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次革命的波折与民初山西的境遇
民国元年（1912年）七月，广东都督胡汉民来电说：“近得京友确报，中央现主极端集权，实行军民分治，收军权财权暨一切重大政权，悉褫中央。惧各省都督之反对，则大借债，以操纵之，虽失权于外人，亦在所不惜。此后救济之法，惟有联络东北各省反对力争，或可补救一二。”旋接江西都督李烈钧电，亦同此意，并力主应以地方监督政府，不使政府操纵地方，以免失权外人，复陷专制。我当时对他们的主张深表同情，于是很快复电赞同，并说明：“地方分权，古今通义，征诸历史，根据甚深。且中国省界之大，动逾千里，非东瀛府县、西欧州郡所可比拟，即授以各国地方行政之权，尚觉轻重失当，遑论集权中央。况当建设时代，伏莽未靖，军政、民政其权不容分属，宜授各省都督以行政特权，限以年岁，使其厉行整理，因循玩愠，届期不举者，严加惩处，使政府与地方互相维持，互相监督，庶政府之野心不萌，而各省亦不至逾权越限。俟国基巩固，然后徐图集权，尚未为晚。”
这一联电力争的行动，李烈钧同志和我曾广为联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明白复电给我不表赞同的，只有四川都督胡景伊〔1〕，积极表示赞同的，则有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苏都督程德全〔2〕，奉天都督赵尔巽〔3〕。我初以奉天赵都督老成望重，由其领衔入告，较有裨益，李烈钧同志亦表示同意。嗣经我驰电相询，赵君不愿领衔，乃推广东胡都督主稿，由江苏程都督领衔电京。
〔1〕胡景伊（1877—？）：字文澜，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人。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先后在四川、云南从事军事教育。1911年5月任广西混成协协统兼第一标统。1913年任四川都督。1915起，任北京政府参政院参政，旋改任毅威将军。
〔2〕程德全（1860—1930）：字雪楼，四川云阳人。1890年赴京入国子监肄业。后长期在黑龙江任幕僚。1901年升直隶州知州。1910年任江苏巡抚。辛亥革命后，被推为江苏都督。次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总长。曾与章太炎组建统一党。1926年入常州天宁寺，法名寂照。
〔3〕赵尔巽（1844—1927）：字次珊，奉天（今辽宁）铁岭人。1874年甲戌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2年起，先后任山西、湖南总督，户部尚书，四川总督，湖广总督，东三省总督。武昌起义后，任奉天保安会会长，奉天都督。1914年，任清史馆总裁，主持编撰《清史稿》。
奉天都督赵尔巽本是满清重臣，曾经做过山西的巡抚，当宣统退位前，他是东三省总督，其力量几与袁世凯相埒。袁世凯深知不释赵之兵权，即难实现迫清帝退位，而国政自为之迷梦，所以经过颇费周折的运用，卒至撤销了东三省总督，而任赵为保安会会长，才公开其倒清之举动。赵之所以参加我们反中央集权的行动，我之所以提议推赵领衔，皆以此为前因。江苏都督程德全在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时，曾任奉天与黑龙江巡抚，其后调任江苏，民元曾任孙大总统之内务总长，对革命颇表同情，是以亦参加我们这一反中央集权的行列。结果这一行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益增中央对地方之疑忌。这是二次革命以前的一件事，亦可以说是二次革命的前因。
民国二年二月正式国会成立，国民党籍议员占了最多的席次，政府国会之间果能真诚合作，则国家即已步入宪政坦途。乃不幸三月二十日本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先生被刺于上海车站。接着四月二十六日政府未经国会同意，又与五国银行团签立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大借款合同。于是国会哗然，张继首以参议院议长资格通电反对借款。及至众议院选出汤化龙〔4〕为议长，政府始将大借款案咨请国会备案。此时汤化龙虽合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为进步党（黎元洪为该党理事长），以与国民党抗衡，并未能使国会通过此案。同时各省军民长官并纷电责难，而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5〕，反对尤烈。本党对此问题之态度颇不一致，中山先生主张兴师讨伐，黄兴先生主张循法律途经解决。中山先生之主张系一秉为党国之大义，而黄兴先生之主张亦系基于保全革命力量之苦心。武昌黎元洪副总统为平息政治风潮，提出宋案划归法律，静候法庭解决，借款予以追认，而审计用途，颇获多数省份的赞同。衡诸当时本党同志所能掌握之武力，实不足以与袁军抗衡，审时度势，我遂一面联合各省呼吁和平，一面连电黎副总统，请其迅速领衔调处。云南都督蔡锷〔6〕、陕西都督张风翙与我采相同之行动。
