都督〔15〕。我在就任都督的大会上，曾向军民说：“太原虽然光复，不可认为成功。因革命如割疮，我们已往等于医学校的学生，今天才是临床的大夫，亦可以说今天才是革命的开始。原与孙先生约定革命军到河南时山西再动，今不得已而早动，对全局好处固多，而我们的困难亦甚大，愿与诸同志军民本高度的革命精神与清军作战，先求固守。”在与文武僚属的集会上，曾向大家说：“只为人谋，不为己谋，成功是成功，失败亦是成功，圣贤是也。为人谋，亦为己谋，成功是成功，失败是失败，豪杰是也。只为己谋，不为人谋，失败是失败，成功亦是失败，糊涂人也。吾辈当勉作前者，忌作后者。”在与我的同志的集会上，曾向他们说：“尽人事听天命，为社会上普通的道理，我们革命同志应当具有‘谋其事之所当为，尽其力之所能为，天命与人事何分’的意志。”这三个场合上说的这三段话，我现在忆及，犹历历如在眼前。

〔15〕“是日”四句：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义成功。为填补权力真空，起义人员决定利用旧谘议局，主持召开太原起义领导人和山西同盟会会员，以及省议员会议选举都督。其时议长为崞县人梁善济，他有心担任都督，但在起义人员中没有根基，阎锡山曾主张督练公所总办姚鸿法任都督，但姚鸿发坚决推辞。这时，张树帜见梁善济组织人员散发选票，到底选谁作都督，各执一词，乃持手枪跳至台上，镇压会场，并高呼：“大家当应推选阎锡山为大都督，赞成的举手。”周玳等即在台下呼应，议员在一片惊愕中，相顾举手，遂选举阎锡山为山西都督。随后，张树帜又主张推选温寿泉为副都督，也获通过。

经过整天忙乱之后，傍晚才到寓所接受亲友对我的道贺，因为这一天适为我二十九岁的生辰。在我自己实在没有兴致顾及这些私事，因为从这一天起，革命的担子更沉重的压在我的双肩，一切一切都需要亲身处理与担当。

就在这一天晚上，我住在二标二营，一标三营管带熊国斌忽然带着他的全营兵来，一见我就说：“我是来保护都督来了。”我素日深知他是巡抚派，此来必然是乘我不备为陆巡抚报仇。我毫未迟疑的答复他说：“好罢！你先命你的队伍架枪集合，集合好后向我报告，我给他们讲话。”当他再进来向我报告时，我就一枪将他击毙，并向他的部下宣布说：“熊国斌是要反革命，现已被我处决。你们赞成革命的枪架原地候命，不赞成革命的目的自动回营。”结果有两连留下，其馀溃散，结束了这一惊险的场面。我从献身革命迄今，有八个自分必死而未死的场合，这可说是八次中的第一次。

虽然在我举义之次日，清廷即下诏罪己〔16〕，准许革命党人依法组党，但有识者皆知此不过缓和革命欺骗世人的手法，并非真心悔祸；为中国的前途计，必须彻底摧毁满清的统治。我虽然向军民宣布先求固守，然我的内心中总认为山西在崇山峻岭之中，对清廷影响尚小，顶好是出兵直隶（今河北）正定，一方面可堵住山西的门户，一方面可断绝平汉路的交通。惟感力量不够，又不敢轻作尝试，于是仅先移师一部进驻娘子关，视清廷对我行动，再作攻守之计。果清廷命第六镇（师）军由旅长吴鸿昌〔17〕统率，向山西来攻，并辅以旗军，而防其贰。

〔16〕下诏罪己：帝王引咎自责的诏书。宣统皇帝的罪己诏未及见，据《清史稿·宣统皇帝本纪》，有“己卯，诏许革命党人以法律组政党”之记载，应为阎锡山所云之罪己诏核心内容。

〔17〕吴鸿昌（1873-1964年）：字题臣，又字提沉，江苏宿迁市人，祖籍徽州，祖父吴元魁，父亲吴耀南部参加过中日甲午战役。他是北洋军阀直系将领，李纯部将。曾任第六镇第十二协统领，将军府将军，江西赣南镇守使兼陆军第九混成旅旅长，援粤军总司令，军事参议院参议。民国期间授陆军中将衔。

