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九
《诗大雅灵台》篇曰：“经（度也）始灵台，经之营（表也）之。庶民攻（作也）之，不日（不终日也）成之。经始勿亟（急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台下有囿域养禽兽），麀（牝鹿）鹿攸伏（不惊扰），麀鹿濯濯（肥泽貌），白鸟翯々（洁白貌）。王在灵沼（囿中有沼），于刃（满也）鱼跃（言多而得所）”。
朱熹曰：“国之有台，所以望氛祲、察灾祥、时观游、节劳佚也。谓之灵台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灵之所为也。文王之台，方其经度营表之际而庶民已来作之，所以不终日而成也，虽文王心恐烦民，戒令勿亟，而民乐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来也。灵囿，台之下有囿，所以域养禽兽也。灵沼，囿之中有池也。”
臣按：自古人君为治固不可不惕厉其心，亦不可不舒畅其情，盖一张一弛非但以施之于民，藏修息游非但以施之于学，而为治亦莫不然也。故虽以文王之忧勤，自朝至于日中昃而亦必有灵台囿沼之设焉，虽然，必有文王之忧勤然后有文王之逸乐。苟徒肆情于逸乐，出于己心之嗜好，繇于左右之怂恿，拂民心而劳民力，所以亟成者，不出于民心之乐趣而繇于己意之欲速与左右之督责，夫然则亦异于文王之所以经营者矣。臣故愿有欲为台囿以为舒畅情志之所者，必先有文王之忧而又得周民之乐然后可。
《周礼》：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祭祀、丧纪、宾客共其生兽、死兽之物。郑玄曰：“囿游，囿之离宫、小苑观处也。”
叶时曰：“《周礼》囿人一官掌囿游以牧百兽，郑氏谓囿若汉之苑游，为离宫养兽以宴乐视之，如汉掖庭有鸟兽焉。尝观周公作《无逸》以戒成王，必曰‘尔其无淫于逸，于游于田’，今设囿游以为宴乐之玩，安能禁成王之逸游也哉？盖以一人而尊，居万乘，富有四海，安能尽绝其逸游之乐，使之坐受束缚，耳目有所不得玩，手足有所不得佚，心意有所不得通，夫人且不能以自克而亦何乐于为君也？一旦人情有所不能堪、天理有所不能制，淫壑一开，堤防一决，则将奔突横流而不可御，将至于盘游无度、流连无厌矣，岂特囿游而已哉？然周公之设囿游也，惟以刖者而守囿，必不能从王而为驰逐禽兽之事，惟宾客、丧祭则共其兽物而已，虽名囿游而无一语及宴游之事，郑氏以囿比汉苑、以游比汉宫、以兽比汉兽，则周之制果如汉乎？周公之作《周礼》其言囿游也止于牧兽，正所以存人君天理之乐而示之以制度之俭云。”
臣按：《周官》囿游盖谓苑囿游观之处，即今之海子也。牧者，孳养之也。百兽者，兽非止于一，甚言其多也。所以然者，为共祭祀、丧纪、宾客三者而已，故当政事闲暇之时而为游行观省之乐，百日之勤劬而假一日之暇豫，虽曰游目以适情，然亦非纵欲而败度，是何也？盖设官以牧百兽，以为祭祀、丧纪、宾客之用，因从兽之游而寓省牲之礼。先王因人情而制礼，既不拂乎人情，又不废乎礼节，此类是也。
《春秋》：庄公三十有一年春，筑台于郎。夏，筑台于薛。秋，筑台于秦。
穀梁赤曰：“不正罢（疲同）民三时，虞山林薮泽之利，且财尽则怨，力尽则怼，君子危之，故谨而志之也。”
胡安国曰：“何以书？厉民也。天子有灵台以候天地，诸侯有时台以候四时，去国筑台于远而不缘占候，是于游观之所厉民以自乐也。厉民自乐而不与民同乐，则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岂能独乐乎？”
臣按：先儒谓庄公一岁三筑台，所谓及是时般乐怠敖者，则治国治家之当务荒废多矣，此所以逾年身死，而萧墙之祸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鉴哉？
成公十有八年，筑鹿囿。
穀梁赤曰：“筑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孙觉曰：“《春秋》兴作皆书，虽城池之固、门厩之急无遗焉，重民力也，况耳目之玩、一身之娱哉？”
臣按：先儒谓《春秋》前此未有书筑囿者，是后昭九年筑郎囿、定十有二年筑蛇渊囿，人君之示子孙也，可不谨哉。
《左传》：襄公十七年，宋皇国父为太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收（谓收敛之时）。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筑者讴曰：“泽门之禋，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子罕闻之，亲执扑以行筑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为役？”讴者乃止。或问其故，子罕曰：“宋国区区而有诅有祝，祸之本也。”
杜预曰：“泽门，宋东城南门也。皇国父白晰而居近泽门，子罕黑色而居邑中。”
臣按：宋平公筑台，无益之事也，而皇国父以无益妨有益，子罕谏之而不听，此所以来筑者之讴也。人君有所兴作，虽有益之事固不可妨农，况无益乎？筑者口中之讴乃其心中之事，为人上者宜慎兴作，毋使下之人诅之于心而讴之于口，子罕谓“宋国区区而有诅有祝，祸之本也”，岂但宋哉？则凡天下之大亦莫不然。
昭公九年冬，筑郎囿。书，时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孙昭子曰：“《诗》曰‘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焉用速民，其以剿（劳也）民也，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
