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光绪圣德记
第一章 上舍位忘身而变法
上以变法被废，仁至义尽，其委曲苦衷，罕有知之者。乙未年上欲变政，旋为西后所忌。杖二妃，逐侍郎长麟、汪鸣銮，流妃兄侍郎志锐，褫学士文廷式，永不叙用。皆以诸臣请收揽大权之故，太监寇连材请归政，则杀之。于是上几废，以醇酒自晦仅免，乃能延至今岁。长麟者素亢直，恭亲王倚用之人也。及革长麟奉懿旨时，上述旨，恭亲王跪哭问何故，上挥手曰“不必问”，君臣相向对哭，恭邸哭至不能起。文廷式请上收大权，上摇手嘱勿言，上知一揽政权，西后必见忌也久矣。及旅、大继割，上曰：“我不能为亡国之君，若不假我权，我宁逊位。”盖明知西后之忌，而至是亦不能避也。惟有致命遂志，冀补救而已。四月二十三日，甫下“国是之诏”，而二十七日西后即逐师傅翁同龢，命荣禄出督直隶，总制董、聂、袁三军，下诏阅兵，令二品以上大臣递折召见，于是训政废立之局定矣。夫翁同龢为上二十余年师傅，上之亲臣只此一人，既逐矣，西后亲见大臣，令其明递折矣，散督办处令其私人统诸军矣。训政幽废之事，上岂不知？盖以坐听西后之纵肆守旧，地必尽割，而国必偕亡，与其亡国而为轵道之降、煤山之续，既丧国辱身，贻谤千古，不如姑冒险而变法，幸则犹可望收政权而保国土，不幸亦可大开民智，而待之将来，中国或可存一线焉。当是时也，社稷为重，而君位为轻，以民为贵而身为贱，无人与谋，独断圣心，决然冒险犯难而行之。如项羽之破釜沉舟，如宾须无之背城藉一，其济则祖宗之灵也，其不济则听其废，听其幽，听其弑，其以死殉社稷，以死告祖宗，以死对四万万臣民，宁甘为唐中宗、魏显宗之废弑于淫妾，以白其志于天下，而不忍为刘禅之归命，徽钦之青衣，以一身任亡国之耻辱。盖自归政十年，隐忍踌躇，盘桓待时，一恨于失安南，再恨于割辽、台，三恨于割胶、旅，与其中割铁路、轮船、矿产、商务、兵权，种种怀羞蒙耻，抱恨含怒，郁积沉详，深思熟权，不得已而后以身殉天下。于是皇上誓不为天津阅兵之行，盖亦留以有待。不幸为权奸变而早发，将帅不忠，遂至幽废。然八股既废，学堂、学会、报馆云滃波沸，数千万人士腾奋踊跃，竞共讲求，即使复废，而开数千万人士之智，成效既睹，不能得抑，中国一线之不亡，或赖于此。维新爱民之诏书，朝发暮下，海内外读诏书者为之流涕，人人皆有中国自强之望。及闻幽废，咸哭泣失声，涕不可抑（横滨商人、大同学校学生则已然矣），咸哀失我圣主，如丧慈母，且虑中国从此亡，盛德遗爱如此。呜呼！我皇上之舍位忘身，以救天下，自古之至仁大慈，岂有过此者哉？宁幽废篡弑于妾母，而不忍含诟蒙羞于亡国，其权衡至当，大义明决，岂有过此哉？而说者或疑为急激，或讥不能坚忍，夫忍之十年，淫肆听之，土木听之，纵宦寺开货贿听之，任权奸用昏谬听之，尽亡属国听之，丧师辱国听之，遍割边地听之，尽输宝藏尽失权利听之。日日熟视，年年画押，以一身任祖宗之统，人民之寄，坐受天下万世之责，敌国外患之侮。若是者十年，日甚一日，年甚一年，自视其国将为土崩，将为瓦解，将为豆剖，将为瓜分，将为鱼烂，将为波兰，将为印度，将为安南，将为缅甸。祖宗大业，从此陨坠，神州民庶，从此陆沉，宗庙社稷，将不血食，钟簴将堕顿，衣冠将涂炭，宫阙将禾黍。