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璁传
张璁，字秉用，永嘉人。早年被乡里举送参加考试，七次都不得第。将到吏部去等候选派，御史萧鸣凤善于占星术，告诉他说“：从此以后三年你就可以中进士，再有三年该会飞黄腾达的。”张璁于是还乡。正德十六年(1521)登黄榜，已经四十七岁了。
世宗刚刚登基时，讨论追崇亲生父亲兴献王。廷臣不同意，决议三次上报，三次被否决。张璁当时在礼部见习政事，于这年七月初一上书说：“孝子的极致，没有比尊崇双亲更重要的。尊崇双亲的极致，没有比用整个天下供奉更为上策的了。陛下继位做了皇帝，就商量着尊崇已故的生身父而且确立他的名号，迎接亲生母亲加以赡养，实在是很孝顺的。大臣的决议引用汉朝定陶王、宋朝濮王的故事，说在入继大统以后就是人家的儿子，不能够再顾及亲生父母。难道天下有没有父母的皇帝？《记》说：‘礼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下冒出来的，是根据人的真实感情制定的。’汉哀帝、宋英宗原本是定陶王、濮王的儿子，然而汉成帝、宋仁宗都在生前领养他们做后裔，把他们养在皇宫中，他们作为别人家后裔的道理很明白，所以师丹、司马光的主张在他们的那个时代实行是可以的。现在我们武宗没有后代，大臣们按照祖宗的教导，在武宗身后，因为陛下的辈份和排行应当立为皇帝所以才做了皇帝。武宗的遗诏直接讲‘兴献王的大儿子’，并没有表示让您过继的意思。那么陛下登基实际上是为了继承祖宗的王统，与被立为他人后裔养在深宫中的定陶王、濮王的儿子比较是很不一样的。议论的大臣说孝庙的恩惠体现在人间，不可让他绝后。但是假使陛下亲生父还在世，现在继位做皇帝，恐怕没有弟弟变作哥哥的后裔的道理。况且迎接亲生母亲来赡养，正因为是亲生母亲，称为皇叔母，就应当按君臣的礼节见面，恐怕没有儿子让母亲称臣的道理吧。《礼》说‘：长子不能给别人做后裔。’兴献王只您这么一个儿子，为了有利于天下而做别人的后裔，恐怕您自己也不该自绝于父母吧。所以对于陛下，说是继承祖宗的王业，因而也不能废弃尊崇亲生父母，这种提法是可以的；说是做了别人的后裔而且要和自己父母割断亲情，那是不行的。王统与后裔不同，不一定非父死子立不可。如果必须割断这边父子间的亲情，确立那边父子的名称，然后才说是继承王统，那么古代有过称先皇帝为高伯祖、皇伯考的皇帝，他们都不能称为正统吗？我认为今天的礼数，应该是在北京另立陛下生父的庙宇，使陛下能够光大尊崇双亲的孝道，并且使生母因为儿子显贵，尊号和生父一致，那么谢世的生父不失为父亲，生身母亲也还是陛下的母亲。”
世宗正为大臣们的决议所阻挠，得到张璁的奏章大为高兴，说：“这种观点摆出来，我们父子之名可得以保全了。”立即下发给大臣们讨论。大臣们对此大为诧异，相互起来攻击他，礼官毛澄等仍坚持原来的意见。恰好献王的妃子来到通州，听说献王的封号还没定下来，就止步不肯进京。世宗听说，流下了眼泪，想退位回藩王府去。张璁于是写《大礼或问》进呈，世宗于是连续批驳礼官的上书。大臣们迫不得已，共同决定尊称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本生父兴献帝”，张璁也被任命为南京刑部主事，离开北京，追封兴献王的大争论暂且停顿了。
到嘉靖三年(1524)正月，世宗收到桂萼的上书又动了心，又把奏章下发给大臣讨论。王浚当时代毛澄做了礼部首长，坚持原来的决议，张璁于是又上书说“：陛下遵照兄长去世弟弟即位的道理，按照辈份和排行该当上皇帝，礼官不思量陛下实为入继王统的皇帝，而强行视作给别人过继为后裔的例子，割断献帝生育陛下的大恩，错误理解武宗传下来的王统，使得陛下一家人父子、伯侄、兄弟之间名实都乱了套。宁可对不住皇上，不敢违背权臣的意志，这安得哪门心思？我看到诏书里说‘：兴献王只生了我一个人，既不能生前即位做皇帝，身后又得不到皇帝的名号，我怎么报答父王对我无上的恩德呢？’执政大臣揣测陛下的心思，有见于追崇生父的重要性，所以今天争一个帝字，明天争一个皇字，而陛下的心也因为生父不得为帝不得为皇感到惭愧。