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英宗于仁宗为侄，宣仁后于光献为甥，自幼同养禁中。温成张妃有宠，英宗还本宫，宣仁还本宅。温成薨而竟无子。一日，帝谓光献曰：“吾夫妇老无子，旧养十三（英宗行第）、滔滔（宣仁小字），各已长立。朕为十三、后为滔滔主婚，使相娶嫁。”时宫中谓天子取妇，皇后嫁女云。盖仁宗、光献以英宗为子，圣意素定矣。此殆天命，非人力也。至召英宗为皇子，入谢，帝与后适御后苑迎曙（曙，英宗讳）。亭，帝谓后曰：“岂偶然哉！”嘉八年三月晦日，帝起居尚安，夜一更，遽索药，且召后。后至，帝指心，不能言。宣医投药，已无及矣。帝崩，左右欲开宫门召两府，后曰：“此际宫门不可开，但以密敕召两府，令黎明入。”又三更令进粥，四更再召医入，使人守之。翌日，两府入，后哭告以上崩，令召皇子嗣位。英宗初不敢当，两府共抱之，解其发，被以黄衣。命翰林学士王圭草诏，圭惧甚，笔不能下。丞相魏公韩琦从容曰大行皇帝在位几年，圭乃能草诏。英宗即位数日，有疾，执政大臣请光献后垂帘，权同听政。后辞退，久之，乃从。则光献立子之功，其可掩哉？故神宗深感之，所以事光献之礼甚至。迨光献之崩，神宗哀毁，不能视朝，其所制挽章，至今读之令人流涕也。韩魏公薨，其子孙仿郭汾阳，著《家传》十卷，具载魏公功业，至英宗即位之初，乃云光献信谗，屡有不平之语。魏公以危言感动曰：“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稳。”又言：太后曾问汉昌邑王事如何。又云：太后言：“昨夕梦甚异，见这孩儿却在庆宁宫（谓英宗复在旧邸）。”魏公曰：“却在庆宁宫，乃是圣躬复旧之兆，此是好梦。”又言：英宗不豫，魏公奏曰：“大王长立，且与照管（谓神宗）。”后怒曰：“尚欲旧窠中求兔耶？”又言：太后对大臣泣诉英宗语曰：“富弼意主太后。”又云：“太后欲御前殿，魏公论奏云云，乃止。又云：台谏有章，乞早还政，太后泣曰：“若放下，更岂见眼道耶！”如此等事尚多，皆诞妄不恭，非所宜言。韩氏子孙，贩卖松梗，张大勋业，以希进用，不知陷其父祖于不义也。王岩叟者，父子为魏公之客，亦著《魏公遗事）一编，其记魏公言行甚详；至论光献权同听政事，亦为期诞。谓太后还政之后，魏公劝英宗加仪卫，帝曰：“相公休奖纵母后。”又谓魏公对太后曰：“自家无子，不得不认。”察其意，以谓英宗非魏公不得立；既立，非魏公不得安也。英宗受仁宗天下，贵为天子，思所以报光献之德者，何以为称反惜仪卫末礼，有“无奖纵母后”之语？于英宗孝德，不无累乎！恭惟太皇太后，天下之母也，以其无子而令认。业为臣子者，悖慢至此，不几于跋扈者乎！前代奸人自称定策国老，以天子为门生，皆由此。以魏公之贤，使死者有知，其敢当也？故神宗尝曰：“如此恐非韩琦之意。”伯温尝论英宗之立，首建议者，范蜀公也；继之者，司马温公也；顺成仁宗、光献意者，韩魏公也。富公《辞户部尚书章》、吕诲中丞《魏公以下迁官疏》，乃天下之公言也，具书之，以俟史官采择。
英宗即位之初，感疾不能视朝，大臣请光献太后垂帘权同听政，后辞之不获，乃从。英宗才康复，后已下手书复辟。魏公奏：台谏有章疏，请太后早还政。后闻之遽起。魏公急令仪鸾司撤帘，后犹未转御屏，尚见其衣也。时富韩公为枢密相，怪魏公不关报撤帘事，有“韩魏公欲致弼于族灭之地”之语。欧阳公为参政，首议追尊濮安懿王，富公曰：“欧阳公读书知礼法，所以为此举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韩公耳。”富公因辞执政例迁官，疏言甚危，三日不报，见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陛下未报皇太后大功，先录臣之小劳，非仁宗之意也。方仁宗之世，宗属与陛下亲相等者尚多，必以陛下为子者，以陛下孝德彰闻也。今皇太后谓臣与胡宿、吴奎等曰：‘无夫妇人无所告诉。’其言至不忍闻，臣实痛之。岂仁宗之所望于陛下者哉！”以笏指御床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富公求去益坚，遂出判河阳，自此与魏公、欧阳公绝。后富公致政居洛，每岁生日，魏公不论远近，必遣使致书币甚恭，富公但答以老病，无书。魏公之礼终不替，至薨乃已。岂魏公有愧于富公者乎？然天下两贤之。魏公、欧阳公之薨也，富公皆有祭吊。《国史》著富公以不预策立英宗，与魏公不合，至此祭吊不通，非也。
