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三
予旧从司马氏得文正公熙宁年辞枢筅出帅长安日手稿密疏，公寻自免，绝口不复言天下事矣。其疏不见于传家集。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诲于安石始参政事之时，即指安石为奸邪，谓其必败乱天下；臣以为安石止于不晓事与很愎尔，不至如诲所言。今观安石援引亲党，磬据要津，“挤排异己，以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诲远矣。纯仁与颢皆与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议，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取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屡常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显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臣不如纯仁与颢远矣。臣承乏两制，逮事三朝，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骨肉，睹安石专政，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爱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狼虎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镇睹安石营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懑，抗章极言，因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不如镇远矣。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为盗窃，臣虽无似，尝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为盗窃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取进止。”
司马文正公曰：“吕献可之先见，吾不及也。”予虑后世得其言不得其事，惑也。有公门下士谏大夫刘安世器之《书范景仁传后》，语可信，故书于下方：“熙宁中，王介甫初参大政，神考方厉精图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毕，日刻既晏，例隔言事官于中庑，须上入更衣复出，以次赞引。时吕献可为御史中丞，司马文正公为翰林学士，侍读迩英阁，将趋经筵，相遇于庭中。文正公密问曰：“今日请见言何事邪？”献可举手曰：“袖中弹文，乃新参政。”文正公愕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学行艺，命下之日，众皆喜于得人，奈何遽言之。”献可正色曰：“安石虽有时名，上意所向，然好执邪见，不通物情，轻信难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文正公曰：“与公素为心交，苟有所怀，不敢不尽。今日之论，未见有不善之迹，似伤匆遽，或别有章疏，愿先进呈，姑留是事，更加筹虑可乎？’献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与谋议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顾可缓邪？’语未竟，阁门吏抗声追班，遂趋而出。文正公退自讲筵，默坐玉堂，终日思之，不得其说。既而缙绅间浸有传其章疏者，往往偶语窃议，讥其太过。未几，闻中书置三司条例司，平日介甫之门，谄谀躁进之士悉辟召为属吏，朝夕相与谋议，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务变更祖宗法，敛民财以足国用，妄引用古书，蔽其诛剥之实；辅弼大臣异议不可回，台谏从官力争不能夺，郡县监司奉行微忤其意，则谴诎随之，于是百姓骚然矣。然后前日之议者始愧仰叹服，以为不可及，而献可终缘兹事，出知邓州。呜呼！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唯孔子乃能识之，虽子贡之智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从，其学行名声暴著于天下，士大夫识与不识，皆谓介甫不用则已，用之则必能兴起太平。献可独不以为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出于世俗之表，何以臻此？《易》曰：‘知几其神矣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献可有焉。文正公退居洛阳，每论当世人物，必曰：‘吕献可之先见，范景仁之勇决，皆予所不及也。予心诚服之。’故作《景仁传》。盖景仁之勇决，得文正之传而后明。献可埋文，虽亦成于公手，然止载其平生大节，而自相论难之语不欲详著，献可先见，世莫有知者。予尝从学于文正公，亲闻其说，惧贤者正论远识，遂将沦没而无传，故书蜀公之传，以贻乐善之君子云。”
