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
按：刘歆伪撰古经，由于总校书之任，故得托名中书，恣其窜乱。东汉主张古学，若贾逵、班固、马融、张衡、许慎之伦，皆校书东观者，其守古学弥笃，盖皆亲见中古文经，故惑之弥甚。通学之徒皆已服膺，其风灭天下，力固宜然。故原伪经所能创，考古学所以行，皆由《七略》也。《汉书》为歆所作，人不尽知；《艺文志》即《七略》原文，人皆知之。今将《艺文志》之《六艺略》条辨于先，则歆之伪尽见矣。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按：《七略》之出于刘歆，此为明条。《六艺略》为歆专职，以承父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也，故尤得恣其改乱，颠倒五经也。秦火虽焚，而六经无恙，博士之职不改，孔氏世世不绝，诸儒师师相受，微言大义至今具存，以为「乖绝」及「书缺简脱，礼坏乐崩」，皆歆邪说，攻今学真经而创古学伪经也。且所谓「微言大义」，即孔子改制之学也：申公、辕固生、韩婴、伏生、高堂生、田何、胡母生、董仲舒，四百年传之不绝。自歆伪经出，托之周公，而后孔子之微言大义乃乖绝，实乖绝于歆也。《春秋》有公、谷而无左氏，更无邹、夹；《诗》有齐、鲁、韩，而无毛氏；《易》出于田何，施、孟、梁丘起于宣帝后，战国前安有数家之传？叙仲尼七十子后，即以己伪撰之经入之，以涂学者耳目。首倡秦焚而书简缺，言绝而诸家争，学者开卷，诵之习熟，弥满胸臆，此所以丰蔀二千年而莫之解也。刘向所撮录，大率为歆所改。今以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校之，说皆不同，知《七略》中无向说矣。其云「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移太常书》并以「书缺简脱」四字诬为诏书。考《史记》《汉书儒林传》皆载武帝制，只有「礼废乐崩，朕甚愍焉」八字。盖博士具官，未有进者，六艺之学，朝廷未重，故以为「礼废乐崩」，非谓「书有缺脱」也。《儒林传》制诏元文既无此语，则「书缺简脱」四字，为歆增加，以证佐伪经之说，明甚。刘歆伪撰古文，既妄以传授源流强诬古人，并诬其父，又诬其君，无忌惮之小人，亦至此乎！按古今总校书之任者，皆有大权，能主张学术，移易是非，窜乱古书。先征之今，国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群书纪昀主之，算法则戴震主之。而《四元玉鉴》为中国算学最精之术，戴震于《测圆海镜提要》云「按：立天元一法，见于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数》中，厥后《授时草》及《四元玉鉴》等书皆屡见之。」则戴震必见其书，而乃不为着录，盖欲独擅其术也。《提要》之及其目者，乃其不觉流露，不及校删者耳纪昀力攻朱子，述董亨复《繁露园集》之野言，讥《名臣言行录》不载刘元城者数条，其它主张杂学，所以攻宋儒者无不至，后生多为所惑。近世气节坏，学术芜，大抵纪昀之罪也。校书者心术若坏，何所不至！幸生当国家明盛，群书毕备，故不至大为窜乱。若刘歆挟名父之传，当新莽之变，前典校书之任，后总国师之权；加汉世书籍皆在竹帛，事体繁重，学者不从大师，无所受读，不如后世刻本流行，挟巨金而之市，则捆载万卷，群书咸备也。若中秘之藏，自非马迁之为太史，则班嗣之有赐书，杨雄之能借读，庶或见之，自余学者无由窃见。故歆总其事，得以恣其私意，处处窜入。当时诸儒虽不答，师丹、公孙禄虽奏劾，然天下后世则皆为所丰蔀而无由见日矣。孔子六经不亡于秦政之烧书，而乱于新歆之校书，岂不痛哉！王允谓「不可令佞臣执笔。」若校书之权任，尤先圣大道所寄，岂可使佞人为之哉？徒以二千年经学乖讹，有若聚讼，童年而搜研章句，白首不能辨厥要归，科罪刘歆，犹未当其狱也。
《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
《易传周氏》二篇。字王孙也
《服氏》二篇。师古曰：「刘向《别录》云‘服氏，齐人，号服光’」
《杨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蔡公》二篇。卫人，事周王孙
《韩氏》二篇。名婴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八篇。名宽，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
《淮南道训》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
《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神输》者，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
