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实斋先生年谱》（四十一至五十五岁）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先生四十一岁。
春初，冯廷丞以失察江西文字狱得罪，逮刑部，旋被赦出。先生自永清入京，时往看他。罗有高亦时过冯君。是时京师讲梵学者，周永年最为渊奥而独深契有高。有高貌清癯，又持长斋不肉食。先生因诘有高：“佛氏言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信乎君所食者，来生则反报乎？”曰：“然。”先生曰：“然则贫欲求富，但当杀掠豪贾；贱欲求贵，但须劫刺尊官：来生反报，必得富贵身矣。”有高不能难，而甚惜先生不信其言。冯氏诸友与有高言议往往甚洽，先生每杂以谐戏，则哄笑而罢。（《庚辛亡友传》、《冯瑶罂别传》、《东华录》）
先生旋成进士。归部待铨（《庚辛亡友传》）。自以迂疏，不敢入仕。（《冯瑶罂别传》、《柯先生传》）（题名碑于先生名下注：“浙江会稽县人”，而先生之父镳下注：“顺天大兴县人”。盖先生以国子监生资格应北闱，故籍贯不改。）
先生挚友之同年者，周棨（晴坡）、张维祺（吉甫）、凌世御（书巢）。（《庚辛亡友传周跋》、《凌书巢哀辞》）
六月，朱筠五十岁生日，先生有《屏风题辞》，述朱氏论文之旨，谓“有意于文，未有能至焉者；不为难易而惟其是，庶几古人辞达之义矣。……而其要乃在于闻道。不于道而于文，将有求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
五月，返永清，续修《永清志》。周震荣待先生甚优，先生自述修志时事云：“丁酉戊戌之间，君馆余修《永清志》。以族志多所挂漏，官绅采访，非略则扰，因具车从，橐笔载酒，请余周历县境侵游，以尽委备。……得唐宋辽金刻画一十余通，咸著于录。又以妇人无阃外事，而贞节孝烈录于方志，文多雷同，观者无所兴感，则访其见存者，安车迎至馆中，俾自述其生平。其不愿至者，或走访其家，以礼相见，引端究绪，其间悲欢情乐，殆于人心如面之不同也。前后接见五十余人，余皆详为之传，其文随人更易，不复为方志公家之言。”（《周筤谷别传》、《庚辛亡友传》）
是年，先生之母史孺人卒。（《朱笥河集?祭史孺人文》、《冯瑶罂别传》、《庚辛亡友传》）
父母遗柩，后皆归葬会稽之棲凫。（《丁巳岁暮书怀》、《章氏家谱》）
是年正月，作《章氏二女小传》，二女皆从兄允功之女，次女所嫁非人，抑郁而死。先生作传，深致不平，对于择婿问题颇致感慨。
周震荣次其先世谱牒，尝商榷体例于先生。（《周松岩先生家传》）
馆永清时，间从周震荣入都。震荣置酒行馆，招致一时同人若王念孙、邵晋涵、任大椿、周永年、顾九苞、吴兰庭、刘台拱（端临）、史致光（余邨）、章廷枫（晓河）与先生等，宴会极欢。（《庚辛亡友传》）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先生四十二岁。
遇危疾。（《周筤谷别传》）
是年七月，《永清志》成。（《与李讷斋太守书》、《庚辛亡友传》及其周震荣跋。）（先生有《又与周永清论文》书，中云：“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则十八年矣。”据此，知《永清志》大概成于《和州志》六年之后。）
是年著有《校雠通义》四卷（《跋酉冬戌春志余草》）。此书原稿，后两年游古大梁时遇盗失去，前三卷幸有朋友抄存本，其第四卷竟不可复得。（同上）
《永清志序例》十五篇，今载《文史通义》外篇二。《永清志》较《和州志》颇不同，今列表如下：
《和州志》《永清志》
皇言纪皇言纪
□恩泽纪
官师表职官表
选举表选举表
氏族表士族表
舆地图舆地图
建置图建置图
营汛图□
水利图水道图
田赋书
（中间尚有四书，名佚）六书（礼，吏，户，兵，工，刑。）
艺文书
政略政略
列传列传
阙访阙访
前志前志
文征文征
《永清志》凡六体，共二十五篇。《文征》五卷，计
《奏议》，《征实》，《论说》，《诗赋》，《金石》，各一卷(据刘刻本。通行本则无金石一卷)。
《校雠通义》今存三卷，共十八篇。中多有极重要的见解，往往与《文史通义》互相发明。例如《原道篇》说古代“官守学业皆出于一，私门无著述文字”；又说“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
这都是《文史通义》的重要观念，但此略而彼详耳。他极力推崇刘向、刘歆父子，故有《宗刘》之篇。他论校书之法．很多可注意的：一、互著(重复互注)。二、别裁(裁其篇章，别出门类，如《管子》中之《弟子职》入小学)。三、辨嫌名(一书数名者，必当历注互名于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号者，亦当历注其字号于姓名之下)。四、采辑补缀(辑佚书)。五、书掌于官(平日责成州县官考求是正，著为录籍，略如人户之有版图)。六、广储副本备雠正，七、有所更定，必载原文，八、著录残逸，九、藏书。此外，他还有一条极重要的意见：
窃以典籍浩繁，闻见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无遗，况其下乎?校雠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千百，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此则渊博之儒穷毕生年力而不可究殚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几席之问，非校雠之良法欤?
此即今所谓“索引”之法，后来汪辉祖的《史姓韵编》与阮元等的《经籍纂诂》，都是这一类的书。
七月，先生访周震荣于顺义役次。震荣置酒高会，出《永清志》示坐客。张维祺、周棨争聘先生修志，不得，遂各就所治成书。(《庚辛之间亡友传》，周震荣跋。但原文“辛丑”系“己亥”之误。)
秋后，馆座师梁国治家，课其子仲将读。(《庚辛亡友传》，及周震荣跋，《上粱相公书》，《周筤谷别传》。)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先生四十三岁。
仍馆梁国治家。冬，辞馆，岁事殊窘。(《庚辛亡友传》)
第三女殇。(《丁巳岁暮书怀》诗注)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先生四十四岁。
春，图事辄蹶。三月，去游河南，失礼于□海度，不得志而归。中途遇盗，尽失其囊箧及生平撰著。狼狈衣短葛，走投同年生张维祺于直隶肥乡县衙。维祺聘主肥乡清漳书院讲席，生活仍极困难。屡致书梁国治、邵晋涵等求救（《庚辛之间亡友传》、《栗君墓志铭》、《张介村家传》、《与邵与桐书》、《刘氏三世家传》）。《上梁相公（治国）书》最悲愤，略曰：
学诚……妄自诩谓：稍辨黍麦，不甘自弃。又自以为迂拘不合世用。惟是读古人书，泾渭黑白，差觉不诬。若不逼于困苦饥寒，呼吁哀号，失其故态；则毛生颖故投囊，张仪舌犹在口，尚思用其专长，殚经究史。宽以岁月，庶几勒成一家。其于古今学术，未必稍无裨补。若使尘封笔砚，仆仆风霜，求一饱之无时，混四民而有愧；则不过数十寒暑，便无此身，以所得之甚难而汨没之甚易，当亦长者之所恻然悯惜者也！
这回的遇盗，凡四十四岁以前的撰著文章，荡然不存一篇。先生的不幸，以这次为最甚。后来虽从故旧家存录的别本借抄，名之曰《辛丑年抄》。然十成之中，仅得四五。《校雠通义》第四卷竟佚。故今本所存，四十四岁以前之撰著专篇极少。其幸存者多系应酬文字。惟《金君行状书后》论择辨史料之法极精，今摘录于左（下）：
载笔之士，蕲合乎古人立言之旨，必从事于择与辨。而铢黍芒忽之间，不苟为炳炳烺烺，饰人耳目，盖有道矣。……夫志状之文，多为其子孙所请；其生平行实，或得之口授，或据其条疏；非若太常谥议，史官别传，确然有故事可稽，案牍可核也。采择之法，不过观行而信其言，即类以求其实，参之时代以论其世，核之风土而得其情，因其交际而察其游，审其细行而观其忽，闻见互参而穷虚实之致，瑕瑜不掩而尽扬抑之能，八术明而春秋经世之意晓然矣。生平每谓“文采未优，古人法度不可不守；词章未极，三代直道不可不存”。其于斯文，则范我驰驱，未尝不为是凛凛焉。
自是年以后，每有撰著，必留副草，以备遗忘。而故人爱先生文者，亦多请抄存副墨。周震荣、史致光抄藏最多，朱锡庚稍次。（《跋酉冬戌春志余草》）
