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清代史家之成就
撰史之例，详近略远，清代史家之卓有成就者，无虑数十人，兹取其最著者论之。或以章学诚生于浙东，于《文史通义》中著有《浙东学派》一篇，因谓史学为浙东所独擅，此似是而非之论也。考浙东学派起于宋，时有永嘉学派、金华学派之称，永嘉之著者为陈傅良(止斋)、叶適(水心)，金华之著者为吕祖谦(东莱)、陈亮(同甫)。祖谦与朱熹同时，于朱、陆二派之歧异，则兼取其长，而辅之以中原文献之传；陈傅良、叶适、陈亮则皆好言事功，同时又有唐仲友(说斋)，以经制之学，孤行其教，当时号称浙学。吕祖谦既著《大事记》，其后又有王应麟(伯厚)籍于浙东之庆元，究心史学，著述最富，亦承永嘉、金华之风而兴起者也。浙东人研史之风，元、明之世本不甚盛，至清初黄宗羲出，昌言治史，传其学于万斯同，继起者又有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皆以浙东人而为史学名家。于是浙东多治史之士，隐然以清代之史学为浙东所独擅，并上溯于宋之永嘉、金华，以为渊源之所自，世人之不究本末者，亦翕然以此称之。观黄宗羲承其师刘宗周之教，而导源于王阳明，盖与宋代吕、叶、二
陈绝少因缘，其源如此，其流可知。万斯同固亲承黄氏之教矣，全祖望私淑黄氏，续其未竟之《学案》，亦不愧为黄氏嫡派，至于章、邵二氏，异军特起，自致通达，非与黄、全诸氏有何因缘，谓为壤地相接，闻风兴起则可，谓具有家法互相传受则不可。兹篇所著，一以专门名家者为断，弗取学派之说，以捐偏党之见，研史之士，或有取焉。
世谓黄宗羲为清代史家之开山，非虚言也。宗羲字太沖，学者称梨洲先生，余姚人也，其学虽导自其师刘宗周，然亦源于家学。其父尊素，明末东林党之巨子也，以讦魏忠贤被逮，途中谓宗羲曰，汝近日心粗，不必看时文，且将架上之《献徵录》略涉读之。自斯以来，黄氏始治史。同里则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皆富于藏书，资而读之，其学日进。考其治史之旨，盖一由于矫时弊。全祖望曾论及之云：
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敝，高谈性命，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先生始谓学必源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依可据，前此讲堂痼疾，为之一变(《甬上证人书院记》)。
二由于寄其故国之思。其为万斯同作《历代史表序》云：
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辞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
盖当其时，不惟王学已届末流，有不胜其弊之势，必须以实学挽之，而黄氏遁居草野，声闻甚著，时君必欲致之京师，且畀以修《明史》之任，意雅愿为，而义不可出，故委其责于弟子万斯同，斯同出而黄氏之志售矣。其曰，危素不死，而于修史无一辞之赞，己则不然，其度量不亦远哉。黄氏又云：
自科举之学兴，史学遂废，昔蔡京、蔡卞当国，欲绝灭史学，至欲废《资治通鉴》之版，然卒不能，今未有史学之禁，而读史顾无其人，此人才所以有日下之叹也(《历代史表序》)。
此盖以治史期勉后学，而卒能继起有人，此黄氏所以为一代史学之开山也。黄氏所撰诸书，以《明儒学案》为最，又撰《宋元学案》，未成，前已论之，又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明文海》六百卷，皆与有明一代之史相关。史案久佚，而世传之《行朝录》，则其残帙也。《明文海》以入《四库》者仅四百八十二卷，所缺一百十八卷，盖以忌讳而去之耳。自言阅明人文集二千余家，《文海》与《十朝国史》相首尾，则其究心明史，不仅限于实录矣。黄氏又谓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上下古今，穿贯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而尤究于历法，于鲁监国时，作《大统历》颁之，又注授时、回回、泰西三历(据《清史稿》本传)，或又以所著《明夷待访录》见推，此盖寄其政治思想，而无与于史学者也。
次于黄宗羲者，则万斯同也。斯同字季野，鄞县人，从宗羲游，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曾以布衣参修《明史》，已略叙于前章，卒年六十，钱大昕作《万先生传》，方苞作《万季野墓表》，皆纪其学行甚详。方苞述万氏之言云：
史之难为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李翱、曾巩所讥，魏晋以后贤奸事迹，并暗昧而不明，由于无迁、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则事之信尤难，盖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故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别裁之识也，非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则吾以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尝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闻往事，旁及郡邑志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平心以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盖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望溪集》十二)。