〔4〕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人。1904年辰科进士，曾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学。1906年赴日本法政大学专门部学法律。1909年被推为湖北谘议局议长。次年被推为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议长。武昌起义后，任湖北省政府民政总长。之后，历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秘书处处长，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众议院议长、段祺瑞政府内阁总长。1918年出国游历，9月在加拿大被刺而死。
〔5〕柏文蔚（1976—1947）：字烈武，安徽寿县人。青年时期曾与赵声等人组织强国会，与陈独秀组织岳王会，谋反清抗外侮。1907年与孙毓筠等谋炸两江总督端方，事败后，走赴东北，在吴禄贞军中任职。武昌起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安徽都督、北伐军第二军军长。1928年起，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6〕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戊戌变法后在上海入南洋公学，次年赴日本留学。之后即投入反清运动，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处任军队教官。武昌起义后，任昆明革命党起义总指挥。二次革命时，策划西南各省反对袁世凯独裁。1915年12月，与唐继尧等在昆明宣告云南独立，通电讨袁，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袁世凯死后，任四川巡按使、四川都督兼省长。1916年11月8日在日本病逝。
结果黎副总统之调处未见端倪，而袁总统于六月九日至七月一日先后下令罢黜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督，且遣李纯〔7〕驰兵扼驻九江〔8〕，赴赣之师又源源出动。斯时复值俄人嗾使库伦〔9〕内犯，绥、晋首当其冲。我于忧愤之馀，特于七月七日上袁总统这样一个电报：
北京大总统钧鉴：窃锡山本一介武夫，罔知大计，滥竽民国，毫无建白。自宋案发生，适逢借款成立，人心摇动，讹言四起，忧国之士每虑南北水火，演成分裂之势。锡山窃以为中国之患不在南而在东：南北虽兄弟阋墙，可以理喻；满蒙为强邻虎视，必以力争。溯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我大总统置身于两疑之地，忧深虑远，统筹兼顾，津京秩序得以保持，近卫师团翕然听从，亲贵财产不尽落于外人之手。驯至〔10〕清帝退位，民国告成，兵家所谓全国为上〔11〕，我大总统有焉。当事之方急，克强（黄兴字）诸公驰驱战地，危在疆场，我大总统侧身京师，愠于群小，其谋国也同，处忧患也同。今以一事之误会，意见之微异，酿成同室之争，但略予疏通，即可涣然冰释，而环观全球，外患丛集，积薪厝火，危不可言。东邻野心，早暗视满洲为己有，彼胜俄之后，犹不敢据领之者，实因俄有以牵之也，不得已与仇俄协约，意在平分。更有迫日本以不容缓图者，即美国巴拿马运河开通〔12〕是也。菲律宾虽属美之领土，实在日本势力范围之中，而日所以不敢取之者，以与俄战后之元气未复耳。美国亦知其终难和平解决，甚欲乘其元气未复之时与之一战，惟因巴拿马运河未通，大西洋军舰运输不便，故迟迟未发。日本亦深知巴拿马运河开通之后，彼在东南亚势力美必出而干涉，乘此运河未通，则攫我满土，愈不容缓，特无隙可乘耳。今宗社党〔13〕盘据东省，予日人以可乘之隙，而日人乘机以接济之，南北风潮叠起，又予宗社党以可乘之隙，而日人又从中推助之。日政府非求好于南，而意实在满也，若堕其奸术，则瓜分立召。东而满洲将成朝鲜之续，西而新甘一带多系升允〔14〕（清陕甘总督）党羽，倘出而号召，扰乱堪虞，北则蒙古煽动，中俄协约将成泡影。西藏喇嘛久蓄叛志，英人野心，其欲逐逐，而内地好事喜乱之徒，难保不乘机窃发。加之我国会匪遍地，群盗满山，教堂林立，洋商麇集，一旦溃决，外人之生命财产将何以保持，势必惹起列强干涉，国之不国瞬息间耳。言念及此，实堪痛心！推其由来，皆因木腐虫生，疑忌之一念所致。伏思黎副总统倡义武昌，力维大局，我大总统与孙黄诸公缔造民国，艰苦备尝，推其初心，无非救国，而经营年馀，险象环生，堂堂神州，傥不亡于满清，而亡于民国诸公之手，则天下后世将谓我大总统何？今者三督解职，足征无他。望我大总统开诚布公，敦请孙黄二公入都，共图国事，破除党见，一致进行，则内忧潜消，外患自灭。“其亡其亡，系于苞桑〔15〕。”民国幸甚！中国幸甚！山西都督阎锡山叩阳印。
