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荆公与神宗
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孟子皆称其学焉然后臣之。盖在**政体之下，其政治家苟非得君之专，而能有所建树者，未之闻也。是故非秦孝公不能用商君，非汉昭烈不能用诸葛武侯，非苻坚不能用王景略，非英玛努埃不能用加富尔，非维廉不能用俾士麦。若其君不足以有为，而以诡遇得之者，则下之将为王叔文王□，上之亦不过为张居正，是故欲知荆公者，不可以不知神宗。
宋史神宗纪赞曰：“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尝与歧嘉二王读书东宫，侍讲王陶讲论经史，辄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称贤。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夫宋史本成于嫉恶荆公者之手，其于神宗，往往有微词焉。然即如其所称述，则其君德已为秦汉以下所不一二者矣。愿神宗之所以为神者犹不止此，彼其痛心于数世之国耻，夙夜淬厉，而思所以振之，乃以越勾践卧薪尝胆之精神，行赵武云胡服骑射之英断，史称艺祖尝欲积缣帛二百万易胡人首，又别储于景福殿。帝即位，乃更景福殿库名，自制诗以揭之曰：五季失固，犭严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徵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守之，敢忘厥志。
自是设为三十二库，基后积羡赢，又揭以诗曰：
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由此观之，帝之隐痛与其远志，不已昭然与天下后世共见耶？善夫王船山之论曰：“神宗有不能畅言之隐，当国大臣无能达其意而善谋之者。帝初莅政，谓文彦博曰：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此非安石导之也，其志定久矣。（中略）神宗若处□棘之台，尽然不容已于伤心，奋起而思有以张之。然而弗能昌言于众，以启劲敌之心，但曰养兵备边，侍廷臣之默喻，宰执大臣，恶容不与其焦劳，而思所以善处之者乎！”其于论神宗，可谓窥见至隐矣。若神宗者，诚荆公所谓有至诚恻恒忧天下之心，而非因循苟且趋过目前。以终身之狼疾为忧，而不以一日之瞑眩为苦。凡公之所以期于仁宗而不得者，至是而乃得之。而帝亦环顾廷臣，无一可语，见公然后若获左右手，其鱼水相投，为二千年来未有之佳话，岂偶然哉！
荆公既耻其君不为尧舜，而神宗亦毅然以学尧舜自任，则荆公之事业，皆神宗之事业，今不沓述。惟录公奏议一二，以着其辅相之勤焉。其进戒疏曰：
臣窃以为陛下既终亮阴，考之于经，则群臣进戒之时，而臣待罪近司，职当先事有言者也。窃闻孔子论为邦，先放郑声而后曰远佞人。仲虺称汤之德，先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而后日用人惟已。盖以谓不氵㸒耳目于声色玩好之物，然后能精于用志；能精于用志，然后能明于见理；能明于见理，然后能知人；能知人，然后佞入可得而远，忠臣良士与有道之君子类进于时，有以自竭，则法度之行，风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虽有过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于耳目之欲，至于过差，以乱其心之所思，则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则见理不明；见理不明，则邪说诐行，必窥间乘殆而作。则其至于危乱也。岂难哉？伏惟陛下即位以来，未有声色玩好之过闻于外，然孔子圣人之盛，尚自以为七十而后敢从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为不少矣。则臣之所豫虑，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于此。天之生圣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圣人之时甚难。天既以圣人之材付陛下，则人亦将望圣人之泽于此时。伏惟陛下自爱以成德，而自强以赴功，使后世不失圣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泽，则岂非可愿之事哉！
