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宋偃称王为周显王四十一年非慎靓王三年辨
宋偃元年，在周显王三十一年，已详《考辨》第九一。《史》云：“偃立十一年而称王，”（高诱注《吕氏春秋 禁塞》《顺说篇》均同。）则乃周显王之四十一年也。而《史》误以为宋偃初立之年。循是下算，至周赧王二十九年，齐灭宋，偃凡称王四十三年。（高注《顺说》作四十五，注《禁塞》作四十七，皆误。）合前十年，为在位五十三年也。偃之称王，去魏齐徐州相王已六年，而尚在秦、韩、燕、赵称王之先，故颇为当时所嫉视。今据《孟子》书，万章问宋小国，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以汤武之事告之。又观其臣如盈之，如不胜，议行什一，议去关市之征，进居州以辅王，其政当有可观。而《国策》记其射天笞地，《世家》书其淫于酒色，并皆谓之桀宋，与孟子、万章之言迥别。盖出于一时忌嫉之口，非信史也。全祖望焦循皆为宋偃辨诬，良非无据。（参读《考辨》第一三〇。《史记》又称“宋偃东败齐，南败楚，西败魏，”考之诸国《世家》及《年表》，皆无其事。梁氏《志疑》亦辨之。《吕览 禁塞》“宋康死于温，”高注：“温魏邑，康王败魏于温，与齐、楚、魏为敌，齐、楚、魏灭之，故曰，死于温，”似据《史》为说，疑不足信。）抑余于王偃故事，又别有见。虽若虚囗无证，而考古之事，固时有不限于实证者。则姑陈吾说，以备一见，或亦为深思眇虑之士所乐闻也。
[附]宋王偃即徐偃王说
《史记 秦本纪》：“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韩子 五蠹》：“徐偃王处汉东，（汉疑应作潢。）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淮南 人间训》：“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二国。（陆疑应作割，下引《后汉书》同误。）王孙厉谓楚庄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楚王曰：善。乃举兵而伐徐，遂灭之。”《后汉书 东夷传》：“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得騄骥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韩愈《衢州徐偃王庙碑》即本此为说。此徐偃王之故事也。《史记正义》引《古史考》云：“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去周穆王远矣。且王行有周卫，岂得救乱而独长驱，日行千里乎？此事非实。”崔述《丰镐考信录》亦辨此事，谓：“前乎穆王者，有鲁公之《费誓》，曰：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后乎穆王者，有宣王之《常武》，曰：震警徐方，徐方来庭。则是徐本戎也，与淮夷相倚为边患，叛服无常，其来久矣。非能行仁义以服诸侯，亦非因穆王远游而始为乱也。且楚文王立于周庄王之八年，上距共和之初已一百五十余年。自穆王至是不下三百年，而安能与之共伐徐乎？”今按谓荆文王伐徐者，韩非也。谓楚庄者，《淮南》也。谓周缪王者，《史记 秦本纪》也。混《韩子》《史记》为一谈者，《后汉 东夷传》也。缪王之事，不载于《周纪》而见诸《秦本纪》，此自秦人称其祖造父，欲神其技，大其功，因附会于偃王之事。《赵世家》又载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此本以著异闻，非以为信史。故灭之于《周纪》，而存之于两家。史公之意，至慎至显也。（马氏《绎史》亦云：“《史》称造父御王巡狩，见西王母。