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纪
●纲领
清世自太祖以后，纪事始有本末。太祖以前之事，寥寥数行，惟恐人知。而于明人官私著述，禁之毁之，株连瓜蔓，大兴文字之狱，以冀掩灭之。二百数十年来，学士大夫，口不敢言。人人心中，皆以为清之先世，必有大不可告人者。革命以后，乃有诬妄之文发现，如谓顺治之母与山东人王杲奸生顺治之类，首见于魏声和之《鸡林旧闻录》。当时已据实辟之。近见有人译英人濮兰德所著《清宫史》，亦引王杲之诬说，盖得诸中国人而不加别择之作也。日本人稻叶君山等，先出《蒙古满州地理历史》一书，其中关于清之先世各篇，所引多明之《实录》及明代所成之《全辽志》等书，种类亦无几，惟皆为吾辈未见。又有朝鲜人著述数种，则更非中国人所能见矣。继又出《清朝全史》一书，所叙事实，略较《历史地理》为多，而颇少标明出处者，亦为一憾。但据其著书之例及所征引之可信，则知叙述之事实，亦断然有本而已。因稻叶之书，反而求之清人所修《明史》，掩灭者固多，其事迹虽不明了，年月节目，尚相符合者亦不少。其为当时禁锢之所遗漏者，亦竟有张学颜、李成梁及外国传之《朝鲜传》等数处。钩稽参互，先详其部族，次明其世系，成纪事若干篇。以其皆在太祖以前，谓之《清朝前纪》。其目录当列表以明之。
以上共纪十篇，于清之先世，略可探讨。当时不过以东夷一部落，曾经臣仆于明，别无他不可对人言者。则一切诬妄之说，可以不作。既补一代史文之不备，亦且有裨于清，可息街谈巷议之揣测也。
●女真纪第一
清自称满洲为其部族之名，前作《满洲名称考》，已正之矣。清之部族，实为女真。女真起于辽世，或谓即古肃慎之转音，当可信。历辽、金、元皆称女直，明代则复旧称为女真，清修《明史》，乃尽去之。其最奇者，字典注中，“女”字、“真”字、“直”字之下，皆无女真、女直。《韵府》不收女真、女直。《满洲源流考》，遍详东夷各部族，独无女真专条。仅于文中一见女真字样。清历世示人以不广，以故载笔之臣，小廉曲谨，以媚一人，宁失史家之实，无犯温树之戒。由今思之，可云陋矣。
女真，辽、金、元三史皆作女直。《元史 地理志》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之下，开元、路下云：“古肃慎之地……即金鼻祖之部落也。初号女真，后避兴宗讳，改曰女直。”云云。辽兴宗讳宗真，女真在辽世，岁有职贡。肃慎既微，其名不见于隋、唐、五代之史。要其部族未改，自清代冒称满洲以前，历代皆有女真。《辽史 太祖纪》：“未建国以前，当唐昭宗天复三年春，即曰：‘伐女直，下之。’唐昭宣帝天祐是三年十一月，又曰：‘遣偏师讨奚、霫诸部，及东北女直之未附者。’则女直以族微，为渤海及靺鞨黑水等所掩，不能自通于中国。辽起契丹与彼接近，故早于兵事见其名号。后于部族表中，历详其来贡之岁，由唐天复至辽兴宗立，已及百七十年，盖为宋仁宗之天圣九年矣。”宋人纪载，皆称女真。明人官私文字，女真、女直并称。今据《大明会典》卷一百零七礼部六五东北夷条曰：“女直古肃慎地，在混同江东，开原城北。东滨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为金余孽。永乐元年，野人头目来朝，其后悉境归附。九年始设奴儿干都司，建州兀者等卫，及千百户所。以某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赐敕印。又置马市开原城，以通贸易。”盖女直三种：居海西等处者为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怜等处者为建州女真，各卫所外，又有地面，有站、有寨，建官赐敕，一如三卫之制；其极东为野人女直，野人女直去中国远甚，朝贡不常。海西、建州，岁一遣人朝贡。又陈仁锡《潜确类书》，其未经清世抽毁之旧本，于第十四卷四夷门，收黄道周《博物典汇》第九卷后建夷考云：“今女真即金余孽也。国朝分为三种：曰建州、曰海西、曰野人。永乐元年，野人酋长来朝，建州、海西，悉境归附。先后置建州等卫，置都司一，曰奴儿干，以统之。官其酋。”此可见明代于女真纪录甚详，而《明史》概削之。清亡后，当修《清史》，亦正当并修《明史》也。
建州女真为清之正系，别有专纪。海西与野人两种女真，以其为清代所讳言，久不见于载籍，今不能不略言之。海西为元代行政区域之名，属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世祖纪》：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壬戌，省辽东海西提刑按察使，入北京。又《仁宗纪》：延裕二年夏五月庚午，立海西辽东鹰坊万户府，隶中政院。又日本稻叶氏所引《皇明实录》：太祖洪武十六年四月己亥，故元海西右丞阿鲁灰，遣人至辽东愿内附，上遣人赍赖往谕之。皆其证也。元官制：行中书省，每省丞相一员，平章二员，右丞一员，左丞一员，参知政事二员，郎中员外郎都事各二员。辽阳行省之右丞，当驻海西。故《皇明实录》称：“元海西右丞，在元《地理志》，辽阳行省所属开元路，为海西之地，而无海西之名。”则其为区域，亦系通俗之称，非分路分府之为定制之比。海西与建州，明世区为两种。然野人之蹂躏海西、建州，事迹甚著。海西、建州，有无轧轹，明中叶以前无所表见。惟于成化间，建州与海西极意联络，以为明患。事见《董山》、《脱罗》各纪。至嘉靖时乃有扈伦四部，与建州相抗，其种族已非从前之海西。四部中，哈达最忠于明，最先为清太祖所灭。《明史 张学颜传》：“隆庆六年，宣谕王杲，杲惧。十二月，约海西王台送俘获就款，学颜因而抚之。”云云。王台即哈达部酋，史称海西。可知扈伦四部之即为海西故地也。扈伦，《明史》谓之忽喇温，亦中叶以来由野人而入居海西者。明初之言海西，地同而部众尚非扈伦。洪武十六年之敕谕海西右丞阿鲁灰，其词曰：“惟贤者能知存亡之道，决去就之机。今尔所守之隘，东有野人之隘，南有高丽之险，北接旷漠，惟西抵元营。道路险扼，孰不以为可自固守？”云云。则明其地望在野人之西。又稻叶氏引《全辽志》卷四《宦业志 徐玉传》云：“丁卯大军征纳哈出，玉为前锋，直抵金山破营寨，俘斩尤众。进至一秃河，会纳哈出降，遂还。未几又掠地海西，至松江，招谕人口五千余，马牛车辆九百有奇。至一迷河，虏踵其后。”稻叶氏按语云：“一秃河今为伊通河，松江为松花江。略地海西至松江，可知海西在松花江流域。”云云。今按丁卯为太祖洪武二十年。《明史 本纪》：“是年封纳哈出为海西侯，即就其地封之也。”明《一统志》：“金山在开原西北三百五十里，辽河北岸，与兀良哈接境，是为海西尽处。稻叶又引朝鲜书《龙飞御天歌》卷七第五章注云：“今之三姓以西，松花江之上流地方，谓之海西江焉。”云云。稻叶以此推求海西地望，诚是矣。然明人本称扈伦四部地为海西，以扈伦为海西之标的。则地本确定，不待烦言。
海西女真之地望，略如上述。野人女真之地又若何？野人二字，以人种之程度言，此亦殊难确定。其界域自非女真人言之。凡女真皆为野人。稻叶氏引《皇明实录》：“成祖永乐元年十一月辛丑，女直野人头目阿哈出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据此则阿哈出本为建州女直头目，明廷就给以官，而称女直野人头目。是建州亦可谓之野人也。又引《皇明实录》：“太祖十八年九月甲申，女直高那日、捌秃、秃鲁不花三人，请辽东都指挥使司来归。自言高那日乃故元奚关总管府水银千户所百户。捌秃、秃鲁不花乃失怜千户之部人也，皆为野人获而奴之，不胜困苦。辽东，乐土也，愿居之。乞圣明垂恩，得以琉璃珠弓锡镴遗野人，则可赎八百余家，俱入辽东。事闻，锡高那日等衣人一袭，琉璃珠五百索，锡五斤，弓弦十条。”云云。明辽东都司属左军都督府，辖今奉天省内铁岭以南各地，与女真相邻而不相杂。高那日等自女真来，自称为野人所苦，愿居辽东。则脱离女真，乃为脱离野人之地。其所指野人，未必非建州海西等部。清人以女真之旧，侵入辽东，据辽沈而都之。入关以后，乃以东三省为一区域，作满洲之根据地。其实满洲本无此部名，而辽东都司旧辖之地，亦为自古版图所收。明时尤与羁縻地之奴儿干都司，截然相别也。又引《实录》：“洪武二十年十月，诏取辽东官军，曾往海西野人地面及纳哈出之境。历涉劳苦者，二百六十人。赴京，各赐文绮罗衣纱绽有差。”云云。以海西野人地面连称，是海西亦可称野人。又引朝鲜之《龙飞御天歌》卷七第五二章注云：“东北一道，本肇基之地也，畏威德久矣。野人酋长，远至移兰豆漫，皆来服事。常佩弓剑，入卫潜邸，匿侍左右，东征西伐，靡不从焉。如女真则干朵里豆漫、夹温孟哥帖木儿、火儿阿豆漫、古论阿哈出、托温豆漫、高卜儿阏。”云云。其注语谓移兰豆漫为三万户。此皆指建州女真，而以为野人酋长矣。移兰为三，今满语犹然。三姓今改依兰府，即用其三字之旧音也。稻叶又引《实录》：“永乐二年夏四月戊午，黑龙江等女直野人歹寅加等求朝，赐钞及文綧表里。”则指野人为在黑龙江之女真。黑龙江在海西、建州境界之外，与《明会典》分列三种女真为相合。
自女真自言之，则稻叶所引《皇明实录》：“正统元年闰六月壬午，敕辽东总兵官都督同知巫凯等曰：‘今得建州卫都指挥佥事李满住奏，原奉恩命，在婆猪江住坐。近被忽剌温野人侵害，欲移居辽河草河。朕未知有无妨碍。尔等宜计议安置，毋驰边备，毋失夷情。”云云。又引《实录》：“正统二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卫都督孟哥帖木儿子童仓奏：‘臣父为七姓野人所杀。’”云云。又引朝鲜之《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会宁都护府云：“本高句丽旧地，胡言斡水河（一云吾音会）。本朝太宗朝，斡朵里童、孟哥帖木儿，乘虚入居。世宗十五年，兀狄哈杀孟哥父子，斡木河无酋长。”云云。稻叶氏又自据《朝鲜纪载》言：“宣德八年，冬十月，孟哥帖木儿被兀狄哈之杨木答兀袭杀。”云云。又于详考清初《疆域篇》中，叙兀哲部云：“兀哲一作窝集，均为满语之森林。《龙飞御天歌》卷七有兀狄哈，兀狄亦此对音字。哈者人也，意此部族，因栖息于森林带而得名。”云云。今按忽剌温、据稻叶所考，即黑龙江之呼伦，南下侵掠，并其海西，清世官书谓之扈伦。扈伦四部中，以乌拉为主要。而清《开国方略》卷四，言：“乌拉之先，以呼伦为国号，姓纳喇，与哈达同。”此稻叶之所本也。都督孟哥帖木儿，即清世所谓肇祖原皇帝。名都督孟特穆者，被杀在朝鲜李氏朝之世宗十五年，即明宣德八年。《明实录》载童仓之奏，言见杀于七姓野人。而朝鲜书中谓见杀于兀狄哈。稻叶谓兀狄即窝集之对音。则即《明会典》所谓兀者卫兀者。据《满洲源流考》，亦谓即窝集二字。兀者卫与兀者左右后三卫，皆设于永乐二年。兀者前卫，则设于永乐四年。《满洲源流考》据《明实录》言如此。《明史 兵志》奴儿干都司之下，所设三百八十四卫中，兀者卫及前后左右各卫，设置之年亦同。兀者即渥集，亦即窝集，古谓之沃沮，清代谓之东海渥集部，或东海窝集部。是则《明会典》以兀者卫当野人女直明矣。野人女真在今黑龙江及吉林之极东，建州海西女直之言如此，《明会典》所指亦如此也。惟兀者前卫在海西境，别见后。明奴儿干都司辖境极远，东北直包库页岛等处女真野人之境界，与清初之版图无异。今俄国西伯利亚之海滨省，举在其内。近年清廷遣曹廷杰视察西伯利亚东偏，乃于俄海滨省之特林地方，发见明奴儿干之永宁寺二碑。稻叶氏引明东北疆城辨误云：“光绪十一年，东海诸部已为俄有之后，曹廷杰以受命侦察西伯利亚东偏，归呈所记之书，即所谓《西伯利亚东偏纪要》者也。中言庙尔以上二百五十余里，混同江东岸特林地方，有石壁立江边，形若城阙，高十余丈，上有明碑二：一刻敕建永宁寺记，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宁寺记。皆太监亦失哈述征服奴儿干及海中之苦夷等事。论者谓明之东北边塞，尽铁岭开原。今以二碑证之，其说殊不足据。苦夷即苦兀，乃库页之转音。此记事之文，实可谓足破二百年来之蒙蔽者。其所述一一合于明时诸书。明之盛时，若永乐宣德之际，对于东北诸夷，岂惟务为招谕抚养而已，直能以威力及之，远至桦太地，可以此证之矣。”辨误之文如此。稻叶氏则曰：“野人女直之得势，即明廷威力之失坠于东北，此非一朝一夕所致。吾人决断奴儿干政厅，在永乐时代，已不能保证其安全矣。”考其事实，当宣德末年所得此方面之报告，有云：“远征军在黑龙江市场，与女直为交易之际，有打死市人者，女直衔之，控扼民军归路，杀八九百人。”又有云：“中官亦失哈等使奴儿干，归时中途被扣留者，计有五百人。凡此报告，殆即特林岸上，建立永宁寺，勒碑记功，夸称东海苦夷等服从之岁，归途之事实耶？彼之建寺，殆亦欲以佛教布于野人之地，冀稍稍驯服之，卒无寸效。乃于正统初年，撤退奴儿干。该都司同知官，退守辽东之铁岭卫焉。”稻叶此语，当自有据。永宁寺碑形式，及未泐之原文，并潜江甘云鹏之跋语，具见于魏声和之《鸡林旧闻录》。
女直与明人之交涉，有贡道，有马市。稻叶所引各文，颇有可考。本文因纪清室之起源，不欲泛考女直，乃略之。
●建州纪第二
