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史九
朝廷之官莫重於冢宰。冢宰贤，则百司得职，而天下之事理矣。余观中世以下，士鲜全才。其严於律己者，每伤于刻；其宽以应物者，常失之通。聪明者，见事速而短于持循；敦笃者，守法坚而缺于裁变。迟钝之士，可以固而有常，佻狡之徒，亦能权以济事。苟当其材，则尺寸之木皆适于用。若违其任，则虽合抱亦无所施。故必有崔琰毛玠之公，山巨源之识，然后可以无憾。魏刘邵作人物志，以九征论人。其言曰：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聪明者，阴阳之精。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圣人淳耀能兼二美，自非圣人莫能两遂。故明白之士，达动之机而暗于玄虑。玄虑之人，识静之原而困于速捷。若官人者，能以刘邵之言参之，则庶乎司其契矣。
皇甫司熏言，我初入仕途时，见吏部四司皆推有德望者充之。故其人必仪貌凝重，或神宇清澈者，与诸司官不同。今不问其人，但资性伶俐巧于进取者，即推吏部四司矣。昔日提学御史，必推有文名或科第高者充之。今不问其人，但御史肯开口讲道学者，即点提学矣。夫铨综群才，使贤愚各得其任。布列有位而庶务毕举者，此吏部事也。能明经术，养士气，使英贤辈出，以需朝廷他日之用者，此提学事也。故此二者所关最大，今乃若此，是孰司其咎耶？或势之所趋，虽贤者不能挽之也。
董幼海转北京吏部主事。北上时，过吴门见访，余语之曰：当今第一急务，莫过于重守令之选，亦莫过于守令久任。盖守令亲民之官，故缙绅辈凡有志与朝廷干事与百姓造福者，独守令可行其志。若迁转太速，则自中才以下，一切怀苟且之念。且初至地方，必一二年后庶乎民风士俗可以周知，今守令迁转不及三年，则是方知得地方之事，已作去任之计矣。故虽极有志意之人，不复有政成之望，亦往往自沮。及至新任一人，复是不知地方之人，如此则安望天下有善治哉？第二，考选科道，当于部属中推举，不当径用新行取诸人。盖取到天下推官知县，分置各部郎署，待一二年后，选其有风力者任科道，则在辇毂之下，与吏部声问相及，其人易知。且扬历中外，必老成练达，与新进骤至通显者不同。或者以为在京城则易于钻刺，恐长奔竞之风。人但知在京城者易于钻刺，而不知在外者物力殷盛，其钻刺尤易为力耶。况在内钻刺者显著而易张，在外钻刺者隐晦而难见。且往往由径路而进，骤至科道，上司虑其如此，大相假借，故皆恣肆无所顾忌，于政体不无有妨。第三，吏部诸公当日与天下士大夫相接。古人云：只须简要清通，何必插篱竖棘。今浇竞之徒，凡至吏部打关节者，岂相见时纳贿耶？尽是怀暮夜之金耳。则白书显然交接，有何不可？况与士大夫接见，其君子小人固自易辨。与之言论，或试之以事，或探之以情，则长短亦可立见。又因可以周知天下地方之利害，生民之惨舒，其有益于朝廷政体者甚大，又何必以闭关谢客者为得耶？幼海深以为然。惜乎在吏部不久，即转太仆少卿去矣。
宋世特重脏吏之罚。观《宋史》中，某人犯脏，诏于某处弃市者，盖不一书而足。故宋自南渡之后，虽偏安浙左，日有军兴之费，犹立国一百七十年。正以脏禁之严，百姓易于过活不思乱耳。
古称刑乱国用重典，故曰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孔子曰：“政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施之以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我太祖立国之初，当元季法度废弛，专用重典以肃天下，而人始帖服。今承平二百余年。当重熙累洽之后，士大夫一切行姑息之政，而祖宗之法已荡然无遗。苟不以重典肃之，天下必至于丛脞而不可为矣。则所谓纠之以猛，孔子岂好为苛刻者哉？
