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伯绳书
去秋晤西泠陆景先云：兄体已惭佳，又合之周子和之言，周得之成夫，以为必非妄者，故深信而喜之，释然若积疴之去弟体；及读尊教，乃谓不惟无减，而且有增，是何语耶？使我驰念无已。病亦有性情，其消息往复之机，默自体验，可徐收批郤导窾之功。不然，且屏弃药饵，并遗书年谱事一齐放下，澄怀静养，以待春回，犹为不失中策，先生云：“治疾不效，治之以不治，便是舜格有苗手段”，斯言最可味。今之医家，能生人者，千无一焉，（古亦无之）能不杀人者，百无一焉，而工杀人者，且十居八九，吾乃轻以不赀之身付之，如托六尺於莽、操，遗体行殆，不孝孰大焉！又好以耳目役其憧憧之心，庸医之攻械百端，而脏腑复多内应之贼，虽欲不日增，不可得矣。辑遗书、订年谱，在兄分上为必不可已之事；在今日贵体，为必可已之事，舍此又何事乎？虽行善事而强以力所不能为，便是浮伪，浮伪便是恶，非善也。一身之缓急轻重，若权衡之不爽，方为知学者；今学者皆是之其所而辟焉耳。
弟三四月问，以母病经营，神志忽忽，百事遗忘；六月寄子和书，又录气情才辨并侮圣言篇奉正，而不自知其复，耄及之状于斯可见；不意春初寄朗思者，已蒙批示之详如此，滋溷静摄，不安弥甚！弟听言，肯是老实话，欲我同志日体之日用，而无徒托之空言也云耳，乌有所谓新奇之议也？弟尝欲一登古小学，尽携所述，焚告先生：使确有分豪立异之心，愿先生之灵立时殛死，以惩败类。即弟之身未得至古小学；而弟之心则无时不与先生相对。先生之灵，洋洋满天地，其又能容此狂悖无知之某於门墙之内矣乎！稍知自好者不为，而谓弟之愚懦而敢出此乎？
至于千虑之一，谆谆向知己言之，又自有深意，非强辨也。余幅所具，极为词费，因尊教肫切，不敢自外，略疏所见如此，亦欲吾兄推此类一彻前蔽，光复心体，或亦祛病之一助云耳。暇时略一寓目，倘以为无当，即付之祝融，切勿细作答；或俟道体康复后，终赐之教，亦所甚愿，总毋留意必於心可也。
详味前后手教，尚多影响剽窃之说；大抵吾兄工夫，犹未离语言文字问，故有此病，苟能切实反求，则自无此矣。恃爱敢质言之，知不以为罪也。
来教谓止就气质言，便万有不齐，安得遽谓之善？此蔽於习闻习见，而未尝一反而思之故云耳也。宋儒既以气质之性释性相近句；今云“万有不齐、则相近”之谓，何亦勿思之甚矣！大抵兄所谓气质，指习气说，正宋儒之所误认者。习自相远，以习为性，何翅千里？先生所谓：“人只有气质之性”，谓气质亦无不善者，指性中之气言，性中之气更何有不善耶？阳明亦云：“性之善端，在气上见；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如是，则虽曰气质即义理，必无不可，犹云：“性即理也”。弟实未尝有气质即义理之说，因兄屡提驳此语，故复为拈出；盖孟子言心、言情、言才、言气，皆是言性。分之无可分，程子曰：“性即气，气即性”是也。而其所以言性气，则非也，宋儒之言，处处为告子洗发，真是千秋知己；以不善诬情、才，兄既不能为宋儒解矣，尚复何疑于气质耶？盖指习气言，即不当以气质之性四字成文；既以气质属性，何得又以不善诬之，此等处极易分晓，而宋儒茫然，前无孔孟，后无来学，任臆胡说，是可痛恨耳！诬气即是诬性，是明助告子攻孟子，不敢不力辨也。
来教以弟引孟子“存心”“求放心”等语为道性善本旨，而不言性善之体，此亦蔽於习而不思之故也。性即是体，善即是性体，既云道性善，又云不言性善之体，岂非骑驴觅驴乎？本体二字，不见经传，此宋儒从佛氏脱胎来者，兄谓商书”维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礼言之，诬之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之词，犹言人身则必本之亲生云耳。其实孕育时，此亲生之身，而少、而壮、而老亦莫非亲生之身，何尝指此为本体；而过此以往，即属气质非本体乎？以词害意，便动成隔碍，宋儒惟误以此为言本体，故曰：“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则所谓性而容说者，恰好在何处耶？较佛氏之说更加玄幻矣，此言体之大惑也。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二语，本是禅宗，其书大半本荀子，曾何足凭？不意遂为性学渊源，后之言性体者必本之，此大怪异事；正弟所欲亟辨者。
