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上
“易”，自孔子大传后，未有敢言者，虽孟子亦不言也。不知“易”之大趣，皆在老庄《列御寇》。三家殆无一言不相合，但世见无所显言，遂槩以为虚诞不可结之辞语矣。“六经”未尝言妙，惟易一见。而老氏首明之此何道哉！庄周《逍遥游》第一说“鲲鹏”处，一部“易”正在其中。然未尝有“易”证者，乃所以为深知“易”也。至《列御寇》殆知于太始之上，设大“易”，于论一之变，是因“易”意，然不若二氏之冥悟也。《列子》之书失于太肆，自杨朱力命之后，几不可读，亦何必至是释氏以“作止任灭”为四病。列子盖近于下之等，非不能知，盖不恤也。言“易”不言“易”之辩，于此可见。
古语多不同，或各从其方言。亦有造字之初，未备假借用之；后有正字，始别出。如“若”字训“顺”，未有“顺”字，但言“若”；后有“顺”字，故言“顺”，不言“若”。初无二义，而后人必妄分别。《尔雅》训释，最为近古。世言周公作妄矣，其言多是类《诗》中语而耶。《毛氏》说为正余意，但汉人所作尔。
扬雄能识字，亲作《训纂》《方言》，《训纂》不复见，而《方言》尚存，亦不为无意矣。然《太玄》书用奇字，多前此所无，其有据，聊抑雄自为之也。有据，当有所见；自为之，则正字之外，别为一字。乃与其以《太玄准易》，同一法门。雄言：司马子长好奇，不知己乃好奇之甚者，而弗知也。
“尧舜禹汤”四字，初皆不可训释。若谓古语，后世不能通。则庖牺为渔佃之始，神农为耕稼之始；少昊以木德，黄帝以土德，之数其义，皆坦然易明。“尧舜禹汤”，非氏即谥，岂容无说？今人但牵合强析之，非有传也。以此推之，古字何可自释？自文武成康之后，即渐显然。然两汉已前，人所命名，亦多不可攷。又如“鲁隐公，名息姑”，“宣公名倭”之类，竟不知为何语。古礼，子生三月而名，最为重事；既冠，而以字名，必旁取其义，岂容率尔？若季路，字子由；宰予，字子我；冉耕，字伯牛，与后世何异？言偃，字子游，亦古者谓：偃，为游，偃，同音通用。而冉雍，字仲弓；端木赐，字子贡，则又难尽推。是以学者不可不慎也。
古书多奇险，或谓当时文体云尔。然《列子》字古而辞平，《老子》字辞俱平，偶俪音谐，略同秦汉。工于文者，而视古则稍异，乃知奇险未必皆其体，亦各自其为之者。至孟子庄周，雄辩闳衍，如决江河，如蒸云雾，殆不可以文论，盖自其为道出之。《商书》“伊训”“说命”等作非不平，而“盘庚”特异；周诗“雅”“颂”非不平，而“鸱鸮”“云汉”二篇，殆不容读，岂非系其人乎？使西汉之文，不传后世，乃见《太玄》谓西汉皆然，亦未尝不可矣。文章自东汉后顿衰，至齐、梁而扫地，岂惟其文之衰？观一时人物，立身谋国，未有一特然出群者也，何以独能施之于文？至唐终，始三百年，仅能成一韩退之（即韩愈）；使退之如王、杨、卢、骆之徒，亦不能为矣。
《楚辞》言“些”（原注：音读息个切），沈存中（即沈括）谓梵语“萨缚诃”三合之音，此非是。不知梵语，何缘得通荆楚之间？此正方言各系其山川风气所然，安可以义攷哉。大抵古文，多有古卒语之辞，如：“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绳绳兮”，以“兮”为终，老子文亦多然。“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以“只”为终。“狂童之狂也且”“椒聊且”“远条且”，以“且”为终。“棠棣之华，鄂不远而”“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以“而”为终。“既曰归止，曷又怀止”，以“止”为终。无不皆然风俗所习。齐不可移之宋，郑不可移之许，后世文体既变，不复论其终。楚词者类，仍用“些”语已误，更欲穷其义，失之远矣。
