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翴传
王之肕，字心一，朝邑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授职清苑知县，调任刑部主事。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酉时，有一个不知道姓名的男子，手持枣木棍进入慈庆宫，打伤守门的内侍李鉴。到达前殿的屋檐下面，被内侍韩本用等人抓获，将他交给了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等人。慈庆宫是皇太子居住的宫殿。第二天，皇太子报告，皇帝命令有关部门查问。巡皇城御史刘廷元将审问的结果上报：“罪犯名叫张差，蓟州人氏。只是声称吃斋乞求封赏，语无伦次。表面上看，好像是患疯癫病。仔细观察，实际上是很奸诈狡猾。请求交给法司严厉审讯。”当时太子虽然确定很长时间，皇帝却很薄待他。朝廷内外怀疑郑贵妃跟她的弟弟郑国泰阴谋危害太子，只不过没有证据，而方从哲等也跟外戚亲贵相勾结以求自保。张差被抓，满朝都感到惊讶，刘廷元的报告说他疯癫了。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跟员外郎赵会桢、劳永嘉共同审讯，完全跟刘廷元指出的一样。说：“张差堆积的柴草，被人放火烧掉了，气急就疯了。在四月份到北京伸冤，碰到二个不知名的男子，哄骗他拿着棍子装出伸冤的样子。于是从东华门进城，直到慈庆宫门口。按法律应当斩首，罪加一等立即处决。”奏稿写好了没有呈上。山东司负责管理京师的事情，署印侍郎张问达把这事交给他们处理。而胡士相、劳永嘉和刘廷元都是浙江人，用疯癫结案，王之肕心里怀疑不是这样的。
这月十一日，王之肕碰到给牢中送饭的机会，最后送给张差，私自责问他实情。开始说：“告状”，又说：“拷打死了罢，已经没有用了。”王之肕让人把饭放在张差面前，说：“说实话给你饭吃，否则饿死你。”让左右的人出去，留下二个小官吏扶着他，问他。开始说：“小名叫张五儿。马三舅、李外父让我跟着一个不知道姓名的太监，说事成之后给你几亩地。等到进入北京，进入一个不知道街道的大院子。一个太监请我吃饭说：‘你先冲一趟，碰到人就打死他，打死了我们来营救你。’给我枣木棍，引导我从后宰门走到宫门前，我把看门人打翻在地。太监太多，于是被抓获了。”王之肕拿着张差的供状，告诉了张问达。并且说张差不疯不癫，有胆有识。乞求将凶犯绑到文华殿朝审。或命令九卿科道三法司会同审问。奏疏呈上去没有下发，大理丞王士昌，行人司正陆大受，户部主事张庭，给事中姚记济等人接连上疏催促。而陆大受的奏疏中有“奸戚”二个字，皇帝讨厌它，跟王之肕的奏疏一起被扣留。刘廷元又请求尽快查看各疏，交给法司审讯处理。御史过庭训说祸灾发生在宫内，应该快点处理，也都被扣留。过庭训发布文书到蓟州调查，知州戚延龄详细说明张差疯癫前后的情况，说：“贵妃派太监营建佛寺，太监烧制砖瓦，居民有很多卖柴从中获利的。张差卖了田地买木柴卖给太监。当地人忌恨他，烧了他的柴草。张差向太监告状，被太监责斥，不胜愤怒，拿着木棍想向皇帝告状。”于是原告各臣就把这句当作证据了。
二十一日，刑部会同十三司长官胡士相、陆梦龙、邹绍光、曾曰唯、赵会祯、劳永嘉、王之肕、吴养源、曾之可、柯文、罗光鼎、曾唯道、刘继礼、吴孟登、岳骏声、唐嗣美、马德沣、朱瑞凤等人再次审问。张差招供：“马三舅名叫马三道，李外父名叫李守才，不知姓名的太监是修铁瓦殿的庞保，不知街道大院的主人是刘成。二人让我打入宫门，打小爷，要吃什么有什么。”所谓“小爷”，是宫中太监对皇太子的称呼。又说：“同谋还有姐夫孔道，一共五个人。”于是刑部到蓟州道提审马三道等人，上疏请求法司提审庞保、刘成对质。而给事中何士晋跟方从哲等人也都赞成这样做。皇帝于是下诏责成主管会同法司拟定罪行。这一天，刑部将蓟州的回复上奏。不久，又下诏严刑拷问，尽快绳之以法。这时朝廷内外议论纷扬，很多话涉及到郑国泰，郑国泰上疏自我辩白，何士晋又上疏攻击郑国泰，详情见《何士晋传》。
在这之前，百户王曰乾上疏，说奸邪之人孔学等造谣惑众，将对皇太子不利，言词已牵连到刘成。刘成和庞保都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到这时，又涉及到刘成。皇帝心动了，了解到郑贵妃善于用计谋。郑贵妃很窘迫，哀求皇太子，表白自己没有其他企图。皇帝也几次下诏安慰，让皇太子对廷臣做说明。太子也因为事情牵连到郑贵妃，感到很害怕。于是依照皇帝和郑贵妃的意图，希望快点结案。二十八日，皇帝亲自到慈宁宫，皇太子陪在皇帝座位的右边，三个皇孙一字排开站在左边的台阶下。召见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以及文武大臣，责备他们离间皇帝父子的感情。下令将张差、庞保、刘成处以肢解分尸的刑法，其他人没有涉及。于是握着太子的手说：“这个儿子很孝顺，我很爱惜他。”说完又用手抚摸太子身体说：“从襁褓之中抚养成人，假使我有其他想法，为什么不早就改变更换皇太子。