其论馆职札子第一云：
（前略）自尧舜文武，皆好问以穷理，择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为王者之职，在于论道，而不在于任事；在于择人而官之，而不在于自用。愿陛下以尧舜文武为法，则圣人之功，必见于天下。至于有司业脞之务，恐不足以弃日力劳圣虑也。（中略）自备位政府，每得进见，所论皆有司业脞之事，至于大体，粗有所及，则迫于日咎，已复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论详说，令所改更施设本末先后小大详略之方，已熟于圣心，然后以次奉行，则治道终无由兴起。然则如臣者，非蒙陛下赐之从容，则所怀何能自竭？盖自古大有为之君，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逸乐，今陛下仁圣之质，秦汉以来人主，未有企及者也。于天下事又非不忧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则恐未能终于逸乐，无为而治也。
读此二书，则公之所以启沃其君者，可以见矣。其所谓不氵㸒耳目，然后能精于用志；能精于用志，然后能明于见理；能明于见理，然后能知人，岂惟君德，凡治学治事者皆当服矣。其所谓改更施设本末先后小大详略之方，宜博论详说，则又事业之本原，而神宗后此所以能信之笃而不惑于铄金之口者，盖有由也。
其论馆职札子第二云：
陛下自即位以来，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有小材而无行义者。此等人得志则风俗坏，风俗坏则朝夕左右者，皆怀利以事陛下，而不足以质朝廷之是非；使于四方者，皆怀利以事陛下，而不可以知天下之利害。其弊已效见于前矣，恐不宜不察也。欲救此弊，亦在亲近忠良而已。
呜呼！吾读此而知熙丰间用人有失当者，其责固不尽在荆公矣。神宗求治太急，而君子之能将顺其美者太寡，故于用人若有不暇择焉。此则神宗之类累，而亦荆公之类累也。
【译文】
商汤对于伊尹，齐桓公对于管仲，孟子都说是先向他们学习然后再将他们作为臣子。在**政体下，政治家如果不能得到君主对自己的绝对信任，而能有所建树的，没有听说过。因此如果不是秦孝公就不会用商鞅，不是刘备就不会用诸葛亮，不是苻坚就不会用王猛，不是英玛努埃就不会用加富尔，不是威廉就不会用俾斯麦。如果他们的君主不能有所作为，而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那幺坏一些的就如同王叔文、王伾，好一些的也不过如张居正，所以想了解王安石，就不能不了解一下宋神宗。
《宋史-神宗纪赞》中说：“神宗天性孝顺友善，他侍奉英宗和皇太后，一定是站立终日，即使是盛夏或严冬，也不改变。曾经与歧王、嘉王在东宫读书，侍讲王陶讲论经文，神宗总是与二王一起拜见王陶，因此朝廷内外一致称赞他的贤德。神宗即皇帝位以后，小心谦恭，尊重宰相大臣，诏求直言劝谏，考察民间疾苦，抚恤孤儿，奉养老人，救济贫困家庭，不兴土木修宫室，不嗜好游山玩水。”《宋史》本是恨王安石的人所写的，对神宗往往有微词，就其中所称赞的内容，他做君主的品德已经是秦汉以来数一数二的了。神宗之所以赠他谥号为“神”还不限于此，他为几代以来的国耻而痛心，日夜磨炼自己，而考虑怎样振兴国家，他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英明果断。史书上说宋太祖曾经想积攒二百万匹丝绢来换胡人的头颅，又另存在景福殿。宋神宗即位，更换了景福殿的名称，建成时他写诗道：
五季失固，猃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守之，敢忘厥志。
从此设立了三十二库，之后又将赋税的盈余积累起来，又写诗说：
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由此看来，宋神宗的隐痛和他的远大志向，不是很显然被天人下和后世人所看到了吗？王夫之对他的评说得多好啊：“宋神宗有不能畅快说出来的隐痛，执政的大臣们没有一个能了解他的意图而又能够谋划的。宋神宗才即位，对文彦博说： 养兵守边，库府中不能不充足。 这不是王安石的引导，他这个志向下定已久了。（中略）宋神宗如同处在满是阻碍和荆棘的台上，悲伤痛惜的心情不能停止，想奋起而有所作为，然而却不能对众人说明心迹而启迪他们共同抗敌的决心，只说养兵守边，等着这些大臣们默许。