此即万氏治史之梗概也。寻其意旨有三：一贵征实，而不应杂好恶毁誉之见；二以实录为本，而于杂记、短书则博观而慎取之；三史之初稿贵详，以免不应去而去之病。史贵征实，刘知幾已为之发挥尽致矣，史之初稿贵详，亦李焘《长编》宁详勿略之旨也。若夫实录之书，盖亦不无文饰，唐高祖、太宗实录，于玄武门之变，多所讳饰，不可尽据，夫人而知之矣。明成祖靖难之师，杀侄自立，怀有惭德，故于太祖实录，修改至于数次，又削建文一朝之事而不书，则实录又可为信史乎 万氏之意，盖谓诸史料中以实录为比较可信，所录多为谕旨章奏，不烦笔削，所谓直载其事其文，无可增饰者也，实录有未核未备者，再慎取他书以订补之。盖杂记、短书，语多诬妄，最难取信，故曰，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近人多重野史而轻官书，而流弊至于无等，是则万氏所论，乃两害相权姑取其轻之意耳。万氏又长于礼，曾助徐乾学修《读礼通考》，或以全祖望有乾学更请季野编成《五礼之书》二百余卷之语，遂谓秦蕙田《五礼通考》，由攘窃万氏之作而成 ，无征不信，厚诬古人，吾不敢妄为附和(参阅第八章论典礼一节)，然万氏治史之广博，亦可于此窥见矣。
继万斯同而起者，则有全祖望。祖望字绍衣，学者称谢山先生，亦鄞人也，成进士后，膺馆选，已而被摈，遂不复出，以著述自娱，其所究心者，为晚明文献之学。初李绂见其文曰，此深宁(王应麟)、东发(黄震)后一人也。在翰林时，与李绂共借《永乐大典》读之，日各尽二十卷，其学问之博以此。时开《明史》馆，祖望为书六通移之，先论《艺文》，次论表，次论《忠义》、《隐逸》两传，其表章遗献之意，隐然可见。生平服膺黄宗羲，亦深蒙万斯同之影响。卒年五十一，所著书曰《鲒琦亭集》、《经史问答》、《宋元学案》。集中所载如钱忠介、张苍水诸传，皆明末死节之士，又为顾亭林、黄梨洲、李二曲、陆桴亭、万贞文、刘继庄诸氏志墓作传，皆以表彰隐逸高蹈不仕之大节，试取全书读之，十九皆史料也。盖明季北都既陷，诸臣展转南方，孤力支撑，屡仆屡起者，先后相望，惜无人为之表彰，将有就湮之势，全氏痛心于此，取以自任，就所闻者，泚笔记载，今日考南明史者，得以左右逢源，取用不竭，以祖望保存之力为多。阮元称之曰，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传，而祖望兼之。又谓百尺楼台，非积年功力不可。吾谓全氏之可称者，厥惟史才，经学、词科，不过藉以润色其史才耳。夷考其时，文网正密，以喜谈明史受祸者，不知凡几，而全氏独夷然不顾，口询手纂，积稿等身，殁后又得流传，亦无人为之讦发，抑何幸也。《经史问答》中，论史者约百余条，首论《战国策》，余皆论《史》、《汉》，《后汉》以下未暇为也。全氏颇喜言史法，曾论《史记》窦、田为一传附灌夫固非，《汉书》合韩安国为一传尤不合。其言曰：
窦、田薰莸，相去远甚，窦本不以外戚得封，自以七国时功，而争梁王，争栗太子，其大节甚著，在景帝时，当与条侯作合传，晚节不善处进退之间，自是无学术，然安得谓之凶德，而使与田蚡同列。田蚡特竖子，无一可称，晚有交通淮南之大逆，只合黜之在《外戚传》。史公生平习气，乐道人盛衰荣枯之际，以自写其不平，而不论史法，故以灌夫之故，强合窦、田为一传。《汉书》则因韩大夫在东朝与议窦、田之狱，而并牵合之，尤非也。安国只应与郑庄辈合传。
又论《汉书。东方朔传》云：
《史》、《汉》皆喜于文字见奇诡，而不论史法，《汉书》较《史记》略减，然如《司马相如》、《东方朔传》，仍所不免。以史法论，朔之斥吾邱，麾董偃，戒侈奢，其生平大节，三者已足，何得滑稽之娓娓乎，其实文字，亦不尚此秽语。
愚按田、窦传，为《史记》中最生色文字，其所以生色者，即在善写其盛衰荣枯之际，设去此一节，便觉索然寡味矣。大抵撰合传者，不必其人人铢两悉称，但能以事联缀之，彼此相关，能合而不能分，即为极合传之能事。《史记》中诸合传，每能贯澈此旨。后来诸史，惟欧、宋所撰之《新唐书》，偶尔有之，如张巡、许远合传，其事并不分叙，又能附以南霁云、雷万春事，此真善学太史公者，若诋南、雷与张、许不伦，岂得谓之通识哉。至论《东方朔传》，亦与之同病，盖东方朔之卓然可传，为人乐道而不衰者，即在託讽而谲谏，所谓託讽谲谏，即以其为滑稽之雄，本传所述，皆以著其滑稽，虽毗于奇诡，不足为病，而全氏以史法绳之，不亦远乎。全氏所谈史法，大抵如是，盖全氏所著悉为史料，不能与成家之史相提并论，就其所表著者论之，已为吾侪心折久矣。《宋元学案》，别著于前，故不复论。
次于全祖望，而可称之史家，则钱、王、赵三氏是也。钱氏名大昕，字晓徵，一字辛楣，嘉定人也，以进士入翰林，累官至少詹事，年未五十，丁父艰，遂不复出，卒年七十七。王氏名鸣盛，字凤喈，号西庄，亦嘉定人，与钱氏同年进士及第，累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亦因丁母艰不复出，卒年七十六。赵氏名翼，字云松，号瓯北，阳湖人也，亦进士及第，累官贵西兵备道，因案镌级，遂乞归，不复出，卒年八十六。三氏皆邃于史学，钱氏著《二十二史考异》，王氏著《十七史商榷》，赵氏著《廿二史箚记》，皆统释诸史，逐年积累而成，历时久而后出者也。阮元之论钱氏曰：先生于正史、杂史，无不讨寻，订千年未正之讹；校正地志，于天下古今沿革分合，无不考而明之；精通天算，三统上下，无不推而明之；于金石无不编录，于官制史事考核尤精，因叹以为人所难能。盖钱氏于正史、杂史而外，兼及舆地、金石、典制、天算，治史范围广于同时诸家，故所著又有《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而精意所寄，尤在《十驾斋养新录》一书，可与顾炎武《曰知录》相伯仲，宏博不如，而精实过之。文集中所载《与袁简斋书》，论唐、宋官制守、判、试、知、检校诸称，援引精确，分析入微，为前人论史书中所罕见。