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一
仁宗皇帝
议乐
景祐初议
仁宗景祐元年十月壬午，命龙图阁待制燕肃、集贤校理李照、直史馆宋祁同按试王朴律准。肃时判太常寺，建言：『旧太常钟、磬皆设色，每三岁亲祠则重饰。岁既久，所涂积厚，声益不协。』故有是命。帝亲阅视律准，题其背以属太常。肃等即取钟、磐，剗涤考击，用律准按试其声，皆合。
二年二月丙辰朔[1]：燕肃等上考定乐器并见工人。戊午，御延福宫临阅，奏郊庙五十一曲。因问李照：『乐何如?』照对：『乐音高[2]。』命详陈之。照乃进言：『王朴律准视古乐高五律，视禁坊乐高二律。击黄钟则为仲吕，击夹钟则为夷则，是冬兴夏令，春召秋气。盖五代之乱，雅乐废坏，朴创意造律准，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无福应。又编钟、铸钟无小大轻重厚薄长短之差，铜锡不精，声韵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传以为唐旧钟，亦有朴所制者。昔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复令神瞽协其中声，然后声应凤鸣，而管之参差亦如凤翅。其乐传之复古，不刊之法也。愿听臣依神瞽律法试铸编钟一簴，可使度量权衡协和。』有诏许之，仍就锡庆院铸。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上《大乐图义》二卷。
四月丁巳，李照言：『奉诏制玉律以候气，请下潞州，求上党县羊头山秬黍，及下怀州河内县取葭莩。』从之。戊辰，命宰臣吕夷简、王曾都大管勾铸造大乐编钟，参知政事宋绶、蔡齐、盛度同都大管勾，集贤校理李照、勾当御药院郑守信专监铸造，仍以入内都知阎文应提举。始照既铸成编钟一簴，以奏御，遂建请改制大乐，取京县秬黍，累尺成律，铸钟审之，其声犹高。更用大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为十二管定法。庚午，诏中外臣僚洎草泽之士，有知雅乐音律得失测候之法者，许所在荐闻，或自官司特较试之。侍御史刘夔言：『乐之大本与政化通，不当轻易其器。愿择博学之士以补卿丞，凡四方妄献说以要进者，一切罢之。』帝善其言，亦不果从也。
五月丙寅[3]，李照上《九乳编钟图》。钟旧饰以旋虫，改为龙。并自创八音新器。又请别□【杰按：此处原书无字。】石为编磬。辛卯，命内侍挟乐工往淮阳军治磬石。照又言：『既改制金、石，则丝、竹、匏、土、革、木亦当更制，以备献享。』乃铸铜为龠、合、升、斗四物，以兴铸铸钟。声量之率，六百三十黍为黄钟之容，合三倍于龠，升十二倍于合，斗十倍于升。既改造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镈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铭曰『乐斗』。及潞州上秬黍，照择大者纵累之，检考长短。尺成，与太府尺合，法愈坚定。
六月辛酉，左司谏姚仲孙言：『伏闻议者欲改制雅乐，俾协纯音，谓旧律太高，裁之就下。以高形下，人固知之，然或制之未得其精，损之不差其度，臣盖不知其得于何道而辄敢变更?闻其所为，率多诡异。至如炼白石以为磬，范中金以作钟。又欲以三辰、五灵、二十四孝为乐器之饰。臣虽愚昧，窃有所疑。自祖宗以来，考正大乐，荐之郊庙，垂八十年。洪惟先朝，备行盛礼，燔柴岱岳，瘗玉汾脽，振前王久坠之风，举历代难行之典。蒇事之际，斯乐具陈，固以格明神，昭景贶。先儒审议，曾靡间言。若一旦轻用新规，全黜旧制，臣窃以为不可。望特诏罢之，止用旧乐。』时帝既许李照制器，业以为之，且欲究其术之是非，故仲孙之章卒不下有司焉。先是，太常钟、磬每十六枚为一簴。而四清声相承不击。乙丑，李照言：『十二律声已备，余四清声乃郑、卫之乐，请于编县止留十二中声，去四清钟，则哀思邪僻之声无由而起矣。』冯元等驳之曰：『前圣制乐，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筝，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钟、磬，各自取义，宁有一之于律吕、专为十二之数也?且钟、磬八音之首，丝、竹以下，受而为均，故圣人尤所用心焉。春秋号乐，总言金奏，诗颂称美，实依磬声。此二器非可轻改。今照欲损为十二，不得其法于古，臣等以为不可。且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又设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其四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夫此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不相凌谓之正，迭相凌谓之慢，百王所不易也。声重大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事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声之设，正为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钟声十六，皆本周、汉诸儒之说及唐家典礼所载，欲损为十二，惟照独见。臣以为如旧制便。』帝令权用十二枚为一格，且诏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钟协调清浊，有司别议以闻。』辛未，御崇政殿，召辅臣观新乐（见《郊祀》）。
七月癸巳，复召辅臣观新乐于崇政殿，自是再观焉。庚子，侍御史曹修睦言：『李照所改历代乐颇为迂诞，而其费甚广。请付有司按劾之。』帝以照作钟、磬颇与众音相谐，但罢其增造，仍诏谕修睦。知杭州郑向言：『镇东节度推官阮逸颇通音律。』上其所撰《乐论》十二篇，并律管十三。诏令逸赴阙。先是，命翰林学士侍读兼龙图阁学士冯元、度支判官集贤校理聂冠卿、直史馆同知太常礼院宋祁同修乐书，上言：『县设建鼓，初不考击，又无三鼗。且旧用诸鼓，率多陋弊。』于是敕冯元等详典故。甲辰[4]，元等言：『建鼓四，今皆具而不击，别设四散鼓于县间击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书监尹拙言：散鼓不详所置之由，且于古无文，去之便。时虽奏可，而散鼓于今仍在。又灵鼓、雷鼓、路鼓，虽击之，皆不成声，故常赖散鼓以为乐节。而雷鼗、灵鼗、路鼗阙而未制。今既修正雅乐，请申敕大匠改作诸鼓，使击考有声。及创为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罢四散鼓如乾德诏书。』奏可。时有上言以为：『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载考击之法。而大乐所制，以柱贯中，故击之无声，更令改造，山趺上出云以承鼓，刻龙以饰柱。面各一工击鼓，一工左执鼗以先引。凡圆邱降神六变，初八面，皆三击椎而左旋，三步则止。三者，取阳数也。又再击以为节。率以此法至六成，灵鼓、路鼓亦如之，建鼓植于四隅，皆有左鞞右应。乾隅左鞞，应钟亥之位也。中鼓黄钟，子之位也。右应大吕，丑之位也。艮隅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夹钟，卯之位也。右应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应中吕，巳之位也。中鼓蕤宾，午之位也。左鞞林钟，未之位也。坤隅右应夷则，申之位也。中鼓南吕，酉之位也。左鞞无射，戌之位也。宜随月建，依律吕之均击之。』诏可。
范镇《东斋记事》云：《周礼》：雷鼓，鼓神祀。灵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事。郑康成云：雷鼓，八面鼓也。灵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鼓之数不见于经，然神有尊卑，则其数有多寡隆杀，理或然也。必汉时尚然，所以康成云尔。几面，犹言几两车、几区宅、几屡田也。唐开元中，蜀人有绘图以献者。一鼓而八面、六面、四面。既不可考击，乃于县內别置散鼓。国朝仍之，郊庙、宗庙设而不作。景祐中，冯章靖公言雷鼓、灵鼓、路鼓并当考击，而散鼓请准乾德四年诏废不用。然不言鼓之制是非，甚可怪也。
后元等复以殿庭备奏，四隅建鼓，既随月协，均顾无以节乐，而《周官·鼓人》以晋鼓鼓金，奏应以施用。诏依《周官》旧法制焉，于是县内始有晋鼓矣。古者镈钟击为节检，而无合曲之义。大射有二镈，皆乱击焉。后周以十二镈相生击之。景德中，李宗谔领太常，总考十二镈钟，而乐工相承，殿廷习用三调六曲。三调者，黄钟、太簇、蕤宾也；六曲者，别调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庙之县，则环而击之。宗谔言：『金部之中，镈钟为难和，一声不及，则宫商失序。使十二镈工皆精习，则迟速有伦，随月用律，诸曲无不通矣。』真宗因诏黄钟、太簇二宫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诏冯元等询考击之法。元等奏言：『后周尝以相生之法击之，音韵克谐。国朝亦用随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庙。谓宜使十二钟依辰列位，随均为节，便于合乐，仍得并施郊庙[5]。若轩县以下，则不用此制，所以重备乐，尊王制。』诏从之。
八月己巳，御崇政殿，召辅臣观新乐。上出双凤管，下太常肄习之。其制合二管以足律声，管端刻饰双凤，施两簧焉，而又出两仪琴及十二弦琴二种，以备雅乐。两仪琴者，施两弦；十二弦琴如常琴之制而增其弦，以象律吕之数。又敕更造十弦琴、九弦琴，皆令圆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命李照同修乐书。丁丑，内出《景祐乐髓新经》六篇赐群臣，其一释十二均；二明所主事；三辨音声；四图律吕相生，并祭天地，宗庙所用律及阴阳数配；五十二管之长短；六历代度量衡皆本之于阴阳，配之于四时，建之于日月，通之于鞮竺，演之于壬式遁甲之法。
九月辛巳朔，李照言：『今太常所用祝，其四面皆画时卉，未合古制。请易以青龙、朱雀、倮虫、白虎、元龟，以配五方。』从之。照又与邓保信新作铜方响五架，诏教坊准其声以授诸器。初，照既定雅乐，而声极下，故又制燕乐之器，欲写其声。已而乐工以为不可施用，罢之。隋制：内宫县二十簴，以大磬代镈钟，而去建鼓。唐武后称制，改用镈，因而莫革。及是，诏访冯元等曰：『大磬应何法考击?何礼应用?』癸未，元等言：『古者特磬以代镈钟，本施内宫，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继有因改。先皇帝东禅梁甫，西瘗汾阴，并仍旧章，陈于县奏。若其所用吉礼，则中宫之县；祀礼则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蚕。今之奉慈庙、后庙，皆应陈设宫县，则三十六簴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击之法，谓宜同于镈钟。比缘诏旨不俾循环互击，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则特磬固应不出本均，与编磬相应，为之乐节也。』诏可。
丁酉，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李照为刑部员外郎，赐三品服。入内供奉官、勾当御药院邓保信为礼宾副使，以造新乐成也。自余修制官属、诸工凡七百余人，悉迁补有差。初，照谓旧乐声高，乃以太府尺为法，实比古一尺二寸有奇。照独任所见，更造新器。所定黄钟律又声极下，乐工歌其韵，中无射倍声。又馋破旧钟磬，欲一用新器。上时博求知音者，听照所言。音官、乐工虽知其不可，而不敢非之。又因入内都知阎文应推言其功，故特改官。起五月造，止八月，成金石七县。而照自造新乐笙、竽、瑟、笛、箪篥等十二种，皆不可施用。诏但存大笙、大竽二种而已。照谓：『今簞篥，乃《豳诗》所谓苇管也。《诗》云：「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且今簞篥首，伶人谓之苇子，其名出此。』于是制大管簞篥为雅乐，议者嗤之。壬寅，御崇政殿按新乐。诏中书门下、枢密院大臣与观焉。翰林学士承旨章得象言：『宋祁所上《大乐图义》，其论《武舞》所执九器，礼经但举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后先，故旅进辈作，而无终始之别。且鼗者，所谓导舞也；铎者，所谓通鼓也；錞者，所谓和鼓也；铙者，所谓止鼓也；相者，所谓辅乐也；雅者，所谓陔步也。宁有导舞方始而参以止鼓?和錞既摇而乱以通铎?臣谓当舞入之时，左执干，右执戚，离为八列。别使工人执旌，最前鼗、铎以发之，錞以和之。左执相以辅之，右执雅以节之。及舞之将成也，则鸣铙以退行列，筑雅以陔步武，鼗、铎、锌、相皆罢而不作，如此庶协舞仪。请如祁所论。』奏可。