徐偃王反，日驰千里马，攻破之。岂王之贰车，遂足以制胜？抑六师之众，咸有此捷足哉？《史》不录于《周本纪》，亦不过杂采异说，以传疑。”此说发明史例，极为有见。余辨《史》载苏、张纵横传说之妄，亦用此例，参读《考辨》第九五。又按《檀弓》载徐大夫容居曰：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不知此驹王属何时，盖非行仁义之偃王可知。若谓今《秦纪》《赵世家》缪王故事，由徐驹王而来，则仍与徐偃王行仁义而见灭于楚者不同。盖徐偃王自与宋王偃有关，不必以徐驹王疑之也。）至楚文王时，考之《春秋传》及《楚世家》，均无徐偃王事。（楚成王伐徐，齐桓公救之，徐恃救而败，见《左传》僖十五年。徐为吴灭，徐子章羽奔楚，见《左传》昭三十年。）此韩说之妄。然称徐偃王以仁义灭国，则三说皆同。余疑徐偃王即宋王偃，其见灭时，惟《淮南》楚庄王之说得之。宋称徐者，战国时宋都盖迁彭城。《韩世家》“文侯二年伐宋，至彭城，执宋君。”《年表》亦载此语。其时宋当休公世，盖已迁彭城，而史阙不载。盖宋都商丘，其地四望平坦，无险可守。彭城俗劲悍，又当南北之冲。自楚拔彭城以封鱼石，晋悼围之，重以畀宋，而彭城乃为形胜所必争。宋之徙都，实与赵徙邯郸，韩徙郑，魏徙大梁同意，皆就冲要以自镇。故宋亦称徐，即指新都彭城而言。如韩称郑，魏称梁，是也。（彭城晋立徐州，至今犹称。淮夷、徐戎，素属商。故商宋亦得徐称也。）又《史记 封禅书》：“周之九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始皇本纪》：“二十八年，过彭城，齐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亦宋都彭城之证。（语详后。）《后汉 东夷传》称偃王处潢池东，《水经 济水篇》有黄水黄沟，其东为沛，秦之泗水郡，刘备徐州治此。又南为彭城，东为武原徐山。（《泗水注》作徐庙山。）此即偃王之国矣。云其地方五百里者，《宋策》墨子说楚，亦言宋方五百里也。偃王者，疑乃王偃之倒。考谥法无偃。《秦本纪集解》引《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无骨，駰谓号偃由此。”此语无稽，而可以证偃之非谥。《志疑》云：“偃身死国亡，未必有谥。然《国策》《墨子》《吕览》《新序》诸书俱以偃谥康王，而《荀子 王霸篇》称为宋献。杨倞注曰：国灭之后，其臣子各私为谥，故不同。”则是王偃谥康谥献，于当时本非通行，故野人小民，遂乃倒王之名以为称。《庄子 列御寇》：“曹商为宋王使秦。”《释文》：“司马云：偃王也”则王偃后人固亦称之偃王矣。谓其见灭，惟《淮南》楚庄王之时得之者？楚两庄王，一在春秋时，（考之《春秋传》及《楚世家》，庄王元年伐舒蓼，十三年众舒叛，楚灭舒蓼，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如是而已。《左氏传》备载庄王事，亦不似有所谓徐偃王，割地而朝者三十二国，而见灭于楚也。）一在战国时，顷襄王又称庄王。（参读《考辨》第一三一。）《六国表》宋灭当楚顷襄十二年，故《淮南》以为庄王也。宋亡于齐，其后楚得其淮北徐地。当时盛毁之者，拟之桀纣，盖出诸列国之君卿。而宋之小民，则口道仁义不能忘。凡今先秦书记宋偃之不道者，皆本列国史记。而宋以国亡无史，其仁义之设施，已不足自传于后世。惟野民小人之所称誉，谓徐偃王行仁义而亡国者，其流传失真，乃误以为春秋之徐，或乃以谓在楚文在时，或乃以为当周缪王之世。传者弗深考，乃不知其即宋王偃。古事流传，其漫迤流衍如此者多，不足怪也。
又按：荀子《非相》列举徐偃王、仲尼、周公、皋陶云云，似徐偃王年代最在后，则亦非周缪王及春秋楚文、庄时人矣。此篇列之圣贤之俦，而《王霸》篇又并称宋献、齐湣，此则时人对宋偃评量本不一致，《非相》亦不必出荀卿手笔耳。
[附]社亡鼎沦解
