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编 吕思勉、孟森讲明史
明朝的盛衰
洪武年中诸大事
靖难两疑案之论定
宦官的专权
权臣和党祸
崇祯致亡之症结
明朝的盛衰
明太祖起于草泽，而能铲除胡元，戡定群雄，其才不可谓不雄。他虽然起于草泽，亦颇能了解政治，所定的学校、科举、赋役之法，皆为清代所沿袭，行之凡600年。卫所之制，后来虽不能无弊，然推原其立法之始，亦确是一种很完整的制度，能不烦民力而造成多而且强的军队。所以明朝开国的规模，并不能算不弘远。只可惜他私心太重。废宰相，使朝无重臣，至后世，权遂入于阉宦之手。重任公侯伯的子孙，开军政腐败之端。他用刑本来严酷，又立锦衣卫，使司侦缉事务，至后世，东厂、西厂、内厂遂纷纷而起。东厂为成祖所设，西厂设于宪宗时，内厂设于武宗时，皆以内监领其事。这都不能不归咎于诒谋之不臧。其封建诸子于各地，则直接引起了靖难之变。
明初的边防，规模亦是颇为弘远的。俯瞰蒙古的开平卫，即设于元之上都。其后大宁路来降，又就其地设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泰宁在今热河东部，朵颜在吉林之北，福余则在农安附近。所以明初对东北，威远瞻。其极盛时的奴儿干都司设于黑龙江口，现在的库页岛，亦受管辖。《明会典》卷一〇九：永乐七年，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口。清曹廷杰《西伯利亚东偏纪要》说庙尔以上250余里，混同江东岸特林地方，有两座碑：一刻《敕建永宁寺记》，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宁寺记》，均系太监亦失哈述征服奴儿干和海中苦夷之事。苦夷即库页。宣德为宣宗年号，宣德六年为公元1431年。但太祖建都南京，对于北边的控制，是不甚便利的。成祖既篡建文帝，即移都北京。对于北方的控制，本可更形便利。确实，他亦曾屡次出征，打破鞑靼和瓦剌。但当他初起兵时，怕节制三卫的宁王权要袭其后，把他诱执，而将大宁都司，自今平泉县境迁徙到保定。于是三卫之地，入于兀良哈，开平卫势孤。成祖死后，子仁宗立，仅一年而死。子宣宗继之。遂徙开平卫于独石口。从此以后，宣、大就成为极边了。距离明初的攻克开平，逐去元顺帝，不过60年。明初的经略，还不仅对于北方。安南从五代时离中国独立，成祖于1406年，因其内乱，将其征服，于其地设立交趾布政使司，同于内地。他又遣中官郑和下南洋，前后凡七次。其事在1405至1433年之间，早于欧人的东航有好几十年。据近人的考究：郑和当日的航路，实自南海入印度洋，达波斯湾及红海，且拂非洲的东北岸，其所至亦可谓远了。史家或说：成祖此举，是疑心建文帝亡匿海外，所以派人去寻求的。这话亿度而不中情实。建文帝即使亡匿海外，在当日的情势下，又何能为？试读《明史》的外国传，则见当太祖时，对于西域，使节所至即颇远。可见明初的外交，是有意沿袭元代的规模的。但是明朝立国的规模，和元朝不同。所以元亡明兴，西域人来者即渐少。又好勤远略，是和从前政治上的情势不相容的，所以虽有好大喜功之主，其事亦不能持久。从仁宗以后，就没有这种举动了。南方距中国远，该地方的货物，到中原即成为异物，价值很贵；又距离既远，为政府管束所不及，所以宦其地者率多贪汙，这是历代如此的。明朝取安南后，还是如此。其时中官奉使的多，横暴太甚，安南屡次背叛。宣宗立，即弃之。此事在1427年，安南重隶中国的版图，不过22年而已。自郑和下南洋之后，中国对于南方的航行，更为熟悉，华人移殖海外的渐多。近代的南洋，华人实成为其地的主要民族，其发端实在此时。然此亦是社会自然的发展，得政治的助力很小。
明代政治的败坏，实始于成祖时。其（一）为用刑的残酷，其（二）为宦官的专权，而两事亦互相依倚。太祖定制，内侍本不许读书。成祖反叛时，得内监为内应，始选官入内教习。又使在京营为监军，随诸将出镇。又设立东厂，使司侦缉之事。宦官之势骤盛。宣宗崩，英宗立，年幼，宠太监王振。其时瓦剌强，杀鞑靼酋长，又胁服兀良哈。1449年，其酋长也先入寇。王振贸然怂恿英宗亲征。至大同，知兵势不敌，还师。为敌军追及于土木堡，英宗北狩。朝臣徐有贞等主张迁都。于谦力主守御。奉英宗之弟景帝监国，旋即位。也先入寇，谦任总兵石亨等力战御之。也先攻京城，不能克，后屡寇边，又不得利，乃奉英宗归。大凡敌兵入寇，京城危急之时，迁都与否，要看情势而定，敌兵强，非坚守所能捍御，而中央政府，为一国政治的中心，失陷了，则全国的政治，一时要陷于混乱，则宜退守一可据的据点，徐图整顿。在这情势之下，误执古代国君死社稷之义，不肯迁都，是要误事的，崇祯的已事，是其殷鉴。若敌兵实不甚强，则坚守京城，可以振人心而作士气。一移动，一部分的国土，就要受敌兵蹂躏，损失多而事势亦扩大了。瓦剌在当日形势实不甚强，所以于谦的主守，不能不谓之得计。然徐有贞因此内惭，石亨又以赏薄怨望，遂结内监曹吉祥等，乘景帝卧病，闯入宫中，迎英宗复辟，是为“夺门”之变。于谦被杀。英宗复辟后，亦无善政。传子宪宗，宠太监汪直。宪宗传孝宗，政治较称清明。孝宗传武宗，又宠太监刘瑾，这不能不说是成祖恶政的流毒了。明自中叶以后，又出了三个昏君。其（一）是武宗的荒淫。其（二）是世宗的昏愦。其（三）是神宗的怠荒。明事遂陷于不可收拾之局。武宗初宠刘瑾，后瑾伏诛，又宠大同游击江彬，导之出游北边。封于南昌的宁王宸濠，乘机作乱，为南赣巡抚王守仁所讨平，武宗又借以为名，出游江南而还。其时山东、畿南群盗大起，后来幸获敉平，只可算得徼幸。武宗无子，世宗以外藩入继。驭宦官颇严，内监的不敢恣肆，是无过于世宗时的。但其性质严而不明，中年又好神仙，日事斋醮，不问政事。严嵩因之，故激其怒，以入人罪，而窃握大权，政事遂至大坏。其时倭寇大起，沿海七省，无一不被其患，甚至沿江深入，直抵南京。北边自也先死后，瓦剌复衰，鞑靼部落入据河套，谓之“套寇”。明朝迄无善策。至世宗时，成吉思汗后裔达延汗复兴，击败套寇，统一蒙古。达延汗四子，长子早死。达延汗自与其嫡孙卜赤徙牧近长城，称为插汉儿部，就是现在的察哈尔部。次子为套寇所杀。三子系征服套寇的，有两子：一为今鄂尔多斯部之祖，亦早死。一为阿勒坦汗，《明史》称为俺荅，为土默特部之祖。第四子留居漠北，则为喀尔喀三部之祖。车臣，上谢图，札萨克图。其三音诺颜系清时增设。自达延汗以后，蒙古遂成今日的形势了，所以达延汗亦可称为中兴蒙古的伟人。俺荅为边患是最深的。世宗时，曾三次入犯京畿。有一次，京城外火光烛天，严嵩竟骗世宗，说是民家失火，其蒙蔽，亦可谓骇人听闻了。世宗崩，穆宗立，未久而死。神宗立，年幼，张居正为相。此为明朝中兴的一个好机会。当穆宗时，俺荅因其孙为中国所得，来降，受封为顺义王，不复为边患。插汉儿部强盛时，高拱为相，任李成梁守辽东，戚继光守蓟镇以敌之。成梁善战，继光善守，张居正相神宗，益推心任用此二人，东北边亦获安静。明朝政治，久苦因循。张居正则能行严肃的官僚政治。下一纸书，万里之外，无敢不奉行惟谨者，所以吏治大有起色。百孔千疮的财政，整理后亦见充实。惜乎居正为相不过10年，死后神宗亲政，又复昏乱。他不视朝至于20余年。群臣都结党相攻。其时无锡顾宪成，居东林书院讲学，喜欢议论时政，于是朝廷上的私党，和民间的清议，渐至纠结而不可分。神宗信任中官，使其到各省去开矿，名为开矿，实则藉此索诈。又在穷乡僻壤，设立税使，骚扰无所不至。日本丰臣秀吉犯朝鲜，明朝发大兵数十万以援之，相持凡7年，并不能却敌，到秀吉死，日本兵才自退。神宗死后，熹宗继之。信任宦官魏忠贤，其专横又为前此所未有。统计明朝之事，自武宗以后，即已大坏，而其中世宗、神宗，均在位甚久。武宗即位，在1506年，熹宗之死，在1627年，此122年之中，内忧外患，迭起交乘，明事已成不可收拾之局。思宗立，虽有志于振作，而已无能为力了。
（吕思勉）
洪武年中诸大事
一、命相与废相。太祖自下集庆后，自领江南行省平章与元帅府元帅，时犹以一官自处。元至正二十四年（1365年），太祖为吴王，始定官制，仿元制设中书省，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官制尚左，改善长为左，达为右。达方连年统兵，平汉平吴取中原，实不与省务。洪武元年，改相国为丞相，直至四年，皆由善长独相。四年正月，善长致仕，以汪广洋为右丞相，徐达以左丞相仍统军，旋为大将军西征，广洋独相。至六年，左迁广东参政，而胡惟庸代之，惟庸独相。至十年九月转左，仍以汪广洋为右丞相。至十二年十二月，以御史中丞言刘基为惟庸毒死，帝问广洋，对曰：“无有。”帝怒其朋欺，贬广南，寻赐死。十三年正月，惟庸以谋反发觉，诛，遂罢中书省，定制不置丞相。明之有相，惟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四人任之，其理省事者实止善长、广洋、惟庸三人。善长自太祖略地滁阳时迎谒，与语大悦，留掌书记，俱攻滁州，既下，即任参谋，预机务，主馈饷。太祖威名日甚，诸将来归者，为太祖察其材，而布太祖款诚，并调护其龃龉。郭子兴中流言，疑太祖，欲夺善长自辅，善长固谢弗往。太祖师行所克，取郡邑，善长预书榜禁戢士卒，民不知兵。军机进退，赏罚章程，有所招纳，则为书词；自将征讨，则命居守。定榷盐、榷茶诸法，制钱法，开铁治，定鱼税，饶益国用，而民不困。又裁定律令，奏定官制，帅礼官定朝野礼仪制度。又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大明集礼》。祭祀、封建、爵赏，事无巨细，悉委善长，与儒臣谋议之，为功臣第一，比之萧何，为真宰相。富贵既极，帝稍厌其骄，以病致仕，恩礼尚隆，复以公主归其子。洪武十年，与李文忠并命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同议军国大事。十三年，胡惟庸伏诛，善长以与相厚，他坐党死者众，而善长以功大，免，又十年，卒诛之。广洋依违无大建白。惟庸始以才当帝意，曲谨市宠，独相数年，大为奸利。徐达、刘基均以为言，会基病，帝遣惟庸以医往，遂以毒中之。与善长相结，以兄女妻其从子佑。善长耄年，竟以惟庸谋反牵染死，遂结千余年中书柄政之局。洪武间四大狱，连坐动至数万人，惟庸狱最早发，延十余年，其狱始竟，不可不稍详之。