三年二月丙辰[6]，诏翰林学士冯元、礼宾副使邓保信与镇江节度推官阮逸、湖州乡贡进士胡瑗较定旧钟。瑗，海陵人，以经术教授吴中。范仲淹前知苏州，荐瑗知音，白衣召对崇政殿，与逸俱命。
三月丙申，诏：『比访天下善候气及晓钟律之人，未有应诏书者[7]。其令所在更博求之。』翰林侍讲学士冯元等上秬黍新尺，别为钟、磬各一架。
六月丙辰，以新修乐书为《景祐广乐记》。丙寅，礼宾副使邓保信上所制乐尺并籥，且言其法本《汉志》，可用合律度量衡。诏冯元、聂冠卿、宋祁同较定以闻。
七月戊子，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礼部侍郎冯元、度支判官工部郎中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聂冠卿、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等上《景祐广乐记》八十一卷，元等皆迁官。乙亥，命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直史馆高若讷、直集贤院韩琦同详定黍尺钟律。
八月甲戌，右司谏、直集贤院韩琦言：『乐音之起，生于人心，是以喜怒哀乐之情感于物，则焦杀嘽缓之声随而应之，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孟子之对齐宣王：「今乐犹古乐。能与百姓同乐，则古今一也。」唐太宗听祖孝孙新乐，乃谓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文公对以「乐在人和，不由音调」。皆述乐之至言也。臣奉诏与丁度等详定阮逸、胡瑗、邓保信所造钟律，粗考前志，参验今法，二家之说，差舛未安。盖阮逸之主分方，保信之用长黍，质之典据，悉无所闻。伏自艺祖以来，通用王朴之乐，未尝更易，以至天下无事，垂八十载。为乐之用，非不和也。顷燕肃妄加磨鑢，会李照至阙，谓其音未谐。陛下再加练覈，许之改作。洎逸、瑗继至，盛言照乐穿凿，再令造律，则又围径乖古。保信续上新法，亦复长广未合。窃以祖宗旧乐遵用已久，属者徇一臣之偏议，变数朝之同律，赐金增秩，优赏其劳，曾未周岁，又将易制。臣虑后人复有从而非之者，不惟有伤国体，实亦虚费邦用。历观前代议乐，古之管尺尚存，而犹是非纷纭，累年方就，未见若今之速而易也。臣窃计之，不若穷作乐之源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简，民物熙洽，海内击瓖，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乐，可得以器象求乎?既达其源，又当究今之所急者。且西、北二陲，久弛边备，寇敌之性，岂能常保?此陛下与左右大臣宵旰所虑，宜先及之，缓兹求乐之议，移访安边之策。急其所急，在理为长。请下有司：且记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钟磬、权量，存而未行，再访天下有精晓音律者，俾之详正，而后施用一二年，讫无至者，则将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别诏稽古之臣，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备雅奏，固亦未晚。』诏丁度等速详定以闻。
九月丁亥，详定黍尺钟律。丁度等言：『邓保信制尺用上党秬黍，圆者一黍之长，累百而成。又律管一据尺裁九十黍之长，空径三分，围九分，容秬黍千二百，遂用黍长为分，再累成尺，校保信尺律不同。其龠、合、升、斗深阔，推以算法，类皆差舛，不合周、汉量法。阮逸、胡瑗所制，亦上党秬黍中者，累广求尺，制黄钟之律。今用再累成尺，比逸、瑗所制，又复不同。至于律管，龠、合、升、斗、斛、豆、区、鬲，亦率类是。盖黍有圆长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圆黍，又首尾相衔。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即不同。尺既有差，故难以定钟、磬。谨详古今之制，自晋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管，不以权量参校，故历代黄钟之管容黍之数不同。惟后周掘地得古玉斗，据斗造律，兼制权量，亦不合周、汉制度。故《汉志》有「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之说，悉起于黄钟。今欲数器之制参互无失，则班《志》积分之法为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实龠，自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长为分，虽合后魏公孙崇所说，然当时已不施用。况保信今尺以圆黍累之，及首尾相衔，又与实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即权衡之法不可独用。』诏悉罢之。又诏度等详定太府寺并保信、逸、瑗所制四尺。度等言：『尺度之兴尚矣。《周官》璧羡以起度，广径八寸，袤一寸。《礼记》布手为尺。《淮南子》十二粟为寸。《孙子》十釐为分[8]，十分为寸。虽存异说，莫可适从。《汉志》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刘歆典领之。是时周灭二百余年，古之律度当有存者。以歆之博贯艺文，晓达历算，有所制作，宜不凡近。其审度之法云：「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先儒训解经传，多引以为义。历世祖袭著之定令，然而岁有丰俭，地有硗肥。就令一岁之中，一境之内，取黍校验，亦复不齐。是盖天之生物，理难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概耳。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杂校焉。晋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度，以调钟律，是为晋之前尺。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当时以公曾尺揆校古器，与本铭尺寸无差。前史称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载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晋之前尺为本，以其与姬周之尺、刘歆铜斛尺、建武铜尺相合。窃惟周、汉二代享年永久，圣贤制作，可取则焉。而隋氏销毁金石，典正之物，罕复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验者[9]，惟有法钱而已。周之圜法，历载旷远，莫得而详。秦之半两，实重八铢。汉初四铢，其文亦曰半两。孝武之世，始行五铢。下洎隋朝，多以「五铢」为号。既历年代，尺度屡改，故大小轻重，鲜有同者。惟刘歆制铜斛之世，所铸错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风元年，改铸货布、货泉之类，不闻后世复有铸者。臣等检详《汉书》、《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铢，径一寸二分。错刀钚如大泉，身形如刀，长二寸。货布重二十五铢，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足股长八分，间广二分，圆好径二分半。货泉重五铢，径一寸。今以大泉、错刀、货布、货泉四物相参校，分寸正同。或有小大轻重与本志微差者，盖当时盗铸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当校其手、足、肉、好、长、广、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则铜斛之尺从而可知矣。况经籍制度皆起周世，如刘歆术业之博，祖冲之算数之妙，荀公曾之详密，既合周尺，则最为可法。兼详隋牛里仁等议，称：「后周太祖敕苏绰造铁尺，与宋尺同，以调钟律，以均田度地。」唐祖孝孙云：「隋平陈后，废周玉尺，用此铁尺律。然比晋前尺长六分四釐。」今司天监景表尺，和岘所谓西京铜望臬者，盖以其洛都旧物也。公曾所谓西京铜望臬者，盖西汉之物。和岘谓洛阳、西京，乃唐都尔。今以货布、错刀、货泉、大泉等校之，则景表尺长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论之，铜斛与货布等尺寸昭然可验。有唐享国三百年，其制作法度虽未逮周、汉，然亦可谓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当依汉钱分寸。若以为太祖膺图受禅，创制垂法，尝诏和岘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间，荐之郊庙，稽合唐制，以示诒谋则可。且依景表旧尺，俟有妙达钟律之学者，俾考正之，以从周、汉之制。王朴律准尺比汉钱尺寸长二分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尝施用，复经太祖朝更易。其逸、瑗、保信及照所用太府寺尺，其制弥长，去古弥远。又逸进《周礼度量法议》，欲先铸嘉量，然后取尺度权衡。其说疏舛，不可依用。谨考旧文，再造景表尺一，校汉钱尺二，并大泉、错刀、货布、货泉总十七枚上进。』诏度等以钱尺、景表尺各造律管，比验逸、瑗并太常新旧钟磬，考音之高下以闻。度等言：『前承诏考太府等四尺，定可用者，止按典故，及以《汉志》古钱分寸参校景表尺，略合宋、周、隋之尺，谓宜准许景表尺施用。今被旨造律管，验音高下，非素所习，乞别诏晓音者总领校定。』诏罢之。壬辰，以镇江节度推官阮逸为镇安节度掌书记、知城父县，乡贡进士胡瑗试校书郎。初，召逸、瑗作钟磬律度，按之，虽与古多不合，犹推思而遣之。
宝元元年七月丙辰，右司谏韩琦言：『前奉诏详定钟律，尝览《景祐广乐记》，视李照所造乐不合古法，皆率己意，别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识者久以为非。今将亲祀南郊，不可重以违古之乐，上荐天地、宗庙。窃闻太常旧乐见有存者，郊祀大礼，请复用之。』诏资政殿大学士宋绶、御史中丞晏殊同两制详定以闻。绶等言：『李照新乐比旧乐下三律，众论以为无所考据。愿如琦请，郊庙复用和岘所定旧乐。旧乐钟、磬不经照镌磨者，犹存三县七虞，郊庙殿庭，可以更用。』乃诏太常旧乐悉仍旧制，李照所造勿复施行。
琦以五月上言，绶等以七月定议。今从本志联书之。康定元年三月癸丑，太子申允阮逸上《钟律制议》并图三卷，诏送秘阁。
皇祐再定
皇祐二年十一月乙酉，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太乐所，同定钟、磬制度。先是，祭明堂，上亲阅大乐，而言者以为缚钟、特磬大小与古制度未合。诏令改作。而太常言瑗素晓音律，故召之。
瑗本传云：并召阮逸。阮逸此时实教授睦亲宅，当考。《会要》九月五日诏：鎛钟、特磬未协音律，令邓保信、阮逸、卢昭序同太常寺检详典礼，别行铸造。《实录》无此。
