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银涨落
梁启超读杨通政《请仿造金银钱折》，以问于求在我者曰：其何如？求在我者曰：其所忧者是也，其所以忧之者，则犹未也。原议以生银铸成先令样式，此议之可行与否，应以铸成以后，外国能否一律通用为断。查欧美各国，皆有自定圜法通行本国。同治五年，法、比、意、瑞四国，以本国圜法，其成色式样，轻重大小，无不一一相等，因联公会，议定四国铸成金银钱，彼此国库，皆准抵用，而收付银钱，则以一百佛郎为限。是则四国所铸金银，其分两成色式样，原无出入，而非预联公会，彼此仍难抵用者明矣。今中国而按照外洋分两成色式样，仿造金银钱，若不先与会议，其难以抵用者亦明矣。即使先兴会议，彼此抵用，则通用银钱亦有限制，而金贵银贱之弊亦难补救。何则？议者以为英国先令只重一钱五分，而足抵四钱四分生银之用。我亦可以一钱五分之生银，铸成与英先同式等重之华先，购船械，还借款，以抵四钱四分之价。不知英先以见钱收付，只限十九枚，其二十枚以外则用金磅。是则我以生银铸成华先，即能抵用，而于购械还债，亦只可以权巨款之尾数，限以十数枚而止，而应付巨款，仍宜以时价极贱之生银，购回极贵之金磅以偿之。然则自铸先令也，于银贱金贵之极弊何补？至如总署复片，谓由官定价，每一华先合银四钱四分，著为令，务使通行国中，则外国即不肯抵用，而以我金银钱易得之生银与之，其数亦适相准。又云：或疑以钱五分之华先，收闾阎四钱有奇之生银，损下益上，势必不行。要知国币者，非论分两也，乃凭据也，信票也。民间行店，以银易京蚨数千至百两千两之纸票，何以流通？国家以银钱为票，出入相准以示信，尚何损益之有云云。其说似甚辨，不知彼之以英先重一钱五分，而可抵四钱四分之用。佛郎重一钱有零，而可抵四钱之用者，非其国之威令，能迫其民必遵行也。盖彼国以金为正币，若夫非金之品，若银若铜若镍，因以子母其金钱者，亦必以金抵之。故于铸金钱流通外，凡铸银钱若干枚，流用民间，即提若干重金，适当银钱所值之数，另存以待取。故民虽手持不足价之银钱，而信其可以换等价之金也，故用之而不疑（泰西诸国有纯用金者，英美诸国是也。有金银并用者，法、比、瑞诸国是也。日本号之为单本位、两本位。纯用金者，先令等银币只可兑金两磅，过此只照银价论。金银并用者，自五佛郎银币起，至数千万皆可向库兑金钱。纯用金则金之磨耗必巨，并用银则提存之金亦不菲。而要之无论纯用、并用之国，凡每铸银钱若干，必提等价之金若干存于库中，此是定例。《时务报》第二十册载《日本改定圜法章程》第十款云：“日本银行应设法将库中所存之银尽行换金。”第十一款云：“新定圜法施行之前，须先贮新铸金圆合一万万圆。”即其例也。日本现章盖犹金银并用之国也）。然则中国而欲铸华先，以与抵用，以通行于民间也，亦应于生银铸钱外，更提存相当银价之金以备焉，非是，而彼必不信用也。譬之钞币之制，必有银一万圆而行一万圆之钞，则相与安之。若欲以银五千圆而行一万圆之钞，则必大乱。外国之银行，中国之票号、钱庄，莫不皆然。彼之用银，其例亦犹是也。用钞者，非用钞也，用其所代之银也；用银者，非用银也，用其所权之金也。今若铸银先令而不提存金也，吾见其不数月而弊滋起也，是宋元交子、钞引之虐政也；若提存金也，则议者欲少还金而多铸银，今转以用银而多备金，失算甚矣。
曰：若是乎，银币之不可铸也。曰：恶，是何言也？凡天下之币，必经铸造有成色分两者，乃可谓之币。譬如千钱之重为六斤四两，而凡言钱币者，必举其若干枚之数，而必不能举其若干斤之数，此至浅之理也。今中国之银钱以每两计，是何异于铜钱之以每斤计也？有以铜六斤四两为言者，则笑之；有以银六两四钱为言者，则习之。嘻，是直无圜法而已。无圜法，非国也。是以洋银入口，已得藉以持我生银价值之涨落，不待金矣。故铸银，今之急务也，而特不能持一先令抵四钱四分之说以病我民。所谓离则双美，合则两伤者也。
