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秋霖腹疾，一卧兼旬，感事怀人，百念灰尽，而户以外甚嚣尘上，喧然以国体问题闻。以厌作政谭如鄙人者，岂必更有所论列？虽然，独于兹事有所不容已于言也，乃作斯篇。
吾当下笔之先，有二义当为读者告：其一当知鄙人原非如新进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非有所偏恶。鄙人十年来夙所持论，可取之以与今日所论相对勘也。其二当知鄙人又非如老辈墨守家之断断争朝代，首阳蕨薇，鲁连东海，此个人各因其地位而谋所以自处之道则有然，若放眼以观国家尊荣危亡之所由，则一姓之兴替，岂有所择？先辨此二义，以读吾文，庶可以无蔽而适于正鹄也。
吾自昔常标一义以告于众，谓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骤闻者或以此为取巧之言，不知此乃政论（家）①当恪守之好例②，无可逾越也。盖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何以言乎不当问？当国体彷徨歧路之时，政治之一大部分恒呈中止之状态，殆无复政象之可言，而政论更安所丽？苟政论家而牵惹国体问题，故导之以入彷徨歧路，则是先自坏其立足之基础，譬之欲陟而捐其阶，欲渡而舍其舟也，故曰不当问也。何以言乎不能问？凡国体之由甲种而变为乙种，或由乙种而复变为甲种，其驱运而旋转之者，恒存夫政治以外之势力。其时机未至耶，绝非缘政论家之赞成所能促进；其时机已至耶，又绝非缘政论家之反对所能制止。以政论家而容喙于国体问题，实不自量之甚也，故曰不能问也。岂惟政论家为然，即实行之政治家亦当有然。常在现行国体基础之上，而谋政体政象之改进，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职也。苟于此范围外越雷池一步，则是革命家或阴谋家之所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当有之事也。其消极的严守之范围则既若是矣，其积极的进取之范围则亦有焉。在甲种国体之下为政治活动，在乙种反对国体之下仍为同样之政治活动，此不足成为政治家之节操问题。惟牺牲其平日政治上之主张，以售易一时政治上之地位，斯则成为政治家（之）①节操问题耳。是故不问国体只问政体之一大义，实彻上彻下，而政治家所最宜服用也。
夫国体本无绝对之美，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欲凭学理为主奴而施人为的取舍于其间，宁非天下绝痴妄之事？仅痴妄犹未足为深病也；惟于国体挟一爱憎之见，而以人为的造成事实，以求与其爱憎相应，则利①害之中于国家将无巳时。故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昔吾对于在君主国体之下而鼓吹共和者尝施反对矣，吾前后关于此事之辩论，殆不下二十万言，直至辛亥（宣统三年，1911年）革命既起，吾于其年九月犹著一小册，题曰新中国建设问题，为最后维持旧国体之商榷。吾果何爱于其时之皇室者，彼皇室之僇辱我岂犹未极？苟微革命，吾至今犹为海外之僇民耳。后以②当时皇室政治种种予人以绝望，吾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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