洪武初，帝有厌李善长意，欲易相，《明史·刘基传》：“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明通鉴考异》以此文为史有误，宪被诛在三年七月，善长罢相在四年正月，帝欲相宪，当在其前。谷氏《明纪事本末》以为刘基论相在二年十月。《基行状》叙帝责善长，基论相，皆在元、二年间。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广洋、惟庸皆败。”
《基传》又云：“明年，洪武四年赐归老于乡。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与物多忤。至是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茅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其韬迹如此，然究为惟庸所中。初，基言瓯、括间有隙地曰谈洋，南抵闽界，为盐盗薮，方氏所由乱，请设巡检司守之。奸民弗便也。会茗洋逃军反，吏匿不以闻，基令长子琏奏其事，不先白中书省，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挟前憾，使吏讦基，谓谈洋有王气，基图为墓，民弗与，则请立巡检逐民。帝虽不罪基地，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基惧入谢，乃留京不敢归。未几，惟庸相，基大慼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忧愤疾作。八年三月，帝亲制文赐之，遣使护归，抵家疾笃，以天文书授子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又谓次子璟曰：“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联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子琏，字孟藻，有文行。洪武十年，授考功监丞，试监察御史，出为江西参政。太祖常欲大用之，为惟庸党所胁，堕井死。
按诚意之归隐韬迹，非饰为名高也，亦非矫情也，盖惧祸耳。《历朝诗集·刘诚意小传》云：“公负命世之才，丁胡元之季，沈沦下僚，筹策龃龉，哀时愤世，几欲草野自屏。然其在幕府，与石抹艰危其事，遇知己效驰驱，作为歌诗，魁垒顿挫，使读者偾张兴起，如欲奋臂出其间者。遭逢圣祖，佐命帷幄，列爵五等，蔚为宗臣，斯可谓得志大行矣。乃其为诗，悲穷叹老，咨嗟幽忧，昔年飞扬硉矹之气，澌然无有存者，岂古之大人志士，义心苦调，有非旂常竹帛可以测量其深浅者乎？呜呼，其可感也！”本此眼光读公遗著，可知大人志士，惟在乱世为有意气发舒，得志大行则皆忧危之日。其不知忧危者，必有胡惟庸、蓝玉之流；知忧危者，则公及汉之张良是也，而公犹且不尽免祸，读史诚可感矣。然以国家全体而论，当开创之后，而无检制元勋宿将之力，人人挟其马上之烈以自豪，权贵纵横，民生凋弊，其国亦不可久也。功臣遭戮，千古叹汉、明两祖之少恩，其实亦汉、明开国之功，所以能速就耳。公吏本传又言：“基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移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数以孔子之道导予。’顾帷幄语秘莫能详，而世所传为神奇，多阴阳风角之说，非其至也。”公干阴阳风角之说，史以为非其至，其实可云达人嗜奇之一蔽。谈洋王气之谗，正以公有术数之长，而运帝听。公之料事奇中，自由正大之学问所养成之识力，于阴阳风角何预？使果有秘术，何以谈洋奏请设官，不能预防其讦；惟庸医来下毒，不能先烛其奸？临死使其子上天文书，毋使后人复习，诚悔之耳。
《奸臣·胡惟庸传》：“惟庸，定远人。归太祖于和州太祖用计拔和州，奉郭子兴檄总其军，事在至正十五年。授元帅府奏差，寻转宣使，除宁国主簿，进知县，迁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至正二十四年，陈理降，始设湖广行省。吴元年，召为太常少卿，进本寺卿《纪事本末》：惟庸故起家宁国令，时太师李善长秉政，惟庸馈遗善长黄金二百两，得召入为太常卿。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已，代汪广洋为左丞。六年正月，右丞相广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帝难其入，久不置相，惟庸独专省事。七月，拜右丞相，久之进左丞相，复以广洋为右丞相。自杨宪诛，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大将军徐达深疾其奸，从容言于帝，惟庸遂诱达阍者福寿以图达，为福寿所发。御史中丞刘基亦尝言其短，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挟医视，遂以毒中之。基死，益无所忌，与太师李善长相结，以兄女妻其从子佑。学士吴伯宗劾惟庸，几得危祸，自是势益炽。其定远旧宅，井中忽生石笋，出水数尺，谀者争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皆夜有火光烛天，惟庸益喜自负，有异谋矣。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归，擅乘传，帝怒责之曰：‘中原兵燹之余，民始复业，籍户买马，艰苦殊甚，使皆效尔所为，民虽尽鬻子女，不能给也。’责捕盗于代县。代州，洪武二年降为县，八年二月复升为州。平凉侯费聚奉命抚苏州军民，日嗜酒色。帝怒，责往西北招降蒙古，无功，又切责之。二人大惧，惟庸阴以权利胁诱二人。二人素戆勇，见惟庸用事，密相往来，尝过惟庸家饮，酒酣，惟庸屏左右，言：‘吾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二人益惶惧。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军马。又尝与陈宁坐省中，阅天下军马籍，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贤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曰：‘吾有所用尔也。’太仆寺丞李存义者，善长之弟，惟庸婿李佑父也。惟庸令阴说善长，善长已老，不能强拒，初不许，已而依违其间。惟庸益以为事可就，乃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倭与期会。又遣元故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嗣君，请兵为外应。事皆未发。会惟庸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惟庸惧，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十二年九月，占城来贡，惟庸等不以闻，中官出见之，入奏，帝怒，敕责省臣，惟庸及广洋顿首谢罪，而微委其咎于礼部，部臣又委之中书。帝益怒，尽囚诸臣，穷诘主者，未几，赐广洋死，广洋妾陈氏从死。帝询之，乃入官陈知县女也。大怒曰：‘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乃敕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属咸当坐罪。明年正月，涂节遂上变告惟庸。御史中丞高暠，时谪为中书省吏，亦以惟庸阴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讯，词连宁、节。廷臣言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乃诛惟庸、宁并及节。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至十八年，李存义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贤狱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获封绩，善长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发，捕绩下吏，讯得其状，逆谋益大著。会善长家奴卢谦首善长与惟庸往来状，而陆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唐胜宗、费聚、赵雄三侯与惟庸共谋不轨。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