女直在明世为三种，而建州女直为清之正系。建州固系明廷所设之卫名，然建州女直之称，其来已久。明廷因其原有之种别，以名其卫，非种别由设卫而起也。《新唐书》：“渤海大氏置率宾府，领华、益、建三州”。其地在今吉林之兴京附近，为建州生直生息之地。辽移建州治灵河之南，后再移灵河之北。金、元相承，皆有建州，皆为辽以后所移之建州，在今蒙古哈喇沁、土点特二旗之间，当明兀良哈境内。元《一统志》有故建州，则为渤海之旧。是知建州女真之本土，自唐之渤海，创设建州，其地即恒名建州。至元代犹有故建州之称。其居此之女真部落，宜其以建州为分别名词矣。建州设州之沿革，《满洲源流考》叙述颇详。至明之设卫，正以官清之祖先，为清一代发祥之所自始。《满洲源流考》独鹘突不明，其纪建州卫及建州左右二卫之设置，仅仅纪其设置之年，此外不著一字。且右卫设于正统间，清修《明史》尚不误，《源流考》则误以为宣德七年置建州右卫。证以《明实录》之事实，牴牾之迹显然。又《源流考》第十三卷，后附《明卫所成站考》此当于建州三卫，有所详著矣。即更或顾忌而不敢详，其前既于《部族考》，著三卫之设于永乐以来，其后何能不于《卫所成站考》存此建州三卫名目，乃竟削去数卫。在《明史 兵志》尚曰：“有三百八十四卫”。《源流考》则曰：“三百七十六卫”以知其抽去数名，遂屏建州三卫不录。以意损减，尚复成何体裁！其按语云：“渤海……所领之建州，实即国初所统之建州。”云云。其地望是矣，而浑称曰：“所统之建州，以掩其受建州卫之职，已属模糊。”又曰：“迨我肇祖原皇帝，始居赫图阿拉，是为兴京，实右卫之地。”云云。则更以为肇祖不过居于建州，似未受有卫职。且右卫并无分地，说详下右卫中。而原按指兴京为右卫地，更为无据。其实肇祖之所以为肇祖，当时正以得有左卫指挥之职，故为王业之肇基耳。今分述之如下：
建州卫据《明史》及《源流考》，皆谓设于永乐二年。稻叶所引《皇明实录》，永乐元年十一月辛丑，女直野人头目阿哈出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余为千百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是为建州之始祖。又引《实录》：“永乐十四年二月，赐建州左卫指挥孟哥帖木儿等宴。”夫左卫设于永乐十年，其指挥即为何人，当时未见纪载。而于十四年赐宴事，见左卫指挥之名。女真人称卫指挥即为都督，不但女真自称，明代官书亦从而称之。《明史》中所称建州都督者皆类此。清人纪述，则曰：“肇祖名都督孟特穆，即此建州左卫指挥孟哥帖木儿也。”说具详于下，是为建州左卫之始祖。宣德八年冬，孟哥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所杀，已见前篇。斯时女真人自以孟哥帖木儿之弟凡察为代。稻叶所引《实录》：“正统二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卫都督孟哥帖木儿子童仓奏：‘臣父为七姓野人所杀，臣与叔都督凡察，及百户高早化等五百余家，潜往朝鲜地。欲与俱出辽东居住，恐被朝鲜拘留，乞赐矜悯。’”云云。是时童仓直称凡察为叔都督，明廷亦无所非难，盖以凡察为孟哥帖木儿之替人明矣。又引《实录》：“正统五年冬十月己未，敕谕建州左卫都督凡察等。”则更由明廷明认之矣。乃又有引《名山藏》卷五东北夷篇文曰：“正统初，建州左卫都督孟哥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子童仓，挟卫印亡入朝鲜。童仓之弟董山，嗣为建州卫指挥，更给新印，暂归凡察。诏以故印予董山，而缴还新印。凡察不予。乃更分左卫而置右卫，以新印给董山，使领左卫。凡察则持故印，而即使领右卫焉。”今按清禁书目录《名山藏》，何乔远撰。据其所纪，则童仓先认凡察为叔都督，其弟董山乃自袭指挥。亦知凡察不甘相让，则请以所给新印，暂归凡察。诏不之许，而凡察亦不肯出其故印，遂设右卫以为调停。又引《实录》之纪此事，则在正统七年，与明史所谓右卫设于正统年间者相合。而凡察实为右卫之始祖矣。
建州三卫中，又以左卫为清之正系，别有专纪。本篇先详建州卫及建州右卫。建州卫始受职者为阿哈出。阿哈出在《明实》但言其为野人头目，而稻叶引《龙飞御天歌》则载其与孟哥帖木儿，各为女直三万户之一，即所谓移兰豆漫者也。说见《女真纪》。夫“龙飞御天”者，朝鲜李氏自颂其开国之词也。朝鲜国在明以前，久称高丽。其国主王姓，传世已数百年。洪武二十五年，高丽大将李成桂废其主瑶自立，复朝鲜之旧名。在位九年，至建文二年，传子芳远。《龙飞御天歌》皆纪成桂时事。其时佩剑入卫之三万户中，孟哥帖木儿与阿哈出均在列。孟哥帖木儿称夹温孟哥帖木儿，阿哈出称古论阿哈出。原注谓夹温与古论，皆其姓也。稻叶又引《实录》：“正统六年二月丁酉，朝鲜国王李衤奏：‘孟哥帖木儿等，被深处于狄哈攻劫，不能自存。臣祖悯之，授以万户职事。’”云云。衤为芳远子，成桂孙所称臣祖，即成桂。成桂在位，不过洪武末。至建文初，其时孟哥帖木儿即与阿哈出比肩同为万户。阿哈出受明廷卫职较早数年。稻叶氏谓《龙飞御天歌》之三万户，并《元史 地里志》考之：火儿阿即胡里叹，斡朵里即斡朵怜，托温即桃温。今按《元志》原文：“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所属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土地旷阔，人民散居。”元初设军民万户府五，镇抚北边。一曰桃温，距上都四十里。一曰胡里改，距上都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里。一曰斡朵怜，一曰脱干怜，一曰孛苦江，各有司存，分领混同江南北之地。《满州源流考》订正桃温曰：“屯屯河在宁古塔东北七百里，源出屯池，南流入混同江。明永乐二年，曾置屯河卫及千户所，当即其地。”又订正距上都四十里曰四千里。又订正胡里改曰呼尔哈，为今宁古塔河名。又订正斡朵怜曰鄂多理，为清最初发祥之地。鄂多理万户猛哥帖木儿，自别有《肇祖纪》。惟据《龙飞御天歌》，则知阿哈出本为火儿阿万户，即《元史》之胡里改万户，亦即《满州源流考》之呼尔哈万户。明廷授以建州卫指挥，此阿哈出之原仕履也。
阿哈出以从军有功，赐姓名为李思诚。此见稻叶氏之叙述，未指所据，要必有本。黄道周《建夷考》亦曰：“建州卫指挥阿哈出，及子释家奴等，皆以有功赐姓名，官都督同知。”则与稻叶之说正合。稻叶又引《实录》：“永乐元年九月，上谓兵部尚书刘俊曰：‘各卫鞑靼，人多同名，无姓以别之，并宜赐姓。’于是兵部请如洪武中故事，编置勘合，给赐姓氏，从之。”云云。并以此证赐姓事已行于洪武。又引《实录》：“永乐八年，有列记建州赐姓之文。阿哈出之子释家奴为李显忠，昝卜为张志诚，但不见阿哈出事。”彼之赐姓，当在其前。《女直考》及《东夷考略》，均言彼曾邀此典云云。释家奴之得赐姓名，亦与黄氏《建夷考》合。稻叶又谓阿哈出必卒于永乐六七年间，故八年使释家奴为都指挥，寻有赐姓之事，正其父子袭替之事实。据稻叶言：“先使为都指挥而后赐姓。”当别有据。又引《实录》：“永乐十年十一月己酉，辽东都指挥同知巫凯等奏：‘建州卫指挥李显忠，指挥孛达，赵刘不颜，悉挈家就建州居住，岁祲乏食。’上命发仓粟赈之。”云云。则阿哈出自授建州卫指挥后，未居建州，盖尚从军在外。至身后其子释家奴袭职数年，乃挈家以往。此阿哈出之死职，与其子释家奴之承袭，及后归本卫之事实也。
释家奴既归建州本卫之后，不知何时，又南徙婆猪江，即前篇所纪正统元年闰六月壬午敕文云。得建州卫都指挥佥事李满住奏：“原奉恩命，在婆猪江住坐。近被忽剌温野人侵害，欲移居辽河、草河是也。”婆猪江，《明史 朝鲜传》谓之泼猪江，鸭绿江之支流。成化三年征建州时，敕朝鲜助兵进剿。乃遣其中枢府知事康纯，统众万余，渡鸭绿、泼猪二江，攻破九猕府诸寨云云。可知婆猪江之近于朝鲜。稻叶氏考朝鲜之《西征录》备详李满住在婆猪江之居址。此皆专考《历史地理》之文，今不备引。要之婆猪江即今之佟家江，固自确定，无可疑者。李满住之姓李，承阿哈出父子所受赐姓而来。满住为建州酋长之尊称，别有《满洲名称考》，已详之。满住既为公共酋长之称，则此李满住，不能凿定为何人。其后成化三年，明征建州，诛李满住及其子古纳哈。未知即此李满住否？满住于正统元年，欲由婆猪江他徙。至正统三年，则已成事实。稻叶引《实录》：“正统三年六月，建州卫掌卫事都指挥李满住，遣指挥赵夕因哈奏：‘旧住婆猪江，屡被朝鲜国军马抢杀，不得安稳。今移住灶突山东南浑河上，仍旧与朝廷效力，不敢有违。’”云云。稻叶考：灶突之义，满语谓之呼栏，山为哈达。今兴京西之呼栏哈达，即当时之灶突山。于是李满住为复其建州旧地矣。此时李满住奏中，并言故叔猛哥不花，任都督同知，曾掌毛怜卫事。其卫印被指挥阿里古藏不与。今猛哥不花男撒满答失里袭职，仍掌卫事。乞给与印信，以便朝贡奏事。阿里印信，不许行用。事下行在礼部、兵部议：浑河水草便利，不近边城，可令居住。阿里现住毛怜卫，部下人众，宜与印信。撒满答失里住建州卫，与毛怜卫隔远，又无部下，难与印信。其朝贡奏事，宜令李满住给与印信文书为便。从之云云。夫居建州卫而并无部下者，可居掌毛怜卫事之名。毛怜卫又自有指挥。其故颇难解索。惟稻叶又有《建州杂考》一篇，引马文升《抚安东夷记》云：“永乐末，招降之举渐弛，而建州女直先处开原者，叛入毛怜，自相攻杀。宣德间，朝廷遣使招降之。辽东守臣，请以建州老营地俾居之。老营者，朝廷岁取人参、松子地也，名为东建州。初止一卫，后增置左右二卫。而夷人不过数千。然亦岁遣使各百人入贡，以为常。”云云。今按建州卫指挥释家奴，已于永乐十年归其本卫地。此建州女直之先处开原者，当是释家奴所留遗。至永乐末叛入毛怜，当即其掌毛怜卫事所由来，宣德间，以其在毛怜与毛怜人相攻杀，朝廷俾居建州老营地，当即满住之叔猛哥不花也。以意度之，情事似合。
李满住既归建州旧地之后，正统五年，建州左卫都督凡察又奉敕入处婆猪江李满住所居。敕言同李满住居处。则满住虽弃婆猪江，婆猪江地犹为满住名义也。此左卫事。别详《肇祖纪》。以后直至成化初，李满住伏诛，稻叶所著《满洲历史地理》及《清朝全史》，皆无大事可纪。惟《明史 朝鲜传》略见建州事。此清廷文字狱之漏纲。当修史时，君若臣皆偶存明人史料而不自知。今日苟无稻叶等书为之贯串，吾辈亦无从为之披沙而拣金也。今据《朝鲜传》：“正统十三年冬，土木变后，命使调发朝鲜及野人女直兵，会辽东征北寇。此所谓野人女直，即指建州海西。盖向来女直尚恭顺，而明亦颇字畜之，故有此举。其实明有虏患，女直已萌蠢动之念。明年景泰改元。夏、辽东奏报：‘开原、藩阳有寇入境掠人畜，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头目李满住等为向导。’”又京泰二年冬，以建州头目潜与朝鲜通，戒向绝其使。向者当时朝鲜国王也。又天顺三年，边将奏：“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与朝鲜结，恐为中国患。”因敕柔毋作不靖，贻后悔。柔又为当时朝鲜国王。柔疏辨，复谕曰：“宣德正统年间，以王国与彼互相侵掠，敕解怨息兵，初不令交通给赏授官也。彼既受朝廷官职，王又加之，是与朝廷抗也。王素秉礼义，何尔文过饰非！后宜绝私交以全令誉。”云云。此事别见后《董山纪》。当时建州三卫，皆受朝鲜官职。自董山与凡察分领左右卫后，此时正三卫并立之时。清代自讳其曾为明臣，因讳建州卫事迹。岂知并有称臣于朝鲜之事，阿哈出孟哥帖木儿之入侍李成桂，建州三卫之受官于李柔，虽事本无奇，然以清世讳莫如深之陋态，得此发其覆焉，亦一谈柄也。
天顺五年，建州又有至朝鲜、义州杀掠之事。按明《会典》称建州女直为居建州毛怜等处者。则毛怜卫实与建州卫为同部。观正统三年之李满住奏，其叔及叔之子皆居建州，而有掌毛怜卫事之名。其时毛怜卫指挥为阿里古。然前一年之《实录》云：“正统二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子童仓奏：“欲出辽东，恐被朝鲜拘留。乞赐矜悯。”云云。全文已见《女真纪》。此时上敕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令人护送出境，毋致侵害。其时毛怜卫指挥，又为郎卜儿罕矣。至天顺四年，仍为郎卜儿哈，为朝鲜所杀，致招建州之仇。则中间之毛怜卫指挥阿里，必即郎卜儿罕一人而有二名者。《明史 朝鲜传》：“天顺四年，复谕柔曰：‘王奏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通谋煽乱，已置之法。夫法止可行于国中，岂得加诸怜境？郎卜儿哈有罪，宜奏朝廷区处。今辄行杀害，何怪其子阿比车之思复仇也？闻阿比车之母尚在，宜急送辽东都司，令阿比车领回，以解仇怨。’”五年，建州卫野人至义州杀掠，柔奏乞朝命还所掠。兵部议，朝鲜先尝诱杀郎卜儿哈，继又诱致都指挥兀克，纵兵掠其家属。今野人实系复仇，且谕朝鲜：“寇盗之来，皆自取。惟守分安法，庶弭边衅。”从之。此建州卫未明指其为何卫，姑列为李满住之建州卫事。其云都指挥兀克，未知三卫中何卫之指挥，亦姑存疑而已。