既而兴献王加封号为帝，礼官以为陛下的心已有所欣慰了，所以留下一个皇字以试探陛下将来还不满足的心愿，于是才敢称呼孝宗为皇考，称呼兴献帝为本生父。父子的名称都给改了，尊崇兴献帝的道理体现在什么地方？当时礼官趁陛下还没觉察，马上就用诏书布告天下，陷陛下于不孝之中。《礼》说：‘有德行的人不争夺别人的亲情，也不能被别人剥夺亲情。’陛下尊贵地做了皇帝，父子之间的亲情却给人剥夺了，您难道能容忍别人夺走它吗？所以现在要争的不是皇与不皇的问题，而只在于考与不考之间。如果只争一个皇字，那么执政大臣肯定会同意，用以阻止现在的论争，陛下也会姑且满足一下眼前的愿望，但是我恐怕天下真正懂礼数的人，将因此非议、笑话个没完没了。”这个奏章和桂萼的第二篇上书一起进呈，世宗大为高兴，立即召唤他们进京。命令还没传到，张璁、桂萼两人就又和黄宗明、黄绾一起又递上一篇奏章与礼官争论。
等献帝称号改为本生皇考，内阁大臣用称号已经议定的理由，请中止对他们的召见，世宗迫不得已，听从了。他们两个已经在路上了，接到停召的命令又派人骑马上书说：“礼官怕我们当面质问，所以先玩弄这种伎俩，用以得逞他们的心愿。如果不立即去掉本生的字样，天下人、后世人还是要把陛下看作孝宗的儿子，这样还是落在礼官的蒙骗中。”世宗越发动心，催他们进京。五月，二人到北京，又上书列举七条意见，大臣们气愤至极，想把他们俩逮住杀了。桂萼害怕了，不敢出门。张璁过了几天才上朝。给事御史张罛、郑本公等接连上书猛烈抨击他们，世宗越发不高兴了，就特别任命他们两个为翰林学士，他们两个人竭力辞让，并且要求当面驳斥大臣们的错误。给事御史李学曾、吉棠等说：“张璁、桂萼歪曲儒学迎合世俗，圣王之世必杀他们无疑。倒因为以经传奉迎做了学士，真是害皇上德行不浅。”御史段续、陈相又特地上书议论，并连及席书。世宗批评了学曾的书面汇报，把段续、陈相关进监狱。刑部尚书赵鉴，请把张璁、桂萼也交给大理寺，对别人说：“得到皇上诏书，就用棍子把他们打死。”世宗批评他勾结为奸，并要张璁、桂萼上书述说此事。张璁、桂萼于是又上书列举别人十三条欺骗皇帝的罪证，竭力要压服大臣。等大臣们到宫门前号哭争辩时，世宗便把他们一齐关进监狱，打了一顿大棒，死于棒下的有十多人，贬官放逐的一个接一个，由此张璁等人的势力大为扩大。那年九月最终用他们的意见确定了献王的尊号。世宗越发宠信张璁、桂萼，他们也越发恃宠仇视朝廷里的大臣，朝廷里的士大夫们对他们几个人都切齿痛恨。
四年(1525)冬天，《大礼集议》成书，张璁升官詹事兼翰林学士。后来商议祖宗庙宇的神道碑、庙乐、武舞及太后到庙里祭奠等事，世宗大多根据张璁的话来做出裁决。张璁根据经文牵强附会，曲解文意迎合世宗，世宗更器重他了。
张璁迫不及待想掌权，被大学士费宏压制，于是和桂萼一次次上书攻击费宏，世宗也知道两人的用心，仍旧留用费宏，不马上放他出去。五年(1526)七月，张璁因回家扫墓请还乡。已经离开朝廷，世宗又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仍兼旧职。给事中杜桐、杨言、赵廷瑞上书竭力诋毁他，并弹劾吏部尚书廖纪提拔坏人，世宗不高兴了，严厉批评了他们。两京给事御史解一贯、张录、方纪达、戴纪先等又不断上书议论他，他们的意见都没被听取。不久，升张璁为左侍郎。他又和桂萼一起攻击费宏。第二年二月，他们制造了王邦奇一案，陷害杨廷和等人，费宏和石王缶等一天内都被罢官。
吏部郎中彭泽因浮躁被斥逐，张璁对世宗说“：过去讨论‘大礼’时，彭泽劝我进呈《大礼或问》，以至于招得众人的忌恨。现在那帮大臣驱逐他，是为了渐次排挤我们。”彭泽于是得以留用。过了三天，又说：“我与满朝大臣对抗了四五年，他们攻击我的奏章有百十篇。现在修撰《大礼全书》，那议礼的大坏蛋感到寒心，那帮奸人侧目畏惧。所以书的大纲正将递呈，对我的谗言就大肆煽动。假使《全书》宣告完成，恐怕会更加厉害地诬陷我呢。”因此称病求退，用以向皇帝求取好处，世宗温和地颁布诏书挽留他。吏部缺尚书，大家推选前任尚书乔宇、杨旦；礼部尚书也缺空，大家推举侍郎刘龙、温仁和。仁和为了俸禄也积极争取。张璁说乔宇、杨旦是杨廷和的党羽，而且仁和也不应该自我推荐。世宗命令说“：凡被罢官、退休的大臣，没有接到诏书，他人不得推举。”乔宇等就被废弃不用。