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苏氏曰「东海人，为博士。」晋灼曰「《儒林》不见。」师古曰：「苏说是也。嘉即京房所从受《易》者也，见《儒林传》及刘向《别录》。」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按：《易》学为歆乱伪之说有三，而京、焦之说不与焉：其一，文王但重六爻，无作上、下篇之事，以为周公之作，更其后也；其二，《易》但有上、下二篇，无十篇之说，以为孔子作《十翼》，固其妄也；其三，《易》有施、孟、梁丘，并出田何，后有京氏为异，然皆今文之说，无《费氏易》。至有高氏，益支离也，今分辨于下：
《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日者传》「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法言问神篇》「《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问明篇》「文王渊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渊乎！」《汉书杨雄传》「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于是重《易》六爻。」此皆西汉前说辞之未着，若何而有上、下之篇，殊令人不可通晓。考马融、陆绩之说，皆以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见《周易正义》一此必有所受。《志》云「文王重六爻」，盖未敢骤改西汉旧说，以骇观听，而又云「作上、下篇」，则是明以为文王作《卦辞》矣。其辞闪烁，所谓「诬善之人，其辞游」也。其辨详《经典释文纠谬》。
此《志》叙周王孙、服光、杨何、蔡公、韩婴、王同诸《易》先师《传》皆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然则《易》之《卦辞》《爻辞》《彖辞》《象辞》皆合，以其简帙繁重，分为上、下二篇。史迁《太史公自序》称《系辞》为「《易大传》」，盖《系辞》有「子曰」，则非出孔子手笔，但为孔门弟子所作，商瞿之徒所传授，故太史谈不以为经而以为传也。至《说卦》《序卦》《杂卦》三篇，《隋志》以为后得，盖本《论衡正说篇》「河内后得逸《易》」之事。《法言问神篇》「《易》损其一也，虽蠢知阙焉」，则西汉前《易》无《说卦》可知。杨雄、王充尝见西汉博士旧本，故知之。《说卦》与孟、京《卦气图》合，其出汉时伪托无疑。《序卦》肤浅，《杂卦》则言训诂，此则歆所伪窜，并非河内所出，宋叶适尝攻《序卦》《杂卦》为后人伪作矣。《习学记言》歆既伪《序卦》《杂卦》二篇，为西汉人所未见，又于《儒林传》云费直「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此云「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又叙《易经》十二篇，而托之为施、孟、梁丘三家，又于《史记孔子世家》窜入「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颠倒眩乱。学者传习，熟于心目，无人明其伪窜矣。诸家引孟、京注，间有及《说卦》《序卦》《杂卦》者，如非窜乱之条，即为后人附益之语，犹《左传正义》一引《严氏春秋》有「孔子与左丘明观书，丘明为传」之事耳，不足据也。夫《易》为未经焚烧之书，犹可托伪，而人无疑之者，况他经哉！然则天下人之被欺，固易易耳，若非藉马迁、王充之说，孔子之《易》几无复发明之日，亦危矣哉！
按：西汉但有施、孟、梁丘、京氏《易》，费氏、高氏突出于哀、平之世，西汉诸儒无见之者。传之者王璜，即传徐敖《古文尚书》之人，其为歆所假伪付嘱，至易见也。其云「唯费氏经与古文同」，亦伪托也，务借以尊费氏而已。汉逮中叶，经业至盛，人用其私，多思伪撰。故《易》则有焦、京、赵宾以阴阳灾变为《易》；《书》则有《泰誓》、张霸《百两篇》；《礼》则有方士、明堂诸说。盖作伪者已多。刘歆之伪古文，发源于《左氏》，成于《周官》，遍伪诸经，为之佐证。独阙于《易》，遂剿焦、京之绪余，而变其面目，故曰「长于卦筮」，又曰「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盖歆以余力为之，凑成诸经古文耳。《后汉书儒林传》「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经典释文序录》曰「永嘉之乱，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马、郑之《易》，即《费氏易》，安得谓《费》无传？陆氏之说不足为据也是后汉末皆费氏学。而《释文》有《费直章句》四卷，岂后人所傅益欤？」然既曰「兴」，又曰「人无传者」，则必有说。今自马融、郑玄、荀爽、虞翻及王辅嗣注，皆费氏说，《三国志虞翻传》注载翻奏曰：「臣闻六经之始，莫大阴阳。」是歆六经首《易》之说也。「臣高祖父少治孟氏《易》，至臣五世。前人通讲，多玩章句，虽有秘说，于经疏阔。」是翻弃师法之征也。翻传又载翻《国语训注》，是翻盖治古学者。盖马、郑之后，费学大行，学者无不在其笼中，为其学者又人人异论。荀爽既殊于马、郑，翻又异于郑、荀，要之皆费氏之说。翻自言孟氏，盖假借之辞耳则今之《易》亦歆伪学也。呜呼！后世六学，皆歆之说，孔子之道于是一变，盖二千年矣。《儒林传》言高相「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盖歆别有五行传之学，溢而为此。《传》又云「自言出于丁将军」，犹《毛诗》自谓子夏所传耳，亦犹《春秋》之故为邹氏、夹氏以影射耳，亦歆所为也。唯歆斥孟、京之伪，详《汉书儒林传辨伪》。