梁启超曰：金银价值涨落，为今日地球第一大事。五洲之商贾，群焉屏营、忧慹惊骇汗喘以趋避之。五洲之士夫，群焉比较测验营目抵掌以论议之。五洲之政府，群焉变革迁就左右轻重以维持之。然而金币国病于金，银币国苦于银，金银两币国厌两币，使全球十四万万人莫不心如悬旌，傫然有不可终日之势。此其故何欤？非用金用银与合用金银之为害，而天下各国或用金，或用银，或合用金银各不相通之为害，以致此盈则彼绌，甲喜则乙忧，一发牵而全身动，铜山崩而洛钟应，天下商务之不均，其原皆起于此。今地球文治日进，交通之势日盛，舟通，车通，邮通，电通，士通，工通，商通，物产通，语言通，文字通，其率极速，其力极大，其不能不趋于一，昭昭然矣。而所谓币制者，犹界以国，犹域以地，以不通之事行于大通之世，是以万变而万不当也。《孟子》曰：“天下恶乎定？定于一。”故非一币制不能平天下。然今日有币之国，为金也，为银也，为金银并也，各有得失，各有利害。其将一于谁氏乎？曰：天下公理，由质而进于文，由贱而进于贵。故最初有币也，用粟帛，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秷秸而献焉，尺寸而剪裁焉，久之苦其重赘也，而用铁，而用铜；犹苦其重赘也，而用银；犹苦其重赘也，而用金。今夫币也者，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要之持之可以得衣食，实为衣食之代数而已，人人共用之代数，斯为真数焉。夫代数者，必务极其简易轻便，则于人之性也愈益顺（钞币者，又代数之代数也），故地球币制不一则已，苟其一之，必一于金，此事理之无可如何者也。今者，欧美各国虽未画一，然大率皆以金为正位（即金银并用之国，亦仍是以金为正位）。其美国合众主银党，必欲持平酌剂，定为金一银十六之比例者，虽争论甚切，然其势必不行。盖地球自然之变率，非人之所能遏也。然则一于金币之时局，实已将及，凡用两本位之国，尚有不能自持之势，而况我中国之以银为正位者乎？而况我中国之号称以银为正位而实以铜为正位者乎（中国铜钱有圜法，银钱尚未有圜法，仅以几两几钱计，然则中国直以铜为正位耳，与银币之国尚隔一层，痛哉！以《春秋》三世言之，铜为据乱世之币，银为升平世之币，金为太平世之币。又，凡必有圜法者，乃可谓之币制。故中国秦汉之间虽用金而必不能指为金币之国）？故即靡论他事，即以国体论之，亦必宜由铜而进于银，由银而进于金，乃足以列于文明诸大国之数，至易明矣。故今日铸金之当急，有不待辨而决者。虽然，既已铸金，则必以金为正币，而成一金银共用之国。考日本此次新例第十一款：“新定圜法施行之前，须先贮存新铸金圆合一万万圆。”盖既为正位之币，流通于国，则一切银钞皆视之为主率，故必所贮之金，足以为流通一国之用，然后可无窒也。故俄国将改行金币，而贮藏国库之金至一亿一千万磅；日本将改行金币，而自本年一月至五月由正金银行购金于伦敦者，六千余万圆；奥国近年所购之金亦极不鲜。故必得多金而后可用金，此定理也。中国虽以多银闻于天下，而一切矿苗开采未能如法，今即严申金矿出口之禁，而计每年所出口，不过合金磅二百余万磅之数，即尽收妇女簪珥之饰，充其量亦不过数万磅。以日本区区小国，行用金币犹且先贮一万万圆；中国人数十倍日本，为流通行用计，当贮日圆十万万圆（约一万万磅之间）。即以工艺未兴，人尚简省，通用之币额可节减，以折半计之，亦当先贮存金磅五千万磅乃可。以今日中国所出之金计之，尚未敷是额也。若如俄、日、奥诸国之例，更购金于泰西，是益增金价之飞涨，而我国受银贱之大累者，将又添一途，此则必不可也。故不开金矿，不能言行金币。此吾所谓一变一切变。将欲变甲，必先变乙，及其变乙，又当先丙，惟万弩齐发，斯百废具张。愿我政府勿更以弥缝补苴之术行之，学邯郸未就而先失其故步也。