若是者无所知识，酣寝薪火则已。令稍有知识，每一念至，发愤汗下，怒发上指，目眦欲裂，不可一旦忍，况圣明如我皇上者，观万国若观火，念万民在涂炭，既仁且智，又安能忍？然而沉几待变，忍辱负重，含诟忍尤，于今十年，至待之无可待，忍之无可忍，而后出此，即不然则安坐以待之，从容以忍之。一切再听西后之所为，则九月天津阅兵幽废如故，而圣明英武不著，盛德不暴于天下，遗爱不留于百姓，更附益以谤言，则真为昌邑之续耳。况加以有割地削权之辱，则诬为得罪于祖宗，得罪于天下，亦何能见白于天下后世哉？固以为废之为宜耳。即幸而不废，再坐听西后之恣肆游侈，兴土木，纵宦寺，任权奸，用昏耄，但保颐和咫尺之园，而日日割地失权，坐亡万里祖宗之天下而不顾，则终之变为子婴之舆榇，怀愍之行酒，幸亦仅为安南之虚名，不幸则为缅甸之被虏。其知者责以敝笥不能制大鱼，比于鲁庄不能防文姜，六极之弱，失天下不能无罪。其不知者则傅会文致，尽以魏胡灵后之行事之丑归之于明庄烈帝，责以无道亡国，亦复谁能辨者。岂若今即幽废，而激天下之怒，则朱虚平勃柬之敬业，犹有望焉以保国祚。呜呼！我皇上处至难之境，难白之地，而卒以仁智垂功德于天下，舍身轻万乘，而思以保国救民，自非至圣仁人，孰能若此者乎？
第二章 新政皆无人辅佐而独断
皇上英断绝人，当五月以来，变行新法，上之亲臣只翁同龢一人，早已驱逐。其枢臣中皆守旧庸懦，无一通古今中外之才，无一人愿赞维新，并无一人能备顾问者，乃至内外诸大臣皆然。以上之明，日与诸守旧衰谬之臣相见相接，无一能稍酬圣意、稍答圣问者。行事无所与谋，画策无可与决，立法无可与议，疑义无可与难，掌故新法无可与问。当是时，上读古今中外之书甚多，讲西法甚熟，皆远出诸大臣千万，而诸臣非惟不能佐助，若刚毅且挟西后、李联英之势，每事必与上忤。而上无逐大臣之权，无用人之权，虽有所善，不能置一人于左右，朝夕谋议，以问天下之人才，知天下之情势，考中外之形局，斟酌损益变法之宜，条理构画新法之全局，虽欲开制度局懋勤殿而不能也。即有可信任之人非徒不敢用，且避嫌不敢多见，以备顾问。谋议一事，仅藉奏折以通之，而奏折皆与天下共之，故上有欲疑问谋议而不能，下欲请委曲措施而不可。以新法之重大，用人行政之要，从古所难，未有不藉一人毗赞谋议，而能敷政优优者。上乃一切独断，裁自圣心，五月至七月，九十日之中，新政大行。从善如转圜，受言如流水，虽上压于西后，下阻于群臣，而规模广大，百度维新，扫千载之粃政弊风，开四万万人之聪明才智，流风善政，美不胜书。民望蒸蒸，国势日起，以二千年来之贤君英主，在位数十年之久，贤才数十人之多，可书之事，可传之政，未有若我皇上无权无助、行政九十日之多者。令有全权，多贤辅而久道化成，岂止孕虞育夏，甄殷陶周哉？算学家之反正比例可以推矣。
第三章 群僚士民皆许上书
国朝天泽极严，君臣远隔，自内而公卿台谏，外而督抚，数百十人外，不能递折。其庶僚名虽许由堂官代递，士民许由察院代递，而承平无事，大臣亦希谏书，故壅闭成风。庶僚士民既不上书，堂官察院亦不肯代递，故虽有四万万人，实数十资格老人支拄掩塞之而已。圣祖世宗时，各道尚间有递折者，嘉道后则绝无之。故疾苦如山，积弊如海，九重万里，无由闻知。向来譬之如十七重浮屠，层层塞隔，虽有才人志士，扼腕嗟叹，而敌患民隐，无由达于上听，良言嘉谟，无由入告于后。