即如所论“三史”一条云，三史，谓《史记》、《汉书》及《东观记》也，引《续汉郡国志》、《春秋》三史会同征伐一语为证，唐以后《东观记》失传，乃以范书当三史之一，所论何等明晰 。至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则论三史者凡三条：其一，亦引《续汉郡国志》，而谓《后汉》为指谢承或华峤书(卷三十二)；其二，则以《三国志 吕蒙传注》引《江表传》有省三史诸家兵书之语，是时尚无谢、华二氐之书，无以解之，乃谓三史似指《战国策》、《史记》、《汉书》(卷四十二)；其三，则取前两说而并举之(卷九十九)，是盖忘记三国之世已有《东观汉记》流传于世也。是则钱氏所释，为至当不易矣 。文集中又有《答问》十二卷(卷四至十五)，中有两卷论史，似胜于全氏之《问答》。或多称钱氏《考异》，不知其所重者为文字之异同及训释之当否，其精言要义，多不具于此，读者不察，遂谓钱氏史学，似未出于王、赵二氏之上，此则皮相之论也。王氏史学，悉具《十七史商榷》一书，曾论治史宜考典制，又谓与治经不同。其说云：
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何以言之，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故曰同也。若夫异者则有矣，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此其异也。抑治经岂特不敢驳经而已。经文艰奥难通，若于古传注，凭己意择取融贯，犹未免于僭越，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至于史，则于正文有失，尚加箴砭，何论裴骃、颜师古一辈乎，其应择善而从，无庸偏徇，固不待言矣，故曰异也。要之二者虽有小异，而总归于务求切实之意，则一也(《十七史商榷 自序》)。
或据此序，谓《商榷》一书，重在典章故实是也，然细考其书，典章故实固居其大半，然亦论及版本义例，不拘一体，与钱氏《考异》，皆善于用析以演绎法而得之者也。至赵氏之《廿二史箚记》则不然，赵氏意在总贯群史，得有折衷，《自序》所谓多就正史纪、传、表、志参互勘校，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即此意也。兹考其书，如论《汉书》多载有用之文，《旧唐书》、《旧五代史》多用实录、国史，《宋》、《辽》、《金》三史初修、重修之始末，皆叙次綦详，不待他求而略具；至东汉之宦官与党禁，六朝之清谈，南北朝通好之使命，唐代宦官及节度使之祸，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宋代制禄之厚、冗官之多、和战之是非，元代百官以蒙古人为之长，明代内阁首辅之权重及才士诞傲之习各条，皆属一代大事，而能列举多证，娓娓而谈，以明其事之因果嬗变，尤合近代治学之方法；即其细者，如汉多黄金，三国关、张之勇，五代人多以彦字为名，明初文字之祸，亦皆本末洞然，富有逸趣，读其书者，乃至不忍释手。盖他人之治史者，喜以稗乘脞说为证，而赵氏则以本书证本书，或以其他正史证某一正史，盖由清人以经证经之法，推而出之，其识见尤高人一等。统观全书，悉由善于用综以归纳法而得之者，记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赵氏可谓善于属辞比事矣(李慈铭谓《箚记》为乾嘉时一老儒所作，赵氏据而有之，不知何据)。此其治史之术，又与钱、王二氏不同者也。钱、赵二氏之书，皆以廿二史命名者，明代以《旧唐》、《旧五代》不列正史，故只有廿一史，清代增《明史》，则为廿二史，赵氏《箚记》并《旧唐书》、《旧五代史》而释之，而不称廿四史者，其时二史未奉有列入正史之明谕也。钱氏《考异》，分《后汉》之志为《续汉》，增《旧唐书》而无《旧五代》及《明史》，故亦为廿二史。至王氏所释，迄于五代而止，虽论及《旧唐》、《旧五代》，亦不列于数内，称十七史，用宋人语也。《考异》、《箚记》之名，无待详释。至王氏之书命名“商榷”，盖取《史通 自序》“商榷史篇遂盈筐箧”之义。又谓，商，度也；榷，麄略也，言商度其麄略也 。王氏又著《蛾术编》，不专言史。钱氏尚有《三史拾遗》、《诸史拾遗》，附《考异》以行。又曾究心《元史》，先撰《氏族》、《艺文》二志以见志。或谓别有《元史稿》若干册，著录于日本岛田翰之《古文旧书考》，因疑其书未亡 ，然钱氏未尝一语及此，何也 赵氏又著《陔馀丛考》，成书在《箚记》之前，其中论史之语，再加订正，多入《箚记》。其后临海洪颐暄亦喜治史，其《读书丛录》中，有七卷为论史之语，专考《史记》、两《汉》。其后又续三国以下迄隋，为《诸史考异》十八卷，然仅小有补苴，不逮三氏远甚，故亦不复详论云。
与钱、王、赵三氏同时，以治史有声者，又有邵晋涵。晋涵字与桐，号二云，余姚人也，以进士入四库馆，任编纂，仕至翰林院侍讲学士，卒年五十四。晋涵与章学诚同里，俱喜治史，故最相得。章氏亟称其从祖廷宷之史学，廷宷字念鲁，著有《东南纪事》、《西南纪事》，详于南明匡复之事，而章氏尤称其《思复堂集》，以其中多载明人轶事也。全祖望尝诋廷宷之短，章氏则谓全氏通籍馆阁，入窥中秘，出交名公巨卿，闻见自宜有进，然其为文，与《思复堂集》不可同日语也。全氏修辞饰句，芜累甚多，不如《思复堂集》辞洁气清，若其泛滥驰骤，不免漫衍冗长，不如《思复堂集》雄健谨严，语无枝剩。至于数人共为一事，全氏各为其人传状碑志，叙所共之事，复见叠出，至于再四，不知古人文集，虽不如子书之篇第相承，然同在一集之中，必使前后虚实分合之间，互相趋避，乃成家法，而全氏不然，以视《思复堂集》，全书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百十万言，若可运于掌者，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计矣。至于闻见出入，要于大体无伤，古人不甚校也。王弇州之雄才博学，实过震川，而气体不清，不能不折服震川之正论。