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中国民歌的价值
周作人
（按：此文原题《江阴船歌序》，收入周作人《谈龙集》）
今年八月间，半农从江阴到北京，拿一本俗歌给我看，说是在路上从舟夫口里写下来的。这二十篇歌谣中，虽然没有很明瞭的地方色与水上生活的表现，但我的意思却以为颇足为中国民歌的一部分的代表，有搜录与研究的价值。
民歌（Volkslied.Folksong）的界说，按英国 Frank Kidson说，是生于民间，并且通行民间，用以表现情绪或抒写事实的歌谣（《英国民歌论》第一章）。中国叙事的民歌，只有《孔雀东南飞》与《木兰》等几篇。现在流行的多半变形。受了戏剧的影响，成为唱本（如《孟姜女》之类）。抒情的民歌有《子夜歌》等不少，但经文人收录的，都已大加修饰，成为文艺的出品，减少了科学上的价值了。“民间”这意义，本是指多数不文的民众；民歌中的情绪与事实，也便是这民众所感的情绪与所知的事实，无非经少数人拈出，大家鉴定颁行罢了。所以民歌的特质，并不偏重在有精彩的技巧与思想，只要能真实表现民间的心情，便是纯粹的民歌。民歌在一方面原是民族的文学的初基，倘使技巧与思想上有精彩的所在，原是极好的事；但若生成是拙笨的措词，粗俗的意思，也就无可奈何。我们称赞《子夜歌》，仍不能蔑视这舟夫的情歌：因为这两者虽是同根，现在却已分开，所以我们的态度也应该不同了。
抒情的民歌中，有种种区别，田间的情景与海边不同。农夫与渔人的歌也自然不同。中国的民歌未经收集，无从比校；但据我在故乡所见，民众的职业虽然有别，倘境遇不甚相远，歌谣上也不发生什么差异。农夫唱的都是一种“鹦哥戏”的断片，各种劳动者也是如此；这鹦哥戏本是堕落的农歌，加以扮演的，名称也就是“秧歌”的转讹：这一件小事，很可以说明中国许多地方的歌谣，何以没有明瞭的特别色彩，与思想言语免不了粗鄙的缘故。
民歌的中心思想专在恋爱，也是自然的事。但词意上很有高下，凡不很高明的民歌，对于民俗学的研究，虽然一样有用，从文艺或道德说，便不免有可以非难的地方。绍兴“秧歌”的扮演，至于列入禁令，江浙通行的印本《山歌》，也被排斥。这册中所选的二十篇，原是未经著录的山歌，难免也有这些缺点。我想民间的原人的道德思想，本极简单，不足为怪；中国的特别文字，尤为造成这现象的大原因。久被蔑视的俗语，未经文艺上的运用，便缺乏了细腻的表现力：简洁高古的五七言句法，在民众诗人手里，又极不便当，以致变成那个幼稚的文体，而且将意思也连累了。我看美国何德兰（Hend-land）的《孺子歌图》，和日本平泽平七（H. Hirazawa）的《台湾之歌谣》中的译文，多比原文尤为明瞭优美，这在译界是少有的事，然而是实在的事。所以我要说明，中国情歌的坏处，大半由于文词的关系。倘若有人将他改作如《妹相思》等，也未始不可收入古人的诗话；但我们所要的是“民歌”，是民俗研究的资料，不是纯粹的抒情或教训诗，所以无论如何粗鄙，都要收集保存。半农这一卷的《江阴船歌》，分量虽少，却是中国民歌的学术的采集上第一次的成绩。我们欣幸他的成功，还要希望此后多有这种撰述发表，使我们能够知道“社会之柱”的民众的心情，这益处是溥遍的，不限于研究室的一角的。所以我虽然反对用赏鉴眼光批评民歌的态度，却极赞成公刊这本小集，做一点同国人自己省察的资料。
中华民国八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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