我正与诸将领及幕僚人员集议如何迎击清军进攻，忽有清军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18〕将军之参谋周维桢〔19〕君持吴函来见。吴将军给我的信，开首说：“公不崇朝〔20〕而据有太原，可谓雄矣。然大局所关，尤在娘子关外。”继又说：“革命之主要障碍为袁世凯，欲完成革命，必须阻袁入京。若袁入京，无论忠清与自谋，均不利于革命。望公以麾下晋军东开石家庄，共组燕晋联军，合力阻袁北上。”吴禄贞将军为士官同学，惟较我早四期，故前未之识，但我深知其归国后，积极致力于革命工作，故当时即拟以同意复之。但我的幕僚人员则以为应防其诈，我说：“岂有骗人的吴禄贞么？”他们都说：“今清廷势力尚属完整，不能不加防范。”于是先与吴军合歼旗军，以清燕晋联军之障碍。当托周维桢君建议吴将军先令旗军攻固关〔21〕，晋军击其前，吴军击其后。旗军歼，燕晋联军之举自可实现。

〔18〕吴禄贞（1880—1911）：字绶卿，湖北云梦人。曾留学日本，参加兴中会与华兴会，回国后历任清军练兵处监督、帮办延吉边务、新军第六镇统制。武昌起义后，赴滦州约张绍曾等举兵反清。清廷派他驻防石家庄，防阎锡山出兵娘子关，吴遂与阎联手，策划北方新军起义。11月7日，被袁世凯派人暗杀。

〔19〕周维桢（1880—1911）：字翰臣，湖北麻城人。早年留学日本，1900年与吴禄贞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事。失败后复赴日本，入弘文学校师范科。识黄兴等反清志士，参与编辑《湖北学生界》杂志。回国后在湖北、四川联络同志起义。1905年随吴禄贞至延吉，经理边防事务。辛亥革命爆发后，联络在北方反清事宜。1911年11月6日与吴禄贞被袁世凯所派刺客刺杀于石家庄火车站。

〔20〕不崇朝（zhāo）：比喻近。语出《诗·卫风·河汉》：“谁谓宋远，曾不崇朝。”崇，同终。朝，早晨。意谓前往宋地，用不了一早晨的时间。在此指时间短。

〔21〕固关：关隘名，一作新关，在山西平定县城东45公里新关村。系故关易址而建，故名新关。又习称固关。也称旧关。是山西河北交通的东大门。

从周维桢君的谈话中，知道太原起义之同日，驻滦州清军第二十镇统治张绍曾〔22〕，协统蓝天蔚〔23〕驰电清廷，促请立宪，并削去皇族特权，组织责任内阁。清廷深惧滦军兵临城下，一面令资政院起草宪法，对张等传令嘉奖，一面派吴禄贞将军赴滦宣抚。张、蓝、吴同为士官同学，且志同道合，吴将军乃在滦军中鼓吹革命，全军为之感动。比得悉清廷令第六镇军攻晋，乃疾返军次。始欲只身入京，吁请清廷正视大局，延缓攻晋，继虑恐因滦事被执，乃诡以招抚晋军入告。清廷虽疑其不诚，然卒以山西巡抚授之，冀以爵诱。殊不知革命志士只知一义，非利禄所可动摇，清廷此一任命正给了吴将军一个联晋覆清的护符。

〔22〕张绍曾（1879—1928）：字敬舆，河北大城人。1900年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炮兵科。1906年与宋教仁创立东北同盟会陈支部，任负责人。1911年3月，任东北陆军第二十镇统制。武昌起义后，率部入关，驻滦州，因按兵不动被免职。历官至国务总理、陆军总长。1928年在天津被刺身亡。

〔23〕蓝天蔚（1878—1921）：字秀豪，黄北黄陂人。1902年赴日本，入士官学校工兵科。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与宋教仁、吴禄贞、张绍曾等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1910年任东北第二混成旅协统。1911年武昌起义后，与张绍曾、卢永祥等驻滦州，因电奏速开国会，选举责任内阁，被免去职务。11月奉天新军起义，被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关东大都督。次年1月，孙中山委为关外大都督。以后经历反袁斗争，参加南方军政府，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1921年，所部被孙传芳歼灭后，遁往四川被捕，在重庆自杀。

