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学开辟时代
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古来国运有盛衰，经学亦有盛衰；国统有分合，经学亦有分合。历史具在，可明征也。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犹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释迦未生，不传七佛之论也。《易》自伏羲画卦，文王重卦，止有画而无辞；（史迁、扬雄、王充皆止云文王重卦，不云作《卦辞》。）亦如《连山》、《归藏》止为卜筮之用而已。《连山》、《归藏》不得为经，则伏羲、文王之《易》亦不得为经矣。《春秋》，鲁史旧名，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亦如晋《乘》、楚《梼杌》止为记事之书而已。晋《乘》、楚《梼杌》不得为经，则鲁之《春秋》亦不得为经矣。古《诗》三千篇，《书》三千二百四十篇，虽卷帙繁多，而未经删定，未必篇篇有义可为法戒。《周礼》出山岩屋壁，汉人以为渎乱不验，又以为六国时人作，未必真出周公。《仪礼》十七篇，虽周公之遗，然当时或不止此数而孔子删定，或并不及此数而孔子增补，皆未可知。观“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犹之删《诗》为三百篇，删《书》为百篇，皆经孔子手定而后列于经也。《易》自孔子作《卦爻辞》、（《史记 周本纪》不言文王作《卦辞》，《鲁世家》不言周公作《爻辞》，则《卦辞》、《爻辞》亦必是孔子所作。）《彖》、《象》、《文言》，阐发羲、文之旨，而后《易》不仅为占筮之用。《春秋》自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王立法，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此二经为孔子所作，义尤显著。汉初旧说，分明不误；东汉以后，始疑所不当疑。疑《易》有“盖取诸益”、“盖取诸噬嗑”，谓重卦当在神农前。疑《易》有“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谓《卦爻辞》为文王作。疑《爻辞》有“箕子之明夷”、“王用亨于岐山”，谓非文王所作，而当分属周公。于是《周易》一经不得为孔子作；孔《疏》乃谓文王、周公所作为经，孔子所作为传矣。疑《左氏传》韩宣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有“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之言，谓周公作《春秋》。于是《春秋》一经不得为孔子作；杜预乃谓周公所作为旧例，孔子所修为新例矣。或又疑孔子无删《诗》、《书》之事，《周礼》、《仪礼》并出周公，则孔子并未作一书；章学诚乃谓周公集大成，孔子非集大成矣。
读孔子所作之经，当知孔子作《六经》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不行，退而删定《六经》，以教万世。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后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后之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经》之内。故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惟汉人知孔子维世立教之义，故谓孔子为汉定道，为汉制作。当时儒者尊信《六经》之学可以治世，孔子之道可为弘亮洪业、赞扬迪哲之用。朝廷议礼、议政，无不引经；公卿大夫士吏，无不通一艺以上。虽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未能尽行孔教；而通经致用，人才已为后世之所莫逮。盖孔子之以《六经》教万世者，稍用其学，而效已著明如是矣。自汉以后，闇忽不章。其尊孔子，奉以虚名，不知其所以教万世者安在；其崇经学，亦视为故事，不实行其学以治世。特以历代相承，莫之敢废而已。由是古义茫昧，圣学榛芜。孔子所作之《易》，以为止有《十翼》；则孔子于《易》，不过为经作传，如后世笺注家。陈抟又杂以道家之图书，乃有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加于孔子之上，而《易》义大乱矣。孔子所定之《诗》、《书》，以为并无义例；则孔子于《诗》、《书》，不过如昭明之《文选》、姚铉之《唐文粹》，编辑一过，稍有去取。王柏又作《诗疑》、《书疑》，恣意删改，使无完肤，而《诗》、《书》大乱矣。孔子所作之《春秋》，以为本周公之凡例；则孔子于《春秋》，不过如《汉书》之本《史记》、《后汉书》之本《三国志》，钞录一过，稍有增损。杜《注》、孔《疏》又不信一字褒贬，概以为阙文疑义；王安石乃以《春秋》为断烂朝报，而《春秋》几废矣。凡此皆由不知孔子作《六经》教万世之旨，不信汉人之说，横生臆见，诋毁先儒。始于疑经，渐至非圣。或尊周公以压孔子，（如杜预之说《春秋》是。）或尊伏羲、文王以压孔子，（如宋人之说《易》是。）孔子手定之经，非特不用以教世，且不以经为孔子手定，而属之他人。经学不明，孔教不尊，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故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
孔子以前，未有经名，而已有经说，具见于《左氏内外传》。《内传》所载元亨利贞之解，黄裳元吉之辨，夏后之九功九歌，文武之九德七德，《虞书》数舜功之四凶十六相，以及《外传》之叔向、单穆公、闵马父、左史倚相、观射父、白公子张诸人，或释《诗》，或征礼，（详见王应麟《困学纪闻》。）非但比汉儒故训为古，且出孔子删订以前。惟是《左氏》浮夸，未必所言尽信。穆姜明随卦之义，何与《文言》尽符；季札在正乐之前，岂能雅颂得所。（《困学纪闻》引“克己复礼”“出门如宾”二条，云：“左氏粗闻阙里绪言，每每引用，而辄有更易。穆姜于随举《文言》，亦此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见《左氏昭》十二年。《周礼》外史掌《三坟》、《五典》之书；郑《注》“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据此，则《三坟》、《五典》乃《书》之类。伪孔安国《尚书传序》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邱》。”其解《三坟》、《五典》，本于郑《注》；《八索》、《九邱》，本于马融。据其说，则《八索》乃《易》之类。皆无明据，可不深究。今所传惟《帝典》；（伏生传《尚书》止有《尧典》，而《舜典》即在内；盖二帝合为一书，故《大学》称《帝典》。）而宋人伪作《三坟书》。若夫伏羲十言，义著消息；神农并耕，说传古初。黄帝、颛顼之道，具在丹书；少皋纪官之名，创于白帝。洪荒已远，文献无征；有裨博闻，无关闳旨。（惟伏羲十言之教，于八卦之外，增消、息二字，郑、荀、虞《易》皆本之以立说。）
