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五周年之新意义
──三十一年七月作──
一 已为同盟国击溃轴心重建世界和平的主力
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抗战起，至二十七年纪念第一周年之七七，已粉粹了敌人速战速决的梦想；第二周年之七七，则令敌人失却利用汉奸以结束战争的希望；第三周年欧战方烈，更坚定了独立抗战之信念，第四周年则我国之抗战价值渐为国际重视，而增多了友邦的关切；以逮于今日第五周年之扩大七七纪念，则完全别有了新的意义。
今年扩大纪念之新意义，便是当我们抗战开始，虽以求民族独立自由与求国际平等正义、同时并重，但一般的看法，至多不过认为国家民族被侵略，抵抗以求生存而已。且事实上原著重在抵抗侵略以自救灭亡。其为国际正义而战之价值，至太平洋战端突起，始被各强国充分认清；亦从太平洋战起，遂东西合流以成为真正的全世界战争。全世界各国皆列入民治与轴心之两大战团，民治集团的应战：乃显然以扑灭非义，重建正义的未来世界为目的；故今年抗战第五周年的中国，已为美、英、苏等二十八个同盟国的反轴心主力，实际上已曾派遣远征军与盟军并肩作战，且为从陆地反攻击败轴心的一个主要战场，而与美、英、苏等共同负起了重建未来的正义世界之责任，充分发挥了为世界人类平等正义而战的意义。
二 印度与中国要有进一步的联系
中国与印度，无论在人民的优秀与众多上，地域的广大与毗连上，文化的崇闳上，历史的悠久上，两国关系的深长与睦谊的素敦上，尤其产生及接受释迦牟尼的伟大文化精神上，在此为世界人类扑灭重建正义的大战争中，必须有更进一步的联系。凡我美、英、苏等各同盟国，于此类必须援助中印两国成功更进一步的合作，以发挥其共同抵抗轴心并重建将来世界正义的力量，丝毫不加阻忌，因为此几占世界人类半数之两大优秀文化民族之切实联合，不惟在现今击溃轴心所迫切需要上，万万不能不以中国人之正义战，唤起印度人充分之正义感，发动印度全部的人力物力，积极的抵御且攻击侵掠的强寇；而在重建未来长治久安的人类世界上，设令此占人类半数的两民族、或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两民族中，任何一民族未能获得自愿的国家建立与公平的国际待遇，则重建的未来世界即不能有充分的正义，不能保长久的安定，而这一个反轴心的大战也便失却了重大的意义。中印两国的人士，已多有这种的感觉和倡导了，唯欲其实现，尚待两国人民作更大之努力！
三 佛教国家应共同努力
中国之抗战目标，内求民族自由，外伸国际正义，此与缅甸、安南、暹罗、朝鲜、锡兰等佛教国家所欲达之目标可谓完全相同。中国之藏、蒙、康等为佛教区域，其余各地人民亦多数信佛，当然也可算佛教国家，同奉佛教故，同抱求达之目标故。今缅甸虽已或陷入魔爪或形格势禁而别具苦衷，然为自求解脱羁绊，并发扬人类平等之佛法于全人类，造成未来的人间净土，皆应与抗战五年必胜无败的中国，及其盟国之美、英、苏等，取得亲切的联络，寻觅各种可能的机会，共同努力，以期达与中国所欲达之同一目标，造成将来之平等自由的佛教国际。
四 唤醒日本的佛教徒
说到佛教国家，便忘不了在日本侵略恶魔的军阀下有被驱迫著的三千万日本佛教徒。日本军阀大多数迷信其土产神道教的，智识份子则多数皆信贯通于科学、哲学的佛教。日本佛教徒若能在佛法正智大悲的精神上，一致醒觉起来，树起内除恶魔、外救众苦的佛帜，足可发生雄厚的威力，革除了专制的侵略的军阀的命，建立原本佛法平等自由的国家，则与平等相待自由互助的中国等，不难共进于和平的世界！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一日，于缙云山。（见时事新报三一年七七特刊）