后儒口口说本体，而无一是本体；孔、孟绝口不言本体，而无言非本体。子曰：“性相近”，则近是性之本体；孟子道性善，则善是性之本体，固无时不在，不止于人生而静之时也。如曰：“人皆有不忍之心，乍见孺子之心”，以至四端人皆有之心，皆指本体言也。曰：“平旦之气”，则虽牿亡之后，而吾性之本体亦未尝不在也。曰：“乞人不屑，行道之人弗受”，则虽下流行乞之徒，而吾性之本体、亦末始不在也，则亦何时何处而非天命皇降之体乎？学者惟时时存察此心，即时时是本体，用事工夫，始有着落。今不思切实反求，而欲悬空想个人生而静之时，所谓天命而性之体段，愈求而愈远矣。正尊教所谓：“即得之，亦只在名理；衡量於坐下，豪无裨益”者也。无论人生而静之时黝然穆然，吾心之灵明豪末间发，未可言性；即所谓赤子之心，孩提之爱，稍长之敬，亦萌而未达，偏而未全，未可语性之全体。必自知学后，实以吾心密体之日用，极扩充尽才之功，仁无不仁，义无不义，而后可语性之全体，故曰：“成之者，性也。”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宋儒既不解继善成性，尽心知性二节文义，（朱子云尽心由于知性）奈何言性？先生云：”继善成性，指人心说，非泛指造化事”，已一语道破，心外岂复有工夫乎？知继善成性为工夫，则虽谓继善成性是本髓亦得，犹阳明云：“戒、谓戒慎恐惧”是本体亦得，盖工夫即本体也；无工夫亦无本体矣。今弟以继善成性为体道之功，责成人心，字字着实，性体始不落虚：若谓是皇降之本体，泛指造化事，说虚无窅邈，使人从何处体验，细心推究二说之是非邪正，不辨自明矣。
佛氏喜言未生之前、既死之后的道理，吾儒只晓得有生以后、未死之前的工夫。佛氏言虽情深，却无把捉；吾儒言虽粗浅，却可持循。人生而静之体，弟之愚诚不足以知之，亦不欲知之也；此尤是性学一大关系。吾儒与二氏之教虚实通蔽，相判处不敢不力辨也。
来教谓工夫有精粗微显，精可该粗，粗不可该精；微可合显，显不可合微。以为精微之功，无过无欲，主静观未发气象，居敬存养，察识端倪等项，而弟俱辟之为禅，以为弟罪。此亦蔽于习而不思之故也。朱子初由察识端倪入，久之无所得，终归涵养一路，则亦既知其非矣。居敬存养，自是圣学，弟未尝以为禅而辟之也；然居敬即是存养，亦非有二，观未发气象，自是杂禅。先生尝对开美言之：“无欲主静，则濂溪之教门；而朱子固以静字偏易以敬字”，至无欲二字，则弟之所深辟者，兄乃以为千古作圣之旨未有易此，何其诬也？周子以前，不言无欲，未尝无圣；周子以后，竞言无欲，不多见圣，先生原心章：“生机之自然而不容己者，欲也；而其无过不及者，理也”，兄以为此有为之言乎？ 吃紧之言乎？ 盖天理皆从人欲中见，人欲正常处即是理，无欲又何理乎？孟子曰：“可欲之谓善”，佛氏无善，故无欲。生、所欲也，义、亦所欲也，两欲相参，而后有舍生取义之理。富贵所欲也，不去仁而成名、亦君子所欲也，两欲相参，而后有非道不处之理。推之凡事，莫不皆然。即兄所指“酒、色、财、气”四字，二氏惟恐不远之若仇雠然；君子则何尝一概谢绝，但无适而非理耳。如不为酒困，是酒中之理；不淫不伤，是色中之理；不辞九百之粟，是财中之理；不迁怒，是气中之理，虽指为道中之妙用，奚为不可？太王好色，公刘好货，文王、武王皆好勇，固是孟子曲诱时主之言，却正是近情之言，所欲与聚推心不穷生生之机，全恃有此。而周子以无立教，非禅而何？五伦悉是情种，佛则空之，万物皆吾同爱，老则遗之，故曰无，儒者亦云尔乎？
兄又引克己寡欲之训以为证，皆不合。言寡欲、则非无欲可知，犹易言节饮食，非教人废饮食也。克己亦无无欲义，克其非礼之己，而真己自在，安可克耶？故曰：“为仁由己”，曰：“欲仁仁至”。克者，胜之之辞，非灭之之词，欲胜理为小人，理胜欲为君子，绌欲从理，儒者克己之学也。世俗流而不反，以至于纵；二氏一切实之，以至于无，两病正相等，要是其诈耳！二氏乃多欲之甚者，却累离尘以求清静无欲之欲，更狡于有欲，而曰长生、曰无生，妄莫大焉，欲莫加焉，正齐宣所云：将以求吾所大欲者，何云无欲？真无欲者，除是死人，此尤吾学与异学人禽分别处，不敢不力辨也。
