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拾遗
抬遗何为而作也？余有《历年记》一书，备载身之所经，耳之所闻、目之所见者，志之详矣。然有未尽者，如风俗之盛衰、世态之更易，古之所无者，今忽有之，昔之所弃者，今忽尚之，种种变幻，于记事之中，未免遗失。故又作此拾遗，附于记事之末，使后人一览了然，庶几乎涉世之一助云尔。
余生于崇祯元年戊辰之秋。自一岁至十岁，尚未识人事。至十四岁，大旱年荒，白米每石价五两，豆、麦每石俱二两六钱，百姓饿死者，上海六门，日出数百尸，此城中死者，余所目见，不知村野之间又几何也！孟子云：“野有饿莩”，又云：“父子不相见”，可见大贤之言不谬，是时乃崇祯十四、十五年也。时尚奢华，宽衣大袖，衣长四尺，袖长二尺，袜皆大统，鞋必浅面。男子十六岁方留发，发长披在肩上，如今时妇女无异。亦梳三把头、泛心头，发少者用髴益之，甚有发团如冰盘大者，亦如今妇女梳妆一般。
插簪带花，将披发掳扎起，即名曰“直掳头”。二十岁外方冠。更有老童生赶未冠之队者，号曰“老扒头”。三十岁外始戴帽。未几而鼎革。大清定鼎后，削发打辫，箭衣小袖，深鞋紧袜，幼童俱戴帽，此衣服之一变也。明季重文轻武，如吴淞总兵官要受松江府理刑节制，谓贤否册在其掌握，以致武将不肯用命，而国家倾覆。大清政令一新，如提督、总兵等官，府、县印官相见，用揭帖，走角门，行庭参矣，此又仕途体统之一变也。明朝人命强盗及万恶访犯，新犯死罪，皆三推六问，情真罪当，始上长枷监候。凡巡按及巡抚、盐院、江院等宪，审录罪囚一次，截去长枷一寸，俟长枷截完方解。决囚必在冬至之前几日，因冬至后，一阳生也，所以不决。临刑时稍有可矜可疑者，刀下留还，朝廷又差刑部官为恤刑，按临各省，必开豁几百件，甚至廿余年而未处决者。今我朝法律，极恶大罪，俱限一年奏销，或决或处，不两载而结案，不独原差省盘驳起解之费，而承行者亦省略节造册之劳，实为简便，此又罪囚处决之一变也。明时赋役繁重，倾家者甚多。每审役时，县公坐察院，慎重推求。一图内先要开报公正一名，管理里役。图书一名，管理册籍并稽核田之多寡。又有总催一名，管收本区钱粮。
细布一名，管买官布解京。北运一名，管收白粮解北。收兑一名，管收本图溜粮。分催一名，管收本图白银，以答官府比较。
总甲一名，管本图地方杂事、呈报人命强盗。塘长一名，管开河筑造及力役之征。其余谓之排年，分五年为五囤，轮年催办细户。
更有种种差徭、杂派，如辽饷练饷、沿海城垣、烟墩寨台、桥梁马路、修筑护塘、打造战舡、制合火药、置造军器，及一应匠班棘刺、弓箭棕麻、小夫水夫钻夫、图马槽刀、草豆青树梗木等项，每南应出银五六钱。正额钱粮，又加二三火耗，漕、白二粮，每石二两七八钱。当役破家，业户受累，所以有空写文契，将产业送人矣。今清朝定例，北运白粮改为官收官解，细布改为官买官解，漕粮改为官收官兑，总催白银改为自封投棋，总甲、分催、公正、图书、塘长、排年等项，悉皆裁革。此在康熙六年，由本府太守张羽明、华亭知县李复兴各捐俸千金，仿嘉、湖事例，奏办成功也。废旧日之区图，革前日之陋习，免诸项之苦役，禁额外之科派，任从民便，归并当差。编田五十亩为一甲，一百甲为一区，三十区为一保。概上邑分为十保，共三百区，计三万甲户，皆称为甲首。通县归入一处完粮，旧规田在某图，则版充某图之役，同限者还可，如各限者不离县前矣。故谚云：“家有千亩田，不离府县前。”自此一番改革，大除往日之害。正所谓政令维新，一府四县，亿万粮户及有田业者，子子孙孙俱受惠无疆矣。故李知县死在任所，华、娄两县民，呈请上台敕为娄县城隍，塑像奉祀，千百年瞻仰靡穷。