余历观前后郡县之政，大率慈仁与刚明者其得失常相半。盖慈仁之人，子惠黎庶，百姓家家蒙泽，此正牧民者之第一善政也。但一切姑息，则吏缘为奸，不无冤抑；而强暴恣肆，侵侮小民，亦有衔怨切骨而不得伸理者，则保奸养蠹，所害不小。若刚明之政，则奸宄畏威，豪石敛迹，野无冤鬼，狱无滞囚。其施设岂不截然可观？然方其震怒之下，一撄其锋，鲜不摧折。然亦有误及善类者，则使人亦自难当。故必有慈仁之心，以出其刚明之政，然后为纯全之治，而可与龚黄卓鲁方驾矣。然岂可以易言哉？
《书》云：“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此皆古圣人之言，载之于经。又以二事相对待而言，正以见二者之均为未善，元无毫厘差别。今之士宦，若咈人以从欲者，世犹以为不是。至于磨棱姑息，侥幸以取一时之誉者，举世皆以为是，失圣人之意矣。
今之抚按先生，有第一美政所急当举行者，要将各项下脏罚银，督令各府县尽数籴穀。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许其以穀赎罪。大率上县每年要谷一万，下县五千，南直隶巡抚下有县几一百，则是每年有谷七十余万。积至三年，即有二百余万矣。若遇一县有水旱之灾，则听於无灾县分通融借贷，俟来年丰熟补还。则东南百姓可免流亡，而朝廷于财赋之地，永无南顾之忧矣。善政之大，孰有过此者哉？
周文襄公《年谱》与顾文僖公《傍秋亭杂记》，凡作吏于苏松而与有钱粮之责者，不可不人置一册于左右。
《荀子》曰：“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由今日论之，吾松之士大夫工商不可谓不众矣，民安得不贫哉？海刚峰欲为之制数度量，亦未必可尽非。但海性既偏执，又不能询谋谘度，喜自用，且更革太骤，故遂至于偾事耳。
海刚峰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柔，真是铮铮一汉子。但只是有些风颠，又寡深识，动辄要煞癞，殊无士大夫之风耳。
海刚峰第一不知体，既做巡抚，钱粮是其职业，岂有到任之后，不问文田均粮，不清查粮里侵收，却去管闲事？
海刚峰之意无非为民。为民，为朝廷也，然不知天下之最易动而难安者，人心也。刁诈之徒，禁之犹恐不缉，况导之使然耶？今刁诈得志，人皆效尤。至于亡弃家业，空里巷而出，数百为群，闯门要索，要索不遂，肆行劫夺。吾恐更一二年不止，东南之事必有可言者。幸而海公改任，此风稍息。然人心动摇，迄今未定也。
海刚峰爱民，只是养得刁恶之人。若善良百姓，虽使之诈，人尚然不肯，况肯乘风生事乎？然此风一起，士夫之家，不肯买田，不肯放债；善良之民，坐而待毙。则是爱之实陷之死也，其得谓之善政哉？
海老既去之后，复有辩本，疏中言今满朝皆妇人也。其言虽为切直，然岂可谓秦无人？夫卿相则雍雍，百僚则侃侃，古盛朝事也。岂有满朝之人，终日忿忿，为足以了公家事耶？且大臣去国，固自有道。岂有既斥之妇，依栖门庭，但去寻闹？古无此事，亦是不识体耳。
皇甫司勋子循尝语余曰：小时见林小泉廷■〈木昂〉为太守日。小泉有大才，敏於剖决。公余多暇日，好客，喜燕乐。每日有戏子一班，在门上伺候呈应，虽无客亦然。长吴二县轮日给工食银伍钱，戏子既乐于祗候，百姓亦不告病。今处处禁戏乐，百姓贫困日甚，此不知何故也。余应之曰：公奕叶簪缨，处通都大邑之中，所见如此，固不为异。余农家子也，世居东海上，乃僻远斥卤之处。自祖父以来，世代为粮长垂五十年。后见时事渐不佳，遂告脱此役，此髫龀时也。后余兄弟为博士弟子，郡县与监司诸公皆见赏识，此役遂不及矣。然尝忆得小时见先府君为粮长日，百姓皆怕见官府。有终身不识城市者，有事即质成于粮长。粮长即为处分，即人人称平谢去。公税八月中皆完，粮长归家平坐。至十月初又办新岁事矣。先府群每对人言，我家五十年当粮长，自脱役之后，绝足无一公差人到门者。