胡狱坐死之功臣封侯者至二十余人，洪武功臣各本传中可辑也。其以名德特宥者，《宋濂传》：“长孙慎，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孝义·郑濂传》：“胡惟庸以罪诛，有诉郑氏交通者，吏捕之，兄弟六人争欲行，濂弟湜竟往，时濂在京师，迎谓曰：‘吾居长，当任罪。’湜曰：‘兄年老，吾自往辨。’二人争入狱。太祖召见曰：‘有人如此，肯从人为逆耶？’宥之，立擢湜为左参议。”宋濂为太子师先后十余年，太子敬礼之，言必称师父。以濂学术，实有开国儒臣之首。而浦江郑氏为三百年义门，《宋史》、《元史》皆有传，仅乃得免。惟庸诛后十年，而李善长见法时，复有牵染。靖宁侯叶升之以胡党伏诛。更在洪武二十五年。所谓坐诛者三万余人，其名何可胜考。此为明初第一大狱。
洪武十三年正月癸卯，诏书编之祖训，略云：“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多贤相，然其中多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太祖以置相为秦以来事，古三公论道不任职，六官任职而无总揽之柄，政事由君上亲裁，此法自亦不谬。以帝非怠政之君，而中书省为万几所集，作奸者有专擅而无分掣，遂成惟庸之祸，故因噎废食如此。盖帝好便给任事之才，不欲用以道自重之士，若刘基即终不能深倚，其故可知。至小人积恶之久，非谋逆无掩盖之法，天下初定，戎马之士，反侧易生。废相以后，嗣君能稍勤政，必无奸雄专弄之权。此太祖之特识也。然勤政正未易言，太阿倒持，终不可免，权相之外，又有权阉，事固有出于所防之外者矣。
二、峻法与守法。明初用刑之峻，若《大诰三编》，若胡惟庸、蓝玉、郭桓、空印等四案，驭勋贵官吏特严。《大诰》于所定《大明律》之外，指定条目，处以极刑，其目有十：曰揽纳户，曰安保过付，曰诡寄田粮，曰民人经该不解物，曰洒派抛荒田土，曰倚法为奸，曰空引偷军，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长解卖囚，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至抄札。书成，颁之学宫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狱囚有能读《大诰》者，罪减等。一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皆赐钞币遣还。未几，复定《续编》、《三编》，时惩元季贪冒，徇私灭公，立法务为严峻，于赃吏尤重绳之，其序言：“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置之重典。”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其《三编》稍宽容，然所列进士、监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犹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还职，率戴斩罪给事。
四案中三案前已略具。蓝玉一案，亦明初大狱，兹补述之。史《蓝玉传》：“玉，定远人，开平王常遇春妇弟。初隶遇春帐下，临敌勇敢，所向皆捷，遇春数称于太祖，由管军镇抚积功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四年，从傅友德伐蜀。五年，从徐达北征。七年，帅兵拔兴和。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讨西番，擒其酋。明年，封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予世券。十四年，以征南右副将军从颍川侯傅友德征云南，滇地悉平，益禄五百石，册其女为蜀王妃。二十年，以征虏左副将军从大将军冯胜征纳哈出，纳哈出降，还至亦迷河，悉降其余众。会冯胜有罪，收大将军印，命玉行总兵官事，寻即军中拜玉为大将军，移屯蓟州。时顺帝孙脱古思帖木儿嗣立，扰塞上。二十一年三月，命玉帅师十五万征之，出大宁，至庆州，谍知元主在捕鱼儿海，间道兼程，进薄其营。敌谓我军乏水草，不能深入，又大风扬沙，昼晦，军行敌无所觉，猝至前，大惊迎战，败之，杀太尉蛮子等，降其众。元主与太子天保奴数十骑遁去，玉以精骑追之不及，获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余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二千人，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并宝玺、符敕、金牌、银印诸物，马驼牛羊十五万余，焚其甲仗蓄积无算。奏捷京师，帝大喜，赐敕褒劳，比之卫青、李靖。又破哈剌章营，获人畜六万。师还，进凉国公。明年，命督修四川城池。二十三年，施南、忠建二宣抚司叛，命玉讨平之。又平都匀安抚司，散毛诸洞，益禄五百石，诏还乡。二十四年，命玉理兰州、庄浪等七卫兵，以追逃寇祁者孙，遂略西番罕东之地，土著人酋哈咎等遁去。会建昌指挥使月鲁帖木儿叛，诏移兵讨之，至则都指挥瞿能已在破其众，月鲁走柏兴州，玉遣百户毛海诱缚其父子，送京师诛之，而尽降其众，因请增置屯卫。报可。复请籍民为兵，讨朵甘、百夷。诏不许，遂班师。”
以上节《玉传》所叙玉之功绩。当其北伐已建殊勋，敕书褒劳，而封国改梁为凉，赐券而镌其过。（见下）在玉为武人不修行检，不能怨上之寡恩。逮平湖广诸土司益禄而即诏还乡，明示以功成身退之义。玉若稍有学养，正急流勇退时，可以无多求矣。乃以西南多事，复起用之。既有功，复欲延长兵事，请讨朵甘、百夷。朵甘地为青海，百夷则缅甸所析之麓川、平缅等司。诏不许而班师，亦其时朵甘、百夷初不为患也。帝之不欲轻启边衅，识高于玉，而玉之不必复以军事自豪，亦可知矣。乃复愤愤争功，在英主之朝，宜其取祸，然至诛夷灭族，坐党者万五千人，则亦太过，非君臣相处之常理矣。
《玉传》又云：“玉长身頳面，饶勇略，有大将才。中山、开平既没，数总大军，多立功。太祖遇之厚，寖骄蹇自恣，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暴横。尝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怒，逐御史。北征还，夜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帝闻之不乐。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惭，自经死。帝切责玉。初，帝欲封玉梁国公，以过改为凉，仍镌其过于券。玉犹不悛，侍宴语傲慢，在军擅黜陟将校，进止自专，帝数谯让。西征还，命为太子太傅，玉不乐居宋、颍两公下，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曰：‘我不堪太师耶？’比奏事，多不听，益怏怏。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告玉谋反，下吏鞫讯，狱辞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何真子。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伺帝出藉田举事。’狱具，族之。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手诏布告天下，条列爰书，为《逆臣录》。至九月，乃下诏曰：‘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胡谓丞相惟庸也。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凡列名《逆臣录》者，一公、十三侯、二伯。”
