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自古以来，民族之所以兴亡，是由于人口增减的原因很多，此为天然淘汰（The Law of Natural Selection）。人类因为遇到了天然淘汰力，不能抵抗，所以古时有很多的民族，和很有名的民族，在现在人类中，都已经绝迹了。我们中国的民族也很古，从有稽考以来的历史讲，已经有了四千多年；故推究我们的民族，自开始至今，至少必有五六千年。当中受过了许多天然力的影响，遗传到今日，天不但不来消灭我们，并且还要令我们繁盛，生长了四万万人，和世界的民族比较，我们还是最多最大的民族；是我们民族所受的天惠，比较别种民族独厚，故经过天时人事，种种变更，自有历史四千多年以来，只见文明进步，不要民族衰微，代代相传，到了今天，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所以一般乐观的人，以为中国民族，从前不知经过了多少灾害，至今都没有灭亡，以后无论经过若何灾害，是决不至灭亡的。这种论调，这种希望，依我看来，是不对的。因为就天然淘汰力说，我们民族，或者可以生存。但是世界中的进化力，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这种人为的力，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大。我们中华民族处在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不但是受这两种力的压迫，并且深中这两种力的祸害了。
中国几千年以来，遭受了政治力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经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但是这两次亡国，都是亡于少数民族，不是亡于多数民族。那些少数民族，总被我们多数民族所同化，所以中国在政治主权上，虽然亡过了两次，但是民族还没有受过大损失。至于现在列强民族的情形，便和从前大不相同，一百年以来，列强人口增加到很多，上次已经比较过了，像英国俄国的人口，增加三四倍，美国增加十倍，照已往一百年内的增加，推测以后一百年的增加，我们民族在一百年以后，无论所受的天惠怎么深厚，就很难和列强的民族并存于世界。比如美国的人口，百年前不过九百万，现在便有一万万以上，再过一百年，就有十万万以上；英德俄日的人口，都是要增加好几倍；由此推测，到百年之后，我们的人口便变成了少数，列强人口便变成了多数，那时候中国民族，纵然没有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单以天然进化力来推论，中国人口便可以灭亡。况且在一百年以后，我们不但是要受天然力的淘汰，并且要受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此两种力比较天然力，还要快而且烈，天然力虽然很慢，也可以消灭很大的民族，在百年前有一个先例可以用来证明的，是南北美洲的红番民族。美洲在二三百年前，完全为红番之地，他们的人数很多，到处皆有；但从白人搬到了美洲之后，红番人口就逐渐减少，传到现在，几乎尽被消灭；由此便可见天然淘汰力，也可以消灭很大的民族。
政治力和经济力比较天然淘汰力还要更快，更容易消灭很大的民族。此后中国民族如果单受天然力的淘汰，还可以支持一百年，如果兼受了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就很难渡过十年，故在这十年之内，就是中国民族的生死关头。如果在这十年以内，有方法可以解脱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我们民族还可以和列强的民族并存；如果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我们没有方法去解脱，我们的民族，便要被列强的民族所消灭，纵使不至于全数灭亡，也要被天然力慢慢去淘汰；故此后中国的民族，同时受天然力、政治力、和经济力的三种压迫，便见得中国民族的生存地位是非常危险。