《年表》周显王三十三年秦下，书“宋太丘社亡。”《封禅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干泗水彭城下，其后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亦自显王三十三年起算。《汉书 郊祀志》：“或曰，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而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此均无稽之谈，然有可以推觇宋偃称王时传说之一斑者。社亡，王先谦曰：“《索隐》引应劭曰：云亡沦入地，非也。案亡，谓社主亡也。”《宋策》谓康王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此谓康王暴悖自绝于天，因是有社亡之说，谓天示以将亡之兆也。鼎沦者，鼎为国家有天下之祯祥。《左氏》称楚子问鼎轻重，而不敢有。今鼎乃入宋而沦于泗水彭城之下。彭城，宋都也。此亦宋德不足有天下之证。（《史记 周本纪》：“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韩、魏、赵为诸侯，乃周失天下之先阶，故有鼎震之兆。）然此虽毁讥之辞，必当时先有周鼎归宋之说，乃云其沦没于泗水。则鼎沦之毁，实承鼎归之誉而生。鼎本商物，周人有之。周德既衰，商行仁义，鼎乃重归商。虑当时宋康行仁政，愚民厚德者，当有此言。故诸侯之忌嫉益甚，乃于其称王后之一年，而曰鼎沦于泗水矣。盖宋之称王，在周显王四十一年。《汉书》记四十二年社亡鼎沦，实承旧史记载而来。（《封禅书》云：“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是谓商周之德均不足以复有天下也。亦以社亡鼎沦并言，惟未著年代。又《年表》附宋于齐，而此事书于《秦表》，或由史公采之秦史而未经移正耶？又考《秦本纪》称武王与孟说举鼎绝膑而死。《甘茂传》称武王竟至周而卒于周。合两说而论，武王即卒于周，知举鼎亦在周。《孟子疏》引《帝王世纪》谓“秦王于洛阳举周鼎，乌获两口血出，”是其证。余疑此亦当时传说，犹如楚子问鼎轻重，而王孙雒谓在德不在鼎。秦武欲通三川以窥周室，竟如其愿，身至于周而卒。时人遂谓武窥周鼎，而德不堪之，遭愆而死，因讥之曰举鼎绝膑死矣。其事与鼎沦之说相隔十九年，而推论根源，实出一致，因附辨之。）又按：《周本纪》：“周君王赧卒，周民东亡，秦取九鼎宝器，”此秦人之夸诈也。既已不得周鼎，犹且夸诈于诸侯，曰我得周鼎矣。乃以著之史，而史公承之。又《始皇纪》：“二十八年，还过彭城，齐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此秦人之贪愚也。既已诈于天下，曰我得周鼎矣，而犹不忘情于真取，而信其真沉于泗水，乃不觉忘其前言，过彭城则祠以求之，而史公则据以为载。今《史记正义》及《通考》乃谓一飞入泗水，八入于秦中，则既为秦人所诈，又过秦人之愚矣。夫汉得秦宝，不闻有鼎，此乃秦未得鼎之验。《水经 泗水注》：“始皇使数千人没水求之，不得乃谓鼎伏，”此乃鼎未沦泗之验。沈钦韩曰：“九鼎之亡，周自亡之，虞大国之数甘心也，为宗社之殃。又当困乏时，销毁为货，谬云鼎亡耳。”此虽虚臆，最为有情。余谓宋都彭城，王偃行仁政，小民心向，列国君卿忌嫉，甚加毁诬。又其称王在显王三十二年，及其国亡，遗民犹传徐偃王，盖亦会于虚而知之。（太丘属沛，在河南永城境，距商邱彭城略相等。）
[附]战国时宋都彭城证
