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北票煤矿公司（1921—1925）——《努力周报》（1922—1923）
我认识在君和徐新六是由于陶孟和的介绍。他们都是留学英国的。孟和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又是《新青年》杂志的社员，新青年社是一个小团体，其中只有孟和和我是曾在英美留学的，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两人的看法比较最接近。在君和新六都是民国八年初随同梁任公先生到欧洲考察战后状况和巴黎和会情形的考察团的团员（任公的考察团中还有蒋百里、方震、张君劢、嘉森诸位）。我认识在君和新六好像是在他们从欧洲回来之后，我认识任公先生大概也在那个时期。任公先生是前辈，比我大十八岁，他虽然是十分和易近人，我们总把他当作一位老辈看待。在君和孟和都是丁亥（1887）生的，比我只大四岁；新六比我只大一岁。所以我们不久都成了好朋友。
在君不久就把我看作他应该照管“操心”的小弟弟了！他是不喝酒的，在饭馆席上他总是用酒来给他的筷子消毒。他有几次看见我颇爱喝酒，他就“操心”了。那时候（民国九年三月）我的《尝试集》刚出版，他就从我的一首《朋友篇》里摘出几句诗来请梁任公先生写在一把扇子上，他把扇子送给我，要我戒酒。那把扇子不幸遗失了，他摘出的诗句是：
少年恨污俗，反与污俗偶。
自视六尺躯，不值一杯酒。
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
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
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便即此一念，足鞭策吾后。
我很感谢他的情意，从此把他看作一个人生很难得的“益友”。
在君的生活最有规律，用钱从不敢超过他的收入，从不借债。但他自从留学回国后，就担负四个弟弟和一个侄儿的教育费，又须不时帮助无力的老亲戚，所以他的经济负担很重。他的七弟文治说：
他从二十六岁归国后开始在上海教书得到收入，立即担负赡养父母和教育兄弟的责任。从二十六岁到四十八岁，二十二年中，……全家的重心在他身上，全家的经济的压力也在他身上。有一时期，〔他的担负〕每年多至三千元。当时他没有丝毫资本的收入，全靠劳心劳力得到的报酬。因此他不得不离开地质调查所，去创办热河的北票煤矿。现在想起来，我们家族对他全是罪人，我们这个家是一个拖累可以有为的人下水的家。他没有因此受重累，只因为他的能力强大。（《独立》第一八八号，页四九）
文治说的那“一个时期”就是他的四哥文渊在德国留学的时期。文渊是民国八年出国的，他先到瑞士进了楚里西大学，次年才到德国，准备学医学。在君早年本想学医学，因为考试医科偶然有一门不及格，不能入医科，才改学动物学。所以他的四弟有志学医，他最热心帮助，学费完全由他担任。
文渊在瑞士的时候，在君的同学朋友曹梁厦先生（留欧学生监督处的秘书）曾对文渊说：“你令兄不是有钱的人，你不应当让他独力担任你的学费。照你的学历，你可以请补官费。现在教育部和江苏省官费都有空额，你不妨写信给在君，请他为你设法补官费。他和留学生监督沈步洲，教育部次长袁希涛，高等教育司司长秦汾都是老朋友，你又合资格，我想你申请一定可以核准的。”文渊也知道他哥哥担负他留学经费的困难，就把曹先生的好意写信告知在君，并请他设法帮忙。
在君回信的大意是：“照你的学历以及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你当然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晓得，国中比你更聪明，更用功，更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是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能替他们担任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有请求官费的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的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为此事费心。我既然答应担负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的事，你只安心用功读书就行。”（丁文渊《文江二哥教训我的故事》，见《热风》第二十二号，页十七）
但在君那时的担任实在超过他的收入，何况那时政府的官吏俸薪往往发不出，发出的是打折扣的中国、交通两银行的纸币，发不出时往往拖欠几个月。在君原有一所小房子，是他用节省的钱盖的。后来他把这房子卖了六千元，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持他的四弟留德的学费。后来他决定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去办北票煤矿，正如他七弟文治说的，也是为了那个大家庭的担负太重，而其中最重又最急的担负也是他四弟的留学经费。这都是我亲自听在君说的。
北票煤矿在热河的朝阳县北境，原是京奉铁路局经营的煤矿，已投了五十万元的资本，还没有成绩。交通部曾请在君去调查北票煤矿一带的矿产地质，所以他很知道这煤矿的情形。据他的报告，北票的矿是有希望的，是值得经营的。民国十年（1921），在君的朋友刘厚生先生（即民国二年做了三个月的农商部次长的）和京奉路局交涉，成立官商合办的北票煤矿公司，资本为五百万元，官股四成，商股六成。