中国受欧美政治力的压迫，将及百年，百年以前，满人据有我们的国家，仍是很强盛的。当时英国灭了印度，不敢来灭中国，还恐中国去干涉印度。但是这百年以来，中国便失去许多领土，由最近推到从前，我们最近失去的领土是威海卫、旅顺、大连、青岛、九龙、广州湾。欧战以来，列强想把最近的领土送回；像最先送回的有青岛，最近将要送回的有威海卫，但这不过是中国很小的地方。从前列强的心理，以为中国永远不能振作，自己不能再管自己，所以把中国沿海的地方像大连威海卫九龙等处来占领，做一个根据地，以便瓜分中国。后来中国起了革命，列强知道中国还可以有为，所以才打消瓜分中国的念头。当列强想瓜分中国的时候，一般中国反革命的人，说革命足以召瓜分；不知后来革命的结果不但不召列强瓜分，反打消列强要瓜分中国的念头。再推到前一点的失地是高丽、台湾、澎湖，这些地方，是因为日清之战，才分割到日本。中国因为日清一战，才引出列强要瓜分中国的论调(SlicingofChina)。中国更前一点的失地是缅甸、安南，安南之失，中国当时还稍有抵抗，镇南关一战，中国还获胜仗，后来因被法国恐吓，中国才和法国讲和，情愿把安南让与法国。但是刚在讲和之前几天，中国的军队正在镇南关谅山大胜，法国几乎全军覆没；后来中国还是求和，法国人便以为很奇怪。尝有法国人对中国人说：“中国人做事，真是不可思议，就各国的惯例，凡是战胜之国，一定要表示战胜的尊荣，一定要战败的国割地赔偿；你们中国战胜之日，反要割地求和，送安南到法国，定种种苛虐条件，这真是历史上战胜求和的先例。”中国之所以开这个先例的原因，是由满清政府太糊涂。安南和缅甸本来都是中国的领土，自安南割去以后，同时英国占据缅甸，中国更不敢过问了。又更拿前一点的失地说，就是黑龙江乌苏里。又再推到前一点的失地，是伊犁流域霍罕和黑龙江以北诸地，就是前日俄国远东政府所在的地方，中国都拱手送去外人，并不敢问。此外更有琉球、暹罗、蒲鲁尼、苏绿、爪哇、锡兰、尼泊尔、布丹等那些小国，从前都是来中国朝贡过的。
故中国在最强盛时代，领土是很大的，北至黑龙江以北，南至喜马拉雅山以南，东至东海以东，西至葱岭以西，都是中国的领上。尼泊尔到了民国元年，还到四川来进贡，元年以后，以西藏道路不通，便不再来了。像这样讲来，中国最强盛时候，政治力量也威震四邻，亚洲西南各国，无不以称藩朝贡为荣。那时欧洲的帝国主义，还没有侵入亚洲，当时亚洲之中，配讲帝国主义的只是中国；所以那些弱小国家，都怕中国，怕中国用政治力去压迫。至今亚洲各弱小民族，对于中国，还是不大放心。这回我们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开大会，蒙古派得有代表来，是看我们南方政府对外的主张，是否仍旧用帝国主义；他们代表到了之后，看见我们大会中所定的政纲，是扶持弱小民族，毫无帝国主义的意思，他们便很赞成，主张大家联络起来，成一个东方的大国。像这项要赞成我们主张的情形，不但是蒙古如此，就是其他弱小民族，都是一样。现在欧洲列强，正用帝国主义和经济力量来压迫中国，所以中国的领土便逐渐缩小，就是十八行省以内，也失去了许多地方。
自中国革命以后，列强见得用政治力瓜分中国是很不容易的。以为从前满洲征服过了中国，我们也晓得革命，如果列强还再用政治力来征服中国，中国将来一定是要反抗，对于他们是很不利的；所以他们现在稍缓其政治力来征服我们，便改用经济力来压迫我们。他们以为不用政治力来瓜分中国，各国便可以免冲突；但是他们在中国的冲突虽然是免了，可是在欧洲的冲突到底还免不了，故由巴尔干半岛问题，便生出了欧洲大战，他们自己受了许多损失，许多强国象德国奥国都倒下来了。但是他们的帝国主义，现在还没有改革，英国、法国、意大利仍旧用帝国主义继续进行；美国也抛弃了“门罗主义”，去参加列强，一致行动。经过了欧战以后，他们在欧洲或者把帝国主义一时停止进行，但是对于中国，像前几日各国派二十多只兵舰到广州来示威，还是用帝国主义的力量，来进行他们经济的力量。经济力的压迫，比较帝国主义，就是政治力的压迫，还要厉害。政治力的压迫，是容易看得见的，好比此次列强用二十多只兵船来示威，广州人民便立时觉得痛痒，大家生出公愤，就是全国人民也起公愤，故政治力的压迫，是容易觉得有痛痒的；但是受经济力的压迫，普通都不容易生感觉，像中国已经受过了列强几十年经济力的压迫，大家至今还不大觉得痛痒，弄到中国各地都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全国人民至今还只知道是列强的半殖民地。
