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五五
漢武帝元朔三年，張騫自月氏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裏。其東北則烏孫，東則於闐，於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去長安可五千裏。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與隔同）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裏，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裏，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裏，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裏，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裏。其北閉氐、筰，南閉巂、昆明，殺略漢使，終莫能通。騫又言於武帝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今單於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大夫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自是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
臣按：此自秦漢以來通西域之始。
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不許。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鄯善王安上書願複遣子入侍，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班固曰：“孝武之世圖製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支，單於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裏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鹹樂內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都護，光武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臣按：自漢遣張騫通西域後，而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遠通西域，在漢則為大宛、烏孫、於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為高昌、焉耆、龜茲、於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為天竺、高昌、大食、於闐、龜茲諸國，在本朝則為哈密、和卓額爾、巴拉賽瑪爾、堪哈裏、於闐諸處。夫古今所謂西域者，其土壤山川不改其舊，但其名稱隨世更改，不可一一複識別也，惟所謂於闐者，自漢以來至於今日恒不改其舊稱焉，因此一國考史所紀方向、裏數，步而考之，似亦可以得其仿佛者矣。然聖人詳於治內而略於治外，因其名知其所在，隨其俗而處之，期為得矣，正不必如漢人之遣使臣、設都護、置質子、通昏姻、求珍貨，是皆無益於治亂。班因所謂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斯言盡之矣。惟今所謂哈密、齊勤、蒙古、罕都、安定、鄂端察遜皆前代中國之邊境，所謂敦煌、酒泉、伊吾之故地，洪武、永樂中因其土酋內附立以為衛，其地處吾近邊，薄於北部，不可概以外國視之，使為敵用，是亦漢人斷匈奴臂不使得以通羌之一策也。
《唐書》：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並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宀卒｝野。
宋祁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身、犁其庭而後已，惟吐蕃號雄強，為患最久，讚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謀夫虓帥，圜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自亡而唐亦衰焉。”
臣按：《唐書》謂吐蕃散處河湟、江岷間，河湟即今陝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即今陝西岷洮州及四川鬆茂等處也。
《大明一統誌》：西蕃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屬，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酋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跂布川或邏婆川。隋開皇中，有論讚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穀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唃廝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憲宗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複郡縣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帕克斯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
本朝洪武六年，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遂置五衙門建官賜印，俾因俗為治，以攝帝師納木喀巴勒藏布為熾盛佛寶國師，元國公納木喀斯達克巴勒嘉勒燦等為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師招討等官，自是蕃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讚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誥命，比歲或間歲赴京朝貢。
臣按：吐蕃之地，北起陝西之河湟，迤南曆四川，抵雲南西北之境。洪武六年，立都指揮使司者二，烏思藏、朵甘也；指揮使司者一，隴衛也。七年，又置宣慰司者三，朵甘及董卜韓胡、長河西魚通寧遠也，置招討司者六、萬戶府者四、千戶所者十有七，此皆在外化之境，歲通朝貢而已。自有西僧以來，此屬不為邊患，遇有寇盜朝遣僧諭之，尋即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如陝西之岷州、洮州，四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雜氐羌，是皆吐蕃之種落，久已內屬，悉聽官府約束，不複生梗。惟所謂鬆潘者，其地險隘，饋寔為難，生蕃頑獷，屢為邊害，所以遏絕之者，區處未得其宜，蓋其地瘠而人貧，性躁而無常，然俗頗尚僧，請下群臣議，隨其俗以為治，於今屯軍去處，依岷州例建一大刹，擇蕃僧中之有道行為眾所信服者授以誥印識名，俾守其地，每歲遣人賞賚，仍於威州或茂州立一大營，退前時將卒於此守禦，扼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則可以少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以上西羌）
漢武帝元狩元年，始通滇國。元封二年，始置益州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冊南詔為王，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蒙舍詔最在南，至皮邏閣浸強大，乃求合為一，朝廷許之，徙居太和城。宋熙寧九年，大理遣使貢方物。政和九年，封其酋為大理國王。元憲宗二年，平大理，立為三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長，遂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金齒都元帥府總之。