《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师古曰「孔安国《书序》云‘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承诏作传，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郑玄《叙赞》云：‘后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师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传授者。」
《传》四十一篇。
欧阳《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卷。
欧阳《说义》二篇。
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
许商《五行传记》一篇。
《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师古曰「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议奏》四十二篇。宣帝时石渠论。韦昭曰「阁名也，于此论书。」
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刘向《稽疑》一篇。师古曰：「此凡言‘入’者，谓《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与此同。」《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篡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于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
按：伏生所传二十八篇。伏生故秦博士，秦焚书，非博士所职悉焚，则博士所职不焚，然则伏生之《书》，为孔子所传之全经确矣。博士以《尚书》为备，以其传授有绪，故比之二十八宿也。欧阳、大小夏侯传今文者无异辞。而《史、汉儒林传》皆云「伏生求其《书》，独得二十九篇」者，《隋志》引《论衡》以为「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刘歆《移太常书》所谓「《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皆缘博士合《泰誓》于经中，并二十八篇数之，故为二十九也。歆欲以古文乱今学，故云「凡百篇而为之序」「秦燔书禁学」「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明《书》之不备，所以便其作伪也。歆不明白言之，又窜之于《史记儒林传》以惑人，以便于作伪而人不惊之也。《书序》之伪，别详《书序辨伪》中，今不详。
壁中古文之事，其伪凡十：秦虽焚书而六经不缺，孔氏遗书藏于庙中，世世不绝，诸儒以时习之。篆与籀文相承，无从有古文。孔襄为孝惠博士，孔忠、孔武并为博士，亦无从突出于共王之手。其伪一。按《史记鲁共王世家》无坏孔子壁得古文经事。史迁讲业齐、鲁之都，加性好奇，若有之，必详述之。其伪二。共王以景帝前二年即位，二十八年薨，为武帝元朔元年，乃武帝初年，《志》云「武帝末」，其伪三。自元朔元年至征和二年巫蛊事起，凡三十六年，武帝崇奖经学，搜访遗书，安国何为迟数十年致遭巫蛊之时？且安国蚤卒，何得至征和时遇巫蛊？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据荀悦《汉纪》「安国家献之」，然既献之，何以武帝久不立？欧阳氏不一言之？或据《外戚陈皇后传》元光五年，「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其时安国正为博士。然此后都尉朝等仍可请，何不见也？其伪四。河间献王亦得《古文书》，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何以史迁不见？又此本何传，与共王出孰先后，本孰同异，增多几何，何以《志》不叙及？岂有亡失之余，遗书间出，而篇简文字不谋而合之理？其为伪造，即此已明。其伪五。