〔7〕李纯（1875—1920）：字秀山，天津人。1889年入北洋武备学堂，1911年任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师长）。民国建立后，改任第六师师长。1913年7月任九江镇守使。9月署理江西都督。1915年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20年曾任南北议和总代表。同年自杀（或云被他人刺杀）。
〔8〕九江：地名，属江西省，在鄱阳湖与长江相交处。
〔9〕库伦：地名，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10〕驯至：渐进到……时候。出自《易·坤》：“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11〕兵家所谓“全国为上”：出自《孙子兵法谋攻》。
〔12〕巴拿马运河开通：巴拿马运河始凿于1881年，1914年完工，1920年正式通航。美国与巴拿马于1903年签订《美巴条约》，美国一次付给巴拿马1000万美元，并每年支付25万美元租金，取得开凿运河并永久使用的权利。
〔13〕宗社党：清末民初政派。由满洲贵族良弼、铁良等组建，旨在维护清廷统治。1912年，革命党人炸死良弼，清帝又被迫退位，其党逐渐解散，残馀势力仍在东北活动。
〔14〕允升：字吉甫，蒙古镶蓝旗人。清代举人。曾任陕西督粮道，山西按察使，甘肃布政使，陕西江西巡抚。闽浙、陕西总督。1911年武昌起义后，重被任命为陕西巡抚负责陕西军事。之后，数次策动复辟活动，均告失败。
〔15〕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出自《易·否》。以桑树丛生比喻根深蒂固。在此比喻人民团结，国家稳固。
本来李烈钧对袁已有“遵令免官”的复电，胡汉民亦有“请授赴藏方略”的表示（胡免粤督后，被任为西藏宣抚使），袁若不再相逼太甚，尚有策商馀地。而袁军向李烈钧等横施压力，李纯部先在九江发动攻势，李烈钧乃于七月十二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不数日，黄兴响应于南京，陈其美〔16〕响应于上海，安徽柏文蔚、广东陈炯明〔17〕、福建许崇智〔18〕、四川尹昌衡〔19〕、湖南谭延闿亦先后独立，纷纷组织讨袁军，实行二次革命。长江流域独武昌黎副总统与浙江朱瑞〔20〕宣布保守中立。中山先生发表宣告，促请袁氏辞职，以息战祸。袁氏对中山先生的劝告置若罔闻，且用兵益急。结果因民军部署未周，且与袁军相较，众寡悬殊，不一月间遭到了全面的失败。
〔16〕陈其美（1878—1916）：字士英，浙江吴兴（今湖州）人。青年时在上海商行任会计。1906年赴日本留学，入警监学校，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在京、津、沪等地从事反满活动。1909年加入上海青帮。武昌起义后，在上海发动起义，任沪军都督。1915年袁世凯称帝，回国参加讨袁，任淞沪长官司令。1916年5月18日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于上海。
〔17〕陈炯明（1878—1933）：字竞存，广东海丰人。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在广东多次发动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后，在东江组织民军起义。11月，任广州副都督。1913年任广东都督。二次革命时，宣布广东独立，从事反袁活动。1917年，回广东参加护法运动，被孙中山任命为闽粤军总司令。1920年，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2年6月，在广东叛乱，企图谋害孙中山。其军队旋被黄埔军校学生军消灭。后退居香港，并于1931年创立致公党，曾任该党总理。