这半殖民地的名词，是自己安慰自己；其实中国所受过了列强经济力的压迫，不只是半殖民地，比较全殖民地还要利害。比方高丽是日本的殖民地，安南是法国的殖民地，高丽人做日本的奴隶，安南人做法国的奴隶，我们动以亡国奴三字讥消高丽人安南人，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地位，还不知道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实在比不上高丽人安南人。由刚才所说的概括名词，中国是半殖民地。但是中国究竟是那一国的殖民地呢？是对于已缔结了条约之国的殖民地，凡是和中国有条约的国家，都是中国的主人；所以中国不只做一国的殖民地，是做各国的殖民地，我们不只做一国的奴隶，是做各国的奴隶。比较起来，是做一国的奴隶好些呢？还是做各国的奴隶好些呢？如果做一国的奴隶，遇到了水旱天灾，做主人的国家，就要拨款赈济，他们拨款赈济，以为这是自己做主人的义务，分内所当为的。做奴隶的人民，也视为这是主人应该要救济的。但是中国北方前几年受了天灾，各国不视为应该要尽的义务，拨款来赈济，只有在中国内地的各国人，来提倡捐助赈济灾民；中国人看见了，便说是各国很大的慈善，不是他们的义务，和主人的国家对于奴隶的人民，便差得很远，由此便可见中国还比不上安南高丽。所以做一国的奴隶，比较做各国的奴隶的地位是高得多，讲到利益来又是大得多，故叫中国做半殖民地，是很不对的；依我定一个名词，应该叫做“次殖民地”，这个次字，是由于化学名词中得来的，如次亚磷便是药品中有属磷质而低一等的名为亚磷，更低一等者名为次亚磷；又如各部官制，总长之下低一级的，就叫做次长一样。中国人从前只知道是半殖民地，便以为很耻辱，殊不知实在的地位，还要低过高丽安南，故我们不能说是半殖民地，应该叫做次殖民地。
此次广东和外国争关馀，关税馀款本该是我们的，为什么要争呢？因为中国的海关，被各国拿去了。我们从前并不知道有海关，总是闭关自守，后来英国到中国来叩关，要和中国通商，中国便闭关拒绝，英国用帝国主义和经济力量联合起来，把中国的关打开，破了中国的门户。当时英国军队已经占了广州，后来见广州站不住，就不要广州，去要香港，并且又要赔款；中国在那个时候，没有许多现钱来做赔款，就把海关押到英国，让他们去收税。当时满清政府计算，以为要很长久的时间，才可以还清，不料英国人得了海关，自己收税，不到数年，便把要求的赔款还清了。清朝皇帝才知道清朝的官吏很腐败，从前经理征收关税，有中饱的大毛病，所以就把全国海关，都交给英国人管理，税务司也尽派英国人去充当。后来各国因为都有商务的关系，便和英国人争管海关的权利，英国人于是退让，依各国商务之大小为用人之比例，所以弄到现在，全国海关，都在外人的手内。中国同外国每立一回条约，就多一回损失，条约中的权利总是不平等，故海关税则，都是由外国规定，中国不能自由更改。中国的关税，中国人不能自收自用，所以我们便要争。
现在各国对于外来经济力的压迫，又是怎样对待呢？各国平时对于外国经济力的侵入，都是用海关作武器，来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好比在海口上防止外来军队的侵入，便要筑炮台一样，所以保护税法就是用关税去抵制外货，本国的工业才可以发达。像美国自白人灭了红番以后，和欧洲各国通商，当时美国是农业国，欧洲各国多是工业国，以农业国和工业国通商，自然是工业国占胜利，故美国就创出保护税法，来保护本国的工商业。保护税法的用意，是将别国的入口货，特别加以重税；如进口货物值一百元，有关便抽税一百元或八十元，各国通例都是五六十元。抽这样重的税，便可以令别国货物的价贵，在本国不能销行。本国货物无税，因之价平，便可以畅销。