苏子瞻好譃，一日与客集，有论林和靖（即林逋）诗，偶俪精切，如用古人，不独取以相对，虽有姓名之字亦欲相对，如“伶伦近日无侯白，奴仆当年有卫青”之类。子瞻曰：“吾近得一对，但未有用处。”或问之，曰：“韩玉汝，正可对李金吾。”闻者皆大笑。唐人记：有问东方虬，何以名虬者？曰：“且要数百年后，对西门豹。”正类耳。今日有客来，云显官张九成，轻薄子或以对“柳三变”，亦的对也。
先事而戒谓之“豫”，后事而戒谓之“犹”。犹豫，本二兽名。古语因物取义，往往便以其物名之。后世沿袭，但知其义，不知其物，遂妄为穿凿，未有不悮者。《说文》：豫，本大象之名。物大，即处于小而见者早，故有豫义。而豫之义，不在豫文也。《尔雅》有似鹿而善登木避人，已去，犹疑而再登，则有豫义。《左氏》谓有为可，以已之辞是矣，而犹之义，不在犹文也。余以是知老氏所谓“豫兮若冬渉川”，冬而渉川，又所“易”见而可前戒者也。“犹兮若畏四邻”，四邻我已亲狎，可以无畏，而犹畏则后事而戒者也。惟其知戒，则不轻动。故二文又为疑事。
人遇物应事，不可无素养。素养者，熟则猝然自外至者，不能为之变。《晋书》记苏峻渡江，司马流之守江州。忽闻其至，当时不知口处，人事真有尔者，流何足语。此彼但真畏怯耳。然廋亮本以召峻自任，乃以流当冲，其不亡何待？刘先生是何等气宇人，与鲁肃议借荆州，忽闻震雷，遂失匕于地。论者谓出其不意，余谓不然，先主故耐惊怕，意当议时必有斯孙权者，有歉于中者。人无素养，尚不足以当变，况所怀者先有以夺之乎。
老氏论气，欲専气致柔，如婴儿；孟子论气，以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二者，正相反。老氏、孟子俱可与，皆至于圣人之室也。从老氏，则废孟子；从孟子，则废老氏。以吾观之，二说正不相妨。人气散之，则与物敌，而刚専之，则反于已而柔。刚不可胜，胜刚者必以柔。则専气者，乃所以为直也，直气而无害于外。则所谓持其志，无暴其气者，当能如曾子之守约。约之积，而发于微，则直养者，乃所以为柔也。故知道之至刚者，本自无二，惟其运动如何，初不矜其同，如杨雄以气适善恶之马。盖胸中愦愦，本自不了，欲言善则有恶，欲言恶则有善，故不得已而两存之，以罔后人。幸或其中不知以善恶论气。此为何理？是陋三家村中老书生殆雄之谓耶！
沈存中（即沈括）论曰：食正阳之月，分“正”与“阳”为两月，盖取《尔雅》，十月为阳，以正为四月纯阳，以阳为十月纯阴。不知独分此两月为何义。以为天灾耶？则他月不为灾乎？以为当行礼耶？则他月不行礼乎？考于《春秋》，日食三十六，皆用周正。四月者，六月也；十月者，十二月也。书六月者二，皆记鼔用牲于社。十二月者，皆无闻焉，则岂以十月同四月哉？正阳之言，鲁季孙之辞，古无是说也。其意，盖以为惟此当行礼，他月则否。余为《春秋传》周正夏书言：“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驰，庶人走。”岂以四月乎？凡书日食，皆记天灾，而两六月独记“鼓用牲于社”者，正以鲁人用礼之非，且天灾有币无牲，不当用牲尔。当时，固自有变之者。正者，正也；若以四月纯阳为正月，则岁而有两正可乎？正阳不特不可分，虽四月亦不作名。君子所重，惟畏天威、谨邦礼而已。《诗》：“十月之交，朔日辛夘，日有食之，亦孔之丑。”但讥纯阴盛而阳干，以为国丑。若以对四月，则纯阳日虽食而阳尚强，不足以为丑，必无是也。
《孟子》论“布缕、粟帛、力役”之征，即《周官·载师》所谓“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糓粟；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者也。此周公之法，而使民至此者乎？周公之为此，盖为井田设也。夫既以八家为田矣，未有无田而坐食者。弃而不为，于是乎苦之。此非资其征以为利，廹之便反本也。当孟子时，井田废矣，阡陌皆入于兼并；民之无田者，盖不可胜数，此岂其罪？而周公之法独存，盖当时诸侯假是以残民，岂知周公之义也哉。事不因时而徒泥于古固不可，况其假以为恶。世不可与之辨，则宁废周公之法可也。