即以恭亲王虽为亲藩，位犹人臣，而士夫不能见，不能上书。故在总署三十余年，聪明绝人，而万国情事不能解。舆图亦未能详考，盖尊贵太甚，壅蔽必多故也。余若宰相、大臣、督抚、司道，皆士民所不能上书者，盖蔽塞甚矣。即前朝间有太学生上书，亦绝无民人上书者。皇上乃欲尽知民隐，欲尽觇天下人才识，破尽壅塞，荡开堂壁，既劝开报馆以求昌言，复许藩臬道府上折，既许群僚及州县递奏，并许士民上书，又恐诣阙为难，听在外由州县封递，非徒国朝所无，亦千古所未有，考通史而不得见者也。于是怀才抱志之士，望风云集，咸得吐胸臆纾实学于圣主之前，九流并凑，百孔同和，上备嘉纳，见之施行，真千古未有之盛遇也。四万万人中，凡有疾苦，凡有积滞，凡有才贤，孰不呈露破除于圣主之前乎？广闻见而决积壅，通下情而达民隐，坐一室而知四海，不窥户牖而知天下，非圣人而能若是乎！
第四章 豁达大度
国朝堂陛既严，又承平日久，权臣和珅、穆彰阿之流，以督责钳群臣之口。奏折中一字之失，一画之误，体裁少谬，非徒严谴，有得重祸者。故群僚畏谨恐不自保，石庆马五尾之获罪也久矣。当群僚上书之日，多出草野，不谙奏折体式，或有官衔在上，或称职不称臣，或称呈不称奏，体裁杂沓，上皆不问，明降上谕曰：“吾欲觇举国人才识耳，体式何责焉？”至有野民渔人上书，用二尺之长条，称及皇上亦不抬头，皇上笑而置之。求言之深，求才之切，宽小故而举大谊，大度容人，盖自古所未见焉。
第五章 日昃勤政
承平日久，大臣皆以资格进用，偷惰度日，阻隔言路，章奏日希，入直即退。既许群僚及士民上书后，都察院每日递折数十，各署亦然，折厚有至百数十开者。上鸡鸣而起，日晡乃罢，犹不能尽。上乃自阅其要者，余令谭嗣同四京卿入军机览阅，然每日犹不能毕。或请少加制限，上终不倦，不肯限制，此又自古所无。先是章奏或少，上端坐穆思前日之折，斟酌施行。退朝则考读西法新政之书，日昃不遑，其勤政如此。
第六章 求才若渴
唐宋皆五日一朝群臣，明世见大臣犹希，神宗乃至二十九年不见臣下。国朝立法，每日必召群臣，不间寒暑。皇上求才若渴，海内豪俊，日有荐举。每日除枢臣、大臣及值员外，召见荐举人才，垂问勤勤，或过一二时许称旨者擢用。拟开懋勤殿以谋议制度，用外国通才以备充顾问，考数月内荐举之多，为国朝所未见，上之求才若渴如此。
第七章 破格用人
资格用人，至国朝而极矣。汉人举孝廉为郎，擢议郎为守，入朝即可为三公。我朝则御史九转乃致五品卿，侍郎则左右遍历乃能陟都宪，编检郎曹十余年乃得补缺开放。若循资久者皆至大僚，以是士气阘萎。夫汉武帝、明太祖擢用英豪，皆有不次之擢以厉士气，故人人有进取之心。皇上于袁昶、岑春煊一言，皆超授藩司；王照不畏强御，则以主事而擢四品卿；江标督湖南学政倡新政有声，则擢四品卿；黄遵宪官湖南有声，则擢三品卿，使日本；郑孝胥召见称旨，则由同知超授道员。若四军机，则杨锐以内阁侍读，刘光第以刑部主事，谭嗣同以知府，林旭仅以会试举人中书，并授四品卿，参预新政。参预新政者，实为宰相矣。其徐致靖、王锡蕃以少詹学士作署礼部侍郎，固为超授，即李端棻以仓督授礼部尚书，尚是超擢，以礼尚多由兵、刑、工三部推移，无有由侍郎上擢者也。若袁世凯之由按察使擢侍郎，吴懋鼎、端方、徐建寅以道员擢三品卿，皆不吝通爵显官，以待天下之士。令士气耸动，人人有拔用之望，相与讲求，即康有为以主事召见，已为咸丰以来四十余年未有之创举。若以主事专折奏事，尤为国朝旷典所无，其破格以待天下之士，实有汉武帝、明太祖之风。高武远跖，可以为开创之规模焉。
