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孙、陈失和与自治军成立的经过
一
我在南宁见过了陈炯明，住了十来天后转回北流原防。在南宁时我已微闻粤军内部发生龃龉，两粤政局又有山雨欲来之势。当时因消息不灵，不知其事本末，事隔多年，我才知道其基本原因在于孙、陈失和。中山先生是1921年4月在广州由“非常国会”选为大总统的，而陈炯明则经中山一再提拔而任为粤军总司令。他二人如不能合作，则两粤政局必然会起极大的纷争。
原来粤军入桂打倒了陆、谭，陈炯明为彻底消灭桂军残部，乃溯江西上，驻节南宁，志在从事改革两广政治，然后缓图发展，原亦未可厚非。但中山统一两广之后，适逢直、奉酝酿大战，奉系张作霖向中山求援以夹击直军，中山亦认为北方军阀中势力最大最强横的是曹锟与吴佩孚。“擒贼先擒王。”要铲除军阀，必先从直系下手，奉系既来通款曲，则暂时与之合作，亦为革命党政略上应有的措施。中山乃决定乘机北伐，即在桂林组织大本营，意图假道湖南北上，而窥长江。这时中山除原有的粤军许崇智、李福林所部之外，游散各地的前护国、护法各军，如朱培德所部的滇军、彭程万所部的赣军和谷正伦所部的黔军，也纷纷入桂附义，声势颇大。1922年春，一部分北伐军且已进入湖南边境。然此时一则因孙、陈的主张相左益甚，陈氏不但不支持北伐，并百般阻挠其实现；二则因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为巩固地盘计，不愿卷入南北政争的漩涡，借联省自治之名，发动民意机关吁请中山体念湘省历年兵燹之苦，万勿假道湖南，以纾民困。中山见内受陈炯明的掣肘，外受赵恒惕的阻挠，乃于1922年3月26日在桂林大本营开会，决计变更计划，调在桂林亲信各部回粤。4月16日，中山师次梧州，电召陈氏至梧会晤，陈不敢应召，一面急电坐镇南宁的前敌总指挥叶举班师回粤，一面呈请辞去本兼各职，作为消极的抵制。4月19日，中山颁令准陈氏辞去广东省省长暨粤军总司令的兼职。陈氏本人却退往惠州。中山见陈非大患，即按照原定计划，取道韶关，入赣北伐。出师未捷，在后方的陈炯明忽令部将叶举率师回省。中山闻讯，仓促赶回广州坐镇，6月15日终于发生叛军炮轰总统府情事，中山因此离粤，粤事遂益发不可收拾。
所以孙、陈失和以及国民党的内讧，实是两广政局转变的一大关键。然孙、陈失和的主因，实系两人政见的不同，非纯然为意气之争。中山先生自矢志革命之时，即以全国为对象，不愿局促于一隅。以故中山力主北伐的动机，原系孤注一掷，胜负殊未可必。但是把握时机，不计个人成败，原为革命家的本分。加以先生气魄雄伟，敢作敢为，尤非常人所能及。故不辞冒险，期达目的。
至于陈炯明，其平生抱负，任事作风，处人态度，都恰恰和中山相反。陈炯明自始就没有问鼎中原的大志，加以其时联省自治之说正风靡一时，陈氏及其部曲均心向往之。他们认为中山的北伐绝无成功的希望，与其以两粤的精华作孤注一掷，倒不如切实整顿两广，待羽毛丰满，再相机北进。其所见亦未始非稳健之策。所以他叛变之后，北方的知识分子如胡适之等，竟公然同情陈氏，甚至有说陈炯明叛变是为“革命”的。然陈氏最大的错误，在于其为人有欠光明磊落。他身为革命党员，受中山的厚托，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如以中山北伐计划为不可行，大可剀切陈词，力辩此计划的非计。如中山不纳，也大可洁身引退，以见一己的坦诚无私。做一个革命党人，原应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能盲从领袖。而陈炯明既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对中山的计划又口是而心非。到了最后关头，竟至唆使部曲叛变，不论公谊私交，陈氏都不应出此下策，沦为叛逆，实不可恕。