三年二月己丑，诏徐、宿、泗、耀、江、郑、淮阳七州军采磬石，仍令诸路转运司访民间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十二月，益州乡贡进士房庶为试校书郎。庶，成都人。宋祁尝上书，著《乐书补亡》二卷。田况自蜀还，亦言其知音。既召赴阙，庶自言：『尝得古本《汉书》，云「度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黍中者，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累黍为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尺非起于黄钟也。且《汉志》「一为一分」者，盖九十分之一。后儒说以一黍为一分，其法非是，当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实管中，黍尽得九十分为黄钟之长，九寸加一以为尺，则律定矣。』祠部员外部、直秘阁、判吏部南曹范镇是之，乃言曰：『李照以纵黍累尺管，空径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横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径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实千二百黍于管，以为黄钟之长，就取三分以为空径，则无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三说为是。盖累黍为尺，始失之于《隋书》。当时议者以其容受不合，弃而不用，故隋平陈，得古乐器，高祖闻而叹曰：「华夏旧声也！」遂传用之。唐祖孝孙、张文收号称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古乐制定声器。朝廷久以钟律未正，屡下诏书，博访群议，冀有所获。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诚众论所不及。请如其法试造尺律，更以古器参考，当得其真。』乃诏王洙与范镇同于修制所，如庶说造律尺龠律，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龠律径九分，深一寸。尺起黄钟之长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乐高古乐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为今所用黍非古所谓一稃二米黍也。尺比横黍所累者长一寸四分。
庶又言：『古者有五音，而今无正徵音。国家以火德王，徵属火，不宜阙。今以旋相五音相生法得徵音。』又言：『《尚书》同律度量衡，所以齐一风俗。今太常、教坊、钧容及天下州县各自为律，非《书》同律之义。且昔帝王巡狩方岳，以考礼乐，以行谏赏。谓宜颁格律，自京师及州县，无容辄异，有擅高下者论之。』帝召辅臣观庶所进律尺龠，又令庶自陈其法，因问律吕旋相为宫事，令撰图以进。其说以五正二变配五音，迭相为主，衍之成八十四调。旧宫、徵、角、羽、商五音次第配十声，然后加变宫、变徵二声以足之。庶推以旋相生之法，谓五行相戾非是，当改变徵为变羽，易变为闰，随音加之，则十二月各以其律为宫，而五行相生，终始无穷。诏以其图送详定所。庶又论：『吹律以听军声，谓以五行逆顺，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说略矣。』是时胡瑗等制乐已有定议，特推恩而遣之。镇为论于执政曰：『今律之与尺所以不得其真，由累黍为之也。累黍为之者，史之脱文也。古人岂以难晓不合之法书之于史，以为后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晓而必合也。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依古，以律而起尺，其长与空径、与容受、与一千二百黍之数，无不合之差。诚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且黄钟之实一千二百黍，积实分八百一十，于算法圆积之则，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积方实八百一十分，此古律也。律体本圆，圆积之是也。今律方积之，则空径三分四釐六毫，比古已大矣。故围十分三釐八毫，而其长止七十六分二釐，积实亦八百一十分。律体不方，方积之非也。其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积实八百一十分，非外来者也，皆起于律也。以一黍而起于九分，与一千二百黍之起于律，皆取于黍。今议者独于律则谓之索虚，而求分亦非也。其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之起于律，与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围十分三釐八毫，长七十六分二釐之起于尺，古今之法，疏密之课，其不同较然可见，何所疑哉?若以谓工作既久而复改为，则淹引岁月，计费益广，又非朝廷制作之意也。其淹久而计费广者，为之不敏也。今庶言太常乐无姑洗、夹钟、太簇等数律，就令其律与其说相应，钟、磬每编才易数枚，因旧而图新，敏而为之，则旬月之功也，又何淹久而广费哉?』执政不听。
房庶上《律吕旋相图》在四年二月庚寅，今从《律历志》。并考之《乐志》，载庶论今乐犹古乐。附五年九月。
四年正月庚申，乾宁军献古钟。诏送详定大乐所。
《实录》明年二月末又书『乾宁进古钟』，本志亦在明年二月。此年所进，《志》独不书，恐《实录》重出也。今止存其一，明年不复书。
六月乙酉，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范镇上书曰：『陛下制乐以事天地、宗庙，以扬祖宗之休，兹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诏以来，及今三年，有司之论，纷然未决，盖由不议其本而争其末也。窃惟乐者，和气也。发和气者，声音也。声音之生，主于无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传其法，俾后人参考之，然后无形之声音得而和气可通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数也，权衡也，钟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后为得。今皆相戾而不合，则为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无形之声音和，安可得哉?谨条十者，非是之验，惟裁择焉。按《诗》：「诞降嘉种，维秬维極。」诞降者，天降之也。许叔重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后汉任城县产秬黍，三斛八斗，实皆二米。史官载之，以为嘉瑞。」又古人以秬黍为酒者，谓之秬鬯。宗庙降神，惟用一尊；诸侯有功，惟赐一卤，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贵也。今秬黍取之民间者动至数斛，秬皆一米，河东之人谓之黑米。设有真黍，以为取数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为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积实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围十分三釐八毫。是围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而后容千二百黍，除其围广，则其长止七十六分二釐矣。说者谓四釐六毫为方分。古者以竹为律，竹形本圆，而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为非是二也。又按：《汉书》分、寸、尺、丈、引，本起黄钟之长。又云「九十分黄钟之长」者，据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施于量，则曰黄钟之龠；施于权衡，则曰黄钟之重；施于尺，则曰黄钟之长。今遗千二百之数，而以百黍为尺，又不起于黄钟，此尺之非是三也。又按：《汉书》龠其状似爵。爵为爵盏，其体正圆，故龠当圆径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积实八百一十分，与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也，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礼》鬴法，方尺圆其外，深尺容六斗四胜。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别?按：《周礼》璧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尺。璧羡之制，长十寸，广八寸，同谓之度尺。既以为尺，则八寸、十寸俱为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力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谓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以八寸尺为鬴之方，十寸尺为鬴之深，而容六斗四胜、千二百八十龠也。积为一百一二万六千八百分。今鬴方尺，积千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汉书》斛法，方尺圆其外，容十斗，旁有庇焉。当隋时，汉斛尚在，故《隋书》载其铭曰：「律嘉量斛。」方尺圆其外，庇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圆分谓之径围，方分谓之方斜。所谓「径三围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圆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数非是七也。又按权衡者，起一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钧，声中黄钟，汉之斛，其重二钧，声中黄钟。鬴、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轻重者，欲见薄厚之法以考其声也。今黍之轻重未真，此权衡为非是八也。又按：凫氏为钟，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今无小大薄厚，而一以黄钟为率，此钟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盖各以其律之长短为法也。今亦以黄钟为率，而无长短厚薄之别，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易见者也。使其一不合，则未可以为法，况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无形之声音不可得而和也。请以臣章下有司，问黍之二米与一米孰是?律之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起尺与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圆制与方制孰是?鬴之方尺圆其外、深尺与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圆其外、庇旁九釐五毫与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数之以圆分与方分孰是?权衡之重以二米秬黍与一米孰是?钟磬依古法，有大小轻重长短厚薄而中律、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是不是定，然后制龠、合、升、斗、鬴、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后下诏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后可以为量，为钟、磬，量与钟、磬合于律，然后可以为乐也。今尺律本末未定，而详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费，无虑千万计矣，此议者所以云云也。然议者不言有司论议依违不决，而顾谓作乐为过举，又言当今宜先政令，而礼乐非所急，此臣之所以尤惑也。傥使有司合礼乐之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亲临决之，顾于政事不已大乎?昔汉儒议盐铁，后世传《盐铁论》。今方定雅乐以求废坠之法，而有司议论不著盛德之事，后世将何考焉?愿令有司人人各以经史议论条上，合为一书，则孰敢不自竭尽，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议为然，伏请权罢详定、修制二局，俟真黍至然后为乐，则必得至当，而无事于浮费也。』诏送详定所。镇说自谓得古法，然集贤校理司马光数与之论难，以为弗合。世鲜钟律之学，卒莫能辨其是非焉。