闰四月，访同学邱向阁于南乐县衙（大名府）。邱君因朱竹君“学者读书求通，当如都市逵路，四通八达无施不可”之言，作“通达”二字榜于轩，先生为作《通说》，略云：“薄其执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骛以求通，则终无所得矣。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会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此意为先生一生的一个根本观念。（《通说》）
冬，张维祺移官大名，先生亦去肥乡，到大名，至岁暮辞归北京。（《张介村家传》、《大名县志代序》、《栗君墓志铭》）
是年六月二十六日，朱筠（竹君）卒于北京，年五十三。（《朱先生墓志》）
先生在清漳书院，有清漳书院会课题七道，今见《遗书》卷十二，可以看出先生的教育方法。其《策问》题云：
问古人教学，启发是资。请业之际，先问尔所谓达；侍坐之余，则云盍各言志。诸生亦有抑郁未伸，惮于一日之长者欤？诸生有志于学，其意甚盛。顾所谓“学”者，特举业耳。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士无恒产，举业等于治田，谁谓诸生不当治举业哉？顾仕非为贫，学亦不当专为举业。敢问诸生读书之始，亦有志所欲为？抑既习举业，因文别有窥见，遂觉所业如是，而所志固有不止于是者欤？学问大要不出经史。……诸生自反平日必有入识最先而程功较易者；经于何道最有关心？史于何事最所惬愿？高山景行，所言正不必今日之所已能者也。举业将以应科目也。假使诸生亦已登进士第，无所事举业矣，遂将束书而不观耶？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无妨预定言之，将欲为诸生商榷其善否也。即以举业而论，敢问何所讲求？何所师法？……四书文外，经诗论策亦举业之要务也。向者于何致功？平日亦有怀疑不决，欲就请质而无从者欤？院长愿悉与闻，将为诸生效他山之错焉。
其四书大义策问六道，都是很能引起学者的怀疑态度与思考力的。如第一道云：
问《论语》记言之例：夫子所言，皆称“子曰”；其有对君之言则称“孔子”。说者谓君臣之际，记者致其谨严：然耶？否耶？《颛臾》一篇不皆对君之言，而皆称孔子，岂有说欤？
又如第五道云：
问孔门之教，言行相符。弟子亲承，有疑斯问。……后世往往以问答之高下，觇诸贤学业之浅深，谓言者心声：理固不外是欤？宰我短丧之说，尹氏以为下愚犹耻言之。冉求鸣鼓之攻，亦已得罪名教。二子各列四科，乃是圣门高第；而所言所行，若如讲说家之所言，则后世乡党自好之人有所不为。敢问此何修何学而犹为高第之弟子耶？子贡之特达，而议礼仅爱一羊；子路之果敢，而论仕乃至于佞给。子张学干禄，樊迟请学圃。凡此见于记载，皆后世稍知礼义之士所不屑为；而当日函丈陈辞，略无忌讳。今之为时文者，当奉夫子之论以折诸贤，是固然矣。而诸贤毕世懿修，乃不足当时文家之一吷：则是今之工时文者，其见地乃贤于圣门诸弟子耶？蓄疑久矣，敢请诸生解之。
此种策问既可见先生自己读书善疑，又可见先生教学者亦从思考与疑问下手。上文所引第一策问，处处在寻出学者的志愿与向来的功力。此与上文所引《通说》所谓“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之意，正相符合。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先生四十五岁。
是年季春，乾隆帝谒东陵还，过盘山。周震荣以畿县例供除道。先生方自畿南失意归，未有所遇。周君邀先生偕行，环山治道；州县，茇舍相望；时桃李方华，镇山雪初霁，四山照耀，周君大置酒，遍召同官偕饮极欢。同官又互相酬答，寻山名胜殆遍。先生亦自忘家无宿舂粮也。（《周筤谷别传》、《凌书巢哀辞》）
删存近作为《辛壬剥复删存》。（徐本浙本遗书目注）
先生旋主讲永平敬胜书院，自京师移家赴之。后此偶客北京，多依甄松年为主。（《黄烈妇传》、《丙辰札记》、《甄青圃六十序》、《丁巳岁暮书怀》）
山府近边，学者鲜可与语，僻处辄不自聊。幸邻境官吏凌世御、袁汝琈、乔钟吴、刘嵩岳、蔡薰等皆以文字结交，蔡且欲聘先生撰《滦州志》。（《凌书巢哀辞》、《书滦州志后》）
先生病诸生俭学，乃取古人撰述，于典籍有所发挥，道器有所疏证，华有其文而实不离学者，删约百篇，以劝诱蒙俗，名曰《文学》，并作叙例。此书今不传。
春三月，作《朱先生墓志铭》，称他“有所述作，心契乎理，手请于心，如不得已；懔于所奉承而布之，不可意为加损。余力所至，神明变化。绚春拭秋，纤缕巨拓，陶冶万象，不为一律，并能令气之至符心之初。呜呼，盖自有宋欧阳氏以来，未有如是其才者也！”
是年尝为凌世御校定《叶鹤涂文集》，作序。（《凌书巢哀辞》）
季妹死于北京。（《丁巳岁暮书怀》诗注，《滃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
是年春，朱棻元卒。（《朱府君墓碑》）
是年七月，《四库全书》告成。（《全书总目》）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先生四十六岁。
春，先生卧病京寓，病颇危急（《周筤谷别传》称“己亥癸卯，两危疾”。），邵晋涵载先生至其家，延医治之。病中喜与邵氏论学，每至夜分（《邵与桐别传》论）。因与邵氏论修《宋史》，谓俟君书成后，余当更以意为之，不过五十万言。并问邵立言宗旨，邵以维持“宋学”为志。先生勉以“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同上。又《家书五》。）
病愈后，回永平主讲敬胜书院。《与乔迁安（名钟英）论初学课业》三简似在此年。
有《答周筤谷论课蒙书》二篇，一在夏间，一在秋间。第一次书有“此间生徒难与深言”之语，可见先生在永平不很得意。秋间生徒多赴试散去，“荒斋阒然，补苴《文史通义》内篇，撰《言公》上中下三篇，《诗教》上下二篇。”（第二书）自七月初三日至九月初二日，共得《通义》草七篇，分八十九章；又三篇不分章者。总得书十篇，计字二万有余。用五色笔逐篇自为义例，加之圈点。其更改多者，则用粉黄涂灭旧迹，改书其上。逐日结草，一章甫毕，即记早晚时节及风雨阴晴气候（《癸卯通义草书后》）。此十篇之中，惟《言公》、《诗教》五篇可考，余篇之目不可考矣。
《癸卯通义草》以外，又录存数年以来古文辞为《癸卯录存》。（浙本徐本遗书目注）
朱沧湄省其父映榆于永平府署，数过先生请教。先生颇属望之，有《论学书》，谓：
学问之事，非以为名。经经史纬，出入百家，途辙不同同期于明道也。道非必袭天人性命诚正治平，如宋人之别以道学为名，始谓之道；文章，学问，毋论偏全平奇，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之道也。器拘于迹而不能相通，惟道无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惟夫豪杰之士，自得师于古人，取其意之所诚然而中实有所不得已者，力求其至。所谓君子求诸己也。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欤，虽大如泰山，不遑顾也。世之所忽而苟为吾意之所期欤，虽细如秋毫，不敢略也。趋向专，故成功也易；毁誉淡，故自得也深。即其天质之良而悬古人之近己者以为准。勿忘勿助，久之自有会心焉。所谓途辙不同而同期于道也。……人之性情才质，必有所近。童子塾时，知识初启，盖往往以无心得之，行之而不著也。其后读书作文，与夫游思旷览，亦时时若有会焉，又习而不察也。此即道之见端，而充之可以无弗达者。未有人焉从而明示之，盖至终身汨没而不自知为枉其才者，比比然也。足下于此，亦将有所省乎？如有所省，则毋论治经业史，皆可求所得矣。
又有题《朱沧湄诗册》文云“……必求诗之质，而后文以生焉。读书蓄德，名理日富，愤乐循环，若有不得已焉而后出之，此不求工诗而诗乃天至，以操之有其质也。强笑不欢，强哭不悲。哀乐自来而哭笑不自知其已甚。学之于文，岂有异于是乎？”
九月犹在永平讲舍；九日与友人登高，游阳山九莲寺，有记。
十月，乾隆帝归自盛京，周震荣除道京东。招先生“临榆茇次，观乡田秋获则羡归耕；览山海关，相与慷慨怀古；其夕宿海边寺，闻海潮如殷雷，势挟风雨，震撼庭户，凄清不复成寐；夜半登高，见海日出，意惝恍思神仙”。先生谓“数日之间，随所见闻，心境屡化，人世何者可常恃耶？”周君因与先生论文，将托著述以期不朽，自谓十年博千古云。（《周筤谷别传》、《凌书巢哀辞》）
周震荣驳先生《诗教》篇“三代之盛未有著述文字”之论，先生不答。（《与周永清论文》）
《言公》三篇为先生得意之作。上篇论“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此是三篇大旨。中篇论“世教之衰，道不足而争于文，实不充而争于名”，尤痛切。下篇为赋体，泛论各种文体之公。