孔安国以今文字读古文，纵有壁中书，安国亦仅识二十九篇耳，若何而知为多十余篇？其伪六。儿宽受业于安国，欧阳、大小夏侯学皆出于宽，则皆安国之传也。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则使确有古文，确多十六篇，欧阳、大小夏侯皆传之，则今古文实无异本矣。《儒林传》云「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凡此皆今文篇，无一增多篇者，所异者乃安国古文说耳。然古文所异在字，安国仍读以今文，更无说也。即安国确有其说，亦与儿宽同传，且今考史迁载《尧典》诸篇说实皆今文，以为古文者妄。其伪七。安国为得古文之人，为欧阳、大小夏侯之本师，经应全同，何以有脱简三、脱字数十、文字异者七百有余？其伪八。欧阳、大小夏侯既传安国学，则亦传古文学，何以无此十六篇，而都尉朝、胶东庸生独有之？其伪九。安国传《书》至龚胜者八传，至孔光者五传，至赵玄者七传。详《汉书儒林传辨伪》以今学经八传而至胜，古学经三传而至胡常，即当哀、平世矣。何相去之远乎？其伪十。
比附观之，盖不待辞之穷，而其伪已露矣。武进刘逢禄曰：《尚书今古文集解》「马融《书传序》称‘逸十六篇，绝无师说’，即《史记》云‘《逸书》得十余篇’、刘歆云‘《逸书》有十六篇’。《正义》载其目云：《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谟》十二，《弃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汤诰》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宝》十八，《伊训》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九共》九篇共卷，故十六篇。盖此十六篇亦《逸周书》之类，未必出于孔壁，刘歆辈增设之，以抑今文博士耳。东汉初治古文者卫、贾诸子，皆不为注说，故遂亡佚。要之据《舜典》《皋陶谟》序读之，则《典》《谟》皆完备，《逸书》别有《舜典》《大禹谟》《弃稷》，必歆等之伪也。」刘氏已能发歆之伪矣，然犹以为「亦《逸周书》之类，未必出于孔壁」，则仍为歆所谩也。《汉书律历志》全用刘歆《三统历》，其引《武成》，以《逸周书》考之，即《世俘解》也。《世俘解》云「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此叙以《武成》命篇之意；次云「唯一月丙午，《志》作壬辰」旁生《志》作「死」魄，若翼《志》作「翌」，下同日丁未，《志》作「癸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志》作「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汉志》同；又云「越《志》作「粤」，下同若来二《志》作「三」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志》无此六字咸刘商王纣」，《汉志》同；又云：「时《志》作「唯」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志》无此二字燎于周。」《志》下有「庙」字《汉志》同；又云「若《志》无此字翼日辛亥，祀于《志》下有「天」字位，用钥于天位。《志》无此句越五日乙卯，武王《志》无此二字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汉志》同。其为歆窃取以为《武成》无疑。郑康成以为建武之际亡，见《正义》意歆以出于《逸周书》太显，又从而匿之邪？若此篇，刘逢禄以为亦《逸周书》之类，宜也。若《舜典》者，《书序》乃有之，伏生、《史记》并为《尧典》一篇，无二篇之说。陆氏《经典释文》云：「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齐明帝建武中，吴兴姚方兴采马、王之注，造孔传《舜典》一篇，云于大{舟行}头买得，上之。梁武时为博士，议曰：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梁武之言，虽证方兴之非真，实明伏本之不误。计歆所伪，当别有一篇。《序》云「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仍今《尧典》之义。赵岐《孟子注》云「孟子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书》所载。」意者歆窃《孟子》而为之。然《宋书礼志》载高堂隆引《书》「粤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此必歆所伪者。至于《汤诰》，窃于《殷本纪》。推此为例，则十六篇皆歆所偷窃伪造至明也。其《儒林传》都尉朝、胶东庸生、胡常、徐敖、王璜、涂恽、桑钦传学姓名，率皆伪撰。又以胡常传《左氏春秋》，徐敖传《毛诗》，王璜传费氏《易》，伪经师传授受，皆此数人。然云「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其为歆所授意易见矣。要而论之，安国传业于儿宽，欧阳、大小夏侯出于宽，其门徒星罗云布于汉世，而未闻古文十六篇之异说。歆《移文》谓庸生学同古文，《隋志》谓安国私传其业于都尉朝，何朝、庸生之幸，而宽与司马迁之不幸邪？考其源流，殆不值一噱也。