自天顺纪元以来，建州三卫之势力，已尽操于左卫都督董山之手。《朝鲜传》所言，三卫私结朝鲜，实际皆董山所主动。事见《董山纪》。董山于成化二年，为明廷所诱致，旋杀之。稻叶所叙述，固有所据。就所见之籍，则黄氏《建夷考》正与符合。稻叶又引《实录》：“成化三年春以后之建州，与辽东交涉，一则于正月，有兵部奏曰：‘巡按辽东监察御史魏瀚奏，虏寇入辽东碱场堡及鸦鹘山屯、梁家台等处，纵火焚堡门营舍，大肆杀掠而去。’云云。再则于二月，有总督辽东军务左都御史李秉等奏曰：‘海西建州等处女直，入鸦鹘关，抄掠佛僧洞等处，副总兵施英等分兵御之。遣都指挥邓佐，率军五百，前哨至双岭，遇伏战死，一时陷没者百余人。时英亦次树遮巅，与参将周俊兵合，去佐不远，不能应援，致损士马，挫军威。’云云。三则于三月，纪建州海西女直，入连山关、通远堡、开原、抚顺抢掠。又铁岭、宁远、广宁境外，亦有达贼窥边，奏至：‘上命辽东镇守总兵巡抚等官，严督官军防御之。既而又入辽阳相近之连山关，东掠抚顺。’云云。四则于四月，停免辽东岁贡人参。故事：辽东都司岁贡人参，每岁役东宁卫卒，出境采办。时以建州女直，频岁入寇，人不聊生，赋无所出。巡抚都御史袁恺等认为言，免之云云。是月己丑，遂出师讨建州，既用辽东兵，而朝鲜亦以援军由鸭绿江进。”见《明史 朝鲜传》。稻叶则别引朝鲜书，详言此时建州都督李满住及其子古纳哈，即由武靖伯赵辅等兵威所迫，遁至兀弥府，为朝鲜军所侦知，捕斩之。前朝鲜以私交建州女直，为明所憾。至是乃大白，意甚得。其军将斫大树之白书曰：“某年月日，朝鲜大将鱼有诏，灭建州而还。”明兵至此见白书，已在彼等还师后矣云云。今按兀弥府即婆猪江谷地，李满住先曾居此，详见稻叶所引朝鲜之《西征录》。《明史 朝鲜传》之所谓九府，正系兀犭尔府之讹。《朝鲜传》但云攻破九犭尔府诸寨，斩获多。四年正月遣官来献俘，诏从厚赍，敕奖谕之。不言捕斩李满住父子，已有所讳矣。
稻叶叙明之正兵，由赵辅出抚顺关，在今萨尔清城附近之密林，颇有苦战。建州女直于彼处，亦有可死守之险隘。据赵辅所报告，谓贼战大山，据险迎敌。又谓贼俱在五岭及迤东之密林，以阻官军。凡皆谓此。然明兵以九月二十四日，出抚顺关，十月四五日，入女真之根据地。先已不能不认为告捷，数于其地，获得敕书，朝鲜国之帖文、番书及器械等。可知此时虎城为明所屠。虎城一作古城，李满住及董山之寨在虎城，即今兴京地。盖以灶突山，女真名为虎栏山，取其首一字之略称。彼等之寨，固近灶突山也。明之别队，由凤凰城经行，一路不过报称屠若干小寨。乃自前锋渡婆猪江，忽有意外奇捷，收诸朝鲜援军之手。是年二月，以霜雪寒甚，急遽班师。赵辅手成《平夷赋》，谓此役直剿绝建州女真，其实未必如此。《明史 赵辅传》：“其前征大藤峡，获封武靖伯。已而蛮入浔州，几以妄言置封爵抵罪。”夸诞本其所长。稻叶则谓辅还军后，东边似即有警。明人记录中，有谓成化三年之役，虚声甚盛，而实不相副。自某事某事观之，直不免玩寇之诮云云。试检《实录》，则是年十一月，即班师之翌月。李秉之奏，已兢兢边备，谓恐余贼复为患。可知灭贼之语之诬。《赵辅传》于此事，则言成化三年总兵征迤东，与都御史李秉，从抚顺深入，连战有功，升侯。《李秉传》则言为总督与武靖伯赵辅，分道出塞大捷。帝劳以羊酒，赐麒麟服，加太子少保。其浑而不敢泄露如此。夫以成化三年之大捷。为明驭东夷之一大关键。中竟掩没尽净，谈边事者亦几莫能言之。得日人网罗明及朝鲜旧籍，乃始有端绪可寻。洵尚论之一大快矣。
成化三年以后，女真之扰边，仍为董山之子脱罗。盖以后建州之悍，全以左卫为中坚。李满住在时，已徒有其名，被诛后更无论矣。阿哈出后人之建州卫，至此殆已告终。惟黄氏《建夷考》，称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抚孙绘御之，失亡多。亡何，抚臣于教坐减赏物，夷人哗，更诈杀哗者，夷由此挟忿，数入塞杀掠。如成化时，此李撒赤哈未知为何卫之酋。成化末，海西酋名李撒赤哈，结董山之子为边患，距嘉靖二十一年，盖五十年，当非一人，此亦一存疑也。要之嘉靖中叶以后，正左卫都督王杲猖獗之秋，固无他卫酋用武之余地耳。
以上纪建州卫已毕。右卫后起，始祖凡察，为猛哥帖木儿之弟。因与其侄董山争印，当正统七年，明廷设右卫以处凡察，为之解纷。稻叶撮引《实录》：“正统七年，分建州左卫设右卫，以董山为左卫长，以凡察为右卫长。敕董山曰：‘汝为凡察之一家，今分而设卫，汝处之大小头目人民，任汝指挥，自今无相侵犯。’敕凡察曰：‘汝所应领有之头目人民，已命辽东官吏，公同审问。从属既明，汝其安守生业，勿愆致戾。’”又引《名山藏》所记，文已见前，与此相合。稻叶言：“凡察死于正统十一年至景泰元年之间，当缘正统十一年以前，别见有凡察之事实，而景泰元年以后，更确有建州右卫指挥，已非凡察之事实，必有所据也。”稻叶又言：“明廷向例，遇新设卫名，或迁移卫地，必发特诏，指定其大概地点。惟于建州右卫，一以官印为主，不言地域。或推想为以左卫迁住之范围而割与之，理或宜然。要之一无纪载，可知领土一事，彼此皆不重视。故可断言建州右卫，止为名义上之设定，其实不过赐一官印而已。自明中世，对女真之政策，殆止注重赐印，其他一切不顾。然则事实上于其内部之争夺，已不能加以何等干涉。故争夺官印，在明代足为女真人一大历史。”云云。盖谓其左右二卫，即有分地，亦其内部之事。明廷既无支配，即非能有所平亭也。
凡察既殁，右卫指挥不详其人。《明史 朝鲜传》：“天顺五年，建州卫野人至义州杀掠。部议谓：‘朝鲜先尝诱杀郎卜儿哈，继又诱致都指挥兀克，纵兵掠其家属。今野人实系复仇。’”云云。郎卜儿哈为毛怜卫指挥，其所谓都指挥兀克之被诱被掠，而建州为之复仇，当是建州三卫中一卫之都指挥。是时建州卫都指挥为李满住，左卫都指挥为董山，俱无被诱致之事。则意者兀克其右卫之都指挥乎？此凡察以后，所有一疑，似为建州右卫指挥者也。
稻叶叙成化三年事，言其先董山之势日盛，曾有强求明廷，以一人秉建州卫及右卫都督之事。此必有本。然则天顺、成化之间，右卫又曾为董山所兼领。彼建州卫之李满住，明明尚在，其死在董山之后，乃董山亦曾兼建州卫都督。则此事不足为右卫中绝之证。董山袭职在正统七年。凡察之死，据稻叶言，在景泰元年以后。即知董山之以左卫称雄，亦自景泰间始。成化初，董山为明所杀，建州尚袭董山之余威，以左卫为中坚，右卫浸微。至嘉请时，左卫中落。盖景祖兄弟六人分居六处，谓之宁古塔贝勒。宁古者六数，塔者个也。见吴兆骞《宁古塔纪略》。满语之宁古塔贝勒，汉语谓之六祖。具见清代官书。六祖居兴京附近，并非宁古塔地。世以地名有称宁古塔者，而于宁古塔贝勒，谓即以地得名，并谓宁古塔地有塔，皆谬说也。当六祖分居之日，正左卫涣散之时，以故嘉靖间之建州悍酋为王杲。王杲据《明史 李成梁传》称之曰：“建州都指挥，不详其为何卫。”稻叶氏言：“明人纪录中谓杲为右卫都督，然未指此所谓明人纪录，书为何名？原文何若？”又言“王杲当为凡察之后，则以右卫而推知之。”《明史》称为建州都指挥。当是建州诸卫皆衰，惟王杲以右卫独猖獗，遂如天顺间董山独兼三卫之例。虽起于右卫，隆万间已不以右卫名。此嘉靖以后，右卫又与左卫代兴之事实也。
王杲之名，自《鸡林旧闻录》，谬引山东人为清世祖奸生父之说，流入英人濮阑德所著之《清宫史》。前于《旧闻录》有所辨正，但详言彼录文字之无稽，当时尚未能言王杲之本末。近始于《明史》张学颜、李成梁等传得其端绪。复有稻叶氏所言，及其贯串之线索，乃确知李成梁传之王杲子阿台，即《东华录》之阿太章京。王杲父子与景、显二祖相终始，即与太祖起兵，紧相衔接。以其事绪较繁，且杲曾为建州全部之雄长，役属景、显二祖。其子阿台，乃与清太祖相嬗。景、显二祖，死于阿台之难，在《清实录》为殉阿台。在明人纪述为二祖卖阿台以媚李成梁，仍为成梁所滥杀。要之与清世关系独多，事迹亦较富，别为专纪附后。兹不具列。
王杲为明兵所捕斩，斯时左卫后人为清景、显二祖，尚未能自振。而与杲相继为边患者，仍为右卫分子之王兀堂。盖兀堂既非左卫支派，所居又不在兴京附近。当凡察分为右卫之日，明廷即不言其分地。其时兴京即赫图阿拉等处，为李满住所居，凡察等初至兴京附近。即在满住所遗之婆猪江流域。后董山入居赫图阿拉，意婆猪江地，即为右卫所居。而王兀堂之兴，恰在婆猪江流域，意与王杲同部。杲入居兴京附近，遂由兀堂领其故地。证以《明史》，王兀堂居近宽奠，是为婆猪江地。《张学颜传》：“辽阳镇东二百余里，旧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张锋，增置险山五堡。然与辽镇声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诰奏设险山参将，辖六堡一十二城，分守阳。又以其地不毛，欲移置宽佃，以时绌不果。万历初，李成梁议移孤山堡于张其哈佃，移险山五堡于宽佃、长佃、双墩、长领散等。皆据膏腴，扼要害，而边人苦远役，出怨言。工甫兴、王杲复犯边，杀游击裴承祖。巡按御史亟请罢役。学颜不可曰：‘如此则示弱也。’即日巡塞上，抚定王兀堂诸部。听于所在贸易。卒筑宽佃，斥地二百余里。于是抚顺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约束。明年冬，发兵诛王杲，大破之。”云云。此王杲与王兀堂为同时各部，而王兀堂诸部为近于宽佃之证也。又《李成梁传》：“万历七年，迤东都督王兀堂，故通市宽奠。后参将徐国辅弟国臣，强抑市价，兀堂乃与赵锁罗骨，数遣零骑侵边。明年三月，以六百骑犯阳及黄冈岭，指挥王宗义战死。复以千余骑从永奠入，成梁击走之，追出塞二百里。敌以骑卒拒而步卒登山鼓噪，成梁大败之，斩首七百五十，尽毁其营垒……其秋，兀堂复犯宽奠，副将姚大节击破之，兀堂由是不振。”云云。所称迤东都督，未知为王杲死后而袭之，抑本有此名号。明人称建州为迤东，已见前引《赵辅传》。成化三年，总兵征迤东一语，当万历七八年，为明兵所破，史言自是不振。盖后二三年，清太祖即以左卫崛起，尽并诸部。次及海西野人，然后入占辽东，固亦不容建州复有他能自振之部落矣。凡察为孟哥帖木儿之弟，孟哥帖木儿并其子阿古，为七姓野人所杀。虽尚有童仓及董山二子，然其时建州左卫都督之名号暂归凡察。具见前文。夫孟哥帖木儿为清之肇祖原皇帝孟特穆，童仓即其次子褚宴，董山即其长子充善，实毫无疑义。别见后诸纪。至凡察之名，在清世官书有名范察者，或亦作樊察。其说曰：“三天女浴于布尔湖里，神鹊衔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有身，生布库里雍顺。三姓有乱，雍顺往，知为天女所生，推为国主而乱定。是为清开基之始祖。越数世，国人叛，雍顺之族被戕，有幼子名范察者获免。隐其身以终。数传至肇祖原皇帝。”云云。日本人以范察之为人幼子，遭家难而获免，与明世所纪凡察之事件，决为即系一人。虽其世次不符，然今按开国方略，雍顺之于肇祖，其相距之世数，本与他官书大不相合。方略系据太祖所自言，必更可信。雍顺以来之世次，先自不确，则凡察之在清祖先中，世次亦安足征信？事实同，命名同，此凡察即彼范察或樊察，当可信。说详后雍顺及肇祖各纪。
●建州左卫前纪第三 布库里雍顺
王先谦《东华录》所录《清实录》文云：“长白山，山高二百余里，绵亘千余里。山之上有潭曰闼门，周八十里，源深流广，鸭绿、混同、爱滹三江出焉……山之东有布库里山，山下有池曰布尔里湖。相传有天女三，长恩古伦、次正古伦、次佛古伦，浴于池。浴毕，有神鹊衔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告二姊曰：‘吾身重不能飞升，奈何？’二姊曰：‘吾等列仙籍，无他虞也。此天授尔娠，俟免身来未晚。’言已别去。佛库伦寻产一男，生而能言，体貌奇异。及长，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命之曰：‘汝以爱新觉罗为姓，名布库里雍顺。天生汝以定乱国，其往治之。’汝顺流而往，即其地也。与小ザ乘之。母遂凌空去。子乘舫顺流下，至河步，登岸折柳枝及蒿为坐具，端坐其上。是时其地有三姓，争为雄长，日构兵相仇杀，乱靡由定。有取水河步者，见而异之。归语众曰：‘汝等勿争，吾取水河步，见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必不虚生此人。’众往观，皆以为异。因诘所由来。答曰：‘我天女所生，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乱者。’且告以姓名。众惊曰：‘此天生圣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为舁，迎至家。三姓者议曰：‘我等盍息争，推此人为国主，以女百里妻之。’遂定议。妻以百里，奉为贝勒。其乱乃定。于是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国号满洲，是为开基之始。越数世以后，不善抚其众，国人叛。布库里雍顺之族被戕。有幼子名范察者，遁于荒野。国人追之。曾有神鹊止其首，追者遥望鹊栖处，疑为枯木，中道而返。范察获免，隐其身以终。自此后世俱德鹊，诫勿加害云。数传至肇祖原皇帝。”