今全氏之才，不能远过弇州，而《思复堂集》高过震川数等，岂可轻相非诋，是全氏之过也(《邵与桐别传》章贻选跋引章氏语)。于此可窥见廷宷之史学，而全氏之短亦于此得见仿佛焉。晋涵尝自《永乐大典》中，辑出《旧五代史》，又撰《南都事略》，并有志重修《宋史》，而易其名为《宋志》，更为毕氏校定《续通鉴》，前章已略及之矣。邵氏论史之语，见于章学诚之所记，其言曰：“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取与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箪食万钟之择，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议焉，此著《宋史》之旨也。”(《邵与桐别传》)章氏督促邵氏修史甚力，其言曰：“足下博综，十倍于仆，用力之勤，亦十倍于仆，而闻见之择执，博综之要领，尚未见其一言蔽而万绪该也。《宋史》之愿，大车尘冥，仆亦有志，而内顾枵然，将资足下而为之耳。足下如能自成一史，仆则当如二谢、司马诸家之《后汉》，王隐、虞预诸家之《晋书》，以备一家之学，如其未能，则愿与足下共功，其中立言宗旨，不谋而合，亦较欧、宋《新唐》必有差胜者矣。”(《与邵二云论学书》)其后又曰：“足下《宋史》之愿，大车尘冥，恐为之未必遽成，就使成书，亦必足下自出一家之指，仆亦无从过而问矣。但古人云，载之空言不如见之实事，仆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明所著之非虚语，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赵宋一代之书，而体例既与马、班殊科，则于足下之所欲为者，不嫌同工异曲。”(《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章氏又尝与邵氏论《宋史》，谓俟君书成后，余更以意为之，略如《后汉》、《晋史》之各自为家，听决择于后人；又谓当取名数事实，先作比类长编，卷帙盈千可也；至撰集为书，不过五十万言，视始之百倍其书者，大义当更显也。邵氏则曰：“如子所约，吾亦不能，然亦不过参倍于君，不至骛博而失专家之体也。”(《邵与桐别传》)其所论者，大略具是，而二氏之宋史，卒用未底于成，亦徒托空言而已矣。章氏为邵氏作传，亦略及浙东史学，其言曰；“南宋以来，浙东儒哲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纪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衷据，其间文献之征，所见所闻所传闻者，容有中原耆宿不克与闻者矣。”此又略明己与邵氏之史学渊源甚早，亦《浙东学术》一文之所由作也。
与邵晋涵同时，以目录、校雠之学擅名者，则纪昀是也。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人，起家进士，入翰林，累官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年八十二。生平著作甚少，其精力所萃，只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初历城周永年撰《儒藏说》，略谓：“明人曹学佺欲仿二氏为儒藏，邱琼山欲分三处以藏书，陆桴亭欲藏书于邹鲁，其意皆欲为儒藏，而未尽其说，惟分藏于天下学宮、书院、名山、古刹。又设为经久之法，即有残缺，而彼此可以互备。释者之书，正伪参半，美恶错出，惟藏之有法，故历久不替。然立藏以后，自成一家之言，初不多见。儒者则一代之内，必有数种卓然不朽之书，可以入藏。释老之藏，盛于前而衰于后，儒者则代有增益，此亦闲卫吾道之一端也。”又立《儒藏条约》曰：“儒藏不可旦夕而成，先有一变通之法，经、史、子、集，凡有版之书，在今日颇为易得，若于数百里内，择胜地名区，建义学，设义田，凡有志斯事者，或出其家藏，或捐金购买，于中以待四方能读之人，终胜于一家之藏。即如立书目，名曰儒藏未定目录，由近及远，书目可以互相传钞，因以知古人之书或存或佚。如此则数十年之间，奇文秘籍，渐次流通，始也积少而为多，继则由半以窥全，力不论其厚薄，书不论其多寡，人人可办，处处可行。” 是则周氏所论，正为现制之图书馆，化私人藏书为公有，可以便人阅览，向日学者叹求书之难者，今日则视为故常矣。惟其所谓儒藏，即用丛书之法，荟萃儒者之书，而为一编，略如明代之《永乐大典》，而清代之《四库全书》亦继此而起者也。自周氏有此论，至乾隆三十七年，安徽学政朱筠乃有奏请开馆校书之议。其言计分四项：一、旧书钞本应急搜，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三、著录、校雠当并重，四、金石、图谱在所必录。清廷遂据此议，以设立《四库全书》馆。然其初不过先就《永乐大典》从事校核，凡外间所无及流行不甚广者，悉为签出发钞而已。后乃内外所有各书，悉加网罗，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每校一书，即为撰一提要，签于书端，盖用刘向总录群书条而奏之之法。后乃荟萃诸书之提要，以为《四库全书总目》。所谓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是也。时任总纂者，为纪氏与陆锡熊，分纂官则有多人，故各书提要之初稿，出于各分纂官所撰，而送总纂为之核定焉。昔会稽李慈铭谓：“《四库总目》虽纪、陆二氏总其成，然经部属之戴东原，史部属之邵南江，子部属之周书昌(永年)，皆各纂所长，纪氏名虽博览，而于经、史之学则实疏，集部尤非当家。”(《越缦堂日记》)此语殊不尽然。兹考聚珍版，戴氏所撰提要，《仪礼》、《大戴礼》、《方言》等书，固属经部矣，然如《水经注》则属于史，《项氏家说》及《算经》诸书则属于子，是戴氏未尝专主经部也。