张璁积怨于人，大臣们天天在策划报复他。恰好山西巡抚按察使马禄办理造反的乱贼李福达一案，供词中牵连到武定侯郭勋，法司按马禄拟写的原样定了罪。张璁对世宗谄言说大臣们是因议定大礼一事所以陷害郭勋。世宗果然怀疑大臣们拉帮结派，于是任命张璁署理都察院、桂萼署理刑部、方献夫署理大理寺，重新议罪，全部把案翻了过来，并倾轧那些异己分子。大臣颜颐寿、聂贤以下都被加以刑讯，马禄等因罪贬往边远地带。世宗更认为他能干，在便殿奖励、慰劳他，赐他二品官服，祖宗三代都加封诰。京城的按察使和谏官互相检举，已罢黜了十三个御史，张璁掌管纪纲，又请考察并罢斥了十二人。后来经奏准推行七条纪纲，管束巡按御史。那年冬天，张璁便官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赞机密大事。这时他做官总共才六年。
杨一清为首辅，翟銮也在内阁，世宗待他们不如张璁好。世宗曾经对张璁说“：我有密令给你请不要泄漏，我给你的信帖都是亲自书写的。”张璁借机说出仁宗曾赐予杨士奇等银章的事，世宗便赐予他两枚银章，一个上面刻着“忠良贞一”，另一个是“绳愆弼违”四字，并因此连带一清等人，都赐以银章。
张璁最初拜为学士时，其他翰林把他看作耻辱，不肯和他并排，张璁深为恼恨。等到侍读汪佃讲解《洪范》不能使世宗满意，被外放补地方官缺时，张璁借机请求把侍讲、侍读以下的翰林分别量才录用，到地方上任职，总计被改任和罢官的共二十二人，庶吉士们都被任用为部属小官和知县，由此翰林院为之一空。七年(1528)正月，世宗登堂视朝，看见张璁、桂萼班位在兵部尚书李承勋下边，对此感到不满意。一清因此请给他们在本官以外另加官号，于是以手令加封张璁、桂萼为太子太保。张璁推辞说太子宫殿没有建立，不应当设官，于是更加封为少保兼太子太保。《明伦大典》撰就，又晋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一清再次入为首辅，很得力于张璁、桂萼的帮忙，所以对他们尽力谦让。而张璁最终因为在一清位置之下，不能事事如意，因而两人渐渐不和。指挥聂能迁弹劾张璁，张璁想置他于死地。一清拟定圣旨对聂能迁处理稍轻了点，张璁更恨了，斥责一清是奸人、鄙夫。一清两次上书请求退位，并且直指张璁不可告人的心思。世宗手写诏书安慰并挽留他，借此严肃地指出张璁自我夸大，恃宠不让，实在令人叹息。张璁见皇上忽然公开指责他的短处，很是惭愧、沮丧。八年(1529)秋，给事中孙应奎弹劾一清、桂萼并连及张璁，他的同事王准又弹劾张璁偏私参将陈..，应予撤职。张璁两次请准他退休，文辞之间多暗中诋毁一清，世宗竟然夸奖了他。而给事中陆粲又弹劾张璁作威作福，打击报复。世宗大为觉醒，立刻罢了张璁的官。不久，张璁的党羽霍韬尽力攻击一清，不公开地为张璁辩护。张璁返乡走到天津时，世宗派行人送手令召他回来。一清就此罢去，由张璁出任首辅。
世宗自从力排众议敲定“大礼”以后，就以制礼作乐作为自己的责任。而夏言开始掌权就建议皇后应亲自养蚕，建议以勾龙、弃配社稷，建议分别祭祀天地，建议罢去太宗配祀，建议为朝日、夜月分建东、西二郊祭坛，建议祭祀媒神，建议文庙中设神主以外更从祀别的名儒，建议把德祖的神主迁入太祖庙，位于太祖的正南方，建议祈祷谷神，建议祭祖，建议帝社帝稷，等等，他的奏章都被发给张璁评议。不过世宗实行独裁，张璁的话也不能都被采纳。他谏阻罢太祖配天一事，往返三四回，最后还是不能加以制止。
十年(1531)二月，张璁因为名字犯世宗的名讳，请求改名，世宗就赐他名孚敬，字茂恭，御书四个大字给他。