余考战国时宋都彭城，又别有说以为证者。《水经 睢水注》：“睢水又东迳睢阳县故城南，周成王对微子启于宋，以嗣殷后，为宋都也。秦以为砀郡，汉高祖尝以沛公为砀郡长。天下既定，五年，为梁国。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为梁王。”汉以睢阳为梁，盖承战国地理言之。宋亡已在战国晚年。窃疑睢阳为梁，犹在宋亡之前。盖宋先已迁都而东矣。故汉乃以睢阳为梁国。此战国时宋东迁，不都睢阳之证，一也。（《庄子 人间世》，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司马彪曰：“商之丘，今梁国睢阳县，”今按：此亦证庄周著书时，宋已不都睢阳，否则周亦不称为商之丘也。）又《泗水注》：“黄水东流迳外黄县故城南，于春秋为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别都矣。”《汉志》外黄《补注》：“王先谦曰：春秋宋黄邑，战国属魏。故《国策》苏代曰：决白马之口，魏无黄、济阳。亦称外黄，见《魏世家》，太子申过外黄。张耳为魏外黄令，见《耳传》。”是外黄在齐、魏马陵之战时，固已属梁，否则魏军不得逾人之别都以为战。（《集解》云：“外黄时属宋，”非是。《宋策》云：“过宋外黄，”盖袭史文而增宋字，不足据。）外黄与睢阳相近，外黄既为魏有，睢阳之西蔽已失，敌氛及于国都，宋决不安。此宋在战国时东迁，不都睢阳之证，二也。《泗水篇》云：“泗水又南过平阳县西，”《注》：县即山阳郡之南平阳县也。《竹书纪年》曰：“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齐田肸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朱右曾云：“平阳故城在兖州府邹县西三十里，”其时梁之东鄙，已远及邹、兖。若宋都睢阳、外黄，则为近在梁肘腋之里，何缘及齐同师？《魏策》苏秦说魏合从亦曰：“魏地东有淮、颍、沂、黄，煮棗、无疎。”若宋都睢阳，魏境不得远包淮、沂。又《韩世家集解》引《纪年》：“齐宋围煮棗，”其事在魏哀王七年。《后汉 郡国志》煮棗在济阳郡冤朐县。魏境是时犹东达今山东之曹州。此以地势言之，又知其时宋必东迁，不都睢阳之证，三也。又《淮水注》：“惠成王十七年，宋景敾，卫公孙仓，会齐师围我襄陵。十八年，王以韩师败绩诸侯师于襄陵。”《汉志》襄邑，师古曰：圈称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乡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史记正义》：“襄陵，今归德府睢州也。”（程恩泽《国策地名考》：“襄陵在归德府睢州西一里。”又《齐策》：“犀首以梁与齐战于承匡，”程氏《地名考》：“承匡在睢州西三十里。”）今考惠成十七年，田期伐魏东鄙，败魏于桂阳，遂乘胜深入，而宋卫会之，至于襄陵。时襄陵已属魏。襄陵在外黄睢阳间，距睢阳尤近。宋于其时殆已避梁而东矣。此宋东迁不留睢阳之证，四也。又《淮水注》：“王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齐侯使楚景舍来求成。”《战国策》：“邯郸之难，楚使景舍起兵救赵，邯郸拔，楚取睢濊之间。”此盖即一时事。程恩泽《国策地名考》云：“睢濊，二水名。《水经注》睢水出陈留县西浪荡渠，东南流至宿迁县，合泗，亦曰睢口。即汴水支流也。濊水本名涣水，由永城县东南流入宿州西南境，又睢水支流。二水之间，当在今商邱（古睢阳县。）宁陵睢州一带。魏之东南境，楚之东北境也。”据此则睢、濊之间，实逼宋都。楚、魏接壤，宋非迁居无以自安，其证五也。《齐策》苏秦（按字当作代。）劝齐王释帝而举宋，其言曰：“有宋，则卫之阳城危。有淮北，则楚之东国危。有济西，则赵之河东危。有阴平陆，则梁门不启。”此言宋之疆域甚备。且宋偃之世，宇土方廓。然今考之，阳城《史记》作阳地。《集解》裴駰云：“濮阳之地。”（程氏《地名考》：“濮阳今在大名府开州西南三十里。”）淮北，《史记正义》：“徐泗也。”（《地名考》云：“沛即淮北。”）东国，《正义》谓下相，（张氏《释地》：“下相故城在今宿迁县北七十里。”）