臣按：叔孙昭子谓“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斯一言也尤为紧切。有民者将欲举事，恒以其所作为者与民相比并权，其有无可与不可，则知所轻重缓急，而不轻用民力以失其心哉。
《国语》：楚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夫。”对曰：“臣闻国君服宠（谓以贤受宠服）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谓丹楹）镂（谓刻桷）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盛也）大、嚣（华也）庶（众也）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也。先君庄王为匏居（台名）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不妨城郭守备之材），用不烦官府（财用不出府藏），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乱克敌而无恶于诸侯。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疲同）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举国留（治也）之，数年乃成，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内、小大、远迩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于目则美，于德则不），缩（取也）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远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敛民利以成其私（谓私欲弘侈）欲，使民蒿（耗也）焉忘其安乐，而有远心（畔离也），其为恶也甚矣，安用目观？故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台度于临观之高，其所（处也）不夺穑地，其为（作也）不匮财用，其事不烦官业，其日不废时务。瘠硗之地于是乎为之，城守之末（谓余木）于是乎用之。”
臣按：伍举谏其君之为台，而必举其先君之所为者以告之，且谓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官不易朝常，是以能除乱克敌而无恶于诸侯。今其君之为台则民罢而财尽、谷败而官烦，举国治之，数年乃成，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民实瘠矣，君安得肥？呜呼，伍举之言，其所以告于君何其切实而明快也哉？后世所当鉴也。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刃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朱熹曰：“孟子言文王虽用民力而民反欢乐之，既加以美名而又乐其所有，盖由文王能爱其民，故民乐其乐而文王亦得以享其乐也。又引《汤誓》，桀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时亡乎？若亡则我宁与之俱亡。’盖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独乐而不恤其民，则民怨之而不能保其乐也。”
杨时曰：“梁王顾鸿雁、麋鹿以问孟子，孟子因以谓贤者而后乐此，至其论文王、夏桀之所以异则独乐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贤者乎则必语王以忧民而勿为台池、苑囿之观，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则必语王以自乐而广其侈心，是纵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当道，唯孟子之言，常于毫发之间剖悉利善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则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
张栻曰：“民一也，得其心则子来而乐君之乐，失其心则害丧而亡君之亡，究其本则由夫顺理与徇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怀不敢自乐之心，则足以遏人欲矣；常怀与民偕乐之心，则足以扩天理矣。”
臣按：孟子因梁王之问，而举文王与民偕乐与夏桀结怨奉己二者并言，使其自择焉。与民偕乐者，君既得己之乐而民亦得民之乐，是以吾心休休焉享民之奉己，何乐如之？若夫独乐己之乐者，夺民衣食之资以为之财用，占民耕艺之土以为之台池，己则乐矣，乐而及于鸟兽矣，如民之苦何？苦之不已则怨，怨之不已则叛，则民之所以苦者将移于我，而我之所以乐者将为他人有矣。为人上者盍鉴文王之所以兴，而戒夏桀之所以亡哉。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朱熹曰：“囿者，蕃育鸟兽之所。古者四时之田皆于农隙以讲武事，然不欲驰务于稼穑场圃之中，故度闲旷之地以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后也欤。礼，入国而问禁，国外百里为郊，郊外有关。阱，坎地以陷兽者，言陷民于死也。”
张栻曰：“意齐王欲广其囿，谀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岂崇囿如此？盖其蒐田所及，民以为文王之囿耳，以刍、雉得往知其然也。”