夏言依仗着世宗的宠信，几次因事攻击孚敬。孚敬怀恨在心，却没找到借口发泄怒气。后来听从彭泽的话陷害行人司正薛侃，借着薛侃进而陷害夏言。朝廷审问时事情败露，世宗下诏指责他嫉妒忠良、欺骗君王。御史谭缵、端廷赦、唐愈贤递上奏章弹劾他，世宗告诉法司让他退休，孚敬于是特别惭愧地走开了。没多久，世宗又派行人送手令去召他回朝。第二年三月回到朝廷时，夏言已升为礼部尚书，更有实权了。李时、翟銮在内阁中，方献夫后来也进了内阁，孚敬不能像过去那样独断专行了。
八月，彗星出现在井宿，世宗心下怀疑大臣独断专行，孚敬因此请求罢官。都给事中魏良弼谤毁孚敬奸邪，孚敬说：“良弼因滥举京营官被罚俸，是我起草的诏书，他是挟私仇报复我。”给事中秦鳌弹劾他强行狡辩，文过饰非，谏官检举他，他就转弯抹角给人加罪，起草圣旨不秘密进行，以此炫耀，明示天下，好像天子的权力在他手中掌握一样。世宗肯定了秦鳌的意见，让孚敬自己陈述事实，同意他退休。李时请颁发俸禄、仆役给他，世宗亲自批示说不行。又请求，才允许他乘官方车马还乡。十二年(1533)正月，世宗又想起他来，派鸿胪寺官员送手令召他来。四月他回到朝廷。六月，彗星又出现在毕宿昴宿中间，他自请退休，这次世宗没批准。第二年又提升他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
最初，潞州陈卿作乱，孚敬主张用兵弹压，反贼最后败灭。大同又发生暴乱，又主张弹压，推荐刘源清为总督，出兵很长时间没有效果。以后，暴乱被平定，代王请大臣安抚。夏言于是极力诋毁用兵的错误，请按代王的意见办，话语中很把孚敬批评了一番。孚敬恼了，扣下代王的奏章不往上送。世宗告诫他与夏言言归于好，而派黄绾到大同，见机行事。孚敬因为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用，自称身体有病请求退休，三次递申请。不久儿子死了，更坚决请求。世宗回答说：“爱卿并无疾病，想迷惑我罢了。”孚敬又递上奏章，不认错不说，还一一诋毁过去共同议论“大礼”的桂萼、献夫、霍韬、黄绾等。世宗把他严厉批评了一通，他才出来办事。世宗在文华殿后面建造九五斋、恭默斋作为斋戒时的住所，命左右大臣赋诗。孚敬和李时各做了四首递上。过后，他几次被召见于便殿，世宗从容地和他议论政事。十四年(1535)春天他得了病，世宗派宦官赐他酒肉，可是跟李时谈话时，很说了他的执拗，而且不爱惜人才，积怨成山。后来又派宦官送他药物，手写便条说“：古时候有皇帝剪下胡须为大臣治疗疾病的，我现在则把我所吃的药送给你。”孚敬幸好得到这温和的谕旨，就一次次上书请求退休。世宗派行人、御医护送他还乡，官府按规定供给他俸禄、仆从。第二年五月，世宗又派遣锦衣官送他手诏并问候疾病，催他还朝。路上走到金华，病发作得厉害，于是又返回去了。十八年(1539)二月去世。世宗在承天，听说这个消息，伤心不已。
孚敬刚强、明智，为人果敢，不避嫌怨。得到世宗信任后，也时常能进直言。世宗曾想因为张延龄的造反之罪杀他全家。孚敬争辩说“：延龄这个人是个守财奴，能反得起来吗？”世宗几次询问，他还是那样回答。等秋后该问斩时，孚敬上书说“：昭圣皇太后年纪大了，突然听到延龄死的消息，万一不吃不喝，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告慰敬皇帝的在天之灵呢？”世宗有意用语气很重的话喝斥他，而孚敬的意见仍不停地提。所以昭圣皇太后在世的时候，延龄得以长期关押而不死。其他如清理功臣亲戚的庄田，前前后后罢免天下镇守军队的宦官，几乎无有剩余，这些都是他出的力。他做官自持特别廉洁，痛恨贪赃枉法的官吏，一时间以财物行贿的事没有了。但他生性狠毒，刚愎自用，打击报复，不护善人。本想用力消除大臣中的小帮派，而自己先做了小集团的首领。“大礼”的建议，大案的制造，直到他死后仍招众人的怨恨。但是世宗始终宠用他，他受到的礼遇，朝廷大臣中最终无人可比，世宗常称他为少师罗山而不叫他的名字。他死后礼官请给他取谥号，世宗采用不顾危难、忘己事君的意思，特谥文忠，追赠他为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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