十月甲戌，殿中丞胡瑗落致仕，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同议大乐。
十二月壬辰，两府及侍臣观新乐于紫宸殿，凡鎛钟十二。黄钟高二尺二寸半，於广一尺二寸，鼓六钚、四舞、六角，衡并旋虫共高八寸四分，隧径二寸二分，深一寸二釐，篆带每面纵者、横者四枚，景侠鼓乐舞每处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两栾间一尺四寸，容九斗九胜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吕以下十一钟，并与黄钟同制，而两栾间递减半分，至应钟容九斗三胜五合，而其重加至应钟重一百四十八斤，并中新制本律。特磬十二，黄钟、大吕股长二尺，博一尺，鼓三，又博六寸九分，寸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长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弦三尺三寸七分半，其声各中本律。黄钟厚二寸一分，大吕以下递加其厚，至应钟厚三寸五分。诏以其图送中书。议者以为：『《周礼》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钚间以其一为之厚。则是大钟宜厚，小钟宜薄。今大钟重一百六斤，小钟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则小钟厚，非也。又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叁分其股，博去其一，以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今磬无博厚，无长短，亦非也。』
钟磬非是，盖与范镇所上书略同，本志误载为二年十二月事，今从《实录》。按：李兑明年五月奏，称议者以钟磬之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复诏近侍详定。而《实录》阙之，乃今附此。
五年四月甲午，命参知政事刘沆、梁适监议大乐。乙未，详定大乐所言：『知制诰王洙奏：黄钟为宫，最尊者，但声有尊卑尔，不必在其形体也。言钟、磬依律数为大小之制者，经典无正文，惟郑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设之法。孔颖达作疏，因而述之。据历代史籍，亦无钟、磬依数大小之说。其康成、颖达等即非身曾制作乐器，至如言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据此黄钟为律。臣曾依此法造黄钟、特磬者，止得林钟律声。若随律长短为钟、磬大小之制，则黄钟长二尺二寸半，减至应钟，则形制大小，比黄钟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无射、应钟为宫，即黄钟、大吕反为商声，宫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强之象。今参酌其鎛钟、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数算定长短、大小、容受数，仍以皇祐中黍尺为法，铸大吕、应钟，钟、磬各一，即见形制、声韵所归。』奏可。
五月戊午，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诏详定大乐，比臣至局，钟、磬已成。窃缘律有长短，磬有小大。黄钟九寸最长，其气阳，其象土。其正声为宫，为诸律之首。盖君德之象不可并也。今十二钟、磬一以黄钟为率，与古为异。臣尝询阮逸、胡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则声不能谐。故臣窃有疑，请下详定大乐所，更稽古义参定之。』辛丑，知谏院李兑言：『曩日紫宸殿阅太常新乐，议者以钟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复诏近侍详定。窃闻崇文院聚议，而王拱辰欲更前史文义，王洙不从，语言往复，殆至喧哗。夫乐之道广大微妙，非知音入神，岂可轻议?西汉去圣尚近，有制氏世典大乐，但能记其铿锵，而不能言其义。盖况今又千余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难乎?且阮逸罪废之人。安能通明述作之事?务为异说，欲规恩赏。朝廷制乐数年，当国用匮乏之时，烦费甚广。器既成矣，又欲改为。虽命两府大臣监议，然未能裁定其当。请以新成钟、磬与祖宗旧乐参校其声，但取谐和近雅者合用之。洙既与瑗、逸更造钟、磬，而无形制、容受之别。』又数劝上用新乐于南郊，而议者多以为非，后亦不复用。
九月乙酉，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谏官、省府推判官观新乐。先是，钟、磬之音未合古法，诏中书门下集两制及太常礼官与知钟律者考定其当。议者各安所习，久而不决，乃命诸家各作钟律以献，亲临视之。然古黄钟为万事根本，故尺量权衡皆起于黄钟。至隋用累黍为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陈，得古乐，遂用之。唐兴，因其声以制乐，其器无法而其声犹不失于古。五代之乱，大乐沦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声与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声高，特减一律。至是又减半。然太常乐比唐声犹高五律，比今燕乐高三律。上虽勤劳制作，未能得其当者，有司失之于以尺生律也。
自『先是，钟、磬之音』至『尺生律也』并范镇所论，本志削去，今姑存之。然镇所论，亦略见于四年六月所上书矣。当考。
史官蒲宗孟、李清臣曰：『世谓太常为雅乐，而未尝施于燕享。岂以正声为不美听哉?夫乐者，乐也，其道虽微妙难知，至于奏之，而使人悦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后能也。尝窃观于太常，其乐悬、钟磬、埙篪、搏拊之器，与夫舞缀、羽籥、干戚之制，盖皆仿诸古矣。逮振作之，则听者不知为乐，而观者厌焉。岂所谓古乐，其声真若此哉?孔子恶郑，恐其乱雅。乱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乐犹古乐。」然今太常独与教坊乐音殊绝，何哉?昔日李照、胡瑗、阮逸改铸钟、磬，处士徐复笑之曰：「圣人寓器以声，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无成。蜀人房庶亦深订其非是，因著书论古乐与今乐本末不远，其大略以谓：「上古世质，器与声朴，后世稍变焉。金石，钟磬也，后世易之为方响；丝竹，琴箫也，后世变之为筝、笛；匏，笙也，攒之以斗；埙，土也，变而为瓯；革，麻料也，击而为鼓；木，祝敔也，贯之为板。此八音者，于世甚便，而不达者指庙乐鎛钟、鎛磬为宫，轩为正声[10]，而概谓胡部[11]、卤部为淫声。殊不知大辂起于推轮，龙艘生于落叶，其变则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后世易之以杯盂；古者簟席以为安，后世更之为榻按。虽使圣人复生，不能舍柸盂、榻按，而复俎豆、簟席之质也。然则八音之器，岂异于此哉?孔子曰「放郑声，郑声淫」者，岂以其器不古若哉?亦疾其声之变耳。试使知乐者由今之器寄古之声，去其惉懑靡曼而归之中和雅正，则感人心，导和气，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则世所谓雅乐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岂尽为淫声哉?数子纷纷，改制钟律而复古。庶之论指意独如此，故缀其语存之，以俟知音者焉。』庚寅，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胡瑗为大理寺丞。后勒停人阮逸为户部员外郎，内侍押班、右骐骥使、英州团练使邓保信为荣州防御使，入内供奉官贾宣为内殿承制，并以制钟律成，特迁之。
嘉祐元年八月。初，李照斥王朴乐音高，乃作新乐。下其声太常，歌工病其太浊，歌不成声，私赂铸工，使减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协。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编钟皆侧垂，照及胡瑗皆非之。及照将铸钟，给铜于铸?务，得古编钟一。工不敢毁，乃藏于太常。钟不知何代所作，其铭云：「粤朕皇祖，实铸和钟。粤斯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叩其声，与朴钟夷则清声合，而其形侧垂。瑗后改铸，正其钮使下垂，叩之，弁郁而不扬。其铸钟又长角而震掉，声不和。著作佐郎刘羲叟谓人曰：『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上将有眩惑之疾。』已而果然。于是范镇言：『臣复见国家自废祖宗旧乐用新乐以来，及今四五年，日食星变、冬雷秋雹、大雨不时、寒暑不节，不和之气，莫甚此者。使乐无感动则已，乐而有所感动，则众异之至，未必不由此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风，宫架辄坏。元日大朝会，乐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竟以为陛下不应变祖宗积乐而轻用新乐也，不然，何以方作乐之时而陛下疾作?此天特警陛下之深也。自初议乐时，臣屡论新乐非是，其间书一通最为详悉，今再具进呈，乞下执政大臣参详。臣书如有可采，伏乞且用祖宗旧乐，以俟异时别加制作。』丁丑，诏太常恭谢用旧乐。
校勘记
[1]丙辰朔 原本无『朔』字，据《长编》卷一一六补。
[2]乐音 原本作『音乐』，据《长编》卷一一六乙正。
[3]丙寅 原本作『丙戌』，据《长编》卷一一六改。
[4]甲辰 原本作『甲午』，据《长编》卷一一七改。
[5]并施 原本『并』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一七补。
[6]二月 原本作『正月』，据《长编》卷一一八改。
[7]应诏书者 原本『诏』字为墨丁，《长编》卷一一八作『应书者』，句不通。兹据文意补。
[8]十釐 原本作『十犛』，据《长编》卷一一九改。
[9]酬验 原本『酬』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一九补。
[10]轩为正声 原本脱『为』字，据《长编》卷一七五补。
[11]胡部 原本『胡』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七五补。
议乐
景祐初议