「《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经》者，即伏生二十八篇并后得《泰誓》之本。《古文经》四十六卷，二十九卷外并得多十六篇，计之尚缺一卷，必合《序》数之乃足，然则《序》与十六篇同出无疑。欧阳、大小夏侯皆不言《序》，后汉古文大行，注《尚书》者遂皆注《序》，则《序》出于歆之伪古文明矣。详《书序辨伪》。
或曰：歆伪《书》《礼》《礼记》《周官》《左氏春秋》《论语》《孝经》皆古文，《毛诗》《费氏易》亦古文，凡后世号称为经者，皆歆伪经变乱先圣之典文，惑易后儒之耳目，其罪固不胜诛矣。歆所伪为古文者固不足信，凡《史》《汉》所号为古文者，举皆歆所窜附乎？应之曰：《汉书》为歆撰，不复据；《史记》所称，如《太史公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十二诸侯年表》「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着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之类，或多窜附者也。其托之古文者，以西汉末金石之学大盛，张敞之后，若杨雄等皆好之。杨雄多识奇字，侯芭、刘棻等多从问之。《后汉书桓谭传》言：「谭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杜林传》言「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班固亦继杨雄续《苍颉》。其时雅才尚古，可见矣。盖承平既久，鼎彝渐出，始而搜罗，继而作伪，好古之风气皆然。古董之余，必生赝鼎。京师市贾能作伪碑伪迹，林下才士亦作伪字伪文，是故《岣嵝》《禹碑》出自用修之手，《荅苏武书》只为齐、梁之文；他若《孝经》孔传，刘炫所为；《子贡诗传》，丰坊所伪。大{舟行}断字，日本考文，日出不穷，更仆难数。以近世之风，推汉时之俗，伪篇《百两》，张霸为先驱；改定兰台，行货为后起。歆既好奇字，又任校书，深窥此旨，藉作奸邪，乃造作文字，伪造钟鼎，托之三代，传之后世，征应既多，传授自广。以奇字而欺人，借古文为影射，《左氏春秋》，乃其窜伪之始；共王坏壁，肆其乌有之辞。见传记有引未修之书篇，托为《逸书》以藏身；窥士礼之不达于天子，伪造《逸礼》以创制。遭逢莽篡，适典文章，内奖暗干，以成其富贵之谋；外藉威柄，以行其矫伪之学。上承名父之业，加以绝人之才，故能遍伪诸经，旁及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莫不伪窜。作为《尔雅》《八体六技》之书以及钟鼎，以辅其古文之体。于是学者咸惑，丰蔀千年，皆古文之为也。其云「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此歆由伪字而造伪训诂之由，其详见下文，此不详。若王肃之伪古文，则刘歆之重儓，张霸之螟蛉，近人多能言之。今但明其出于王肃，他不详。
《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应劭曰「申公作《鲁诗》，后仓作《齐诗》、韩婴作《韩诗》。」
《鲁故》二十五卷。师古曰「‘故’者，通其指义也，他皆类此。今流俗《毛诗》改‘故训传’为‘诂’字，失真耳。」
《鲁说》二十八卷。
《齐后氏故》二十卷。
《齐孙氏故》二十七卷。
《齐后氏传》三十九卷。
《齐孙氏传》二十八卷。
齐《杂记》十八卷。
《韩故》三十六卷。
《韩内传》四卷。
《韩外传》六卷。
《韩说》四十一卷。
《毛诗》二十九卷。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
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按：三家之传，源流深远。申公为孙卿再传弟子。辕固生当景帝时罢归已九十余，则汉兴时年已三十余矣。韩婴，孝文时已为博士，则亦先秦之遗老，去七十子渊源不远。且《儒林传》称《韩诗》「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则三家之义无殊。且匪徒三家《诗》，凡今文博士之说皆同。《诗》终「三颂」，以《周颂》《鲁颂》《商颂》终之，正与孔子作《春秋》据鲁、亲周、故宋之义合。然则取《春秋》，乃三家《诗》传孔学之正派。子夏以「礼后」悟《诗》，子贡以「切磋」悟《诗》，《孟子》言「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大学》，孔门之言《诗》，皆「采杂说」。以为「非本义」，谁得而正之？三家谱系至详，说义归一。