周归后，我复使当时担任参谋职位的士官同学仇亮〔24〕促吴进兵，并在电话中与吴开玩笑：“将军为巡抚所动了罢！”吴回复我说：“这是那里话，我们应该当面谈谈，共罄所怀。”于是我们就约晤于太原石家庄间之娘子关。吴将军于九月十四日（太原光复后六日）偕旅长吴鸿昌、参谋何遂〔25〕依约而来。吴与我谈话中，述及袁世凯所练六镇新军，除第一镇为旗人，第六镇为吴部外，其馀统制，皆为袁之私人。清廷虽忌袁，此时又必须用袁，故九月十一日宣布摄政王载沣〔26〕退位，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27〕罢黜，十二日即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一入京，则六镇新军为袁用，即为清廷用，吾辈欲成大事，必须阻袁入京。我对他的看法，立即表示赞同。当时因吴将军只带少数参谋人员进入山西革命军防线之内，充分表示他的诚意，于是我的幕僚人员亦均释其疑虑，不再坚持先歼旗军的条件。我遂即决定派一个混成旅至石家庄，与吴将军所部合组燕晋联军，吴任都督，我任副都督。临别时吴问晋军何时开动，我说：“第一列车随公而后即开。”

〔24〕仇亮（1879—1915）：原名武匡，字蕴存，湖南湘阴人。1900年入日本学习文学、军事，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归国，次年任山西督练公所督练官。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义，率军攻打巡抚衙门，击毙巡抚陆锺琦。并与吴禄祯联合，谋攻北京。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军部军衡局局长，又在北京主办《民主报》。二次革命失败后，在北京被捕遇害。

〔25〕何遂（1887—1968）：字叙甫，福建闽侯人。早年与孙岳等为同志，创立桂省同盟会。1916年一战期间，往访德、英、法诸国战场。回国后历任第十五混成旅参谋长，国民第三军参谋长。北伐后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代理校务，1945年任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司法部部长。

〔26〕载沣（1883—1951）：号伯涵，爱新觉罗氏，醇亲王奕譞之子，光绪帝之弟，宣统帝之父。光绪三十四年，子溥仪三岁即皇帝位，载沣受封监国摄政王。宣统元年（1909），任海陆军大元帅，集军政大权于皇族。武昌起义后辞职。清帝退位后闲居北京、天津。

〔27〕奕劻（1836—1918）：清宗室。1884年（光绪十年）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1894年封庆亲王。1900年与李鸿章同任全权大臣，签订《辛丑条约》。1911年改任内阁总理大臣。武昌起义后，主张启用袁世凯。清帝退位后避居天津。

吴将军返石家庄后，以车站票房为行辕，夜与其参谋周维桢、张世膺〔28〕治军书，忽有人入，以贺任晋巡抚为言，枪击中吴要害，周、张两参谋亦同遇难。时为九月十六日午夜，实乃十七日之早一时。晋军先头部队第一营，由刘国盛率领，于斯时甫至，惊悉吴将军被刺，且见石家庄秩序大乱，乃原车返晋，并拆毁铁路十馀里，以断追路。当时在吴部之同盟会盟友随晋军来归者，有孔庚、王伯轩〔29〕、倪普祥〔30〕、李敏之〔31〕诸君。据他们说：吴将军之死，乃清廷以二万两银子买通其部下吴旅长鸿昌所图，与一般所传刺吴将军者为周旅长符麟〔32〕微有出入。

〔28〕张世膺（1869—1911）：字育和，又字华飞。江西德化（今九江）人。早年在上海任《国民报》主笔。旋赴日，入振武学校。毕业后回国，在东北清军中任职。吴禄贞掌第六镇统制，邀张入戎幕。1911年11月16日，与吴禄贞、周维桢在石家庄车站被害。