〔18〕许崇智（1887—1965）：字汝为，广东番禺人。早年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在福建新军内任职，官至第二十协协统。1911年武昌起义，举兵响应，被举为闽军总司令。二次革命失败，在日本加入中华国民党。1917年任大元帅府参军长。1925年率军击败陈炯明叛乱。后在国民政府中历任中央执行委员、监督委员等要职。晚年寓居香港。
〔19〕尹昌衡（1886—1953）：原名昌仪，字硕权，四川彭县人。早年在四川武备学堂、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升至四川陆军小学总办。同年10月，在成都独立，任督军府军政部部长、督军。1914年后退出军政界，在成都筑上园，从事著述。有《上园丛书》。
〔20〕朱瑞（1883—1916）：字介人，浙江海盐人。1903年入南洋陆军学堂，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任浙江第八十一标统带。1911年武昌起义后，率众光复杭州，并与江苏义军会攻南京。1912年任浙江都督兼民政长。后归附袁世凯。袁谋称帝，封其为一等侯。1916年，浙江讨袁军围攻浙江军署，退居上海。同年病逝于天津。
在这段期间中，中山先生深知山西处于北洋势力包围之中，形格势禁，呼应为难，特秘密派人告我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之革命据点，俟南军北上，再与陕西会合，进攻北京。我刚奉到此指示不久，陕西都督张风翙给我一个电报说：彼已与我联名拍发一电，反对李烈钧等行动。我当复电责询其故，张答复我说：此举孙（指中山先生）可谅解。我才知道我所得到中山先生的指示，他亦得到了，以故未得我之同意而出此。这时李烈钧亦有电给我表示不满，因李与我在士官学校同屋而居交情甚笃，故他对此颇觉意外。经我复电解释，他才知道这原是一种未曾得他同意亦未曾得我同意的苦肉计。盖当时北方诸省除我与张风翙外，馀皆为袁氏基本势力范围，张氏此举，亦可谓为保存北方仅有革命力量的一种权术。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氏乘势要求国会正式选总统，制定宪法。国会参众两院于十月五日联合举行宪法会议，即日先行通过总统选举法，次日就进行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第一二两次投票，袁氏皆未及法定四分之三的多数，在第三次投票中，始以得票过半数当选，而黎元洪同时当选为副总统。天坛宪草因仍主责任内阁制，未能为袁氏所接受。国会尚在议宪过程中，袁氏于十一月四日假国民党以主谋二次革命之罪名，而下令解散，并取消参众两院国民党籍议员四百三十八人之资格。十二日又下令取消各省议会之国民党籍议员。
至是，国会参众两院悉以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各省议会亦成瘫痪状态，袁氏乃令组政治会议，研究解散国会及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两大问题。政治会议先于民国三年（1914年）一月十日呈请袁氏解散国会，次又议定约法会议组织条例，由袁氏于一月二十六日公布。约法会议于三月十八日开会，从事于修改临时约法的工作，由袁氏于五月一日将修订后的中华民国约法公布。这一约法完全采总统制，国务卿与各部总长均为大总统之僚属，立法院议员由人民选举，参政院参政由大总统任命。六月二十日袁氏召集参政院开会，二十九日又命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在此制度下的中国，不只是高度的中央集权，而且是极度的总统集权了。自然军民彻底分治，褫军权于中央的宿意，更要积极的求其速达了。
山西是民国伊始就实行军民分治的省分，省行政首长为民政长。山西首任民政长为湖北周渤〔21〕，其后为山西神池之谷如墉〔22〕，河曲之赵渊〔23〕，繁峙之陈钰〔24〕，其间我曾兼任一度，但为时甚暂。民政长之下，分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各司，以分掌各项政事。全省按河东、冀宁、雁门、归绥四道区，分置河东、中路、北路、归绥四观察使（民国二年底将归绥亦并入北路观察使范围内），以理察吏安民诸事。
〔21〕周渤：生卒年不详，辛亥太原起义前，任太原知府。起义后，阎锡山率军北上包头一带，张锡銮任巡抚，周渤又任巡警道。
〔22〕谷如墉：字芙塘，山西神池县人。1890年庚寅科进士，曾任清政府户部主事。山西大学堂总理、库伦大清银行总办。1912年9月任山西民政长，次年6月署广东省海关监督。
〔23〕赵渊（1857—1913）：字醴泉，山西河曲县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历任四川安岳、德阳、威远、富顺知县，崇庆、泸州知府。后随铁良调充黑龙江省民政使。1913年1月23日至6月4日，任山西省军政府民政长。