再考邵氏《四库全书分纂稿》，凡正史各提要，邵氏所撰，固居其大部矣，然其中尚有四种属于经，一种属于子，四种属于集，而聚珍版之《融堂书解》提要，亦为邵氏所撰，是邵氏亦不专主史部也。又聚珍版之老子《道德经注》，属于子部，其提要固为周氏所撰，而《公是》、《彭城》、《浮溪》诸集，属于集部之提要，亦出周氏之手，是周氏亦不专主子部也。且纪氏专主集部，更无明证，且职居总纂，无所不赅，讵能专任一部以自隘乎 盖当日分纂诸氏，各就所长，分任其事，则有之矣，而提要各稿，俱经纪氏笔削增窜，有大异其原来面目者。试取邵氏《分纂稿》与《提要》加以衡较，则知邵氏原稿，多经纪氏修改，且有十无一存者矣。考《提要》有原本《提要》(亦称《书前提要》)与《总目提要》之分：《原本提要》冠于《四库》各书卷首者也，《总目提要》荟萃别为一编者也。两种提要，异同亦复甚多。或谓《原本提要》出之各分纂官，《总目提要》则为纪氏所修改，此亦非也。兹取邵氏分纂稿一一对校，微特与《总目提要》相去甚远，即与《原本提要》合者亦甚少，盖《书前提要》已于进呈时经纪氏一度之修改，迨其后荟为一书，又复再度修改，多所增益，大抵《总目提要》往往较《原本提要》为精核，盖经融会贯通悉心厘正故也。《提要》出于纪氏之笔削，实有多证。朱珪为纪氏撰墓志铭云；“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裒然巨观。”其祭纪氏文亦云：“生入玉关，总持四库，万卷提纲，一手编注。”又阮元序纪氏文集亦云：“高宗命辑《四库全书》，公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盖珪与纪氏同时，又为修书时总阅官之一，元亦及见纪氏，皆以《提要》为纪氏一手删定，所言当不诬也。不惟朱、阮二氏言之如此，即纪氏文集、笔记中亦时时自言之，兹不悉举。《总目提要》之各部有总序，每部各类之前有小序，后有案语，为原本《提要》所无，皆纪氏荟萃为总目时所撰，与各分纂无与者也。又高宗尝命纪氏撰《简明目录》，以便检阅，每书皆记卷数、撰人，并略叙其书之梗概，为书二十卷，见于高宗题文津阁诗之自注(《乾隆御制诗》五集卷六十七)，此又未尝假手他人者。纪氏一生，除文集、笔记外，其他著述甚少，盖精力已尽于此书矣。《四库》著录之书，凡三千四百七十种，七万九千十八卷；存目之书，凡六千八百十九种，九万四千三十四卷，而吾侪所尤应重视者，乃在存目，盖著录之书，今尚易求，存目之书，则不可尽见，依《存目提要》而求书，不难得大略，且往往于无意中获之，此又纪氏立例之善也。同时章学诚著《校雠通义》，以明向、歆部次群籍之法，然徒托空言，未能见之实事，惟纪氏于著录、校雠二者，以毕生之力从事于此，所著《总目提要》，实兼《七略》、《别录》而有之，讵非向、歆以来之所仅见者乎 虽其书尚多漏误，近已有人为之校补 ，但其大体精善，可议甚少。总之校雠之学，为史家之支与流裔，尤为治史者所不可废，近代擅此业者，纪氏而外，殊罕其俦，吾故取而述之，或以纪氏喜诋宋儒，尊扬汉学，目之为经学家 ，则失其实矣 。
有清中叶，有异军特起自树一帜之史家，与纪昀同起于北方者，是为崔述。述字武承，一号东壁，大名人也。乾隆举人，官知县，嘉庆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七。其学始于治经，以怀疑、辨伪、考信三者为主旨，其所考辨之对象，则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其意在尊经，而屏战国、秦、汉以后之杂说，非惟《史记 孔子世家》，以其出于汉人，多不之信，即《礼记》之《檀弓》，亦以为出于汉儒所造，又以《论语》中公山弗扰及佛肸二章，为汉人张禹所更定。寻其所考辨者，名为治经，实为研治中国之古史，特自秦汉以后，为群经所不具者，则略而不言耳。崔氏所著之书，曰《考信录》，而释其作书之旨于提要云：
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经，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释，往往与经互异，然犹未敢决其是非。乃取经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后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顾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屡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为此录以辨明之。
又释其书之例云：
(一)唐、虞、三代之事，见于经者，皆醇粹无可议，至于战国、秦、汉以后所述，则多杂以权术诈谋之习，与圣人不相类，故《考信录》但取信于经，而不敢以战国、魏、晋以来度圣人者，遂据之为实也。(二)今为《考信录》，于殷、周以前事，但以《诗》、《书》为据，而不敢以秦、汉之书遂为实录。(三)余为考信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误先儒，正欲平心以求一是。(四)今为《考信录》，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虽不为古人之书讳其误，亦不为古人之书增其误。(五)今为《考信录》，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立言以惑世。(六)今为《考信录》，宁缺毋滥，即无所言，亦仅列之备览，宁使古人有遗美，而不肯使古人受诬于后世。（七)大抵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余独谓虚实明而后得失或可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其得失者次之。