我们中国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形呢？中国没有和外国通商以前，人民所用的货物，都是自己用手工制造。古人说男耕女织，便可见农业和纺织工业，是中国所固有的。后来外国货物进口，因为海关税轻，所以外来的洋布价贱，本地的土布价贵，一般人民便爱穿洋布，不穿土布，因之土布工业就被洋布消灭了。本国的手工工业便从此失败，人民无职无业，便变成了许多游民，这就是外国经济力压迫的情形。现在中国虽然仍有手工织布，但是原料还要用洋纱。近来渐有用本国棉花和外国机器来纺纱织布的；像上海有很多的大纱厂，大布厂，用这些布厂纱厂，本来逐渐可抵制洋货。但是因为海关还在外国人手中，他们对于我们的土布，还要抽重税，不但海关要抽重税，进到内地各处还要抽厘金，所以中国不独没有保护税法，并且是加重土货的税去保护洋货。当欧战时，各国不能制造货物输入中国，所以上海的纱厂布厂，一时是很发达，由此所得的利益便极大，对本分利，资本家便极多。但欧战以后，各国货物，充斥中国，上海的纱厂布厂，从前所谓赚钱的，至今都变成亏本了，土货都被洋货打败了，中国关税不特不来保护自己，并且要去保外人，好比自己挖了战壕，自己不但不能用去打敌人；并且反被敌人用来打自己，所以政治力的压迫，是有形的，是愚蠢的人也容易看见的，经济力的压迫是无形的，一般人都不容易看见，自己并且还要加重力量来压迫自己。所以中国自通商以后，出入口货物之比较，有江河日下之势。前十年调查中国出入口货物，相差不过二万万元，近来检查海关报告表，一九二一年进口货超过出口货是五万万元，比较十年前已加多两倍半。若照此推算，十年后也加多两倍半，那么进口货超过出口货便要到十二万万五千万。换一句话说，就是十年之后，中国单就贸易一项，每一年要进贡到外国的钱是十二万万五千万元。你们看这个漏卮是大不大呢？
经济力的压迫，除了海关税影响到入超以外还有外国银行。现在中国人的心理，对于本国银行都不信用，对于外国银行便非常信用；好比此刻在我们广东的外国银行，便极有信用，中国银行毫无信用。从前我们广东省立银行，发出纸币，尚可通用，此刻那种纸币毫不能用，我们现在只用现银。从前中国纸币的信用，不及外国纸币，现在中国的现银仍不及外国银行的纸币。现在外国银行的纸币，销行于广东的总数，当有几千万，一般人民都情愿收藏外国纸币，不情愿收藏中国现银：推之上海天津汉口各通商口岸，都是一样。推究此中原因，就是因为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我们平常都以为外国人很有钱，不知道他们都是用纸钱来换我们的货物，他们本来没有许多钱，好像是我们送到他们的一样。外国人现在所有的钱，不过印出几千万纸，我们信用他，他们便有了几千万钱。那些外国银行的纸币，每印一元，只费几文钱，印成了的纸，他的价值便称是一元或十元或一百元，所以外国人不过是用最少之本钱去印几千万元的纸，用那几千万元的纸，便来换我们几千万块钱的货物。诸君试想这种损失是大不大呢！为什么他们能够多印纸，我们不能够照样去印呢？因为普通人都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只信用外国，不信用自己，所以我们所用的纸便不能通行。
外国纸币之外，还有汇兑。我们中国人在各通商口岸汇兑钱，也是信用外国银行，把中国的钱都交外国银行去汇兑。外国银行代中国人汇兑，除汇钱的时候赚千分之五的汇水以外，并强赚两地的钱价；在交钱的时候，又赚当地银元合银两的折扣；像这样钱价折扣的损失，在汇钱和交钱的两处地方，总算起来，必须过百分之二三。像由广东外国银行汇一万块钱到上海，外国银行除了赚五十元汇水以外，另外由毫银算成上海规<元>银的钱价，他们必定把广东毫银的价格算低，把上海规元银的价格抬高，由他们自由计算，最少必要赚一二百元；到了上海交钱的时候，他们不交规元银，只肯交大洋钱，他们用规元银折成大洋钱，必压低银两的市价抬高洋钱的市价，至少又要赚一二百元；故上海广州两地之间，汇兑一万块钱，每次至少要损失二三百元。所以用一万块钱在上海广州两地之间，汇来汇去，最多不过三十馀次便完全化为乌有。人民所以要受这些损失的原因，就是因为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
