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之外交观
自乾隆十二年金川叛乱,迄五十七年尼泊尔征定,其间用兵凡十余次。战役上虽未尝无一二败北事,然其终局,常得自然之胜利。故是时有十全武功之称,谓两定金川,两定伊犁,一定回部,一入缅甸,一定台湾,一复安南,两胜廓尔喀也。
此等武功,于宣扬国威,恢张领土上,固有伟大之效力。然令朝野上下益傲然自大,轻视外国,误用其惯法以对付欧罗巴,渐至酿成种种之失败者,此亦其一大原因也。俄罗斯学士贝斯德纳失,尝于所著对华意见中纵论之,略言支那康熙、乾隆间武功极盛,若黑龙江地方之占领,若西藏之归服,若外蒙古人之归化,若准噶尔之征定及布哈尔汗国近旁诸部之降服,若土尔扈特之脱归,皆此数十年间发生之事实,无一不足长支那之傲慢心者也。支那人既以此等事实长其自大之风,蔑视外国矣。
而又适当欧罗巴诸国遣使北京,遂谓为己国强大之所致,愈增其焰。何则?支那人以为外国公使之来北京者,皆朝贡使也,朝贡国若是其众,历代中未尝有如我清朝者也。而支那政府又常思乘机发达臣民之爱国心,故每当外国使臣之至,辄称为朝贡,布告全国。其官吏则又奏诸皇帝,谓陛下聪明至圣,总裁万机,德加四海,兼统万国,兆民悦服,是以各国派遣使臣,前来朝贡。政府即又以此等奏文刊布四方,揭示诸城门,通谕人民。彼欧罗巴公使固未尝不熟闻其说,然起而向支那政府诘责其处置之不当者无有也。抑岂惟不于此等文告致其诘难而已,虽支那边吏,于欧洲诸国使臣之赠品,附以标帜,而题曰某国王奉献中国皇帝之贡物,彼等亦恬然有所不顾也。而此贡物自边境送达北京,途中人民之见之者,直以为欧罗巴诸国服从支那,而确认此累累者为贡品无疑矣。此其语虽不无过当,然观于乾隆朝与俄罗斯增订之条约,及与英吉利交涉之文书,而知当时自尊自大之习惯,实有出于吾人想象之外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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