未有言《毛诗》者，至平帝、王莽时乃突出。《志》云「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托之「自谓」，不详其本师。其伪一。《经典释文序录》引徐整三国吴人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一云：此见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亦三国吴人「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自东汉后，《毛诗》盖盛行，而徐整、陆玑述传授源流支派，姓名无一同者。一以为出于孙卿，一以为不出于孙卿，当三国时尚无定论，则支派不清。其伪二。同一大毛公，一以为河间人，一以为鲁人，则本师籍贯无稽。其伪三。《汉书》但称毛公，不着大毛公、小毛公之别，不以为二人。郑玄、《毛诗周南正义》引《郑谱》「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徐整、陆玑以大毛公、小毛公别为二人。刘、班不知，郑、徐、陆生后二百年，何从知之？则本师歧乱。其伪四。《儒林传》云「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传》又言敖以《古文尚书》授王璜、涂恽。莽时，歆为国师，皆贵显。考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见《史记仲尼弟子传》孔子卒年至魏文侯元年凡五十七年，子夏已八十六岁；自魏文侯元年下至汉景帝二年、河间献王元年，凡二百六十九年；自河间献王元年下至王莽居摄元年凡一百六十年；则自子夏退居西河至莽时凡四百二十九年。如徐整说，子夏五传至小毛公，又三传至徐敖，凡八传当莽世矣。以《儒林传》考之，《鲁诗》，申公一传免中徐公、许生，再传王式，三传张生，四传张斿卿，以《诗》授元帝，仍当宣帝时也。斿卿门人许晏，尚有二三传乃至莽世，则已七八传矣。《齐诗》，辕固生一传夏侯始昌，再传后仓，三传匡衡，四传满昌，五传张邯、皮容。《韩诗》亦五传至张就、发福。而伏生《尚书》六传为林尊，七传为欧阳地余，论石渠，犹当宣帝世。林尊再传为龚胜、鲍宣，上距伏生凡八传矣。商瞿传《易》，至丁宽已七传，至施、孟、梁丘已九传矣。《诗》《书》自汉初至西汉末已八传，而《毛诗》自子夏至西汉末仅八传。《易》自商瞿至汉初已七传，而《毛诗》自子夏至西汉末亦仅八传，岂足信也？若如陆玑说，自孙卿至徐敖凡五传，阅三百年，亦不足信也。且《鲁诗》出于孙卿，若源流合一，则今荀子诸诗说何以与毛不同？传授与年代不符。其伪五。《史记》无《毛诗》，《汉书》有毛公而无名。郑玄、徐整以毛公有大、小二人，而亦无名。陆玑《疏》《后汉书儒林传》以为毛亨、毛苌矣。夫刘、班、郑、徐之不知，吴、宋人如何知之？袭伪成真，歧中又歧。如公羊、谷梁本无名字，公羊、谷梁音相近，盖卜商之音伪。二书有口说，无竹帛，故传误而公羊忽名高，谷梁忽名赤、名俶，几若踵事增华。习久成真，遂以「乌有先生」窃千年两庑之祀。韩退之曰「偶然唤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此与伍子胥为「伍髭须」、杜拾遗为「杜十姨」何以异？夫从祀大典，以亲传《诗》《礼》之大儒荀卿犹不得预，而妄人伪托杜撰之名字，乃得谬厕其间，非徒可笑，亦可骇矣！名字妄增，其伪六。nnno按：后汉纬书流风，是人皆可析竹为册，搓绳成编。以名字论，高行子、帛妙子岂是儒者之名？河间献王无得《毛诗》立博士事，以《史记献王世家》为据，则窜乱依托。其伪七。详见《河间献王传辨伪》其它以《风》《小雅》《大乐》，即正《诗》也。故有燕享、祭祀之礼，于是作《雅》《颂》以为燕享、祭祀之乐章；有夫妇之礼，即有房中之乐，于是作《关雎》《鹊巢》诸诗以为乐章。此外《变风》《变雅》采于民者，则非乐章，即《二南》之《汝坟》《甘棠》《行露》《殷其靁》，《豳》之《破斧》《伐柯》，《颂》之《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皆因事而作，不为乐章，然亦皆入乐者也。《仪礼》燕、乡、宾、射，皆于升歌笙、间合乐之后，工告「正歌备」，乃继之以无算爵，乱之以无算乐。夫「无算」云者，或间或合，尽欢而止。《乡饮》《乡射》皆于明日息司正，曰「乡乐唯欲」。则《二南》自首三篇外，可随意歌之。此无算乐之散歌、散乐一也。自宾祭用乐之外，古者以乐侑食，故鲁乐工有亚饭、三饭、四饭也。至于工以纳言，时而扬之，师箴，瞍赋，蒙诵。大夫弹弦讽谏，国史采众诗授蒙瞍，使歌之以风其上。《诗大序疏》《大戴礼保傅篇》云「宴乐雅颂迭乐序」，此工歌之散歌、散乐也。《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荀子》言「《诗》三百篇，中声所止」，《墨子》言「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又《庄子》称「曾子歌《商颂》」，此国子弦歌之散歌、散乐也。故季札观乐，为之遍歌《风》《雅》《颂》，尤为全诗入乐之证。