名生于实，凡物皆然。以斛为石，不知起于何时。自汉已来，始见之。石本五权之名，汉志重百二十斤为石，非量名也。以之取民赋，如二千石之类，以谷百二十斤为斛，犹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寡本不系谷数，从之取其醇醨。以今准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漓者多至于十五六斗。若以谷百二十斤为斛，酒从其权名，则权当为酒十五六斗；从其量名，则斛当谷百八十九斤，进退两无所合。是酒言石者，未尝有定数也。只于麹言石斛，麺未必正为麦百二十斤，而麦之实又有大小虚实，然沿至今，莫知为非。乃弓弩较方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硾以斤为别，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实何常之有。以妍为丑，以丑为妍，以美为恶，以恶为美，惟其所称，此亦学道者之一警也。
华人发古塜得砖，皆有刻字，曰：“晋升平四年三月四日，大学博士陈留郡雍丘县都周阐，字道舒；妻活，晋浔阳太守谯国龙堈县栢逸字茂长小女，父晋安城太守鹰扬男讳蟠字永时。”皆鎸同文。此周阐之妻，百逸之女墓也；“父晋安太守鹰扬男讳蟠”者，盖阐之父，故独称讳。但其妻名活，何义？字画极分明无讹。其中无他物，惟其铜銚一，三足，螭柄面阔四寸余，深半之，制作不甚工。野人来求售，余适得之云：尚有一石台，高二尺许，有花文，先为溪南人取去。升平四年至今绍兴十六年，正七百八十七年，自有道观之，殆朝暮耳。今吾复居于此，未知后七百八十七年来者复谁，聊亦可以一笑也。
吾少受“易”先生知为传注之学而已，中岁求老庄，而后知“易”之外有不谋而黙契者。古之达人，其所至到无所不同，然但亦见其理，诚有是而未悟其得于心者。晚复为佛氏学，读大乘诸经，始廓然洞彻，知前所闻无一非真实语，既信之不疑。则日用践履无适而不与心会，虽欲俯而复从前日之言，有不可得者。今年夏，暑雨弥月，卧载忻堂，百念无复于其中。案头适有老氏书，偶取诵之，始模执笔在旁，时记其所欲言，不觉阅九日而终篇。盖余初未尝有意于言也，其间杂以易及佛书，口到即言，不复更有所适；或讥余不应如是，必有议于后。余笑曰：此犹求于昔日之吾也，当以今吾为正。
“秋云放雨山林静，诸壑相传共一音。”此王荆公诗，旧读但爱其清丽耳。今岁既多雨，经霉霖潦，甚于往岁。昨日过午，一雨忽如倾注，移时乃已入夜，既稍凉，枕几萧然。不觉睡至鸡将鸣，窗犹未曙，闻四山泉流并集；初是隐隐若雷，徐而听之，则高下远近互相参错，而各自为声，或如钟鼓，或如琴瑟，或如战马之奔，无不可喜。始悟荆公诗良有味，不知公作此句时亦有同乎余者？所谓“共一音”者，似不从押韵，而毗耶以音声为佛事，此殆近之。
山中有竹数千竿，皆余累岁手植。初，但得数千竿，旦旦观之，既久不觉成林，无一处不森茂可喜。尝自戏善种竹无如予者。顷过吴江，以语王份秀才，份云：竹殊易种，但得肥地，尽去瓦砾、荆棘，深根频以水沃，取粪壌更壅培，无不可活，不必择时。然取美观则可，如欲为用，不若瘦瘠地硗确。非人力所营，或崖谷间自生，其质坚实而肉厚，断之如金石；以为椽，常竹十岁一易者，此必倍之。吾居前后多竹椽，既归，一一验之，无不如其言。乃知予三十年种竹，初未尝得真竹，微份予不闻君子哉若人。份为大学诸生，家故饶财，兵火虽多坏尽，所余筑室，吴江道旁作圃，兼有湖山之胜。客至即饮之酒，不问识不识，人亦以此多附之，近邑之佳也。
苏子曕初未知有禅学。为凤翔府佥判，有兵官王凯者教之，始大知爱。时欧阳文忠尚无恙，子曕为杭州倅特过汝阴，以此劝公，笑而不答。凯，王诜之父也，捨欧公而从一兵官，可为豪杰矣。自是从辨才等，诜又于杭州所入益深，子由贬筠州监酒税，时江西谈老，南临济禅盛，亦多有伟人。子由日从文关西寿圣聪游，自谓有得。余固不获亲闻二人之言，而阅其书多矣。质之近世为禅宗者，往往但许其高明善辨，辩而不许其质至道，此当自知非他人所能察。然子瞻论理超胜，出入大乘诸经，无所留碍，诚为闳妙。子由晚作老子解，乃其心法自许甚高，与他解经不类。天下至理，不为凝滞所隔，则为聪明所乱，二人后必有能辨之者。