绍圣以来，权臣挟继述神宗为变者，必先挟王荆公。蔡氏至以荆公为圣人。天下正论一贬荆公，则曰：“非贬荆公也，诋神宗也，不忠于继述也。”正论尽废，钩党牢不可解，仁人君子知必为异日之祸，其烈不可向，无计策以救。陈莹中流涕以问谏大夫刘安世器之曰：“叵奈何？”器之亲受司马文正公之学，胆智绝人，曰：“不自神宗，不自荆公不可救。”故莹中反疏蔡氏所出荆公《日录》语中诋神宗事，曰《尊尧集》云。意上心不平于荆公，则蔡氏可伐，正论可出，钩党可解，异日之祸可救也，莹中坐以流窜抵死。正论卒不出，钩党卒不解，异日之祸卒不可救者，天也。予读其书而悲之，尚虑后世或不达莹中本趣，但以为辟荆公之诋神宗者，故具言之。《尊尧集》文繁不著，著其序曰：“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义也。有《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邓洵武等用心纯一，主行其教，所谓大有为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继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谓同风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习性命之理谓之流俗，黜流俗则窜其人，怒曲学则火其书，故自卞等用事以来，其所谓国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动摇也。臣昨在谏省所上章疏，尝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圣人也，而臣乃以安石比之者，臣于此时犹蔽于国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谓安石为神考之师也；神考，尧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任后弃，何尝终以安石为是乎？而臣乃以安石为神考之师者，臣于此进犹蔽于国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祸，几至诛殛，赖陛下委曲保全，赐臣余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过之义焉。盖臣之所当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性命之理，其有易此乎？臣伏见治平年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自安石唱此说以来，几五十年矣，国是渊源，盖兆于此。臣闻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则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乃有北面之礼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则人臣南面以当其礼，臣于性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传曰，君之所以不臣者二：当其为祭主则弗臣，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师无北面，则是弗臣之礼也，岂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汉显宗之于桓荣，所以事之者，可谓至矣，而所施之礼不过坐东向而已。乃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则是齐东野人之语，庞勋无父之礼，以此为教，岂不乱名分乎？乱名分之教，岂可学乎？臣既误学乎教，岂可以不悔乎？《易》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臣于既往之误，岂敢祗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为神考之师，是臣重安石而轻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圣，是臣戴安石而诳陛下也。臣为陛下耳目之官，而妄进轻许之言，臣之罪恶如丘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绝王氏，则何以明改过之心乎？臣所著《尊尧集》者，为欲明改过之心而已矣。庄周曰：‘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庄周之道虚诞无实，不可以治天下，然于名分之际，不敢不严也。飞蜂走蚁，犹识上下，岂可以人臣自圣，而至于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谓之顺乎？崇此不顺之教，则所述熙丰之事，何日而成乎？废大法而立私门，启攘夺而生后患，可为寒心，孰大于此，臣请序而言之。昔绍圣史官蔡卞专用王安石《日录》，以修神考《实录》，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压宗庙。臣居谏省，请改裕陵《实录》，及在都司，进《日录辨》，当是之时，臣于《日录》，未见全帙，知其为私史而已，未知其为增史也。自去阙以来，寻访此书，偶得全编，遂复周览，窜身虽远，不废讨论。路过长沙，曾留转藏之语；待尽合浦，又著垂绝之文。考诋诬讥玩之词，见蔡卞增伪之意，尚谓安石趣录，皆可凭据，卞之所增，乃是诬伪，当是之时，臣于《日录》考之未熟，知其为增史而已，未知其为悖史也。