〔24〕陈钰（1860—1919）：字震之，山西繁峙人。曾任直隶万全县知县，沧州知州。1913年2月15日至5月13日，任山西军政府财政司长。1913年6月4日～1914年5月26日，任山西军政府民政长。1914年5月23日，由民政长改任巡按使，三天后即免职。
省行政各司厅应最早者为财政部门，初改为国税厅，嗣又改称财政厅，均归中央直辖，而受省监督。这也就是显明的实行中央集权，将财税权收归中央的举措。山西在国税厅时期，厅长为袁永廉〔25〕，我曾记得有一次民政长陈钰不同意他的整个国税计划，即欲愤而回京。我问了他的计划以后，同他说：“你的计划实在不错，但你应计算计算，实行起来，恐怕卷房要占半个太原城。”他从此自知难以实行而不再坚持其计划，一场风波方告平息。国税厅改财政厅后，第一任厅长为季祖平。我祖父青云公民国三年（公历1914年）逝世，袁总统即派李氏代表致祭，因为当时财政厅长是在省的唯一中央官吏。
〔25〕袁永廉：字履卿，贵州贵阳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归国后，曾在清廷度支部任职。1912年，任北京政府财政部佥事，山西国税金厅筹备处处长，印花税会办。1916年至1928年，任北京政府财政部赋税司司长。1940年，代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统税局”局长。
袁氏为进一步完成中央集权，曾欲废省存道，使道与中央成为直接关系。这一计划实施的初步，就是于民国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明令撤销各省民政长，改设巡按使，并改各道观察使为道尹。巡按使虽然在事实上是接替了原来的民政长，但在名分上则不是行政官，而是监察官，特于委派之时，由中央分别令赋以监督财政与监督司法之权耳。此制行之既久，即可逐渐做到废省存道。
山西第一任巡按使金永〔26〕是一个旗人，其人相当骄悍，是袁特别派来山西消灭民军势力的。金永到晋，初任内务司长，但一般人皆知其必主省政无疑，果于改制伊始，即实现之。当时中央为分各省都督之军权，命各巡按使成立警备部队，此令一下，金永在晋即积极成立警备队，其数初为七营，继并不断增加，形成对我的甚大威胁。
〔26〕金永：字坚道，浙江杭县（今馀杭）人。曾任吉林省双城知府，1914年5月任山西巡按使。1916年7月被阎锡山驱走。
中央集权的另一措施，就是撤销民政长制之同时，亦撤销各省都督之制，无论中央与地方将领，均授以将军或上将军官职。在中央者上冠一“威”字，驻地方者上冠一“武”字，驻东三省者，则上冠以“镇安”二字，并分左右将军。中央将领“威”字之上，并人各冠不同之一字，如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蔡锷为“昭威将军”是。地方将领“武”字之上，亦并分别冠以各该省军事要地之地名中的一个字，如我当时的官职即改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山东都督则改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其它各省亦然。我的同武将军的“同”字，是取了山西重镇大同的一个“同”字，山东泰武将军的“泰”字，是取了山东重镇泰安的一个“泰”字。为什么山西不取太原之名，山东不取济南之名呢？这一字之差，其用意是很深远的，那就是将来要让山西将军移节大同，山东将军移节泰安，以军政分地贯彻军政分治。这时，北京特地设立了一个将军府，为军事将领之大本营。名义上各省将军之本职亦皆在将军府，督理某省军务只是一种兼职，袁氏于民国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命令中即有谓“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的话。其所以改行这一制度，就是要逐渐的将军权完全收归中央。
民初中国外交上首先遭遇的一件大事，就是俄蒙条约。俄国处心积虑，图我外蒙，历有年所。清宣统三年，外蒙各地受俄国胁持，已纷纷独立，逐我官吏，驱我军队。俄使并曾向清廷提出蒙人自治与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兵，不得向外蒙移民之条件，清廷未予承认。民国元年，中国政府正拟进兵外蒙，维护我领土主权之完整，乃俄使照会：若中国进兵，俄当干涉，进而于十一月八日经以俄蒙条约通知我外交部，公然将俄使前向清廷所提条件定入条约，俄国扶助蒙古编练军队，且在蒙古享有特权。政府虽严词拒绝，亦属无效。