第八章 明罚敕法
二品大臣以上，向请命于西后，上无权焉。然明罚敕法，尚有雷霆振厉之风，以壅塞言路之故，尽褫礼部全堂尚书侍郎六人，逐敬信李鸿章出总署，实有大明黜陟之力。无权犹如此，若有全权，则守旧迂谬之人，必难偷惰取容者矣。荣禄深畏英明，自恐不保，故及于难。然深宫隔绝，无人与谋，不知外事，但观英断，已合武人志刚之义，可以见英绝之才矣。
第九章 用人不惑
皇上信用英贤，不摇于疑谤。翁同龢为上二十余年之师傅，尊信固矣。康有为以一新进小臣开保国会事，潘庆澜、黄桂鋆、李盛铎三人言之，上不及问，召见一次。而尚书许应骙，御史文悌叠攻之，上皆不惑，且因此而罪许、文。大学士孙家鼐亦有言，其余谗谤之说，或诬其自为教主，自为民主，不可听闻，上皆不惑。湖南举人曾廉请杀有为，又诬引梁启超言行一切民主民权之说，加诬以《扬州十日记》攻满洲之言，上非徒不惑，尚虑西后见折而怒，特命谭嗣同条条议驳，长至千余言，乃以折呈西后。及西后听谣谤欲害有为，上即促令出上海以俾之行，其曲折保全之意，绝出人意表，又非徒不为谗间所入而已。湖南抚臣陈宝箴，学臣江标，臬臣黄遵宪，绅士谭嗣同，皆为湖南旧党士大夫攻，都御史徐树铭、御史黄均隆前后劾之，其后劾者叠起，上非徒不问，江、黄皆超擢京卿，陈宝箴又特旨嘉奖，于是言者少息。上之用人不疑如此。
第十章 从善如流
士无贵贱，凡有献纳，莫不降旨立行，从善如转圜。九十日中，新政无数，去数千年之积弊，虽向来英君令辟，临政数十年，可书之事，未有皇上九十日之多者，岂非绝世间出之圣主哉？
第十一章 俭德谨行
皇上向来俭德，岁费数万金，御案破而不修，案上黄布旧而不换，地或无毡。西后之宫，日兴土木，而上御之殿，破坏不少修，即文华殿常见外国使臣，而尘旧不堪，不加涂黝。内务府惟知媚西后，不顾上之服御，上亦不问也。西后日纵嗜欲，日日传戏。上雅不好妃嫔，仅珍、瑾二妃，瑾妃死矣，今仅珍妃一人，太监寥寥。上绝无他嗜，目不邪视，足不妄行，口无妄语，惟好读书。间及西国新式精奇器物，以考其制造之奇而已。盖俭德端行，出自天性也。
第十二章 好学强记
皇上圣德睿明，学问渊深。枢臣某公曾语予曰：“上性强记，阅奏折极敏速，偶有奏折稍少之日，即端坐追思旧折。有及数月前数年前者，枢臣皆忘之，上犹能指出某人所奏某事，故枢臣多以此被谴责。”梁启超所著《变法通议》，进呈两日，梁启超召见，上发出其书，令订正漏误，皆粘出片纸，其精细勤敏如此。有为进呈之《日本变政考》，连日被促，一册甫上，阅日即催。盖读书之敏可见，盖所从之师傅，学问深博，故上之文学本源极厚，书法钟颜，端厚浑朴，诗文极雅（今上谕多上亲笔，丙戌会试，传诵斋宫御制诗已极雅，外论疑上之文学，或言及游戏之事，皆李联英欲倾上，造谣以散人心，无是事也）。上退朝之暇，手不释卷，绝无嗜好，既无权则惟以读书为事，故读书极多。昔岁无事，旁及宋元版本，皆置懋勤殿左右，以及汉学经说，并加浏览。及胶、旅变后，上怒甚，谓此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太监跪请，不许。大购西人政书览之，遂决变政（上焚宋元版书事，多有议上之太过激者，太监多走告西后，以上讲西书，又谓上入西教者，谣谤纷纭。然从古英主刚决多如此，焚雉袭以戒奢，破釜舟以作勇，岂能议其暴殄天物乎？偶一举事以著其发愤之心，正以见蹈厉之意也，守旧者以常例訾之，何足算哉）。