以上为清世所传始祖布库里雍顺之事实。古来帝制与神权互相糅杂之代，例作此等不经语，以示神奇。帝王之末造，有愿子孙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之痛；而其代兴者，必又兴高采烈，自云有命在天。千古昏蒙，如出一辙。清起荒服，见解尤不免蒙昧。三天女浴身之说，三百年以为不刊之典，总之为无父之儿而已。若后世以山东人王杲故事，附会雍顺之母，正无可解。日本人则谓雍顺本无是人，清之本原，即由肇祖为始。其说创于文学博士内藤虎次郎。而稻叶岩吉等皆尊信之。其所根据，不过以长白山东俄漠惠之地名，恰与肇祖所乘虚入居之朝鲜会宁府属地斡木河相合。肇祖即于此地受建州左卫指挥之职，指为发祥之据，斡木河一名吾音会，又名吾弥府，亦作兀弥府。即前纪所云《明史 朝鲜传》文讹作九犭尔府者也。河非通流之河，府非政区之府，总之皆为音转，故与俄漠惠、鄂谟辉均相等。此事别详《肇祖纪》。日本人谓清人指发祥地在宁古塔附近，以今敦化县为鄂多里，而于其左近觅一音与俄漠惠相近之地以实之。此所觅得之俄漠惠，仅从康熙朝内府舆图中，按其字音摸索而得。而在康熙朝敕撰之《皇舆表》卷二，言俄朵里城在兴京东北一千五百里，四至莫考云云。常时并未确指俄朵里之境，又安有俄漠惠地。且其地在长白山北，非长白山东。故断言敦化附近之俄惠漠，为乾隆以来所附会。而俄朵里则系建州部族之称，非必实有是城。因斡木河与俄漠惠音近，又恰在长白山东，乃断定其为《实录》所言雍顺发祥之地。又以斡木河地无俄朵里城可指，则断定为建州原有之部族名。又以入居斡木河省为肇祖，则断定雍顺之事实即肇祖之事实，并非别有其人。曲折按合，其会意亦甚巧。此日本人之见解也。
然吾以为俄漠惠与斡木河，均为译音，斡木河究为肇祖所迁居，非斡朵里之原地。斡朵里为《元史》之斡朵怜，自有明征。而稻叶氏所据《龙飞御天歌》，朝鲜李成桂于明洪武、建文之间，确有移阑豆漫即三万户入侍之事。此三万户中，一为后授建州卫指挥阿哈出，一为右授建州左卫指挥之孟哥帖木儿，即清肇祖孟特穆。而要皆为《元地理志》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五万户府中之三万户府。具如上篇所述，夫此五万户府，即设自元初，在明初肇祖之为斡朵里万户，必得自先世之遗。观其与阿哈出等所标三万户之名号，既与元志相合，必即受自元初。《元百官志》，于诸路万户府之下，云其官皆世袭。而《元兵志》则云：“国初典兵之官，视兵数多寡，为爵秩崇卑。长万夫者为万户，千夫者为千户，百夫者为百户。世祖等颇修官制……万户千户死阵者，子孙袭爵，死病则降一等。把总百户老死，万户迁他官，皆不得袭。是法寻废。后无大小皆世其官，独以罪去得则否。”云云。又：“于军士则言辽东之纠军、契丹军、女直军、高丽军，云南之寸白军，福建之畲军，则皆不出戍他方者，盖乡兵也。”云云。据此可知元万户府之本皆世袭。女直军尤为乡兵，不出戍他所，无迁官，不得袭之理。亦无死阵、死病之别，元初各万户府之原名尚在，即其受自元初，得之世袭无疑。又考魏源《圣武记 开国龙兴记》一，所引《开国方略》，及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以前，万历四十年壬子，十二月，太祖责乌喇贝勒布占泰有云：“我爱新觉罗氏，由上天降生，事事顺天命、循天理，数世以来，远近钦服，从不被辱于人。汝即不知百世以前事，岂十世以来之事亦不知耶？”云云。则雍顺之得姓，及诞自天女，据太祖自言，不过十世以来之事。从太祖本身而上溯之：二世为显祖，三世为景祖，四世为兴祖，五世为妥罗即脱罗兄弟，六世为董山即充善兄弟，七世为肇祖。再溯其前，不过三世，即满十世之数。是知《实录》所云：“雍顺开国越数世而后国乱，又遁荒越数世而后传至肇祖，必为悠谬之词。”由元初至明洪武末，相距百年，正合三世以来之时限。斡朵里必有始祖，始祖又必在元初。太祖自述雍顺之生，前于肇祖者为三世，则雍顺之即为元初受万户府职者，又无疑矣。
雍顺既必有是人，其所居之地，为元代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之斡朵里。夫合海府领混同江南北两岸之地，以今三姓地为其中心，则《清实录》所谓雍顺往定三姓之乱者，亦不无关合。其鄂多里之是否即今敦化，证以《实录》所言，距兴京千五百里，殊不相合。今敦化之距兴京，至多不能满千里。康熙时既称鄂多里城四至无考，则后起之以鄂多里为即阿克敦，而设县时遂名敦化者，殊难必其真确，当尚在其北，与三姓较近之处。因《元地理志》可证斡朵里之有万户，且与胡里改均属合兰府。可见清之自有始祖，不能以肇祖居朝鲜会宁之斡木河，适与俄漠惠之音相近，而与始祖与肇祖并为一人。夫斡木河与俄漠惠，仅止音似，本不能强断为一地。惟长白山方位有定，《实录》既指俄漠惠之野及斡朵里城，在长白山之东，而今据清之官书，并上溯《无地理志》，皆当定斡朵里在长白山北。日本人以东与北一字之歧异，即断清始祖为无此人，以斡木河之音近俄漠惠，即断清肇祖为《实录》之始祖，所化一而为二，则亦未免武断矣。夫《实录》本难尽信，雍顺至肇祖之世次，即与太祖自述之言不符，中间着一范察，又当即肇祖弟凡察之传讹。《实录》有此种种难据之迹，何独以其一东字为万难改动。意其所云长白山东，或即缘肇祖后居斡木河，误合为一，果尔，则东字缘后来所徙之地而延误。所误不过一东字，日本人必以斡木河当俄漠惠，又无以处斡朵里，则以为是部族而非城。知有《元地理志》之合兰府各万户，而斡朵怜万户府，决不能移至朝鲜。则略之为部族，又抹杀一元初始受斡朵怜万户之人，使清史必除去始祖一代，乃与相合。是其所抵触者较多，不如听其东与北方向之小误，而于其他各证据为相合。以雍顺在未为建州左卫以前，故又为建州左卫之前纪。其下距肇祖之世次，则据太祖所自言，断为三世以内，与元初至洪武末之年数亦相合，而不从《实录》所言，是为《布库里雍顺纪》。
斡木河一名吾音会之下改作，又名阿木河，其音与俄漠惠、鄂谟辉均相等。
●肇祖纪第四
肇祖原皇帝，讳都督孟特穆。生有智略，慨然以恢复为志。计诱先世仇人之后四十余人，至苏克苏浒河，虎拦哈达山下，赫图阿哈地，距俄朵里城四千五百余里，诛其半以雪祖仇，执其半以索旧业。既得，遂释之。于是肇祖居赫图阿喇地生子二：长充善、次褚宴。
以上为王先谦之《东华录》。苏克苏浒河注云：苏浒二字，或作素护。虎拦哈达山注云：虎拦或作呼兰赫图。阿喇地注云：谨案《开国方略》，在苏克素护河、嘉哈河之间，后称兴京。
蒋录无至苏克苏浒河、虎拦哈达山下，赫图阿哈地，距俄朵里城四千五百余里数句，又诸所引《开国方略》等书，皆指赫图阿喇为距俄朵里一千五百余里，此以一字讹为四字，必当改正。又赫图阿拉地在虎拦哈达山下，此别有所谓赫图阿哈者，哈字当系喇字之误。日本稻叶氏亦引此文为传钞《太祖实录》，哈正作喇，四正作一也。
清官书之言肇祖事实者止此。所云先世之仇，在女真部族，彼此相杀，本无足异。雍顺之后，为人所攻杀，肇祖起而复仇，此与肇祖后为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等幸存，系别一事。今据稻叶氏所援引之各书，别辑肇祖之事实如左：
猛哥帖木儿为元斡朵怜万户府之后，姓爱新觉罗氏，一云姓夹温，又姓童。元亡，此斡朵怜万户府，未经明廷所认，亦未与明廷招降所及，猛哥帖木儿犹以旧万户之称自居，与阿哈出等三人，皆出于元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万户府之后者，同称为三万户。用满语则谓之移兰豆漫。以此名义，先自通于朝鲜。明太祖洪武末年，朝鲜李朝李成桂开国，更名李旦，女真三万户入侍。而猛哥帖木儿经旦授以万户之职，盖复其世称，僭为中国代施其爵赏也。猛哥帖木儿既复祖仇，遂居赫图阿喇，旋徙珲春。李旦以建文二年让国于子芳远。建文三年，为朝鲜王李芳远之元年。芳远在朝鲜王位时，曾升猛哥帖木儿上将军职。至芳远之十年，女真寇朝鲜，朝鲜罢孔州，弃其地。时为永乐八年。猛哥帖木儿乘虚入居之。越二年，永乐十年，明设建州左卫，即于朝鲜孔州故地。十四年，猛哥帖木儿朝京师，赐宴。十六年，朝鲜太宗李芳远请传位于世子衤。十八年为朝鲜王李衤元年，宣德八年，为朝鲜李衤之十五年。其冬，猛哥帖木儿并其子阿古，为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暂代，遗二子：曰童仓、曰董山。终以董山袭左卫指挥，别有专纪。清初追尊猛哥帖木儿为肇祖原皇帝。
猛哥帖木儿明纪载亦作孟哥帖木儿，清纪载言肇祖原皇帝，讳都督孟特穆。都督为官名，满文称某人某官者，例先官名而后人名。日本人由奉天钞得之。《清实录》，清实纪载，尚多沿关外之旧纪，某人某官，恒称某官某人。肇祖为都督，故名字之上，冠以都督。兴祖之名，《实录》亦言名都督福满，此可知也。《元史》名帖木儿者极多。殿板及钦定三史《国语解》皆改作特穆尔。
斡朵怜万户府，见前篇，出朝鲜之《龙飞御天歌》，爱新觉罗出《清实录》，夹温出《龙飞御天歌》。其姓童，亦见稻叶所引朝鲜人所著《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会宁都护府下曰：“本高勾丽旧地，胡言斡木河。本朝太宗朝，斡朵里童孟哥帖木儿，乘虚入居。世宗十五年，兀狄哈杀孟哥父子，斡木河无酋长。十六年，遂移石幕宁北镇于伯颜愁所。寻以斡木河西北当贼冲，且斡朵里遗种所居，特设城堡，令宁北镇节制使兼之。然其地距镇阻隔，声援悬绝，是年夏，别置镇于斡木河，以丰山、圆山、细谷、宥洞、高郎、岐阿山、古富居、釜回还等地为界，称会宁镇。”云云。此为孟哥帖木儿姓童之所出。孟哥子名童仓，童亦姓也。鸭绿江流域之婆猪江，因建州女真所居，后改称佟家江。佟与童为一音。满洲佟姓本大族。爱新觉罗为清始祖之姓。夹温疑即斡准二字双声之互倒。金国语，称金为斡准，又作按春，又作按出。此即清之所谓爱新。见清钦定之《满洲源流考》。童则或系建州之普通姓，与李满住等共之。故居婆猪者，以李满住为先。而江即以其姓为名。孟哥亦承其姓，已见于朝鲜之纪载。清太祖亦即姓佟。稻叶引《明实录》：“神宗万历十七年九月辛未，以建州夷酋童奴儿哈赤为都督佥事。”又引《东夷考略》，则亦云：“奴儿哈赤姓佟，故建州之枝部也。”此可知明时实以清人为佟姓。至《清实录》称太祖元妃为佟佳氏。见《东华录》。佟桂即佟家，犹之完颜部亦称王甲部，以完颜为金之嫡传，故称王家，音转而为王甲。然建州固未必有同姓不为婚之禁忌。就其近属言之，王杲为凡察之后，而即为显祖之妻父。王杲之子阿台为太祖之舅，又为太祖之堂姊婿。显祖兄礼敦之女为阿台妻，即所谓阿太章京为景祖孙婿。景、显二祖，以李成梁围阿太，以一女之顾念，与阿太并命于围城中者也。事实别见后各纪。
孟哥为元万户府，与阿哈出等同为合兰府三万户之一，以万户之名义，入侍朝鲜。俱见上篇。李成桂开国事，见《明史 朝鲜传》：“成桂以高丽大将废君而有其国，事在洪武二十四年。旋改己名曰旦，复其国之古名曰朝鲜。建文二年，传国于子芳远。永乐十六年，芳远又请传国于子衤。衤为李氏英主，颇迫胁女真，女真屡诉诸明。如李满住之不敢居婆猪江，及凡察、童仓等之奏诉被迫皆是也。”衤在朝鲜纪载，谓之世宗。稻叶引《明实录》：“正统六年二月丁酉，朝鲜国王李衤奏：‘凡察旧居镜城阿木河，即太祖高皇帝赐服之地。其亲兄猛哥帖木儿等，被深处亏狄哈攻劫，不能自存。臣祖悯之，授以万户职事，为作公廨，给以婢仆衣粮鞍马。抚绥备至。’”云云。是为李旦授孟哥万户之事实。
衤奏中又言：“至臣父，升以上将军职事。”是又于李芳远时，孟哥受朝鲜上将军之职，此时孟哥未受明职，故衤奏中无所讳。后来天顺年间，明廷以建州酋长董山，又受朝鲜官职，则厉行诘问矣。且孟哥自通于明，而受建州左卫指挥之职。其时即夺朝鲜地以设卫，有大不利于朝鲜。孟哥亦乐得中朝之官，以与朝鲜抗礼。故至受明卫职以后，当无复需此上将军职。但若远在斡朵里，又无作公廨等之便利，此必指孟哥徙居珲春，切近朝鲜之日矣。其乘虚入居之详情，据稻叶引朝鲜人所撰《燃藜室记述》卷七一则曰：“太宗十年，女真入寇孔州，韩兴富战死，郭承佑亦败，仍以在其地之两陵，迁于咸州，以民户并于镜城，遂空其地。当时臣僚，或谓孔州当四散之地，防守极难，不若革罢之为愈；或谓境内数百里之地，岂可弃与夷狄？敌必相率而入处矣。太宗曰：‘国家疆域之内，固不可令夷狄居。然若因而黜之，则有何不可？’遂从革罢孔州之议。其后风闻大明于孔州之地建卫，朝议大骇。太宗十七年丁酉，即升富居为庆源，割镜城之豆龙耳以北之地为都护府。设栅屯兵以守之。”云云。因边患而弃地，为东方古代相传之学说。朝鲜以此致孟哥之乘虚而入，一旦蹙国数百里。孟哥入居，不以为失疆土，而以为黜夷狄。当时之迂谬如此。至闻明廷就而设卫，乃始大骇，再就腹里守边。前之弃边，固可以得无需缮守之暇逸乎哉？明廷所设之卫，即建州左卫。孟哥既占朝鲜地，又自通于明，得官守以自重。朝鲜以太宗十年弃孔州，时为永乐八年。《明实录》：“建州左卫设于永乐十年，是为芳远之十二年。至十七年乃设庆源之守。”芳远之迂缓又如此。
所以知朝鲜人所言大明于孔州之地建卫，即为建州左卫者。上文李衤奏中有云：“凡察旧居镜城阿木河，即太祖高皇帝赐服之地。”可知阿木河先为朝鲜所弃，而孟哥入居。继即为明廷所赐，而建州设卫矣。惟事在永乐间。衤误称太祖高皇帝。朝鲜究为异国，于中国年号世次，不甚了然，与中国之视朝鲜等也。孟哥当朝鲜弃孔州时，即入而居之，至为近便。盖非迳自黑图阿喇移至，实其先已移于珲春，故能视间而即入。稻叶所引《东国舆地胜览》卷五十庆源都护府云：“训春江，源出女真之地，至东林城入于豆满江，斡朵里野人所居。”云云。训春即珲春，豆满江即图们江。且称斡朵里野人，不称建州野人，必尚在未受卫职以前，是知孟哥于未入斡木河之先，曾居珲春也。又其先居赫图阿喇，则见《清实录》。永乐十四年赐孟哥宴，见稻叶引《明实录》。宣德八年，孟哥并其子阿古，为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暂代，见《明实录》及《名山藏》。朝鲜之《东国舆地胜览》等纪载，均已见前。