来教又罪弟谓书不必读。弟何敢为是言耶？学谱具在，可覆视也。但世人专以读书为学，流毒无已，故不得不痛切言之；而兄乃引子路何必读书二语，以诬孔门；明以读书为学，则何可训也。子路之言，亦未尝错，但出一时遁词，而非子路使子羔之本意，亦非夫子不欲使羔之意，故不斥其非，而但恶其佞耳。夫子何尝以读书为学，而并罪以土苴圣训耶？盖习俗移人，自昔已然，必当时亦有以读书为学之蔽，故子路因论使宰斥言之；夫子亦不欲与之深辨，其意可见。试历举论语所谓学与好学者，一审思之，则孔门以读书为学一语，可立破之。至半日静坐之说尤诞，更不待辨。
来教谓只在诚身素位做工夫，未免卤莽粗浮之病。不诚不素则有之，乌有素位诚身之学，而犹病卤莽粗浮者乎？弟谓中庸学问，莫精于一素字，此他书所及者，尧、舜之揖让，汤、武之征诛，周公之制礼作乐，孔子之笔削，皆是素位之学。素位是戒惧君子实下手用功处，子臣弟友，字字着实；顺逆常变，处处现成，何位非素？何素非道？虽欲离之，不可得矣。所谓慎独者慎此，所谓致良知者致此。知得素位，彻是明善；行得素位，彻是诚身，精微细密，孰过此乎？学者惟不肯切实体验于日用事为之间，薄素位而高谈性命，故卤莽粗浮耳！行素以诚身者，宁有此病也。
兄又谓诚身指本体言，非功夫，素位亦得乎学问，非工夫，故诚身必由明善，素位必由正己反求。说益支离。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犹谓非工夫可乎？故明善亦诚身中事，非有先后也。曰择曰执，以为工夫，莫全于此矣。素位章开口说“素其位而行”，已将全章之旨，一语道尽；下节不过反覆申明素位之义耳。素位之外无工夫矣。素位而行，即是正己；不愿外，即是不求人。素位而行，即是居易；不愿外，即是俟命。素位不愿外，故失即反求；非素位之外，又有所谓正己反求之功也。谓素位非工夫，又从何着落一行字乎？
兄看书率多拘蔽，如引”皇降天命”、“克己寡欲”、“子路”等语，俱未得正解，不可不慎。弟於书义亦乌敢云尽通，所确然不惑者，要未能十之一二耳。如前所疏数段，则似略有所见，非苟然者，愿一思之。
兄终教又惠然进弟以虚心理会古人之言，直勘到此心此性、吾命吾天、至微至密处，若欲弟兼收佛氏上一截工夫；弟之愚昧，万不敢当嘉命，弟则只是下学耳。下学工夫，只是素位耳；然且言而不行，况敢希上达乎。后儒材智，万万不及，孔子犹曰：“下学而上达，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以合之诗人切磋琢磨之说。则学问工夫，似必由粗而精，与吾兄精可该粗，粗不可该精之旨正相反。故曰：“履、德之基也”，曰“洒扫应对进退，即是上达工夫”。
兄前答仲木书，有舍伦常日用、更无性命之语，弟甚服卓识。今所以教弟者又如此，何其忠仲木，而欺不肖弟乎？岂将抑仲木之过，而进弟之不及耶？虽然，恐犹未离乎闻见之蔽也。如兄欲至京师，必先自越城发足，乌有先见京师，而后发程之理？若只据发图披索，一览斯尽，何烦推勘？要岂得为真见耶？推之凡事，莫不皆然，而复何疑於斯道乎？天命精微，今学者之所熟讲，虽弟之愚，亦得窃闻一二；正如京师二字，人人知之，只未尝一至之耳。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似不如是；其得力正在下学也。愿兄益致力於庸，毋徒为纸上夸言所误，吾道幸甚！
弟於先生，无言不悦；惟诚意已发末发之说，虽极精纯，然弟意欲且存而不论。盖大学断是伪书，而中庸所言尚多出入，亦犹阳明之说格致、合知行，可谓切实不诬，然遂欲以发明大学之教，则不可。此又弟一寸血诚所必欲沥之先圣先师者也。
末幅见示遗书事最得慎重，不自专之意，然兄於先生集，既已有所删削矣，夫其异同之甚、与泛然酬应者，可去：则偶笔之误，先生所不欲遗之后人者，亦皆可阙也。阳明云：“凡刻古人文字，要在发明此学，惟简明切实为贵”，又曰：“有爱惜文词之心，便非删述手段”，况先生之言，尤千秋万世之矩剃乎？何可不慎？然兄病体，愿且绝意斯事；至弟所辨，尤当高庋之，勿一稍动其心，俟康强后，终教之未晚也。弟尝欲於素位章增一语云：“素疾病、行乎疾病，分豪未循理、便失素位本色，况遗体行殆乎？”弟数千言中，无如此一语之最切要矣。千万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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