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為麓川、車裏二宣慰使司，此外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楇、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川、車裏皆是百夷之種類也。
蘇轍曰：“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誌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嚐觀於西南徼外蠻夷，而求所以為變之始，而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與通，今邊徼之上和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淩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之禁，窮恚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使其誌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自金齒過蒲縹將至怒江，有屋床山，乃雲南百夷界限也，高山夾箐，地險路狹，馬不可並行，過是山三裏許即怒江，渡此江即百夷地也，沿河下數十裏，上高黎共山即今之通衢也，高黎共山路亦頗險，上二十裏下一陡澗，複上三十裏至山巔，夷人立柵為寨，遇寨複下四十裏詐平地乃麓川江上流，過此則無險隘之地矣。一路從怒江西上二十程至騰衝府，七日許到麓川，一路從雲南白崖過景東，從木通甸至彎甸渡河，入範施，約十日程到麓川，自怒江上流蒙來渡至景東沿河小渡十數處，皆可入境也。）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為西南夷，唐末為南詔所據，後為蒙、段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為藩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裏等處為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國初止立麓川、車裏二宣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為隴川宣撫司。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為關、以車裏為蔽而達於八百，其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而達於木邦，西南通緬甸，底於南海，東南統寧遠而接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製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為中國輕重也。為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為人所扇惑引誘，設為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以上西南夷）
《唐書》：高麗東跨海距新羅，南跨海距百濟，西北接營州。
《大明一統誌》：朝鮮國，周為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為真蕃、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並為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為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為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即樂浪郡地。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裏。五代唐時，王建伐高氏，辟地益廣，並古新羅、百濟而為一，遷都鬆嶽，以平壤為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曆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悲嶺為界。本朝洪武二年，王顓表賀太祖即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臣按：高麗自晉代建國至是八百餘年，始易三姓，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乃並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耽羅，今耽羅亦為所有，其土壤比隋唐往征之時已數倍矣，然其國頗尚禮誼，安分守，自入國朝以來恭順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蓋得小國事大之禮。孟子曰“畏天者保其國”，朝鮮有之。雖然，先儒有言君臣之道各欲自盡而已，彼既盡夫畏天之誠，則吾所以待之者可不樂天以自居哉。仰惟大明麗天而萬方之遠無所不燭，彼夫星羅棋布之國，寸地尺天莫不在吾照臨之下，而此國者依吾暘穀之隅，庇吾扶桑之陰，而其所得之光輝獨先於他國者，非有所私近故也。昔者唐太宗以英武之君親駕於樂浪、玄菟之境，而卒不得誌，而我朝開明堂而坐受其朝，歲時節序而使幣往來，曾無虛月，是故德化感召之使然，而亦壤域接近之故也。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雲惡其舊名，故改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吳萊曰：“海東之地，為國無慮百數，北起拘耶韓，南至耶馬台而止，旁又有夷洲、鸑嶼，人莫非倭種，度皆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僅一二百裏，無城郭以自固，無米粟以為資，徒居山林，捕海錯以為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製，慕容廆曾掠其男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口，乃逡巡斂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日倭奴也。”
臣按：《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而於其下注曰：“日本國雖朝貢，時通奸臣，謀為不軌，故絕之。”蓋以此國其人雖粗知文字，而心實狡詐，海外諸蕃如占城、真臘、閔婆之類皆未嚐為邊境患，惟此一國居海之中，在勝國時許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焫城郭，鈔掠居民，海道兵卒無以應之，往往為海邊州郡害。聖祖灼知其故，故痛絕之，當開國之初，四夷賓服，惟茲倭奴時或犯我海道，故於山東、淮浙、閩廣緣海去處設為衛所居多，大抵為倭故也。宣德以前，彼猶出沒海濱以為民害，正統以後，蓋罕有至者矣。向時因風候遣舟師由海道以備之，近乃於緣海都司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撥官軍，專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船以為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有備，不複犯邊，時或數年一來朝貢，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噫，前日之絕而今日之客，非自相戾也，前日之詐、今日之誠也，聖人何容心於其間哉？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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