此又大反局面，亘古所无之善政，今乃创而有之，此赋役之一大变也。至于比较钱粮，向在分催名下责成，动辄以该图计算，挂额盈百盈千，而排年办粮入橐，置若罔闻，痛累分催血杖，使费赔纳，种种破家，各县皆然，不独我邑。今行摘比之法，但拣欠多者票拘带比。又有挂比之法，摘出票拘之户，临限完多者亦免比。一限之内、一保之中，应责者不过百人而已。简便不烦，此又亘古未有之良法，受用无尽也。又于钱粮各款，向来逐项祭征，致有逐项使费。今则地丁银、折漕项、驿站及各衙门俸薪、新红、仙舡、水夫、马快等役，工食总入在存留起运款内，一条鞭起比，免得逐项造册应比。又：经收钱粮之棋书，向有上台及本官公费；起解钱粮，有贴解、兑亏等费；院差、司差、道府差到县，有馈送、请酒等费，本官拆封时，有管班、守衙、门子、轿、伞夫等使用，稍有不遂，在官府前三言两语，立见奇祸。所以不得不重勒火耗，以填空壑，每两止喝串银六钱，大约加三火耗，又要加色。纳户忍气吞声，不敢不从，无由申诉，苦之极矣。岂料张太守悉知此弊，痛念民瘼，立法自封投棋，迄今二十余载，既省民间廿万耗费，又省棋书供应，此完纳正赋之一变也。又如起解钱粮，向来各项各有经承，凡上司差承一到，即是他供应支持；领解钱粮，途路是他盘费；到司弹兑，是他铺垫馈送；及至兑亏，批不能掣，挂欠解额，身羁在外，而本县五日一比批回，本府十日一比批回，倾家荡产，赔补兑足，而家属受累几次矣。故当经承者无有不空。时朱知县到任，其时年仅十九岁，家甚富，有才干，此时有总书唐公孙禀曰：“钱粮托经承办解，无不亏空，不如差内丁解去，面同经承销号，倘有亏空，竟自补足，即掣批回，万无一失。”
朱县见说有理，竟从其言，嗣后永以为例，免经承破家之苦。公孙一言，造福无穷，未几年而选授成安知县，俨列缙绅，或者上天降福以报之也。总之目今征科之法，更易至精，非复旧辙，今儿童妇女，皆可立户完粮。后之生长斯土者，毋忘前日之苦，特略举数款以记之。至如明季服色，俱有等级。乡绅、举、贡、秀才俱戴巾，百姓戴帽。寒天绒巾，绒帽，夏天鬃巾，鬃帽。又有一等士大夫子弟，戴“飘飘巾”，即前后披一片者，“纯阳巾”前后披有盘云者。
庶民极富，不许戴巾。今概以貂鼠、骚鼠、狐皮缨帽，不分等级，佣工贱役及现在官员，一体乱戴，并无等级矣。又如衣服之制，载在会典。明季现任官府，用云缎为圆领。士大夫在家，亦有穿云缎袍者。公子生员辈，止穿绫绸纱罗。今不论下贱，凡有钱者任其华美，云缎外套，遍地穿矣，此又衣服之一变也。又如食用，明季请客，两人合一桌，碗碟不甚大，虽至廿品，而肴僎有限，即有碗上丰盛者，而两人所用亦有限。至顺治七、八年，忽有冰盘宋碗，每碗可容鱼肉二斤，丰盛华美，故以四人合一桌。康熙年间，又翻出宫碗洋盘，仍旧四人合一桌，较之冰盘宋碗为省。二十年后，又有五簋碗出，其式比前宋碗略大，又加深广，纳肴甚多，可谓丰极，未知后日又如何样式。此又食用之一变也。至于明季所无，而今忽有且多者：如吃烟之器具，烟筒、烟袋、火刀、火石之类。余幼时取火惟用撩黄纸，今用粗膏纸，则便易多矣。又如冠上之红缨，明时虽有，独用于马鞍辔上，及梅条枪头，今人人用以饰帽矣，遍地皆是，更有胎缨、拔缨，美细之极者。至海獭、骚鼠、海驴皮之类，人人用以制冠矣，从前不知此种在何处也。即凉帽初用藤席制成，以后或用细篾丝编者，康熙年间或用踏马芦皮织成，滑亮之极，独出于江宁等处。今用编绒，其制尤巧，华美亦至矣。更有织成盘龙锦片、袍领、袍袖、及三镶袜样式，并月华裙、月华膝之类，备极精巧。以上诸物皆廿年前所未曾见者也，今遍地多且贱矣，未知后又如何局面也！总之一代之制度，较之往日巧便、华美至极，此又日用什物之一变也。松江一府，向来三县。