王荆公（即王安石）再罢相，居钟山，无复他学；作《字说》外，即取《藏经》读之。虽则溷间，亦不废。自言《字说》深处，亦多出于佛书。作《金刚经解》，裕陵尝宣取，今行于世。其余，如《楞严》《华严》《维摩》《圆觉》，皆间有说，意以为尽其所言矣。至谓禅学为无有其徒自作法门，以动世之未有知音者尔。晚请秀圆通往蒋山，首出所作诸经解示秀，秀不之许，公不乐，秀亦弃去。后捨宅为寺，以文关西主之。未几，文亦封其所奏紫衣师号制书，不告而归，盖亦有不契。然者荆公且势位方高，二人不少假，亦可为勍敌，近岁盖未之见。或云非荆公所得，盖二人之主张其教门，以为使世知。荆以为然，则其徒无复可言，此亦不然。富郑文未尝识圆照，闻法显之言而心语。既告以照，照即印大善知识果。但以主张教门为心，则安能使其传数百年而终不可冺乎？
怀禅师法嗣雪窦，治平、熙宁间，再振云门一派，弥望东南，至今不绝。初得法时，不告亟去，雪窦自不知有此人。貎极眇极陋，尝饲驴，为其啮鼻。始治无为军铁佛，即为雪窦烧香，寺甚敝，未甚知名。一日陞堂，云：“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今时人学道至此，方有少分。”传至于窦，惊曰：“吾乃有此人乎？”亟先有书通怀，方报之。夫语道而使授者不知，得者不有，比于庄周书寓意或有其人，秦汉后盖未闻也。怀高弟，不胜可数，其最著四人：惠林本、法云秀、天钵冲、长芦夫，所在皆为大宗师。得者既多，中间玉石不无相乱。近岁临际洞山，道复行江外，怀之传遂少衰然，亦安知后不复有来者？乃知天下万事，久皆不能无敝，虽斯道亦然。既不可不广，亦不可不慎要之。与其失之多，不若失之少也。雁影之言意是其得于怀者，今天下言禅，皆以为口实。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鱖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此玄真子张志和《渔父词》也。颜鲁公（即颜真卿）为湖州刺史时，志和客于鲁公，多在平望震泽间。今东震泽村有泊宅，村野人犹指为志和尝所居。后人因取其“愿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语，以为名此“两间”。湖水平阔，望之渺然，澄澈空旷，四旁无甚山；遇景物明霁，见风帆往来如飞鸟，天水上下一色。余每遇之，辄为徘徊不忍去。常意西塞在其近处，求之久不得。后观张芸叟《南行录》，始知在池州磁湖县界，孙策破黄射处也。苏子瞻极爱此词，患声不可歌，乃稍损益，寄《浣溪纱》曰：“西塞山前白鹭飞，散花州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鱼肥。自蔽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黄鲁直闻而继作。江湖间，谓山连亘入水为矶，太平州有矶曰“新妇”，池州有浦曰“女儿”。鲁直好奇，偶以名对而未有所付。适作此词，乃云：“新妇矶头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惊鱼错认月沉钩。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细雨转船头。”子瞻闻而戏曰：“才出新妇矶，便入女儿浦，志和得无一浪子渔父耶！”人皆传以为笑。前辈风流略尽，念之慨然。小楼谷隐，要不可无方外之士时相周旋。余非鲁公，固不能致志和，然亦安得一似之者而与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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