本朝自祖宗以俭德垂世，故艺祖之训曰：“尝思在甲马营时可也。”其所用帏帘，有青布缘者。仁宗生长太平，尤节俭。京城南愍贤寺，温成张妃坟院也。寺中有温成宫中故物：素朱漆床，黄绢缘席，黄隔织褥。帝御飞白书温成影帐牌，才二尺许，朱漆金字而已。以温成宠冠六宫，服用止此，故帝寝疾，大臣入问，见所御皆黄绸。呜呼，恭俭之德不在此乎！英宗内无嫔御。王广渊以濮邸旧僚进待制，贫不能办仪物，韩魏公为言，帝曰：“无名以赐，不可。”后数日，有旨令广渊书《无逸篇》于御屏，赐白金百两。呜呼，吾本朝祖宗以节俭为家法如此。光献太皇太后，元丰四年春感疾，以文字一函封甚密，付神宗曰：“俟吾死开之，唯不可因此罪人。”帝泣受。后疾愈，帝复纳此函。后曰：“姑收之。”是年七月，后上仙。帝开函，皆仁宗欲立英宗为皇嗣时，臣僚异议之书也。神宗执书恸哭，以太皇太后遗训，不敢追咎其人。故帝宫中服三年之丧，尽礼尽孝者，知慈德之不可报也。
伯温侍长老言曰：“本朝唯真宗咸平、景德间为盛，时北虏通和，兵革不用，家给人足。以洛中言之，民以车载酒食声乐，游于通衢，谓之棚车鼓笛。仁宗天圣、明道初尚如此，至宝元、康定间，元昊叛，西方用兵，天下稍多事，无复有此风矣。元昊既称臣，帝绝口不言兵。庆历以后，天下虽复太平，终不若天圣、明道之前也。”呜呼，仁宗之兵，应兵也，不得已而用之，事平不用，此所以为仁欤！
神宗开颖邸，英宗命韩魏公择宫僚，用王陶、韩维、陈荐、孙固、孙思恭、邵亢，皆名儒厚德之士。王陶、韩维，进止有法。神宗内朝，拜稍急，维曰：“维下拜，王当效之。”诸公一日侍神宗坐，近侍以弓样靴进。维曰：“王安用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毁去。其翊赞之功如此，故颖邸宾僚号天下选云。神宗初即位，中丞王陶言，宰相韩魏公不押常朝班为跋扈。帝遣近侍以章疏示魏公，公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门至则可缚臣以去矣。”帝为之动，出王陶知陈州。
神宗即位，锐意求治。初用吕溱为翰林学士，为开封府。溱死，又用滕甫为翰林学士，为御史中丞。甫性疏，上时遣小黄门持短札御封问事，甫夸示于人。或有见御札中误用字者，乃反谤甫以为扬上之短，上怒，疏斥之，以为逆人李逢亲党，不复用。时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丧，英宗屡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时，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虽高科有文学，本远人，未为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交韩、吕二家兄弟。韩、吕，朝廷之世臣也，天下之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韩氏兄弟绛字子华，与安石同年高科；维字持国，学术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荐入馆。吕氏公著字晦叔，最贤，亦与安石为同年进士。子华、持国、晦叔争扬于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结一时名德之士如司马君实辈，皆相善。先是治平间，神宗为颖王，持国翊善，每讲论经义，神宗称善。持国曰：“非某之说，某之友王安石之说。”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神宗既退司马温公，一时正人皆引去，独用王荆公，尽变更祖宗法度，用兵言利，天下始纷然矣。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至太皇太后宫，时宗祀前数日，太皇太后曰：“天气晴和，行礼日亦如此，大庆也。”帝曰：“然。”太皇太后曰：“吾昔闻民间疾苦，必以告仁宗，常因赦行之，今亦当尔。”帝曰：“今无它事。”