顺治十三年，太守李正华，一清如水，系北直河间府人，因见华亭钱粮额大难比，每每累县官参罚，故详准上奏，奉旨分华亭一半，设立娄县。今华、娄、上、青四县，每年额征地丁银百万有零，而漕粮在外。倘遇凶年，为民上者难矣，地方安得不穷？官府定必参罚，安得不坏？上海逼近海边，顺治年间，海贼猖獗，乘潮突入，抢掠沿浦村落及市镇，一时调来客兵防守，民间受累非浅。李太守洞悉民瘼，又详准上台，奏设黄浦营，初时额兵八百、参将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马兵二百、战兵四百、守兵二百，制造盔甲、器械、布帐、旗帜、战具等项，统辖操演，甚是精锐。余亲见梁提督按临，在演武场二百马兵一色装束，比试时俱箭中三枝。后因海寇荡平，康熙八年九月调黄浦营兵四百、马十八匹。今只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由上海城守带管而已。又于康熙六年间，有苏宜索三位满洲大人，为遵旨会阅江南事，巡视海岸。时值六月，供应烦难，其如不要一件，不用一些，而本县花费几千金矣。回京复命，奏准川沙至南汇，
海滩涨出数里，旧墩在内护塘者，瞭望辽阔难周，故增筑烽墩十座于海岸；黄浦设寨城一座，于东沟沿浦要处，设立炮台三座，拨兵防守。此又防守之一变也。我朝兵马整齐，操演驯熟，盔甲用彩缎绣龙，天鹅绒镶边，锦绣簇拥五色，列队自然严整；即马之鞍辔间，金间银染五色丝打成辫带，描金刺绣为串皮，备极精华；及旗帜标纛之威严、弓箭刀枪之利害，较之明季兵马；身穿大袖布衣一件，外披黄布背心，名曰号衣，头戴五色布扎巾，手执狼筅，系毛竹竿有枝在上者，长枪即毛竹竿上有铁枪头者，或有执棍者，或有执腰刀者，或有用藤牌者，或有用单刀者，种种如是之兵，仍旧耗费钱粮。余幼时曾见上海城守营，仍有官兵四百名，止有一把总掌管，霜降后在演武场操练，惟放炮呐喊排阵捉倭而已，如同儿戏。武备废弛，一至于此，较之今日气概，又是一变也。其把总衙门，今岳王庙基是也。元朝市舶司原设于上洋，收海商之税，即今之海关也。彼时上海未有县治，亦未有城池，据志所载，海外诸国俱来贸易。至明嘉靖年间，倭夷作乱，烧杀抢掳，沿海及内地无不受累，四面调兵征剿，每多败绩，故于嘉靖三十年始筑上海城及川沙城（按：上海城系嘉靖三十二年筑，川沙城系嘉靖三十五年筑）。又一年而倭夷方扑灭。自此后而市舶废，禁通番，迄今百余年而重开海禁，康熙二十年仍设海关于上海，至今十五年矣。洋货及闽、广货物俱在上海发客，小东门外竟为大马头，此又市面之一变也。倭乱自嘉靖十七年起，至三十一年八月而方杀尽，我邑受十四年之荼毒，此时百姓未知如何过日？今则共享太平日久，而百姓反觉繁难，此又气运之一变也。
凡圣皇御世，有贤才挺出，如帝舜五臣，帝尧十人是也。今上御极以来，贤才济济，好官莫如两江总督于成龙，系山西绥德州贡生，才干非凡，一丝不染，布衣菜饭，操凛冰霜，上任时经由本省地方，住宿饭店，禁绝两省官员迎接及送供应馈遗陋习。及至公座后，东西几千里，所辖州县肃然畏惧，毋论大小衙门，无不凛遵法纪，改过自新。即如上海史知县，貼班皂隶俱换村野之人，每早投文毕即退堂，不敢轻易出入，书吏不许进内衙，县前烟台糖担俱不许停留，出门不用执事，不敢轻易赴宴，一年之内访拿贪官廿人，打死豪强衙蠹数百，皆亲访确实，自康熙二十年到任后，下属皆廉洁自好。此又吏治之一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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