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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重印仁学

  自从我到了上海,担任了金粟斋译书处的工作,离苏州故乡更近了,因此每一个月总要回去一次,留在家里两三天,或是三四天。那个时候虽然苏沪火车未通,小轮船也甚为利便。其时东来书庄还开在那里,由马仰禹在经理,我还在上海尽一些接洽和运输的义务。还有励学社的诸位同志,有的还在日本,有的已经回国,也常常访晤通信,在当时也可以说到“同学少年都不贱”这一句诗了。

  在这个时侯,最可悲痛的是我的谱弟戴梦鹤逝世了,他年龄还不到二十四岁,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却为了肺病而夭逝,真是极可惜而可哀的事。我从上海回苏州时。常去看他,前两个月,我去看他,见他面色红润,精神甚好,不像是有病的人。私心想念,或者从此会好起来吧。我的母亲不是也有肺病的吗?她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从前五十岁后便称中寿了,梦鹤也能活到五十多岁,其所成就当然不小。

  最近十日前,得马仰禹来信,说是梦鹤病重,已卧牀不起了。苏州人有句俗语,叫做“痨病上牀”,便是说已无生回之望,因为凡是患肺病的人,平日间往往好似无病的人,起坐随时,一直到了病势沉重,不能起身,从此就再不能离牀了。不过上牀以后,也还有能淹迟若干时日的。不意十日后,我自沪回苏,一到家里,即见到他们的报丧条子,即于是日就是他的大殓日子。急往吊唁,已陈尸在室,道义之交,知己之感,不觉泪涔涔下。他父母在堂,夫人尚比他小一岁,向以美丽称,伉俪其笃,并无儿女。开吊发讣文期,友朋辈欲我写一文,以志其志行,随讣分发。在从前是越礼的,我写了一文,传记不像传记,祭文不像祭文,充塞悲哀,无从下笔。

  写至此,我又回忆到以肺病而杀害许多才智青年的,还有我的表叔吴伊耕先生。他的逝世,比戴梦鹤还早一二年吧。他是富家子,然而这个肺病,专门向那班富家子侵袭,乡下人种田汉,便不会有这个疾病。他聪明好学,为我吴叶鞠裳先生(昌炽)得意学生。他的病与梦鹤有异,差不多一年中有半年卧病,不是这里,便是那里,以西医言,则同出一源,所的结核病也。(忆我曾译过一小说,名“结核菌物语”,结核菌可以走遍全身,肺病即肺结核,此外如瘰疬、肛痈等等,皆属此。)

  伊耕表叔之内兄,为苏州大名鼎鼎的医师曹沧洲,曾为西太后看病,有御医之称。但纵使此名医,也医不好这个缠绵恶毒的肺病。曹沧洲还归咎于我的这位舅祖清卿公,过于迷信,专吃乩坛上的仙方。直在那些仙方,吃不好也吃不坏。总之这个肺结核病,在号称文明的欧美各国,医学日渐发明者,至今尚束手无策呢。我在八九岁的时候,随祖母归宁,常住吴家,由伊耕叔教我读书,及逝世后,清卿公涕泣语我道:“他生平没有一个学生,就只有是你。”我知其意,故挽联上竟以师礼尊之,自称受业。伊耕叔有一子,甚慧。三岁而殇。于是乃以砚农叔之衣子子深嗣之。我今再叙一悲哀的事,在此时期中,我的尤巽甫姑丈亦去世了。我得信后,立即从上海回去,在他棺前痛哭了一场。因为我当初从尤宅辞馆出来,到南京去的时候,使姑丈有些不大愉快,他是有点守旧的,不愿我走新的一条路。就是我在馆的时候,因为我脚头太散,不大认真,也有些不满意,常写一个便条,交子青哥劝告我,我写给了他的回信,充满了穷人的傲气,有些话竟有些顶撞了他。事后也非常痛悔,曾写信去道歉谢罪。及至听得他故世了(他已久病),想起我的得有今日,也亏了姑丈提携栽培之力,因此在他大殓之日,我不禁在他灵前大哭起来。

  我姑丈故世以后,子青哥真是哀毁骨立,但是他的思想上,可以逐渐解放了。因为我姑丈还相信科举不至废弃,还希望他作科举中人,所以不大赞成他读新书。自从戊戌政变,康梁逃亡,科举复活,他的信心愈坚了。然而时势所趋,无法阻遏,自从姑丈逝世后,我在上海时时与子青哥通信,凡是苏州所购不到的书,都是我从上海邮寄给他,也常常把我所交际的,学习的告诉他,与他讨论,与他批评。他也有他的新见解,新议论,有时一封长信,千余字不足为奇。

  有一次,日本的横滨印出了谭嗣同的“仁学”一书(谭字复生,湖南浏阳人,为戊戌六君子死难之一),我的一位留学日本的朋友,寄给了我五本。我寄给了蒯礼卿先生一本,送了汪允中一本,子青哥一本,仅剩了两本,但有许多朋友,知道我有此书,纷纷向我索取。我只能说:再托日本朋友寄来。但日本朋友的回信说:此书出版后一抢而光,只好等候再版。但此是禁书,不知是否能再版,重行寄来,未可一定。

  我当时是每天跑商务印书馆的,为了校对严又陵先生的译稿。那天我忽然灵机一动,这部“仁学”,是谭先生的遗著,而又是清廷所禁止者,在日本印行,并没有什么版权,只要能流通。既是许多人要读它,我们何妨来重印一下呢。我就带了这部“仁学”,到商务印书馆和夏瑞芳商量。我说:“我要印这部书,你们可以担任吗?”他说:“你先生要印什么书,怎么不可以担任呢?”我说;“这是一部禁书呀!”告诉他谭嗣同是戊戌政变六君子之一,为清廷所杀戮的故事。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在租界里,不怕清廷,只要后面的版权页,不印出那家印刷的名号就是了。”