况且福王已经回到他的封国，离此地有几千里远，如果不是公开召见他，能插上翅膀飞回来吗？”于是命令内侍牵着三皇孙到右边的台阶上，让各大臣熟悉他，说：“我的各个孙子都已长大成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回头问皇太子有什么话，跟各臣都说出来，不要隐瞒，皇太子陈述道：“快把那个疯子处决了，不要牵连其他人。”又责备各臣说：“我们父子是何等亲爱，而外廷却议论纷扬，你们就是没有君王的臣子，使我成为不孝之人。”皇帝又对各臣说：“你们听皇太子的话吗？”又一连重复了好几次。各臣跪在地上听话，叩头退出，于是命令法司处决张差。第二天在市场上肢解分尸。又过了一天，司礼监会同廷臣在文华门审问庞保、刘成。这时已经没有证人，庞保、刘成拐弯抹角就是不肯认罪。正好太子传令从轻处理，廷臣这才离开。十多天后，刑部议论流放马三道、李守才、孔道。皇帝采纳了，而将庞保、刘成杀死在宫中。这事就算了结了。
这个时候，皇帝已有二十五年没有召见大臣了，因为王之肕揭发庞保、刘成的事情，特地出来排解大臣们的疑虑，并且调解贵妃与太子之间的矛盾。考虑到这件事似乎有些根据，所以没有立即怪罪王之肕。万历四十五年(1617)京官考核，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利用拾遗纠察机会弹劾王之肕贪财，于是削籍为民。
天启初年，廷臣多为他伸冤，召回恢复旧职。天启二年(1622)二月上《复仇疏》，说：
“《礼》，对于弑君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齐襄公报了九代之仇，《春秋》称颂它。先前李选侍让圣母生气，殴打圣母，陛下三番五次传告朝廷内外，停止封她为贵妃，圣母在天之灵一定会心安瞑目的。这是复仇的一大要义。
“先皇帝一生备遭艰难险阻，弥留之际含恨而终。试问：李可灼错误用药，是谁引进的？崔文升故意用药，是谁主使的？恐怕方从哲的罪行还不在李可灼、崔文升之下。这是先皇帝大仇未报的第一点。
“张差手持木棍侵犯宫廷，国家的安危只在于呼吸之间。国家到了这等地步，刘廷元还曲意掩护，用疯癫结案。胡士相等人改记口供，用卖木柴作为招供。此后复审，张差招供同谋一起行动的，朝廷内外埋伏有多人。李守才、马三道也招供他们结成派系，共同谋划，而胡士相等人将这些实情全都抹去。当时他们有内应，有外援，一人作难，九庙震惊，是何方凶徒，竟敢如此横行霸道，目无法纪！这是因为外戚郑国泰私自勾结刘廷元、刘光复、姚宗文等人，金银珠宝充满他的房屋。言官沉默，拿他们没办法，于是不再有顾虑和忌惮心理，蔑视国家法律。郑国泰虽然死了，他的罪行却不能饶恕。法官应当打开他的棺材，鞭打他的尸体，绝灭他的三族，把他的宫室涂成红褐色。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到这事。这是先皇帝大仇未报的第二点。
“总之，用药的方法跟木棍打击的阴谋性质是一样的。打击不中就用药催促。这是崔文升的药比张差的木棍还要厉害。张差之前，从来没有张差的先例；刘成之后，难道还会少刘成这样的人吗？卑臣以为陛下在上面被孤立了。”
又说：
“郎中胡士相等人，是主张疯癫结案的。堂官张问达，是调停用疯癫结案的。寺臣王士昌的奏疏貌似忠诚而实际上是巧言谄媚，没有一个字做出评价，辩冤却充满了陈辞滥调。堂官张问达态度圆滑，先答应是疯癫，后来又宽恕奸人。劳永嘉、岳骏声等人同一鼻孔出气。张差招供有‘三十六头儿’时，胡士相停笔。招供有‘东边一起举事’时，岳骏声说他波及到无辜。招供有‘红封票，高真人’时，劳永嘉说不应该追究红封教。现在高一奎监督蓟州，是镇朔卫人。大概高一奎是红封教的主持人。马三道是负责分发红票的总管。庞保、刘成是负责供给红封教教众木棍的人。那些奸人增减会审的公单，大逆不道。”
奏疏递入，皇帝不过问，而先前主张疯癫结案的对他恨之入骨。
不久，王之肕提升为尚宝少卿。过了一年，提升为太仆少卿，不久调任太仆寺卿。刘廷元和岳骏声、曾道难因为王之肕侵犯他们，先后上疏辩护。王之肕也接连上疏极力驳斥，并揭发各人先前讨论张差官司时，在红庙中分钱及居中调解双方争执的人名很详备，此事虽没得到处理，但这些人更加恨他。
天启四年(1624)秋天，他授官刑部右侍郎。第二年二月，魏忠贤势力嚣张，他的党徒杨维垣首先为“梃击案”翻案，极力诋毁王之肕，将他除名。不久把他列入汪文言案中，交给抚审问。岳骏声又攻击他，并且说他勒索郑国泰二万两，下诏追查。等到编修《三朝要典》，“梃击案”以王之肕为首犯。府尹刘志选又弹劾他，于是下诏逮捕入狱，判处窝赃银八千两，王之肕最终死在狱中。崇祯初年，恢复官职，赐予救济。
自从“梃击”的议论开始，“红丸”、“移宫”二件事接踵而至。两个派系争论是非，相互倾轧排挤，直到明朝灭亡才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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