我当时认为俄国乘我民国新建，力量未充，夺我主权，攫我领土，吾人断不能坐视我版图内之一部，不亡于前清专制之时，而亡于民国告成之日，无论外交折冲能否有效，均应以武力为其后援。否则侵略者将得陇望蜀，内蒙亦恐继入俄手。特于十一月十三日电请中央准我亲率马兵一独立旅，步兵一混成旅，屯驻包头，相机进攻，万一事机决裂，即占据内蒙各盟旗，然后进窥库伦。这一电报中，特别说明：“蒙疆系我完全领土，征伐自有主权。内蒙既固，则兵力财力胥为我有，俄虽狡猾，然为我国兵力所及地，当亦无词以难。即或派兵暗助，亦属鞭长莫及。如此筹计，我既有最后之设备，彼亦将知难而退。”政府终以种种顾虑，不敢决征蒙之策，只循外交路线与俄使进行谈判。
延至民国二年五月，俄国果嗾使外蒙军分东西两路大举内犯，晋军驻包头之刘旅，驻大同之陈旅，首先接战，连电告急。我以北门锁钥，关系重要，又于五月二十七日电请亲带一混成旅前赴战地，亲督迎战。中央以省防重要，坐镇不可无人为词，命我派孔庚师长带队应援。孔师长率部兼程北上，与绥远将军张绍曾部及我刘陈两旅协力堵击，敌势始渐顿挫。
已而因政府对边防军事无整个决策，外交总长陆徵祥〔27〕与俄使所商条件又为参议院所否决，敌恃俄援，进犯益急，朔边各省，岌岌可危。一直延至熊希龄〔28〕在进步党的拥戴下入组所谓“名流内阁”，孙宝琦〔29〕继长外交，与俄使重开谈判，缔结中俄条约五款，外蒙军方退，边患方息，而中国之对外蒙，从此亦只剩宗主权的虚名了。
〔27〕陆徵祥（1871—1949）：字子欣，上海人。辛亥革命前，历任荷兰、俄国公使。1912年2月，改任俄国临时外交代表。旋改任外交总长、国委院总理。1913年4月，与俄使议定关于大蒙古问题的协定，因被参院否决，退出内阁，改任袁世凯顾问。之后仍任外长，和次长曹汝霖与日使谈叛签订“二十一条约”。1919年出席巴黎和会，为首席代表。1927年后，淡出外交领域。
〔28〕熊希龄（1867—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1892年壬辰科进士。1898年8月赴京参加变法活动，奏请在湖南办学会，创《湘报》。1905年7月，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11年任东三省屯垦局会办及奉天造印厂总办。武昌起义后，任江苏财政司司长，并与张謇组织统一党，任理事。次年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19132年7月至1914年2月任国务总理。1917年后，主要从事水利、赈灾等事业。
〔29〕孙宝琦（1867—1931）：字慕韩，浙江杭县（今属馀杭）人。以父荫任户部主事，后为聂士成邀，办开平武备学堂。1900年，随光绪帝至西安避难，内值军机处。旋出使法国、德国。1911年任山东巡抚。1913年9月，任外交总长。1914年2月，兼代国务总理。1924年再任内阁总理。
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是中国最沉静的时期，亦是袁世凯势力最盛的时期。各省都督（后为将军）之籍隶国民党者，仅仅剩下我一个人，只有临深履薄，以冀保持此一革命潜力。那时国民党经过二次革命失败与袁氏一再摧残之后，组织颇为涣散。中山先生为重振革命精神，于三年七月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设总部于东京，并分遣同志回国策进党务，以图革命之再举。斯时，袁氏力迫清除革命党人，我对来晋同志力保他们身份的秘密，并曾托他们报告中山先生说：我当多方设法保持此一仅存之革命据点；至来晋同志，我决加意保护。中山先生曾嘱我与陈其美先生多取联系。
三年七月欧战爆发，中国宣布中立。日本乘间攻占青岛，进兵山东，并于四年一月十八日提出二十一条件。举国闻之，咸表愤慨。然日本于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之后，袁总统于九日接受，并于十五日与日本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条约。本来日本久已蓄意侵华，我在日本留学时，日本小学中即以“我ガ满洲”教其学生。民国建立以来，欺侮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更以日俄英三国为首，日俄两国暗订秘密协定，划分日本之势力范围为内蒙与南满，俄国之势力范围为外蒙与北满，英国对此亦予承认，以换取其在西藏自由行动之密契。这种种侵略行为的加诸中国，一言以蔽之，乃国人勇于对内，不图自强，有以使然。“弱国无外交”，实在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我于四年二月应袁总统之召赴京述职，此时正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不久之时，我见总统秘书长梁士诒〔30〕时，梁对我说：“总统准备三年后打日本，着我主财政，唐质夫〔31〕（唐在礼字）主军事。”我复询诸唐，一如梁言。我对梁、唐都说：“兄等应该劝阻，不可将总统促居炉火。”他们虽同情我的看法，但他们以为内里的人不好说话，最好由外边的人说。我当时并不是不同意抗御外侮，认为打日本须有能打胜的力量，否则轻言实足以招损。