《诗教》上篇论“战国之文，奇袤错出而裂于道，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艺，人不知也。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此语含有一种文学史的见解，但章氏说的不明白。下篇说“学者惟拘声韵之为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谕，抑扬涵泳之文，皆本于诗教”。此言较明白。以文学史的眼光看去，《三百篇》自是一切文学之纪元，一切集部之祖（子部即是集部，不当别立子部）。章氏此论，确有一部分真理。上篇又说“古未尝有著述之事，著述至战国而始焉”，更有见地。但他假定一个理想的“同文”之治，作为上古无著述的解释，那可错了。
冬，先生去永平。（《题沧湄诗册》）
友人曾慎卒。（《庚辛亡友传》）
十二月清廷修《续通典》成。先生尝代拟《礼典序》，今本尚有原稿痕迹。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先生四十七岁。
癸卯甲辰之间，永定河道陈琮招先生撰《河志》（《曾麓亭传书后》）。是年，先生就保定莲池书院之聘（《王府君墓志铭》、《周府君墓志铭》、《郎公家传》）。家口自永平携赴保定，以后渐增至二十人。（《丁巳岁暮书怀》诗注）
是年有《甲辰存录》。
十一月八日，冯廷丞卒。（《冯君家传》）
是年，族侄廷枫成进士。（《海门厅志》、《名宦传》）
清廷修《续通考》成。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先生四十八岁。
仍主讲保定之莲池书院。诸生多授徒为业，先生为他们作《论课蒙学文法》二十六通。此文大旨演癸卯《与周筤谷书》的意思，但更切实。大旨反对世俗课童子用时文入手之法，而主张用古文入手，先读《左传》，次及《史记》；作文则先论事，次论人，次数典，最后叙事。
正月，一至北京。（《张介村赐鸠杖记》）
八月刻《太上感应篇》，二日作《书后》。
是年冬，先生暂至京师，馆同年生潘庭筠家，在兴化寺街，与任大椿寓相近，常互为主客谈宴。先生留旬月出都。（《任幼植别传》）
是年正月，张维祺《大名县志》成，悉用先生之法（志序）。并曾以其稿与先生商榷（《记大名县志轶事》）。二月，毕沅为河南巡抚。
是年十月，清廷修《一统志》、《续通志》成。
先生后自评云：“甲辰乙巳……所作亦有斐然可观，而未通变也。”（《跋甲乙剩稿》）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先生四十九岁。
仍在莲池书院，十二月十日（《内藤谱》作二十日）有《月夜游莲池记》。
是年六月，毕沅升任湖广总督，以伊阳拒捕案被议，仍留河南巡抚任。（《东华录》）
十二月十三日，梁国治卒。（《耆献类征》本传）
这年，章宗源（逢之）中举人。（《孙星衍文集》）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887）。先生五十岁。
是年春，先生最得意的门人史致光（余邨）进士及第，授修撰。（《耆献类征》本传）
是年先生因失梁国治之奥援，不得不辞莲池书院讲席。侨寓保定，寄居旅店，长孙女及第五子殇。是时“当道交疏，至典史背议为写白字！”（《丁巳岁暮书怀》诗及注）
春，先生闻戊戌进士开选；因往北京吏部投牒。遇宵小剽劫，生计索然。转食友家者几一年。五十生朝，主甄松年家，松年为置酒尽欢（《甄青圃六十序》、《蔡滦州哀辞》）冬间，已垂得知县矣，忽决计舍去。十月遂回保定。（《丁巳岁暮书怀》诗注、《庚辛亡友传》、《存我楼记》）
十月，周震荣自永清至保定。一日，与先生论课蒙法。先生极言《东莱博议》及唐宋人论人论事之文不可资以入门，揠苗助长，槁可立待。盖针指震荣旧作《养蒙术》中语而言也。震荣持其说甚坚。先生攘袂征色，且丑语相诋。适周、张维祺自外至，先生亦不及揖迎。维祺右震荣说，先生言益峻。曰：“纷争至此，案何由定。”是时僮仆离立户外，皆诮曰：“此省垣地，不走谒热官，乃聚讼此无益言语！”因各举其囊橐相示，曰：“是宜吾侪之不得饱也。”先生闻之失笑，索酒斗饮，大醉别去。（《庚辛之间亡友传》，周震荣跋。）
仲冬，因周震荣之介绍与启发，至河南见毕沅。欲借其力编《史籍考》(《上毕制府书》，《丁巳岁暮书怀》诗注)。有《上毕抚台书》。(此书浙本《遗书》误刻两见，一题下有“己酉十二月二十九日”小字，误也。刘本亦误。)略云“爱才如阁下，而不得鄙人过从之踪；负异如鄙人，而不入阁下裁成之度：其为缺陷奚如!”书附旧刻《和州志例》二十篇，《永清县志》二十五篇。先生后十年追述此行云：
镇洋太保人伦望，寒士闻名气先壮。戟门长揖不知惭，奋书自荐无谦让。公方养疴典谒辞，延见卧榻犹嫌迟。解推遽释目前困，迎家千里非遥迤。宋州主讲缘疑夙，文正祠堂权庙祝。潭潭深院花木饶，侨家忽享名山福。(《丁巳岁暮书怀诗》)
据此诗，毕沅待先生颇厚，明年先生即主讲归德府之文正书院。
离保定时，周震荣置酒送别，半酣，曰“君昔矢愿作《亡友传》，墓草且宿矣，若死者何！”先生日“是行也。宜偿之。”周曰：“君敏于行文，息于举笔。死者无穷期，生者百年易逝!他日我作《亡友传》，将列君于篇末．以志此憾也！”先生默然，(《庚辛亡友传》周跋)
先生在保定之某年，尝为梁肯堂校定其业师仁和叶某遗文，这年在北京又尝附商(梁文定公(国治)年谱)。(《年谱书后》)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先生五十一岁。
正月，有《徐尚之古文跋》。
《论修史籍考要略》，当系去冬今春间在开封所作。经毕沅同意后，遂开局编《史籍考》，由先生主持其事。
二月，先生至归德，主讲文正书院（《崔母屏风题辞》）。三月一日有《与洪稚存书》，写途中及书院风景甚详。书末有云：“官场报访及宴会征逐，稍已即闲。三月朔日为始，排日编辑《史考》。检阅《明史》及《四库子部目录》，中间颇有感会，增长新解。惜不得足下及虚谷、仲子诸人相与纵横其议论也。……不知足下及仲子此时检阅何书？《史部提要》已抄毕否？《四库集部目录》，便中检出，俟此间子部阅毕送上，即可随手取集部发交来力也。《四库》之外，《玉海》最为紧要。除艺文史部无庸选择外，其余天文地理礼乐兵刑各门皆有应采辑处，不特艺文一门已也。此二项讫工，廿三史亦且渐有条理，都门必当有所抄寄。彼时保定将家迁来，可以稍作部署。端午节后，署中聚首，正好班分部别，竖起大间架也。”此书可见先生见毕沅后，即任编辑《史考》事；又可见《史考》编纂之情形与下手方法。洪亮吉、凌廷堪、武亿等，当日皆分任此事。
春夏屡致书邵晋涵、孙星衍（渊如）诸友。五月二十三日《报渊如书》有云：“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
二月，《与孙渊如书》有云：
鄙人不能诗，而生平有感触，一寓于文。
《与邵二云论学书》有云：
鄙性浅率，生平所得，无不见于言谈。至笔之于书，亦多新奇可喜。其间游士袭其谈锋，经生资为策括，足下亦既知之，斯其浅焉者也。近则遨游南北，目见耳闻，自命专门著述者，率皆阴用其言，阳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说，暗剿其意。
又书有云：
故以学问为铜，文章为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谓道也。风尚所趋，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其下焉者，则沙砾粪土，亦曰聚之而已。故俗士难与庄语。吾党如余邨（史致光）、逢之（章宗源）、正甫（章某）、暨朱少白（锡庚），不可不时时策之。
是年又有《刘氏书楼题存我楼记》，可因以见先生的人生观：
我有来往，我不长存者也。我不长存而思所以存之，以为及我之存，可以用我耳目聪明，心识志虑，而于具我之质，赋我之理，有以稍得当焉，虽谓不负我生可也。
夫人之生也万变，所谓我者亦万变，毋论各有其生，各不相俾；即一生所历，亦自不同。……则今日之我固非昔我，而后此之我又安能必其如今我乎？
苟思生不漫然之我，则随其思之所至，即为我之所在，岂惟与年为异，抑亦日迁月化而不自知也。
然则欲存我者，必时时去其故我，而后所存乃真我也。
春杪，家眷始自保定旅店南迁至归德。（《丁巳岁暮书怀》诗注，《蔡滦州哀辞》）
五月，遣贻选入京应乡试，馆于永清县署凡一年。（《报孙渊如书》、《周筤谷别传》）
在归德时，校正《校雠通义》，以意为更定，与诸家所存本又大异矣。（《跋酉冬戌春志余草》）
接到章宗源所辑《逸史》，拟附入《史籍考》。（《与邵二云书》）