〔29〕王家驹（1878—1912）：名家驹，字伯轩，湖北随州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毕业。归国后曾任四川省督练公所提调，后任清廷陆军部军官学校教官、讲习所教官。武昌起义，任吴禄贞部参谋。吴禄贞被刺后，随阎锡山北上绥远，任北上军总参谋兼第四标标统。时蒙古王公有异图，率部在刀什尔战斗中中弹身亡。南京临时政府下令褒扬。

〔30〕倪普祥（1874—1947）：应为倪普香，名德馨，浙江遂安人。原为吴禄贞第六镇军官。吴被刺后，与孔庚、何遂等来晋参加革命，随阎锡山转战绥远一带。曾任孔庚部下的团长。后离晋他去。

〔31〕李敏之（1877—？）：名敏，字勉之，亦作敏之，云南呈贡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中国同盟会会员。回国后在清军吴禄贞第六镇任职。辛亥革命时，曾随阎锡山转战于绥远，任民军参谋。民国初年，任山西都督府参谋长。后离晋他去。

〔32〕周符麟：生卒不详。字祥庭，辽宁义县人。1895年入定武军炮营。1907年任第六镇十二协统领（旅长）。是谋杀吴禄贞的主使人。1917年至1922年，任冀南镇守使，1924年授将军府钤威将军。

此一意外祸变，使我们阻袁入京之谋成为泡影，饮恨之深，实非言语可以形容。而吴将军之英俊豪爽，肝胆照人，料事之确，谋事之忠，在娘子关之短短一会，在我的心目中永远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为表彰其壮烈精神，特于民国二年（1913年）发起铸铜像，建石碑，撰文表于成仁地点，以纪念之。

清廷以第六镇军经此变故，不克平定晋事，乃于十月下旬复遣其精锐第三镇军由娘子关攻入。这一支兵的带兵官，如统制（师长）曹锟〔33〕，协统（旅长）卢永祥〔34〕，管带（营长）吴佩孚〔35〕，队官（连长）王承斌〔36〕，司务长（特务长）张福来〔37〕，皆为后来北洋军阀之重要人物。

〔33〕曹锟（1862—1938）：字仲珊，天津人。1882年投淮军为兵。1895年入袁世凯部，1906年任第三镇统领。1912年3月任北洋陆军第三师师长。1923年10月，唆使军警逼走黎元洪，并行贿国会议员，当选总统。旋被冯玉祥、胡景翼等组织的国民军赶下台。抗战爆发后，华北沦陷，拒任伪职。去世后，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一级上将。

〔34〕卢永祥（1867—1933）：字子嘉，山东济阳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1904年任第一镇二协三标标统。1909年任第三镇五协协统。1912年2月，袁世凯内阁任其会办山西军务。8月任第二十师师长，9月授陆军中将。入晋后为恶甚多。1917年加陆军上将衔。之后陆续任职浙江、上海、直隶、江苏。1925年退出军界，曾任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董事、国难会议议员等。

〔35〕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14岁辍学，入山东登州府水师学堂充学兵。1898年入聂士成武卫学堂当兵，旋入开平武备学堂。1906年任北洋第三镇步兵第十一标第一营管带。1911年参与娘子关之役，升任第三标标统。1921年，任两湖巡阅使，次年任直鲁豫巡阅使。第二次直奉战争，败于奉系。北伐战争中，在湖北败于北伐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居北平，拒任伪职。1939年12月去世后，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36〕王承斌（1874—1936）：字孝佰，满族，奉天（今辽宁）兴城人。1903年入京师优等师范学校，后入陆军大学。毕业后曾任陆军第三镇三等参谋。1922年6月，任直隶省省长，次年任直隶督军，晋升陆军上将。第三次直奉战争时，与张作霖、冯玉祥联合反曹锟，事后被张驱走。晚年寓居天津。

〔37〕张福来（1871—1925）：字子恒。直隶交河人。早年入曹锟部当兵，历任营长、团长、第三师第六旅旅长、第二十四师师长、民国陆军中将、将军府景威将军。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任直军援军司令。直军兵败后去职。1925年在汉口病逝。