毛于《小雅楚茨》诸篇及《大雅》诸诗，皆以空衍，不能言其为乐章。即如《斯干》为考室乐章，《郑笺》谓「筑宫庙群寝既成而衅，歌《斯干》以落之」。《云汉》为雩祭乐章，贾公彦谓「邦有大烖，则歌哭而请《云汉》之诗」是也。晋、魏时大雩、祈旱皆歌《云汉》之章。汉时雅乐可歌者八篇，《变风》之《伐檀》、《变雅》之《白驹》在焉，尤可见诗皆入乐之证。自毛不能详其义，于是诗有入乐、不入之讼。程大昌、陈旸谓「二南、雅颂为乐诗，诸国为徒诗」。陈启源为回护《毛序》之故，至谓《雅》《颂》为「四始」，与《韩诗外传》及《史记》「《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不同。其伪八。编诗移《桧》于《陈》后，移《王》于《卫》后，与《韩诗》《王》在《豳》后、《桧》在《郑》前不同，据《正义》述《郑谱》，郑用《韩诗》说也其伪九。以《商颂》为商之遗诗，与三家《诗》以为正考父美宋襄之说不同。《乐记》「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郑注：「《商》，宋诗也。」《左传》哀九年「不利子商」，杜注：「子商，宋也。」二十四年「考惠取于商」，杜注「商，宋也。」《国语》「吴王夫差阙为深沟于商、鲁之间」，韦注「商，宋也。」《逸周书王会解》：「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庄子》《韩非子》均有商太宰，与孔子、庄子同时。此皆以宋为商之证。鲁定公讳宋，故孔子定《诗》，改宋为商。《史记宋世家》「襄公之时，其大夫正考父美之，作《商颂》。」《法言学行篇》「正考甫尝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尝睎正考甫矣。」凡西汉以前，从无异说，《毛诗》妄为异论。其伪十。盖「三颂」者，孔子寓王鲁、新周、故宋之义，《毛诗》以为商先世之诗，则微言亡。其伪十一。《史记孔子世家》称「三百五篇」，王式称「臣以三百五篇谏」，见《儒林传》《志》亦云「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三家说皆同。而《毛诗》多《笙诗》六篇，则篇目增多。其伪十二。他如《汉广》「德广所及」，《白华》「孝子之洁白」，《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雨无正》「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正」之等，率皆望文生义，绝无事实，则空辞敷衍。其伪十三。若《小雅》自《节南山》以下四十四篇，皆为刺幽王之诗，刺幽王何其多，而诸王何绝无一篇也？已与三家大异。《楚茨》等篇为祭祀乐歌，而亦以为刺幽王。朱子已先疑之。其伪十四。《诗》本乐章，孔子曰「吾自卫反鲁，而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正「古人诗、乐分为二教」，斥后儒舍诗征乐，为异古人诗教之指。是以护毛故，显悖孔子正乐而《雅》《颂》得所之义，又与季札观乐而遍歌《风》《雅》相违。其伪十五。
其它说义征礼，与今文显悖者凡百千条，详《毛诗伪证》，今不着。其云「河间献王好之」者，以为旁证，皆歆窜附之伪说也。然移文博士不敢称之，而仅着于《七略》。其伪《易杂卦》及费氏《章句》，并不敢着于《七略》，而仅以传之其徒。心劳日拙之情，亦可见矣。
《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后氏，戴氏《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遗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师古曰「刘向《别录》云：‘六国时人也。’」《曲台》后仓九篇。
《中庸说》二篇。师古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此之流。」
《明堂阴阳说》五篇。
《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置博士。师古曰「即今之《周官礼》也。」
《周官传》四篇。
《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
《封禅议对》十九篇。武帝时也
《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
《议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踰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