僮，（《释地》：“在今睢宁县境。”）取虑（《释地》：“在今灵壁县北。”）也。阴，《史》作陶，《正义》：“陶定陶，今曹州也。”平陆，《正义》：“兖州县也。”然则宋之邦域，西不及于归德、商邱，否则乌言乎有阴、平陆而梁门不启哉？此宋东迁不留睢阳之证，六也。又《秦策》或人之说秦王曰：（今误作黄歇，详《考辨》第一三二。）“秦、楚之兵构而不离，魏氏将出兵而攻留方与銍胡陵砀萧相，故宋必尽。”程氏《地名考》：“方與，今山东济宁州鱼台县北。胡陵，今鱼台县东南六十里。留，今沛县东南五十里。砀，今徐州府砀山县东三里。萧，今县北十里。相，今宿州西北。銍，今宿州西南九十里。”则所谓故宋者，北及济宁，南至萧、宿，中包沛、砀，襟带徐、彭，为之藩翼，而独不及睢阳。睢阳豁在西陲，纵列版图，未可宁居。此宋都东迁，不在睢阳之证，七也。张氏琦《国策释地》云：“宋地自今归德府以东，江苏之徐州府，安徽宿、亳二州，北有山东曹州府之荷泽、曹县、定陶、单县、城武、钜野，济宁之金乡、鱼台，皆是。”夫疆场之间，一彼一此，固已无常。然诸家言宋地，终不及归德以西。则又宋都东迁，不留睢阳之证，八也。故当时言宋，列诸泗上十二诸侯之列。《楚策》张仪为秦连衡，说楚王曰：“破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之有。”高诱以十二诸侯为鲁、卫、曹、宋、郑、陈、许之君。（见《秦策注》。）《齐策》亦云：“今大王之所从，十二诸侯，非宋卫也，则邹、鲁、陈、蔡。”又曰：“举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宋列泗上，与邹、鲁、滕、薛、邾、莒、费、郯同称，则其都东迁，不留睢阳之证，九也。又《齐策》：“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愿也。”《史记正义》：“淮北谓徐泗等州。”顾祖禹《方舆纪要》云：“自沂兖以南，古所称淮北地也。”宋在徐、泗、淮北，此东迁不留睢阳之证，十也。《史记 张仪传》：“仪与齐、楚、魏三国相会齧桑。”（参读《考辨》一〇七。）徐广曰：“在梁与彭城之间。”顾观光云：“《汉志》沛郡有小桑，即齧桑也，在今蒙城县北三十七里。”张仪与齐、楚、魏三国会，谅不在宋地。此又宋已东迁，不留睢阳之证，十一也。《睢水注》：“睢水又东迳相县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国府园中，犹有伯姬黄堂基，即伯姬燌死处也。城西有伯姬塚。”共公前为文公。楚人围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则为文公十七年。文公二十二年死，共公立，宋迁而东，盖当都城残破之后，兼以避敌。非在文公之晚世，即共公之初年矣。共公十三年卒，平公立。三年，楚伐彭城，封鱼石。四年，晋诛鱼石，归宋彭城。以宋都相，彭城近之，故楚伐彭城而置鱼石以逼宋。若宋都睢阳，则彭城僻远，不足患矣。此宋都自春秋时已徙而东，证十二也。又《春秋》襄十年《传》：“晋荀偃士匄请伐偪阳而封宋向戍。”偪阳尚在彭城东北，正以宋都东迁，故其朝臣得远封至此，证十三也。桓司马石槨亦在桓山，近彭城。（程氏《地名考》云：“在徐州府东北二十七里，下临泗水。”）证十四也。《说苑 立节》：“宋康公攻阿，屠单父。成公赵曰：赵在阿而宋屠单父，是赵无以自立也。且往诛宋。遂入宋，三月不得见。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赵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吾在阿，宋屠单父，是辱名也。事诛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若是而生，何面目见天下士？遂立槁彭山之上。”窃疑彭山者，彭城之山。（今徐州东北三里有彭城山，西五里有大彭山。）康公即康王。称其病死者，《国策》云：“逃倪侯之馆，得病而死也。”是又宋都彭城不都睢阳之一证，证十五也。又观于《六国表》“韩文侯伐宋至彭城，执其君，”与夫鼎沦泗水彭城下之说，则宋都彭城，不都睢阳，断可定矣。（《楚辞》：“昭奚恤彭城君议于王前。”高注：“彭城属楚。”又《孟尝君列传》，《索隐》引《纪年》“田婴初封彭城，”疑齐、楚彭城非一地，盖如巴、蜀分属秦、楚，上党分属三晋之类。又春秋时徐国，在今安徽泗县，东北距徐州彭城可二百里。）