我由南宁回到北流不久，驻在郁林的胡汉卿部于1921年12月10日撤往高州，我部遂接防郁林。到翌年4月下旬，粤军向广东仓促撤退。郁林地处粤桂交通中枢，陈炯明电调我驻防贵县，将郁林五属移交陈炯光接防，以预防我乘机袭其后。嗣后，我曾赴郊外迎接陈炯光，陈氏随他的大队人马向北流而去，并未入城停留，只和我应酬了三言两语，说罗统领即将到郁林驻扎，嘱我稍候，以便接洽。我因恐粤军恃众围缴我部枪械，故特令部队避开大道，从小路先行开拔。我自己则带了特务营一连，等候罗统领到来。继而自思，既已和陈炯光见了面，何必再敷衍罗统领呢？遂不再等他，即刻上道。不料走了才十余里路，忽有粤军军官两人率士兵十余人跟踪赶来，说罗统领有事须和我商量，请我折回郁林。我说，已和陈司令接头过了，现须赶路，无暇和罗统领见面了。两军官苦苦要求，无奈我意志很为坚决，他们只得掉转头回去了。旋于途中，得当地人民报告说，我的部队曾在离兴业县城二十余里某隘口两侧设伏，袭击粤军。罗统领亲率官佐三数人殿后，坐了轿子，杂于队伍行列中，缓缓向东行进，毫无防备。骤遭袭击，手足无措，遗弃轿子，落荒而走。我军掳获械弹辎重不少。我到兴业县城后，查明确有此事，系俞作柏营长所为，他料我在郁林不会逗留多久，出此一举，几乎陷我于不测。罗氏初被袭击时，以为是土匪或民团企图劫取枪械和财物，但旋即觉得土匪和民团不会有如此沉着的作战经验和强烈的火力，乃怀疑是我军有计划的行动，所以派员追来，要我折回郁林，问个明白。幸好我认为他们既班师回粤，已无再和他们周旋的必要，不肯折回郁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思之，此一机运关系我个人的安危实在不小啊！
我在行进中在兴业县城和桥墟住宿了两宵，第三日到达贵县。不料贵县刚发生了一桩不幸事件。当中山放弃桂林班师回粤时，特派广西第一师师长刘震寰为广西善后督办，驻节南宁。省长马君武见两粤政局突然发生变化，龙州、百色、左右两江地区以及南宁附近各县，因粤军撤退，散军土匪遂蜂拥而起。省会竟呈现风声鹤唳的状况，乃决计率省府一部分重要职员和卫队一营，分乘轮船数艘，迁往梧州办公。当他们到达贵县时，正值春夏之交，水小河浅，轮船不能夜航，遂在县城下游约一里的罗泊湾对岸停泊过夜。适我军第一支队司令李石愚率领俞作柏及陆超各一营先马省长一日抵达贵县。俞营长以警戒为名，于午夜派兵潜至泊船地附近，鸣枪呼喊缴械。一时枪声大作，马氏等宿在船上，无处躲避。马氏身边随侍的爱妾深恐马氏受伤，仍伏于马氏身上以作掩护，不幸竟被子弹射中要害身死。马氏的卫队营卒被缴械。翌日，我于途次闻报，连忙赶到贵县，即赴船上向马省长慰问道歉。马氏大发雷霆，说如要缴械，只消说一声，便可唾手可得，何须开火，以致酿成惨案呢？我处此场合，异常尴尬，只有自承约束部曲不严，致发生此不幸事件，连声赔不是。值此混乱时期，马氏亦深知我不在贵县，对俞部实不易约束。事已如此，夫复何言！乃愤然命令开船下驶，行抵梧州，遂力辞省长之职，由省府财政厅厅长杨愿公暂代，广西由此而入无政府状态。于是，散军、土匪、恶霸更无忌惮，时全省鼎沸，形成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
二
我军在贵县驻扎不及半月，郁林五属的粤军早已悉数退出。地方官吏暨人民团体纷纷来电，请我回师坐镇郁林五属，以维持地方安宁。我军驻该区日久，较之粤军军纪严明，军民感情融洽。今日既然地方无主，官军一致请我回师驻防，我也觉得义不容辞。于是，除留一部分队伍在贵县维持治安外，其他的即于1922年5月上旬开回郁林五属。这时广西全省骚然，治安殊不易维持，本军枪支不足一千，只得勉力为之。旋容县亦请我派兵驻防，一共七个县份。我四处张贴布告，严申军纪，并禁止外县散军窜入我防地的范围。在全省干戈扰攘之际，我一面整军经武，一面修明地方吏治，使人民能安居乐业，成为当时广西仅有的一片净土。熟料此即我日后披荆斩棘，削平群雄，统一广西，参与北伐，使八桂子弟足迹远达山海关的起点。