盖由臣智识昏钝，觉悟不早，追思谏省奏章，乃至合浦旧述，语乖正理，随俗妄谈，既轻神考，又诳陛下，若它时后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将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录》云‘卿，朕师臣也’，乃安石矫造之言。又云‘督责朕有为’，岂神考亲发之训。既托训以自誉，又托训以轻君。轻君则讪侮讥薄，欲弃名分；自誉则骄蹇陵犯，前无祖宗。其语实繁，聊举一二。《日录》云：‘朕自觉材极凡庸，恐不足与有为，恐古之贤君皆须天资英迈。’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卿初任讲筵，劝朕以讲学为先，朕意未知以此为急。’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卿莫只是为在位久，度朕终不足与有为，故欲去。’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托训以轻君乎？讪侮讥薄，欲弃名分，可以略见于此矣。《日录》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见得众人所不能见。’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如王安石不是智识高远精密，不易抵当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卿无利欲，无适莫，非独朕知卿，人亦尽知，若余人安可保？’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卿才德过于人望，朕知卿了得事有余。’此托训以自誉也。骄蹇陵犯，前无祖宗，可以略见于此矣。圣主以奉先为孝，群臣以承上为忠，明知其诬，谁敢核实，则可以抵塞众口，可以荧惑圣聪，诳胁之术，莫甚于此。始则留身乞批，以胁制于同列；终则著书矫训，以传述于后人。诬胁臣邻，何足缕道；上干君父，可不辨乎？自到阙以来，至为参政之始，不录经筵之款奏，但书七对之游辞。载神考降问之咨询，无一问仰及于三代。言神考但慕蜀魏，谓厥身不异皋伊。仍于供职之初辰，首论理财之不可，恐宣利而坏俗，陈孟子之耻言。凡它人极论之辞，掠为己说；彼所献管商之术，归过先猷。书神考之谦辞，则曰：‘以朕比文王，岂不为天下后世笑’！论太祖之征伐，则曰：‘江南李氏何尝理曲。’恣挥躁悖之笔，尽为烈考之词，矫训诬天，孰甚于此。祖宗之威灵如在，圣主之继述日新，若不辨托训之诬，何以解天下之怒！而况托训之外，肆诋尤多：神考小心慎微，彼则曰‘好察细务’；神考畏天省事，彼则曰‘畏慎过当’；神考欲除苛细之法，彼则曰‘元首丛脞’；神考欲宽疑似之狱，彼则曰‘陛下含糊’；神考礼貌勋贤，彼则曰‘含容奸慝’；神考嘉纳忠直，彼则曰‘不惩小人’。又谓‘奸罔之徒，陛下能诛杀否？’比忠良于元济，责神考为宪宗；谓不可以罢兵，当必胜而后已。神考守祖宗不杀之戒，以天地好生为心，厌弃其言，眷待浸薄，先逐邓绾，次出安石，至于熙宁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复见收矣。至于元丰之末，司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复见思矣。卞等不遵神考末命，但务图已之私；以继绍安石为心，以必行诛杀为事。请于哲宗，而哲宗不许；请于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归仁，天助有德，遂使奸谋内溃，逆党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复圣安石，悔从王氏，岂独臣哉？朝廷绅，协心享上；庠序义士，理所同然；科举艺能，孰肯遽陈其所蕴？有用之士，亦将先忍而后为。变王氏诬君之习，合《春秋》尊王之义。济济多士，何患无人！又况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于文字，后人安知其用心？著为此书，天使之也。且安石著书之意，岂是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无次序，自谓举无遗策，何乃急于流传，宣示远近，不太速乎？然则流传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谓之圣人，如视蚁垤以为泰山，如指蹄涔以为大海。易言无责，鬼得而诛，驷不可追，＜齿甚＞舌何补？圣人，人伦之至也，傲上乱伦，岂圣人乎？圣人，百世之师也，教人诬伪，岂圣人乎？孔子，集大成也，尚以不居为谦；光武，有天下者也，犹下禁言之诏。岂可身处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亻骄僭之名乎？｛万｝出《安石画像赞》曰：‘列圣垂教，参差不齐，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大书之，刊于石，与｛万｝所撰诸书经义并行于世。臣昔以答义应举，析字谈经，方务趣时，何敢立异？改过自新，请自今始。于是取安石《日录》编类得六十五段，厘为八门：一曰圣训，二曰论道，三曰献替，四曰理财，五曰边机，六曰论兵，七曰处己，八曰寓盲。事为之论，又于逐门总而说之，凡为论四十有九篇，合二门为一卷，并序共为五卷。臣以忧患之余，精力困耗，披文索义，十不得一；加以海隅衰陋，人无赐书，神考御集，无由恭阅；又《日录》与御批《日历》、《时政记》抵牾同异，无文可考，欲校不得，但专据私书，略分真伪，不能尽究底蕴，亦可以窥其大概矣。