●褚宴充善纪第五 童仓董山
清代官书，称肇祖二子：长充善、次褚宴。充善生子三：长妥罗、次妥罗义谟、次锡宝齐篇古。
清官书纪肇祖以下第二世止此。盖除充善有生子三人之外，其兄弟行事，直无一字可纪。又肇祖在明代各书中，尚有一子名阿古，同与于七姓野人之难。肇祖身后事，皆童仓、董山兄弟二人所绍述。故《清实录》纪肇祖之子，仅此二人。今据各书，别作纪文如下；
童仓童姓，童即佟也。仓为褚宴两字之合音，而董山为充善之对音。据清代官书：褚宴为弟，充善为兄。则童仓应在董山之次。然当时肇祖被杀，承肇祖之后者，实为童仓，称建州长。挟卫印亡入朝鲜。旋于正统二年十一月，奏请欲回居辽东。并于奏中正名肇祖弟凡察为叔都督。潜移建州左卫之绪于凡察。明迁敕毛怜卫都指挥同知郎卜儿罕，令人护送出朝鲜境。时童仓等携五百余家，欲与俱出，恐被朝鲜拘留，乃有此请。既奉敕，乃以耕农打围为由，潜移东良。明廷则敕凡察仍回镜城居住。凡察旋由东良出朝鲜境，未能遵敕回镜城。盖镜城故朝鲜地，朝鲜先弃置其地时，肇祖乘虚入居。朝鲜王李衤嗣位，不似其父芳远之愚懦，锐意西征。是时方遣其将军李蒇，出境攻击建州之佟家江流域吾弥府地。正统三年，李满住因惮朝鲜兵威，退还灶突山旧地。朝鲜方用武于鸭绿江以外，其于镜城为己国旧壤，自益不欲为童仓等久据。童仓等既惧朝鲜之逼，又乘李满住已归灶突山，乃与马哈剌等四十余家，退至苏子河。明廷以辽东总兵镇守官奏闻其事，于正统五年十月敕辽东总兵官曹义等，安插建州左卫部族于婆猪江，即佟家江之迤西李满住原住地。是时明廷已认凡察为建州左卫都督，袭为建州长。而凡察则又奏言：“所部为朝鲜追杀，阻留一百七十余家。”明廷诏朝鲜王李衤还之。先是朝鲜言：童仓还建州李满住所，虑其同谋扰边，明廷不之省，并为之安插，为之下诏朝鲜，还其部属。朝鲜王李衤，因于次年正统六年二月丁酉，奏辨其无追杀之事。”并言：“其留住者，或因婚姻怀土不去，或被同类开谕而还，非己阻之。”云云。明年为正统七年，乃有董山之名发见。自此以前，为童仓嗣肇祖而被夺于其叔凡察者数年矣。
肇祖名孟哥帖木儿，其姓为童，已见前篇。童仓之童，自必亦系其姓。童仓之名，除稻叶引《明廷纪述》如《实录》及《名山藏》之文外，尚见于《明史 朝鲜传》。其必以童仓之名姓相连属而成文者，中国言语之习惯，一字恒不成名词。故言仓则冠以童姓也。
褚宴合音，当读如阐，音近仓。且褚宴亦系译音，不必确定是此二字。总之褚宴二字中，仅一褚字为有音，下一字为谐韵之字，最易读作一音，故成仓字。
褚宴为弟，充善为兄。《清实录》自言其祖先之行第，当可信。《实录》于充善兄弟，别无纪录，仅留二人之名，可以考其行第。稻叶所引《名山藏》王亨记五东北夷，则云：“童仓之弟董山，嗣为建州卫指挥。”殆以童仓嗣孟哥帖木儿，业已在前。故疑后袭之董山为弟，恐未必然，观于童仓之甘让凡察，及董山至而争回世职。凡察虽不服，卒由明廷分设右卫，以为调停。则董山之能力，远胜童仓，盖可知矣。且其争而果胜，可知其名义必甚正。或者童仓年幼，不能不以凡察为后见人，日久遂致旁落。董山嫡长，既出而抗争，明廷有必许之之道欤？惟此数年间，董山何在？至此方出，此事殊难强解。当肇祖为七姓野人所杀时，传言与某子阿古同死。疑阿古即后名董山，先实被掳而未死，数年方归，乃复父业。《清实录》亦言肇祖二子，并无阿古其人。但他无佐证，以理想推之如是耳。
《明史 朝鲜传》：“正统三年，先是建州长童仓避居朝鲜界，已复还建州。朝鲜言：‘昔以穷归臣，臣遇之善。今负恩还建州李满住所。虑其同谋扰边。’建州长言：‘所部为朝鲜追杀，阻留一百七十余家。’五年，诏衤还之。”
稻叶引《明实录》：“正统三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子童仓奏：‘臣父为七姓野人所杀，臣与叔都督凡察及百户高早化等，五百余家，潜住朝鲜地。欲与俱出辽东居住，恐被朝鲜拘留。乞赐矜悯！’上敕毛怜卫都指挥同如郎卜儿罕，令人护送出境，毋致侵害。”
正统五年冬十月己未，敕谕建州左卫凡察等曰：“向已敕尔等回朝鲜镜城居住。今总兵镇守官，又奏尔等已离镜城，与原叛土军马哈剌等四十余家，来至苏子河，家口粮食艰难。今已敕辽东总兵官曹义等，安插尔等于三土河及婆猪江迤西冬古河两界间，同李满住居处。若果粮食艰难，即将带回男女户口数，从实报与总兵镇守官，给粮接济。听尔自来关给。”
正统六年二月丁酉，朝鲜国王李衤奏：“近日凡察等奏臣追杀其部落，又阻留一百七十余家，蒙朝廷敕臣放与完聚。臣闻命兢惕不知所措……彼凡察旧居镜城阿木河，即太祖高皇帝赐服之地。其亲兄猛哥帖木儿等，被尔处亏狄哈攻杀，不能自存。臣祖悯之，授以万户职事，为作公廨，给以俾仆衣粮鞍马，抚绥备至。至臣父又升以上将军职事。后被七姓野人攻杀之，并杀其子阿古，悉焚掠其房屋财物。凡察等俱各失所。臣抚恤之，一如先臣抚恤其兄。既得所矣，忽于近岁，先以耕农打围为由，移住本国边陲东良地面。后乃潜逃，与李满住同处。此实不及知，安有追杀之事？其在此留住者，或因婚姻怀土不去，或被同类开谕而还。非臣阻之也。”
又引朝鲜之《西征录》：“正统二年七月乙丑，李蒇上言：‘贼穴探候兴兵日时、道路等事。质问体探人与童都里不花等。’李满住今在吾弥府，或移入兀剌山城，皆未的知。其向吾弥府之路，则一自江界涉婆猪江，直入吾弥府口；一自理山涉婆猪江，由兀剌山东入吾弥府西；一又自理山涉婆猪江，由兀敕山南，西折而入，贼在吾弥府，则可由三路分入。”
又引《名山藏》云：“正统初，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所杀。弟凡察，子童仓，挟卫印亡入朝鲜。童仓之弟董山，嗣为建州卫指挥，更给新印，暂归凡察。诏以故印予董山，而缴还新印。凡察不予，乃更分左卫而置右卫，以新印给董山，使领左卫。凡察则持故印，而即使领右卫焉。”
又引《明实录》：“正统七年，分建州左卫设右卫，以董山为左卫长，以凡察为右卫长。敕董山曰：‘汝为凡察为一家，今分而设卫，汝处之大小头目人民，任汝指挥。自今毋相犯。’敕凡察曰：‘汝所应领有之头目人民，已命辽东官吏，公同审问。从属既明，汝其安守生业，勿愆致戾。”
董山既出，与凡察争卫印。正统七年，朝廷以凡察不让，分设建州右卫，以处凡察。而董山得袭左卫职，势骤张，躐跻群酋上，始受明廷约束。后渐煽诱北虏入寇，杀掠不绝。然当正统间，未敢公然首祸。正统十三年冬，明廷尚有使命，调发朝鲜及野人女直兵会辽东，征北寇，盖犹以恭顺期之。十四年，土木变后，乃尽忘明廷旧恩，直犯辽阳东边，侵掠甚酷。景泰元年，辽东奏报：“开原沈阳之寇，系李满住等为响导，相其事势，实为董山所主持。”时都御史王翱巡抚辽东，遣使招谕，稍归所掠。复款关。是时凡察亦已殁。董山乘明使招谕，既已款关，遂曲意媚悦上国。于明则求以一身兼三卫都督之职，于朝鲜则亲诣其国，就其朝列。乾鲜中枢院使，给以制书，授为正宪大夫。自景泰二年冬，明廷即以建州头目，潜与朝鲜通，戒朝鲜国王李向绝其使。直至天顺三年，边将奏：“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与朝鲜结，恐为中国患。”明廷敕朝鲜国王李柔，毋作不靖贻后悔。柔疏辨，复申谕之。盖董山与朝鲜相结已久，受朝鲜官职，亦非一时事。谕文明谓朝鲜不得给赏授官，以与朝廷抗。盖至大顺间，乃确言之。其时边将奏称：“建州三卫都督，以董山一人之事，而用三卫之称，又疑系求之明廷得兼三卫之后矣。天顺四五年间，建州以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被朝鲜诱杀事，又与朝鲜龃龉，至其义州杀掠，朝鲜请命于明廷，明廷尚有袒建州意。未几徇董山之请，特开抚顺关，为建州专设马市。事在天顺之末。马市既通，建州骤输入腹地文化，发达甚速。其后取明代之，实基于此。旋以赏赐太俭失望。董山纠毛怜、海西诸夷盗边无虚月。成化二年，明廷遣都督武忠往谕，并诘私通朝鲜虚实。董山力自白。更责以朝贡久废，促其来京。董山傲然从入朝。既陛见，顿首谢罪。及赴礼部宴，即呵斥己之从者，语甚，又褫庖人之铜牌。既而行颁赏礼，自请素蟒衣、玉带、金帽之类，不一而足。朝廷皆曲予之，意示怀柔。而边警仍不息。顷之董山求归，抵广宁驿舍，忽有命羁之。旋置之法。时在成化三年春。董山从者，咸被流于广西、福建等处。建州以此深怨明廷。既谓董山之死，罪状不明。又素崇拜董山之为人，并愿戴其子为复仇计。由是边患益亟。董山之子名脱罗，则《清实录》所谓充善长子妥罗者也。董山被戮之年，明廷并大举伐建州。即前篇所纪成化三年之役。
黄道周《建夷考》：“正统时，建州卫指挥董山，煽诱北虏入寇，杀掠不绝。景泰中，巡抚王，遣使招谕。稍归所掠。复款关。后以赏赐太俭失望，董山纠毛怜、海西诸夷，盗边无虚月。成化二年，遣都督武患往谕，檄致董山羁广宁，寻诛之。命都御史李秉、靖虏将军赵辅，督师三道入捣其巢。夷稍创，始乞款贡。”
《明史 朝鲜传》：“正统七年五月，谕衤曰：‘鸭绿江一带，东宁等卫，密迩王境，中多细人，逃至王国，或被国人诱胁去者，无问汉人、女直，至即解京。’初，瓦剌密令女直诸部，诱朝鲜使背中国，朝鲜拒之，白其事于朝。帝嘉其忠，敕奖之。并赐彩币。”云云。是时边禁严，建州即有犯边意，亦受自瓦剌，供其指使耳。又正统十三年冬，命使调发朝鲜，及野人女直兵会辽东，征北寇。时英宗北狩，成阝王即位，遣官颁诏于其国。景泰元年……夏，衤卒，赐吊祭，谥庄惠，封子向为国王。会辽东奏报：“开原、沈阳，有寇入境，掠人畜。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头目李满住等为响导。”因谕向，相为犄角截杀之云云。此为女直公然寇边之事实。《建夷考》中归罪董山，不言李满住，当得其实。
稻叶岩吉《蒙古满洲历史地理》第七卷：“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辽东亦致纷乱。兀良哈三卫，来自西北，寇辽河流域。女真自东北，屡犯辽阳之东边。东边被害，当自此始……都御史王翱，在辽东时，曾遣官至彼等部内，收回被掠男女。其间建州女真，逐渐繁盛，辽东被害益深。成化三年，明遂出兵，讨建州女直焉。”云云。按王翱在辽时，据《明史》本传：“正统七年冬，提督辽东军务……景泰三年召还。则遣官招谕，收回所掠。”事必在景泰初年。而《建夷考》之所谓巡抚王，即王翱也。稻叶叙述之文，未能逐句指其所出。要其据《实录》为大宗，旁及私家纪述数种，与《明史》及《建夷考》一一相合，自极可信。
《朝鲜传》又言：“景泰二年冬，以建州头目潜与朝鲜通，戒向绝其使……天顺三年，边将奏有建州三卫都督，私与朝鲜结，恐为中国患。固敕柔毋作不靖贻后悔。柔疏辨，复谕曰：‘宣德正统年间，以王国与彼，互相侵掠，敕解怨息兵。初不令交通给赏授官也。彼既受朝廷官职，王又加之，是与朝廷抗也。王素秉礼义，何尔文过饰非？后宜绝私交，以全令誉。’”云云。稻叶氏《清朝全史》第四节五：“董山为左卫，故都督猛哥帖木儿遗子，与叔凡察争卫印，遂使明廷颁新印焉。其为人虽不可详知，要其由干斡河谷地，觅李满住部族而来归。其时皇皇如丧家之狗。然董山既出，乃一跃而骤跻群酋之上，强求明廷，兼领建州卫及右卫之都督。又知徒与朝鲜启衅为非计，乃亲赴半岛朝廷。朝鲜亦以见愠于彼为不利，假彼以中枢院使之制书，授为正宪大夫。彼之手腕，可想见其不凡。”云云。此出于稻叶之叙述，必有所本。据此则《朝鲜传》之称建州三卫都督，恐即系董山一人所求之明廷而得之兼职矣。
《朝鲜传》：“天顺四年，复谕柔曰：“王奏毛怜卫都督郎卜儿哈通谋煽乱，已置之法。夫法止可行于国中，岂得加于邻境？郎卜儿哈有罪，宜奏朝廷区处。今辄行杀害，何怪其子阿比车之思复仇也？闻阿比车之母尚在，宜急送辽东都司，令阿比车领回，以解仇怨。’五年，建州卫野人至义州杀掠。柔奏乞朝命还所掠。兵部议：‘朝鲜先尝诱杀郎卜儿哈，继又诱致都指挥兀克，纵兵掠其家属。今野人实系复仇。宜谕朝鲜，寇盗之来，皆自取。惟守法安分，庶弭边衅。’从之。”