是年秋，得《文史通义》十篇。目不可考。又自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六日，得诸体古文词十三篇（《题戊申秋课》）。先生自言：“作文之勤，多在秋尽冬初，灯火可亲，节序又易生感也。平日所负文债，亦每至秋冬一还，然终未能悉扫无余。”又云：“涉世之文与著作之文，相间为之，使其笔墨略有变化。”（同上）
是年秋，先生又撰《庚辛之间亡友列传》一书，除夕在亳又有《顾文子传书后》。（《任幼植别传》）
内藤及会稽徐氏藏本《章氏遗书》目有《礼教》、《所见》二篇，题下皆注“戊申录稿”，疑即是年所作十篇之二。（此二篇旧刻各本及浙本《遗书》中皆无之，惟刘刻本始有。）（王宗炎《复章实斋书》，在嘉庆四年，犹问《礼教篇》成否，则有可疑。）
是秋，荆州大水，毕沅升任湖广总督。冬，先生失归德馆，将往依沅。冬杪，游亳州。逾月，因移家至亳州署，依知州裴振。（《裴母查宜人墓志铭》、《甄鸿斋家传》、《跋申冬酉春归扐草》、《丁巳岁暮书怀》、《庚辛亡友传》）
岁暮，先生到武昌，投毕沅于督署。（《洪北江年谱》）
是年所作小品可考者甚多，其较要者，《刘氏书楼题存我楼记》、《书郎通议墓志后》、《与宗族论撰忠公家传书》、《跋戊申秋夜课》。其草稿册名又有《戊申录稿》、《戊申仲秋序记杂文》二种。（浙本目）
这年，朱锡庚（少白）中举人。（《朱先生别传》）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先生五十二岁。
辗转太平、安庆之间，厄甚。（《上毕制府书》）
三月之杪，游太平，馆于安徽学使署中。学使徐立纲方辑宗谱，请先生经纪其事《改正毛西河所撰徐亮生传》、《跋申冬酉春归扐草》（《安徽通志?职官表》）。张小兮、左良宇皆一时名俊，比屋而处，暇则聚谈，谈亦不必皆文字，而引机触发，则时有感会。自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日，得《通义》内外二十三篇，约二万余言。先生自言“生平为文，未有捷于此者”。以体例分为甲乙两编。甲编共十三篇，新十二，旧一。自序曰：
向病诸子言道，率多破碎，儒者又尊道太过，不免推而远之。至谓近日所云学问发为文章，与古之有德有言殊异，无怪前人诋文史之儒不足与议于道矣。余仅能议文史耳，非知道者也。然议文史而自拒文史于道外，则文史亦不成其文史矣。因推原道术，为书得十三篇，以为文史原起，亦见儒之流于文史，儒者自误以谓有道在文史外耳。
其余十一篇，附存旧作二篇，为乙编，皆专论文史。统名《姑孰夏课》。甲编之目虽不可知，然《原道》、《原学》诸篇必在其内。以意度之，为下列十二篇：《原道》上中下、《原学》上中下、《博约》上中下、《经解》上中下。
《原道·上》论道起于三人居室，即今日所谓“社会的生活”也。又说，“当日圣人创制，则犹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又说，“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此皆精到之言。他过崇周公，说他“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虽然很可笑；但他认道在制作典章，故宁可认周公而不认孔子为集大成，也不能不算是一种独见；我们可以原谅他的谬误。
《原道·中》说“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自是一种卓识。此意清初颜元、李塨、费密诸人皆主之，浙东学术亦与此派有相近处，但不必说实斋之论必本于前人耳。此篇说，“后世……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原学》上篇论学者“学于形下之器而自达于形上之道也”；中篇论“学必习于事。……诸子百家之言起于徒思而不学”；下篇论“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
《博约》诸篇与《原学》相发明，其中篇尤痛切：
王伯厚氏搜罗摘抉，穷幽极微；其于经传子史，名物度数，贯串旁骛，实能讨先儒所未备。其所纂辑诸书，至今学者资衣被焉。……然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自以为高情胜致，至相赞叹！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盖逐于时趋，而误以襞补苴为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
《经解》三篇，大旨谓“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此亦实斋平生一大主张。
浙江图书馆所藏会稽徐氏抄本《章氏遗书》目录纸下，有原来被贴去的《文史通义》目录。那隐目各篇题下皆有原注。今据那些原注，可证我上文意度的诸篇确是今年的作品：
《原道》上中下原注《庚夏抄存》
《原学》上中下《博约》上中下《经解》上中下原注《庚戌抄存通义》
又下列诸篇那隐目皆注《庚戌抄存通义》：
《史释》、《史注》、《习固》、《文集》、《天喻》、《师说》、《假年》、《说林》、《匡谬》、《辨似》、《朱陆》、《知难》、《感遇》、《感赋》亦可认为此年所作。大约因庚戌在武昌开局编书，有抄胥可令抄存旧稿，不似此年之东奔西跑也。（那隐目久晦于世，最近才由姚名达发现。）
《文理篇》因见左良宇案上的《史记录本》而作，自是这年在太平的作品。《家谱杂议》、《与冯秋山论修谱书》及代徐氏所作传文，当然亦是此时作的。
《习固篇》教人以思辨之法，略录于左（下）：
辨论乌乎起？起于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乌乎起？起于嫌介疑似之间也；乌乎极？极于是尧非桀也。世无辨尧桀之是非，世无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尽于秋毫。耳力穷乎蚁穴。能见泰山，不为明目。能闻雷霆，不为聪耳。故尧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尧桀之分也。推之而无不若尧桀之分，起于是非之微而极于辨论之精也。故尧桀者，辨论所极，而是非者，隐微之所发端也。隐微之创见，辨者矜而实之矣。推之不至乎尧桀，无为贵创见焉。推之既至乎尧桀，人亦将与固有之尧桀而安之也。故创得之是非，终于无所见是非也。尧桀，无推者也。积古今之是非而安之若素如尧桀者，皆积古今人所创见之隐微而推极之者也。安于推极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谓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尔。触乎其类而动乎其思，于是有见所谓诚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宝之，以谓隐微之创见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极，乃即向者安于固然之尧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见有以异于向者之所见，而其所云实不异于向之所云也。故于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创见，皆其平而无足奇者也。……尧桀固无庸辨矣。然被尧之仁，必有几几于不能言尧者，乃真是尧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几几于不能数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尧桀，犹推始于几几不能言与数者，而后定尧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尧非桀者，其学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尧非桀也。是尧而非桀，贵王而贱霸，遵周孔而斥异端，正程朱而偏陆王，吾不谓其不然也；习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
先生在太平留三月，六月自太平返亳，道经扬州，访沈业富，留扬州几一月，沈先生令人抄存先生文稿四卷。七月抵亳州，有儿妇之丧。（按《丁巳诗》注，此乃贻选之妇。）移居民家。八月游湖北，留月余，见史致光。史时官湖北乡试正考官。十月回亳州。（《答沈枫墀论学》、《跋酉冬戌春志余草》、《张介村家传》、《丁巳岁暮书怀》、《与陈鉴亭论学书》、《耆献类征?史致光传》。）