《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文献通考》应氏曰：“乐正崇四术以训士，则先王之《诗》、《书》、《礼》、《乐》其设教固已久。《易》虽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春秋》虽公其记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适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盖自夫子删定赞修笔削之余，而后传习滋广，经术流行。”案应氏之说近是而未尽也。文王重六十四卦，见《史记 周本纪》，而不云作《卦辞》；《鲁周公世家》亦无作《爻辞》事。盖无文辞，故不可以教士。若当时已有《卦爻辞》，则如后世御纂、钦定之书，必颁学官以教士矣。观乐正之不以《易》教，知文王、周公无作《卦爻辞》之事。《春秋》，国史相传，据事直书，有文无义，故亦不可以教士。若当时已有褒贬笔削之例，如朱子《纲目》有《发明》、《书法》，亦可以教士矣。观乐正之不以《春秋》教，知周公无作《春秋》凡例之事。《论衡须颂篇》曰：“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谁也？孔子也。”匡衡上疏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首。”张超《诮青衣赋》曰：“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是汉人以为《诗》、《书》皆孔子所定，而《易》与《春秋》更无论矣。
孔子出而有经之名。《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始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然篇名《经解》，而孔子口中无经字。《庄子 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孔子始明言经。或当删定《六经》之时，以其道可常行，正名为经。又《庄子 天道篇》“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说。”《经典释文》“说者云：《诗》、《书》、《礼》、《乐》、《易》、《春秋》，又加《六纬》，合为十二经也。一说云：《易》上、下经并《十翼》，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经也。”三说不同，皆可为孔子时正名为经之证。经名正，而惟皇建极，群下莫不承流；如日中天，众星无非拱向矣。龚自珍曰：“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如龚氏言，不知何以解夫子之作《春秋》。是犹惑于刘歆、杜预之说，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之义也。
《六经》之外，有《孝经》，亦称经。《孝经纬钩命诀》“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又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是孔子已名其书为《孝经》。其所以称经者，《汉书艺文志》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郑注《孝经序》曰：“《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孝为百行之首；经者，不易之称。”郑注《中庸》“大经大本”曰：“大经谓《六艺》，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经》也。”汉人推尊孔子，多以《春秋》、《孝经》并称。《史晨奉祀孔子庙碑》云：“乃作《春秋》，复演《孝经》。”《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经》。”盖以《诗》、《书》、《易》、《礼》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经》乃孔子所作也。郑康成《六艺论》云：“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据郑说，是《孝经》视诸经为最要，故称经亦最先。魏文侯已有《孝经传》，是作传者亦视诸经为先，与子夏《易传》同时矣。二书，《艺文志》皆不载。
删定《六经》之旨，见于《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据此，则孔子删定《六经》，《书》与《礼》相通，《诗》与《乐》相通，而《礼》、《乐》又相通。《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而通六艺止七十二人；则孔门设教，犹乐正四术之遗，而《易》、《春秋》非高足弟子莫能通矣。
《史记》以《春秋》别出于后，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案《史记》以《春秋》别出于后，而解说独详，盖推重孔子作《春秋》之功比删订诸经为尤大，与孟子称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似。其说《春秋》大义，亦与《孟子》、《公羊》相合，知有据鲁、亲周、故殷之义，则知《公羊》家三科九旨之说未可非矣。知有绳当世贬损之文，则知《左氏》家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不足信矣。知有后世知丘罪丘之言，则知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者，尤大谬矣。（程子曰：“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切中汉以后说春秋之失。）
猜你喜欢 人情·吕坤 三传辨疑卷九·程端学 卷十·袁俊翁 古微书畧例·孙瑴 卷首十五·严虞惇 相鼠·佚名 梁惠王上·孟子 周礼疑义举要卷六·江永 第十二 符言 8·王诩 想象的孔老会谈·林语堂 治兵第三·吴起 卷四百一十五·佚名 与王觉先生书·太虚 佛说菩萨逝经·佚名 金刚仙论 第一卷·佚名
热门推荐 巻十四·顾瑛 卷三十·胡文学 卷二十九·胡文学 卷二十七·胡文学 卷二十八·胡文学 卷二十六·胡文学 卷二十四·胡文学 卷二十五·胡文学 卷二十三·胡文学 卷二十一·胡文学 卷二十二·胡文学 卷十九·胡文学 卷十八·胡文学 巻十三·顾瑛 卷二十·胡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