西藏问题之适当解决
──三十二年作──
西藏问题，其实是藏族问题；而说到藏族，又必连带到西藏佛教。西藏佛教，是藏族超越个人生命以上之全族精神生命，所以要融洽藏族必先要了解西藏佛教。但西藏、藏族、西藏佛教、三者之范围各异。西藏是地理上名辞，以前后藏的地域为范围。而藏族则除居于西藏全土者外，更有分布西康及青海、甘肃若干地域之藏族，故藏族之范围较宽于西藏。至于西藏佛教，则随藏族所至固皆为西藏佛教，而全蒙古与新疆、东北四省、五台山、北平等一部分地区之佛教，亦承化西藏或统属于西藏──如雍和宫堪布等──；故西藏佛教之范围又较藏族为广。然不论藏族或西藏佛教，其散布之区域虽广，无不以前藏拉萨之藏族佛教政权为中心。握得拉萨藏族政教，即等于握得整个之藏族与西藏佛教。
然今所云西藏问题，非西藏之地域及藏民本身有何种之问题，乃如何能融合为大中华民族而共建成新中华民国之问题也。余前年尝撰“改进藏族经济、政治、教育之路线”一文──载时代精神月刊之第五卷第三期──。
此前岁之建议，虽曾荷教育部陈部长函示采择施行之盛意，然迄未能实现。而滇缅公路被断之后，需以西藏为国际之通路者尤亟；乃西藏之梗阻反因而益甚，致中枢不得不另谋解决之方法，而汉藏之隔膜遂愈形复杂！然现在感觉吾前此建议之路线，仍有迅采实施之必要。又恐中枢、西藏双方犹有疑虑之处，乃更详述其理由，以冀明智者察择焉。
内地人士对于藏族佛教应有进一步之了知者，即不应拘泥于旧时对于内地寺僧之观念，以为西藏之寺庙喇嘛，亦系不顾政治社会而游于方之外者，甚或视为惟是神秘迷信或顽固愚陋之一群，绝不能容受现代文明起变通融化之作用。须知佛教在各地情形不一，内地昔因处于儒教之政治社会中，乃或旧时之佛教；而西藏及缅、暹等则统为佛教之政治社会，故应将西藏佛教视同昔日内地之儒教，其拉萨三大寺与甘、青等各大寺，则犹京师太学及各省学宫或书院也。其考得第三、第二、第一等格西，则犹贡生、举人、进士也。其老格西为各大寺教师者，则犹翰林院翰林也。其派为各堪布──例雍和宫住持──及藏设各官者，则犹任命为行府官吏或教官也。其学至比丘律以上可准备考格西者，则犹已入学之秀才也。其各呼图克图，则犹王公或有功世袭官爵之子弟也。设能如此改变其观念，则知藏族之政治，教育其社会领导人才，皆出于佛教，而不致以内地寺僧错识藏地喇嘛。
清季之变法兴学，实为进成民国之基础，设非由儒教之读书士子如康、梁等之鼓动，官绅大夫如张之洞、郭嵩焘、张百熙、熊希龄、张骞等之提倡，则无以举变兴之实。余主择喇嘛中声望素著、学识弘通、倾诚内向者倡办西藏师范学院，意即在此。而招藏、康、甘、青二十岁至四十岁喇嘛来求学者，即等于清季初兴学校时，多由生员童生考选为师范学生，或留学日本之速成师范等，以养成开办各小学及中学之教员也。藏族佛教今日之情形尚比清季内地儒教在辛亥时为落后，而略同戊戍前之状况。故办此师范学校，一方既须如东本格西、喜饶格西──在西藏皆等老翰林──等三五人合力提倡，一方招学之青年喇嘛，仍须以初级师范毕业给予三等格西，高级师范毕业给予二等格西之学位，方足以资号召。此亦如清季初兴学校，给高小毕业以秀才出身，中学毕业以优贡出身，高等毕业以举人出身也。或疑此为陈腐制度，不应入于学制者，然中枢今对蒙藏喇嘛二字、四字、六字封号，及王公世袭等封建名称犹不废，以之渐图改进；则今之办学已实易其内容，又何靳略存形式称号以欣其情而顺其俗耶？
今若从武力求决，动非数万万元不可；彼此破坏损失更不可计算！加以艰难困阻，尤不知得何结果？诚能合中枢及康、青官长与藏、汉僧界、学界高德，以共同祈求西藏福利之实现为目标，从是以进行，则中央政府虽每年耗费一万万元，亦较之甲兵十万为节省！况其效功之崇高博大，又远非十万大军之可企及哉。