是年十一月，有《答沈枫墀论学》一书，于考订、辞章、义理三者，皆有平允之论。如云：
考索之家亦不易易。大而礼辨郊社，细若雅注虫鱼，是亦专门之业，不可忽也。……人生有能有不能，耳目有至有不至，虽圣人有所不能尽也。立言之士，读书但观大意；专门考索，名数究于细微：二者之于大道，交相为功。……足下有志于文，正当益重精学之士。能重精学之士，则发为文章，必无偏趋风气之患矣。……要之，文易翻空，学须摭实。今之学者虽趋风气，竞尚考订，多非心得，然知求实而不蹈于虚，犹愈于掉虚文而不复知实学也。
此书可与《原学》、《博约》诸篇参看（沈枫墀名在廷，业富之子）。
十二月二十九日，有《上毕制府书》（见刘本补遗）。附五言古诗以祝毕沅六旬初度。
是年秋冬，在亳州时，为知州裴振修州志。（《何君家传》）
长子贻选归自京，先生有《论文示贻选》。
起是年十月二十四日，迄明年二月三日，得大小杂著文稿二十一件，名为《酉冬戌春志余草》。（原跋）
此外，是年书信较要者，有《与周永清辨论文法》、《与史余邨论学书》、《与陈鉴亭论学书》、《与邵二云论文》、《与朱少白论文》、《又与永清论文》、《与家正甫论文》等篇。
是年四月，周震荣为先生刊行《庚辛之间亡友列传》，并作跋。
友人任大椿卒。（《任别传》）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先生五十三岁。
长孙殇于亳州侨寓。（《丁巳岁暮书怀》诗注）
先生去年冬间答沈枫墀书，说：“遥计正月之杪，《志》事未能卒业，便须挈此遗绪又作楚游矣。”今年有《与邵二云论学》一书，云：“二月初旬，亳州一书奉寄，屈指又匝月矣。仆于二月之杪方得离亳。今三月望，始抵武昌。襄阳馆未成，制府（毕沅）即令武昌择一公馆，在省编摩，于仆计亦较便也。”大概《毫州志》至二月始成书。故先生《与周永清论文》云：“永清撰志去今十二年，和州则十八年矣。”
先生对於《亳州志》，自视甚得意，故《与周永清论文》云：
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视和州、永清之志，一半为土苴矣。主人雅相信任，不以一语旁参，与足下同。而地广道远，仆又逼于楚行；四乡名迹，未尽游涉；而孀妇之现存者，不能与之面询委曲：差觉不如永清。然文献足征，又较永清为远胜矣。此志，拟之于史，当与陈范抗行。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世人忽近贵远，自不察耳。后世是非终有定评。如有良史才出，读《亳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志奉为开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义，亦当尊为不祧之宗。此中自信颇真，言大实非夸也。
《亳州志》我未见。据《安徽通志》、《裴母查宜人墓志铭》，亳州知州裴振是年即去任，则此书不及刊板，当已佚。今从《文史通义》所保存残稿观察，其书盖具二特色：一为人物表，一为掌故。
《人物表例议》（《文史通义》外篇二）曰：
方志之表人物，……将以救方志之弊也。……史自司马以来，列传之体，未有易焉者也。方志为国史所取裁，则列人物而为传，宜较国史加详。而今之志人物者，删略事实，总撷大意，约略方幅，区分门类。其文非叙非论，似散似骈；尺牍寒温之辞，簿书结勘之语，滥收猥入，无复剪裁。至于品皆曾、史，治尽龚、黄，学必汉儒，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难求：斯固等于自郐无讥矣。即有一二矫矫，雅尚别裁，则又简略其辞，谬托高古；或仿竹书记注，或摩石刻题名；虽无庸恶肤言，实昧通裁达识，所谓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为痼蔽久矣。……今为人物列表，其善盖有三焉。前代帝王后妃，今存故里，志家收于人物，于义未安。……今于传删人物，而于表列帝王，则去取皆宜，永为成法。其善一也。史传人物本详，志家反节其略。此本类书摘比，实非史氏通裁。……兹于古人见史策者，传例苟无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几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迹，目详于耳；宽今严古，势有使然。至于乡党自好，家庭小善，义行但存标题，节操止开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传无可著之实，则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则义无屈抑。其善三也。
《掌故例议》曰：
今之方志猥琐庸陋，求于史家义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盖无以讥为也。然簿书案牍，颁于功令，守于吏典，自有一定科律；虽有奇才，不能为加；虽有愚拙，不能为损。……故求于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见古人之史裁；求于今日之案牍，实可因而见古人之章程制度。……志义欲其简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备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可不挈也。
又曰：
故为史学计其长策：纪表志传，率由旧章；再推周典遗意，就其官司簿籍，删取名物器数，略有条贯，以成一时掌故，与史相辅而不相侵；虽为百世不易之规，可也。
先生又有《与史余邨》一书（此篇浙本无之，此据马夷初先生所抄山阴何氏抄本）云：
近撰《亳州志》，更有进境。《新唐书》以至宋元诸史书志之体不免繁芜，而汰之又似不可，则不解掌故别有专书，不当事事求备也。列传猥滥，固由文笔不任，然亦不解表例，不特如顾宁人所指班、马诸年表已也。班氏古今人表，史家诟詈，几如众射之的。仆细审之，岂惟不可轻訾，乃大有关系之作，史家必当奉为不祧之宗。……此例一复，则列传自可清其芜累耳。
先生所作诸志，至是体例始完备。文征之例起于《和州志》，《永清志》详于六书，但掌故未成专书。《阙访》之列传与《前志》之列传，二例亦起于《和州志》，得人表而法更简要。掌故之列为专书，确是先生的一大贡献。前此先生论方志，虽自夸得史法，其实仍是文家居十之七八，而史家仅居二三。至掌故一例成立，方才可称为史家之“方志”。先生后来作《方志立三书议》曰：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
此实是志书的大法。
但实斋终是一个“文史”家，而非“史”家，故他一面提倡掌故的重要，而一面又嫌《新唐书》以下各史的志书太详细了。他说：
迁、固书志，采其纲领，讨论大凡，使诵习者可以推验一朝梗概，得与纪传互相发明，足矣。至于名物器数，以谓别有专书，不求全备，犹左氏之数典征文，不必具《周官》之纤悉也。司马《礼书》末云：“俎豆之事，则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自沈、范以降，讨论之旨渐微，器数之加渐广。至欧阳《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书至五十卷，官府簿书泉货注记，分门别类，惟恐不详。宋金元史繁猥愈甚；连床叠几，难窥统要。……（《亳州志》、《掌故例议》上）
又说：
汉志礼乐刑法不能赅而存之，亦以其书自隶官府，人可咨于有司而得之也。官失书亡，则以其体繁重，势自不能行远，自古如是，不独汉为然矣。欧、宋诸家不达其故，乃欲借史力以传之。夫文章易传，而度数难久，故礼亡过半，而乐经全逸。六艺且然，况史文乎？且《唐书》倍汉而《宋史》倍唐，……倘后人再倍唐宋而成书，则连床架屋，毋论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用，抑且迟之又久，终亦必亡。是则因度数繁重，反并史而亡之矣。（《例议》中）
此种议论甚为可笑。《史记》诸书乃后人东抄西凑补成的，故空言多于名物。《汉书》诸志已稍详于名物事实，已非“讨论大凡”了。欧阳《新唐书》以下，记载名物制度之详，远胜前代，此正是史学上一大进步。实斋乃以“讨论之旨渐微，器数之加渐广”为病，真是说梦话！况且印书术进步以后，重要的书籍皆有刻本，不易遗失。实斋因怕书繁重而易失，就反对详细的志书，这也是一大错误。他不知古今保存典籍的方法大不同，《尚书》虽简短，难免于亡逸；《宋史》、《明史》虽繁重，终不会失去了。