史家叙此事，云下吏鞫讯，狱辞云云，狱具，悉诛之。其意谓狱吏所具之文如是，其为事实与否，未可定也。《明通鉴》则据明代私家纪载言：“初，玉征纳克楚即纳哈出归，言于皇太子曰：‘臣观燕王在国，阴有不臣心。又闻望气者言，燕有天子气，殿下宜审之。’盖玉为常遇春妻弟，而皇太子元妃常氏，遇春女也。太子殊无意，而语啧啧闻于燕王，遂衔之。及太子薨，燕王来朝，颇言诸公侯纵恣不法，将有尾大不掉忧。上由是益疑忌功臣，不数月而祸作。”太子薨在二十五年四月丙子，乃四月二十五日。燕王等来朝，在正月壬寅，乃正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年二月乙酉诛蓝玉，即二月初十日，越四日己丑，即颁《逆臣录》。其间经告发鞫讯，当更需时，玉之祸作，不得即在二月。至八月，本纪又书燕王等来朝。上年太子薨后，不书燕王复来朝。燕王处北平，颇任边事，亦决不能正月来朝，至四月皇太子死而未去，又未必以太子死一岁间再朝。则所言未必尽信，或进言猜忌功臣，不必在太子死后耶？此等纪载，皆足为功臣不平之现状。《明通鉴》又云：“蓝玉之狱，詹徽从皇太孙录其事，玉不服，徽叱令速吐实，毋株连人，玉大呼徽即臣党，遂并坐。”此语出《名山藏·臣林记》，亦皆不平于当时之事者所为。《明史》詹徽附其父同传，但言性险刻，李善长之死，徽有力焉。蓝玉下狱，语连徽，及子尚宝丞绂，并坐诛。且《玉传》徽之与玉谋变，为蒋瓛所告，非录囚时所攀。囚攀问官，明是狡供，以此并坐，并及其子，亦非情理。故未敢以为信也。
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且多惟恐虐民，是以谨于守法而致成诸案。如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俱鞭死，史《道同传》：“为番禺知县，番禺故号烦剧，而军卫尤横，数鞭辱县中佐吏，前令率不能堪，同执法严，非理者一切抗弗从，民赖以少安。未几，永嘉侯朱亮祖至，亮祖以洪武十二年出镇广东，见本传。”数以威福挞同，同不为动。土豪数十辈，抑买市中珍货，稍不快意，辄巧诋以罪，同械其魁通衢。诸豪家争贿亮祖求免，亮祖置酒召同从容言之，同厉声曰：‘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也。他日，亮祖破械脱之，借他事笞同。富民罗氏者纳女于亮祖，其兄弟因怙势为奸，同复按治，亮祖又夺之去。同积不平，条其事奏之。未至，亮祖先劾同讪傲无礼状，帝不知其由，遂使使诛同。会同奏亦至，帝悟，以为同职甚卑，而敢斥言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鲠可用，复使使宥之。两使者同日抵番禺，后使者甫到，则同已死矣。’《亮祖传》：“亮祖诬奏同，同死，帝寻悟。明年九月，召亮祖至，至与其子府军卫指挥使暹俱鞭死，御制圹志，仍以侯礼葬。”此等事，皆抑官威以伸民枉，惟失在太快，当亮祖一奏同无礼，即遣使诛同，不先一问虚实。而其时县令得自上奏，则权贵不能无所忌惮。若亮祖之武夫不学，不足深责，但使所诬者不死，亮祖亦未至以鞭死偿命，但优奖鲠直之县令，深斥恣势之上官足矣，然有此等事树之风声，勋臣不无相警。史家类记其事，有临淄县令欧阳铭，抗常遇春，《铭传》附《道同传》：“遇春师过其境，卒入民家取酒，相殴击，一市尽哗，铭笞而遣之。卒诉令骂将军，遇春诘之，曰：‘卒王师，民亦王民也，民殴且死，卒不当笞耶？铭虽愚，何至骂将军；将军大贤，奈何私一卒挠国法？’遇春意解，为责军士以谢。后大将军徐达至，军士相戒曰：‘是健吏，曾抗常将军者，毋犯也。’”开平、中山固非朱亮祖比。然明初县令多能为民保障，触忤贵官，未尝非恃朝廷之能执法也。合之胡大海子以犯禁酒令而被手刃，驸马欧阳伦以私贩累有司供役而伏诛，足以见例矣。太祖之驭吏，复就史中揭一事言之，《杨靖传》附严德珉事云：“吴人严德珉，由御史擢右佥都御史，以疾求归，帝怒黥其面，谪戍南丹。遇赦放还，布衣徒步，自齿齐民，宣德中犹存。尝以事为御史所逮，德珉跪堂下，自言：‘曾在台勾当公事，晓三尺法。’御史问：‘何官？’答言：‘洪武中台长，所谓严德珉是也。’御史大惊，揖起之。次日往谒，则担囊徙矣。有教授与饮，见其面黥，戴敝冠，问老人犯何法？德珉述前事，因言：‘先时国法甚严，仕者希保首领，此敝冠不易戴也。’乃北面拱手，称圣恩圣恩云。”读此可以想见峻法之为用矣。民权不张之国，不能使官吏畏法，则既豢民膏，复以威福肆于民上，假国宠以殃民，即国家养千万虎狼以食人耳。故非有真实民权，足以钤束官吏，不能怨英君谊辟之持法以慑其志也。刑乱国。用重典，正此之谓，岂谓对民众而用法外之刑哉？
三、纳谏与拒谏。《纪事本末》叙明祖开国规模，大约明祖能识大计，不待人言，早有定见，逮言者适与之合，有翕然水乳之合。此类事极多，《明史》列类叙颇有法，如陈遇等传以纯儒高识，导以不嗜杀人，薄敛任贤，为帝所敬礼，言无不用，而不敢强以官。荐遇者秦从龙，帝止闻从龙名，从龙居镇江，帝遣徐达攻镇江，即属亟访从龙。达访得之，帝即遣从子文正、甥李文忠奉金绮造庐敦聘。从龙来荐遇，又发聘书，引伊、吕、诸葛为喻，尊遇至此。遇来，遂留参密议；从龙亦事无大小，悉与其谋，笔书漆简，问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二人始终敬礼，其所敷陈，无文字可见，但知为不嗜杀人及薄敛任贤等大指而已，盖亦非敢以严酷之度，一律待天下之贤。从龙死在太祖未即大位以前，常与世子亲至其家，尊礼无匹；遇死于洪武十七年，太祖屡欲官之而不受，卒成其高，又何尝敢以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罪相坐。盖其有益于太祖者，在救民水火一切根本之计，其品驾乎刘基、宋濂等之上。惟刘基、宋濂、叶琛、章溢诸人，则原本儒术，而文武干济，亦有实见之事功。宋濂始终以文儒侍上及教太子，未与军事，然刘基之倾倒于濂，在元代即视为天下之才，惟濂与己。盖当时之第一流，实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之儒者，视者功乃其末节，太祖皆得而用之，开一代之太平者，其所取之人材固不同矣。史传自一百三十五至一百三十七，数卷中皆见太祖之能容人善，崇信儒臣，绝非马上治天下之气度。至以综核精密之才，佐定法令，足以图治，其后或不得善终，则皆偏重于才，而德不足以称之。若陈修、杨思义等传附见多人，如开济即以奸狡弃市，此亦可以见太祖之尊贤用才，轻重自有分际也。
以上所谓纳其言而不待以谏名者，至其以谏自名，太祖之能纳，亦自英爽不落常套，姑举一事为例。史《周观政传》：“观政以荐授九江教授，擢监察御史，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人，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单薄废缺，欲使内家肆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
按此是何等气象。明之奉天殿，即令太和殿，奉天门即太和门，以御史监奉天门，立法之意，自是令其防止邪僻，观政竟肯奉职，可见当时肯任官者，其抱负已不凡，帝竟纳之，已奇，纳之而听御史请，亲出门边面谢其过，此岂百世帝王所有？岂但帝王，抑岂稍有权势者所肯为？清代自高宗以来，御朝不登正殿，有终身未至太和殿者，宫禁深远。一御史叫呼于门前，传命交刑部或诛戮之，则声息可达，若既听其言，而又从宫中亲出以谢过。今试观三殿之后，复隔乾清宫门，帝起居或竟在乾清宫，其出宫已甚远，若近代帝王起居，更远在离宫别馆，乾清且为踪迹罕到之地。以太祖所为视之，真不在意计中矣。
又《欧阳韶传》：“荐授监察御史，有诏曰：‘命两御史侍班。’韶尝侍直，帝乘怒将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韶趋跪殿廷下，仓卒不能措词，急捧手加额呼曰：‘陛下不可！’帝察韶朴诚，从之。”