太皇太后曰：“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宜因赦罢之。”帝不怿，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不若暂出之于外，岁余复召用可也。”帝曰：“群臣中惟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发怒，曰：“是我败坏天下耶？汝自为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乐而罢。温公尝私记富韩公之语如此，而世无知者。崇宁中，蔡京等修哲宗史，为《王安石传》，至以王安石为圣人，然亦书慈圣光献后、宣仁圣烈后因间见上，流涕为言安石变乱天下，已而安石罢相。岂安石之罪虽其党竟不能文耶？抑天欲彰吾本朝母后之贤，自不得而删也？帝退安石，十年不用。元丰末，帝属疾，念可以托圣子者，独曰：“将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傅。”王安石不预也。呜呼，圣矣哉！神宗元丰四年，召北京留守文潞公陪祀南郊。会更官制，自司徒侍中拜太尉，罢侍中，为开府仪同三司、判河南府，陛辞。先是，故参知政事王尧臣之子同老以至和中潞公与刘沆、富韩公、王参政尧臣，共乞立英宗为皇嗣，章草进呈，明其父功。帝留之禁中，面问潞公。公对与同老合，乃加潞公两镇节度使，官其子宗道为承事郎。潞公力辞两镇，止受食邑。刘沆赠太师、中书令、兖国公；子仅自祠部员外郎为天章阁待制。王尧臣赠太师、中书令，谥文忠；子同老自水部员外郎充秘阁校理。富公进司徒，子绍京除阁门祗候。富公之客李亻思问公曰：“公治平初进户部尚书，屡辞，今进司徒，一辞而拜，何也？”公曰：“治平初乃某自辞官，今日潞公以下皆迁，某岂敢坚辞，妨他人也？”盖潞公与荆公论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帝眷礼复厚矣。
神宗初，欲破夏国，遂亲征大辽，御营兵甲、器械、旗帜皆备，分河北诸路兵，遂将置保甲民兵，诸路骚动。一日，帝衣黄金甲以见光献太后，后曰：“官家着此，天下人如何？脱去，不祥。”又欲京城安楼橹，后亦不许，但以库贮于诸门。
神宗友爱，二弟不听，出于外，至元初，宣仁太后始命筑宅于天波门外，既就馆，哲宗奉宣仁后临幸。有旨：二王诸子各进官一等。舍人苏轼行制辞曰：“先皇帝笃兄弟之好，以恩胜义，不许二叔出居于外，盖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严朝廷之礼，以义制恩，始从其请，出就外宅，得孔子远其子之义。二圣不同，同归于道，可以为万世法。朕奉侍两宫，按行新第，顾瞻怀思，潸然出涕。昔汉明帝问东平王，在家何等为乐？王言‘为善最乐’。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诸子年十五以上悉带之，著之简册，天下不以为私。今王诸子，性于忠爱，渐于礼义，自胜衣以上，颀然皆有成人之风，朕甚嘉之。其各进一官，以助其为善之乐，尚勉之哉，毋忝父祖，以为邦家之光”。次日，丞相吕大防、范纯仁二夫人入见，宣仁后曰：“昨同皇帝幸二王府，二王侍立，尚食甚恭。皇帝待之亦尽礼。吾老矣，深以此为喜。”又曰：“仁宗事燕王，尽子侄之礼。王颇自重，但以行第呼仁宗，虽禁中服用，王辄取之，仁宗不敢吝。吾二儿岂敢如此？”呜呼，后之言，其旨深矣！不幸后上仙，小人谤毁靡所不至，天下冤之，其详伯温著之《辨诬》云。
英宗即位之初，感疾不能视朝，大臣请光献太后垂帘权同听政，后辞之不获，乃从。英宗才康复，后已下手书复辟。魏公奏：台谏有章疏，请太后早还政。后闻之遽起。魏公急令仪鸾司撤帘，后犹未转御屏，尚见其衣也。时富韩公为枢密相，怪魏公不关报撤帘事，有“韩魏公欲致弼于族灭之地”之语。欧阳公为参政，首议追尊濮安懿王，富公曰：“欧阳公读书知礼法，所以为此举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韩公耳。”富公因辞执政例迁官，疏言甚危，三日不报，见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陛下未报皇太后大功，先录臣之小劳，非仁宗之意也。