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山东道上
巨流河秋操完了，山东第五镇也举行校阅。我们第一混成协派去两个人参观，一个是我，一个是第七十九标的标统萧广川先生。和我们作伴同去的，有第二混成协选派的段雨村先生和李排长，还有第三镇的几个官长。
我们由新民府动身，乘火车到天津，住了一夜。我因为手边没有带书，旅途中甚觉无聊。就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了大批的少年丛书：《大彼得》、《哥伦布》、《富兰克林》、《林肯》、《纳尔逊》、《班超》、《司马光》等，共有几十本，每本价值一角，内容都通俗浅显。我得了这些新书，如获至宝，喜欢得像小孩子得了糖果一样。第二天从天津坐轿车往济南，一路上我就细读我的新书，虽然车子颠动得非常厉害，但我直看到头晕眼花，还是舍不得放手。尤其关于外国名人的故事，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使我读之，耳目一新，增长了许多的见识，引起了无穷的感想。我对这种书发生了极浓厚的兴趣，每天总要看完一本或两本。心想书店里若是多多编印这种书，努力在内容通俗和价值便宜两点上注意，那么，对于一般平民，真是一个莫大的福利。可惜当时文化界对于这项工作并不怎么重视，等我再广泛地搜罗时，就很少有所得。这使我非常地失望。
和我同车的几位同伴，萧广川先生为人忠正，段雨村先生则极其好学，一路上谈话行事，都很使我敬佩。唯有第三镇选派的几位官长真是莫名其妙，沿途不是唱小曲，就是谈赌博，再不然就是去逛暗娼。听不见他们说一句正经话，看不见他们做一件有道理的事。对于他们，我又是气恼，又是厌恶。心想，他们也是选拔了去参与人家校阅大典的官长，竟如此的恶劣而荒唐！这样的人物，怎么可以做军官？这样的人物，更怎么配选拔？后来我才省悟：当时军队中任用人才，只看有无势力，有无得夤缘，学问品行都是不管的。因此到处坏人窃据高位，为非作歹。晚清之亡，这实在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轿车左右晃荡，老是躺着，使人非常难受，但一坐起来，就被颠震得碰了头，左右耳朵都碰得流血。一条坎坷不平的路，满是厚厚的尘土。这时正在四月底五月初，太阳蒸热难受，尘土使人窒息。拉车的驴子，骨瘦如柴，因为每天长途跋涉，它渐渐地已经走不动。赶车的不时用皮鞭抽打，一抽，一颠，一打，一跳。越是走不动，越是挨打得厉害，赶车的丝毫不加爱惜。我和赶车的说：“你这样虐待它，来世一定要变头驴子！”赶车的苦笑着回答道：“我情愿变猪，也不做驴子！”说着还是使劲地抽打。牲口是他自己的，他为什么这样的不知爱惜？就因为他生活穷苦，要牲口跑得快，替他多挣钱。这叫做“越渴越吃盐”。因为他们越是穷，越养不起驴子；越是养不起，驴子越受苦；驴子越是受苦，越是死得快！我们每天这样从早上走到天黑，就在村庄或市镇上投宿。下了车，脸上蒙的尘土至少有一个铜板那么厚。在小店中歇下脚，洗脸，漱口，口里吐的也是尘土，鼻子里喷出来的也是尘土。头上碰破的不算，浑身筋骨也被震得发痛。其苦真是不可言状。我们许多大人先生，到现在还要夸说我们中国的古旧文明。以为凡是古老东西，都是好的；凡是新东西，都不赞成，真是可笑得很。我是素来认定古不如今，旧不如新的。我觉得我们民族太落后了，若不努力赶上时代，真会没有前途！
这时津浦铁路已经动工修筑，沿途都拥挤着黑黢黢的工人，在堆筑土基。这使我非常地高兴。心想，若是有一天全国各地都密布着铁路网，一切笨重落后的交通工具都淘汰干净，那就好了。我在驴车上细看那路基，完全是用砖铺垫路，每隔二三十里路，就有一座新垒成的烧砖的洋窑。这事我觉得很奇怪，就问修路的工人，为什么不用石头垫路？工人回说因为运输困难，用石头太不方便。我就很是纳闷，心里想：“满山都是石头，有什么不方便，这样子修窑烧砖，究竟得多花多少钱！而且路修好了，窑还须拆掉，实在太不经济了。”直到现在，我还怀疑着那时烧砖铺路是何用意。
好容易到了济南，径到第五镇营房的招待处下榻。这招待处预备得非常周到，床铺不用说，就是盥具和文具等也都应有尽有。第二天即参观第五镇的校阅。看完这次校阅我发出几点感想：
第一，觉得这次校阅，目的完全是准备给人家看的，并没有练习实际作战的意思。国家花了许多钱，练了多年的兵，到头不过摆摆样子而已，岂非笑话！这些官儿们，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
第二，校阅的人预备了非常豪华的大菜。这除开故意摆阔而外，与国计民生有什么好处？
第三，夜间的对抗演习，阵线重叠，两面都弄成自己的人，天亮一看，才知道自己在打自己。军队训练了多少年，拿出这样的成绩，真令人气愤！