在亳州修志时，删定《和州志例》为《叙论》一卷（今存），删订《永清全志》为《新志》二十六篇（《又与永清论文》、《上毕抚台书》）。《新志》今未见。
由亳州往湖北时，有《家书》七，极有关系：
天下至理，多自从容不迫处得之。矜心欲有所为，往往不如初志。……但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至论学问文章，与一时通人全不相合。盖时人以补苴襞绩见长，考订名物为务，小学音画为名。吾于数者皆非所长而甚知爱重，咨于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不能，必欲自为著述以趋时尚。此吾善自度也。时人不知其意而强为者，以谓舍此无以自立。故无论真伪是非，途径皆出于一。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如古文辞，近虽为之者鲜，前人尚有为者。至于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著之名。爱我如刘端临，见翁学士（方纲）询吾学业究何门路，刘则答以不知，盖端临深知此中甘苦难为他人言也。故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尝有憾。且未尝不知诸通人所得亦自不易，不敢以时趋之中不无伪托而并其真有得者亦忽之也。但反而自顾，知己落落，不过数人，又不与吾同道。每念古人开辟之境，虽不知殁身之后，历若干世而道始大行；而当其及身，亦必有子弟门人为之左右前后，而道始不孤。今吾不为世人所知，余邨、虎脂又牵官守，恐未能遂卒其业。尔辈于此，独无意乎？
吾于古文辞，全不似尔祖父；然祖父生平极重邵思复文，吾实景仰邵氏而愧未能及者也。盖马班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萃合以成一子之书，自有宋欧曾以还，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而其名不出于乡党，祖父独深爱之。吾由是定所趋向。其讨论修饰，得之于朱先生，则后起之功也。而根柢则出邵氏，亦庭训也。
吾於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
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识，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
夫学贵专门，识须坚定，皆是卓然自立，不可稍有游移者也。至功力所施，须与精神意趣，相为浃洽。所谓乐则能生，不乐则不能生也。……攻习之余，必静思以求其天倪。……求于制数，更端而究于文辞，反复而穷于义理。循环不已，终期有得。
是年在武昌，编《史籍考》。毕沅方编《续通鉴》，先生亦襄助其事。
十二月，作《任幼植别传》（本传）。
是年抄存杂文中有《郑学斋记书后》及《朱先生墓志书后》二篇，皆甚有关系之文。《郑学斋记》见段刻《戴东原集》卷十一，原文有“故废郑学乃后名郑学以相别异”，又说，“学者大患在自失其心。……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驰以逃难岐为异端者，振其藁而更之，然后知古人治经有法：此之谓郑学。”先生书后曰：
戴君说经不尽主郑氏说，而其《与任幼植书》则戒以轻畔康成。人皆疑之，不知其皆是也。大凡学者于古未能深究其所以然，必当墨守师说；及其学之既成，会通于群经与诸儒治经之言，而有以灼见前人之说之不可以据，于是始得古人之大体而进窥天地之纯。故学于郑而不敢尽由于郑，乃谨严之至，好古之至，非蔑古也。乃世之学者喜言墨守。……墨守而愚，犹可言也。墨守而黠，不可言矣。愚者循名记数，不敢稍失，犹可谅其愚也。黠者不复需学，但袭成说，以谓吾有所受者也。盖折衷诸儒，郑所得者十常七八。黠者既名“郑学”，即不劳施为，常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也。夫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不如自求心得者之什一二矣。而犹自矜其七八，故曰德之贼也。
先生此论可谓深知戴氏之学。先生虽常不满于戴，然先生实真知戴者，观此篇可证。
是年抄存《通义》，可考者凡十四篇，已叙入去年。其他重要文章可推为是年所作者，《家书》七通外，《跋酉冬戌春志余草》、《与邵二云》、《与邵二云论学》、《跋陈西峰韭菘吟》、《跋孙香泉读书记》、《史学例议书后》二篇，《书朱陆篇后》。又徐本注明是“庚辛间草”的《释通》、《答客问》诸篇，皆可推为是年所作。
《答客问》三篇，是先生讨论史学的最重要文字。今摘录于左（下）：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可贵也。……
若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也。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以待后人之论定，则可矣，岂所语于专门著作之伦乎。……
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自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
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
然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亦犹酒可实尊彝而糟粕不可实尊彝，禾可登簠簋而粪土不可登簠簋，理至明也。
《甲乙剩稿》内有《报黄大俞先生书》，和这篇互相发明：
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书教》篇中，所谓圆神方智，亦此意也。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藉，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敧轻敧重则善矣。盖著述譬之韩信运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为良者也。
《释通》上半篇考“通史”之起原，叙“通史”之流别，皆前人所未道。其下半篇论通史的利弊，尤为精到。兹摘录于此：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
何谓免重复？夫鼎革之际，人物事实，同出并见。……董卓、吕布，范、陈各为立传；禅位册诏，《梁》、《陈》并载全文：所谓复也。《通志》总合为书，事可互见，文无重出，不亦善乎？
何谓均类例？夫马立《天官》，班创《地理》；《齐》志《天文》，不载推步；《唐》书《艺文》，不叙渊源：伊古以来，参差如是。……惟通前后而勒成一家，则例由义起，自就括。《隋书》、《五代史志》，终胜沈、萧、魏氏之书矣。
何谓便铨配？包罗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随时世。自后妃宗室，标题著其朝代；至于臣下，则约略先后，以次相比。然子孙附于祖父，世家会聚宗支，一门血脉相承，时世盛衰亦可因而见矣。即楚之屈原将汉之贾生同传，周之太史偕韩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义有独断。末学肤受，岂得从而妄议耶？
何谓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于易代。然《晋史》终须帝魏，而周臣不立韩通。虽作者挺生，而国嫌宜慎。则亦无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数代，而衡鉴至公，庶几笔削平允，而折衷定矣。
何谓去牴牾？断代为书，……首尾交错，互有出入，则牴牾之端，从此见矣。居摄之事，班殊于范；二刘始末，范异于陈：统合为编，庶几免此。
何谓详邻事？僭国载记，四裔外国，势不能与一代同其终始；而正朔纪传，断代为编，则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蕃国载记乃参半也。惟南北统史，则后梁东魏悉其端，而五代汇编，斯吴越荆潭终其纪矣。
