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之佛教佛出世时婆罗门旧教之形势
达摩图 吴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图画达摩坐于卧象背上，五僧徒及花木围绕其间。人物形象端庄肃穆，线条流畅。吴彬，生卒年不详，活动于十六、十七世纪。字文中，又字文仲，自称枝庵发僧，福建莆田人。流寓金陵，万历间以能画荐授中书舍人，历工部主事。工山水，也兼佛像人物，所作形状奇怪，迥别前人，自成一格。传世作品有《涅架图》、《罗汉图》等。
印度文化发源于“四吠陀Veda”。“四吠陀”次第成立，其最大者盖起自佛前二千年，次则优波尼煞昙Vpanisad或译为《奥义书》，亦起于佛前五六百年（《奥义书》即第四吠陀。前三吠陀偏重宗教仪式，此多言哲理。近人叔本华曾极口赞叹，谓为人类最高智慧之产物。《奥义书》亦次第成立，最早之部分，盖起于佛前数百年，然佛时代及佛灭后似尚增补不少）。这都是婆罗门种姓所创造的文化，直到现代，所谓婆罗门教或印度教者，仍是在这一条线上，衍袭出来。即佛教也未尝不凭藉他做基础。虽然，当佛出生前后，实印度思想极混杂而革新机运将到之时。我们从佛典中断片的资料比较考证，可以看出当时有吠陀派与反吠陀运动之两大潮流。吠陀派中复可分为下列三条：
（一）婆罗门传统思想。他们有三句话：“吠陀是天书”，“婆罗门种姓是人类中最尊贵的”，“祭礼是万能的。”这种思想，本是一千多年传袭下来，
到佛生时当然还保持着它的惰力。但是这种顽固专制主义，终不能永束缚方新之人心。况且那时的婆罗门骄奢氵㸒侈，恰如欧洲宗教革命前之罗马旧教徒，其不能维持社会之信仰明矣。
（二）民间迷信对象之蜕变。吠陀纯属多神教，祭典极繁重，到那时人民渐厌倦那严格的仪式，往往在诸神之中择一神为信仰中心。那时最时髦的神有三个：一、梵天；二、毗纽■天；三、湿婆天。信仰对象，渐有由多神趋于一神之势。
（三）《奥议书》之哲学的研究。《奥议书》虽为四吠陀之一，但其中关于哲学理论方面的话极多。所谓“梵即我，我即梵”之最高理想，以视前三吠陀，实际上已夺胎换骨。与佛教先后并起之数伦Samkhya、瑜伽Yoag两派哲学，虽仍宗吠陀，精神实已大生变化。
吠陀派本身形势即已如此，此外不满于吠陀教义的人，当然是益趋极端了。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当佛生前一二百年间，印度始终以恒河上游俱虑地方为文化中心。俱虑文化，纯然为婆罗门所造成。到佛生时，东部南部新创立四个王国，就中摩竭陀、拘萨罗两国尤强（后二百年统一全印的阿育王即摩竭陀王）。这两国都是最奖励自由思想的国家，无论何派学者都加保护敬礼。所以“反吠陀派运动”都以这两国京城——舍卫及王舍城为大本营。自此印度文化中心也随政治中心而转移到东南了。自“反吠陀运动”发生以来，印度思想界极灿烂而亦极混杂。佛教即此参加此运动中之一派，而最能应时势以指导民众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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