方仁宗之世，宗属与陛下亲相等者尚多，必以陛下为子者，以陛下孝德彰闻也。今皇太后谓臣与胡宿、吴奎等曰：‘无夫妇人无所告诉。’其言至不忍闻，臣实痛之。岂仁宗之所望于陛下者哉！”以笏指御床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富公求去益坚，遂出判河阳，自此与魏公、欧阳公绝。后富公致政居洛，每岁生日，魏公不论远近，必遣使致书币甚恭，富公但答以老病，无书。魏公之礼终不替，至薨乃已。岂魏公有愧于富公者乎？然天下两贤之。魏公、欧阳公之薨也，富公皆有祭吊。《国史》著富公以不预策立英宗，与魏公不合，至此祭吊不通，非也。
本朝自祖宗以俭德垂世，故艺祖之训曰：“尝思在甲马营时可也。”其所用帏帘，有青布缘者。仁宗生长太平，尤节俭。京城南愍贤寺，温成张妃坟院也。寺中有温成宫中故物：素朱漆床，黄绢缘席，黄隔织褥。帝御飞白书温成影帐牌，才二尺许，朱漆金字而已。以温成宠冠六宫，服用止此，故帝寝疾，大臣入问，见所御皆黄绸。呜呼，恭俭之德不在此乎！英宗内无嫔御。王广渊以濮邸旧僚进待制，贫不能办仪物，韩魏公为言，帝曰：“无名以赐，不可。”后数日，有旨令广渊书《无逸篇》于御屏，赐白金百两。呜呼，吾本朝祖宗以节俭为家法如此。光献太皇太后，元丰四年春感疾，以文字一函封甚密，付神宗曰：“俟吾死开之，唯不可因此罪人。”帝泣受。后疾愈，帝复纳此函。后曰：“姑收之。”是年七月，后上仙。帝开函，皆仁宗欲立英宗为皇嗣时，臣僚异议之书也。神宗执书恸哭，以太皇太后遗训，不敢追咎其人。故帝宫中服三年之丧，尽礼尽孝者，知慈德之不可报也。
伯温侍长老言曰：“本朝唯真宗咸平、景德间为盛，时北虏通和，兵革不用，家给人足。以洛中言之，民以车载酒食声乐，游于通衢，谓之棚车鼓笛。仁宗天圣、明道初尚如此，至宝元、康定间，元昊叛，西方用兵，天下稍多事，无复有此风矣。元昊既称臣，帝绝口不言兵。庆历以后，天下虽复太平，终不若天圣、明道之前也。”呜呼，仁宗之兵，应兵也，不得已而用之，事平不用，此所以为仁欤！
神宗开颖邸，英宗命韩魏公择宫僚，用王陶、韩维、陈荐、孙固、孙思恭、邵亢，皆名儒厚德之士。王陶、韩维，进止有法。神宗内朝，拜稍急，维曰：“维下拜，王当效之。”诸公一日侍神宗坐，近侍以弓样靴进。维曰：“王安用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毁去。其翊赞之功如此，故颖邸宾僚号天下选云。神宗初即位，中丞王陶言，宰相韩魏公不押常朝班为跋扈。帝遣近侍以章疏示魏公，公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门至则可缚臣以去矣。”帝为之动，出王陶知陈州。
神宗即位，锐意求治。初用吕溱为翰林学士，为开封府。溱死，又用滕甫为翰林学士，为御史中丞。甫性疏，上时遣小黄门持短札御封问事，甫夸示于人。或有见御札中误用字者，乃反谤甫以为扬上之短，上怒，疏斥之，以为逆人李逢亲党，不复用。时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丧，英宗屡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时，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虽高科有文学，本远人，未为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交韩、吕二家兄弟。韩、吕，朝廷之世臣也，天下之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韩氏兄弟绛字子华，与安石同年高科；维字持国，学术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荐入馆。吕氏公著字晦叔，最贤，亦与安石为同年进士。子华、持国、晦叔争扬于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结一时名德之士如司马君实辈，皆相善。先是治平间，神宗为颖王，持国翊善，每讲论经义，神宗称善。持国曰：“非某之说，某之友王安石之说。”