就在我军返驻郁林期间，广西已成无政府状态。刘震寰虽有人枪七八千，仍感势孤，全军猬缩于南宁附近，不敢远离。各地军政体系遂无形瓦解。前陆、谭流散部属有两三万人，其中有经粤军收编、现已与粤军脱离关系的，也有在陆、谭败后暂时隐匿而志图规复的。他们遍布广西全境，各不相属。人枪较多的，自封为“自治军总司令”或师长、旅长。人枪较少的，则自称为司令、帮统、营长不等，各视本身势力而定。割据一方，派县长，设关卡，征钱粮，各行其是。
那时势力较大的，首推刘日福、陆云高、陆福祥、蒙仁潜、林俊廷、陈天泰、张春如、梁华堂诸人。刘日福原为桂军宿将，粤军克南宁后，刘率部三四千人退入云贵边界的百色，和粤军相持。粤军退后，刘收拾残部，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一路总司令”。次为陆云高，他原为陆荣廷所部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第一师师长为陆荣廷的长子陆裕光，故该部装备极为精良，为陆氏部队中的精华所在。粤军占领期中，陆云高部驻于宾阳、上林、都安一带。至是，陆也自称“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另一支有力部队则为陆福祥，自称“广西陆军第一独立旅旅长”。有人枪三千，驻于武鸣、那马一带。粤军退后，即图规复南宁的就是该旅。等而下之，则有蒙仁潜，有人枪两千余，自称“边防军司令”，驻在隆山、忻城附近。在桂林则有赌徒梁华堂，亦纠众两千余，自称“桂林自治军总司令”。驻于龙州、靖西边关一带的，则有李绍英，有人枪两千，自称“龙州边防司令”。柳江方面，融县有何中权，来宾有韦肇隆，武宣有陈天泰，桂平有刘权中，平南有张春如，各有两三千人不等。谭浩明之弟浩澄、浩清也各有人枪千余。这些自封的将军们大半系行伍出身。其中地位较高的为林俊廷，曾任镇守使，唯此时仅有人枪千余，驻于黔桂边区。总之，这时群雄蜂起，各自称霸称王，互不相属，远交近攻，以大吞小，闹得一团乌烟瘴气。
这时广东孙、陈之间已成水火，无暇顾及广西，而刘日福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一路总司令”的通电已经到来。刘日福、陆云高、陆福祥正进军南宁，企图驱逐“反骨仔”刘震寰，其他各处也都各自独立，我们和陈炯明的关系也无形中断。于是，我部下的官长和五属绅商乃一致建议我取消“粤桂边防军第三路”的番号，改称“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我就在五属绅商和本军袍泽一致拥戴之下，于5月下旬通电就职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我们成立自治军的用意是多少有些排外性的。因此次粤军援桂，极尽焚掠的能事。其原因则是桂人治粤甚久，粤人颇感不平，一旦有了机会，即大肆报复。例如粤军魏邦平所部在平南时，曾因细故烧毁村落数十之多，惨不忍闻。又如粤军在桂林滥发钞票，强迫商民十足通用，这种钞票限用于广西境内，一旦粤军离境，即成废纸。故此次粤军入桂后，桂人对一切客军都深恶痛绝，一闻粤军离桂消息，即纷纷成立“自治军”。“自治”也者，免为他人所治之谓也。而五属人士之所以拥戴我为“自治军第二路”，更有不受其他自治军控制之意存乎其间。