仁宗景祐元年十月壬午，命龙图阁待制燕肃、集贤校理李照、直史馆宋祁同按试王朴律准。肃时判太常寺，建言：『旧太常钟、磬皆设色，每三岁亲祠则重饰。岁既久，所涂积厚，声益不协。』故有是命。帝亲阅视律准，题其背以属太常。肃等即取钟、磐，剗涤考击，用律准按试其声，皆合。
二年二月丙辰朔[1]：燕肃等上考定乐器并见工人。戊午，御延福宫临阅，奏郊庙五十一曲。因问李照：『乐何如?』照对：『乐音高[2]。』命详陈之。照乃进言：『王朴律准视古乐高五律，视禁坊乐高二律。击黄钟则为仲吕，击夹钟则为夷则，是冬兴夏令，春召秋气。盖五代之乱，雅乐废坏，朴创意造律准，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无福应。又编钟、铸钟无小大轻重厚薄长短之差，铜锡不精，声韵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传以为唐旧钟，亦有朴所制者。昔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复令神瞽协其中声，然后声应凤鸣，而管之参差亦如凤翅。其乐传之复古，不刊之法也。愿听臣依神瞽律法试铸编钟一簴，可使度量权衡协和。』有诏许之，仍就锡庆院铸。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上《大乐图义》二卷。
四月丁巳，李照言：『奉诏制玉律以候气，请下潞州，求上党县羊头山秬黍，及下怀州河内县取葭莩。』从之。戊辰，命宰臣吕夷简、王曾都大管勾铸造大乐编钟，参知政事宋绶、蔡齐、盛度同都大管勾，集贤校理李照、勾当御药院郑守信专监铸造，仍以入内都知阎文应提举。始照既铸成编钟一簴，以奏御，遂建请改制大乐，取京县秬黍，累尺成律，铸钟审之，其声犹高。更用大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为十二管定法。庚午，诏中外臣僚洎草泽之士，有知雅乐音律得失测候之法者，许所在荐闻，或自官司特较试之。侍御史刘夔言：『乐之大本与政化通，不当轻易其器。愿择博学之士以补卿丞，凡四方妄献说以要进者，一切罢之。』帝善其言，亦不果从也。
五月丙寅[3]，李照上《九乳编钟图》。钟旧饰以旋虫，改为龙。并自创八音新器。又请别□【杰按：此处原书无字。】石为编磬。辛卯，命内侍挟乐工往淮阳军治磬石。照又言：『既改制金、石，则丝、竹、匏、土、革、木亦当更制，以备献享。』乃铸铜为龠、合、升、斗四物，以兴铸铸钟。声量之率，六百三十黍为黄钟之容，合三倍于龠，升十二倍于合，斗十倍于升。既改造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镈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铭曰『乐斗』。及潞州上秬黍，照择大者纵累之，检考长短。尺成，与太府尺合，法愈坚定。
六月辛酉，左司谏姚仲孙言：『伏闻议者欲改制雅乐，俾协纯音，谓旧律太高，裁之就下。以高形下，人固知之，然或制之未得其精，损之不差其度，臣盖不知其得于何道而辄敢变更?闻其所为，率多诡异。至如炼白石以为磬，范中金以作钟。又欲以三辰、五灵、二十四孝为乐器之饰。臣虽愚昧，窃有所疑。自祖宗以来，考正大乐，荐之郊庙，垂八十年。洪惟先朝，备行盛礼，燔柴岱岳，瘗玉汾脽，振前王久坠之风，举历代难行之典。蒇事之际，斯乐具陈，固以格明神，昭景贶。先儒审议，曾靡间言。若一旦轻用新规，全黜旧制，臣窃以为不可。望特诏罢之，止用旧乐。』时帝既许李照制器，业以为之，且欲究其术之是非，故仲孙之章卒不下有司焉。先是，太常钟、磬每十六枚为一簴。而四清声相承不击。乙丑，李照言：『十二律声已备，余四清声乃郑、卫之乐，请于编县止留十二中声，去四清钟，则哀思邪僻之声无由而起矣。』冯元等驳之曰：『前圣制乐，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筝，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钟、磬，各自取义，宁有一之于律吕、专为十二之数也?且钟、磬八音之首，丝、竹以下，受而为均，故圣人尤所用心焉。春秋号乐，总言金奏，诗颂称美，实依磬声。此二器非可轻改。今照欲损为十二，不得其法于古，臣等以为不可。且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又设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其四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夫此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不相凌谓之正，迭相凌谓之慢，百王所不易也。声重大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事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声之设，正为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钟声十六，皆本周、汉诸儒之说及唐家典礼所载，欲损为十二，惟照独见。臣以为如旧制便。』帝令权用十二枚为一格，且诏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钟协调清浊，有司别议以闻。』辛未，御崇政殿，召辅臣观新乐（见《郊祀》）。
七月癸巳，复召辅臣观新乐于崇政殿，自是再观焉。庚子，侍御史曹修睦言：『李照所改历代乐颇为迂诞，而其费甚广。请付有司按劾之。』帝以照作钟、磬颇与众音相谐，但罢其增造，仍诏谕修睦。知杭州郑向言：『镇东节度推官阮逸颇通音律。』上其所撰《乐论》十二篇，并律管十三。诏令逸赴阙。先是，命翰林学士侍读兼龙图阁学士冯元、度支判官集贤校理聂冠卿、直史馆同知太常礼院宋祁同修乐书，上言：『县设建鼓，初不考击，又无三鼗。且旧用诸鼓，率多陋弊。』于是敕冯元等详典故。甲辰[4]，元等言：『建鼓四，今皆具而不击，别设四散鼓于县间击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书监尹拙言：散鼓不详所置之由，且于古无文，去之便。时虽奏可，而散鼓于今仍在。又灵鼓、雷鼓、路鼓，虽击之，皆不成声，故常赖散鼓以为乐节。而雷鼗、灵鼗、路鼗阙而未制。今既修正雅乐，请申敕大匠改作诸鼓，使击考有声。及创为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罢四散鼓如乾德诏书。』奏可。时有上言以为：『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载考击之法。而大乐所制，以柱贯中，故击之无声，更令改造，山趺上出云以承鼓，刻龙以饰柱。面各一工击鼓，一工左执鼗以先引。凡圆邱降神六变，初八面，皆三击椎而左旋，三步则止。三者，取阳数也。又再击以为节。率以此法至六成，灵鼓、路鼓亦如之，建鼓植于四隅，皆有左鞞右应。乾隅左鞞，应钟亥之位也。中鼓黄钟，子之位也。右应大吕，丑之位也。艮隅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夹钟，卯之位也。右应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应中吕，巳之位也。中鼓蕤宾，午之位也。左鞞林钟，未之位也。坤隅右应夷则，申之位也。中鼓南吕，酉之位也。左鞞无射，戌之位也。宜随月建，依律吕之均击之。』诏可。
范镇《东斋记事》云：《周礼》：雷鼓，鼓神祀。灵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事。郑康成云：雷鼓，八面鼓也。灵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鼓之数不见于经，然神有尊卑，则其数有多寡隆杀，理或然也。必汉时尚然，所以康成云尔。几面，犹言几两车、几区宅、几屡田也。唐开元中，蜀人有绘图以献者。一鼓而八面、六面、四面。既不可考击，乃于县內别置散鼓。国朝仍之，郊庙、宗庙设而不作。景祐中，冯章靖公言雷鼓、灵鼓、路鼓并当考击，而散鼓请准乾德四年诏废不用。然不言鼓之制是非，甚可怪也。
后元等复以殿庭备奏，四隅建鼓，既随月协，均顾无以节乐，而《周官·鼓人》以晋鼓鼓金，奏应以施用。诏依《周官》旧法制焉，于是县内始有晋鼓矣。古者镈钟击为节检，而无合曲之义。大射有二镈，皆乱击焉。后周以十二镈相生击之。景德中，李宗谔领太常，总考十二镈钟，而乐工相承，殿廷习用三调六曲。三调者，黄钟、太簇、蕤宾也；六曲者，别调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庙之县，则环而击之。宗谔言：『金部之中，镈钟为难和，一声不及，则宫商失序。使十二镈工皆精习，则迟速有伦，随月用律，诸曲无不通矣。』真宗因诏黄钟、太簇二宫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诏冯元等询考击之法。元等奏言：『后周尝以相生之法击之，音韵克谐。国朝亦用随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庙。谓宜使十二钟依辰列位，随均为节，便于合乐，仍得并施郊庙[5]。若轩县以下，则不用此制，所以重备乐，尊王制。』诏从之。
八月己巳，御崇政殿，召辅臣观新乐。上出双凤管，下太常肄习之。其制合二管以足律声，管端刻饰双凤，施两簧焉，而又出两仪琴及十二弦琴二种，以备雅乐。两仪琴者，施两弦；十二弦琴如常琴之制而增其弦，以象律吕之数。又敕更造十弦琴、九弦琴，皆令圆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命李照同修乐书。丁丑，内出《景祐乐髓新经》六篇赐群臣，其一释十二均；二明所主事；三辨音声；四图律吕相生，并祭天地，宗庙所用律及阴阳数配；五十二管之长短；六历代度量衡皆本之于阴阳，配之于四时，建之于日月，通之于鞮竺，演之于壬式遁甲之法。
九月辛巳朔，李照言：『今太常所用祝，其四面皆画时卉，未合古制。请易以青龙、朱雀、倮虫、白虎、元龟，以配五方。』从之。照又与邓保信新作铜方响五架，诏教坊准其声以授诸器。初，照既定雅乐，而声极下，故又制燕乐之器，欲写其声。已而乐工以为不可施用，罢之。隋制：内宫县二十簴，以大磬代镈钟，而去建鼓。唐武后称制，改用镈，因而莫革。及是，诏访冯元等曰：『大磬应何法考击?何礼应用?』癸未，元等言：『古者特磬以代镈钟，本施内宫，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继有因改。先皇帝东禅梁甫，西瘗汾阴，并仍旧章，陈于县奏。若其所用吉礼，则中宫之县；祀礼则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蚕。今之奉慈庙、后庙，皆应陈设宫县，则三十六簴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击之法，谓宜同于镈钟。比缘诏旨不俾循环互击，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则特磬固应不出本均，与编磬相应，为之乐节也。』诏可。
丁酉，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李照为刑部员外郎，赐三品服。入内供奉官、勾当御药院邓保信为礼宾副使，以造新乐成也。自余修制官属、诸工凡七百余人，悉迁补有差。初，照谓旧乐声高，乃以太府尺为法，实比古一尺二寸有奇。照独任所见，更造新器。所定黄钟律又声极下，乐工歌其韵，中无射倍声。又馋破旧钟磬，欲一用新器。上时博求知音者，听照所言。音官、乐工虽知其不可，而不敢非之。又因入内都知阎文应推言其功，故特改官。起五月造，止八月，成金石七县。而照自造新乐笙、竽、瑟、笛、箪篥等十二种，皆不可施用。诏但存大笙、大竽二种而已。照谓：『今簞篥，乃《豳诗》所谓苇管也。《诗》云：「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且今簞篥首，伶人谓之苇子，其名出此。』于是制大管簞篥为雅乐，议者嗤之。壬寅，御崇政殿按新乐。诏中书门下、枢密院大臣与观焉。翰林学士承旨章得象言：『宋祁所上《大乐图义》，其论《武舞》所执九器，礼经但举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后先，故旅进辈作，而无终始之别。且鼗者，所谓导舞也；铎者，所谓通鼓也；錞者，所谓和鼓也；铙者，所谓止鼓也；相者，所谓辅乐也；雅者，所谓陔步也。宁有导舞方始而参以止鼓?和錞既摇而乱以通铎?臣谓当舞入之时，左执干，右执戚，离为八列。别使工人执旌，最前鼗、铎以发之，錞以和之。左执相以辅之，右执雅以节之。及舞之将成也，则鸣铙以退行列，筑雅以陔步武，鼗、铎、锌、相皆罢而不作，如此庶协舞仪。请如祁所论。』奏可。