曰：金贵银贱之为大害于中国，夫人而知之矣。敢问亦有为利于中国者乎？曰：有。以银贱之故，中国出口货可以畅销，何以言之？如十年前丝价每石值银四百两，其时金价每磅值银四两，故四百两之丝价，在洋商值一百磅。今日丝价仍值四百两，而每磅已值八两，则洋商只出五十磅，可得丝一石。在华商之丝价未减，而洋商计之已减至半价矣，于是法丝、意丝、倭丝以金价之贵而价昂，价昂则难与华丝争，故华丝出口加多矣。丝已然，其他出口货亦莫不然。使吾稍讲农学，繁荣其物产，虽物质稍次，而西人制造家必以其廉而争购之，是不啻环立用金之国，为我作渊鱼丛爵也。又以银贱之故，外国进口货转使之滞销，何以言之？如十年前洋布一匹，在英值金半磅，其时金磅值银四两，半磅价之洋布售于中国，只值二两，今则洋布犹是也。布价如故也，然每磅已值八两，则半价之布在华应售四两，华民昔以二两购之者，今忽贵至一倍，必少购，少购则进口之布少销，而兑出之金少，则金价亦可渐贱矣。洋布然，其他进口货亦莫不皆然。使吾及是时也，取凡向所仰给于西货者，皆由中国立厂自行仿造，则工料皆偿以银，而所出之货，较之外洋以金偿其工料者，其价必倍贱，于是外洋进口货来路可以尽绝。如此则银贱匪惟不能困我，反足以利我，昔日本是已。日本至今用金之事已定，而犹有持异议者，以谓三十年来，坐它国用金，本国用银，得以增涨输出之额，而阻阏输入之额，而商务受非常之益。计光绪四年，银价每圆值英金四先令，是年商务仅五十八兆五十万圆。至光绪二十二年，银价降低其半，而商务增至二百八十九兆五千万圆。十八年间骤增五倍，盖半受银贱之赐也。今若骤变，恐失此利，今日人之持此论者，尚呶呶也。上海《字林西报》译日本某报云：我国若依旧用银，则用金各国购货于我者，必纷至沓来，倘用金币则反是。何也？金贵银必贱，以金购货于我，其利倍蓗。利之所在，人人趋之，一旦易用银而用金，彼无利可图，势不能不舍是他求。向之购货于我国者，悉改而就中国及他用银之国，而我之销路岂不大滞？不宁惟是，同是用金，无所亏耗。而我国民转因其无所亏耗，争购货于彼，日益见众，输币外国，胡所底止。又《京津西报》云：日本改用金后，进口货多，出口货少，若不设法整顿，恐大有损于日本，而无益于银。由日本之言，以反比例求之，则吾乘此举天下用金之时，岿然以用银之一国独立其间，加以日本新变，逼处相形，其于加增出口货而阻绝进口货之道，可以事半功倍。白圭之言理财也，曰：趋时若鸷鸟猛兽之发。吾以为中国而不欲富强斯已耳，中国而犹欲富强也，此亦千载一时矣。自古未有不讲商务而能立国者，亦未有不讲物产工艺而能通商者，公例有然。而今日之中国，又时之不可失者也。若犹是苟且敷衍，推诿涂饰，辄以兹事体大，望洋而叹，是则以一事不办为宗旨，以坐视不救为要策，斯亦已矣。又何必更铸金银钱之仆仆为哉？
要之，今日之中国能开金矿，则用金，莫大之利也；能兴工艺，则用银，亦莫大之利也。苟不兴工艺，则用银可以贫中国；苟不开金矿，则用金亦可以贫中国。西人惟百废具举、商务极盛，各不相让，故于金银权衡，一转移间，而非常之利害见焉。中国则此事非不为利害也，然有存乎此事之先者，必彼之既变，然后此之可图。《孟子》曰：“善推其所为而已。”今我政府既采通政之议，鉴于金贵银贱之弊，而思所以救之，则亦何不念金贵银贱之利，而思所以用之也。虽然，今之谈洋务者，方且日言购船购枪炮之不暇，必欲自煎其膏，自枯其髓，以与敌人，然后为快。而于国之工商，匪惟不教之，且又朘之、削之、压之、虐之，则无惑乎只受其害，而终不一受其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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