以上为帝纳谏之一例。若其任性戮谏臣，则亦有之。如《叶伯巨传》，伯巨以训导应星变求言诏，为明初一大文字，全文载本传，所言深以分封诸王土地太侈，恐为将来尾大不掉之祸。书上，帝大怒曰：“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帝喜以奏，下刑部狱，死狱中。迨燕王以削夺称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为有先见。又《李仕鲁》、《陈汶辉》传：“帝自践祚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惟仕鲁与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争之，帝不听，仕鲁性刚介，由儒术起，方欲推明朱氏学，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见用，遽请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无怪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汶辉亦“忤旨惧罪，投金水桥下死。仕鲁与汶辉死数岁，帝渐知诸僧所为多不法，有诏清理释、道二教云。”又《王朴传》：“性鲠直，数与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争之强，帝怒命戮之，及市，召还，谕之曰：‘汝其改乎？’朴对曰：‘陛下不以臣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过史馆，大呼曰：‘学士刘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杀无罪御史朴也。’竟戮死。”
以上可见帝之纳谏奇，拒谏亦奇，其臣之敢谏死谏尤奇。士大夫遇不世出之主，责难之心，不望其君为尧舜不止，至以言触祸，乃若分内事也。以道事君，固非专以保全性命为第一义矣。风气养成，明一代虽有极黯之君，忠臣义士极惨之祸，而效忠者无世无之，气节高于清世远甚。盖帝之好善实有真意，士之贤者，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一为意气所激而掇祸，非所顾虑；较之智取术驭，务抑天下士人之气，使尽成软熟之风者，养士之道有殊矣。
四、除弊与流弊。明代之弊，无过于信用宦官，《宦官传》序：“太祖既定江左，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颁祖训，乃定为十有二监及各司局，稍称备员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镌铁牌置宫中，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纪事本末》：英宗正统七年冬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崩，太监王振益无所惮。洪武中，太祖鉴前代宦官之失，置铁牌，高三尺，上铸：“内臣不得于预政事”八字，在宫门内，宣德时尚存，振盗去之。”敕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有老阉供事久，一日从容语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还乡。尝用杜安道为御用监，安道，外臣也，以镊工侍帝数十年，帷幄计议皆与知，性缜密不泄，过诸大臣前，一揖不启口而退，太祖爱之，然无他宠异，后迁出为光禄寺卿。有赵成者，洪武八年，以内侍使河州市马，其后以市马出者，又有司礼监庆童等，然皆不敢有所干窃。”
史《职官志·宦官》：“太祖尝谓侍臣曰：‘朕观《周礼》，奄寺不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因用阶乱，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托，毋令过多。’又言：‘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有内侍事帝最久，微言及政事，立斥之，终其身不召。因定制：内侍毋许识字。洪武十七年，铸铁牌，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宫监文移往来。’然二十五年，命聂庆童往河州敕谕茶马，中官奉使行事，已自此始。”
《明通鉴》：“洪武元年四月丙辰，禁宦官预政典兵，上谓侍臣曰：‘史传所书汉唐宦官之祸，亦人主宠爱自致之耳。《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此辈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而已。若使宦官不预政，不典兵，虽欲为乱，其可得乎？’”此出《纪事本末》而稍节其文。又“四年闰二月，命吏部定内监等官品秩，自监正令五品以下至从七品有差。上谓侍臣曰：‘古之宦竖，不过司晨昏，供使令而已，自汉邓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阍人为常侍，不黄门通命，自此以来，权倾人主。吾防之极严，犯法者必斥去之，霜履坚冰之意也。’”此纯出《纪事本末》。
明之阉祸，古所未有，然太祖之防阉，则较前代为甚。史以赵成、聂庆童之奉使市马，为内臣衔命之始，似亦以作俑微归其咎，此缘后来为祸之烈，不得不深求之耳。观太祖以杜安道为御用监，则宫中给使本不必定用阉人，惜当时未有人能掉废阉之议，不若清一代之士大夫，尚有陶模其人，竟请革除阉制也。古用肉刑，受腐刑者守宫，乃为刑人开利用之路，故亦谓之宫刑。后世既废肉刑，即应并废阉宦，迁延不改，其患遂至滔天。明历世患阉，要不得不谓由太祖之作俑，其变迁自见后。
其次为锦衣卫镇抚司狱。史《刑法志》：“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古者狱讼掌于司寇而已，汉武帝始置诏狱二十六所，司马彪《续汉书》：“武帝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历代因革不常。五代唐明宗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乃天子自将之名，至汉有侍卫司狱，凡大事皆决焉。明锦衣卫狱近之，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所断治，所诛杀为多，后悉焚卫刑具，以囚送刑部审理。二十六年，申明其禁，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又《职官志·锦衣卫》：“洪武十五年，罢仪鸾司，改置锦衣卫，秩从三品，其属有御椅等七员，皆正六品。设经历司，掌文移出入；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十七年，改锦衣卫指挥使为正三品。二十年，以治锦衣卫者多非法凌虐，乃焚刑具，出系囚，送刑部审录，诏内外狱咸归三法司，罢锦衣狱。”
此锦衣卫设诏狱一事，不能不谓太祖实倡其始。设自十五年，至二十年而罢，二十六年，又申禁内外狱毋上锦衣卫，此在太祖已为不远而复矣。其后复设于永乐中，以一镇抚为未足，又分北镇抚司专掌刑狱，更以卫狱为未足，双倚宦官立东厂，后更有西厂，校尉与缇骑，更迭旁午。荼毒忠正，惨不忍言，盖拾太祖已废之迹也。
又其次为廷杖，《刑法志》：“太祖常与侍臣论待大臣礼，太史令刘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盘水加剑，诣请室自裁，未尝轻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体。’侍读学士詹同因取《大戴礼》及贾谊疏以进，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必如是，君臣恩礼始两尽。’帝深然之。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坐法当笞，太祖曰：‘六卿贵重，不宜以细故辱。’命以俸赎罪。后群臣罣误。许以俸赎，始此。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事已见上。工部尚书夏祥毙杖下，故上书者，以大臣当诛不宜加辱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夏祥乃薛祥之误，列传《薛祥传》：“八年，授工部尚书，时造凤阳宫殿，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斗殿脊者。太师李善长奏：‘诸工匠用厌镇法。’帝将尽杀之，祥为分别交替不在工者，并铁石匠皆不预，活者千数。营谨身殿，有司列中匠为上匠，帝怒其罔，命弃市。祥在侧，争曰：‘奏对不实竟杀人，恐非法。’得旨用腐刑。祥复徐奏曰：‘腐，废人矣，莫若杖而使工。’帝可之。明年，改天下行省为承宣布政司，以北平重地，特授祥，三年治行称第一。为胡惟庸所恶，坐营建扰民，谪知嘉兴府。惟庸诛，复召为工部尚书，帝曰：‘谗臣害汝，何不言？’对曰：‘臣不知也。’明年，坐累杖死，天下哀之。”
廷杖亦明代特有之酷政，太祖明知其非待大臣礼，然卒犯之，为后世作则。朱亮祖诬死道同，犹为有罪；薛祥则端直长厚，坐累杖死，天下哀之，非其罪可知。祥争腐刑，在改行省制之前一年，即在洪武八年，时明律未大定，有此主张，尚不足怪。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所养成之美俗。清则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