  我这时便把那本“仁学”交给了他,请他印刷估价,我说:“只要印一千本,但要用洁白纸张,里面还有一页谭复生先生的铜版照相图。因为我印这本书,不想赚钱,也不想多印,预备半送半卖,得以略撩回一些成本就算了。”夏瑞芳所估的成本并不,大约连纸张排印,不过一百元左右。他说:“你老兄的事,这是核实估价,不能再便宜了。”

  虽然如此说,但是我想印这部“仁学”,而印书之费,还没有筹到。如果交给东来书庄印,也有问题,因为这是禁书,内地不能出版与发行,而且要取得各股东的公意。我私人独资印也可,可是我那囊中这时还没有一百元的余资。我于是写信给子青哥了,告诉他:我想印这部“仁学”而独力不支。他立刻回了我一封信,极力赞成,他说:“由我们两人私人印行好了,如果印费要一百元的话,我出六十元,弟出四十元如何?”不过他要求出书以后,定价要低廉,我们是为尊重谭先生遗著,并非翻印谋利,望弟速与商务印书馆订定。

  我与夏瑞芳又磋商了一次,“仁学”便立即开排了。好在我每天要到商务印书馆去校对严又陵先生的译稿,附带的校对“仁学”的校样。我总是每天吃过午饭后便去,总是在那里工作一个下午。我自觉我的校对很精细,可能不会有错字,我以为校对的错误与不细心,对于作者与读者,殊为抱歉。直到后来,我自己写稿子,对于那些出版家,校对疏漏的,深为难过。往往一篇文章中,只要被它差了两三个宇,竟使这篇文章大走其样,真使你啼笑皆非。奈何它不得呢。

  直到“仁学”印好装制的时候,夏瑞芳忽然对我说:“这部『仁学』,我添印了五百部。”我觉得夏君是违约了,我们订定了印一千部的,怎么他忽然添印五百部呢?印刷所受人之托,担任了印书的职务,怎可以添印呢?大概夏君也不知道“仁学”里面,讲的是些什么话,只知道是一部新出的禁书,而又知道是没有版权关系的(实在我曾写信到横滨,与原出书人接洽过,还允许送给他们若干书的)。或者有人给他说:谭嗣同遗著很吃香,可能多销几百部呢。

  但是既没有版权关系,我能印,他亦能印。而且夏君也还算老实坦白,换了别一个书贾,他也不必告诉我,别说多印五百部,多印一千部,我也无从知道。我只能说:我印这书是有后台老板的,我不能允许你。他见我有难色,便道:“这样吧!我多印了五百部,我在印费上,给你打一个九折吧。而且这书也由你精心校对的,作为小小酬劳。”

  这事本想与子青哥商量,但子青哥于印书事,完全外行,并且他一切托了我,即使问他,他也说由我作主。况且我们印这部书,并无权利就想,只有推广主义,多印五百部,岂不更好?因此我也就默许了夏君,不过向他声明,“我们是做蚀本生意,半送半卖,定价甚低,你不要和我们来抢生意。”夏君答应道:“我知道!我知道!”出书以没,送给了横滨数十部,赠给了朋友的也不少,其余则分散在各寄售所。距今三十年,我在旧书摊上,还看见我们所印的那部“仁学”,而子青哥墓木已拱矣。夏君的五百部,不知销在何处?我偶然问及他,他笑着说道:“不够销!不够销!”

  夏瑞芳,上海本地人。有人告我:夏在年青时,曾在英租界当一名巡捕(巡捕为租界中的警察),常在华英印书馆门前站岗。遇到了华英印书馆中的鲍咸昌等兄弟,劝他何必当巡捕(那时租界华巡捕每月薪水不过数元,尚不及印度巡捕),不如从事于印刷事业。夏亦觉当巡捕无甚意思,他们都是基督教徒,于是便组织这家商务印书馆。因夏甚能干,便举为经理。这是后来商务印书馆发达后,有人谈起的,语云:“英雄不怕出身低”,做巡捕又何妨。但我知夏瑞芳确是习过排字业的,业务繁忙时,他也能卷起袖子,脱去长衫,向字架上工作的。

  虽然那时资本不过三千元的商务印书馆,颇恩有所发展。夏瑞芳不是中国旧日的那种老书贾,而以少年失学,于文字知识上是有限的。他极思自己出版几种书,但不知何种书可印,何种书不可印。不过他很虚心,人家委托他们所印的书,他常来问我是何种性质?可销行于何种人方面?当然他是为他的营业着想,要扩展着他的生意眼,忠实于他的事业。他又常常询问我:“近来有许多人在办理编译所,这个编译所应如何办法?”我说:“要扩展业务,预备自己出书,非办编译部不可。应当请有学问的名人主持,你自己则专心于营业。”夏君摇头叹息道:“可惜我们的资本太少了,慢慢地来。”

  夏瑞芳虽然不算是一位文化人,而创办文化事业。可是他的头脑灵敏、性情恳挚,能识人,能用人,实为一不可多得的人材。后来商务印书馆为全中国书业的巨擘,却非无因而致此。但是夏瑞芳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门前被人暗杀了,这是很可惜的。至于为什么被人暗杀,想历史上当有纪载,我这里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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