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徐师川诗云：“楚汉纷争辩士忧，东归那复割鸿沟。郑君立义不名籍，项伯何颜肯姓刘。”谓项伯籍之近族，乃附刘而背项，郑君已为汉臣，乃达汉而思楚也。余尝论之曰①，方刘、项之势，雌雄未决也，其间岂无容容狡诈之士，首鼠两端，以观成败，而为身谋者乎，项伯是也。其意以谓项氏得天下，则吾尝以宗族从军，策画定计，岂吾废哉？刘氏得天下，则鸿门之会，吾尝舞剑以蔽沛公矣，广武之会，吾尝劝勿烹太公矣，刘氏岂吾废哉？高祖之封项伯，殆以此也。至郑君则不然。事籍，籍死属汉，高祖令诸故楚臣名籍，郑君独不奉诏，乃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观此则郑君与项伯贤佞可见。高祖或逐或封，皆徇情之好恶，则知戮丁公者，一时矫激之为也。
①“余”字《类编》本作“徐”。
王俭《七志》曰：宋高祖游张良庙，并命僚佐赋诗。谢瞻所赋，冠于一时，今载于《文选》者是也。其曰“鸿门销薄蚀，陔下陨欃枪。爵仇建萧宰，定都护储皇。肇允契幽叟，翻飞指帝乡”，则子房辅汉之策，尽于此数矣。王荆公云：“《素书》一卷天与之，谷城黄石非吾师。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项羽如婴儿。从来四皓招不得，为我立弃商山芝。”亦用此数事。而议论格调，出瞻数等。东坡论子房袖椎之事，以谓良不为伊、吕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余观之，此良少年之锐气，未足以咎良也。圯上授书之后，所见岂前比哉！
左太冲、陶渊明皆有荆轲之咏，太冲则曰：“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渊明则曰：“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是皆以成败论人者也。余谓荆轲功之不成，不在荆轲，而在秦舞阳；不在秦舞阳，而在燕太子。舞阳之行，轲固心疑其人，不欲与之共事，欲待它客与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轲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怆，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膏刃秦庭，当时固已惜之。然概之于义，虽得秦王之首，于燕亦未能保终吉也。故扬子云：“荆轲为丹奉于期之首、燕督亢之图，入不测之秦，实刺客之靡也，焉可谓之义也！”可谓善论轲者。
盗杀武元衡也，白乐天为京兆掾，初非言责，而请捕盗，以必得为期。时宰恶其出位，坐赋《新井篇》，逐之九江。故因闻琵琶，乃有天涯流落之感，至于泪湿青衫之上，何惫如此哉！余先文康公尝有诗云：“平生趣操号安恬，退亦怡然进不贪。何事浔阳恨迁谪，轻将清泪湿青衫。”又云：“及泉曾改庄公誓，胜母终回曾子车。素绠银床堪泪堕，更能赋咏独何如。”
李义山诗云：“本为留侯慕赤松，汉庭方识紫芝翁。萧何只解追韩信，岂得虚当第一功。”是以萧何功在张良下也。王元之诗云：“纪信生降为沛公，草荒孤垒想英风。汉家青史缘何事，却道萧何第一功？”是以萧何功在纪信下也。余谓炎汉创业，何为宗臣，高祖设指踪之喻尽之矣，他人岂容议邪！
韦苏州睢阳感怀有诗曰：“宿将降贼庭，儒生独全义。”宿将谓许远，儒生谓张巡也。盖当时物议，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远畏死，辞服于贼，故应物云尔。然韩愈尝有言曰：“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斯言得矣。巡死后，贼将生致远于偃师，远亦以不屈死。则是远亦终死贼也。
三良以身殉秦缪之葬，《黄鸟》之诗哀之。序《诗》者谓国人刺缪公以人从死，则咎在秦缪而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赀。临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随。”陶元亮云：“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是皆不以三良之死为非也。至李德裕则谓为社稷死则死之，不可许之死，欲与梁邱据、安陵君同讥，则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于前，而众驱之于后，为三良者，虽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故乱，魏氏言有章。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颗不用乱命，则岂至陷父于不义如此哉！东坡《和陶》亦云：“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似与柳子之论合。而《过秦缪墓诗》乃云：“缪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则又言三良之殉，非缪公之意也。