（孟森）
靖难两疑案之论定
成祖入金川门，建文宫中火起，永乐间修实录，以为帝已焚死。明代无人信之，所传建文行循之书，不知凡几。而清修《明史》时，史馆中忽以建文焚死为定论，王鸿绪《史稿》创此说，而史本纪较作疑辞。盖当时馆中分两派，主修建文后纪者为邵远平，多数不谓然，乃以其稿私印行世，用钱谦益、李清之说。驳正《致身录》之伪作乃朱彝尊，世以为主建文焚死者为彝尊，其实彝尊特纠《致身录》之伪，其撰《建文本纪》独加以疑辞，不与《史稿》同意。今姑置明代野史所言不论，就即史及《明实录》等文证之。
史《建文纪》：“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种，越八日，壬申，葬之。”
此纪据《曝书亭集》，彝尊自言为所撰之稿。当火起至火中出帝尸，乃一瞬间事，即出帝与后之尸矣，明明已知其所终，何以又云不知所终，且反先言不知所终，而后言出尸于火乎？是明明谓帝已不知所终，而燕王必指火中有帝尸在也。其所以作此狡狯者，主者之意，必欲言帝王无野窜幸存之理，为绝天下系望崇祯太子之计，即太子复出，亦执定其为伪托，以处光棍之法处之也。此秉笔者之不得已也。
至进《史稿》之王鸿绪，则不作疑词，且全书之首，冠以《史例议》一册，专论建文必已焚死者居其半，非但证其焚死，且若深有憾于建文，论其逊国之名，亦为有忝，虐杀宗藩，自早众弃，势穷力竭，而后一死了之，何足言逊？鸿绪之意，力尊燕王而已。不知逊国之说，燕王所乐称，若不言逊国，则将谓帝本不逊而由燕王篡取之乎，抑竟能谓帝以罪伏诛乎？故鸿绪希时皆太过，转为纰缪。乃钱氏大昕作《万斯同传》，竟采此论入万先生传，谓先生之论如是，而后建文不出亡之论乃定。此钱氏误以《史稿》出万氏手，而以《史例议》为万氏所著也。其实《史稿》亦经鸿绪以意窜定，并非万氏原文，鸿绪进《史稿》时，亦未言及万氏，但直认为己之所作。至《史例议》中有云：“康熙五十九年，岁在庚子，亡友朱竹垞仲孙嫁翁携《竹垞文稿》见贻”云云。此语岂万氏所出，而可认《史例议》为万氏之说耶？此钱氏之疏也。故谓《建文本纪》为断定焚死，已非真相也。
史《姚广孝传》：“十六年三月入觐，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之，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如果成祖已得帝尸，何必系溥洽以求其踪迹？若谓溥洽造为其说，则应以妖言罪伏诛，何必假他事以久系之，至十六年而不决？清史馆中所倚仗言《致身录》为伪书者乃钱谦益，而谦益则言帝出亡，为帝削发者即溥洽。此当别有据。清修《明史》时已不免浑言之矣。兹录钱氏谦益《有学集》文如下：
《有学集·建文年谱序》有云：“文皇帝之心事，与让皇帝之至德，三百年臣子未有能揄扬万一者，迄今不言，草亡木卒，祖宗功德，泯灭于余一人之手，魂魄私憾，宁有穷乎？何言乎文皇帝之心事也？壬年以还，天位大定，文皇帝苟有分毫利天下之心，国难方新，遗种未殄，必剪灭此，而后即安，张天网以笼之，顿八纮以掩之，闭口捕舍，遁将何所？以文皇帝之神圣，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药灯之诅祝，剃染之藉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黄，以荣国榻前一语，改参彝而典僧录，其释然于溥洽，昭于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终老也。文皇帝之心，高帝知之，兴帝知之，天地鬼神知之，三百年之臣子安处华夏，服事其圣子神孙，尚论其心事则懵如也，日月常鲜，琬琰如积，而文皇帝之心事，晦昩终古，此则可为痛苦者也。何言乎让皇帝之至德也？金川之师，祸深喋血，让皇帝苟有分毫不忘天下之心，凭仗祖德，依倚民怀，散亡可以收合，蛮夷可以煽动，卫世子之焚台，卫太子之诣阙，谁能惎之？让皇帝明知大命之不可干也，明知大位之不可再也，明知本支百世之不可倾动也，以神州赤县为孤竹之封，以休发坏衣为采药之遁，耄逊遐荒，自此退耕于野；头陀乞食，岂曰糊口四方？由是而内治外攘，逾沙轶漠，高皇帝之基业安，祖宗之统绪安，三百年之天地人鬼罔不大安，宁非让皇帝之所治乎？让皇帝之至德，媲诸泰伯其难易尤相倍，而三百年之臣子不能言，言之不尽矣。”以下言世传诸录之作伪非实，而作《建文年谱》之赵士喆亦不过排比诸录，欲传二百年未死之人心，非争竹帛之名等语。文繁不具录。盖建文之出亡为真，而诸录则伪，谦益之分辨了然也。
史《胡传》：“永乐元年，迁户科给事中。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安在。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至，急起召人，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宦官《郑和传》亦载此事。夫果成祖已确认火中之有帝尸，何以海内海外分途遍访，历二十余年，然后得一确息而释疑乎？来见时，已寝而起，急不能待明日，四鼓乃出，奏对甚久，则必有建文确踪，并其无意于复国之真意，有以大白于成祖，而后不复踪迹。明年成祖亦崩。此皆史文之明在者，可以无疑也。
近日故宫发见乾隆四十二年重修《明史本纪》刻本，以前但于《乾隆朝东华录》中见四十二年五月丁丑谕旨：“所有《明史本纪》，并着英廉、程景伊、梁国治、和珅、刘墉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并未见添修之本。岂料宫中竟有其书。《建文纪》末云：“棣遗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越八月壬申，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是正史早已改定，特未明诏颁行。改正原刻之殿本，今始传世耳。然又因以发见四库本之《明本纪》早用添修本，缘四库系写本，当时刻本未成，遂未行世。四库本人不易见，即有能读中秘书者，亦留心于外间所无之书，无人料《明史》之有异同，遂疑误至今，以为宫修正史，于明建文竟定为焚死，其实四库定本早已改定。盖至乾隆时朱三太子案相隔已远，无庸避忌，乾隆初告成之《明史》，尚是康熙间所修，故有此曲笔耳。此已论定疑案之一也。
明初名教，嫡长之分甚尊，懿文太子以长子得立，既死则应立嫡孙，故建文之嗣为一定之理。燕王既篡，无以表示应得国之道，乃自称己为马皇后所生，与太子及秦、晋二王为同母，时太子及秦、晋皆已故，则己为嫡长，伦序无以易之矣。此事当见于《太祖实录》中，预将诸王之生，明著其母，故永乐中将建文所修《太祖实录》改修两次，即系阑人此等文字。后修《永乐实录》则直云：“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太子标，次秦愍王樉，次晋恭王，次上，次周定王。”《明史稿例议》云：“《玉牒》诸书并同。当明时，诸家颇有异议，但为《实录》、《玉牒》所压，通人多不敢置信。”至修《明史》时亦仍之。《成祖本纪》云：“母孝慈高皇后。”与兴宗孝康皇帝即懿文太子。同。然于列传乃漏出两证，证成祖之非嫡出。
《黄子澄传》：“子澄曰：‘周王，燕王之母弟，削周，是剪燕羽翼也。’”此可证明燕王自与周王同母，并不与懿文太子同母。周王袛为燕王之羽翼，于建文帝较疏也。
又《太祖成穆孙贵妃传》：“位众妃上，洪武七年九月薨，年三十有二。帝以妃无子，命周王行慈母服三年，东宫诸王皆期，欶儒臣作孝慈录。庶子为生母服三年，众子为庶母期，自妃始。”此事证明周王本身庶子，故可认他庶母为慈母，而为之服三年。周王既与燕王同母，即燕王亦庶出也。
潘柽章《国史考异》云：“《南京太常寺志》所载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右一位妃，生成祖文皇帝。”潘氏引此志，尚未亲见神主，故《史例议》又力辟其妄。清末乃有李清之《三垣笔记》刊版，盖以前谓为禁书，只有李氏子孙所藏钞本，后禁网渐弛，然仍删节印行，至近年则更有足本出矣。《三垣笔记》中言北都破后，弘光复都南京，乃发旧太庙，妃神主具在，均如《南太常志》所云。由此始悟明北京太庙，一帝止有一后，继后及列帝生母皆不配享，殆即成祖迁都定此制，以便抹杀生母，不留痕迹。夫因欲冒应嗣之名，而至没其所生之母，皆成祖之贪位而忍心害理者。以前为疑案，《明史》中纪传自相矛盾。自《三垣笔记》出而证《明南太常志》之文。此已论定疑案之二也。
（孟森）
宦官的专权