三年二月丙辰[6]，诏翰林学士冯元、礼宾副使邓保信与镇江节度推官阮逸、湖州乡贡进士胡瑗较定旧钟。瑗，海陵人，以经术教授吴中。范仲淹前知苏州，荐瑗知音，白衣召对崇政殿，与逸俱命。
三月丙申，诏：『比访天下善候气及晓钟律之人，未有应诏书者[7]。其令所在更博求之。』翰林侍讲学士冯元等上秬黍新尺，别为钟、磬各一架。
六月丙辰，以新修乐书为《景祐广乐记》。丙寅，礼宾副使邓保信上所制乐尺并籥，且言其法本《汉志》，可用合律度量衡。诏冯元、聂冠卿、宋祁同较定以闻。
七月戊子，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礼部侍郎冯元、度支判官工部郎中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聂冠卿、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等上《景祐广乐记》八十一卷，元等皆迁官。乙亥，命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直史馆高若讷、直集贤院韩琦同详定黍尺钟律。
八月甲戌，右司谏、直集贤院韩琦言：『乐音之起，生于人心，是以喜怒哀乐之情感于物，则焦杀嘽缓之声随而应之，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孟子之对齐宣王：「今乐犹古乐。能与百姓同乐，则古今一也。」唐太宗听祖孝孙新乐，乃谓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文公对以「乐在人和，不由音调」。皆述乐之至言也。臣奉诏与丁度等详定阮逸、胡瑗、邓保信所造钟律，粗考前志，参验今法，二家之说，差舛未安。盖阮逸之主分方，保信之用长黍，质之典据，悉无所闻。伏自艺祖以来，通用王朴之乐，未尝更易，以至天下无事，垂八十载。为乐之用，非不和也。顷燕肃妄加磨鑢，会李照至阙，谓其音未谐。陛下再加练覈，许之改作。洎逸、瑗继至，盛言照乐穿凿，再令造律，则又围径乖古。保信续上新法，亦复长广未合。窃以祖宗旧乐遵用已久，属者徇一臣之偏议，变数朝之同律，赐金增秩，优赏其劳，曾未周岁，又将易制。臣虑后人复有从而非之者，不惟有伤国体，实亦虚费邦用。历观前代议乐，古之管尺尚存，而犹是非纷纭，累年方就，未见若今之速而易也。臣窃计之，不若穷作乐之源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简，民物熙洽，海内击瓖，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乐，可得以器象求乎?既达其源，又当究今之所急者。且西、北二陲，久弛边备，寇敌之性，岂能常保?此陛下与左右大臣宵旰所虑，宜先及之，缓兹求乐之议，移访安边之策。急其所急，在理为长。请下有司：且记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钟磬、权量，存而未行，再访天下有精晓音律者，俾之详正，而后施用一二年，讫无至者，则将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别诏稽古之臣，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备雅奏，固亦未晚。』诏丁度等速详定以闻。
九月丁亥，详定黍尺钟律。丁度等言：『邓保信制尺用上党秬黍，圆者一黍之长，累百而成。又律管一据尺裁九十黍之长，空径三分，围九分，容秬黍千二百，遂用黍长为分，再累成尺，校保信尺律不同。其龠、合、升、斗深阔，推以算法，类皆差舛，不合周、汉量法。阮逸、胡瑗所制，亦上党秬黍中者，累广求尺，制黄钟之律。今用再累成尺，比逸、瑗所制，又复不同。至于律管，龠、合、升、斗、斛、豆、区、鬲，亦率类是。盖黍有圆长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圆黍，又首尾相衔。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即不同。尺既有差，故难以定钟、磬。谨详古今之制，自晋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管，不以权量参校，故历代黄钟之管容黍之数不同。惟后周掘地得古玉斗，据斗造律，兼制权量，亦不合周、汉制度。故《汉志》有「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之说，悉起于黄钟。今欲数器之制参互无失，则班《志》积分之法为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实龠，自戾本法。保信黍尺，以长为分，虽合后魏公孙崇所说，然当时已不施用。况保信今尺以圆黍累之，及首尾相衔，又与实龠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古，即权衡之法不可独用。』诏悉罢之。又诏度等详定太府寺并保信、逸、瑗所制四尺。度等言：『尺度之兴尚矣。《周官》璧羡以起度，广径八寸，袤一寸。《礼记》布手为尺。《淮南子》十二粟为寸。《孙子》十釐为分[8]，十分为寸。虽存异说，莫可适从。《汉志》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钟律者百余人，使刘歆典领之。是时周灭二百余年，古之律度当有存者。以歆之博贯艺文，晓达历算，有所制作，宜不凡近。其审度之法云：「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先儒训解经传，多引以为义。历世祖袭著之定令，然而岁有丰俭，地有硗肥。就令一岁之中，一境之内，取黍校验，亦复不齐。是盖天之生物，理难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概耳。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杂校焉。晋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度，以调钟律，是为晋之前尺。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当时以公曾尺揆校古器，与本铭尺寸无差。前史称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载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晋之前尺为本，以其与姬周之尺、刘歆铜斛尺、建武铜尺相合。窃惟周、汉二代享年永久，圣贤制作，可取则焉。而隋氏销毁金石，典正之物，罕复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验者[9]，惟有法钱而已。周之圜法，历载旷远，莫得而详。秦之半两，实重八铢。汉初四铢，其文亦曰半两。孝武之世，始行五铢。下洎隋朝，多以「五铢」为号。既历年代，尺度屡改，故大小轻重，鲜有同者。惟刘歆制铜斛之世，所铸错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风元年，改铸货布、货泉之类，不闻后世复有铸者。臣等检详《汉书》、《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铢，径一寸二分。错刀钚如大泉，身形如刀，长二寸。货布重二十五铢，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足股长八分，间广二分，圆好径二分半。货泉重五铢，径一寸。今以大泉、错刀、货布、货泉四物相参校，分寸正同。或有小大轻重与本志微差者，盖当时盗铸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当校其手、足、肉、好、长、广、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则铜斛之尺从而可知矣。况经籍制度皆起周世，如刘歆术业之博，祖冲之算数之妙，荀公曾之详密，既合周尺，则最为可法。兼详隋牛里仁等议，称：「后周太祖敕苏绰造铁尺，与宋尺同，以调钟律，以均田度地。」唐祖孝孙云：「隋平陈后，废周玉尺，用此铁尺律。然比晋前尺长六分四釐。」今司天监景表尺，和岘所谓西京铜望臬者，盖以其洛都旧物也。公曾所谓西京铜望臬者，盖西汉之物。和岘谓洛阳、西京，乃唐都尔。今以货布、错刀、货泉、大泉等校之，则景表尺长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论之，铜斛与货布等尺寸昭然可验。有唐享国三百年，其制作法度虽未逮周、汉，然亦可谓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当依汉钱分寸。若以为太祖膺图受禅，创制垂法，尝诏和岘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间，荐之郊庙，稽合唐制，以示诒谋则可。且依景表旧尺，俟有妙达钟律之学者，俾考正之，以从周、汉之制。王朴律准尺比汉钱尺寸长二分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尝施用，复经太祖朝更易。其逸、瑗、保信及照所用太府寺尺，其制弥长，去古弥远。又逸进《周礼度量法议》，欲先铸嘉量，然后取尺度权衡。其说疏舛，不可依用。谨考旧文，再造景表尺一，校汉钱尺二，并大泉、错刀、货布、货泉总十七枚上进。』诏度等以钱尺、景表尺各造律管，比验逸、瑗并太常新旧钟磬，考音之高下以闻。度等言：『前承诏考太府等四尺，定可用者，止按典故，及以《汉志》古钱分寸参校景表尺，略合宋、周、隋之尺，谓宜准许景表尺施用。今被旨造律管，验音高下，非素所习，乞别诏晓音者总领校定。』诏罢之。壬辰，以镇江节度推官阮逸为镇安节度掌书记、知城父县，乡贡进士胡瑗试校书郎。初，召逸、瑗作钟磬律度，按之，虽与古多不合，犹推思而遣之。
宝元元年七月丙辰，右司谏韩琦言：『前奉诏详定钟律，尝览《景祐广乐记》，视李照所造乐不合古法，皆率己意，别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识者久以为非。今将亲祀南郊，不可重以违古之乐，上荐天地、宗庙。窃闻太常旧乐见有存者，郊祀大礼，请复用之。』诏资政殿大学士宋绶、御史中丞晏殊同两制详定以闻。绶等言：『李照新乐比旧乐下三律，众论以为无所考据。愿如琦请，郊庙复用和岘所定旧乐。旧乐钟、磬不经照镌磨者，犹存三县七虞，郊庙殿庭，可以更用。』乃诏太常旧乐悉仍旧制，李照所造勿复施行。
琦以五月上言，绶等以七月定议。今从本志联书之。康定元年三月癸丑，太子申允阮逸上《钟律制议》并图三卷，诏送秘阁。
皇祐再定
皇祐二年十一月乙酉，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太乐所，同定钟、磬制度。先是，祭明堂，上亲阅大乐，而言者以为缚钟、特磬大小与古制度未合。诏令改作。而太常言瑗素晓音律，故召之。
瑗本传云：并召阮逸。阮逸此时实教授睦亲宅，当考。《会要》九月五日诏：鎛钟、特磬未协音律，令邓保信、阮逸、卢昭序同太常寺检详典礼，别行铸造。《实录》无此。
