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三八
宋太祖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乱。初，蜀亡，其府库之积悉输汴京，自后任事者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禁商贾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由是兼并者益籴贱贩贵以规利，青城民王小波因聚众为乱，且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争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杀县令，旁邑响应。王小波中流矢死，其党推小波妻弟李顺为帅，寇掠州县，众至数十万，僭称大蜀王。诏以张咏知益州，得便宜从事，时宦官王继恩及上官正等总兵讨贼，渐有成功，顿师不进，专务饮博剽掠，余寇匿山谷，恃险结集，势复张大，州县多陷。咏至，以言激正等，勉其亲行，仍盛为供具饯之，酒酣，举爵属军校曰：“尔曹蒙国厚恩，无以塞责，此行当直抵寇垒，平荡丑类，若老师旷日，即此地还为尔死所矣。”由是决行深入，大致克捷。时寇掠之际，民多胁从，咏移文谕以恩信，使各归田里，且曰：“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吾化贼为民，不亦可乎？”真宗咸平元年，广武叛卒刘刃啸聚数千辈，逐都巡检使，略汉、蜀、邛州。
咸平三年，益州戍卒作乱，奉王均为帅。均僭号大蜀，改元化顺，陷汉州。
吕中曰：“李顺之党方息而刘刃兴，刘刃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乱邪？盖蜀民勇悍，又狃于僭伪之久，故易诱以乱耳。然安李顺之党者张咏也，平刘刃之乱者亦张咏也，代以牛冕则王均反，牧守其可非其人乎？张咏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无西顾忧’，此为蜀择咏，非为咏择蜀也。”
臣按：苏洵尝拟为张方平之言，谓：“民无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砧斧令，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所仰赖之身而弃于盗贼，故每每大乱。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洵之言虽若假设，然亦实有此理也。盖秉彝好德之性、好善恶恶之心，人人有之，谁肯甘于为非为恶哉？由乎上之人不以人理待之，彼习知其然，故亦自弃其身于非人理之地而不自惜耳。呜呼，为人上者寄斯民于守牧，乌可专委柱后惠文、冠峨峨武弁者哉？
仁宗庆历中，贝州宣毅卒王则据城反。则涿州人，初以岁饥流至贝州，自卖为人牧羊，后隶宣毅军为小校，贝、冀俗尚妖幻，相与习《五龙》《滴泪》等经及诸图谶书，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出世”，则之与母诀也，尝刺“福”字于背以为记，妖人因妄传则字隐起，争信事之。州吏张峦、卜吉主其谋，党与连德、齐诸州，约以正旦断澶州浮梁作乱，会其党潘方净以书谒北京留守贾昌朝，事觉被执，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张得一方与官属谒天庆观，则率其徒劫库兵，执得一囚之，杀通判董元亨等。则僭称东平郡王，建国曰安阳，事闻，以文彦博为河北宣慰使平之。
臣按：盗贼之窃发，往往以妖术惑众，伏读律文有曰：“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民人，为首者绞，为从者流。”其法可谓严矣。圣祖制法之初，其为虑一何远也，然欲禁绝其源，当自京师首善地始，宜敕巡城御史及兵马司官，凡京城内外有假鬼神降神书符以救病报事为民者，即令街方火甲具名报官究治驱遣之，其当禁治而不禁治与容而为之者，治以重罪，及通行天下，凡人家有收蓄异书者皆许赴官受直，三月之后不首者，他人首发重罪之，是亦治朝遏乱之一术也。
欧阳修言：“近日盗贼纵横，若不早图，恐贻后悔。臣计方今御盗者不过四事，一曰州郡置兵为备，二曰选捕盗之官，三曰明赏罚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使不起为盗。”
臣按：除盗之法最不可缓，缓则贼势日大、徒侣日多，往往贻他日之悔。修之四事，其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其首务也，得一良吏如龚遂之治渤海、虞诩之治朝歌，盗不难除矣。
富弼言于仁宗曰：“访得多有凶险之徒，始初读书即欲应举，及其长立所学不成，虽稍能文，不近举业，仕进无路，心常怏怏，颇读史传粗知兴亡，以至讨寻兵书，习学武艺，因此张大胸胆，遂生权谋，每遇灾祥便有窃议自负，所图甚大，蔑视州县，既不应举，又不别营进身，往往晦名诡姓，潜迹遁形，乃与其徒密相结扇。此辈散在民间实多，纵无成谋亦能始祸，要在得而縻之，使所谋不成。乞命臣寮可委者多方采访，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泽遗逸荐于朝廷，随其所能，量加恩命。”