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势力，除了发行纸币和汇兑以外，还有存款。中国人有了钱，要存到银行内。不问中国银行的资本是大是小，每年利息是多是少，只要知道是中国人办的，便怕不安全，便不敢去存款。不问外国银行是有信用没有信用，他们所给的利息是多是少，只要听到说是外国人办的，有了洋招牌，便吃了定心丸，觉得极安全，有钱便送进去，就是利息极少，也是很满意。最奇怪的是辛亥武昌起义以后，一般满清皇室，和满清官僚，怕革命党到了，要把他们的财产充公；于是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存到各处外国银行，就是没有利息，只要外国人收存，便心满意足，甚至像清兵和革命军在武汉打仗打败了的那几日，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银行，所收满人寄存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至弄到北京所有的外国银行都有钱满之患，无馀地可以再存。于是后来存款的，外国银行对于存款人，不但不出息钱，反要向存款人取租钱，存款人只要外国银行收存款，说到租钱，外国银行要若干便给若干。当时调查全国的外国银行，所收中国人的存款，总计一二十万万。从此以后，中国人虽然取回了若干，但是十几年以来，一般军阀官僚，像冯国璋、王占元、李纯、曹锟，到处搜括，所发的横财，每人动辄是几千万；他们因为想那些横财很安全，供子子孙孙万世之用，也是存入外国银行；所以至今外国银行所收中国人存款的总数，和辛亥年的总数，还是没有什么大加减。外国银行收了这一二十万万存款，每年付到存款人的利息是很少的，最多不过四五厘。外国银行有了这一二十万万钱，又转借到中国小商家，每年收到借款人的利息是很多的，最少也有七八厘，甚至一分以上。因此外国银行，只任经理之劳，专用中国人的资本来赚中国人的利息，每年总要在数千万。这是中国人因为要存款到外国银行，无形中所受的损失。普通人要把钱存到外国银行内的心理，以为中国银行不安全，外国银行很安全，把现款存进去，不怕他们闭倒。试问现在的中法银行停止营业，把中国人的存款没有归还，中法银行是不是外国银行呢？外国银行的存款是不是安全呢？外国银行既是不安全，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还是心甘情愿，要把中国的钱存到外国银行，每年要损失这样大的利息呢？推究这个原因，也是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外国银行一项，在中国所获之利，统计纸票汇兑存款三种算之，当在一万万元左右。
外国银行之外，还有运费。中国货物运去外国，固然是要靠洋船，就是运往汉口、长沙、广州各内地，也是靠洋船的多。日本的航业，近来固然是很发达，但是日本最先的时候，只有一个日本邮船会社，后来才有东洋汽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日清汽船公司，航行于中国内地，航行于全世界。日本航业之所以那样发达，是因为他们政府有津贴来补助，又用政治力特别维持。在中国看起来，国家去津贴商船，有什么利益呢？不知日本是要和各国的经济势力相竞争，所以在水上交通一方面，也和各国缔结条约，订出运货的运费，每吨有一定的价钱。比方由欧洲运货到亚洲，是先到上海，再到长崎、横滨。由欧洲到上海，比较由欧洲到长崎、横滨的路程，是近得多的。但是由欧洲运货到长崎、横滨，每吨的运费，各船公司定得很平；至于由欧洲运货到上海的运费，中国无航业与他们抵抗，各船公司定得很贵；故由欧洲运货到长崎、横滨，比较由欧洲运货到上海，每吨的运费，还要便宜；因此欧洲货物，在日本出卖的市价，还要比在上海的平。反过来如果中国货物由上海运去欧洲，也是比由长崎、横滨运去欧洲，所费的运费贵得多。若是中国有值一万万块钱的货物运往欧洲，中国因为运费的原故，就要加多一千万，照此计算，就是一万万之中要损失一千万。中国出入口货物的价值每年已至十馀万万以上，此十馀万万中，所受的损失，也当不在一万万元以下了。
此外还有租界与割地的赋税、地租、地价三项，数目亦实在不少。譬如香港、台湾、上海、天津、大连、汉口那些租界及割地内的中国人，每年纳到外国人的赋税，至少要在二万万元以上。像从前台湾纳到日本的税，每年袛有二千万，现在加到一万万；香港从前纳到英国人的税１[此处原有一“抵”字，当为衍文，已删。]，每年袛有几百万，现在加到三千万；以后当然照此例，更行增加。其他地租一项，有归中国人收的，有归外国人收的。各得几何，没有切实的调查，不得而知；然总以外国人所收为多，都是不待问了，这种地租的数目，总比地税要大十倍。至于地价更是年年增加。外国人既掌握经济之权，自然是多财善贾，把租界内的地皮，平买贵卖，故此专就赋税地租和地价三种款项，中国人所受的损失，每年也当有四五万万元以上。