《清朝全史》第六节一：“建州女直得名酋董山，富强日进，寇掠亦因以日繁。辽东之困惫，事实毕露。惟赖以中央政府之威仪，示怀柔之一法而已。天顺三年之春，辽东有词以诘责建州者，惟董山受朝鲜中枢院制书授为正宪大夫之一说，盖其罪状为私通。在建州亦以此一事，深恐明廷知之。当时辽东巡抚之报告，谓建州与朝鲜相结谋叛。明廷特遣锦衣译者某，往建州诘其虚实。董山力自剖白。明使乃促其入朝，责以久废之职贡。董山从之。彼其意，直谓轻身以往，汉儿其奈我何？骄蹇之态如此。何乔远记事云：‘董山等悔罪来朝，朝廷责之，皆顿首谢。及赴礼部赐宴，辄于指挥其部下之时，出谩骂之语，褫厨人之铜牌。给赐时，又自行要请素蟒衣、玉带、金帽之类，不一而足。朝廷皆给之。’云云。董山之目无王法可想。当是时，明廷以为羁縻此僚，建州必可弭平。乃辽东报告：‘女直侵寇，依然不止。’既而，董山求归，明于彼归途中广宁驿舍拘系之。旋，致之法。此事当在成化三年之春。是岁九月二十四日，将军赵辅将兵五万，讨建州焉。”云云。又本节三：“董山被杀，其余随行人众，流于广西、福建等处。女真人谓董山罪状不明，为汉儿所诈杀。董山为明一代女真人之最杰出者，女真甚尊其谱系，且有思慕故都督之意。”云云。稻叶叙述中，以天顺三年之事，连属而下，直贯至成化初。其遣使往谕，尚是诘问朝鲜授官之虚实。董山入朝，亦自白此事。盖时亘七八年矣。据《建夷考》：“并有赏赐太俭失望盗边之衅，又为遣使诘问之近因。”所遣之使《建夷考》谓为都督武忠。此言锦衣译者某。明《职官志》：“锦衣卫，……恒以勋戚都督掌之，恩荫寄禄无常员。”则都督武忠，当是锦衣卫领衔之人。实则译者某衔命而往。又所云何乔远之记事，何乔远所著《名山藏》，在清世禁书目中。此或《名山藏》中语也。
《明史 食货志》：“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驭边，省戍守费。……永乐间，设马市三：一在开原南关，以待海西；一在开原城东五里；一在广宁。皆以待朵颜三卫。定直四等：上直绢八疋，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各以一递减。既而城东、广宁市皆废，惟开原南关马市独存。”云云。史言中叶以前辽东马市者如此。其余为大同事。土木之变，乜先即入自大同。大同马市，《史》言：“始于正统三年。迨成化十四年，陈钺抚辽东，复开三卫马市。通事刘海姚安肆侵牟，朵颜诸部怀怨，扰广宁，不复来市。兵部尚书王越，请令参将布政司官各一员监之，毋有所侵克。遂治海安二人罪。寻令海西及朵颜三卫入市。开原月一市，广宁月二市，以互市之税充抚赏。正德时，令验放入市者，依期出境，不得挟弓矢。非互市日，毋得辄近塞垣。”云云。此明中叶辽东马市也。其后宣大开市，起于仇鸾，严嵩主于后。世以杨继盛谏疏，益传其事。盖土木变后，大同市久停。至是始复开，寻复罢。隆庆四年，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复开宣大市。而辽东市于万历二十六年复罢，三十九年复开。则与义州木市同为起讫。”《史》文所言止此。开原南关一市，始终未罢。《史》仅言以待海西。讳建州不见明文。又于抚顺开关设市。明徇董册之请。为建州兴盛之一大关键，则更不著一字。此种无谓之史书，乌足行世。易代以后，必有重修，乃备事实。特尚非今日所能言耳。
稻叶氏《清朝全史》第六节，纪马市事，较《明史》为详。《明会典》等书，今亦尚存。惟马市事非本篇所必载。本篇但欲详董山所求开之抚顺关，则据稻叶所引，一引《全辽志》：“抚顺马市，在城东三十里。建州诸夷人，于此交易买卖。”二引《广舆记》：“马市一设开原城南，一设开原城东，一设抚顺，一设广宁，一设古城堡。”三引《方舆纪要》，记抚顺关云：“抚顺所之东二十里，置马市于此。”云云。以上数书，惟《全辽志》较难得，余俱习见，而明史竟没之。其先女真马市，皆在开原。后为建州特开抚顺市。《清朝全史》第四节五，叙述文云：“董山更能使明于建州之西边，创议贸易之关门。此即后历代建州所占利益之抚顺关也。关门定于浑河之谷地。市场设于今抚顺城内。明之边吏，于设关大有异议，全由董山之强求，与其折冲之巧。旧例，女直贡道，必经开原之广顺、镇北二关，不得由别路。其得于浑河以下通辽东腹地，必推为女直之大告成功。天顺末，明廷以敕谕下辽东曰：“自后建州女直到边，由抚顺关进，于抚顺城东交易。抚谕之法，当得其宜。防闲周密，以绝奸宄之谋。勿生事阻挡，以失夷情而起边患。”云云。明年，辽东巡抚奏言：“女直来者多至五六百人。少亦二百余人。俱憩宿于城中军民之家，恐有觇边情之虚实，或图响应而作奸者。”又言：“抚顺城绝远，仓卒难赴。于该城之南，置一马驿，具馆夫十名左右，以为接待。”又言：“抚顺城西南抵沈阳，隔九十里之远，其间增筑墩台三座，每墩台配置兵五百名。”云云。明之辽东，当时顾虑建州，以此可想。
《清朝全史》第五节八：“抚顺马市，由抚顺关进。”《全辽志》记之曰：“抚顺关在沈阳城东北，抚顺城东二十里。建州夷人之朝贡买卖由此。”《九边图说》记：“抚顺城距边二十里。可证《全辽志》之不误。关之故址，在浑河左岸，今称关口。此地之南，必为马市之所在地。马市设于边墙之内，女真人及兀良哈之出入，必经指定之关门。观于成化中，海西酋长李撒哈赤，由抚顺关时，辽东守臣拒之。谓海西当由开原，不得经抚顺，可知其为指定矣。关门之地点，及数之多寡，在明廷本视为兵事之要著。盖贸易之门户，即为入寇之要路。董册求开抚顺关，岂但当时收显然之利益。后来建州实食此关之惠于无穷。关市相连，不独货物之灌输，即中国文化，亦由马市而将率边郡。更由边关，吐此等文化而输出塞外。非抚顺有马市，建州安能骤致发达乎？”云云。李撒赤哈事，别详《脱罗纪》。
●妥罗纪第六 脱罗 锡宝斋篇古
《清实录》仅见妥罗之名，为充善长子。充善次子妥义谟，三子锡宝斋篇古。锡宝斋篇古，生兴祖直皇帝都督福满。
以上妥罗事实之可见者止此。今为别辑纪文如左：
脱罗，董山子。成化三年，董山被杀，建州亦受大创。而女真遗种，崇拜董山，辄戴脱罗为之复仇。明总兵官赵辅徒夸诞，侈陈战绩，畏寒辄退兵，绝不搜捕余孽。仅获李满住父子。作《平夷赋》，称已灭建州。其实师退则女真人屯聚如故。明廷虑之。李秉留辽东，筹增兵费，起边墙，为固圉计。赵辅于十月班师。是年十一月，秉奏略言：“建州三卫，勾结诸夷，剽掠边方。朝廷已命将出师，捣其巢穴。苟不乘胜立永久之计，恐班师之后，遁逃余贼，复为边患。臣今得与总兵官赵辅等会议，历数辽阳以东，由凤凰山北至奉集堡四百余里之路程，无非山险林密。而辽阳去凤凰城，不过五百余里，守备官军，现有一千人，兵寡力弱。乞将前年征集广宁兵二千四百人，乘敌患未作，留驻其地。且辽阳以东，凤凰山、鸦鹘关、抚顺所、奉集堡诸地，皆通敌之大路。昔无事时，不为设备。今敌既探知内地虚实，累次入寇，请相地远近，筑千户所城堡，由腹里之盖州、复州、广宁左屯三卫，各拨兵丁，使二指挥领之往驻。仍增置驿道之墩台，利便往来，迅速详报。若此庶为有备。”云云。盖建州败后，为明所惮如此。旋赦脱罗，仍袭指挥职。他从犯者皆降秩而仍得袭官。女真乃复通贡。然寇钞仍不绝于边，无役不声言为董山复仇也。成化中叶，辽东边吏，又激女真之变。当时有指挥管某，主开原验放夷人之事。海西兀者，前卫都指挥李撒赤哈入贡，管向索珍珠豹皮等物，撒赤哈以其事诉诸朝。兵部移文辽东，勘其真伪。管惧，贿兀者本卫都督产察，令作证言无此事。撒赤哈闻之，深怨产察。声言我能为寇于辽东。辽东官吏恐酿大事，作书招撒赤哈亲来广宁对质。撒赤哈立应命，率所部数十人，由抚顺关进，赴广宁。时参将周俊守开原，恐撒赤哈至，必多所暴露，乃报言：“海西女真，本不应从抚顺关入边。一旦使熟悉此路，他日之患难测。”广宁官吏为所胁，即阻撒赤哈等罢于中途。撒赤哈已入抚顺关，得令大怒。折箭为誓，以纪其恨。驰出关去。时建州方欲报董山之怨，日思结海西以厚其力。幸撒赤哈自来，邀留与之款洽，不令遽返。于是建州海西相握手矣。先是董山以联络海西为大欲，事颇有迹。马文升言：“董山等枭雄杰黠，乘机煽动海西夷人，正指其事。策未大行，董山授首，至此乃告成焉。”撒赤哈之久留不返，文升以为言。明廷知脱罗等将结海西为患。当是时，朝鲜屡彼建州兵。朝鲜国王李愆，乞朝命戒饬建州。明边亦不堪其扰。成化十五年，复出师征建州。十月命朝鲜出兵夹击。朝鲜遣右赞成鱼有沼往。有沼于成化三年捕获李满住父子，有大功。至是以冰泮后期，不见敌而退。明兵亦无功，建州猖獗如故。明但敕辽东整饬边备，并戒朝鲜无轻动而已。然脱罗凭藉先世余力，女真人乐为之用。其人非有过人者，久而不振。建州渐中落，脱罗卒年无考。其弟锡宝斋篇古，曾长建州与否，亦未详。正德间，锡宝斋篇古之子福满，嗣为建州左卫指挥。
《明史 朝鲜传》：成化十一年四月，η奏建州野人纠聚毛怜等卫，侵扰边境不已，乞朝命戒饬。
十五年十月，命η出兵夹击建州女直，η遂遣右赞成鱼有沼率兵至满浦江，以冰泮后期，复遣左议政尹弼商、节度使金峤等，渡江进剿。十六年春，遣陪臣来献捷。帝命内官赍敕奖其能继先烈，赐金币，领兵赏赍如例。后使还，遣其臣许熙伴送。熙归至开州、建州骑二千邀之，掠其从卒三十余人，马二百三十余匹，他所亡物称是。奏闻，英国公张懋、吏部尚书尹等，以辽东连年用兵，未可轻动，宜以此意谕η，敕辽东守臣整饬边备，更令译者穷究所掠，期在必得。仍赐白金彩币慰安之。
此外纪文，皆自稻叶《满州历史地理》及《清朝全史》各章节，捃摭而成。惟李秉疏文，据《历史地理》中，指明得之《明实录》。其余出叙述语，不详所出。惟稻叶谓建州与海西相结后，是海西势力所压，渐以不振。此说未敢据以为是。（后略）
●兴祖纪第七 兀升哈
金国书碑，旧蓄一拓本，检王氏《金石萃编》亦摹其文，而莫明其义。相其字体，与此表文合。《金史》完颜希尹等，奉敕造图书，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体，合本国语为之，是为女真字。明中叶建州尚沿用之。至清太祖命达海造国书，则用蒙古字为本，与金书大不同矣。今录兀升哈原表文如左：
右表从清朝全史中铜版照片仿为之，其间笔法，颇有疑误之处，未可尽据，聊存形似而已。其译文之写式则如左：
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兀升哈谨奏：“我奴婢自正统年间，设立衙门，除授官职，至今六七十年了，不曾升赏。今差头目塞因，前去天朝叩头，进贡方物。可怜见讨，升一级事得职奏圣皇帝知道。”
●景祖纪第八 叫场
景祖翼皇帝，讳觉昌安，一作叫场，兴祖六子，景祖第四。六子分居：德世库居觉尔察地；刘阐居阿哈河洛地；索长阿居河洛噶善地；包朗阿居尼麻喇地；宝实居章甲地；惟景祖居赫图阿喇，为先世累传之故城。余五子各就居地，筑五城，距赫图阿喇城近者约五里，远者约二十里。称为宁古塔贝勒，是为六祖。兴祖之没，不详何时。六祖分居，占地甚小，迥非先代声势。嘉靖间，建州寇边，主名为李撒赤哈等，已非左卫都督之名义所能统率。六贝勒分占兴京，并计地不过数十里。景祖素多才智，子礼敦又英勇，率诸贝勒破硕色纳部，灭加虎部，尽收五岭东苏克、苏浒、河西二百里内地，乃稍强盛。既而第六贝勒宝实之第二子阿哈纳渥济桥，因婚姻事与董鄂部构衅，董鄂攻掠六贝勒所属东南二路，六贝勒不能支，谋聚居一处以并其力。第三贝勒索长阿之第二子吴泰，恃哈达王台为其妇翁，败众议。借哈达兵，攻董鄂部二次，获其数寨。自是六贝勒益示弱于哈达。嘉靖季年，建州以王杲为名酋，景祖潜通款于明。嘉靖三十八九年间，辽东巡抚侯汝谅，有东夷悔过入贡一疏。疏中举建州贼首草场、叫场等。遣所部王胡子、小麻子等四名到关。叫场为景祖讳觉昌安之对音，草场当即第三贝勒索长阿之对音矣。嘉靖三十八年，正为太祖诞生之岁，是为景祖第四子之长子。计景祖必生于正德间。是时王杲以右卫指挥雄长建州。景祖兄弟皆其所属。历嘉靖、隆庆至万历初，王杲势张甚。景祖为第四子显祖塔克世娶杲女为元配。又以长子礼敦之女，嫁杲之子阿台。援系甚至。而阴实自结于明。万历二年，王杲杀游击裴承祖，剖其腹，并惨杀其从者甚众。明出师讨之，杲与李成梁战不胜，遁海西，依王台。王台缚杲送成梁戮之。杲子阿台，与迤东都督王兀堂，迭继王杲为边患。万历八年，李成梁兵破王兀堂。十年又诛阿台。方成梁攻阿台，景祖实阴为向导。攻未下，景祖以阿台为其孙婿，挟尊长之名，入围城省其孙女，劝阿台降。阿台不从。时同导成梁攻阿台之尼堪外兰。以成梁责之急，乃扬言杀阿台者明帅用为城主。阿台部下遂变。成梁用火攻，城破，射死阿台。景祖亦死于火。显祖继景祖入城，城破后亦为成梁所杀。二祖死非其罪。太祖诘明兵滥杀之故，成梁无以应。乃归显祖尸，并所得景祖之敕书马匹。太祖以二祖之死为尼堪外兰所构，指为口实，兴兵屡攻灭建州诸部落。万历十四年，卒得尼堪外兰杀之，为二祖复仇。势骎骎扰辽东边。李成梁守辽东久，屡有大功，以能军名。惮太祖不可力制，思恩结之。为保全威望计，怂恿太祖亲明以取官职。太祖亦利在得官以填女真之望。挟二祖死非其辜，而幸成梁中馁，阴为之地，乃屡效小忠以自媚。万历十六年，藉女真他部贡夷马三匹，讼二祖冤于廷。事下辽东督抚按诸臣会议。成梁阴主其间，深赞太祖之恭顺，二祖又实有助平阿台之劳，授太祖都督佥事以奖之。于是二祖之冤始白。景祖生五子：长礼敦、次额尔衮、次界堪、一作斋堪、次显祖塔克世、次嗒察篇古。景祖与显祖均死于万历十年阿台之难。孙太祖奴儿哈赤，继其业而光大之。清初追尊为景祖翼皇帝。
兴祖六子分居，及景祖才智，礼敦英勇，破灭硕色纳、加虎二部。寻与董鄂构衅，借兵哈达，嗣此示弱。各事均详见《东华录》。
黄氏《建夷考》：“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抚孙绘御之，失亡多。亡何，抚臣子教坐减赏物，夷人哗，更诈杀哗者，夷由此挟忿，数入塞杀掠如成化时。”稻叶氏《满州历史地理 天命元年以前清朝领土篇》之绪言云：“嘉靖三十六年以降，建州女直之酋长，有所谓王杲者骚乱，与黄河上流屡犯明西北边之鞑靼小王子相结。”据当时记录，由抚顺南至清河城，北至柴河堡以东，殆无月不被侵掠。又《清朝全史》第七节丁：“自嘉靖末季，至万历初年，建州崛起雄桀之王杲，有经略四方之事。明之记录称之曰建州右卫都指挥使。然彼自称都督。清之二祖，尔时为其部将而犯辽东。嘉靖三十八九年之间，辽东巡抚侯汝谅有东夷悔过入贡疏，中言：‘建州贼首草场、叫场等，遣其部落中王胡子、小麻子等四名到关’云云。叫场者，觉昌安也。据清之记录：王杲子阿太章京之妻，乃景祖之孙女。可知以贼首目叫场，必曾与于王杲之乱者也。”王杲犯辽东，盖自嘉靖三十六年，直至万历初年为止。