第四，步兵、炮兵的实弹射击，一次也打不中，这表明他们平素毫无练习。
第五，对于士兵，没有一点精神教育，而且官长士兵之间毫无感情，简直彼此离心离德，背了脸，士兵一提到官长就是骂。小官怨恨大官，小兵咒骂官长。《孙子兵法》上一再地着重军心的培养，可是这里的治军者（当时那桐任统监）却一点没有注意。
第六，最可恶的是，参谋处总办同军务处总办—都是东西洋留学回来的—却在场内大喝其白兰地酒，有的拿起瓶子仰着脸往嘴里倒，有的在那里大说大笑，弄到后来喝醉了，嘴里流着白沫，打滚号哭，又唱又嚷。有的则互相骂着小白脸，或者打起架来。国家练兵，竟糟至如此！这哪里是校阅，简直是儿戏，简直拿百姓开心。
回到招待处，我就和同来的几位谈我对于这次校阅的感想，将上面各点一一指说出来。想不到第三镇的那几位官长，却不约而同地讥笑我：“你是个老粗，当兵的出身，你懂得什么！也乱评批人家！”我说：“我们练兵，绝不能怕人家批评，否则，怎么会有进步？这样子练兵，不叫练兵，叫做害国家宰人民！”
这时正是五月端午节，山东巡抚趁着这天在大明湖宴请参观校阅的来宾，陪客的都是第五镇营副以上的官长。这天我穿着一副灰粗布大褂，用一块白粗布手巾遮着眼，把辫子盘在上面，一个人背着手，慢慢走向大明湖去赴席。刚走到大门口，两个戴红缨帽的差役走上来，望了望我，就说：“今天巡抚大人在这里请客，掌柜的要逛明天再来吧！”
我当时听了，也不好说什么，转身就退回来，走到大门对面的阴壁下蹲着。心里想：“想个什么法子才能进去呢？”我在一边沉思着，那边赴席的人已经陆续地走过去，十之九都穿着官纱大褂或是纺绸大褂，走到门口，大摇大摆地就走进去，差役们问也不问一声。
眼看已到十二点了，来的人也渐渐稀少了。我想再不进去，就要迟了。于是重复走向前去，离门口十几步，那两个差役又走上来。这次神色已经不大好看，语气也分外不客气了：
“给你说过的，巡抚大人今天在这里请客，叫你改日再来，你不肯听，又走上来！”
我忍耐不住了，我说：
“你知道今天请谁们不？”
“横竖不是请你？”
我说：“正是请我。”
我们在大门口大声嚷起来。正嚷着，张丕镛营副同方玉璞营长从大门口门房里走了出来，看见是我，赶忙把我让进去。里面几百人，穿粗布大褂的只我一个，顶不济的也着一件纺绸大褂。无怪差役瞧不上眼，他不让我进来了。“人凭衣服马凭鞍”，在我们这社会中，这句话委实不错。
五月初六日，我动身到曹州去。因为家兄这时在曹州府带县队，我们已多年不见。他听说我到了济南，特意派了谷良友兄来，接我去叙叙。我们坐的是山东流行的一种二把手小车。出济南，走东平州大路直奔曹州府。在小车上，他坐一边，我坐一边。车子吱吱呦呦地响着，倒很有趣。只是苦了车夫一个人。等到走了一段路，我们就下车步行一番，让车夫歇歇力。这一路上一日三餐，连咸菜也买不着，村庄到处苍蝇飞舞，肮脏不堪。所遇百姓，都不识字，妇女都缠着小脚，小孩子挂着浓鼻涕，人人愁眉不展，毫无生气，社会上看不见一点新的现象。此时正值仲夏，沿路上农民埋首田间，辛苦地做工。车子从他们身旁走过，有的只抬头望一望，随即又落下头去，有的竟连头也不抬。那种沉着耐苦的神情，深深表现着中国农民生活态度的严肃，我坐在车子上，着实感叹了一番。一时觉到我们的老百姓，实在是非常可爱的，只可惜当政者昏庸无道，弄得社会贫穷落后，国家地位一天天低落，人民也困苦难言，真是深可痛心的！
过了钜野，就到谷庄，这是谷良友兄的故乡。我们下了车，走到一处场园里休息。谷良友兄临时拆了一扇门板，权且代替了桌子，又搬了几块砖头，叠起来，当凳子坐。吃饭吃的是烙饼卷炒鸡子，另外又炒了一碗豆芽，拌了一大碗黄瓜。正吃得高兴，有一位六十余岁的老先生，口里衔着一杆烟袋走进来。他穿的白布褂裤，白须白发，神情很是矍铄。经过谷良友兄的介绍，才知道是他同族的一位大哥，特地来找我谈话的。
老先生态度诚恳，看见我就问：“这是冯大人吗？”谷良友兄代我转述了几句以后，我们便坐下来谈话。
老先生坐下来，头一句就问我：“你置了多少地了？”
我说：“咱们的国家如今衰弱已极。缅甸、安南、高丽、琉球、台湾，都被外国占领去了。国家危险到这种地步，自己哪有心思去置产业？我们一切打算，都要以国家为重才是。”
老先生笑了一笑。这一笑里，蕴藏着他的饱满的世故阅历，同他的人生哲学。他说：“你究竟年纪轻，还不知道世上的艰苦。什么外国人占高丽，占这占那，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我劝你最好还是置几顷地，有上三顷五顷的，再好也没有了。说什么也是地好。古话说，有地能治百病，你是良友的朋友，我要把老实话告诉你。你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