这些执政的大臣，变了脸色而不愿与他一起为这事考虑，是在想怎幺能够与敌方好好相处吗？”他评论神宗，可以说是看到了他最隐痛的地方。像宋神宗这样的人，正是王安石所说的“有诚实恳切忧虑天下的心意，而不是因循守旧，得过且过的人；他忧虑一生的昏乱，而不怕一时的眩晕”。王安石所有在仁宗那里没有得到的，到这时都得到了；而宋神宗也环顾朝廷中的大臣，没有一个可与他说话的，见到王安石如同有了左右手，他们鱼水相投，成为二千年来从没有过的佳话，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王安石既然以自己的君王不是尧舜为耻，而宋神宗也就毅然以主动去学习尧舜，而王安石的事业，也就是宋神宗的事业，这里就不再多说，只抄录王安石的奏议二两篇，以表明他作为丞相的勤勉。在他的《进戒疏》中说：
我私下认为陛下照察阴暗的角落，在经书中考证，是群臣进谏的时候了，我离陛下很近，根据职责应该先说一说自己的看法。我听说孔子谈论治理国家，先排斥柔靡的音乐，然后说疏远奸人，仲虺称赞汤的品德，先说他不靠近声色，不谋求财利，然后说只按自己的意图选用人才。他们认为不使自己沉溺于声色玩耍的物品当中，然后才能励精图治；能够励精图治，才能明白事理；能够明白事理才能了解人才；能了解人才然后奸人才能远离自己，忠臣良士有道的君子才会在这个时代聚集，对朝廷竭尽自己的忠心，那幺法度的施行、风俗的形成就很容易了。国君虽然有超过他人的才能，却不能早点断绝耳目的贪欲，甚至过于迷恋，就会扰乱心中的思路，运用思想不能专心致志，不能专心致志就不明白事理，不明白事理，那幺邪说诡行就会乘你疏忽的时候侵入而兴风作浪，最后发展到危难的地步有什幺困难呢。陛下即位以来，没听说喜欢什幺声色玩耍的东西，但孔子那样的圣人还以为要到七十岁以后才敢随心所欲，现在陛下正当盛年，享受天下的供奉，能迷惑你耳目的东西不在少数，我预先要考虑，陛下应该注意戒断这些东西。上天很吝惜出生一个圣人，而人遇到一个圣人的时代也很难。上天既然给了你圣人的资质，我们也盼望在这个时代享受圣人的恩泽。希望陛下自爱以成就自己的品德，自强以建立功业，使你在后代保有圣人的名声，天下人都会承受陛下的恩泽，这不是可以希望的事吗？
他的《论馆职札子》第一篇中说：
（前略）从尧、舜、周文王、周武王以来，历代圣君都喜欢询问以搞通事理，选择适当的人授予官职以帮助自己。他们的想法是，国君的职责在于探讨道，而不是处理事情，在于选择适当的人任命他们官职，而不是自己去做。希望陛下效法尧、舜、周文王、周武王，那幺圣人治国的功效，必定会在当今天下出现。至于政府琐碎的事务，是不值得陛下花时间、费思虑的。（中略）我自从在政府任职以来，每次进见皇帝，谈论的都是政府的琐碎事务，对于国家大事虽略略有些涉及，但限于时间，不能详说就得告退。但今天所谈的事，如果不博论详说，使陛下对改革的本末、先后、大小等方方面面，都了然于胸，然后再逐步施行，就无法实现天下大治。既然如此，像我这样的人，如果陛下不赐给很多时间，我又怎幺能当面把自己的想法说完呢？自古以来大有作为的君主，开始时没有谁不是勤俭奋发，而最终享受安逸的。现在陛下具备了仁慈圣哲的素质，自秦汉以来历代君主，没有谁能比得上您。您对国家大事不是不勤俭奋发，但所抓的有的不是最重要的事，所安排的事有的不得法，那幺我担心陛下最终不能享受安逸，无为而治。
读这两篇文章 ，则王安石是怎样辅佐和开导皇上的，就可以看出来了。他所说的不使自己沉溺于声色然后才能励精图治，能够励精图治，才能明白事理，能够明白事理才能了解人才，能了解人才，不只是说君王的品德，凡是做学问做事情的人，都应该铭记在心。他所说的改革的本末、先后、大小等方方面面的方法，应该详细论说，则这又是事业的本源。而宋神宗之后能非常信任他而不被别人的诽谤所迷惑，可能是有原因的。
他的《论馆职札子》第二里面说：
陛下自从即位以来，因为任职的人有的缺乏才能，所以他们选拔的人才，大多是有小才而没有品行道义的人。这种人做了官就会搞坏社会风气，社会风气坏了，那幺在您身边早晚侍奉的人都会带着功利目的侍奉陛下，不足以评定朝廷大事的是非；到各地出使的人，都带着功利心侍奉陛下，就不能够了解天下的利害。这种弊病在以前已经出现过了，恐怕不应该不审察。想整治这种弊病，也在于亲近忠良罢了。
唉，我读这些就知道熙宁间用人有失当的地方，这责任本来就不全都在王安石身上。宋神宗求成的心太急，而君子中能顺势促成好事的也太少，所以在用人上就没有工夫细选。这是神宗的错误，也是王安石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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