唐大和末，阉尹恣横，天子以拥虚器为耻。而元和逆党未讨，帝欲夷绝其类，李训谓在位操权者皆碌碌，独郑注可共事，遂同心以谋。已而杀陈宏志于清泥驿，相继王守澄、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皆不保首领。又斸崔潭峻之棺而鞭其尸。剪除逆党几尽，亦可谓壮矣！意欲诛宦尹，乃复河湟归河朔诸镇，天子向之。郑注虽招权纳贿，然出节度陇右，欲因王守澄之葬，乘群宦临送，以镇兵悉诛之，谋亦未必不善。会李训先五日举事，遂成“甘露”之祸。世以成败论人物，故训、注不得为忠，至李德裕谓不可与徒隶齿，亦太甚矣。按唐史李甘与李中敏皆尝论郑注不可为相，故甘有封州之谪，而中敏有颍阳之归。杜牧之赠甘诗云：“大和八九年，训注极虓虎。吾君不省觉，二凶日威武。喧喧皆传言，明辰相登注。和鼎顾予云：‘我死有处所。’明日诏书下，谪斥南荒去。”又有《赠中敏诗》云：“元礼去归缑氏学，江充来见犬台宫①。曲突徙薪人不会，海边今作钓鱼翁。”盖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训、注得恣其谋也。盖当是时，仇士良窃国柄，势焰熏灼，士大夫于议论之间，不敢以训、注为是，以贾杀身之祸，故牧之之诗如此。呜呼，东汉之季，柄在宦官，陈蕃之徒，以忠勇之资，谋殪其党，而事亦不遂，史载其名，殆如日星。而训、注以当时士夫畏慑士良辈，遂加以奸凶之目，而史亦以为乱人，万世之下，无以自白，其深可痛哉！余家旧藏《甘露野史》二卷，及《乙卯记》一卷，二书之说，时相矛盾，《甘露野史》言上令训等诛宦官，事觉反为所擒，而《乙卯记》乃谓训等有逆谋。盖《甘露史》出于朝廷公论，而《乙卯记》附会士良之私情也。《乙卯记》后有朱实跋尾数百言，以《乙卯》所记为非是，其说与野史同，余故表而出之。
①“犬”原作“大”，据《樊川集》改。
杜牧之集有《李给事诗》二首，其中有“纷纷白昼惊千古，铁锧朱殷几一空”之句，谓郑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怜刘校尉，曾讼石中书”之句，牧之自注云，给事曾忤仇士良，人遂以为给事者李石也。余尝考之，李石虽尝为给事，然劾郑注之事，史所不载。虽载语言忤仇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后。石既拜相，则牧之诗题，不应以给事为称，其非李石明矣。当时惟有李中敏与牧之厚善，尝因旱欲乞斩注，以申宋申锡之冤，帝不省，遂以病告归颍阳。今牧之诗有“元礼去归缑氏学”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论郑注告归颍阳。又史云：注诛，迁给事。其后仇士良以开府荫其子，中敏曰：“内谒者安得有子。”士良惭恚，由是复弃官去。由是论之，则是中敏无疑矣。
杜牧之作《李和鼎诗》云：“鵩鸟飞来庚子直，谪去日蚀辛卯年。由来枉死贤才士，消长相持势自然。”盖言郑注事也。方是时，和鼎论注不可为相，旋致贬责，故牧之作诗痛之如此。议者谓辛卯年在宪宗之时，而宪宗未尝谪李甘。李甘仕文宗之时，而文宗时无辛卯也。岂牧之误乎？余谓牧之所云，非谓实庚子辛卯也。鵩集于舍，班固书庚子之日，日有蚀之，诗人有辛卯之咏，借是事以明李甘之冤尔。
唐穆宗时，令狐楚为相，为景陵使，以佣钱献羡余，怨声载路，致有衡州之贬。观《发潭州寄李宁常侍诗》云：“君今侍紫垣，我已堕青天。委废从兹日，旋归在几年。”又有《答窦巩中丞诗》末句云：“何年相赠答，却得在中台。”亦可见其去国惨伤之情矣。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其楚之谓乎？观“甘露”之中，则可见矣。当是时也，王涯等被系神策，仇士良白涯与李训谋逆，将立郑注。楚时以旧相在阙下，文宗召楚至，帝对楚悲愤，因付涯讯牒曰：“果涯书邪？”楚曰：“然。涯诚有谋，罪应死。”呜呼，观望腐夫阉人，而诬置人于死地，楚忍为是乎！《甘露野史》乃言尚赖旧相令狐楚独为辩明，若以史为证，则野史之言未必公也。
安禄山反，永王璘有窥江左之意，子玚劝其取金陵，史称薛缪、李台卿等为璘谋主而不及李白。白传止言永王璘辟为府僚，璘起兵遂逃还彭泽。审尔，则白非深于璘者。及观白集有《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乃曰：“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又云：“我王楼舰轻秦汉，却似文皇欲度辽。”若非赞其逆谋，则必无是语矣。白既流夜郎，有《书怀诗》云：“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旃。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宋中丞荐白启云：“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乃用白《述怀》意，以抆拭其过尔。孔巢父亦为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败，洁身潜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计，则安得有夜郎之谪哉！老杜《送巢父归江东》云：“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无微意也。
猜你喜欢 ●豁诗话（豁）·蒋箸超 后记·丘逢甲 第二十七出 败北·周履靖 楔子·关汉卿 第三折·高茂卿 山带阁注楚辞卷五·蒋骥 鲍溶集外诗·鲍溶 杜鹃·徐志摩 卷二百六十一·陈思 卷四百五十八·陈廷敬 卷二十二·佚名 总目十二·佚名 《冬夜》评论·闻一多 05、择偶·蒲松龄 卷四·赵执信
热门推荐 巻十四·顾瑛 卷三十·胡文学 卷二十九·胡文学 卷二十七·胡文学 卷二十八·胡文学 卷二十四·胡文学 卷二十六·胡文学 卷二十五·胡文学 卷二十三·胡文学 卷二十一·胡文学 卷二十二·胡文学 卷十九·胡文学 巻十三·顾瑛 卷十八·胡文学 卷二十·胡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