三年二月己丑，诏徐、宿、泗、耀、江、郑、淮阳七州军采磬石，仍令诸路转运司访民间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十二月，益州乡贡进士房庶为试校书郎。庶，成都人。宋祁尝上书，著《乐书补亡》二卷。田况自蜀还，亦言其知音。既召赴阙，庶自言：『尝得古本《汉书》，云「度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黍中者，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累黍为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尺非起于黄钟也。且《汉志》「一为一分」者，盖九十分之一。后儒说以一黍为一分，其法非是，当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实管中，黍尽得九十分为黄钟之长，九寸加一以为尺，则律定矣。』祠部员外部、直秘阁、判吏部南曹范镇是之，乃言曰：『李照以纵黍累尺管，空径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横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径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实千二百黍于管，以为黄钟之长，就取三分以为空径，则无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三说为是。盖累黍为尺，始失之于《隋书》。当时议者以其容受不合，弃而不用，故隋平陈，得古乐器，高祖闻而叹曰：「华夏旧声也！」遂传用之。唐祖孝孙、张文收号称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古乐制定声器。朝廷久以钟律未正，屡下诏书，博访群议，冀有所获。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诚众论所不及。请如其法试造尺律，更以古器参考，当得其真。』乃诏王洙与范镇同于修制所，如庶说造律尺龠律，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龠律径九分，深一寸。尺起黄钟之长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乐高古乐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为今所用黍非古所谓一稃二米黍也。尺比横黍所累者长一寸四分。
庶又言：『古者有五音，而今无正徵音。国家以火德王，徵属火，不宜阙。今以旋相五音相生法得徵音。』又言：『《尚书》同律度量衡，所以齐一风俗。今太常、教坊、钧容及天下州县各自为律，非《书》同律之义。且昔帝王巡狩方岳，以考礼乐，以行谏赏。谓宜颁格律，自京师及州县，无容辄异，有擅高下者论之。』帝召辅臣观庶所进律尺龠，又令庶自陈其法，因问律吕旋相为宫事，令撰图以进。其说以五正二变配五音，迭相为主，衍之成八十四调。旧宫、徵、角、羽、商五音次第配十声，然后加变宫、变徵二声以足之。庶推以旋相生之法，谓五行相戾非是，当改变徵为变羽，易变为闰，随音加之，则十二月各以其律为宫，而五行相生，终始无穷。诏以其图送详定所。庶又论：『吹律以听军声，谓以五行逆顺，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说略矣。』是时胡瑗等制乐已有定议，特推恩而遣之。镇为论于执政曰：『今律之与尺所以不得其真，由累黍为之也。累黍为之者，史之脱文也。古人岂以难晓不合之法书之于史，以为后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晓而必合也。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依古，以律而起尺，其长与空径、与容受、与一千二百黍之数，无不合之差。诚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且黄钟之实一千二百黍，积实分八百一十，于算法圆积之则，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积方实八百一十分，此古律也。律体本圆，圆积之是也。今律方积之，则空径三分四釐六毫，比古已大矣。故围十分三釐八毫，而其长止七十六分二釐，积实亦八百一十分。律体不方，方积之非也。其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积实八百一十分，非外来者也，皆起于律也。以一黍而起于九分，与一千二百黍之起于律，皆取于黍。今议者独于律则谓之索虚，而求分亦非也。其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之起于律，与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围十分三釐八毫，长七十六分二釐之起于尺，古今之法，疏密之课，其不同较然可见，何所疑哉?若以谓工作既久而复改为，则淹引岁月，计费益广，又非朝廷制作之意也。其淹久而计费广者，为之不敏也。今庶言太常乐无姑洗、夹钟、太簇等数律，就令其律与其说相应，钟、磬每编才易数枚，因旧而图新，敏而为之，则旬月之功也，又何淹久而广费哉?』执政不听。
房庶上《律吕旋相图》在四年二月庚寅，今从《律历志》。并考之《乐志》，载庶论今乐犹古乐。附五年九月。
四年正月庚申，乾宁军献古钟。诏送详定大乐所。
《实录》明年二月末又书『乾宁进古钟』，本志亦在明年二月。此年所进，《志》独不书，恐《实录》重出也。今止存其一，明年不复书。
六月乙酉，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范镇上书曰：『陛下制乐以事天地、宗庙，以扬祖宗之休，兹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诏以来，及今三年，有司之论，纷然未决，盖由不议其本而争其末也。窃惟乐者，和气也。发和气者，声音也。声音之生，主于无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传其法，俾后人参考之，然后无形之声音得而和气可通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数也，权衡也，钟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后为得。今皆相戾而不合，则为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无形之声音和，安可得哉?谨条十者，非是之验，惟裁择焉。按《诗》：「诞降嘉种，维秬维極。」诞降者，天降之也。许叔重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后汉任城县产秬黍，三斛八斗，实皆二米。史官载之，以为嘉瑞。」又古人以秬黍为酒者，谓之秬鬯。宗庙降神，惟用一尊；诸侯有功，惟赐一卤，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贵也。今秬黍取之民间者动至数斛，秬皆一米，河东之人谓之黑米。设有真黍，以为取数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为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径三分，围九分，长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积实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围十分三釐八毫。是围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而后容千二百黍，除其围广，则其长止七十六分二釐矣。说者谓四釐六毫为方分。古者以竹为律，竹形本圆，而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为非是二也。又按：《汉书》分、寸、尺、丈、引，本起黄钟之长。又云「九十分黄钟之长」者，据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百黍施于量，则曰黄钟之龠；施于权衡，则曰黄钟之重；施于尺，则曰黄钟之长。今遗千二百之数，而以百黍为尺，又不起于黄钟，此尺之非是三也。又按：《汉书》龠其状似爵。爵为爵盏，其体正圆，故龠当圆径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积实八百一十分，与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也，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礼》鬴法，方尺圆其外，深尺容六斗四胜。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别?按：《周礼》璧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尺。璧羡之制，长十寸，广八寸，同谓之度尺。既以为尺，则八寸、十寸俱为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力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谓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以八寸尺为鬴之方，十寸尺为鬴之深，而容六斗四胜、千二百八十龠也。积为一百一二万六千八百分。今鬴方尺，积千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汉书》斛法，方尺圆其外，容十斗，旁有庇焉。当隋时，汉斛尚在，故《隋书》载其铭曰：「律嘉量斛。」方尺圆其外，庇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圆分谓之径围，方分谓之方斜。所谓「径三围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圆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数非是七也。又按权衡者，起一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钧，声中黄钟，汉之斛，其重二钧，声中黄钟。鬴、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轻重者，欲见薄厚之法以考其声也。今黍之轻重未真，此权衡为非是八也。又按：凫氏为钟，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今无小大薄厚，而一以黄钟为率，此钟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盖各以其律之长短为法也。今亦以黄钟为率，而无长短厚薄之别，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易见者也。使其一不合，则未可以为法，况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无形之声音不可得而和也。请以臣章下有司，问黍之二米与一米孰是?律之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起尺与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圆制与方制孰是?鬴之方尺圆其外、深尺与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圆其外、庇旁九釐五毫与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数之以圆分与方分孰是?权衡之重以二米秬黍与一米孰是?钟磬依古法，有大小轻重长短厚薄而中律、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是不是定，然后制龠、合、升、斗、鬴、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后下诏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后可以为量，为钟、磬，量与钟、磬合于律，然后可以为乐也。今尺律本末未定，而详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费，无虑千万计矣，此议者所以云云也。然议者不言有司论议依违不决，而顾谓作乐为过举，又言当今宜先政令，而礼乐非所急，此臣之所以尤惑也。傥使有司合礼乐之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亲临决之，顾于政事不已大乎?昔汉儒议盐铁，后世传《盐铁论》。今方定雅乐以求废坠之法，而有司议论不著盛德之事，后世将何考焉?愿令有司人人各以经史议论条上，合为一书，则孰敢不自竭尽，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议为然，伏请权罢详定、修制二局，俟真黍至然后为乐，则必得至当，而无事于浮费也。』诏送详定所。镇说自谓得古法，然集贤校理司马光数与之论难，以为弗合。世鲜钟律之学，卒莫能辨其是非焉。