《东华录》：“癸未春二月，先是苏克苏浒河部图伦城，有尼堪外兰者，阴构明宁远伯李成梁，引兵攻古勒城主阿太章京及沙济城主阿亥章京。成梁授尼堪外兰兵符，率辽阳、广宁二路兵进。成梁围阿太章京城，辽阳副将围阿亥章京城。城中见兵至，逃者半，被围者半。辽阳副将克沙济城，杀阿亥章京，复与成梁合兵攻古勒城。阿太章京妻乃礼敦女，景祖闻警，恐女孙被陷。偕显祖往救。既至古勒城，见成梁兵方接战，令显祖俟于城外，独入城，欲携女孙归。阿太章京不从。显祖俟良久，亦入城探之。成梁攻古勒城，其城据山依险，阿太章京守御甚坚，数亲出绕城冲杀，成梁兵死者甚众，不能克。因责尼堪外兰起衅败军之罪，欲缚之。尼堪外兰惧，请身往招抚。即至城大呼，绐之曰：‘大兵既来，岂遂舍汝而去？尔等危在旦夕。主将有命：凡士卒能杀阿太来降者，既令为此城之主。’城中人信其言，遂杀阿太章京以降。成梁诱城内人出，尽屠之。尼堪外兰复构明兵，并害景祖、显祖。上闻之大恸，勃然震怒，往诘明边吏曰：‘我祖父何故被杀？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仇也！’明遣使谢曰：‘非有意也，误耳。’乃归二祖丧，与敕三十道，马三十匹，封龙虎将军，复给都督敕书。上谓使臣曰：‘害我祖父者，尼堪外兰所构也。必执以与我乃已。’明使臣曰：‘前因误杀，故与敕书、马匹，又与都督敕书，事已毕。今复过求，我当助尼堪外兰筑城于甲版，令以为尔满州国主矣。’国人信之，皆归尼堪外兰。上同族宁古塔诸祖子孙，亦欲害上以归尼堪外兰。尼堪外兰又迫上往附。上曰：‘尔吾父部下人也，构明兵害我祖父，憾不能手刃汝，岂反从汝偷生？人能百岁不死乎？’自是憾益深。又天命三年夏四月壬寅，上率贝勒大臣，统步骑二万征明，启行鸣鼓奏乐，谒堂子，书七大恨告天曰：‘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云云。
◎景祖纪第八
《明史 李成梁传》：“万历十年初，王杲死，其子阿台走依王台长子虎儿罕，以王台献其父，尝欲报之。王台死，虎儿罕势衰，阿台遂附北关，合攻虎儿罕，又数犯孤山汛河。成梁出塞，遇于曹子谷，斩首一千有奇，夺马五百。阿台复纠阿海连兵入，抵沈阳城南浑河，大掠而去。成梁从抚顺出塞百余里，火攻古勒塞，射死阿台。连破阿海寨，击杀之，献馘一千三百，杲部遂灭。”
黄氏《建夷考》：“先是奴酋父他失，以内附。边吏贪攻执杀。于是抚镇以计非是，匿不报闻，乃奴酋故恨恨也。日与弟速儿哈赤厉兵秣马，设险摆塘。自三十四年贡后，以勒索车粮为名，遂不复贡。”
《清朝全史》第七节丁，据明人记录言：“二祖导李成梁攻古勒城。”又一书言：“叫场欲说阿台归顺，亲入古勒城。阿台不从，并拘留之。大兵围城急，他失因父在城内，思往救护，军中误杀之。叫场亦于城内被烧死。”又据明人记录言：“万历十六年，女真人有名马三非者，以太祖之祖父与图阿台，有殉国之忠，代请于朝升其职。言叫场、他失并从征阿台，为向导。死于兵火。”又第八节丙：“太祖与明之交涉，自二祖被害之日始，清纪录未可尽信。明人纪录，但言李成梁以当时所得他失之尸首，使其部夷名伯掉者持返。又取所得于其寨内之敕书及马匹，仍与奴儿哈赤。”云云。此尚大致相合。至称给以都督敕书，则太祖之任都督佥事，在万历十七年九月。距此尚有六年。《明实录》所载颇详。兹揭其大概如左：
九月丁亥，初授建州夷酋奴儿哈赤为都督签事。从前辽督抚按张国彦、顾养谦、徐元等之议也。其议曰：“属夷旧为我之藩篱，不外抚剿恩威，以为制驭。顾抚剿恩威之所加，亦在得其要领而已。所谓要领云者，因其势而用其强，加之以赏赍，假之以名号，以夷制夷。则我不劳而得慎固封疆之道。辽左西自山海，东抵开原，千二百里之间，朵颜三卫之夷，岁岁纠西北二虏为患。辽之所急，不外乎此。三卫之夷，不得称为辽左属夷。惟由开原之东北而南至鸭绿江，约八百余里之间，环东边而居者，皆为女真遗种，是为辽左属夷，所称东夷者是也。然今之女真，凡有三种：一为海西女真，故王台之族，今开原南北两关之夷是。一则东方诸夷之设卫者不一，以其领有建州，谓之建州女真。其极东则谓之野人女真。去边远，岁由海西至开原入市入贡，不为边患。先是海西王台，强而得众，北收二奴，南至建州，终身向化，东陲以宁。是时东夷之势，惟在王台，故使袭其祖速黑忒左都督之职，为东夷长。万历三年，以擒王杲之故，奉旨加授勋衔，与其二子并为都督，赏以金币，已又视西虏之例，加龙虎将军。盖王台之忠，固有足嘉，实由我皇上神机远览，得其要领，不惜赏赍之所致也。王台死而势分，逞仰二奴称雄于北，奴儿哈赤称雄于南。各恃其强，甘心于王台之后。王台之后不立，则是撤我藩篱，封疆于焉多事。是以在事诸臣，前曾力请诛二奴以安台后。台长左都督子虎儿罕，又继台死。其子歹商，袭父之职，守忠顺之世业，征北关而诛二奴。二奴之子那、卜二酋，思报父怨。台之孽子康古里为之内应。奴儿哈赤又连北关以侵歹商。以王台之忠顺，其后不绝如缕。歹商若亡，则南北诸酋相合，开原必危。臣等思存歹商，乃出大兵，抚剿互用。诸酋遂与歹商和，并请入贡。奴儿哈赤亦威畏，舍北关而与歹商通姻好，首先入贡。诸酋既转逆为顺，则我亦不得不变剿为抚，使畏与怀兼，庶藩篱可复。是以奏请罢兵而善其后焉。其后诸酋之贡皆入。即开原事已大定。惟建州奴酋，声势最盛。
能制东夷，其在建州，则今之王台也。既送还被掳汉人且及牲畜，又斩犯顺夷酋克五十，而献其级。思慕朝廷名器，日益加切。查其祖父，于征逆酋阿台之时，为我作向导而死于兵火，是奴儿哈赤累世有劳，与小夷特起其名不正者有异。再查《大明会典》内一款云：‘建州毛怜三卫之夷，若有送回被掳之男妇者，许给赏。不愿赏者，量升千百户指挥。惟都督职名，则必留待有能杀犯罪夷酋，或执缚作恶夷人之功者。此监府巨典，所以示信外夷，安我封疆者也。’今录奴酋父、祖死事之功，与以都督，诚不为过。其本身曾斩献逆酋，尤合明例。”奏入，上从其请，与以都督佥事。是为奴贼受我之殊恩之始。
据此，则授官为经蓟辽督抚之会议，其实则由李成梁主动。成梁欲掩前滥杀之过，怂恿奴儿哈赤，藉贡夷马三非为奴乞恩，乃有此交议。盖边吏长奴，前此用种种藉名以金币结建州之心矣。《清实录》所谓岁币者即此。例如丙戌（万历十四年）条云：“明因误害二祖，自此岁输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以通和好。”是也。总之太祖乘其祖父之横死，以恣要索，观奏议文甚明。又自嫌其祖父曾在逆夷王杲部下，且与为姻家，故自与南关哈达通姻。又欲解明人之疑，自称佟姓，上表署佟奴儿哈赤，盖王杲籍右卫，佟姓则为左卫之通姓。其避时忌如此。明年万历十八年四月，贡京师，是为第一次入贡，并谢授都督之恩。时年三十二。又明年，以其有管束女真人之功，叙龙虎将军。二十一年十一月，又有第二次朝贡焉。
又云：“扈伦四部，哈达先亡。”太祖念明廷最眷哈达，乃以女妻兀儿忽太，并示保护。于是哈达旧有敕书，尽没入太祖之手。万历三十六年九月，以此混入建州敕书，胆敢充朝负之用。是为第三次朝贡。据旧籍：敕书之数，定建州五百道，海西一千道。万历十年前后，海西王台独占敕书七百道。台没，其部下以二百道投叶赫。又被夺者一百三十七道。哈达实存三百六十三道，归吴尔古岱（兀儿忽太）所有。太祖之得，总计多至八百六十三道。在王台盛时，不过兼并海西之敕书。太祖则兼并建州、海西二族，计数亦远在王台之上，礼部为之骇然。有侍郎杨道宾者，奏弹之，言：“女真必为将来大患，今不纠其不法，祖制将尽废。祖制废则边陲从此扰矣。”极论宜摈绝其贡，如成化初故事云云。明廷不加拘执，仅移牒辽东，严其验放，毋令敕书混进。俾仍安然还建州焉，宁非可怪！自此以后，朝贡遂绝。
按敕书冒混之事，《清朝全史》第六节言：“哈达及叶赫之发达时，明之治边，已有迁变。其始从马文升之献言，定女真袭职之法颇备。据《抚安东夷记》所述，当时存于兵部之女真人底簿，尚能用彼国语言审译，易辨授官之始末。至玺书续给时，仅改舍人之待遇，仍系彼等之欢心，信有大效。以是历弘治、正德、嘉靖之初，明与女真之交涉，虽不见胜，亦未至危险。由嘉靖末至万历初，女真形势大变，玺书与本身，竟无查验之法。对边之策，必须大加改革，明人颇以为言。其时既未有良法，女真人玺书之卖买，遂尔风行。豪强兼并，及于他部。据《东夷考略》：“永乐以来，海西一族所得敕书，由都督至百户，凡九百九十九道。南关强盛，独得七百道。北关不及其三之一。迄于后日，清太祖朝贡之时，混入南关敕书三百六十三道。明廷但谕无得兼并而已。”永乐之遗策，至此扫地无余。其以兵力兼并者，更无抑止之法矣。
又按《清实录》：“尼堪外兰始借明势迫太祖往附，太祖不往。而六祖子孙，皆欲害太祖以归尼堪。太祖于其间与各部寻仇，兼并坐大。明亦不实行扶助尼堪。尼堪威信尽失，为太祖所逼。穷窜明边。明人不能庇，执送太祖斩之。”此万历十四年事。自此遂给岁币。盖李成梁等守边，暮气已深，以苟安为幸。而太祖则既挟前嫌以胁成梁，取明官职以慑同类，又时奉朝贡，以懈明廷。既尽取建州，又灭海西之太半，所奉于明廷之朝贡，初未或息。《建夷考》云：“万历二十八年，今建州奴儿哈赤袭杀猛骨孛罗，其势始悍。猛骨孛罗者，与那林孛罗，俱海西部落，与奴酋二家俱封龙虎将军。猛最忠顺，虏入犯，辄预报得为备，诸夷皆心畏之，奴酋尤甚。会猛酋与那酋相仇杀，猛力不支，请于边吏求救，不许。愿得乘障捍边圉，不许。遂求援奴酋。奴酋悉起兵，以援为名，佯以计袭杀之。边吏因循不与较。奴酋自是有轻中国心。”云云。此可与《东华录》参观。又于其间定兵制，制文字，内政备举。然后于万历二十七年以后，绝明朝贡。四十三年，明责太祖退出开原近边故哈达地，太祖亦奉命，惟后来亦以入七大恨中。其明年四十四年，即建元称金国矣。太祖之远交近攻，明人之养痈玩寇，坐致国祚迁移，启南北分立之想。其后明廷阉人肆毒，流寇跳梁，元气已尽。太祖乃又改金为清，以一统为大欲，薄南北朝而不为。且以后金之号，为清一代之大讳。辑前纪至此，于明清之际，可了然其得失焉。太祖辍贡之年，《建夷考》在万历三十四年。当从《清朝全史》。
《明史 朝鲜传》：“天启五年十二月，毛文龙报言：‘朝鲜逆党李适、韩明琏等，起兵昌城，直趋王京，被臣擒获。余孽韩润、郑梅等窜入建州。’”云云。时已为太祖天命十年之岁秒。明年，即太祖崩御，太宗嗣位矣。然建州之名未改，可知当时尚无满洲之国名也。清修《明史》无所不用其忌讳，而尚多漏笔如此。要为史中见建州之最后文字，以后则大书提行称大清矣。并附识于此。
●显祖纪第九
显祖宣皇帝，名塔克世，又名他失。景祖第四子。显祖终身侍景祖，无所谓嗣位，以生太祖。清初，进尊号焉，事迹尽在《景祖纪》。显祖为王杲之婿，是为宣皇后。生子三：长太祖奴儿哈赤，次舒儿哈赤，次雅儿哈赤。继妃纳哈氏哈达单汗，即王台所养族女，生子一，名巴雅喇。庶妃生子一，名穆儿哈赤。
稻叶引《筹辽硕画》云：“奴儿哈赤，叫场之孙，他失之子也。”又《清朝全史》第八节甲太祖世系，在《清纪录》不言其祖若父为何等门地。而明人所记，则言彼之祖父为都指挥，曾领敕书二十道，盖非出于微贼也。《清纪录》不详太祖母系。《实录》但举显祖之大福晋为喜塔喇氏，乃阿古都督女。阿古都督为何等人，又不明言。今可断言阿古即王杲之转音，不明言者，讳之也。叶赫酋长那林孝罗之言，不曰太祖为王杲之裔乎？今按稻叶之言甚确。其所见称太祖为王杲之裔者，为叶赫贝勒那林孝罗，自必有本。那林孝罗，《清实录》作纳林布录，即孝慈高皇后之兄，太祖之妻舅。其言自可信。钱谦益《岳武穆画像记》称：“惟忠武王，﹃力中夏，誓灭金虏。佟奴以王杲余孽，冒金源之后，启疆犯顺，忠武有灵，其能贳诸。”又南浔庄氏《史案》言：“或问：逆书致罪之中，余不知其细，但闻之前人曰：‘如书中所云王某孙婿，即清之德祖。所云建州都督，即清之太祖也。’而直书名。’云云。以此为庄廷钅龙罪状之一。记《史案》者颇恍惚其辞。要之清太祖母为王杲之所出，明清之际，固共知之。后乃讳言耳。《清实录》言明归二祖丧。明人言李成梁以他失尸首还太祖。则所归者，实止显祖之丧。景祖死于火，盖无可归矣。
王杲者，建州右卫都指挥使凡察之后也。嘉靖间，左卫中落，六贝勒分居。建州实力，潜移于右卫。杲入居建州根据地，其婆猪江流域，别由王兀堂居之。嘉靖三十六年，始以犯边闻。其时左卫后人诸贝勒皆役属于杲。杲以女妻显祖。于嘉靖三十八年生太祖。遂为清一代建元开国之主。明人恒称清太祖为王杲之后，即据海西北关叶赫贝勒之言。亦以嘉隆以后，言建州者必称王杲。太祖代兴□□族为同祖，又于戚为外孙，宜其以杲裔名也。杲据建州，增殖户口，加悍兵力。既据十岔口为出入之路，又占宽甸子为射猎之区。明兵不出边，斥候亦不出哨。斯王杲既肆掠于北，王兀堂、阿住古、准嗒等部肆掠于东。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由十岔口入，陷洒马吉堡。四十五年二月，由十岔口进，抢叆阳等堡。隆庆四年八月，由大柞口抢入沿江等地。此外如草河等堡，抢掠人民牲畜等事，尤难悉数。故与抚顺开市，长官先坐抚夷厅，酋长以次进至堂上，贡土产，长官乃验马。女真人之贡马多羸弱，恒给善价以示羁縻。杲尤傲慢，至抚夷厅，辄夺酒饮。饮醉箕踞诟詈，无敢呵者。有新长官抑彼等下阶，又验马之肥壮，杲鞅鞅引去，旋率众卤掠。朝廷为之罢免长官。杲益桀骜。隆庆六年秋，杲以索降人不得，入掠抚顺。守将贾汝翼诘责之。杲益憾，约诸部为寇。副总兵赵完责汝翼启衅。时张学颜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奏言：“汝翼却杲馈遗，惩其违抗，实伸国威。苟缘此罢斥，是进退边将皆敌主之矣。臣谓宜谕王杲，送还俘掠。否则调兵剿杀，无事姑息以畜祸。”赵完惧，馈金貂。学颜发之。诏逮完而宣谕王杲，如学颜策。诸部闻大兵且出，悉窜匿山谷。杲惧，十二月，约海西王台送俘获就款，学颜因而抚之。万历元年，抚顺游击裴承祖等赴杲寨求明之亡人，被绐见执。杲遂杀承祖，剖其腹，并惨杀承祖从者。