“要是我们的国家亡了，有地也是无用的了。”
“为什么无用？谁来做皇帝，就给谁纳粮好了。”
我当时再也没法往下说。后来我想到，这位老先生的话，很可以代表中国一般老百姓的意识和观念。这种意识观念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专制政治，使人民觉得国家只是一姓的私产，和自己毫不相干；一方面也是由于在私有制制度之下，他们深深地感到土地分配不均的痛苦。因为人民的生活所需，完全仰给于土地。有了土地不但生活有保障，而且门第也随之而高，可以睥睨于乡里；没有土地的人，劳苦终年，难得饱暖，就只好受苦一世了。因此人民深知土地的可贵，企求获得土地的心也就更加迫切了。
这次在曹州府，我顺便去见陆朗斋将军，谈了些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临别，他送了我一本彭刚直公的奏稿。他说这本书，很有意思，叫我拿回去仔细读一读。
同家兄在一块盘旋了六七天，把要谈的话都谈完，便从那儿和谷良友兄动身，骑马到了开封，会晤一位和我同时入伍的朋友李健亭先生。健亭那时在河南混成协第二标当执事官，多年故旧，一旦聚晤，促膝长谈，个中自有一番乐趣。在这里不曾久停，又乘车到郑州，由郑州转北京，再回新民府。火车中所见的情形，也很使我忧闷。旅客之中，我们自己的同胞，一路上不是乱吃东西，就是躺着歪着呼呼大睡，好像他们只有对于吃和睡发生兴趣。外国旅客就不然，或是看书，或是看报，女子则一边编织衣服，一边教小孩子认字看画，至少也是谈谈话，看看窗外景物，消磨时间，没有滥吃滥睡的。车上查票者都耀武扬威，开口就是叱骂，对于旅客，俨如审判官，十分地令我憎厌。那时从北京到新民府这段路还没有直达通车，途中须在山海关换一次车。换车的时候，意外地碰见了一位朋友张君，他的大名恕我不在这里说出来。他原是第三镇的军官，刚从陆军大学毕业，正要回营去服务。因为过去我们曾在一个队子里当兵，所以见了面，彼此分外地亲热，谈的话也很多。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有一次出旅馆去散步，他同我谈了一番“麻将做官论”。这段话很使我惊讶，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焕哥，”他说，“现在你会打麻将了吗？”
“我不会。”
“你怎么不学呢？”
“国家快要亡了，好多地方都被人家占去了，我们都是青年军官，身上的责任重大，我们不应该沾染这些不正当的恶习。”
“你太傻了！我原先也是不会打麻将的，可现在学会了。这玩意儿很容易联络人，如今冯国璋的亲戚，段祺瑞的子侄，都同我感情很好，都是打麻将的时候联络认识的。我们借着这个机会，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人都能联络得上。你如果不会打麻将，你凭什么和人家联络？你不会联络，凭什么能做官？我劝你不要老是死心眼儿，也活动活动吧？”
他滔滔不绝地发挥这样一番妙论，我听着，怎么也不能入耳。待了半晌，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想不到他在陆军大学毕了业，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国家设办高等军事教育机关，每年不知花费人民多少血汗钱，结果却造就出这样的捍卫国家、造福人民的人才来，岂不令人痛心！这些话在我心内直打转儿，我勉强地忍住，不曾说出来。当时点头而别，各自住到旅馆里去。
那晚上本来和他约定的第二天乘火车同出关。可是第二天我在车站上等他，怎么等也等他不到，看看离开车只有一个钟头了，我只有赶忙到旅馆里去找他。到了那里，门口站有勤务兵，不许我进去。我一定要进去，到他房间里一看，还是昨天见面的一批人在那里，却单单不见这位麻将做官论的仁兄。我探询他到哪里去了，大家都半吞半吐，想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我料想其中必有蹊跷，跑去问勤务兵，才知道他昨晚上打牌，同另外一位陆军大学毕业生闹翻脸，结果打起架来，彼此都被刀子把脸劈伤，住到医院里去了。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想，这一下，他的“麻将做官论”可要破产了！后来我回到新民府，打听各方面的朋友，知道这位仁兄那天的确闹了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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