中国古圣先贤之能造成如此史长、土广、民众之国族，遗留于现在之吾人者，多半以其善于因势利导而怀柔渐化。然清季以来，迭经国中剧烈之变革，一般军府官佐，每轻浮躁动，掉以轻心，对于国中任何先代圣贤均不复尊重，任意蹂躏，如孔庙，佛寺等，均每为军警等糟蹋不堪。秉此恶习，完全忽略异域尊崇宗教之风习重于生命，所至动辄破坏。赵尔巽清季军入西藏，至今留藏族公恨。而去岁远征军在缅之突遭倾败，虽以敌人对缅僧已积多年工作，并因政府未采行吾访缅归来主充实中缅佛学研究会之组织，及在仰光与云南鸡足山设立巴利文学院，交换华缅佛教教师学生诸建议，不能争取缅人之协助。
然尚欲为藏族教政领袖忠告者，则西藏虽有组较为完备之僧寺，及有建于此种僧寺上之佛教文化，然地虽广而人甚稀，农林之利未辟，矿工之业未兴，经济尤滞在畜牧阶段，政治亦无积极施设，对一般民众既未有系统之教育，贫困愚陋，加以婚制欠良，疾病传染，缺乏医药，体健日趋低劣，人口递年减少。以如此人民，要其支持现存之佛教僧寺，已将势有不能；何况欲于近代国族竞争剧烈之时代，独自立国，以建成广阔坚固之国防，则其事势之不可能益显然也。
如或习于清季来徘徊中、英、俄间，迟疑观望，以为可待将来势定，再于中、英、日、俄等国，择一可倚重者以托仗保护，此尤为大错。应知中、美等联合国之必胜，德、日诸轴心必被降伏，早为国际之已定形势；则决无可依日本为护法之理。而中、美、英、苏为联合国领导四强，原属中国领土之西藏，在英、苏亦万无可妄容西藏归投之理；则西藏唯应毅然立决，在汉族宗族平等原则上，共同努力于中华民国之抗建国策，始有光明之前途。况汉、藏在皇古原出同族，即从唐以来之历史言，文城、金城公主入藏以后，随从以居藏者非在少数，藏族之血统早与汉族混合。而藏族文化之佛教，亦多有由汉输入之成分；元、明、清迄今，藏族佛教又影响于汉人甚多，则无论在血统上、文化上、汉藏皆富有极亲密的不可分离之关系。加以汉人亦多数信崇佛教，并能了解且推重西藏佛教，此均为求之英、俄等国民中所绝无者。民国来以汉、蒙等同为构成共和之主人；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尤以联合国内诸族平等相待为原则，则西藏无论在何种理由上说，皆应以原为中华民国一分子之资格，共同努力建成中华民国为得计。昔第三代达赖以善知清室当入主中国，遥相赞助，得享清代维护西藏数百年之安乐。今中华民国正将达成亿万斯年伟大国家之际，藏族本早为共建民国之一宗族，在此时岂应不熟察机先，观照中枢之所需要，急起直追为力所能及之贡献，以立功于建国之际，而收共有、共治、共享之利益于无穷！
且循喇嘛教育吸收现代文明而渐进，乃和平之改善，有百利而无一害。尤其道路开辟，交通便利，农、牧、商业繁荣，人民经济宽裕，乡村自治以至地方施政，咸上轨道，则人民对于佛教寺僧之供养尊敬，倍加增胜。而中枢亦可藉藏族佛教文化为精神之国防堡垒，胜驻边疆百万大军，岂非两得其益！要之、中枢当尊重西藏教化风尚，除对外等必须统一之国权外，给予充分地方自治权益；而西藏则当遵照中枢之指示，欢迎各种施设教育，开通道路，发达农垦，改良卫生等学问技术之辅导人才。而藏族妇女虽性少羞耻，然一经婚配，则又都能专一而不淫乱；然后以藏族男子五分之一作喇嘛，不再婚配，致多有无夫可婚之少女及失去丈夫之孀妇，不期而习于淫乱，而致疾病传染蔓延，影响及人民健康率及生育率之低落。汉人入藏之安心于教育、农垦等业者，若能信崇佛教，则必能如缅甸华侨之娶缅妇，构成极和美家庭；不惟减淫乱而增体健人口，且于道德风化大有增进，而汉、藏宗族之融洽亦必更亲密。然此乃由教育而渐改进交通、经济等相随而至之良效，此时不必多所预计焉。（见文化先锋二卷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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