苏轼言于仁宗曰：“夫惟忠孝礼义之士，虽不得志不失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余者，困于无门则无所不至矣。臣愿特为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别开仕进之门，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故得士为多，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趣，百川赴焉，蛟龙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则鱼鳖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愿采唐之旧，使五路监司郡守共选士人，其人才、心力有足过人而不能从事于科举者，荐其材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异者擢用数人，则豪杰英伟之士渐出于此涂，而奸猾之党可得而笼取也。”
轼又代淮南转运使李琮言于神宗曰：“扬雄有言，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而班固亦论剧孟、郭解之流皆有绝异之姿，而惜其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是知人言善恶本无常性，若御得其道则向之奸猾尽是忠良，故许子将谓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使韩、彭不遇汉高，与盗贼何异？臣窃尝为朝廷计，以为穷其党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党不可胜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汉武帝尝遣绣衣直指督捕盗贼，所至以军兴从事，斩二千石以下，可谓急矣，而盗贼不为少衰者，其党固不可尽也，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则盗贼自消，而豪杰之士可得而使，请以唐事明之。自天宝以后，河北诸镇相继为乱，虽宪宗英武亦不能平，观其主帅皆卒伍庸才，而能于六、七十年间与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乱乐祸之人、背公死党之士相与出而辅之也。臣愿陛下精选青郓两帅、京东西职司及徐、沂、兖、单、潍、密、淄、齐、鲁、濮知州，谕以此意，使阴求部内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权谋，或通知术数而晓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类，皆召而劝奖，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闻于朝，所获盗贼量轻重酬赏，若获真盗大奸，随即录用，若只是寻常劫贼，即累其人数酬以一官，使此辈歆艳其利以为进身之资，但能拔擢数人，则一路自然竞劝。贡举之外别设此科，则向之遗才皆为我用，纵有奸雄啸聚，亦是无徒。”
秦观曰：“自古盗之所以兴，皆出于仍岁水旱、赋敛横出、徭役数发，故愚民为盗，弄兵于山海险阻之间，以为假息之计，所可深虑者，其间有豪俊而已，何则？人之豪俊犹马之有骥、犬之有卢，虽上观下获，一日千里而纵蹄龊之变，亦可畏也。昔周亚夫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也。’天下骚动，大将得之隐如一敌国，云唐纵朱克融北还卢龙，未几军乱，遂复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间，系吴楚之成败、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盗贼之间而有豪俊，岂不为可深虑也哉？臣以为销亡大盗之术，莫大乎笼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为我笼取，则彼卒材鼠辈虽有千百为群，不足以置齿牙之间矣。国家取人之制，其选高者惟制策、进士，夫豪俊之士固有文武纵横之间无不可者、椎鲁少文独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杰皆文武纵横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鲁少文之人则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进士所得之外，不能无遗材也。”
臣按：富、苏二臣所见略同，盖盗贼窃发，古今代有，彼其纷纷攘攘之徒为人所劫制者，心无定志，为利而动，既可以诱胁而来，亦可以哄吓而去，无足虑者，所虑者粗知文义识古今者尔，其言足以动众、智足以设谋，其纵横诡秘、机略变幻尤易以惑世而欺人，此等之人苟非有以平时收拾之，使其有所顾藉而不肯为非，即不幸一旦有事，则彼在中国则为盗贼主谋，彼出外境则为夷狄效力，其为祸害有非旦夕可已者。仰惟祖宗用人，于科目、岁贡之外别有贤良方正、才识兼茂、经明行修诸科，下至富户老人亦在所用之列，盖以天下之大，人材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其咸尽所用而无遗也。近日用事者乃尽去之，而颛颛用科、贡二途，甚非祖宗意也。臣愚愿复旧制诸科，以收拾天下遗才，又敕有司，凡士子有不习举业者有他才能艺术可称，皆许荐闻，随所能而试之，量授一职，其大江以北人才朴鲁，固有心解而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书者，其中有知边情谙武事及膂力技能过人者，亦许以名闻，量用以为都司卫所幕官，或补任或添注、或于武职中试职，其中才能出众者果有显效，则不次用之以为将帅、以为方面，异日为国立功名、攘夷狄，亦未必不赖其用也。夫然，则天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无出位之思，国家之所用者无遗才而无意外之虑，黄巢必不贩私盐，张荣必不为阡能草书檄，樊若水必不量江面，张元、吴昊必不为夏人之用，黄师宓必不主侬氏之谋，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富弼言于神宗曰：“今来累有群贼白日入城，开军资甲仗等库，劫取衣甲物帛，散与贼党，州中兵士不满三十人，州官散走，贼徒恣行劫杀，殊无畏惮，官司势不能制御。夫小寇聚集尚如此凌侮，此后更有大盗杀官吏、据州城，尽取官私财物，召募徒众，必且将至千万人以与朝廷相抗，贼徒大劫财物，散施无涯，则贫民乐随矣，恣行劫杀使人震恐，则大小胁从矣，朝廷赏必有限，罚必有条，不得如贼之使人乐随而胁从也，若诸处观望，奸雄相应而起，贼满天下则大事去矣，秦末、隋末、唐末皆由此而乱，臣夙夜思虑，实为寒心。”