公司成立时，刘厚生是董事长，他要在君做总理。在君为了家累太重，就辞了地质调查所所长的职务，专办北票煤矿的事，把家搬到天津，他自己常往来于北京、天津、沈阳、北票之间。
他做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前后差不多五年。在这短时期之内，煤矿发展到每日产煤两千吨，足敷开支而有余，算是一个很有成绩的新式煤矿公司。但北票地方和产煤运销的铁路都在张作霖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在君为了公司的事，往往每隔两三个月必须到沈阳去和官厅接洽。他认识张学良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他研究“奉系”的内幕和奉军的军事组织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
关于在君办理北票煤矿公司的事，我差不多完全不知道。刘厚生先生的纪录，我曾看过，实在也太简略，没有多少传记资料。
这五年（1921—1925）之中，在君的生活有两件事是值得记载的：一件是他和我们发起一个评论政治的周报——《努力周报》——这个报其实是他最热心发起的，这件事最可以表现在君对于政治的兴趣；一件是他在《努力周报》上开始“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展开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个大论战。
《努力周报》是民国十一年（1922）五月出版的，出了七十五期，十二年十月停刊。
《努力周报》第一期付印之日正当所谓“直奉之战”已开火的时期——直系和奉系的军队开火在四月二十六日，我们的第一期出版在五月七日，奉军前两天已在军粮城败退了。
周报的筹备远在半年之前。在君是最早提倡的人。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最早参加这个小团体的人不过四五个人，最多的时候从没有超过十二人。人数少，故可以在一桌上同吃饭谈论。后来在君提议要办一个批评政治的小周报，我们才感觉要有一个名字，“努力”的名字好像是我提议的。在君提议：社员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必须捐满三个月之后，才可以出版。出报之后，这个百分之五的捐款仍须继续，到周报收支可以相抵时为止。当时大学教授的最高薪俸是每月二百八十元，捐百分之五只有十四元。但周报只印一大张，纸费印费都不多，稿费当然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的三个月捐款已够用了，已够使这个小刊物独立了。
在君为什么要鼓动他的朋友出来讨论政治，批评政治，干预政治呢？我们一班朋友都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民九以前的安福部政治，民九安福部崩溃以后所谓“直奉合作时期”的政治，以及民十一奉军败退出关以后曹锟、吴佩孚控制之下的政治——这是不用细说的。在君常往来于沈阳、北票、天津之间，他深知张作霖一系的军队和将校的情形，他特别忧虑在民九“直皖战争”之后将来必有奉系军人控制北京政府的一日，他深怕在那个局势之下中国政治必然会变成更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这是他时常警告一班朋友们的议论。他常责备我们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他特别责备我在《新青年》杂志时期主张“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他在民国十二年有一篇《少数人的责任》，其中有几句话差不多是专指我说的：
要认定了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努力》六十七期）
在朋友谈话中，他常说的是：“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下手！”
在君常说，曾国藩的《原才》最值得我们想想。曾国藩在那篇文章里说：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
我们试看他那篇《少数人的责任》的讲演，就可以明白在君确曾深受曾涤生这篇文章的影响。在君说：
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他说：
只要有几个人有百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
他又说：
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我们当日组织《努力周报》，实在可以说是在君这种精神鼓动起来的。《努力》第一期的发刊辞是我的《努力歌》，其中第一、第三两节是：
“这种情形是不会长久的。”
朋友，你错了。
除非你和我不许他长久，
他是会长久的。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是真不可为了。
这种思想，现在回想起来，都可以说是在君当日极力提倡的思想。