凡臣之所论，以绍述宗庙为本，以辩明圣训为先，盖所述在彼则宗庙不尊，诬语未判则真训不白，何以光扬神考有为之心，何以将顺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学古入官，身虽未试于朝廷，心亦不忘于献亩，戴天履地，宁忍同诬，日拙心劳，徒唱尔伪，犯古今之公议，极典籍之所非，阴奉寂言，显违格训。安石欲置四辅，神考以为不可，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为不可，然今则四辅成矣，都省毁矣，道路为之流涕，圣哲能不痛心！人皆独非于蔡京，安知谋发于蔡卞？至于宿卫之法，亦敢更张；变乱旧规，创立三卫。用私史包藏之计，据新经穿凿之文；以畏惮不改为非，以果断变易为是。按书定计，以使其兄当面赞成；退而窃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岂测其用心？事过而窥，纵迹方露；赍咨痛恨，虽悔何追？在私家可足备论，于国事岂宜如此？谓塘泺未必有补，可以决水为田；谓河北要省民徭，可以减州为县。至于言江南利害，则曰州县可析；论兵民将领，则曰奖拔豪杰。四海本是一家，何为分彼分此？大法无过宿卫，安得率尔动摇。弃旧图新，厥意何在？昔元更张之始，方安石身没之初；众皆独罪于惠卿，或以安石为朴野；优加赠典，欲镇浮薄；司马光简尺具存，吕惠卿责词犹在。深惩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时论之人，无一人指点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窥伺为心，包藏而待；润色诬史，增污忠贤。凡愠怼曾布之言，与怒詈惠卿之语，例皆刊削，意在牢笼。欲使共述私书，将欲济其大欲。布等在其术内，卞计无一不行。良由议赠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横流？司马光误国之罪，可胜言哉！臣闻熙宁之初，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隐者，吕诲一人而已；熙宁之末，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隐者，惠卿一人而已。吕诲之言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视朴野，中藏巧诈，骄蹇傲上，阴贼害物。’吕惠卿之言曰：‘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很，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恶，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闻望，一旦埽地，不知安石何苦而为此也。谋身如此，以之谋国，必无远图，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石之罪固未易言。’又曰：‘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曰：‘君臣防闲，岂可为安石而废哉！’又曰：‘臣之所论，皆中其肺肝之隐。’臣某窃谓：元臣僚，于吕诲之言则誉之太过，于惠卿之言则毁之太过。此二臣者趣向虽异，至于论安石之罪，献忠于神考，则其言一也。岂可专誉诲而毁惠卿乎？偏毁惠卿，此王氏之所以益炽也。元之偏，可不鉴哉！臣窃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则安，偏则危，臣之以言取祸，初缘此语。然臣自视此语，犹野人之视芹也，切于爱君，又欲以献。前日之欲杀臣者，必亦目矣。然臣之肝脑，本是报国之物。臣若爱吝此物，则陛下不得闻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闻安石之罪，则人之利害咸在矣。为我宋之臣岂得不思乎？乃者天子幸学，拜谒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跻此逆像，卞唱之也。辅臣纵逆而养交，礼官舞礼而行谄。僭自内始，达于四方，万国寒心，外夷非笑。冕夷俟，载籍所无，屦加于冠，何以示训？自有中国以来，五品不逊，未有此比。然则观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概，可以未读而知矣。蔡氏、邓氏、薛氏皆立安石之像，祠于家庙，朝拜安石而颂曰：‘圣矣，圣矣！’暮拜安石而颂曰：‘圣矣，圣矣！’国学，风化之首也，岂三家之家庙乎？故曰：废大法而立私门，启攘夺而生后患，可为寒心，莫大于此。尊君爱国之士，孰敢以此为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极天下之非，而可以谓之国是乎？呜呼，讲先王之道，而以弗百姓为先；论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为礼。弗民岁久，蠹国日深，僭语为胎，遂产逆像；以非为是，态度日移，废道任情，今甚于昔。昔者，初立国是，使行之；既窜逐，移是于布；布又窜逐，移是于京。三是皆发于卞谋，三臣同归乎误国。然则果国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为是，则操心颇僻，赋性奸回，如邓绾者，不当逐也；若以卞是为是，则以涂炭必败之语诋诬神考，如常立者，不当窜也。神考逐绾，可以见悔用安石之心；哲宗窜立，可以见斥绝安石之意。两朝威断，天下皆以为至明；陛下光扬，亦以去卞为急务。埽除旧秽，允协人心，布泽日新，上合天意。乐于将顺，绅所闻，梦阙驰诚，名限疏远。彼元、元符之籍，虽渐绝弛，而人尚未见用；应诏上书之罪，虽已释放，而士犹在沮辱。沮辱者不可复问，未用者当自退藏，其余虽在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务保身，纵有强聒之流，且无私史之隙。唯臣因论私史，祸隙至深，得存余命，全由独断。臣之所以报国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决知处世难久，与其赍志于没后，孰若取义于生前。义在杀身，志惟尊主，故臣所著《日录辩》，名之曰《四明尊尧集》云。”