赵瞻言于英宗曰：“伏见群盗杀害辅郡之官吏，系囚叛起京畿之狱，此皆前古祸乱之萌，朝廷腹心之虑，为最急务，而政府惟不过发关移为督责之状，州郡亦不过备游徼为期会之迹而已，文书一报，但用习常苟求按问，未有为国家穷渊薮积奸之原、塞万一不测之计也。”又曰：“昔用一郡守则盗贼屏息，今联官数十员而不能禁者，何哉？盖昔之责人以实效，而今之官司取空文也。今盗一发，符牒四走，则曰吾有文书下一路矣，帅府则曰吾有文书下郡矣，按具则吾无责也，郡则曰吾有文书下巡逻令尉矣，关白即吾无责也，令尉则曰吾有文书下坊里保伍矣，期会即吾无责也，此其由来，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臣按：大盗之起，必劫刑狱，必掠公库，必杀官吏，自古祸乱之起皆始于此，驯而至于其极，四海涂炭，宗社丘墟，皆起于一州一县之积也，有国家者思患而豫防之，岂容缓哉？昔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遣之，盗悦径去，不为盗。事闻，富弼欲诛仲约，范仲淹欲宥之。臣窃以为，弼之欲诛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请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邮有城池士卒而仲约不御之而使之越过其境，固有罪矣，若无城郭可为屏蔽、无士卒可以拒敌而又无邻境可以救援，与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计而援之，不犹愈于坐致一郡之生灵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于朝廷，不在于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临事之际。夫受人牛羊为之牧而不为之闲校，使为盗所窃，则牧者不能无罪也，责其不能为闲校之罪则可，今盗来而彼能以计却之使牛羊不失，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则过矣，臣谓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临事之际者此也。虽然，城池之不设、兵卒之无额，岂但州郡之罪哉，而朝廷之上、庙堂之尊亦当分其责焉。臣请自今以后，凡天下府州县无城池当要害处，即议与筑城置军，其不可置军处则令巡抚方面及守令计议，或用民力或用官钱，赁工以次第为之，就用附郭市民，免其杂差，编为丁壮夫甲，量为额数守之，其余州县地狭而民少不可为城守者，亦量与丁夫为守，凡其所有仓库、钱粮、甲仗俱寄郡库，犯罪重囚俱监郡狱，有城池处如此，则凡有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军有御备之具，异时为寇所攻劫，罪有所归，而彼亦无辞矣。是虽一州一县之事，积而累之，天下之大宗社之安未必不由此也，为国家远虑者所宜深致意焉。
苏轼言于神宗曰：“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与中原离合常系社稷存亡，而东京之地所以漕输河北，瓶竭则罍耻，唇亡则齿寒，而其民喜为盗贼，为患最甚，因为陛下画所以待贼之策。及移守徐州，览山川之形势，察其风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载籍，然后又知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系也。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从，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麦，一熟而饱数岁，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在焉，其高十仞，广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战守之具以为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汉高祖沛人也，项羽宿迁人也，刘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砀山人也，皆在今徐州百里间，其人以此自负，凶桀之气积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万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才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讨，岂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