《努力》第二期登出《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十六个人签名的，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三位先生领衔，在君和我签在最后。这篇《政治主张》在当时曾引起不少的讨论，内容大致如下：一、政治改革应该有一个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国内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是：在消极方面，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官吏；在积极方面，第一要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第二要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三、对今后的政治改革，我们有三个基本的要求：（一）一个宪政的政府；（二）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的用人等等；（三）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四、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是自命“好人”的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出来和恶势力作战。“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五、我们对于当前问题的意见：（一）要求一个公开的，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早日正式解决南北分裂的问题。（二）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对于南北议和的条件，我们要求（甲）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乙）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宪法，（丙）和会应该协商裁兵，（丁）和会一切会议都应该公开。（三）我们对于裁兵的问题，主张四点，其中一项“裁废虚额，缺额不补”，是在君主张最力的。（四）我们提出一个“裁官”的办法，并主张参酌各国文官考试法，规定“考试任官”与“非考试任官”的范围与升迁办法；凡属于“考试任官”的，非经考试，不得委任。（五）对于现行的选举制度，我们主张废除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并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六）对于财政问题，我们主张“彻底的会计公开”，“根据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
这个《我们的政治主张》是民国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发表的。我把这篇宣言的内容摘抄在丁在君的传记里，因为我想借这个纲领来表示在君和他的朋友们对于政治的根本态度和几项比较具体的主张。
我们的根本态度是要国中的优秀分子“平心降格的公开‘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而下手的第一步是要求国中自命“好人”的人们出来批评政治，干预政治，改革政治。
《努力》第六、七两期上有在君（笔名“宗淹”）答复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的文字，在这些答复里，他曾特别说明“好人”应该怎样严格的训练自己做政治生活的准备。他提出四项准备：
第一是要保存我们“好人”的资格。消极的讲，就是“不作无益”。积极的讲，是躬行克己，把责备人家的事从我们自己做起。
第二是要做有职业的人，并且增加我们在职业上的能力。
第三是设法使得我们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第四，就我们认识的朋友，结合四五个人、八九个人的小团体，试做政治生活的具体预备。
这都是在君自己终身实行的生活。他和我们组织“努力社”，社员的标准是，第一要有操守，第二要在自己的职业上站得住。
当时我们对于当前的政治问题的几个比较具体的主张——即是上文第五项的（一）至（六）各目——在我们心目中，都算是“平心降格”的主张了。但后来事实上的演变，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主张都还是太乐观的理想！例如“裁兵”，岂但没有丝毫实行的希望！我们只看见民国十一年奉军败退出关之后天天增加兵力，改变编制，增添新式军械重炮，天天作雪耻复仇的准备；直军方面也同样的增加兵力，天天作抵御奉军三度入关的准备。这种情形，在君看的最清楚，他在《努力》上曾发表好几篇关于军事的文字，都是用“宗淹”笔名发表的：
《中国北方军队的概略》（第一期，第三期）
《奉直两军的形势》（附地图。第一期）
《奉直战争真相》（第三期）
《广东军队概略》（第五期）
《裁兵计划的讨论》（第十四期）
《湖南军队概略》（第十九期）