先是辽阳镇东二百余里，旧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张铎，增置险山五堡，然与辽镇声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诰，奏设险山参将，辖六堡一十二城，分守叆阳。又以其地不毛，欲置宽甸。以时绌不果。及是年，李成梁议移孤山堡于张其哈甸，移险山五堡于宽甸、长甸、双墩、长领散等，皆据膏腴，扼要害。而边人苦远役，出怨言。工甫兴，杲杀裴承祖犯边。巡按御史亟请罢役，学颜不可，曰：“如此则示弱也。”即日巡塞上，抚定王兀堂诸部，听于所在贸易。卒筑宽甸斥地二百余里。于是抚顺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约束。明年十月，杲复大举入。发兵讨杲，成梁檄副将杨腾，游击王惟屏，分屯要害，而令参将曹簠挑战。诸军四面起，敌大奔，尽聚杲寨。寨地高，深沟坚垒以自固。成梁用火器破数棚，矢石雨下，把总于志文、秦得倚先登，诸将继之。杲走高台，射杀志文。会大风起，纵火焚之。先后斩馘千一百余级，毁其营垒而还。学颜等追奔至红力寨，杲大创不能军，走匿阿哈纳寨。张居正第学颜功在总督杨兆上，加兵部侍郎。成梁进左都督，世荫都指挥同知。曹簠勒精骑往杲匿所，杲走南关，都督王台执以献，斩之。
杲死，建州悍酋称王兀堂。杲先以都指挥，而明人相传称之曰都督。至是兀堂亦以迤东都督名。兀堂故通市宽甸，后参将徐国辅弟国臣，强抑市价。兀堂乃与赵锁罗骨数遣零骑侵边，事在万历七年。明年三月，以六百骑犯叆阳及黄岗岭。指挥王宗义战死。复以千余骑从永甸入，成梁击走之，追出塞二百里。至鸭儿匮，敌以骑卒拒而步卒登山鼓噪，成梁大败之。斩首七百五十，尽毁其营垒。其秋，兀堂复犯宽甸，副将姚大节击破之。兀堂由是不振。而王杲之子阿台，则又以建州为患矣。
初杲死，阿台走依王台长子虎儿罕。然以台献其父，阴欲报之。王台死于万历十年。虎儿罕势衰，阿台遂附北关，合攻虎儿罕焉。阿台妇为清景祖子礼敦之女，本显祖之妻弟，而又为其侄婿。清人称之曰阿太章京。是时既攻哈达虎儿罕，又数犯孤山汛河。成梁出寨，遇于曹子谷，斩首一千有奇，夺马五百。阿台复纠毛怜卫夷阿海连兵，一从静远堡，一从上榆林堡，各深入抵沈阳城南浑河。成梁驰往虎皮驿援之，阿海稍却。阿台方拥千余骑，纵掠抚顺边浑河口，徐引去。成梁与兵备使靖四方会议，逆雏在辽祸未息。乃勒兵从抚顺王刚台出塞百余里，直捣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壕堑甚固，攻之不即下。别遣辽阳副将秦得倚等围阿海牧莽子寨，破之，诛海。乃合兵攻古勒寨。始成梁进兵，实由建州别部图伦城酋居堪外兰导之。而景祖、显祖父子，亦阴为成梁用。先后至寨抚诱所部。景祖父子以妻党尊属入而说之，为阿台所拘。成梁用火攻冲坚，经两昼夜，射阿台死。景祖亦焚死。显祖为明兵所滥杀。阿台、阿海二寨并破，献馘二千三百，杲部遂灭。而景显二祖之冤死，清太祖始归罪于尼堪外兰，卒致恨于明，遂为起兵一大口实。事已见《景祖纪》。阿海，清人称阿亥章京，为沙济城主。沙济城当即牧莽子寨，阿海与阿台同恶相济，亦枭逆也。其移建六堡事，万历初斥地二百余里，为李成梁等大功。其时女真衰弱，幸而就绪。阅三十年，汉人移居宽甸平野者，岁有增益。至万历三十年前后，至者六万余口，大半为先居叆阳瘠土之军民，而由山东越海而来者亦夥。万历三十三年，主者为巡抚赵楫。上言：“宽甸地孤悬难守，又与奴儿哈赤城寨逼处，恐居民易与相狎。”明廷遂突命撤退六堡焉。盖尔时辽东兵力已惫，无维持边境之力矣。六堡之民，怀土不肯内徙，明以兵迫之，死者狼藉。李成梁又以被迫弃地之事实，攘为招复逃人之功名，请朝廷行赏。于是奴儿哈赤亦获赐金，成梁之欺罔贪懦，与廷臣之疏于边事如此。兵科给事中宋一韩，疏劾成梁等，言宽甸之丧失致祸，慨乎言之。并请责令规复旧地，成梁乃于云头里，至鸦鹘等处，更设关隘。鸦鹘关是以有旧新二处。明廷又以一韩言，使熊廷弼巡视辽东。复命之日，于边情颇右一韩说。由是宽甸沃土，尽供女真射猎。朝鲜与辽东陆地之联络亦中梗。海上事一以毛文龙左右之。后太祖退还叆阳东北新孤山堡地。山谷狭隘，不适耕种，实无所利。成梁所争之于王杲、王兀堂而得者，丧之太祖而不可复回。要其终以言之如此。
《明史 张学颜传》：“隆庆五年，进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明年秋建州都督王杲，以索降人不得，入掠抚顺，守将贾汝翼诘责之，杲益憾，约诸部为寇。副总兵赵完责汝翼启衅。学颜奏曰：‘汝翼却杲馈遗，惩其违抗，实伸国威。苟缘此罢斥，是进退边将，皆敌主之矣。臣谓宜谕王杲，送还俘掠。否则调兵剿杀，毋事姑息以畜祸。’赵完惧，饣鬼金貂。学颜发之。诏逮完而宣谕王杲。如学颜策。诸部闻大兵且出，悉窜匿山谷。杲惧，十二月约海西王台送俘获就款。学颜因而抚之。辽阳镇东二百余里，旧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张铎，增置险山五堡，然与辽镇声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诰，奏设险山参将辖六堡一十二城，分守叆阳。又以其地不毛，欲置宽甸。以时绌不果。万历初，李成梁议移孤山堡于张其哈甸，移险山五堡于宽甸、长甸、双墩、长领散等，皆据膏腴，扼要害。而边人苦远役，出怨言。工甫兴，王杲复犯边，杀游击裴承祖。巡按御史亟请罢役，学颜不可，曰：‘如此则示弱也。’即日巡寨上，抚定王兀堂诸部，听于所在贸易，卒筑宽甸，斥地二百余里，余是抚顺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约束。明年冬，发兵诛王杲，大破之，追奔至红力寨。张居正第学颜功在总督杨兆上，加兵部侍郎。”
《李成梁传》：“万历元年，建州都指挥王杲，故与抚顺通马市，及是诱杀游击裴承祖。成梁谋讨之。明年十月，杲复大举入。成梁檄副将杨腾，游击王惟屏，分屯要害，而令参将曹簠挑战。诸军四面起，敌大奔，尽聚杲寨。寨地高，杲深沟坚垒以自固。成梁用火器攻之，破数栅。矢石雨下。把总于志文、秦得倚先登，诸将继之。杲走高台，射杀志文。会大风起，纵火焚之。先后斩馘千一百余级，毁其营垒而还。进左都督，世荫都指挥同知。杲大创不能军，走匿阿哈纳寨。曹簠勒骑往，杲走南关。都督王台执以献，斩之。
●附 王杲纪
又《成梁传》得见兀堂事，已载《建州纪》。《东华录》所见阿太章京事，已载《景祖纪》。其王杲阿台事迹，于景、显二纪已指明所出之外，今更举所引各文如左：
稻叶氏《满洲历史地理》：“天命元年以前清朝领土之绪言《明史稿鞑靼传》：‘土蛮侵犯抚顺，攻凤凰城。海州、金州，杀掠尤甚，皆以建州女真为向导，由凤凰城进兵辽东半岛。’是以酋长王杲之焰益张。适明廷命李成梁守辽东。李善用兵，杲等不敌，逃至哈达，被执送成梁。时万历二年也。继起者为王兀堂，根据地在今佟家江流域。亦一犯叆阳宽甸，再犯永甸。李成梁穷追之于佟家江支流雅儿河。兀堂乃不能再起。盖与前之王杲，实太祖未起以前之巨酋也。”
又本篇四之乙，哲陈部下，古勒城云：“古勒城在今腰站之西，所谓鼓楼部之北毂勒峰之上。”《皇明从信录》卷三五，万历十年十二月之条，引《女真考》曰：“是年阿台益纠虏大举，一从静远堡，一从上榆林堡，各深入，前至沈阳城南浑河。李将军驰往虎皮驿援，虏稍却，阿台方拥众千余骑，纵掠抚顺边浑河口，徐引去。李将军因与兵备使靖四方会议：‘此逆雏在辽祸未息。’乃勒兵从抚顺王刚台出塞百余里，直捣古勒寨。寨陡峻，三面壁立，濠堑甚固。李将军用火攻冲坚，经两昼夜，射阿台死。而别将秦得倚等已前破阿海寨，诛海。海，毛怜卫夷，住牧莽子寨，与阿台济恶，亦枭逆也。”云云。古勒之名著于此役，清朝景显二祖，亦焚死此城中焉。
又第七卷六，边墙之展退乙东边下，引《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三，张学颜辽东善后处分疏，略言：“宽甸之地，土脉肥美，臣与辽总督杨兆与总兵官李成梁会议，御敌以保民为上策，守边地者以城堡为家。但此等事，着手易而著绩难。修前人之成迹易而创业难。在内地犹易而临敌地则尤难。至若进夺敌地，展拓封疆，遮断敌之通路，于其地创立城堡，则尤难中之至难矣。险山等旧堡，自嘉靖四十二年，添设参将，增加兵数，其地在内地，去边甚远。是以建州女真，每年增殖户口，加悍兵力。既据十岔口为出入之路，又占宽甸子为射猎之区。我之兵马，殆不出边。夜间斥候，亦不出哨。由是王杲等肆掠于北，王兀堂、阿住古、准嗒等部，肆掠于东。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由十岔口侵入，陷洒马吉堡。四十五年二月，由十岔口进抢叆阳堡等。隆庆四年八月，由大柞口抢入沿江等地。此外如草河等堡，抢掠人民牲畜等事，尤难悉数。是盖险山地广，兵数较寡。广宁辽阳兵马，难于一时应急，若任其蚕食，则叆阳附近，将成无人之境。且边内之地，沙碛不毛，兵卒已有逃亡相踵之势，长此情状，再经数年，终必不可收拾。总兵官李成梁，任险山参将时，洞悉此弊，即拟将各堡展移至宽甸子、十岔口等处。当时上下疑畏不行。至万历元年，始奉朝命，决移险山等六堡于宽甸子及十岔口等处。但此地周围皆有山林，中间膏腴平坦，在边墙外二百里，女真所必争之地。以故工事创始之时，或言敌攻叆阳，或言敌入辽阳，将有引起女真积愤之事。我边地人民，亦苦远役，遂出怨言。辽东文武各官，尤以惮劳，多方讪谤，指族军人，以罢工恫吓臣等。臣等不为所动，督促进行。迨稍有次第，忽发生王杲杀游击裴承祖于边外之事。时由开原至辽阳，由将领至屯民，在在煽动，人人自危。巡按史奏请停工，臣等亦非不疑畏。然一旦停工，军夫散放，不可复聚，银粮亦同。徒失事机，示弱于敌。由是臣等不避违旨之罪，与总兵李成梁引兵赴彼，立定基址。至大势已成，臣又巡阅，多方晓谕，参将傅廷勋，不避艰险，挺身任事，列栅为城。女真酋长来窥探者，谕以祸福，遍加犒赏，无不从命。臣等又知筑城之夫匠等，往来于远隔不便之地，粮饷最艰，议行银粮互给之法。又欲节工役之劳，为定服役时期，轮番就役。又恐工事委员，虚捏工程，不符预定之式，给以一定之尺度，计算高厚。又制作帐簿，使明出人之数。其时李成梁适捣平王杲，敌势益弱。去年又执王杲，献之京师，敌益服。故三年之间，诸部服从，内外王虞，六堡工程，完全告竣。”
又引《东夷考略》：“万历七年，建州酋长王兀堂渐迫边墙。八年，屡犯叆阳、永甸等堡城。李成梁追击之，至边墙外二百余里之鸭儿匮。”云云。并言：“鸭儿匮当为鸦儿浒之转音。若然，则在佟家江支流大小鸦儿河防之附近。”
又引《皇明从信录》卷三三曰：“李成梁展边界而筑宽甸等堡，其地北邻王杲部落，东邻王兀堂部落，距叆阳二百里。其修筑十岔口宽甸堡时，张学颜往视察之。王兀堂等数十人，皆跪修塞道，誓不向内地射猎，请以盐布为贸易，学颜因上疏为陈米布猪盐之贸易。既得许可，并以市税充女真人之抚赏焉。自此开原以南，抚顺、清河、叆阳、宽甸，皆有市场，奉明约束。”
稻叶氏叙述之文又曰：“创建六堡之李成梁，其后即建议废撤六堡，退还叆阳以西。当时明兵科给事中宋一韩，上疏痛劾李成梁等。观疏中大旨，因宽甸一带之丧失，所致祸害不少，慨乎言之，并请仍复万历三十三年以前之旧。成梁乃于云头里至鸦鹘等处，更设关隘。鸦鹘关是以有旧新二处，则在清河城方面，边境又稍展几分。时明廷知宋一韩之议，不可漠视，乃使熊廷弼巡视辽东。据其复命之词，对于东边位置，虽不尽如一韩之痛论，然大体颇从之。由是宽甸沃土，悉仕女真射猎，终明之世，无回复之日矣。但叆阳东北新孤山堡一地，曾由清太祖归还，不过一狭隘之山谷，不适耕种。清河城方面，依然在女真人手。”
按清河城边境，汉人与女真，所争者在宽甸一地，观稻叶引《皇明经世文编》四八一：“天启元年，辽东经略熊廷弼与友人书曰：‘辽东山脉，东北起长白山，西南至南旅顺海口为止。此山脉之一路，分出枝脉，形成峪地。每峪有一河，流水淙然，石齿齿出，不可屯田。居民依山而往，挖山耕种。今年挖此一块，地力既尽，又耕别块。顾安所得空地乎？由此可知边地所必争之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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