清军击破娘子关后，我前敌总司令姚以价率众退返太原。此时有主张烧毁太原城者，有主张与清军议和者。我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分向南北退守，以图再举〔38〕。当商定由副都督温寿泉率南路军退晋南，我率北路军入绥远。当时我与大家说：“九月初七日决定起义之深夜，我即得悉武汉大智门有被清军克复之讯，那时恐影响起义之信心，始终未与诸将士言。我敢断定今后革命军必随全国人心而蜂起，最后之胜利必属于我们。革命工作是以小敌大，以寡敌众，必须经百败而后成。今日之分退，即将来合攻之基，我们的同志必须百折不回，奋斗到底。”

〔38〕“我为保存革命力量”三句：景梅九回到太原即给阎锡山提了一个建议，“娘子关终不可守。一旦失败，北南退必北进。今不建图，将来恐北不能过雁门，南不能逾覆山，我等必进退失据，奈何！”（景梅九《罪案》）阎锡山后来从娘子关兵退太原，即执行了这一预想。

乘马出北门后，我与偕行之总参议赵戴文，总司令孔庚，兵站司令张树帜三同志说：“今日在马上身轻欲飞，才感到世所谓‘如释重负’之语，是怎样的情景。”盖我自起义至退出太原，历时四十五日，未脱衣，未就床，故至此特有是感。

北行抵河曲，得清同治年间所制上镌“神功大将军”大炮四尊〔39〕，能容火药十斤，射程三华里，声闻三十华里，众以天意助我，士气大振。我乃与诸将士于阴历十一月初四日在河曲之黄河滩郑重盟誓〔40〕，然后向绥远进发。二十三日行抵包头城下。包头清军欲以供给军饷不入包头城为条件，我答以限两小时腾出，否则即攻。其实我军实力不若包头清军远甚，而包头清军果于两小时内撤出，此即革命精神有无之所关。

〔39〕“北行抵河曲”二句：河曲，县名，今属山西忻州市，在山西西北与内蒙、陕西交界处。据张树帜回忆，清军所铸之“红衣大将军”大炮，是他与崞县同乡张培梅在河曲筹饷中发现携归阎锡山之北上包头部队的。

〔40〕在河曲之黄河滩郑重盟誓：据张树帜《山西辛亥革命起义日记》载：“十一月初四日，阎都督与北伐全军，在黄河滩一盟，大开演说，激发军心。都督首先演说云：‘凡我北伐诸同胞，同为汉族，同是军人，自当克尽天职，捐躯效命。同胞之俯首伏身处于异族专制之下，以听鞭策者，亦既二百六十有馀年，今禹域三分，光复逾二，脱离满清，功亏一篑，建功立业，时不再来。即使冲枪林冒弹雨，疆场致命，千秋万载后，俎豆馨香，亦凛凛有生气。此次战役迁延数月，于兹亦骑虎之势，中下为难，勿因败以生畏葸，勿坐观以误时机。再抖精神，重振志气，锡山与诸同胞共之者也。’军士闻之，咸有敌忾敢死之志。”

入包头整补之后，继攻归绥。时清廷已调第一镇之一个旅增防归绥，官兵纯为旗人，战斗力亦强。故我归绥之战，未能获胜，且因桃子壕之役前敌总指挥王伯轩阵亡，士气颇馁。夜聚诸将商之，均言进攻恐全军覆没。我说：“胜败之机不在敌人，而在我们。转败为胜，此正其时。”诸将归后，赵总参议戴文说：“观诸将战志，进攻恐难有利，将如何？”我这时才告他说：“太原谘议局暨军政界人士秘密派人赉文，欢迎我回省，我打算即刻回攻太原。因归绥是我们的副目标，最后目标是收复太原。我亦知攻绥不利，但不愿先告诸将，以防夜遭不测。”次早，我仍下令进攻归绥，前进五里后，停止待命。比及东行五里，我复下令转向南进，大家才知道是回攻太原。行抵晋北之神池，有一天主教外籍神父来欢迎我说：“共和了！共和了！”诸将士甚为兴奋。我对诸将士说：“共和虽已宣布，回太原尚须奋斗！不宣布共和我不悲观，宣布了共和我们反不敢乐观。更应整饬军纪，争取民心。”