又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团体及个人营业，持其不平等条约之特权，来侵夺我们利权的事业，更难以数计。单就南满铁路一个公司说，每年所赚的纯利，已达五千馀万元，其他各国人之种种营业，用统计推测，当在一万万元以上。
更有一桩损失，就是投机事业。租界以内的外国人，每利用中国人的贪婪弱点，日日有小投机，数年有一次大投机，尽量激发中国人的赌性熟狂；如树胶的投机，马克的投机，每次结果，总是中国人受亏累，这种亏累，至少都有数千万元；而天天的小投机事业，积少成多，便不知道是有多少数目了。像这样的损失，每年亦当有数千万元。
至于战败的赔款，甲午赔于日本的是二万万五千万两；庚子赔于各国的是九万万两，这是属于政治上武力压迫的范围，当不能与经济压迫相提并论，而且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可以说还是小事了。其他还有藩属的损失，侨民的损失，更不知道有几何了。像这样看来，这种经济的压迫，真是利害得很了。
把以上所讲的损失，统共算起来：第一、由于洋货的侵入，每年有五万万元；第二、由于外国银行的纸币侵入市场，汇兑的扣折，存款的转借等项，或要到一万万元；第三、进出入口货物的运费总要自几千万至一万万元；第四、租界与割地中的赋税、地租和地价三项，总在四五万万元；第五、特权营业有一万万元；第六、投机事业和其他种种剥夺，当在几千万元以上，可说这六项的经济压迫，令我们中国所受的损失，总共不下十二万万元。这每年十二万万元大损失的，如果不想方法挽救，以后只有年年加多，断没有自然减少的理由；所以今日中国受外国的经济压迫，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位，是要赶快设法去挽救。若长此不救，必至因为受这种经济压迫，弄到国亡种灭而后已！
当中国从前强盛时代，都是要列邦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列邦的贡品，每年的价值，大约不过是百数十万元，我们便以为得非常的荣耀。到了宋朝，中国衰弱的时候，反要向金人进贡，而纳于金人的贡品，每年大约也不过百数十万元，我们便以为是奇耻大辱。我们现在要进贡到外国，每年有十二万万元，一年有十二万万，十年就有一百二十万万，这种经济力的压迫，这样大的进贡，是大家梦想不到的，不容易看见的，所以大家不觉得是大耻辱。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大的进贡，每年有十二万万的一宗大进款，那么我们应该做多少事业呢？我们的社会要如何进步呢？因为有了这种经济力的压迫，每年要受这样大的损失，故中国的社会事业都不能发达，普通人民的生机也是没有了。专就这一种压迫讲，比用几百万兵来杀我们还要利害得多。况且外国背后更拿帝国主义来促进他们的经济压迫，中国人民的生机焉得不日蹙，游民焉得不日多，国势焉得不日衰呢！
中国近来一百年以内，已经受了人口问题的压迫。中国人口总是不加多，外国人口总是日日加多；现在又受政治力和经济力一齐来压迫，我们是同时在受这三种力的压迫，如果再没有办法，无论中国领土是怎么样大，人口是怎么样多，百年之后，一定是要亡国灭种的！我们四万万人的地位是不能万古长存的，试看美洲的红番，从前到处皆有，现在便要全数灭亡。所以我们晓得政治的压迫是很利害，还要晓得经济的压迫是更利害，不能说我们有四万万人，就不容易被人消灭，因为中国几千年以来，从没有受过这三个力量一齐来压迫的，故为中国民族的前途设想，就应该要设一个什么方法，去打消这三个压迫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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