5月22日，南宁刘震寰部七八千人为当地自治军击溃，逃入广东钦、廉一带。省会遂入桂军的掌握。此时，在南宁的各自治军首领颇觉有重设省政府、统一广西军政的必要。6月初，刘日福、陆福祥、陆云高和蒙仁潜乃联电约我去南宁商讨桂局善后事宜。我当然义不容辞，应邀前往开会。这是我初次和他们会面。他们四人都是五十开外的老年人，除蒙仁潜系秀才出身外，其他三人仅略识之无；而我则是不足三十岁，受过完备的教育的青年，和他们在一起，显得十分不调和。
至于他们所谓的“开会”，也是不能称其为“会”的。大家约好了每日开会一次，便在原来的督军署的会客室内谈起来，既无主席，也无记录。坐得不耐烦了，就爬到桌子上去。说起话来，也非常粗鄙。饿了，便招呼勤务兵去买几大碗米粉来，在会客室内围桌大嚼，实不成体统。
他们四人之中，以刘日福最为老实，赳赳武夫，毫无心计。陆福祥则豪爽痛快，虽识字不多，却是极诚朴的好人。因此我们所谓开会，实在都是陆云高和蒙仁潜的主意。他们两人是极狡猾而有野心的人物。最后，他们搬出两颗用黄缎包裹的大印，一为广西省省长的印，另一为财政厅厅长的印。蒙氏发言说，现在广西无主，理应有一位综理全省政务的省长，一位管理税收的财政厅厅长和一位统率全省自治军的总司令。我们正在讨论省长人选时，蒙仁潜忽然站起来，把省长大印抢了过去，说：“我是秀才出身，省长应该由我来做。”蒙说完之后陆云高也手忙脚乱地站起来，把财政厅厅长的大印抱了过去，说：“财政厅厅长由我来当吧！”
蒙仁潜问我道：“德邻先生，有什么意见吗？”我说：“凡是诸位的决定，我一概无成见！”
他们再问陆福祥，陆说：“我管他娘什么省长，什么财政厅厅长，老子没有了饷，只知道向财政厅厅长要饷啊！”
刘日福是老实人，没说什么不平的话。陆福祥说刘的防地好，有黑货（鸦片）经过，军饷不成问题。他们又主张联名拍一电报给林俊廷，推戴他为全省自治军总司令，因林氏曾任镇守使，地位较高，所以请他来当此职。林氏当时避居在黔桂边境，久未回电，所以总司令一职也就算了。林俊廷也是一有趣人物，他虽官至镇守使，却一字不识。一次，他责驾他的秘书们，为什么有客来访而不报告他知道，只留下一张名片。随从的秘书解释道，这原是你老人家自己的名片。林又骂道，何人敢把我的名片倒放在桌子上，好大胆啊！我在南宁住了一星期便回到郁林防次。蒙仁潜虽然做了省长，仍旧号令不出郭门。陆云高的财政厅厅长，也只能在南宁一带收收税罢了。这时既然全省骚然，军政无主，我回到郁林后，也只有尽一己绵力，在可能范围之内，使防区内的人民安居乐业。
三
我身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驻防于郁林等七县之内，无形中成为这七县之内唯一的军政首长，因而对辖区内军政、民政的处理也义不容辞。为承当此项意外的职务，我只好将自治军总司令部扩大组织，军政之外，兼管民政。总司令之下设秘书处长一人，特自南宁请来黄钟岳君担任。黄君前清秀才出身，为人廉洁而干练。陆、谭主政时，曾在民厅及财厅任科长，也曾任县长，颇有政声。承他日夜辛劳，多方匡我不逮，深庆辅翼得人。黄君后来曾任广西财政厅厅长很久。大陆易手后，寄居香港，贫病交加。1952年逝世时，竟至棺椁无着。追思共事三十余年，劳瘁过人，狷介自守之情，骤闻长逝，实不胜其凄恻耳。
至于本军参谋长则由黄旭初君担任。黄君老成练达，与我有同窗之雅，并曾入陆军大学深造，谨小慎微，应对如流，全军赖其辅导，上下归心。嗣后我军竟能戡平八桂，问鼎中原，渠早年主持戎幕，为本军打下良好基础之功，实不可没。黄君其后主持广西省政达十九年，泽被桑梓，亦非幸致。
秘书处长之外，并设民政、教育、财政各科，分掌辖区内各项行政事务。务使各项政务照旧施行，不因战乱而稍受影响。然军政大权的决策，均操之于我一人，职责极其繁重。