这些研究是他后来写成一部专书《民国军事近纪》（民国十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起点。因为他常到热河奉天去旅行，所以他最明白那时北方两大系军阀预备作战的形势。所以我们在九月里，曾在《努力》上指出，“节省政费，裁了一千个冗员，还禁不起山海关附近的一炮！”所以我们建议：“（一）由北京政府速即召集一个各省会议。（二）由北京政府公开的调解奉直的私斗，消除那逼人而来的大战祸。”这种建议，黎元洪不敢做，颜惠庆、王宠惠的内阁也不敢做，新召集的旧国会也不敢提倡。北方的战祸不能消除，裁兵之论当然成了空话了。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曾主张“一个公开的，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后来国会是召集了，八月一日开会了，但不是“南北协商召集”的，只是当日暂时战胜的直系军人和他们手下的政客自作聪明，要树立他们自己的“正统”地位，所以先拥护黎元洪复位，又把旧国会恢复了，叫做“法统重光”。“法统重光”的作用在于准备解决所谓“最高问题”，就是总统选举的问题。他们把黎元洪的任期解释作还剩一年零四个月，任满之后，就可以由这个“法统重光”的国会选举曹锟做总统了。我们主张一个公开的南北议和的和会，由和会议决召集民国六年被解散的旧国会，作为南北统一的一个条件，作为完成民国六年的“天坛宪法”的机构，而军阀的门客早就打算好了要贿买那个旧国会作为选举曹锟继任黎元洪为总统的准备！
我举这两个例子来说明在君和我们当年组织《努力》来做批评政治，监督政治的一番热心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民国十二年三月，我在《努力》第四十七期曾引用汤尔和对我说的几句话，他说：
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努力周报》维持了一年半。十一年的十一月底，我病了。十二年（1923）一月十七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了政府任命彭允彝为教育总长的事，提出辞呈，辞去北大校长之职，辞呈里明说他“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罪责。”他在各报上登了一个启事，也明说“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发生关系”。蔡先生的辞职，实际上是为了抗议财政总长罗文干的被捕（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为了抗议当时已哄传的“最高问题”（即曹锟公然收买国会议员，预备总统选举）。我为了此事，从病中出来，在《努力》上发表了一些为蔡先生辩护的文字，又发表了几篇关于罗文干案及“贿买国会的问题”的文字（《胡适文存》二集原版卷三）。四月以后，在君力劝我专心养病，周报的事由他和高一涵、张慰慈、陶孟和几位朋友维持，不要我做文章了。到十月初，国会贿选曹锟为总统果然成为事实。《努力周报》就自动的停刊了。
一年之后，张作霖准备好了，分五路大举进兵，开始所谓“第二次直奉之战”。当吴佩孚正在山海关支撑的时候，冯玉祥突然退兵转向北京，一个晚上就占领了北京，把贿选出来的曹锟拘禁起来了，发出通电令双方停战。吴佩孚仓皇败退，坐军舰航海南下，经由长江，直到岳州。
胜利的军人通电拥戴段祺瑞出来做一个傀儡的“临时执政”。当时虽有“和平统一”的呼声，虽有“善后会议”的号召，虽有孙中山先生的北来，但事实上还是一个军人割据的局面。奉天系的力量，中间虽经过郭松龄的事变（十四年冬），仍是北方最强大的力量，不但能赶走冯玉祥的军队，控制北方的政局，并且在一年之内，派张宗昌的军队南下，攻取徐州，直入南京；又派邢士廉、姜登选南下，姜登选的军队驻扎徐州，邢士廉驻扎上海；后来又由“临时执政”任命张宗昌做山东督军，杨宇霆做江苏督军。于是奉军的势力从东三省一直达到南京、上海了。
那时候，江苏省的绅士商人有个救援江苏的秘密运动，奔走最出力是在君的两个朋友，松江的陈陶遗，常州的刘厚生。他们知道在君的见识才干，也知道他向来有改革政治的志愿，所以他们常和他商量这个拯救江苏的问题。
民国十四年（1925）七月，在君得到罗文干从岳州打来的密电，要他到岳州去见吴佩孚。在君就向北票公司告假南下，到上海会见刘厚生等，细谈江苏在奉军占领后的情形，以及江苏绅商想借客兵驱逐奉军的各种企图。在君从上海到岳州，见了吴佩孚；回到上海后，孙传芳派人来邀他到杭州去谈谈。在君在杭州住了一星期，到上海报告他和孙传芳、陈仪谈话的经过。九月初，他仍由海道回天津去。
民国十四年的双十节，孙传芳在杭州宣布组织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联军，讨伐张作霖，公推孙传芳为总司令，周荫人为副司令，分五路进兵驱逐奉军。陈调元在安徽，白宝山在江北，同时响应。在南京的杨宇霆首先渡江走了，在上海的邢士廉也走了。于是孙传芳成了江苏的统治者。
北票煤矿公司的董事会在天津开会，在君辞去总经理之职。在君办北票煤矿前后近五年。在君辞去北票的事，似是在十四年底或十五年一月。十五年二月，在君为“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事南下。当时他并没有接受孙传芳的何种委任。他所以要辞去北票煤矿的事，大概不但是因为他已决定不愿在奉军的势力范围以内做事了，并且还因为“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的原来计划是需要他半年以上的时间，还需要他到英国去一次。（详见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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