凡此六者，所谓便也。
何谓具剪裁？通合诸史，岂第括其凡例，亦当补其缺略，截其浮辞，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绳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详往牒，故称良史。盖生乎后代，耳目闻见，自当有补前人。所谓凭藉之资，易为力也。
何谓立家法？陈编具在，何贵重事编摩？专门之业，自具体要。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
凡此二者，所谓长也。
何谓无短长？纂辑之书，略以次比，本无增损，但易标题，则刘知几所谓“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者矣。
何谓仍原题？诸史异同，各为品目，作者不为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义》而无列女，《通志》称《史记》以作时代，一隅三反，则去取失当者多矣。
何谓忘标目？……独行，方伎，文苑，列女诸篇，其人不尽涉于世事，一例编次，若《南史》吴逵、韩灵敏诸人，几何不至于读其书不知其世耶。
凡此三者，所谓弊也。
《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
腊月上旬有《江宁金石记序》（据原书）。（《遗书》所载，题目文字皆略有不同。）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先生五十四岁。
是年仍在武昌为毕沅编《史籍考》。
作《陈伯思别传》（此传亦浙本《遗书》所未收）。
七月，周永年死，先生为作《周书昌别传》。
是年所作文有“辛亥草”中之《史德篇》、《唐书纠谬书后》、《读史通》、《驳孙何碑解》、《论文上弇山尚书》、《朱先生别传》等篇。此外又有“庚辛间草”中《同居》、《皇甫持正文集书后》、《李义山文集书后》、《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与邵二云》（辛亥）、《与族孙守一论史表》（辛亥）、《家书》七篇（庚戌）、《元次山集书后》、《王右丞集书后》、《朱校韩文考异书后》、《东雅堂韩文书后》、《葛板韩文书后》、《朱子韩文考异原本书后》、《韩诗编年笺注书后》、《韩文五百家注书后》、《宜兴陈氏宗谱书后》、《冯瑶罂别传》、《曾麓亭传书后》等篇。
是年始识胡虔（君）于武昌督署（《胡母墓表》），盖胡虔亦受聘来编《史籍考》也。先生为其母作墓表。（《柿叶轩笔记》卷首《胡虔传》）
是年先生似曾修《麻城县志》。（《横通》）
《史德篇》论主观可以夺真实，其言极精。
……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习故矣。至于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术不可不虑者，则以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
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惜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源焉。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借人力以成文。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阴阳伏沴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无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求不可不慎也。
又《说林篇》云：“道，公也。学。私也。君予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形气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学私。”可为此篇“天”、“人”的注脚。又《答客问》说史的目的在“纲纪天人，推明大道”，也是这个意思。
这年有《答吴胥石书》，九月十三再答。（并吴来书皆见《吴氏族谱稿存》）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先生五十五岁。
是年，先生仍编《史籍考》（《与阮学使论求遗书》）。闰四月，先生著《纪年经纬考》成，有序。后嘉庆十一年唐仲冕刻此书，误题先生之姓为张。（姚名达《纪年经纬考序》）
是年，毕沅《续通鉴》修成，先生代毕沅作书寄钱大昕云：
《宋元编年》（此书初名如此）之役，垂二十年，始得粗就栝。拾遗补阙，商榷繁简，不无搔首苦心。……按司马氏书于南北朝之争相雄长，五代十国之角特鼎峙，其详略分合本于《左氏春秋》之详齐晋。而陈王薛三家纷纷续宋元事，乃于辽金正史束而不观，仅据宋人纪事之书，略及辽金继世年月，其为荒陋，不待言矣。徐昆山书最为晚出，一时相与同功，如万甬东、阎太原、胡德清诸君，又皆深于史事，宜若可以为定本矣。顾《永乐大典》藏于中秘，有宋东都则丹稜李氏《长编》足本未出，南渡则井研李氏《系年要录》未出，元代则文集说部散于《大典》中者，亦多逸而未见，于书虽称缺略，亦其时势使然，未可全咎徐氏。然如辽金正史止阅本纪，间及一二名人列传，而诸传志表全未寓目；宋嘉定后，元至顺前，荒略至于太甚，则不尽关遗编遗事之未出矣。……兹幸值右文盛治，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今宋事据丹稜、井研二李氏书而推广之，以其辽金二史所载大事无一遗落，又据旁籍以补其逸，亦十居三四矣。元事多引文集，而说部则慎择其可征信者。仍用司马氏例，折衷诸说异同，明其去取之故，以为“考异”；惟不别为书，注于本文之下，以便省览。……计字二百三十五万五千有奇，为书凡二百卷。……鄙见区区自谓此书差有功于前哲，然眉睫之喻实著书之通患。高明何以教之？邵与桐校订颇勤，然商定书名则请姑标《宋元事鉴》，……盖取不敢遽续《通鉴》。……章实斋因推《孟子》其事其文之义，且欲广吕伯恭氏撰辑，别为《宋元文鉴》，将与《事鉴》并立，以为后此一成之例。鄙以为……马《鉴》而后，续者似可不以《通鉴》为讳。且书之优劣不在名目异同。……名为《通鉴》而书之可嗣涑水与否，则存乎后人之衡度矣。……惟涑水之书中有评论，……鄙则以为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文评论，苟无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开后学所未闻，而漫为颂尧非桀，老生常谈；或有意骋奇，转入迂僻；前人所谓如释氏说法，语尽而继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韵之以铭：斯为赘也。今则姑从缺如，未为失司马氏意否？其年经国纬，撮其精要，以为目录，亦岁内可以讫功。大约明岁秋冬拟授刻矣。而章实斋乃云：“纪传之史引而不合，当用互注之法以联其散；编年之史浑灏无门，当用区别之法以清其类。”就求其说，则欲于一帝纪中略仿《会要》门目，取后妃，皇子，将相，大臣，方镇，使相，谏官，执事，牧守，令长之属，各为品类，标其所见年月，定著《别录》一篇，冠于各帝纪之首，使人于编年之中隐得纪传班部；以为较涑水目录举要诸篇尤得要领。且欲广其例而上治涑水原书，以为编年者法。然续书而遽改原书规模，嫌于无所师授。实斋则言其意本于杜氏治《左》别有世卿公子诸谱例耳。鄙意离合参半，未能抉择。凡此皆就质高明，如何如何？全书并录副本呈上，幸为检点舛误。
此书论《续通鉴》的义例，说的甚明白。但先生后八年作《邵与桐别传》，中有云：
已故总督湖广尚书镇洋毕公沅尝以二十年功属某（《文汇》本作“宾”）客续《宋元通鉴》，大率就徐氏本稍为损益，无大殊异。公未惬心，属君（邵）更正。君出绪余，为之复审，其书即大改观。时公方用兵，书寄军营，读之，公大悦服，手书报谢，谓迥出诸家《续鉴》上也。公旋薨于军，其家所刻《续鉴》乃宾客初定之本。君之所寄，公薨后家旋籍没，不可访矣。（“乃宾客”以下，《国朝文汇》本作“仅止数卷，杀青未竟，家旋籍没，君之所寄，不可访矣”。）
又先生之子贻选注云：
