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周东封与殷遗民（傅斯年）
此我所着《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也。是书经始于五年以前，至民国二十年夏， 写成者将三分之二矣。日本侵辽东，·C乱如焚，中辍者数月。以后公私事纷至，继以大病，至今三年，未能杀青，惭何如之！此章大约写于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与其他数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谬为称许，嘱以送刊于北大《国学季刊八余以此文所论多待充实，造巡未果。今春适之先生已于同一道路上作成丰伟之论文，此文更若烧火之宜息矣。而造之先生勉以同时刊行，傅读者有所参考。今从其命，并志同声之欣悦焉。
二十三年六月
南朝以一个六百年的朝代激千里的大国，在其亡国前不久帝乙时，犹是一个强有兵力的组织，而初亡之后，王子禄父等依然能一次一次的反抗周人，何以到周朝天下事大定后，封建者除区区二三百里之家，四围以诸姬环之，以外，竟不闻商朝造民尚保存何部落，何以亡得那么干净呢？那些殷商遗民，除以‘顽’了迁推邑者外，运命是怎么样呢？据《逸同书·世停》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我国九十有九国，城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果然照这样子“憨”下去，再加以局公、成王之“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真可以把殷造民“憨’完。不过那时候的农业还不曾到铁器深耕的时代，所以绝对没有这么许多人可“憨”，可以“碱磨”，所以这话竟无辩探的价值，只是战国人的一种幻想而已。且信屈骛牙的惆浩》上明明记载周人对殷遗是用一种相当的怀柔政策，而近发见之白俄父敦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器）记“王命伯校父以殷八目征东夷”。然则月初东征的部队中当不少有范文虎、留梦炎、洪承畴、吴三挂一流的汉奸。周人以这样一个“臣妾之”之政策，固速成其王业，而股民藉此亦可延其不尊荣之生存。《左传》定四年记周以殷遗民作东封，其说如下：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磺，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旅：条氏，徐氏，萧氏，索民，长勺氏，尾勺民，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父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统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核，待旅，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树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沙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竞，取于有闹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党。脱季授上，陶叔授民。今以“康语”，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阔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古’，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可见鲁卫之国为殷遗民之国，晋为夏遗民之国，这里说得清清楚楚。所谓“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者，尤显然是一种殖民地政策，虽取其统治权，而仍其！日来礼俗，放日“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这话的绝对信实更有其他确证。现分述鲁卫齐三国之情形如下。
鲁井《春秋》及《左传》有所谓“毫社”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毫社”屡见于《春秋经》。以那样一个简略的二百四十年间之“断烂朝报”，所记皆是戎相会盟之大事，而“毫社”独占一位置，则“毫社”在鲁之重要可知。且《春秋》记 “毫社（《公羊》作蒲社）灾”在哀四年，去殷商之亡已六百余年，已与现在去南宋之亡差不多。（共和前无确切之纪年，姑据《通鉴外纪》，自武王元年至哀四年为六百三十一年。宋亡于祥兴二年卜二七九］，去中华民国二十年卜九三一］凡六百五十二年。相差甚微。）“是社”在股亡国后六百余年犹有作用，是甚可注意之事实。且《左传》所记“是社”中有两事尤关重要。哀七，“以部子益来献于毫社”，杜云， “以其亡国与殷同。 ”此真谬说。都予殷为东夷，此等献俘，当与宋襄公 “用部子于次礁之社，欲以属东夷”一样，周人馆殷鬼而已。又定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毫社。”这真清清楚楚指示我们：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殷亡六七百年后之情形尚如此，则西周时周人在鲁不过仅是少数的统治者，犹钦察汗金骑之于俄罗斯造部，当更无疑问。
说到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当附带着说。孔子所代表之儒家，其地理的及人众的位置在何处，可以借此推求。以儒家在中国文化进展上的重要，而早年儒教的史料仅仅《论语》。相弓民孟子风荷子》几篇，使我们对于这个宗派的来源不明了，颇是一件可惜的事。 孙星衍重修之好L子集语》，材料虽多，几乎皆不可用。《论语》与《擅引在语言上有一件特征，即“吾”‘哦”“尔”“汝”之分别颇显，此为胡适之先生之重要发见。以庄子·齐物》等篇亦然。）《擅引与优语低为一系上看《檀引中孔子自居殷人之说于《论语》有证否。
（《檀弓》）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日，“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判哲人其萎判”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顽，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天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昨也。殷人殡于两摄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俭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户盖寝疾七日而没。
这话在《论语》上虽不曾重见以擅引中有几段与《论语》同的），然《论语》《擅引两书所记孔子对于殷周两代之一视同仁态度是全然一样的。
（《论语》）行夏之时，乘殷之格，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殷因于夏利，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周监于二代，郁郁平文哉！吾从周。
夏礼，吾能言之，把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檀弓》）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意，吾从周。”