司马文正公曰：“吕献可之先见，吾不及也。”予虑后世得其言不得其事，惑也。有公门下士谏大夫刘安世器之《书范景仁传后》，语可信，故书于下方：“熙宁中，王介甫初参大政，神考方厉精图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毕，日刻既晏，例隔言事官于中庑，须上入更衣复出，以次赞引。时吕献可为御史中丞，司马文正公为翰林学士，侍读迩英阁，将趋经筵，相遇于庭中。文正公密问曰：“今日请见言何事邪？”献可举手曰：“袖中弹文，乃新参政。”文正公愕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学行艺，命下之日，众皆喜于得人，奈何遽言之。”献可正色曰：“安石虽有时名，上意所向，然好执邪见，不通物情，轻信难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文正公曰：“与公素为心交，苟有所怀，不敢不尽。今日之论，未见有不善之迹，似伤匆遽，或别有章疏，愿先进呈，姑留是事，更加筹虑可乎？’献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与谋议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顾可缓邪？’语未竟，阁门吏抗声追班，遂趋而出。文正公退自讲筵，默坐玉堂，终日思之，不得其说。既而缙绅间浸有传其章疏者，往往偶语窃议，讥其太过。未几，闻中书置三司条例司，平日介甫之门，谄谀躁进之士悉辟召为属吏，朝夕相与谋议，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务变更祖宗法，敛民财以足国用，妄引用古书，蔽其诛剥之实；辅弼大臣异议不可回，台谏从官力争不能夺，郡县监司奉行微忤其意，则谴诎随之，于是百姓骚然矣。然后前日之议者始愧仰叹服，以为不可及，而献可终缘兹事，出知邓州。呜呼！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唯孔子乃能识之，虽子贡之智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从，其学行名声暴著于天下，士大夫识与不识，皆谓介甫不用则已，用之则必能兴起太平。献可独不以为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出于世俗之表，何以臻此？《易》曰：‘知几其神矣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献可有焉。文正公退居洛阳，每论当世人物，必曰：‘吕献可之先见，范景仁之勇决，皆予所不及也。予心诚服之。’故作《景仁传》。盖景仁之勇决，得文正之传而后明。献可埋文，虽亦成于公手，然止载其平生大节，而自相论难之语不欲详著，献可先见，世莫有知者。予尝从学于文正公，亲闻其说，惧贤者正论远识，遂将沦没而无传，故书蜀公之传，以贻乐善之君子云。”
绍圣以来，权臣挟继述神宗为变者，必先挟王荆公。蔡氏至以荆公为圣人。天下正论一贬荆公，则曰：“非贬荆公也，诋神宗也，不忠于继述也。”正论尽废，钩党牢不可解，仁人君子知必为异日之祸，其烈不可向，无计策以救。陈莹中流涕以问谏大夫刘安世器之曰：“叵奈何？”器之亲受司马文正公之学，胆智绝人，曰：“不自神宗，不自荆公不可救。”故莹中反疏蔡氏所出荆公《日录》语中诋神宗事，曰《尊尧集》云。意上心不平于荆公，则蔡氏可伐，正论可出，钩党可解，异日之祸可救也，莹中坐以流窜抵死。正论卒不出，钩党卒不解，异日之祸卒不可救者，天也。予读其书而悲之，尚虑后世或不达莹中本趣，但以为辟荆公之诋神宗者，故具言之。《尊尧集》文繁不著，著其序曰：“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义也。有《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邓洵武等用心纯一，主行其教，所谓大有为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继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谓同风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习性命之理谓之流俗，黜流俗则窜其人，怒曲学则火其书，故自卞等用事以来，其所谓国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动摇也。