十月甲戌，殿中丞胡瑗落致仕，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同议大乐。
十二月壬辰，两府及侍臣观新乐于紫宸殿，凡鎛钟十二。黄钟高二尺二寸半，於广一尺二寸，鼓六钚、四舞、六角，衡并旋虫共高八寸四分，隧径二寸二分，深一寸二釐，篆带每面纵者、横者四枚，景侠鼓乐舞每处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两栾间一尺四寸，容九斗九胜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吕以下十一钟，并与黄钟同制，而两栾间递减半分，至应钟容九斗三胜五合，而其重加至应钟重一百四十八斤，并中新制本律。特磬十二，黄钟、大吕股长二尺，博一尺，鼓三，又博六寸九分，寸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长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弦三尺三寸七分半，其声各中本律。黄钟厚二寸一分，大吕以下递加其厚，至应钟厚三寸五分。诏以其图送中书。议者以为：『《周礼》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钚间以其一为之厚。则是大钟宜厚，小钟宜薄。今大钟重一百六斤，小钟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则小钟厚，非也。又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叁分其股，博去其一，以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今磬无博厚，无长短，亦非也。』
钟磬非是，盖与范镇所上书略同，本志误载为二年十二月事，今从《实录》。按：李兑明年五月奏，称议者以钟磬之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复诏近侍详定。而《实录》阙之，乃今附此。
五年四月甲午，命参知政事刘沆、梁适监议大乐。乙未，详定大乐所言：『知制诰王洙奏：黄钟为宫，最尊者，但声有尊卑尔，不必在其形体也。言钟、磬依律数为大小之制者，经典无正文，惟郑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设之法。孔颖达作疏，因而述之。据历代史籍，亦无钟、磬依数大小之说。其康成、颖达等即非身曾制作乐器，至如言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据此黄钟为律。臣曾依此法造黄钟、特磬者，止得林钟律声。若随律长短为钟、磬大小之制，则黄钟长二尺二寸半，减至应钟，则形制大小，比黄钟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无射、应钟为宫，即黄钟、大吕反为商声，宫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强之象。今参酌其鎛钟、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数算定长短、大小、容受数，仍以皇祐中黍尺为法，铸大吕、应钟，钟、磬各一，即见形制、声韵所归。』奏可。
五月戊午，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诏详定大乐，比臣至局，钟、磬已成。窃缘律有长短，磬有小大。黄钟九寸最长，其气阳，其象土。其正声为宫，为诸律之首。盖君德之象不可并也。今十二钟、磬一以黄钟为率，与古为异。臣尝询阮逸、胡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则声不能谐。故臣窃有疑，请下详定大乐所，更稽古义参定之。』辛丑，知谏院李兑言：『曩日紫宸殿阅太常新乐，议者以钟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复诏近侍详定。窃闻崇文院聚议，而王拱辰欲更前史文义，王洙不从，语言往复，殆至喧哗。夫乐之道广大微妙，非知音入神，岂可轻议?西汉去圣尚近，有制氏世典大乐，但能记其铿锵，而不能言其义。盖况今又千余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难乎?且阮逸罪废之人。安能通明述作之事?务为异说，欲规恩赏。朝廷制乐数年，当国用匮乏之时，烦费甚广。器既成矣，又欲改为。虽命两府大臣监议，然未能裁定其当。请以新成钟、磬与祖宗旧乐参校其声，但取谐和近雅者合用之。洙既与瑗、逸更造钟、磬，而无形制、容受之别。』又数劝上用新乐于南郊，而议者多以为非，后亦不复用。
九月乙酉，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谏官、省府推判官观新乐。先是，钟、磬之音未合古法，诏中书门下集两制及太常礼官与知钟律者考定其当。议者各安所习，久而不决，乃命诸家各作钟律以献，亲临视之。然古黄钟为万事根本，故尺量权衡皆起于黄钟。至隋用累黍为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陈，得古乐，遂用之。唐兴，因其声以制乐，其器无法而其声犹不失于古。五代之乱，大乐沦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声与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声高，特减一律。至是又减半。然太常乐比唐声犹高五律，比今燕乐高三律。上虽勤劳制作，未能得其当者，有司失之于以尺生律也。
自『先是，钟、磬之音』至『尺生律也』并范镇所论，本志削去，今姑存之。然镇所论，亦略见于四年六月所上书矣。当考。
史官蒲宗孟、李清臣曰：『世谓太常为雅乐，而未尝施于燕享。岂以正声为不美听哉?夫乐者，乐也，其道虽微妙难知，至于奏之，而使人悦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后能也。尝窃观于太常，其乐悬、钟磬、埙篪、搏拊之器，与夫舞缀、羽籥、干戚之制，盖皆仿诸古矣。逮振作之，则听者不知为乐，而观者厌焉。岂所谓古乐，其声真若此哉?孔子恶郑，恐其乱雅。乱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乐犹古乐。」然今太常独与教坊乐音殊绝，何哉?昔日李照、胡瑗、阮逸改铸钟、磬，处士徐复笑之曰：「圣人寓器以声，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无成。蜀人房庶亦深订其非是，因著书论古乐与今乐本末不远，其大略以谓：「上古世质，器与声朴，后世稍变焉。金石，钟磬也，后世易之为方响；丝竹，琴箫也，后世变之为筝、笛；匏，笙也，攒之以斗；埙，土也，变而为瓯；革，麻料也，击而为鼓；木，祝敔也，贯之为板。此八音者，于世甚便，而不达者指庙乐鎛钟、鎛磬为宫，轩为正声[10]，而概谓胡部[11]、卤部为淫声。殊不知大辂起于推轮，龙艘生于落叶，其变则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后世易之以杯盂；古者簟席以为安，后世更之为榻按。虽使圣人复生，不能舍柸盂、榻按，而复俎豆、簟席之质也。然则八音之器，岂异于此哉?孔子曰「放郑声，郑声淫」者，岂以其器不古若哉?亦疾其声之变耳。试使知乐者由今之器寄古之声，去其惉懑靡曼而归之中和雅正，则感人心，导和气，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则世所谓雅乐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岂尽为淫声哉?数子纷纷，改制钟律而复古。庶之论指意独如此，故缀其语存之，以俟知音者焉。』庚寅，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胡瑗为大理寺丞。后勒停人阮逸为户部员外郎，内侍押班、右骐骥使、英州团练使邓保信为荣州防御使，入内供奉官贾宣为内殿承制，并以制钟律成，特迁之。
嘉祐元年八月。初，李照斥王朴乐音高，乃作新乐。下其声太常，歌工病其太浊，歌不成声，私赂铸工，使减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协。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编钟皆侧垂，照及胡瑗皆非之。及照将铸钟，给铜于铸?务，得古编钟一。工不敢毁，乃藏于太常。钟不知何代所作，其铭云：「粤朕皇祖，实铸和钟。粤斯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叩其声，与朴钟夷则清声合，而其形侧垂。瑗后改铸，正其钮使下垂，叩之，弁郁而不扬。其铸钟又长角而震掉，声不和。著作佐郎刘羲叟谓人曰：『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上将有眩惑之疾。』已而果然。于是范镇言：『臣复见国家自废祖宗旧乐用新乐以来，及今四五年，日食星变、冬雷秋雹、大雨不时、寒暑不节，不和之气，莫甚此者。使乐无感动则已，乐而有所感动，则众异之至，未必不由此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风，宫架辄坏。元日大朝会，乐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竟以为陛下不应变祖宗积乐而轻用新乐也，不然，何以方作乐之时而陛下疾作?此天特警陛下之深也。自初议乐时，臣屡论新乐非是，其间书一通最为详悉，今再具进呈，乞下执政大臣参详。臣书如有可采，伏乞且用祖宗旧乐，以俟异时别加制作。』丁丑，诏太常恭谢用旧乐。
校勘记
[1]丙辰朔 原本无『朔』字，据《长编》卷一一六补。
[2]乐音 原本作『音乐』，据《长编》卷一一六乙正。
[3]丙寅 原本作『丙戌』，据《长编》卷一一六改。
[4]甲辰 原本作『甲午』，据《长编》卷一一七改。
[5]并施 原本『并』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一七补。
[6]二月 原本作『正月』，据《长编》卷一一八改。
[7]应诏书者 原本『诏』字为墨丁，《长编》卷一一八作『应书者』，句不通。兹据文意补。
[8]十釐 原本作『十犛』，据《长编》卷一一九改。
[9]酬验 原本『酬』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一九补。
[10]轩为正声 原本脱『为』字，据《长编》卷一七五补。
[11]胡部 原本『胡』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七五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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