盖以五十年内钱粮无升合亏欠也。此时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家，亦家富人足。日勤农作，至夜帖帖而卧。余家自先祖以来即有戏剧。我辈有识后，即延二师儒训以经学，又有乐工二人教童子声乐，习箫鼓弦索。余小时好嬉，每放学即往听之。见大人亦闲晏无事，喜招延文学之士，四方之贤日至，常张燕为乐，终岁无意外之虞。今百姓十九在官，十一在家，身无完衣，腹无饱食，贫困日甚，奸伪日滋。公家逋负日积，岁以万计。虽缙神之家，差役沓至，征租索钱之吏，日夕在门。其小心畏慎者，职思其外，终岁惴惴，卧不帖席。此於民情之休戚，世道之惨舒，君子可以观变矣。
正德十年以前，松江钱粮分毫无拖欠者。自正德十年以后，渐有逋负之端矣。忆得是欧石冈变论田加耗之时也，先府君即曰：我当粮长时，亦曾有一年照田加耗，此年钱粮遂不清。第二年即复论粮加耗，而钱粮清纳如旧。夫下乡粮只五升，其极轻有三升者，正额五升，若加六则正耗总八升。今每亩加耗一斗，则是纳一斗五升已增一半矣。夫耗米反多於正额，其理已自不通。若上乡，譬如正额三斗加六，则每亩该纳米四斗八升。今论亩加一斗，则是止纳四斗，已减八升。若是正额，四斗已减一斗四升矣。夫下乡增重，钱粮不清，亦自有说。若上乡减去已多，而亦每年不清，此不知何故也。盖周文襄巡抚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遂巷，随处询访。遇一村朴老农，则携之与俱。卧于榻下，待其相狎，则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无不周知。故定为论粮加耗之制，而以金花银粗细布轻赍等项，裨补重额之田。斟酌损益，尽善尽美。顾文僖作文襄年谱，所谓循之则治，紊之则乱，盖不虚也。今为欧石冈一变论田加耗之法，遂亏损国课，遗祸无穷。有地方之责者，可无加之意哉。
府县若要钱粮起总，第一须禁粮里侵收。苟能搜访侵收之人，籍没其家产，从重问遣，则钱粮逐年起总矣。盖各里派征钱粮，譬如本户该征白银十两，但纳串二三两与粮里，收去银三四两，则粮里绝不敢至其家催办矣。其间刁猾之徒又皆观望，以此挟持粮里。粮里复不敢至其家催办，则钱粮何日得清？此皆朝廷血脉，百姓脂膏。今但以资此辈渔猎，或累年侵收，买田造房，家至殷富，而逋负日积。每岁以十数万计，其有告首在官者，但发老人查勘，夤缘买免，复不深究。则何所畏而不侵收乎？故今闾阎无赖之徒，有用银二三十两买充公务粮长者。上亏国课，下残民命，此天地间一大蠹也。不知官府亦何爱於此辈哉？
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於农亩，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家丰足，人乐於为农。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繇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至若太祖所编户口之数，每里有排年十人分作十甲。每甲十户，则是一里总一百户。今积渐损耗，所存无几。故各里告病而有重编里长之说，则当就其中斟酌损益，通融议处，或并图可也，或以富贵者佥替可也。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复三四人朋一里长，则是华亭一县，无不役之家，无不在官之人矣。况府县堂上与管粮官四处比限，每处三限，一月通计十二限；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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