沿途餐风露宿，阴历除夕赶抵忻州。翌日接获段祺瑞〔41〕电，嘱我在忻州小住，勿攻太原，俟张巡抚锡銮〔42〕退出太原，再行回并。我即复电说：“议和是全国的事，回太原是我的责任，清军必须迅速腾开太原，否则即日进攻。”段祺瑞遂复电谓：“已令张锡銮离晋回京，仍望维持和平。”我当复电允诺。太原各界代表闻讯纷来欢迎，我乃率部和平重返太原，执行山西都督任务。

〔41〕段祺瑞（1866—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首领之一。辛亥革命爆发后，任第一军、第二军军统，兼领前线各军。1912年归，率同42将领电请清廷退位，实行共和。之后为皖系派首领，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等职。

〔42〕张巡抚锡銮（1843—1922）：字金波，浙江钱塘人。1863年在武昌从军，1907年任奉天营务处总办，1908年任淮军全军翼长。1911年11月任山西巡抚，旋调任奉天防务，东三省边务大臣。次年任直隶都督。1915年8月，任振武上将军，封为一等伯。

我于太原光复之初，即派南桂馨同志间关南下，向中山先生与同盟会诸负责同志报告太原起义的经过与提前动作的衷曲，并充任山西的代表。其后，光复各省代表选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职，以迄临时参议院成立，南北议和，清帝溥仪退位。这一段时期，正是清军由娘子关攻入，我退出太原转战绥远的阶段。当时因通讯联络不便，以故这些发展一直到返回晋省才得明了。

中山先生为急求国内的统一，以溥仪〔43〕退位之次日，即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并举袁世凯自代。他自己则甘以在野之身，赞襄政治，促进建设。民国元年（1912年）秋，先生为树立议会政治的规模，以同盟会为基础，而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改组为国民党，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成立，先生被推为理事长，黄兴〔44〕、宋教仁〔45〕、王宠惠〔46〕、王人文〔47〕、王芝祥〔48〕、吴景濂〔49〕、张风翙、贡桑诺尔布〔50〕被推为理事，胡汉民〔51〕、张继〔52〕、谭延闿〔53〕、于右任〔54〕等与我被推为参议。改组工作与国民党成立大会，均系在先生亲自主持下进行。

〔43〕溥仪（1906—1967）退位：溥仪为清醇新王载沣长子。1909年11月4日继皇帝位，仅3岁，年号宣统。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

〔44〕黄兴（1874—1916）：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1902年赴日本宏文学院留学，开始组织反清活动。1904年在长沙组织华兴会。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任庶务长。之后，多次组织武装爆动。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任民军总司令；次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兼总参谋长。是清末革命活动中地位仅次于孙中山的人物。

〔45〕宋教仁（1882—1913）：字遯初，湖南桃源人。1904年与黄兴在长沙创华兴会，密谋起义，事泄，出走日本，在日本法政中学、法政大学学习。中国同盟会成立，任司法部检事。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筹组临时政府，次年正式成立，任法制局局长。4月政府北迁，任农林总长，不久辞职。8月联合统一共和党等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任代理事长。主张成立责任内阁，制定民主宪法，反对袁世凯专政。1913年3月20日国会召开前夕，被袁世凯爪牙刺杀于上海火车站。

〔46〕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广东东莞人。青年时期先后留学日、美、英，专攻法津。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外交总长，旋改司法总长。之后，曾任北洋政府总理、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外交部长等职。1949年居台湾。

〔47〕王人文（1863—1941）：字采臣，云南大理人。1883年癸未科进士。累任至陕西布政使、护理四川总督等。191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后脱党。1913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

〔48〕王芝祥（1858—1930）：字铁珊，直隶通县（今属北京）人。1904年乙酉科举人。1911年，任广西布政使。辛亥革命时被举为广西副都督。1912年，任南京留守政府军事顾问。同年为统一共和党干事。1924年11月，任京兆尹。晚年从事北京慈善事业。

〔49〕吴景濂（1873—1944）：字连伯，奉天宁远（今辽宁兴城）人。1902年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授为候补内阁中书。之后从事教育事业。1911年辛亥革命后，以奉天代表出席南京代表会。次年任临时参议院议员。1913年任统一后的国民党副理事长，一度代理事长。袁世凯称帝后，公开反对，并在东北组织讨袁军。之后，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顾问、北京政府众议院议长等职。