明朝的内治，差不多始终为宦官把持。太祖、成祖两朝，内治总算是清明的，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时，北弃大宁，南弃安南，对外的不竞，就从此开始了。英宗立，宠任了一个王振，一切妄作妄为，其结果，就弄出土木之变。从成祖建立东厂，叫宦官刺探外事，宦官有了司法之权。王振专权时，也派他的义子马顺，管理镇抚司。有和他反抗的人，就叫镇抚司捕治，所以朝臣都拿他无可如何。英宗回国以后，本没有再做皇帝的道理。却是当英宗北狩时，朝臣有主张迁都的，也有主张坚守京城的。侍讲徐有贞，便是主张迁都最力的人。英宗回来之后，不免心怀惭愧。战将石亭，守京城有功，也因赏薄怨望。景帝初立英宗的儿子见深为太子。后来把他废掉，立了自己的儿子见济。偏偏见济又不争气，死掉了。景帝就久不建储。
前四五四年(1)，景帝有病。徐有贞、石亨等和内监曹吉祥相结。以兵闯入宫中，迎接英宗复位。废景帝，复位郕王。徙之西内，不多时，就死了。是为“夺门之变”。徐有贞旋为石亨所排挤，贬谪而死。石亨曹吉祥都因谋反事泄，伏诛。英宗再做了皇帝。似乎他的行为，总应当改弦易辙了，却是依然昏聩。靠锦衣卫使门达逯杲做耳目石亨的反谋，系门达所举发。曹吉祥造反时，逯杲为其所杀。因此英宗格外信任锦衣卫，锦衣卫就广遣校尉，到各处去侦探事情。弄得敲诈官吏，诬害平民，天下大受其害。
前四四八年，英宗崩，宪宗立。诛门达。却又宠任了太监汪直。于东厂之外，另立西厂，派汪直领其事。缇骑四出，屡兴大狱；无赖校尉，布满民间。贻毒更不堪设想。前四三〇年，才诛汪直，罢西厂。然而所信任的，仍是太监梁芳、方士李孜省、和尚继晓等一班人。前四二五年，宪宗崩，孝宗立，才把这三个人杀掉。刘健、谢迁、李东阳、相继秉政。把先朝弊政，极力厘剔。天下翕然。在位十八年，政治总算是清明的。到孝宗崩，武宗立，就又闹得不成样子了。武宗宠任太监刘瑾，于东西厂之外，另立内厂。派刘瑾主其事。武宗坐朝时，不知什么人，投了一封匿名书于路旁，数瑾恶罪。瑾就矫诏召百官三百多人，都跪在午门外，加以诘责，至于半日之久，然后把他们都送到监里，其专横如此。前四〇二年，安化王寘璠，反于宁夏。遣都御史杨一清讨之。太监张永为监军。一清游说张永，回见武宗时，极言刘瑾的恶罪。武宗方才省悟，把刘瑾杀掉。又有个大同游击江彬，交结了内监钱能的家奴，以蹴鞠侍帝。极言宣府、大同景物之美。于是武宗自称镇国公朱寿，出游宣府、大同，又从大同渡河，幸延绥，南至西安，由西安到太原。于是人心惶惶，谣言蜂起。宁王宸濠，乘机反于南昌。前三九三年陷南康、九江，东攻安庆。幸而王守仁起兵赣南攻其后，仅三十五日而平。总算是侥幸万分了。武宗却丝毫不知反省，反借亲征为名，到南京去游玩了一趟。平心论之，武宗不过是一个纨绔子弟，倘使不做皇帝，也不过是个败家子，无甚大害及于社会。要是处境困厄，或者还能养成一个很有才干的人。却是做了个皇帝，就把天下弄得如此其糟从古以来的皇帝，像这样的很多。这也可见得君主世袭制度的弊害了。
（吕思勉）
————————————————————
(1) 编者注：这篇文章中作者采用的是民国纪元的方法来纪年，该纪年方法是以1912年的民国元年为基准，在民国纪元之前的称民国前某某年，简称前某某年。为了保持文章原貌，编者未作改动。（1458年）
权臣和党祸
武宗崩后，世宗即位。世宗的性质，是偏于严刻的。即位之初，用杨廷和为大学士，厘革武宗时的弊政。天下翕然，颇有想望太平之意。旋因议尊本生父兴献王为皇考，而称孝宗为皇伯考，罢斥抗议的朝臣，而进用承顺意旨的张璁、桂萼。这件事，虽然没甚关系，然而从此以后，阿谀取容迎合意旨的人，就渐渐的得法起来。中叶以后，用严嵩为大学士。世宗颇好神仙，终日从事斋醮。一切政治，都置诸不问。又好以“明察自矜，果于刑戮”，就为杨嵩所利用，故意激怒了他，以“入人罪”。于是大家都惧怕严嵩，没人敢和他反抗。严嵩就得以大权独揽。前三六二年(1)，俺答大举入寇，直逼京城。严嵩以“辇毂之下，败不可掩，戒诸将勿与战”。于是虏兵纵横内地八日，掳掠的够了，方才扬去。世宗看见城外火光烛天，问是什么事？左右便以失火对。其蒙蔽如此。这时候，南有倭寇，北有俺答，用兵都连亘十余年；内地的政治，又是如此腐败；明朝的元气，就此大伤了。
前三四六年，世宗崩，穆宗立，张居正、高拱，相继为相，革除世宗时弊政。这时候，倭寇初平。俺答也请和。东南西北之民稍稍息肩。惟东方的插汉部又强盛，蓟、辽时被侵寇。高拱乃用戚继光守蓟镇，李成梁守辽东。继光守御甚严，成梁屡战破敌。于是东北亦安静。前三四〇年，穆宗崩，神宗立。年方八岁。张居正辅政。居正是个“综核名实”的政治家，要行严肃的“官僚政治”的。明朝从世宗以来，吏治败坏，已达极点。又累朝都好奢侈；国家财政，固极困难；人民生计，尤为凋敝。到处都盗贼窃发，民不聊生。居正乃“行官吏久任之法，严州县讳盗之诛。崇节俭以阜财，峻刑法以治盗，信赏必罚，号令严明”。一纸文书，虽“万里之外，无敢不奉行惟谨”。所以神宗初政，论史者称赞他有“起衰振敝”之功。然而神宗本不以张居正为然，不过迫于太后，无如之何。前三三〇年，张居正卒，就追夺他的官爵，籍没其家。从此以后，做宰相的，一切都奉承意旨，纪纲废弛，仍旧和前此一样了。
神宗亲征以后，荒于酒色。中年以后，怠荒更甚，至于二十多年不视朝这时候，鸦片初输入中国。有人说：神宗实在是抽了鸦片烟的，但是没有什么确据，官缺的也不补人。至于正旦朝会，朝廷之上，寥寥无几人大凡结党攻讦，总是起于没有是非的时候。要是有比较清明一点的政治，朋党自然结不起来的。神宗既然二十多年不视朝，一切章奏，自然是“留中不发”。于是言路互相攻击的人，无是非曲直可见，格外攻击得厉害。而只要言路一攻，其人就自然引去，于是言路的势力，反而更重。这时候，又有在野的顾宪成等，讲学于无锡东林书院。颇“议论时事，臧否人物”。附和他的人很多。就是朝中的人物，也有遥相应和的。于是党议复起。言路之中，分为齐、楚、浙三党；朝臣之中，又有所谓昆、宣党；互相攻击。而这时候，又适有所谓“三党”的好题目，就攻击得更厉害了。
神宗皇后王氏，无子。恭妃王氏，生皇长子常洛。贵妃郑氏，也生子常洵。帝宠郑贵妃，欲立其子。借口待中宫有子，久不建储。群臣屡以为言。前三一一年，才立常洛为皇太子。前二九七年，忽然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持梃闯入东宫，击伤守门内侍。把他拘来审讯，他自言姓张，名差，是郑贵妃宫中太监刘成、庞保主使他的。于是众论哗然，很有直攻郑贵妃和贵妃的兄弟郑国泰的。后来事末穷究，但把张差、刘成、庞保三个人杀掉，就算完结。这个唤做“梃击之案”。
前二九二年，神宗死了，常洛即位，是为光宗。不多时，就病了。鸿胪寺丞相李可灼进红丸一粒，光宗服之，明日而崩。于是东林党说这进红丸的事情，李可灼不能不负责任。也有人不以为然的。是为“红丸之案”。
光宗崩后，熹宗即位。时年十六。光宗的选侍郑氏，也住在乾清宫。御史左光斗上疏力争，选侍不得已，才移居哕鸾宫。是为“移宫之案”。
这所谓三案，本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两党得之，都把它当作攻奸的好资料。事过之后，依旧彼此争执，互相攻击。这时候，大学士叶向高，颇左袒东林党人。吏部尚书周嘉谟，又多引用东林党。非东林党人恨之入骨。熹宗也是个昏愚不过的。宠信乳母客氏，封为奉圣夫人。又宠任内监魏忠贤。非东林党就和他相结。御史崔呈秀更把东林党人的名字，都开给他，叫他“一网打尽”。于是魏忠贤自己提督东厂，先后杀掉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纪忠、周朝瑞、顾大章、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缪昌期、李应昇、周宗建等十二人。这十二人，谓之“前后六君子”。都是东林党里，表表有名的。又毁天下书院，把东林党人的姓名，榜示天下。魏忠贤威势赫奕；至于各省督抚，都替他建立生祠；歌功颂德的，遍于海内，真是不成事体。直到前二八五年，熹宗崩，毅宗即位，才把魏宗贤除掉。然而明朝的国事，已经无可收拾了。
明系图
（吕思勉）
————————————————————
(1) 编者注：这篇文章中作者采用的是民国纪元的方法来纪年，该纪年方法是以1912年的民国元年为基准，在民国纪元之前的称民国前某某年，简称前某某年。为了保持文章原貌，编者未作改动。
崇祯致亡之症结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乙卯，帝崩，是为二十二日，丁巳，二十四日。信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崇祯元年。熹宗崩之日，信王奉遗诏，即夕入临，居宫中，比明，群臣始至。时崔呈秀方改兵部尚书，夺情视事，比人临，内使十余传呼呈秀甚急，呈秀入与忠贤密谋久之，语秘莫得闻，或云：“忠贤欲篡位，呈秀以时未可止之也。”帝既即位于八月二十四日，至十月，乃罢崔呈秀。时阉党自危，杨所修、杨维垣、贾继春先后劾呈秀以尝帝，呈秀遂罢。又削浙江巡抚潘汝祯籍，以其建祠作俑。而阉党布在朝列，竟相持莫敢动。杨邦宪建祠疏至，帝阅而笑。忠贤辞建祠辄允。乃仅于部属中得主事钱元悫、陆澄源各一疏，又嘉兴贡生钱嘉征一疏，论劾忠贤，帝召忠贤，使内侍读疏，忠贤震恐丧魄，急以重宝啖信邸太监徐应元求解，帝斥应元。以十一月甲子朔，命：“忠贤凤阳安置。”戊辰，初五。罢各边镇守太监。己巳，忠贤与其党李朝钦行之阜城，自缢，崔呈秀闻之，亦自缢。十二月，客氏及其子侯国兴、弟客光先与魏良卿皆伏诛，客氏诏赴浣衣局掠死，籍其家，良卿、国兴、光先皆弃市，家属无少长皆斩。客氏之籍也，于其家得宫女妊身者八人，盖将效吕不韦所为，帝大怒，命悉笞杀之。诏天下所建逆祠悉拆毁变价。逮陆万龄于狱，监候处决。崇祯元年正月，诏“中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门”。戮忠贤尸，寸磔悬首河间。戮崔呈秀尸，悬首蓟门。