第十三章 养晦潜藏
自归政后十日，上不甚决政事，大臣或谓上性质弱，明而不英，多误信之。及观新政之行，督责大臣，推布新政，日新月盛。及黜权奸壅蔽之罪，擢通达英勇之士，施破格之赏罚，若雷动而雨注。于是知昔者不决政事，盖以事权不属，养晦待时也。今以英明一露，即被废立，然后知上十年来之忍辱养晦，为不可及也。
第十四章 特善外交
中国夷夏之戒，从古极严。自宋人败割于金，汴京屡破，二帝蒙尘，饮恨吞声，胡安国之传《春秋》，专发此义。而大地未通，未知万国别有文明一例，以匈奴、突厥视之，此守旧诸人之心识，所以不肯变法，而傲侮强邻，不通外交者也。上博览西书，深通万国，意存平等，亲视友邦，其文明之国，尤能重视，独明大局，破弃小嫌。日本新有割台湾之事，国人咸疏恶之，而上知其变法文明，昔急自立，今欲亲好，于黄遵宪之东来，亲以朱笔改定国书，为同洲“至亲至爱之国”六字。德主之弟亲王轩利来觐，群臣斤斤争典礼，上独曰：“不必争小节，失大局。”许赐之坐，起立见之，亲与握手。此国朝所未有。非德人所争，而上自定之者。暨日相伊藤博文来游，请觐，上亦赐之坐。朝鲜故吾属国，经东事后，听其自立，然以旧体不肯与通国书，上亦慨然许之。廷臣拟国书犹靳其称，称为朝鲜国主，上亲改之，还其帝号。其不计小节，能亲外交，破旧日疏傲之虚文，而务行保国爱民之新政，以国之自立，在此不在彼也。
第十五章 爱民忘位
中国以孔学教士夫，以老学治国，二者相持二千年。其务施仁政，除苛虐以惠民生者，诸儒日持经义，争之于朝，而积久历渐，以有宽政及今日之民者也。然自韩非倡督责术、私国愚民术，而秦用之，汉人从之，后世帝王皆以私国愚民、督责术为传子孙秘策，外虽间施孔学大义以结民心，实皆欲固权位以钳制其下，故虽知有开民智、听民议之善政而不欲行。夫以四万万之民，二万里之地，而弱至此，惟愚民之故。皇上蒿目时艰，殷忧危亡，亟亟变法，群臣言者除大乖谬，无不立从。大学士孙家鼐病之，谏曰：“方今外患殷迫，诚不可不变法，然臣恐变法后，君权从此替矣。”时各报多有言民权者，上又欲开议院，故孙家鼐言及此，上曰：“吾变法但欲救民耳，苟能救民，君权之替不替何计焉。”呜呼！皇上无私其位之心，但有救民之志。虽尧舜之圣，岂有加诸？又议院者皆各国之民以死争之而后得，俄罗斯之民以死争之百年而不能得者，而我皇上乃自欲开之，好善如不及，而无一丝毫之私心。上谕：“有一民不被泽，朕躬未为尽职。”又有“使天下知其君之可恃”语。呜呼！至公至仁，孰有若我皇上者乎？后以臣下言民智未开，守旧太多，开议院则益阻挠新政，上乃悟曰：“待后数年乃行之。”然命众至庭，谋及庶人，辟门吁俊，合宫总章，明堂之良法美意，上固已躬先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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