〔30〕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广东三水人。1894年甲午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3年任北洋编书局总办。1907年任铁路总局局长。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邮传部副大臣，署理大臣。次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1915年请愿实行帝制。1916年7月被列名祸首，避走香港。1921年12月，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1928再被国民政府通缉，旋往香港。
〔31〕唐质夫（1880—1964）：字在礼，上海人。一作字“执”夫，名在礼。1901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任库伦兵库筹备处总办。1912年后任总理机要处长等。1951年，任上海文史馆馆员。
我见袁总统时，曾特地向他陈述：“我们应以备战而止战，以强兵而睦邻，万一因国家权利不得已而决裂，须切实有战胜他国之把握。战胜之要，不外完全之物质与良好之精神，前者可操战胜权十分之三，后者可操胜权十分之七。”所谓完全之物质，极重要者厥为二事：一为军械制造之进步，一为征兵制度之实行。尤其征兵一事，今世大陆诸国容有征兵而不强之国，断无不征兵而能强之国，盖非此不足明养一兵、暗收十兵之效，以故百政可缓，惟此为急。至实行手续则不妨渐进，且不难在军政机关之举措，而难在民政机关之筹备。民政筹备必须配合国民教育之普及，国民实业之发达，地方警察之健全，地方自治之实行，官吏职任之专一等。所谓良好之精神，就是要养成最后五分钟之精神。此精神由人民忍苦耐劳之体力与舍生就义之心理合组而成。此二者之锻炼在军中，其所以能受此锻炼之素养，则在民政。民政方面如何完成此良好之精神？一在国民武德教育，一在社会尊军风尚。精神物质，兼营并进，军力方可日强，国力方可日固，无论攻守，始能操必胜之左券。他听了之后，嘱我写一文件提出。我回晋后即本我的主张写了一个军事问答，送呈采择。
我此次晋京见袁为第三次。在我第一次晋京见袁时，他一见面就把我想要对他说的话他先说了，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话，使人再无可言。他这样做的用意，无非是为使人佩服他处事的才智，实则被见的人会感到他是玩弄政治的手段，缺乏谋国的诚意。我辞出之后，谷如墉、贾书堂等几位老先生问我对袁的印象如何？我说：“英雄有馀，治国不足。”后来听到有人说，袁氏内衣有很多口袋，分装内外各方重要资料，对谒他的文武大员，在见面以前，就会从这些资料中预猜要说什么话。由我的亲身体验中，这话亦不无可信之处。
民初，山西有一个大国民日报，有一天的社论为《袁世凯阎锡山厥罪维均》。不几天接到北京总统府秘书长梁土诒的一封公函说：“奉谕着将山西《大国民日报》查封。”我答覆他说：“此报日日骂我，今更以大总统与我并骂。如仅骂大总统，我当遵命查封。我少年当政，此报不断骂我，可以使我自警，更可借以警惕推翻满清有功人员，盖不少有功人员不免因恃功而骄，不守秩序，武断乡曲，若无此报，彼等更无忌惮，请转禀大总统鉴谅！”
猜你喜欢 元明事类钞卷十二·姚之骃 卷之二百五十五·佚名 卷之二十四·佚名 钦定续通志卷八十八 氏族略八·纪昀 日记 光绪廿二年丙申·恽毓鼎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司马迁 卷六十六 陈王列传第五十六·范晔 唐俭传·欧阳修 孙何传·脱脱 扩廓帖木儿、李思齐传·张廷玉 汉纪十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元光二年（戊申、前133）·司马光 仪制一·徐松 卷一百四十八·佚名 明会典序·佚名 卷第八·太安万侣
热门推荐 巻十四·顾瑛 卷三十·胡文学 卷二十九·胡文学 卷二十七·胡文学 卷二十八·胡文学 卷二十四·胡文学 卷二十六·胡文学 卷二十五·胡文学 卷二十三·胡文学 卷二十一·胡文学 卷二十二·胡文学 卷十九·胡文学 卷十八·胡文学 巻十三·顾瑛 卷二十·胡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