臣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冲，其形势、风俗、物产苏轼言尽之矣，虽然，汉唐都关中，此地在当时为远郡，宋都汴梁，此地在当时为陪辅，其在今日则在南北两京之间，运道所必经之地，凡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兹以北上，南出数百里则为帝乡兴王之地，祖宗陵寝所在，关系非但汉唐宋时比也。臣于“京辅屯兵”条下请于此处立为大镇，命大将一员统领江淮上班官军于此守镇，一以守护漕运，一以屏蔽皇陵，而于一方之盗贼亦藉是以镇遏之，则两京有通融之势，万里无隔绝之患，而宗社之安如磐石之固矣。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军青溪民方腊世居县堨村，托左道以惑众。县境帮源诸峒山谷幽险，腊有漆园，造作局屡酷取之，腊怨而未敢发，时朱勔领应奉局于苏，花石之扰，比屋致怨，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以诛勔为名起作乱。自号圣公，建年号，置官吏将帅，凡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凡得官吏，必断脔肢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警奏至京师，方聚兵以图北伐，王黼匿不以闻，于是凶焰日炽，附者盖众，东南大震。帝得疏始大惊，乃罢北伐之议，而以童贯为宣抚使、谭正为两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晋蕃汉兵十五万讨之。贯至吴，见民困花石之扰，众言“贼不亟平，坐此耳”，贯即承诏罢之，吴民大悦。
臣按：盗贼之起，非假众力，不能以独为也，然人各一心，心各一见，而一旦欲使之同捐生以赴死，夫岂易哉？盖必有以激其怒而遂其欲，不如此则怒不可解，不如此则欲不得遂，此其所以捐生以赴死而求其生于死之中，将以泄其不平之气而成其大欲之志也。方腊之反，见官吏既杀之，备极惨毒，盖平日受其害，欲报复之无由，今故甘心焉。夫官吏恣己私以害民，而受其惨毒，固其所也，然亦有承上意、循众例，心实有所不忍，不得已而逭一时之责以为之者，其罪亦当有所分哉。柳宗元有言，势不同而理同，呜呼，可不省哉，可不念哉！
元顺帝至正六年，两淮盐运使宋文瓒言：“江阴通泰为江之门户，而镇江真州次之，国初设万户府以镇其地，今戍将非人，致贼舰往来无常，集庆花山贼凡三十六人，官军万数不能进讨，反为所败，后竟假手盐徒，虽能成功，岂不贻笑远近？宜亟选智勇以图后功。”
臣按：自古盗贼为民害者莫如盐徒，盖厚利所在，人之所趋，不顾死生者也。惟其利重，所以能致人死命，彼尽命以致死，而我用有生路之人以御之，此所以我众虽多而不能制其少也。此事关系甚大，夫国家之于盐课，盖众利之中一利耳，其利之有无皆不系于国之重轻，其害之有无而国之治乱安危实系焉，是故远而有唐一代之祸莫大于黄巢，近而前元一代之祸莫大于张士诚，巢与士诚皆盐徒也。为国家远虑者，尚预思有以消弭之，毋蹈昔人之覆辙而使之至于无可奈何。
八年，台州民方国珍为乱，聚众海上，寇温州。十一年，命江浙左丞博特穆尔讨之。十二年，复叛，杀台布哈，寻命纳琳讨之。十三年，从特呼特穆尔请，授国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国珍复降，以为海道漕运万户。未几，以为江浙行省参政。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说误之也，何则？人君所以立国者以其有纪纲也，所以振纪纲者以其有赏罚也，赏必加于善、刑必施诸恶，使天下之人知所劝惩焉，则治本立矣。方国珍者，当天下无事之时，一旦敢为乱首，以为天下先，为元人计，宜痛诛剿之以惩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听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赏善之具以劝恶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纷然相仿效、相诱胁，事幸成或得以为王为伯，不成亦不失州县之官，用是盗贼蜂起，而元因是亡矣。虽然，岂但元哉？宋人有诗云“仕途捷径无过贼，将相奇谋只是招”，则其来远矣。然则国家不得已而当此时有此寇，何以处之乎？弭祸乱者必折其萌，国家无事之时，齐民无故首兴祸乱，要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遏绝其萌，使毋致于蔓衍，决不可用招安之策也。万一不得已而用焉，必播告之曰：除首恶某一名不赦外，自首名外其同党有能自首及缚其人来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赏焉。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严首乱之诛，的然不轻恕，则祸乱之原塞矣。
元末盗贼蜂起，有司不能制，及发丁夫开河，民心益愁怨思乱，栾城人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党刘福通等同起兵，以红巾为号。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颍州，据朱皋，攻罗山等县，陷汝、宁、光、息等府州，众至十万。
臣按：承平之时，国家有所征行戍守，恒患士卒消耗、军伍空缺，稍欲编民为兵，恐其嗟怨或生他变，不独本兵者不敢主此议，而建议者亦不敢启此言，夫何盗贼一起，旬月之间即成千万，是何公为之甚难而私为之乃易易如此哉？必有其故矣。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者，请试思之。