先师（邵）为毕公复审《续鉴》，其义例详家君代毕公论《续通鉴》书，与毕氏所刻仅就徐氏增损之本迥异。闻邵氏尚有残稿，恐未全耳。
适按，此事有可疑处。《续通鉴》初刻于嘉庆二年丁巳，即毕沅死之年，时邵晋涵已死了一年。毕沅家之抄没在嘉庆四年己未，是时《续鉴》尚未刻成，仅百三卷而止。后一年，嘉庆五年，冯集梧买得原稿全部，及不全板片，惜其未底于成，乃为补刻百十七卷，次年三月刻成，共二百二十卷（据嘉庆六年三月冯集梧《续通鉴》序）。是先生作《邵传》之时（嘉庆五年），《续鉴》并未有刻本。先生传中所说，与贻选注中所说，似皆未可凭信。此一可疑。（若据《文汇》本，则毕家所刻，亦仅数卷，与事实相符。）况代致钱大昕书乃壬子所作，去刻书之时尚隔六年，而书中已言“邵与桐校订颇勤”的话（据王昶《与毕沅论续鉴书》，亦谓邵早参与），是邵氏校订之本已成于壬子之前，不容至己未付刻时犹用宾客初定之本。此二可疑。先生作《邵传》之年，即冯集梧买得《续鉴》原稿及残板之年，原稿尚在。先生说邵本“公薨后家旋籍没，不可访矣”的话，似亦无据。此三可疑。冯序又云：“毕氏未刻稿本卷中凡分年处，俱各冠年号，与前已刻一百三卷体例不合，亦姑仍之。”疑当时刻书时，不止一个副本，一为冠年号本，一为不冠年号本。此二本中，冯氏得其一本。若邵氏定本果至毕沅出征时始寄到，不知即是此二本之一否？此亦可疑。又代致钱大昕书说此书只有二百卷，今冯刻本有二百二十卷，钱大昕作毕沅的《墓志铭》，亦称二百二十卷。岂壬子之后又增加二十卷耶？抑二百二十卷本为邵氏改定本耶？若如后说，则先生所痛惜之邵本今尚在人间，成为定本，更可宝矣。此亦一可疑也。又据《钱大昕年谱》，嘉庆二年始为毕沅复勘《续通鉴》。
〔附记一〕《续通鉴》冯刻本二百二十卷，虽署嘉庆二年，实成于嘉庆六年。板存嘉兴冯氏；同治丁卯归上海道应宝时，补刊六十五板；今归江苏书局。叶德辉《观古堂书目》作三百二十卷，注“嘉庆二年经训堂刻本”；《书目答问》亦作三百二十卷，皆误。惟莫友芝《郘亭目》所记作二百二十卷，不误。
〔附记二〕刻《续通鉴》之冯集梧，为作《苏诗合注》之冯应榴之弟，与先生为丁酉同年生，先生曾为作《奉砚图记》。
是年有《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有云：
足下今生五十年矣（邵氏生于乾隆壬戌），中间得过日多，约略前后自记生平所欲为者，度其精神血气尚可为者有几？盖前此少壮或身可有为，未可遽思空言以垂后世；后此精力衰颓，又恐人事有不可知。是以约计吾徒著述之事，多在五十六十之年。且阅涉至是不为不多，中见亦宜有所卓也。足下《宋史》之愿，大车尘冥，恐为之未必遽成；就使成书，亦必足下自出一家之指，仆亦无从过而问矣。
先生对于邵晋涵的期望最深，故时时督责之。又云：
近撰《书教》之篇，所见较前似有进境，与《方志三书》之议同出新著。……迁书所创纪传之法，本自圆神。后世袭用纪传成法，不知变通，而史才史识史学转为史例拘牵，愈袭愈舛，……如宋元二史之溃败决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堕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夫……《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题，不为成法，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别具《圆通》之篇；推论甚精，造次难尽，须俟脱稿便当续上奉郢质也。
但古人云，载诸空言不如见诸实事。仆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明所著之非虚语。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赵宋一代之书。而体既与班马殊科，则于足下之所欲为者，不嫌同工异曲。惟是经纶一代，思虑难周，惟于南北三百余年，挈要提纲，足下于所夙究心者，指示一二，略如袁枢之有题目；虽不必尽似之，亦贵得其概而有以变通之也。……仆于此役，……恐如郑氏之《通志》，例有余而质不足以副耳。然足下进而教之，或竟免于大戾，未可知也。
此书可为《书教》三篇作一很好的注解。《书教》三篇实可代表先生晚年成熟的史学见解，今摘录如下：
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上）
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记注藏往以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固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后世失班史之意，而以纪表志传同于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则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
宪（即历）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史学亦复类此。……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
左氏编年，不能曲分类例。史汉纪表传志，所以济类例之穷也。族史转为类例所拘，以致书繁而事晦；亦犹训诂注疏所以释经，俗师反溺训诂注疏而晦经旨也。夫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书》未入《春秋》之初意欤？
……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以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栝，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定之或遗而或溢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也。
……以《尚书》之义为迁史之传，则八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后先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至于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中，难以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至于创立新裁，疏别条目，较古今之述作，定一书之规模，别具《圆通》之篇，此不具言。（下）
先生这个主张，在我们今日见惯了西洋史学书的人看来，固然不算新奇；但在当时，这确是一个很新奇的见解。故邵晋涵答书评此论云：
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尚书》家言，是貌异心同。是篇所推，于六艺为支子，于史学为大宗；于前史为中流砥柱，于后学为蚕丛开山。
很可惜的是先生的《圆通篇》始终不曾作成；更可惜的是先生的《宋史》也不曾成书。
《方志立三书议》的大旨说：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
是年先生尚有《史学别录例议》一篇，即代毕沅论《续鉴》书中所说《别录》的例议。其大旨分二种办法。一为纪传之史的别录：
于纪传之史，必尚标举事目，大书为纲，而于纪表志传与事连者，各于其类附注篇目于下，定著《别录》一篇，冠于全书之首，俾览者如振衣之得领，张网之得纲。治纪传之要义，未有加于此者也。
一为编年之史的别录：
今为编年而作别录，则如每帝纪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勋戚，将相，节镇，卿尹，台谏，侍从，郡县守令之属，区别其名，注其见于某年为始，某年为终。……其大制作，大典礼，大刑狱，大经营，亦可因事定名，区分名目，注其终始年月。……至于两国聘盟争战，亦可约举年月，系事隶名。
是年夏，先生长子贻选自亳州入京，访周震荣于固安。秋，先生嘱访张维祺于单县馆次，冬十月，周震荣卒。（《张介邨家传》、《周筤谷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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