寻崔氏之意，盖欲以经论经，亦犹赵翼之欲以正史证正史，此固治经史者所必遵之程也。虽然，崔氏之治经，不以明音训、究名物为事，与专门治经者异趣，崔氏盖视六经如史，而考辨古代某事之为真为伪，不特史应怀疑，即经亦何尝不应怀疑。惟崔氏胸中，横亘一但取信于经之见，而战国以下之书，皆以为不可尽信，是则先立主观，不免自有所蔽，亦为未达一间者也。
惟往昔之治史者，多失之信古太过，不啻为古人之舆儓，独崔氏能出其所疑，以与世人共见。求之往代，惟汉之王充，唐之刘知幾，有此气概。王充非究心于史者，可置弗论，崔氏曾称，知幾于秦汉之书，纪春秋之事，考之详而辨之精，而犹以其疑经之作为非(《考信录提要》)，是以己为疑所当疑，而知幾为疑所不当疑矣。不悟二氏皆以怀疑、辨伪、考信为史学之名家，知幾之见称于世久矣，崔氏卒后近二百年，而始有人称之。崔氏所著之书，曰《唐虞考信录》二卷，曰《夏考信录》、《商考信录》各四卷，曰《丰镐考信录》八卷，曰《洙泗考信录》四卷，是为正录；曰《考信录提要》二卷，曰《补上古考信录》二卷，是为前录；曰《丰镐别录》三卷，《洙泗餘录》四卷，《孟子事实录》二卷，《续说》二卷，《附录》二卷，是为后录；统称为《考信录》，凡三十六卷。《补上古考信录》，辨唐虞以前之史事，既己无经可证，颇能疑所当疑，亦以无取信于经之见，为之桎梏也。自言始功于四十以后，至七十成书，复加增改，又五年而始定，前后四十余年，盖毕生精力之所萃矣。又合以杂著若干种，凡八十八卷，自署为薄皮茧，薄皮茧者，大名之方言也，盖蚕有强弱，故其茧亦有厚薄，以喻其为举人而官知县，树立甚浅，如薄皮之茧也。其书初为其弟子陈履和刊行，后又收入《畿辅丛书》，然于杂著未能全刊。及顾颉刚获崔氏之《知非集》、《莜田賸笔》及其夫人之《二馀集》、其弟其妹之稿，汇刊为《东壁遗书》，于是几无人不知有崔氏矣。
北方之史家，继崔述而兴者，又有徐松。松字星伯，大兴人也，嘉庆十年，以进士入翰林，十四年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于是将旧贮翰林院之《永乐大典》，移存馆内，以供采撷，松于其时，遂由其中辑出《宋会要》，至五百卷之多，可谓富矣。初俞正燮颇留意及此，所撰《宋会要辑本跋》，初谓其书元时已亡，继谓明时犹存，乃从类书说部，钩稽辑成五卷，盖正燮未窥中秘，不知《宋会要》已收入大典，故勤勤于此举也。徐氏不仅自《大典》辑出《会要》，又得宋《中兴礼书》及《河南志》二种。同时李兆洛与之书云：“《会要》一书，自当钩稽异同，拾遗补坠，使本末灿陈，为故宋一代考证渊薮，若草草属录，复何与于存亡之数，执事敏于识而练于古，壹此不懈者数年，自当纲目详备，宏富绝特，卓冠流略，为宇宙留此奇籍，幸无复以欲速致悔也。”(《养一斋文集》十八)严铁桥亦与之书云：“足下在《全唐文》馆，从《大典》中写出《宋会要》，此天壤间绝无仅有者，及今闲暇，依《玉海》所载《宋会要》体例，理而董之，存宋四百年典章，肆力期年，粗可竣事，而来书言苦无助我为力者，助得附名，非有议叙，废时悬望，难必其人，异日或蒙恩大用，无暇及此矣，时哉不可失，盍早图之。”(《铁桥漫镐三》)合两书观之，一则勉其无以欲速致悔，一则劝其盍早图之，主张虽有不同，皆切望此书成为完帙。龚自珍别徐氏诗，亦曰：“笥河寂寂覃溪死，此席今时定属公。”即谓北方学者自朱筠、翁方纲后，继起者惟徐氏一人，其语诚为不诬。然吾谓徐氏于史学之贡献与其努力，实为最大，不惟《宋会要》一书而已，如所撰《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斠注地理志集释》，皆极精博，又有《唐两京城坊考》、《唐登科记考》，乃自群籍中多方搜求，排比联缀以为一书，读者惊叹其难，亦《宋会要》之亚。盖徐氏之长在辑逸阐幽，详人之所略，为人之不能为，清代学者，自惠栋、卢文弨、顾广圻诸氏外，殊罕见其匹也。徐氏后官湖南学政，坐事戍伊犁。出关之后，置开方小册，随所至图其山川曲折，而《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皆成于此时。徐氏以《水道记》拟《水经》，复自为释，以比道元之注。又以新疆素无专书，乃纂述成编，于建置、控扼、钱粮、兵籍，言之尤详，将军松筠奏进其书，仁宗为赐名《新疆事略》，因以赦还。道光中起内阁中书，累补御史，出知榆林府，卒年六十八。清代自嘉、道以后，学人多究心西北地理，初仅以新疆伊犁为范围，继则扩及蒙古全部，后移其重心于元史，不惟亚洲西部北部，在所究心，即欧洲东部，亦在研究范围之内。精于此者，有祁韵士，初在史馆撰《蒙古王公表》，凡阅八年，成书一百二十卷，后以事谪戍伊犁，则于谪地成《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西域释地》二卷，又成《藩部要略》十六卷、《西陲要略》一卷，其云西陲者则新疆也，其云藩部者则蒙古诸部也。其后徐氏遂据韵士之《总统事略》，以成其《新疆事略》。其继起者，更有张穆、何秋涛，以治边疆地理得名，实则吾国之地理学家。皆不以人文地理为基础，其所重者，悉在沿革史迹，盖以治史之方法以治地理，可名之曰地理沿革史，亦为边疆史之一部。故一转移间，即变为以蒙古为中心之元史，此其因革递变之迹，不可不知者也。
兹再进而叙述张穆、何秋涛之史学。穆字石洲，平定州人，亦北方之学者也，道光中优贡生，善属文，歙县程恩泽见之，惊曰，东京崔、蔡之匹也。秋涛，字愿船，光泽人，道光进士，官主事，擢员外郎。穆所著书，曰《蒙古游牧记》十六卷，以蒙古各盟之旗为单位，用史志体，而自为之注，考证古今舆地及山川城镇之沿革，悉能殚见洽闻，究明本末，与祁韵士《要略》用编年体者，可以相埒，惟属稿未竟而卒，秋涛为续成之。穆又撰《魏延昌地形志》，盖以《魏书》原志，分并建革，一以天平、元象、兴和、武定为限，纯乎东魏之志，其雍、秦诸州地入西魏者，遂捝失踳驳不可读，乃更事排纂，为之补正，仅成十二卷，而其书则罕见传本。秋涛所著书曰《北徼汇编》八十卷，首以钦定书十二，继以经略六、考二十四、传六、纪事始末二、记二、考订诸书十五、辨正诸事五、表七，附以图说一卷终焉。李鸿章序其书曰：