我那时虽尚不足三十岁，所幸我生平治事谨慎，自奉甚俭，一切为当地人民和本军上下官兵的福利着想，所以颇为各县军民拥戴。当地绅商各界都称赞我为人少年老成，而诚心服从我的领导。本军官兵因我大公无私，赏罚严明，所以生活虽苦，亦无怨言，并且上下协力颇有朝气蓬勃的现象。
我军上下的生活相当艰苦，全军仅有伙食费可发，别无薪饷。士兵每人每日领伙食费小洋两角，官长不分阶级，每员每日四角。此外，各级官长视官阶的高低酌发“公费”若干，为数也极有限。但是因为我对财政绝对公开，收支情形，不特全军上下，乃至各界人士俱可一览无余。是以军民能合作，全军上下尤能一德一心，为救乡救国而奋斗。
不过这时两广军队，俱尚不能全脱旧军积习，按新时代的军人生活和各种训练的要求来看，都不够水准；我军自亦不能例外。为增强战斗力和整饬军纪，我在郁林办了一所“郁林干部教练所”，调本军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前往受训。并招收一些中学毕业的有志青年，前来入学，毕业后充任下级军官。另外并附设“教导大队”，调本军班长及挑选足以充任班长的上等兵前来受训，以充实本军的基层干部。这种训练极为有效，其后我们第七军的战斗力多得力于这时训练出来的下级干部。因为我们作风新颖，风声所播，各方有志青年及部队来归，如水之就下，郁林顿时成为广西革新运动的中心。
我在治军之外，还要兼管七县的民政、财政。省政府的政令既不出郭门，县长的委任均由我做主遴选。在粤军初退之时，所有前省长马君武所委县长愿继续服务的都予留任。但他们都系粤人，原为粤军各部向马省长所推荐的。粤军退后，他们也无心久留，逐一辞职返粤。在七县县长出缺时，最初我决定实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但是初行之时，即深感此路不通。因乡中有资望的人士对政治都抱消极态度，不愿担任县政。一旦选出，都力辞不就。即勉强担任，也尸位素餐而已，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其他二三流的当选者，则又物望不孚，难任艰巨。这种现象的发生，其理由也很简单。因服务桑梓，原非易事。生于斯，长于斯，人事关系牵连太多，容易招怨。尤其是值此动乱时期，盗匪如毛，其时县长又并管司法，一有盗案，如因循不办，则有违功令；如按律行事，则公事化为私仇，顾虑尤多。在此贤人不愿为、坏人不能为的情况下，使我处理各县县政，殊感棘手。最后，我想出一民选县长互调的办法，即将甲县所选的县长，调往乙县任职。这样一来，行政效率大为增强。因当选者任事远方，无人事牵制，遇事能秉公处理。有此一番周折后，我才领悟到“离乡五百里之内不得为官”的古制，实有其特殊意义存在的。
我对于七县财政税收的处理，以不加捐增税为原则，使当地人民除额定赋税外，别无其他负担。我所辖六县（贵县旋移交陆云高治理，故不计在内）的税收，每年约有正额钱粮十七八万元，其他各项杂税，如统税、盐税、屠宰税、烟酒税等，合计也在二十五万元上下。后因收支不能平衡，乃另征所谓“防务经费”，即赌捐。两粤人士嗜赌成风，官方寓禁于征，抽取巨额“防务经费”已相沿成习。陈炯明返粤时曾禁赌，然未几解禁。郁林赌禁原为胡汉卿所取消，遂未复禁。其他各县后来也恢复旧制。六县每年可抽赌捐约二十余万元。以故我防区之内，每年税收总额在七八十万元左右。军政机关撙节开支，尚可维持。
这七县经过了一番整顿，贪污绝少，土匪敛迹，现出一片升平气象。以之与广西其他各地土匪如毛、贪官污吏及不法军队鱼肉人民的情形相对照，这七县算是一块乐土。广西各县乃至广东边区避乱人士都纷纷迁来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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