以上论遏盗之机（下）。臣按：自古论盗贼者多矣，惟宋秦观之言最为切中机要，谨备录之以为后世之鉴。观之言曰：“治平之世，内无大臣擅权之患，外无诸侯不服之忧，其所事乎兵者，敌国盗贼而已。敌国之害，士大夫讲之详、论之熟矣，至于盗贼之变，则未尝有言之者，夫岂智之不及哉？其意以为不足恤也。天下之祸常生于不足恤，昔秦既称帝，以为六国已亡，海内无复足虑，为秦患者独匈奴耳，于是使蒙恬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而陈胜、吴广之乱乃起于行伍阡陌之间，由此言之，盗贼未尝无也。夫平盗贼与驭敌国之术异，何则？敌国之兵甲马如云，矢石如雨，牛羊橐驼转输不绝，其人便习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边也，利速战以折其气。盗贼则不然，险阻是凭，钞夺是资，亡命是聚，胜则乌合，非有法制相縻，败则兽遁，非有恩信相结，然揭竿持梃，郡县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而速战以折其气，勿迫以携其心，盖非速战以折其气则缓而势纵，非勿迫以携其心则急而变生。今夫虎之为物，啸则风生，怒则百兽震恐，其气暴悍，可杀而不可辱，故捕虎之术，必先设机阱，旁置网罟，撞以利戟，射以强弓，鸣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无虎矣，至蛇与鼠则不然，虽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风生之勇，其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兽之威，然不可以骤而取者，以其急则入于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术必环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将无所得食而出焉，则尺棰可以致其命。夷狄者虎也，盗贼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盗贼与驭敌国之述异也。虽然，盗贼者平之非难，绝之为难，平而不绝，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盖招降与穷治是已。夫患莫大于招降，莫深于穷治，凡盗贼之起必有枭桀而难制者，追讨之官素无奇略，不知计之所弭，则往往招其渠帅而降之，彼奸恶之民见其负罪者未必死也，则曰与其俯首下气以甘饥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荣，由是言之，是乃诱民以为乱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盗贼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笔之吏不能长虑，却顾简节而疏目，则往往穷支党而治之、迫胁之，民见彼污者必不免也，则将曰与其婴锢金木，束手而就毙，孰若逃遁山海，脱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驱民以为乱也，故曰祸莫深于穷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与威也，仁及有罪则伤惠，戮及不辜则损威，威惠两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尧舜所不能也。《夏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盖渠魁尽杀而罔赦则足以夺奸雄之气，胁从污染不治而许其自新则足以安反侧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涂而投必死之地哉？”呜呼，自古建平盗已乱之策，莫有过于秦观之论者，其论三篇，后篇即苏轼代李琮所草之疏也。国家为治，诚能轻徭薄赋、省刑戢吏，遇有水旱即与赈济，自无盗贼之生发矣，不幸而有焉，方其初起未成之时，即速与剪除，不容少缓，若其气势既成，必须委曲计虑，不可有轻之之心。臣自出仕以来，尝三见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军轻之，反为所败，资以器械甲兵，其势遂张大，殆其后也，复调官军惩前日之败，往往持重坚守，彼遂堕吾计中，一举而灭之，此已然之明效也。何则？盖盗贼之初起也，所以扇惑乎平民、鼓动其恶党者，皆曰“朝廷之政令不行，卫所之官军素怯，城池之守备不固”，辄与之克期曰某日攻某城，又某日攻某城，不旬月而吾之事成矣，既而至期皆不应焉，则众见彼言之无验、谋之无效，而知其事之决无成，自然解体而散矣。由是观之，秦观所谓平盗贼与驭敌国之术异，验于臣之所见尤信。
猜你喜欢 卷八十三 春秋·黎靖德 泾野子内篇卷三·吕柟 第十六章 3·辜鸿铭 卷八·袁燮 卷五十六·沈廷芳 第38章·老子 民杂·慎到 卷十一·僧祐 卷十九·佚名 宝授菩萨菩提行经正文·佚名 大乘舍黎娑担摩经全文·佚名 大方广普贤所说经全文·佚名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四·佚名 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卷一·自融 注大乘入楞伽经 第九卷·佚名
热门推荐 巻十四·顾瑛 卷三十·胡文学 卷二十九·胡文学 卷二十七·胡文学 卷二十八·胡文学 卷二十六·胡文学 卷二十四·胡文学 卷二十五·胡文学 卷二十三·胡文学 卷二十一·胡文学 卷二十二·胡文学 卷十九·胡文学 卷十八·胡文学 巻十三·顾瑛 卷二十·胡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