〔50〕贡桑诺尔布（1872—1931）：字乐亭，号夔盦，系成吉思汗勋臣乌梁海济拉玛的后裔，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世袭札萨克亲王，兼卓索图盟盟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就任喀喇沁右翼旗札萨克先后创办了崇正学堂、毓正女学堂、守正武学堂。著有《竹有斋诗集》。

〔51〕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广东番禹人。1902年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留学，后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本部书记。随孙中山、黄兴在南方筹划起义。1911年辛亥革命后，广东光复，出任都督，次年1月任大总统秘书长。二次革命后，亡命日本，1917年任护法军交通部总长。1924年被举为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兼广东省长。孙中山北上后，代摄大元帅职权。1927年，被举为国民政府主席。1935年12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次年病逝。有《胡汉民自传》等著作。

〔52〕张继（1882—1947）：字溥泉，河北沧县人，1899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善邻书院，后入早稻田专门学校。从事反清活动，加入励志会、青年会等组织，1903年入黄兴组织之拒俄义勇队，被逐回国，在上海任《苏报》参议。1905年入中国同盟会，任《民报》发行人及主编人。1911年武昌起义后，从巴黎经南洋回国。1912年任同盟会本部交际部主任兼河北支部部长。1913年4月，任国会参议员议长。1921年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次年任国民党北京支部长。1925年，参加邹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之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大会，成为西山会议派重要成员。之后，多次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并任国民党史料档案委员会主任委员（1937年）、国史馆馆长（1946年）等职。有《张溥泉先生全集》传世。

〔53〕谭延闿（1879—1930）：字祖庵，湖南茶陵人。1904年甲辰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返乡办学，1909年任湖南谘议局局长。1914年武昌起义后，任湖南都督。次年加入国民党，任支部长。1916年任湖南省长。1923年，任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长、建设部长。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重组后，任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兼代大本营秘书长。后历任国民革命第二军军长、代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代理国民党中央部主席等职。

〔54〕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右任。陕西三原人。1903年癸卯科举人。1906年赴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归国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主报》等。宣传革命，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交通部次长。1918年返陕，任护国军总司令。1922年创办上海大学，任校长。1924年随孙中山赴京，任内务部长。1926年9月与冯玉祥参加五原誓师。1927年，参与北伐，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49年赴台湾。有《右任文存》、《右任诗存》、《右任墨存》等著作。

斯时，张謇〔55〕所领导的统一党与黎元洪所领导的民社党，又拉了几个小的政团，亦合组为共和党，推梁启超为领袖。中山先生曾呼吁两党以英美先进国为模范，以公理是非为依归，不以党见相倾轧，完成美善的政党政治。

〔55〕张謇（1853—1926）：字季直，江苏南通人。1885年乙酉科举人，1894年参加殿试，得一甲第一名，赐进士。之后，以教育、实业为事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为江苏临时议会议长。并与陈德全、章炳麟创办统一党。次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未就。1913年9月，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袁世凯称帝前，请假南归。之后仍以从事实业为主，历任中国银行联合会会长、华成盐垦公司总理、吴淞商埠督办、交通银行总裁等职务。有《张季子九录》、《张謇函稿》、《张謇日记》等传世。

是年九月，中山先生由北京莅晋，十九日，在太原各界欢迎大会上，曾嘉勉我们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伯川之功。不但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感谢。何也？广东为革命之原初省分，然屡次失败，满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它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又对山西商学界欢宴上演讲说：“前在日本时，尝与现任都督阎君谋画，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以晋省遥应。此所以去年晋省闻风响应，一面鼓励各省进行，一面牵制满兵南下，而使革命之势力迅疾造成也。”又在我的欢宴会上演说：“武昌起义，山西首为响应，共和成立，须首推阎都督之力为最。今非享福之时，尚须苦心建设十年，方可言享福。文摒一已权利，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愿与各位共勉之。”这对我实在是过奖之辞，而山西革命同志与全体军民，受此鼓励，则感到万分兴奋，并对我们伟大领袖孙总理永远崇拜不已。总理临行时，特嘱：“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尽方法，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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