秋涛究心时务，博极群书，以为俄罗斯东环中土，西接泰西诸邦，著录之家虽事纂辑，未有专书，始为汇编，继加详订，本钦定之书及正史为据，旁采图理深、陈伦烱、方式济、张鹏翮、赵翼、松筠以及近人余正燮、张穆、魏源、姚莹之徒，与外国人艾儒略、南怀仁、雅稗理之所论述，并上海广州洋人所刊诸书，订其舛讹，去其荒谬……为考，为传，为纪事，为辨正，自汉、晋、隋、唐迄于明季，又自康熙、乾隆迄于道光，代为之图，各为之说，凡八十卷，文宗垂览其书，赐名《朔方备乘》。进呈之后，书旋散亡，吏部侍郎黄宗汉因取副本，拟更缮进，复毁于火。秋涛之子芳徕，奉其残稿来谒，篇帙不完，涂乙几遍，鸿章爰属编修黄彭年与畿辅志局诸人，为之补缀排类，复还旧观，图说刊成，全书次第，亦付剞劂。
据此则是书亡失两次，终以残稿尚在，又得整理复旧，甚矣著书之不易也。至《北徼汇编》为其初名，今称《朔方备乘》，则用清文宗之赐名耳。张、何二氏之书，皆以覃究西北地理为主，而一以蒙古为范围，一以北徼与俄国关联者为范围，并叙及东海索伦诸部，北徼界碑，库叶附近诸岛，艮维诸水，艮维窝维，及辽、金、元北徼诸国，则于西北地理之外，并包及东北矣。因此之故，引起学者研究东北边疆之兴味，而从事考订探讨者，大有人在，特不如研究西北地理者之材料富而收获丰耳。
与张、何二人同时者，则有魏源，其后于魏源者，则有洪钧、屠寄、柯劭忞，皆以精研元史擅名，此就西北地理推而衍之，以转其重心于元代者也。初邵远平继其父经邦之志，以撰《元史新编》，钱大昕继之，欲改造《元史》而未成，然其绪则已启矣。源字默深，邵阳人，道光进士，官知县卒，究心史学，成《圣武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诸书。钧
字文卿，吴县人，同治状元，以侍郎出使英、法、俄、德诸国，在欧洲时，搜得拉施特、多桑等所撰之蒙古史，因之成《元史译文证补》一书。寄字敬山，武进入，光绪进士，曾客黑龙江，修志，撰《黑龙江舆图》及《图说》，至为精核，后乃萃其精力以修《蒙兀儿史记》，随撰随刻，卒时虽未成书，已得十之七八矣。劭忞字凤荪，胶县人，光绪进士，曾与修《畿辅通志》，晚年撰《新元史》，以集清代治元史者之成。其时又有顺德李文田，著《元秘史注》十五卷，虽未精核，考证颇详。秀水高宝铨又撰《元秘史李注补正》十五卷，其勤与李氏相埒。宝铨又有《元史疏证》，附《元史通考》若干卷，稿本数十巨册，近年始自其家散出，朱先生希祖曾见其首册，欲购而先为他人所得，如能为之刊传，亦盛德事也。凡关于改修《元史》者，前已约略述之，惟诸氏之致力《元史》者，皆不解西文，魏氏之世，史材未多，李、高二氏悉因中国故籍以为校注，固无论矣，洪、屠、柯三氏，则皆假译人之助，供其编纂，屠氏并究心于蒙文，又曾取材于东籍，校其成绩，自胜往昔，以视近贤，又有不逮，盖于西北地理，虽已覃究尽致，而蒙古史材之濬发，尚有待于后来之学者，若谓屠、柯诸氏已为登峰造极，则非笃论也。
兹更进而略述专治东北地理之史家，以愚所知，不下十余人，取其著者述之。初宋人洪皓使金被留，撰《松漠纪闻》，记载在金之见闻，时金都于上京会宁府，即今阿城县南五里之白城；唐封契丹首领为松漠府都督，其地在今辽河上游，洪氏取以包举东北全疆，盖举其大略言之也。金人王寂官辽东提刑，著《辽东行部志》、《鸭江行部志》二书，皆于行部时，记其见闻，与洪氏之书相埒，书久不传，清开四库全书馆，自《永乐大典》辑出，而未著录于四库，亦不见其名于存目。后《辽东行部志》辑本，展转入缪荃孙手，收入所刊《藕香零拾》中，得以行世。至《鸭江行部志》辑本，则转入盛昱之手，盛氏殁后，遗书散出，为朱先生希祖所购得，为撰成考证一篇，而原本迄未付刊。此前代治东北地理之史家也。清初，山阴杨宾为省其父出关，至宁古塔，纪其见闻，为《柳边纪略》一书，柳边以清代插柳为边得名，宁古塔适在柳边之外，杨氏取以概举东北，亦犹洪氏之以“松漠”名书也。其后则吴兆骞之子振臣，撰《宁古塔纪略》，摭举见闻，然非《纪略》之比，方式济撰《龙沙纪略》，徐宗亮撰《黑龙江述略》，萨英额撰《吉林外纪》，西清撰《黑龙江外纪》，皆为纪载东北地理之书。如杨、吴、方三氏，皆为流人，或其子孙，以内地人为客观之记载，大抵视东北如化外，随笔记载，未能为精密之探讨，犹有待于后来之阐发也。清季有曹廷杰，实为后起之劲，廷杰字彝卿，枝江人，官至吉林劝业道，所著之书有三种，曰《东三省舆地图说》，曰《东北边防纪要》，曰《西伯利东偏纪要》。初曹氏以知县需次吉林，光绪甲申，奉将军希元命，考查吉、江两省边界，凡七阅月，历二万里，归来撰《简明图说》，随文进呈，即《东三省舆地图说》也。《边防》、《东偏》两纪要，盖为《舆地图说》之余稿。兹考其中所载，如谓辽、金之韩州即今八面城，金之黄龙府即今农安，上京会宁府即今阿城县之白城，渤海之率宾府即今绥芬河，金之五国城在今依兰以下，皆属确当不易。盖由身履其地，多方考定，于伏处一室专取证书卷者，不可同日而语，信哉其能极考古之能事也。前乎曹氏者，有杨同桂，通州人，光绪中官长春府知府，与修《吉林通志》，初著《沈故》二卷，继同孙宗翰撰《盛京疆域考》六卷，颇能提要钩玄，详人所略，亦《柳边纪略》之亚。又有丁谦，字益甫，仁和人也，所著书曰《蓬莱轩地理学丛书》，后经浙江图书馆刊刻，遂易名为《浙江图书馆丛书》。书凡二集，第一集共十七种，三十五卷，皆为自汉迄明各史外国传考证；第二集共十三种，三十四卷，于《元秘史》、《圣武亲征录》、《经世大典图》之外，又取法显、玄奘、耶律楚材、李志常、刘郁之书，一一为之考证。第二集多属元史之范围，故著意于西北地理，然第一集所考，四裔具备，又非一域所能限。象山陈先生汉章，尝称其从《魏志》裴注中刺取鱼豢《西戎传》，从《天下郡国利病书》刺取《张耀卿纪行》，并为诸家所未详。盖丁氏著书不惟能博览旧籍，亦时时取材于外籍，读破万卷，而后下以己意，虽其中考证间有未当，又值今日轮轨棣通，其误益复昭然，究为近世有数之地理学家，不可遗而不数者也。