崇祯之处忠贤当矣，罢各边镇守，禁中官出禁门。创巨通深，宜有此明断。乃未几又悉用阉，至日后开城迎闯之曹化淳，正为帝之所尊信者，帝犹自谓：“非亡国之君。”此读史者所可论定也。
元年正月，大计天下吏，杨维垣以御史佐计，以东林与崔、魏并诋，并坚持三案。是时柄国者皆忠贤遗党，无敢颂言东林者，编修倪元璐首上疏一再驳正维垣，当局以互相诋訾两解之，而公论乃渐明矣。嗣是阁中阉党黄立极、张瑞图、施凤来陆续罢。立极先以山阴监生胡焕猷劾之，不自安求去。杨维垣犹论焕猷出东林指使，帝为除焕猷名下吏，亦允立极去。五月，从倪元璐言，毁《三朝要典》，焚其板，阉党侍讲孙之獬闻之，诣阁大哭，天下笑之。之獬后降清，入《贰臣传》。于是罹忠贤之祸者多赠官赐谥，东林始不负罪于世，而阉党犹持朝局，动以计陷右东林者。二年三月，始定逆案，分别磔、斩、秋后处斩及充军、坐、徒、革职、闲住各等罪名，共二百余人，诸奸亦多漏网者，维垣名在充军之列。
维垣于仇东林、翻逆案最力，为清流所深恶，然南都破后，能以一死了之；东林后辈，亦有降于闯军，列于清廷者，鼎革之际，事多难言，惟皦然不污者终以正人为多。
元年四月，起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焕以忤忠贤去，忠贤诛，王之臣被劾罢，延臣争请召崇焕，诏所思敦趣上道。七月至京师，召对平台，自任五年可复全辽，请勿令在朝诸臣以权力掣臣肘，以意见乱臣谋，帝悉从之，并假便宜赐上方剑。崇焕又以前此熊廷弼、孙承宗皆为人排构，不竟其志，上言：“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任而勿贰，信而勿疑。驭边臣与延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是以为边臣甚难。臣非过虑，中有所危，不得不告。”帝优诏答之。八月抵关，适宁远兵缺饷四月哗变，先靖其乱，即裁并诸镇，关内外止设二大将，祖大寿驻锦州，赵率教驻关门，身自居中驻宁远。请罢宁远及登莱巡抚不设，亦报可。二年六月，崇焕杀毛文龙。文龙镇东江，朝延视为意外之兵，不能时给饷，文龙因得以自筹之说，假通商名，往来海上，多贩违禁物规利。建州所资于中国者，得之东江，而文龙亦多得建州所产参貂，赂遗朝贵，恒为阉党所乐袒庇。既拥厚利，所集刁健不逞之徒极众，建州亦颇有顾忌，而朝鲜亦赖以联中朝之声气。崇焕莅镇，疏请遣部臣理东江饷。文龙恶文臣监制，抗疏驳之，崇焕不悦。寻文龙来谒，接以宾礼，文龙不让，崇焕谋益决。至是以阅兵为名，泛海抵双岛，文龙来会，崇焕相与燕饮每至夜分，文龙不觉也。崇焕议更营制，设监司，文龙怫然，崇焕以归乡动之，文龙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东事，东事毕，朝鲜衰弱，可袭而有也。”崇焕滋不怿，朝鲜最忠于明，明延亦无谋袭朝鲜之意，而至末代之军人，则多以此为厚自封殖之计，李成梁有次计，故益欲联络清太祖。毛文龙亦然，皆以纠集徒党大众，思开一新国土，以自雄于海外耳。遂以是月五日，邀文龙观将士射，先设幄山上，伏甲士幄外，文龙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焕曰：“予诘朝行，公当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毕登山，因诘文龙违令数事，文龙抗辩，崇焕厉声叱之，命去冠带絷缚，文龙犹倔强，崇焕曰：“尔有十二斩罪，知之乎？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妄，杀濒海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称：‘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海外诸国。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幽之岛上，僵卧死者，白骨如莽。九当斩。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攻。十一当斩。开镇八年，拥兵观望，不能恢复寸土，十二当斩。”数毕，文龙噤不能置辩，但叩头乞免。崇焕召谕其从宫曰：“文龙罪状当斩否？”皆惶恐唯唯，中有称文龙数年劳苦者，崇焕叱退之，乃顿首请旨出尚方剑斩文龙于帐下。然后出谕其部卒曰：“诛止文龙，于无罪。”皆不敢动。分其兵为四协，以文龙子承祚及副将陈继盛等领之，犒军士，檄抚诸岛，尽除文龙虐政。还镇，以其状上闻，末言：“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藳待罪。”上骤闻意殊骇，既念文龙已死，方任崇焕，乃优旨褒答。崇焕又上言；“文龙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为乱也，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今不宜更置帅，即已副将陈继盛摄之，于计便。”又虑部下为变，请增饷银至十八万。皆报可。
崇焕诛文龙一事，流传失实之纪载不可胜举，至今人有为文龙报屈，称崇焕忌才者。然史文明白，合之实录所见，于文龙至罪状无疑也。但史又言：“文龙专阃海外，有跋扈声，崇焕一旦除之，自谓可弭后患，然东江屹然巨镇，文龙死，势日衰弱，且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此为后来诋议诛毛为失计说之所由来。然此皆崇焕冤死后岛兵变化之事实，若使崇焕久任以处其责，何至视刘兴祚兄弟与陈继盛相屠杀，而卒令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辈遂为清廷佐命哉？诛毛部署不过三阅月，崇焕已中清太宗反间，明廷自坏长城，反信高捷、袁弘勋、史辈，为阉党报仇，兴大狱，以妄杀文龙陷辅臣钱龙锡。易代以后，流闻语尚不实，则审慎读史者之少矣。
十月，建州兵毁边墙入犯，崇焕入援，谤者以崇焕先有与建州通和之意，谓其招虏胁和，将为城下之盟。清太宗又授计叛将高鸿中，于军中所获宦官二人前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纵宦官归，以闻于帝，遂再召见于平台，诘杀文龙事，缚付诏狱。祖大寿骇而毁关东奔，遂于狱中取崇焕手书召大寿，得无叛去。时阁臣钱龙锡持正，不悦阉党，阉党王永光复用，为吏部尚书，引同党御史高捷、史，为龙锡所扼，遂以龙锡与崇焕屡通书，讦议和，杀文龙为龙锡主使，并罢龙锡。时起用孙承宗御建州兵，兵退。遂于三年八月磔崇焕，九月逮龙锡，十二月下龙锡狱。阉党借议和诛毛，指崇焕为逆者，龙锡等为逆党，谋更立一逆案，与前案相抵。内阁温体仁、吏部王永光主其事。欲发自兵部，而兵部尚书梁廷栋不敢任而止，仅议：“龙锡大辟，决不待时。”帝不信龙锡逆谋，龙锡亦悉封上崇焕原书及所答书，帝令长系。明年，中允黄道周申救谪外，而帝亦诏所司再谳，减龙锡死，戍定海卫，在戍十二年，两赦不原，其子请疏粟赎罪，周延儒当国，尼不行，南渡后始复宫归里卒。崇祯宰相五十人，龙锡尚为贤者，崇祯初与刘鸿训协心辅政，朝政稍清，两人皆得罪去。崇焕则以边事为己任，既被磔，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无余资，天下冤之，帝茫无主宰，而好作聪明，果于诛杀，使正人无一能任事，惟奸人能阿帝意而日促其一线仅存之命，所谓“君非亡国之君”者如此。二年之役，辽东大将赵率教、满桂遇建州兵，先后皆战死。
（孟森）
猜你喜欢 列传第六十七 成淹 范绍 刘桃符 刘道斌 董绍 冯元兴 鹿悆 张熠·魏收 卷一百六十 梁紀十六·司马光 第九十二回 图中原两军败退 寇南宋三路进兵·蔡东藩 卷第一百九十·胡三省 附·佚名 椒生随笔·卷四·王之春 战国策卷十·鲍彪 卷卷四十六 郭陈列传第三十六·范晔 何妥传·李延寿 弇山堂别集卷六十四·王世贞 舆服五·徐松 礼三一·徐松 政学录卷二·郑端 咸丰九年八月初四日·曾国藩 附录·冯梦龙
热门推荐 巻十四·顾瑛 卷三十·胡文学 卷二十九·胡文学 卷二十七·胡文学 卷二十八·胡文学 卷二十四·胡文学 卷二十六·胡文学 卷二十五·胡文学 卷二十三·胡文学 卷二十一·胡文学 卷二十二·胡文学 卷十九·胡文学 卷十八·胡文学 巻十三·顾瑛 卷二十·胡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