臣昨在谏省所上章疏，尝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圣人也，而臣乃以安石比之者，臣于此时犹蔽于国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谓安石为神考之师也；神考，尧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任后弃，何尝终以安石为是乎？而臣乃以安石为神考之师者，臣于此进犹蔽于国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祸，几至诛殛，赖陛下委曲保全，赐臣余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过之义焉。盖臣之所当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性命之理，其有易此乎？臣伏见治平年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自安石唱此说以来，几五十年矣，国是渊源，盖兆于此。臣闻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则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乃有北面之礼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则人臣南面以当其礼，臣于性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传曰，君之所以不臣者二：当其为祭主则弗臣，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师无北面，则是弗臣之礼也，岂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汉显宗之于桓荣，所以事之者，可谓至矣，而所施之礼不过坐东向而已。乃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则是齐东野人之语，庞勋无父之礼，以此为教，岂不乱名分乎？乱名分之教，岂可学乎？臣既误学乎教，岂可以不悔乎？《易》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臣于既往之误，岂敢祗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为神考之师，是臣重安石而轻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圣，是臣戴安石而诳陛下也。臣为陛下耳目之官，而妄进轻许之言，臣之罪恶如丘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绝王氏，则何以明改过之心乎？臣所著《尊尧集》者，为欲明改过之心而已矣。庄周曰：‘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庄周之道虚诞无实，不可以治天下，然于名分之际，不敢不严也。飞蜂走蚁，犹识上下，岂可以人臣自圣，而至于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谓之顺乎？崇此不顺之教，则所述熙丰之事，何日而成乎？废大法而立私门，启攘夺而生后患，可为寒心，孰大于此，臣请序而言之。昔绍圣史官蔡卞专用王安石《日录》，以修神考《实录》，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压宗庙。臣居谏省，请改裕陵《实录》，及在都司，进《日录辨》，当是之时，臣于《日录》，未见全帙，知其为私史而已，未知其为增史也。自去阙以来，寻访此书，偶得全编，遂复周览，窜身虽远，不废讨论。路过长沙，曾留转藏之语；待尽合浦，又著垂绝之文。考诋诬讥玩之词，见蔡卞增伪之意，尚谓安石趣录，皆可凭据，卞之所增，乃是诬伪，当是之时，臣于《日录》考之未熟，知其为增史而已，未知其为悖史也。盖由臣智识昏钝，觉悟不早，追思谏省奏章，乃至合浦旧述，语乖正理，随俗妄谈，既轻神考，又诳陛下，若它时后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将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录》云‘卿，朕师臣也’，乃安石矫造之言。又云‘督责朕有为’，岂神考亲发之训。既托训以自誉，又托训以轻君。轻君则讪侮讥薄，欲弃名分；自誉则骄蹇陵犯，前无祖宗。其语实繁，聊举一二。《日录》云：‘朕自觉材极凡庸，恐不足与有为，恐古之贤君皆须天资英迈。’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卿初任讲筵，劝朕以讲学为先，朕意未知以此为急。’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卿莫只是为在位久，度朕终不足与有为，故欲去。’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托训以轻君乎？讪侮讥薄，欲弃名分，可以略见于此矣。《日录》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见得众人所不能见。’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如王安石不是智识高远精密，不易抵当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卿无利欲，无适莫，非独朕知卿，人亦尽知，若余人安可保？’