殷练而树，周卒哭而批。孔子善殷。（《外相弓》篇中记三代异制而折衷之说甚多，不备录。）
这些话都看出孔子对于殷周一视同仁，段为胜国，周为王朝，却毫无宗周之意。所谓从周，正以其“后王灿然”之故，不曾有他意。再看孔子是否有矢忠于周室之心。
（《论语》）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手？” 以阳货章》。又同章，佛胜召，子欲往。）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平？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这话直然要继衰周而造四代。虽许多事要以周为师，却绝不以周为宗。公羊家义所谓“故宋”者，证以《论语》，当是儒家之本原主义。然则孔子之请讨臧君，只是欲维持当时的社会秩序，孔子之称管仲，只是称他曾经救了文明，免其沉沦，所有“丕显文武”一类精神的话语不曾说过一句，而明说“其或继周者”（曾国藩一辈人传檄讨太平天国，只是护持儒教与传统之文明，无一句护持满洲，额与此类）。又孔子但是自比于老彭，老彭是殷人，又称师挚，亦殷人，称高宗不冠以殷商字样，直日“书曰：“称殷三六，尤有余音绕梁之趣，颇可使人疑其有“故国旧墟”“王孙芳草”之感。此皆出于最可信的关于孔子之史料，而这些史料统计起来是这样，则孔子儒家与殷商有一种密切之关系可以晓然。
尤有可以证成此说者， 即三年之丧之制。 如谓此制为周之通制，则《左传》《国语》所记周人之制毫无此痕迹。孟子鼓动胜文公行三年之丧，而腾国卿大夫说： “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国鲁先君亦莫之行也。”这话清清楚楚证明三年之丧非周礼。然而《论语》上记孔子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这话怎讲？孔子之天下，大约即是齐鲁宋卫，不能甚大，可以“登太山而小天下’伪证。然若如“改制托古’诸之论，此话非删之便须讳之，实在不是办法。惟一可以解释此困难者，即三年之丧，在东国，在民间，有相当之通行性，盖殷之遗礼，而非周之制度。当时的“君子（即统治者），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士及其相近之阶级则渊源有自，齐以殷政者也。试看关于大孝，三年之丧，及丧后三年不做事之代表人物，如太甲，高宗，孝己，皆是股人。而“君幕，百官总己以听于家宰者三年”，全不见于周久之记载。说到这里，有《论语》一章，向来不得其解者，似可以解之：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此语作何解？汉宋治经家说皆迂曲不可通。今释此语，须先辩其中名词含义若何。“野人”者，今俗用之以表不开化之人。此为甚后起之义。《诗＊我行其野，克尤其麦”，明野为农田。又与《论语》同时书之《左传》记债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出于五度， 乞食于野人。 野人与之块。”然则野人即是农夫，孟子所谓 “齐东野人”者亦当是指农夫。彼时齐东开辟已甚，已天荒野。且孟子归之于齐东野人之尧与音文北面朝舜，舜有惭色之一件文雅传说，亦只能是田亩间的故事，不能是深山大泽中的神话。孟子说到“与木石居，与鹿京游”，便须加深山于野人之上方足以尽之。（《孟子·》，‘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可见彼时所谓野人，非如后人用之以对“斯文”而言。批语》中君子有二义：一谓卿大夫阶级，即统治阶级；二谓合于此阶级之礼度者。此处所谓君子者，自当是本义。先进后进自是先到后到之义。礼乐自是泛指文化，不专就玉帛钟鼓而言。名词既定，试翻做现在的话如下：
那些先到了开化的程度的，是乡下人；那些后到了开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如问我何所取，则我是站在先开化的乡下人一边的。
先开化的乡下人自然是殷遗，后开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宗姓婚姻了。
宋井卫井来为商之转声，卫之名卫由于承书。来为商之宗邑，韦自场以来为商属。宋之立国始于微子，固是商之于遗。卫以帝乙、帝辛之王都，康叔以殷民七族而立国。此两处人民之为殷遗，本不待论。
齐井齐民之为殷遗有二证。一，《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左传》昭九，“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日，‘薄姑、商奄，吾东上也。”’又昭二十，曼子对景公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利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汉书·地理志》云：“齐地殷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时，薄姑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二，请再以齐宗教为证。 王静安日：“日‘贞方帝卯一牛之南D’，曰“‘贞姹资于东’，曰‘己已卜王贵于东’，日‘更于西’，曰‘贞资于西’，曰‘癸酉卜中贞三牛’。曰‘方帝’，曰‘东’，曰‘西’，曰‘中’，疑即五万帝之把矣。”（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好六十页。）然则苟子所谓“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者，其所由来久远，虽是战国人之推衍，并非战国人之创作，此一端也。周人逐纣将飞廉于海隅而戮之。飞廉在民间故事中日黄飞虎，黄飞虎之把，至今在山东与玄武之把同样普遍。太公之相不过偶然有之，并且是文土所提倡，不与民间信仰有关系。我们可说至今山东人仍祭商朝的文信国。郑延平，此二端也。至于毫之在山东，泰山之有汤迹，前章中已详论，今不更述。
然则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鲁独发展，而为儒学，其自然崇拜在齐独发展，而为五行方士，各得一体，派衍有自。试以西洋史为比：西罗马之亡席国旧土分为若干蛮族封建之国。然遗民之数远多于新来之人，放经千余年之紊乱，各地人民以方言之别而成分化，其居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半岛，意大利西南部二大岛，以及多脑河北岸，今罗马尼亚国者，仍成拉丁民族，未尝为日耳曼人改其文化的，语言的，民族的系统。地中海南岸，若非因亚拉伯人努力其宗教之故，恐至今仍在拉丁范围中。造民之不以封建改其民族性也如是。商朝本在东方，西周时东方或以被征服而暂衰，人春秋后文物富庶又在东方，而鲁宋之德墨，燕齐之神仙，惟孝之论，五行之说，又起两主宰中国思想者二千余年。然则谓殷商为中国文化之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战国学者将一切神话故事充分的伦理化，理智化，于是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之宗神，合为一个人文的“全神堂”，遂有“皋陶漠” 一类君臣度歌的文学。在此全神堂中，居“敬敷五教”之任者，偏偏不是他人，而是商之先祖契，则商人为礼教宗信之寄象，或者不是没有根据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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