又按：《史记 宋世家》云：“齐、楚、魏灭宋而三分其地。”《汉志》亦云：“宋为齐、楚、魏所灭，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其济阴东平，楚得其沛。”吴师道注《国策》辨之曰：“苏代说燕曰：齐南攻楚，西困秦，又以馀兵举五千乘之劲宋。又说秦曰：齐强，辅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使当时齐与楚、魏合，其言岂若是乎？《史》称齐既灭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是乘灭宋之强，并夺楚、魏地。而谓与之分宋地，岂其实哉？乐毅谓燕昭王曰：王欲伐齐，莫若结于赵。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史表》燕破齐之年，书楚、赵取齐淮北。则楚、魏分地，当是乐毅破齐后事。”张琦《战国策释地》不信吴说，谓：“假使齐独有宋，则齐界至开封，讵闻有是乎？”余谓张驳固是，而吴辨更的。齐界固不至开封，其实宋界已早不至开封也。《汉志》所谓魏得其梁陈留者当战国初年，宋早已东移。魏之有梁陈留，不俟齐灭宋时。如此庶得当时情实也。（战国时宋都彭城，又可证之于孟子之游踪，参读《考辨》第一一○。又按：《水经 荷水注》：“荷水又东迳东缗故城北，故宋地。邹衍曰：余登缗城以望宋都者也。”东缗今山东金乡县东北二十里，地距商邱铜山，远近略相似。即衍所指系旧宋都，亦无礙于此篇之阐说也。）
又按：《水经 济水注》引刘成国《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全祖望《经史问答》本此，谓“开鸿沟，通淮济，始于徐，继于吴。”余意春秋诸国，城筑都邑时有之。至于掘沟通渠舟行千里，则事殊少见。自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引漳水溉邺。梁惠王十年，入河水于圃田，又为大沟而引圃水。（《水经 济水注》引《纪年》。）又云：“瑕阳人自秦导岷山青衣水来归。”（《水经 青衣水注》引《纪年》。）魏襄王时，又有史起为邺令，亦引漳水溉邺。又《史记 赵世家》：惠文王十八年，漳水大出。二十一年，徙漳水武平之西。二十七年，又徙漳水武平之南。八年之中，再徙臣浸。而稍后秦亦有李冰郑国。《史记 河渠书》谓：“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后，滎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下又叙韩人水工郑国，为秦凿泾水，秦以富强。大抵水利之事，盛兴于战国。窃疑鸿沟之成，盖战国梁宋之力为多。亦必东方水道日闢，而陶卫处其中心，遂成一大都会，乃有陶朱公以钜富著。（此未必在越句践时，亦未必即范蠡，参读《考辨》第三四。）全氏以鸿沟远推春秋时徐偃王，未必是。而若《徐州志》所记可信，则余论徐偃王即宋王偃，疑其都彭城，又得一证。而宋偃通沟陈蔡之间，又可补故宋文献之一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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