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卿才德过于人望，朕知卿了得事有余。’此托训以自誉也。骄蹇陵犯，前无祖宗，可以略见于此矣。圣主以奉先为孝，群臣以承上为忠，明知其诬，谁敢核实，则可以抵塞众口，可以荧惑圣聪，诳胁之术，莫甚于此。始则留身乞批，以胁制于同列；终则著书矫训，以传述于后人。诬胁臣邻，何足缕道；上干君父，可不辨乎？自到阙以来，至为参政之始，不录经筵之款奏，但书七对之游辞。载神考降问之咨询，无一问仰及于三代。言神考但慕蜀魏，谓厥身不异皋伊。仍于供职之初辰，首论理财之不可，恐宣利而坏俗，陈孟子之耻言。凡它人极论之辞，掠为己说；彼所献管商之术，归过先猷。书神考之谦辞，则曰：‘以朕比文王，岂不为天下后世笑’！论太祖之征伐，则曰：‘江南李氏何尝理曲。’恣挥躁悖之笔，尽为烈考之词，矫训诬天，孰甚于此。祖宗之威灵如在，圣主之继述日新，若不辨托训之诬，何以解天下之怒！而况托训之外，肆诋尤多：神考小心慎微，彼则曰‘好察细务’；神考畏天省事，彼则曰‘畏慎过当’；神考欲除苛细之法，彼则曰‘元首丛脞’；神考欲宽疑似之狱，彼则曰‘陛下含糊’；神考礼貌勋贤，彼则曰‘含容奸慝’；神考嘉纳忠直，彼则曰‘不惩小人’。又谓‘奸罔之徒，陛下能诛杀否？’比忠良于元济，责神考为宪宗；谓不可以罢兵，当必胜而后已。神考守祖宗不杀之戒，以天地好生为心，厌弃其言，眷待浸薄，先逐邓绾，次出安石，至于熙宁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复见收矣。至于元丰之末，司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复见思矣。卞等不遵神考末命，但务图已之私；以继绍安石为心，以必行诛杀为事。请于哲宗，而哲宗不许；请于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归仁，天助有德，遂使奸谋内溃，逆党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复圣安石，悔从王氏，岂独臣哉？朝廷绅，协心享上；庠序义士，理所同然；科举艺能，孰肯遽陈其所蕴？有用之士，亦将先忍而后为。变王氏诬君之习，合《春秋》尊王之义。济济多士，何患无人！又况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于文字，后人安知其用心？著为此书，天使之也。且安石著书之意，岂是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无次序，自谓举无遗策，何乃急于流传，宣示远近，不太速乎？然则流传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谓之圣人，如视蚁垤以为泰山，如指蹄涔以为大海。易言无责，鬼得而诛，驷不可追，＜齿甚＞舌何补？圣人，人伦之至也，傲上乱伦，岂圣人乎？圣人，百世之师也，教人诬伪，岂圣人乎？孔子，集大成也，尚以不居为谦；光武，有天下者也，犹下禁言之诏。岂可身处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亻骄僭之名乎？｛万｝出《安石画像赞》曰：‘列圣垂教，参差不齐，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大书之，刊于石，与｛万｝所撰诸书经义并行于世。臣昔以答义应举，析字谈经，方务趣时，何敢立异？改过自新，请自今始。于是取安石《日录》编类得六十五段，厘为八门：一曰圣训，二曰论道，三曰献替，四曰理财，五曰边机，六曰论兵，七曰处己，八曰寓盲。事为之论，又于逐门总而说之，凡为论四十有九篇，合二门为一卷，并序共为五卷。臣以忧患之余，精力困耗，披文索义，十不得一；加以海隅衰陋，人无赐书，神考御集，无由恭阅；又《日录》与御批《日历》、《时政记》抵牾同异，无文可考，欲校不得，但专据私书，略分真伪，不能尽究底蕴，亦可以窥其大概矣。凡臣之所论，以绍述宗庙为本，以辩明圣训为先，盖所述在彼则宗庙不尊，诬语未判则真训不白，何以光扬神考有为之心，何以将顺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学古入官，身虽未试于朝廷，心亦不忘于献亩，戴天履地，宁忍同诬，日拙心劳，徒唱尔伪，犯古今之公议，极典籍之所非，阴奉寂言，显违格训。安石欲置四辅，神考以为不可，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为不可，然今则四辅成矣，都省毁矣，道路为之流涕，圣哲能不痛心！人皆独非于蔡京，安知谋发于蔡卞？至于宿卫之法，亦敢更张；变乱旧规，创立三卫。用私史包藏之计，据新经穿凿之文；以畏惮不改为非，以果断变易为是。按书定计，以使其兄当面赞成；退而窃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岂测其用心？事过而窥，纵迹方露；赍咨痛恨，虽悔何追？在私家可足备论，于国事岂宜如此？谓塘泺未必有补，可以决水为田；谓河北要省民徭，可以减州为县。至于言江南利害，则曰州县可析；论兵民将领，则曰奖拔豪杰。四海本是一家，何为分彼分此？大法无过宿卫，安得率尔动摇。弃旧图新，厥意何在？昔元更张之始，方安石身没之初；众皆独罪于惠卿，或以安石为朴野；优加赠典，欲镇浮薄；司马光简尺具存，吕惠卿责词犹在。深惩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时论之人，无一人指点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窥伺为心，包藏而待；润色诬史，增污忠贤。