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通书后序
建安本
朱熹
右周子之书一编，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异。长沙本最后出，乃熹所编定，视他本最详密矣，然犹有所未尽也。盖先生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而程先生兄弟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观通书之诚、动静、理性命等章，及程氏书之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则可见矣。故潘凊逸志先生之墓，叙所著书，特以作太极图为称首。然则此图当为书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书后。祁宽居之云。传者见其如此，遂误以图为书之卒章，不复厘正。使先生立象尽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骤读通书者，亦复不知有所总摄。此则诸本皆失之。而长沙通书因胡氏所传篇章，非复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于书之大义虽若无所害，然要非先生之旧，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晓者。如理性命章之类。又诸本附载铭、碣、诗、文，事多重复。亦或不能有所发明于先生之道，以幸学者。故今特据潘志置图篇端，以为先生之精意，则可以通乎书之说矣。至于书之分章定次，亦皆复其旧贯。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合为一篇，以便观者。盖世所传先生之书、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谓易通，疑即通书。而易说独不可见，向见友人多蓄异书，自谓有传本，亟取而观焉，则浅陋可笑。皆舍法时举子葺缀绪余，与图说、通书绝不相似，不问可知其伪。独不知世复有能得其真者与否？以图、书推之，知其所发当极精要，微言湮没，甚可惜也！熹又尝读朱内翰震进易说表，谓此图之传，自陈搏、种放、穆修而来。而五峰胡公仁仲作通书序，又谓先生非止为种、穆之学者，“此特其学之一师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学之妙，不出此图，以为得之于人，则决非种、穆所及；以为“非其至者”，则先生之学，又何以加于此图哉？是以尝窃疑之。及得志文考之，然后知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者。公盖皆未见此志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论通书之指曰：“人见其书之约，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见其文之质，而不知其义之精也；，见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长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颜子之学，则知此书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门之事业无穷矣。”此则不可易之至论，读是书者所宜知也。因复掇取以系于后云。干道己丑六月戊申、新安朱熹谨书。
再定太极通书后序
南康本
朱熹
右周子太极图并说一篇，通书四十章，传旧本遗文九篇，遗事十五条，事状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缮写。熹按先生之书，近岁以来，其传既益广矣，然皆不能无谬误。唯长沙建安板本为庶几焉！而犹颇有所未尽也。盖先生之学之奥，其可以象告者，莫备于太极之一图。若通书之言，盖皆所以发明其蕴，而诚、动静、理性命等章为尤着。程氏之书，亦皆袓述其意，而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乃或并其语而道之。故清逸潘公志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书，特以作太极图为首称，而后乃以易说、易通系之，其知此矣。按汉上朱震子发，言陈抟以太极圚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则以为种、穆之传，特先生“所学之一师，而非其至者”。武当祈宽居之又谓图像乃先生指画以语二程，而未尝有所为书。此盖皆未见潘志而言。若胡氏之说，则又未考乎先生之学之奥，始卒不外乎此图也。先生易说久已不传于世，向见两本，皆非是。其一卦说，乃陈忠肃公所著；其一系词说，又皆佛、老陈腐之谈。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犹狙公之罔众狙也。”观此则其决非先生所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书。盖易说既依经以解义，此则通论其大旨、而不系于经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为今名，始于何时尔。然诸本皆附于通书之后，而读者遂误以为书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骤而语夫通书者，亦不知其纲领之在是也。长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书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后辄颇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生之旧。若理性命章之类，则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晓。其所附见铭、碣、诗、文，视他本则详矣，然亦或不能有以发明于先生之道，而徒为重复。故建安本特据潘志置图篇端，而书之序次名章，亦复其旧。又即潘志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参互考订，合为事状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奸翦弊，如快刀健斧。”