臣按：设禁阱民者人欲之私，与民同利者天理之公。一田囿之设而公私、义利于是乎在，天理、人欲于是乎分，为人上者，于凡举措可不谨哉。
汉武帝建元三年，帝使吾丘寿王举籍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寿王奏事，武帝大悦称善。时东方朔在旁，进谏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旗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良材，百工所取给、万民所瑀（古仰字）足也，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即蛙字）、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广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虚，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营之，垣而囿之，骑驰东西，车骛南北，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粪土愚臣，逆盛意，罪当万死。”武帝乃拜朔为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寿王所奏。
臣按：武帝使吾丘寿王辟地为上林苑，东方朔谏，帝拜朔为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寿王所奏。夫听其言而受其金爵可也，帝不受朔之言，徒与之爵与金，是买之使不言也。朔受之不辞而不复言，譬则狗焉嗥于主人之侧，投以一脔，俯首帖耳逝矣。
灵帝光和三年作罼圭、灵昆苑，司徒杨赐谏曰：“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驱之礼，薪采刍牧皆悉往焉。先帝左开鸿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约。今废田园，驱居人，畜禽兽，殆非若保赤子之义，宜惟卑宫、露台之意以慰民劳。”帝欲止，侍中任芝、乐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为小，齐宣王四十里人以为大，今与百里共之，无害于政也。”帝说，遂为之。
胡寅曰：“天下之理，至五经、《语》《孟》亦可谓正矣，邪说之害，至五经、《语》《孟》亦可以息矣。然而道大如天，见在乎人，小智奸识谓圣人之心与我何异哉？则五经、《语》《孟》虽存乎世，而窾言横议亦傍缘而作，非人君明哲，心与正会，则不能昭其诬罔，设或主意违道，则窾言横议入之犹水赴谷矣。尧舜为天下得人而夺国者用以为名，汤武顺天革命而代君者取以借口，胤侯征羲和而讨不附己者资焉，伊尹放太甲而欲夺其主者托焉，五就汤五就桀非为利也而求富贵利达者以为大人欲速其功也，致辟管叔、囚蔡降霍非为己也而手刃同气者以为圣人与我同志也，曰公刘好货则掊克聚敛不知纪极，曰召公辟国则穷兵远讨无有休息，曰省耕敛助不足则出钱贷民而取其利，曰藏不售兴滞用则置官畜货而自为市，依倚外患、胁制人主以饕富贵而自比于惠、连之降志辱身，废法任情、肆行无道以专宠利而自比于仲尼之无可无不可，遂使诋訾儒术者举是以为笑，曰五经、《语》《孟》殆亦奸宄之囊橐耳。彼乐松、任芝所以欺灵帝者，特弁髦土梗未足多诮也，或曰然则何以正之？曰奸人之假托经义以文其说者，非能欺天下也，直欺人主耳，苟人主信之足矣。人君能格物致知，使疑邪不能乱，正心诚意使利欲不能昏，就道亲贤、问之辨之以明所未明，笃志励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难守，则郑自郑、雅自雅，杲日中天，万象毕照，辨言安得而乱吾政，利口安得而覆吾邦？此二帝三王中心无为，以守至正之要道也。”
臣按：人臣托经义以欺其君，是愚其君也；其君听其言而从之，是自愚其身也。彼臣而愚其君，是欲以求其利也，君而自愚，岂非快其所欲哉？臣之愚君得罪于君，不臣者也；君之自愚则得罪于天、得罪于圣经、得罪于师父之教，其不君也哉。
隋炀帝大业元年，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方丈、蓬莱、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宫殿罗络山上，海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花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以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水而布之。十六院竞以殽羞精丽相高，求市恩宠，炀帝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
臣按：炀帝于元年始即位即为西苑，至七年天下兵起，十四年被弑于江都，一时恣情游乐之地，今则荡为荒烟野草，莫知其所在矣，而书之史册者昭昭在人目睫间，秽污简牍、遗臭万世者恒如在然。呜呼，人生几何，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苦为此不道之事以劳生民之力、费天下之财而贻后世之笑哉？
以上囿游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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