凡愠怼曾布之言，与怒詈惠卿之语，例皆刊削，意在牢笼。欲使共述私书，将欲济其大欲。布等在其术内，卞计无一不行。良由议赠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横流？司马光误国之罪，可胜言哉！臣闻熙宁之初，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隐者，吕诲一人而已；熙宁之末，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隐者，惠卿一人而已。吕诲之言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视朴野，中藏巧诈，骄蹇傲上，阴贼害物。’吕惠卿之言曰：‘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很，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恶，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闻望，一旦埽地，不知安石何苦而为此也。谋身如此，以之谋国，必无远图，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石之罪固未易言。’又曰：‘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曰：‘君臣防闲，岂可为安石而废哉！’又曰：‘臣之所论，皆中其肺肝之隐。’臣某窃谓：元臣僚，于吕诲之言则誉之太过，于惠卿之言则毁之太过。此二臣者趣向虽异，至于论安石之罪，献忠于神考，则其言一也。岂可专誉诲而毁惠卿乎？偏毁惠卿，此王氏之所以益炽也。元之偏，可不鉴哉！臣窃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则安，偏则危，臣之以言取祸，初缘此语。然臣自视此语，犹野人之视芹也，切于爱君，又欲以献。前日之欲杀臣者，必亦目矣。然臣之肝脑，本是报国之物。臣若爱吝此物，则陛下不得闻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闻安石之罪，则人之利害咸在矣。为我宋之臣岂得不思乎？乃者天子幸学，拜谒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跻此逆像，卞唱之也。辅臣纵逆而养交，礼官舞礼而行谄。僭自内始，达于四方，万国寒心，外夷非笑。冕夷俟，载籍所无，屦加于冠，何以示训？自有中国以来，五品不逊，未有此比。然则观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概，可以未读而知矣。蔡氏、邓氏、薛氏皆立安石之像，祠于家庙，朝拜安石而颂曰：‘圣矣，圣矣！’暮拜安石而颂曰：‘圣矣，圣矣！’国学，风化之首也，岂三家之家庙乎？故曰：废大法而立私门，启攘夺而生后患，可为寒心，莫大于此。尊君爱国之士，孰敢以此为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极天下之非，而可以谓之国是乎？呜呼，讲先王之道，而以弗百姓为先；论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为礼。弗民岁久，蠹国日深，僭语为胎，遂产逆像；以非为是，态度日移，废道任情，今甚于昔。昔者，初立国是，使行之；既窜逐，移是于布；布又窜逐，移是于京。三是皆发于卞谋，三臣同归乎误国。然则果国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为是，则操心颇僻，赋性奸回，如邓绾者，不当逐也；若以卞是为是，则以涂炭必败之语诋诬神考，如常立者，不当窜也。神考逐绾，可以见悔用安石之心；哲宗窜立，可以见斥绝安石之意。两朝威断，天下皆以为至明；陛下光扬，亦以去卞为急务。埽除旧秽，允协人心，布泽日新，上合天意。乐于将顺，绅所闻，梦阙驰诚，名限疏远。彼元、元符之籍，虽渐绝弛，而人尚未见用；应诏上书之罪，虽已释放，而士犹在沮辱。沮辱者不可复问，未用者当自退藏，其余虽在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务保身，纵有强聒之流，且无私史之隙。唯臣因论私史，祸隙至深，得存余命，全由独断。臣之所以报国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决知处世难久，与其赍志于没后，孰若取义于生前。义在杀身，志惟尊主，故臣所著《日录辩》，名之曰《四明尊尧集》云。”
猜你喜欢 本纪第二 高祖下·姚思廉 东都事略卷四十六·王称 康熙二十六年一月至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蒋良骐 卷之四百五十一·佚名 卷之六百三十五·佚名 清德宗实录选辑二·佚名 通志卷五十六·郑樵 第八章 殷内镇和莱比锡大学·林语堂 卷三十一刑法志五·黄遵宪 李先传·魏收 卷第五十五·佚名 卷五十六·佚名 馆阁续録卷三·陈骙 卷四十八祀典一·冯煦 四年·佚名
热门推荐 巻十四·顾瑛 卷三十·胡文学 卷二十九·胡文学 卷二十七·胡文学 卷二十八·胡文学 卷二十四·胡文学 卷二十六·胡文学 卷二十五·胡文学 卷二十三·胡文学 卷二十一·胡文学 卷二十二·胡文学 卷十九·胡文学 卷十八·胡文学 巻十三·顾瑛 卷二十·胡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