清初因私修《明史》，而数兴文字狱，其中受祸最酷之史家有二，一则吴炎，一则潘柽章也。炎字赤溟，柽章字力田，皆吴江人。柽章之弟耒，尝称吴、潘二氏发愿私修《明史》，先撰长编，聚一代之典章而划分，或以事类，或以人类，条分件系，汇群言而骈列之，异同自出，参伍错综，归于至当，然后笔之于书(《松陵文献序》)；又称潘氏博极群书，长于考订，谓著书之法，莫善于司马温公，其为《通鉴》也，先成长编，别著考异，故少牴牾。于是博访有明一代之书，以实录为纲领，若志乘，若文集，若家传，凡有关史事者，一切抄撮荟萃，以类相从，稽其异同，核其虚实，去取出入，皆有明征，不循单辞，不逞臆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国史考异序》）。据此则搜集之富，致力之深，当与万氏史稿相伯仲，竟以垂成而毁，良可惜矣。同时顾炎武尝以己所藏书，假于吴、潘二氏，资其修史，其后二氏受祸，而顾氏之书，亦随以俱亡。当二氏修史未成之时，又有乌程庄廷珑，得明人朱国祯之《明史》稿本 ，延人重加修辑，并补入启、祯两朝事迹，署己名刊之，名曰《明史辑略》。卷首所列参校诸氏，多为一时名宿，而吴、潘二氏亦列名其中。未几，去任归安知县吴之荣，初以索诈不遂，有怨于廷珑，以其初刊本上之于朝，遂兴大狱。时廷珑已卒，戮及其弟其子，凡列名参校者，多罹极刑，吴、潘二氏与焉，以诛死者七十余人，世所称“南浔史狱”是也。潘氏撰《国史考异》三卷，今存六卷，曾收入《四库》，后以引用钱谦益辨证，被撤出，今尚有传本(刻入《功顺堂丛书》)。近年自故宫检出清臣所撰之提要，称其引据赅洽，辨析详明，所考止洪武、永乐两朝，盖所见非全帙也 。又著《松陵文献》。潘氏之史学，可于此二书窥之。庄氏之书，今有残本二册，署曰《明史钞略》(刊入《四部丛刊》三编)，凡存《神宗本纪》三卷，《光宗本纪》一卷，《熹宗本纪》二卷，李成梁、戚继光等列传三卷，《释教列传》一卷。李、戚两传，传论皆始以“庄珑曰”三字，文中涉及清室，并无讪谤语，惟偶见建夷、夷氛、夷寇等字，此惨祸之所由生也。列名参校者，又有海宁查继佐，以先首告，谓廷珑纂其名，列之参校中，又得吴六奇力为奏辨，得免祸。继佐字伊璜，号东山，明季举人，明亡后易姓名为左尹，字非人。盖隐用其名字也。继佐亦自撰《明书》，后以庄氏狱起，乃易名《罪惟录》，取孔子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之义也。书凡百余卷，今存本纪二十二、志二十七、列传三十五，惟无表耳。南明四王皆入本纪，其事略具首尾，视傅维鳞之《明书》为胜，稿本为海宁张宗祥所藏，今已景印行世矣(《四部丛刊》三编)。查氏有《东山国语》，所记皆明亡殉国诸氏传略，亦《罪惟录》之附庸也。庄氏史狱之后，又有戴名世及陆生枏之狱，名世所著《南山集》，多采录方孝标《滇黔纪闻》。又《致余生书》，称明季三王年号，如宋末之二王，为撰史者所不可废，以此为都御史赵申乔所纠，因以论死，然名世固未尝自撰一史也。生枏官工部主事，因案革职，发往军前效力，旋著《通鉴论》十七篇，论及封建建储，为清世宗所恶，亦论死，生枏以论史获罪，尤非廷珑、名世之比。戴、陆二氏，又以论史而锻炼以成其罪者也。清代于康、雍、乾之世，文网颇密，受祸日有所闻，乾隆间，御史曹一士曾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兼禁挟仇诬告诗文，以息恶习。其扼要之语云：
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国，甚可悯也。臣愚以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僵遗纪年，本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请敕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赦原者，条例上请，以俟明旨钦定，嗣后凡自举首文字者，苟无明确踪迹，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讦告之风可息矣。
此请虽未见何明令，然此后告讦之风稍息，文字之狱日杀，未始非曹氏推言其敝娓娓动人之效 。清代文字之狱，于近代史学之发展，予一极大之挫阻，足以影响一世学者之趋向，故愚略述其概，亦本书重要之一叶也。
清代史家，尚有应补述者，如厉鹗之撰《辽史拾遗》，曾以三国裴注自命，诚非夸语。扬复吉又有《补作》，非其伦也。杭世骏曾撰《金史补》，以仿鹗作，未能成书。又有施国祁究心金源故实，所撰《金史详校》、《金源札记》，最为有名。又为元好问诗作笺注，多载金源遗事，亦厉氏之亚也 。清代治辽、金史，本无多人，有此数氏，亦一时之星凤矣。如黄以周之于古代典礼，李兆洛、杨守敬之于地理沿革，洪亮吉之于补志，章宗源、姚振宗之于考证，皆属专门名家，各树一帜，余则不暇备举云。
清代史家之成就大略如上，综其趋向，可分三期：第一期多治现代史，以研讨明代事迹为本位，如黄、万、全、吴、潘诸氏皆是。吴、潘二氏，卒竟以此构祸，而全氏不过幸免耳。治史之士不敢再谈现代，于是第二期转而治前代史，有为文字之考订者，如钱大昕是；有为典制之阐发者，如王鸣盛是；有以史证史而为属辞比事之学者，如赵翼是；有就书籍部次而为著述校雠之业者，如纪昀是；而其研治之史，多属古代，而自宋以下则不甚详言也。洎乎嘉、道以后，中国多故，外患日深，远识之士，引以为虑，于是第三期又移其考治前代之的，转而治边疆史，如徐松、张穆、何秋涛、丁谦、曹廷杰、洪钧、屠寄皆其著者。诸氏初则究心西北史地，继乃覃及东北，更进而治蒙古全部之史，凡此皆随时人之好尚，世势之推移，而异其治史之的，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不惟清代如是，古代亦莫不然。然吾谓前代诸家史学之识解，除刘、章二氏外，多具于所著史籍之中，已述于前，无事复举，惟于清代则不然者，撰史之例，详近略远，固矣，亦以最近史学之趋势，与诸家有因革演变之关系，非详述之古则无以明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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