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神宗既退司马温公，一时正人皆引去，独用王荆公，尽变更祖宗法度，用兵言利，天下始纷然矣。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至太皇太后宫，时宗祀前数日，太皇太后曰：“天气晴和，行礼日亦如此，大庆也。”帝曰：“然。”太皇太后曰：“吾昔闻民间疾苦，必以告仁宗，常因赦行之，今亦当尔。”帝曰：“今无它事。”太皇太后曰：“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宜因赦罢之。”帝不怿，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不若暂出之于外，岁余复召用可也。”帝曰：“群臣中惟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发怒，曰：“是我败坏天下耶？汝自为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乐而罢。温公尝私记富韩公之语如此，而世无知者。崇宁中，蔡京等修哲宗史，为《王安石传》，至以王安石为圣人，然亦书慈圣光献后、宣仁圣烈后因间见上，流涕为言安石变乱天下，已而安石罢相。岂安石之罪虽其党竟不能文耶？抑天欲彰吾本朝母后之贤，自不得而删也？帝退安石，十年不用。元丰末，帝属疾，念可以托圣子者，独曰：“将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傅。”王安石不预也。呜呼，圣矣哉！神宗元丰四年，召北京留守文潞公陪祀南郊。会更官制，自司徒侍中拜太尉，罢侍中，为开府仪同三司、判河南府，陛辞。先是，故参知政事王尧臣之子同老以至和中潞公与刘沆、富韩公、王参政尧臣，共乞立英宗为皇嗣，章草进呈，明其父功。帝留之禁中，面问潞公。公对与同老合，乃加潞公两镇节度使，官其子宗道为承事郎。潞公力辞两镇，止受食邑。刘沆赠太师、中书令、兖国公；子仅自祠部员外郎为天章阁待制。王尧臣赠太师、中书令，谥文忠；子同老自水部员外郎充秘阁校理。富公进司徒，子绍京除阁门祗候。富公之客李亻思问公曰：“公治平初进户部尚书，屡辞，今进司徒，一辞而拜，何也？”公曰：“治平初乃某自辞官，今日潞公以下皆迁，某岂敢坚辞，妨他人也？”盖潞公与荆公论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帝眷礼复厚矣。
神宗初，欲破夏国，遂亲征大辽，御营兵甲、器械、旗帜皆备，分河北诸路兵，遂将置保甲民兵，诸路骚动。一日，帝衣黄金甲以见光献太后，后曰：“官家着此，天下人如何？脱去，不祥。”又欲京城安楼橹，后亦不许，但以库贮于诸门。
神宗友爱，二弟不听，出于外，至元初，宣仁太后始命筑宅于天波门外，既就馆，哲宗奉宣仁后临幸。有旨：二王诸子各进官一等。舍人苏轼行制辞曰：“先皇帝笃兄弟之好，以恩胜义，不许二叔出居于外，盖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严朝廷之礼，以义制恩，始从其请，出就外宅，得孔子远其子之义。二圣不同，同归于道，可以为万世法。朕奉侍两宫，按行新第，顾瞻怀思，潸然出涕。昔汉明帝问东平王，在家何等为乐？王言‘为善最乐’。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诸子年十五以上悉带之，著之简册，天下不以为私。今王诸子，性于忠爱，渐于礼义，自胜衣以上，颀然皆有成人之风，朕甚嘉之。其各进一官，以助其为善之乐，尚勉之哉，毋忝父祖，以为邦家之光”。次日，丞相吕大防、范纯仁二夫人入见，宣仁后曰：“昨同皇帝幸二王府，二王侍立，尚食甚恭。皇帝待之亦尽礼。吾老矣，深以此为喜。”又曰：“仁宗事燕王，尽子侄之礼。王颇自重，但以行第呼仁宗，虽禁中服用，王辄取之，仁宗不敢吝。吾二儿岂敢如此？”呜呼，后之言，其旨深矣！不幸后上仙，小人谤毁靡所不至，天下冤之，其详伯温著之《辨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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