而潘志云：“精密严恕，务尽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为郑夫人志：乃为“水啮其墓而改葬。”若此之类，皆从潘志。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见于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朝廷躐等见用，奋发感厉。”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载先生称颂新政，反复数十言，恐亦非实。若此之类，今皆削去。至于道学之微，有诸君子所不及知者，则又一以程氏及其门人之言为正。以为先生之书之言之行于此亦略可见矣。然后得临汀杨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犹有未尽正者。如“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一章当为二章之类。又得何君营道诗序，及诸尝游舂陵者之言，而知事状所叙濂溪命名之说，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见遗事篇内。又按濂溪广汉张栻所跋先生手帖，据先生家谱云：濂溪隐居在营道县荣乐乡锺贵里石塘桥西，濂盖溪之旧名。先生寓之庐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邹敷为熹言：“尝至其处，溪之源委自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别自号为楼田。而濂之为字，则疑其出于唐刺史元结七泉之遗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桥，见于陈令举庐山记。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覆校旧编，而知笔削之际，亦有当录而误遗之者。如蒲碣自言：初见先生于合州，“相语三日夜，退而叹曰：‘世乃有斯人耶’”！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时事曰：“公时甚少，王色金声，从容和毅，一府尽倾”之语。蒲碣又称其孤风远操，寓怀于尘埃之外，常有高栖遐遁之意。亦足以证其前所谓“以奇自见”等语之谬。又读张忠定公语而知所论希夷﹑种﹑穆之传，亦有未尽其曲折者。按：张忠定公尝从希夷学。而其论公事之有阴阳，颇与图说意合。窃疑是说之传，固有端绪。至于先生然后得之于心，而天地万物之理，鉅细幽明，高下精粗，无所不贯，于是始为此图，以发其秘尔！尝欲别加是正，以补其阙，而病未能也。兹乃被命假守南康，遂获嗣守先生之遗教于百有余年之后，顾德弗类，惭惧已深，瞻仰高山，深切寤叹。因取旧衮，复加更定，而附着其说如此。锓板学宫，以与同志之士共焉。
淳熙己亥夏五月戊午朔、新安朱熹谨书。
通书后记
朱熹
通书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性周氏，名敦颐，字茂叔。自少即以学行有闻于世，而莫或知其师傅之所自。独以河南两程夫子尝受学焉，而得孔、孟不传之正统，则其渊源因可概见。然所以指夫仲尼、颜子之乐，而发其吟风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闻矣。所著之书，又多散失。独此一篇，本号易通，与太极图说并出程氏，以传于世。而其为说，实相表
裹，大抵推一理、二气、五行之分合，以纪纲道体之精微，决道义、文辞、禄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学之卑陋。至论所以入德之方，经世之具，又皆亲切简要，不为空言。顾其宏纲大用，既非秦、汉以来诸儒所及；而其条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学者所能骤而窥也。是以程氏既没，而传者鲜焉。其知之者，不过以为用意高远而已。熹自蚤岁既幸得其遗编，而伏读之初，盖茫然不知其所谓，而甚或不能以句。壮岁，获游延平先生之门，然后始得闻其说之一二。比年以来，潜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虽其宏纲大用所不敢知，然于其章句文字之间，则有以实见其条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顾自始读以至于今，岁月几何，倏焉三纪，慨前哲之益远，惧妙旨之无传，窃不自量，辄为注释。虽知凡近不足以发夫子之精蕴，然创通大义，以俟后之君子，则万一其庶几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后学朱熹谨记。仪封张伯行云：此序晦庵先生最后集解图通书而作也。先生始集通书，莫考其年，据先生序云：“长沙本最后出，乃熹所编定，视他本最详密，然犹有未尽云。乃于干道己丑﹙一一六九年）”覆较旧编，为建安本。至淳熙己亥﹙一一七九年），凡十一年，复加更定，为南康本。又八年丁未﹙一一八七年），重为注释，而是编始定。今本一以此为正，而是序特列于首，诸序跋次见于后。
又
延平本
朱熹
临汀杨方得九江故家传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九处。然亦互有得失。其两条此本之误，当从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章当自“道义者”以下析为
下童。其十四条，义可两通，当并存之：如诚几德章云“理”曰“礼”，“理”一作“履”。慎动章云：“邪动”，一作“动邪”。化章一作“顺化”。爱敬章云：“有善”，此下一有“是苟”字。“学焉”，此下一有“有”字。“曰有不善”，一无此四字。“曰不善”，此下一有“否”字。乐章云：“优柔平中”，“平”一作“乎”。“轻生败伦”，“伦”一作“常”。圣学章云：“请闻焉”，“闻”一作“间”。颜子章云：“独何心哉”，“心”一作“以”。“能化而齐”，“齐”一作“济”，一作“消”。过章，一作仲由。刑章云；“不止即过焉”“即”一作“则”。其三条，九江本误，而当以此本为正：如太极说云：“无极而太极”，“而”下误多一“生”字。诚章云：“诚斯立焉”，“立”误作“生”。家人睽复无妄章云：“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心”误作“以”。凡十有九条。今附见于此，学者得以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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