按：《礼经》十七篇，自西汉诸儒无以为不全者，余设四证以明之：郑玄曰「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世。」熊氏曰「五传弟子者，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及戴德、戴圣为五。」十三家，当并数闾丘卿、闻人通、庆普、夏侯敬、徐梁、桥仁、杨荣七人为十三也五传弟子不言有阙。《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谓「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即与高堂生不同传授，而同为十七篇无异说。证一。《小戴》诸记，本以释经。《昏义》曰：「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礼运》曰「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又曰「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二「御」字皆为「乡」字之误。《家语》：「达之丧、祭、乡、射、冠、昏、朝、聘。」正作「乡」字。《乐记》曰：「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仲尼燕居》曰「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昏义》曰：「和于乡、射。」《乡饮酒义》曰：「孔子曰：吾观于乡。」《王制》以乡为六礼之一。合观之，其为讹误作「御」无疑。《疏》误解为五射、五驭之义，殊为错谬。仁和邵懿辰发挥此说最详《经解》则以昏统冠，以乡统射，以昏姻之礼属夫妇，以丧祭之礼属父子，以乡饮酒之礼属君臣。故曰「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凌之败起矣。」《大戴礼礼察篇》略同。《盛德篇》云「凡不孝，生于不仁爱也；不仁爱，生于丧祭之礼不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致仁爱，故能致丧祭……死且思慕馈养，况于生而存乎？故曰：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狱，则饬丧祭之礼也。凡弑上，生于义不明。义者，所以等贵贱、明尊卑。贵贱有序，民尊上敬长矣。民尊上敬长而弑者，寡有之也。朝、聘之礼，所以明义也。故有弑狱，则饬朝、聘之礼也。凡斗辨，生于相侵凌也。相侵凌，生于长幼无序，而教以敬让也。故有斗辨之狱，则饬乡饮酒之礼也。凡淫乱，生于男女无别，夫妇无义。昏礼、享聘者，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故有淫乱之狱，则饬昏礼、享聘也。」按：《坊记》曰「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使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觞酒、豆肉，让而受恶」，而斗辨之狱息矣，则乡饮酒之礼明也。「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朝廷有位……示民有君臣之别」，而弑狱不作矣，则聘觐之礼明也。「教民追孝……示民不争、不贰、不疑」，以「有上下」，而不孝之狱罕矣，则丧祭之礼明也。「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教民无「以色厚于德」，而淫乱之狱绝矣，则昏姻之礼明也。与《经解》《盛德》说相应。沈约以《坊记》《表记》《缁衣》《中庸》皆子思所作，其说尤足据也《本命》又以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为九礼。宾主即燕礼、食礼、相见礼，军旅则寓诸射礼。《王制》专主教民，故去朝、聘为冠、昏、丧、祭、乡、相见六礼。凡《戴记》中八礼，十七篇皆已完具。证二。大戴《士冠礼》一，《昏礼》二，《士相见礼》三，《士丧礼》四，《既夕》五，《士虞礼》六，《特牲馈食礼》七，《少牢馈食礼》八，《有司彻》九，《乡饮酒礼》十，《乡射礼》十一，《燕礼》十二，《大射仪》十三，《聘礼》十四，《公食大夫礼》十五，《觐礼》十六，《丧服》十七。一、二、三篇，冠、昏也；四、五、六、七、八、九篇，丧、祭也；十、十一、十二、十三篇，射、乡也；十四、十五、十六篇，朝、聘也。《丧服》通乎上下，且为子夏之传，宜附于末。其序与《礼运》全合，与《王制》亦相合。刘向《别录》以丧、祭六篇居后，而《丧服》移在《士丧礼》之前，则以《子夏传》乱孔子之经矣。《小戴》次序益杂矣。疑子游传《礼运》于夫子，十七篇之序已如是，而高堂生传之大戴，此尤明确可据。证三。《戴记》有《冠义》以释《士冠》，有《昏义》以释《昏礼》，有《问丧》以释《士丧》，有《祭义》《祭统》以释《特牲》《少牢》《有司彻》，有《乡饮酒义》以释《乡饮酒》，有《射义》以释《乡射》《大射》，有《燕义》以释《燕食》，有《聘义》以释《聘礼》，有《朝事》以释《觐礼》，有《四制》以释《丧服》，无一篇出于十七篇之外。证四。
以此证《礼》之为十七篇完具无阙，断断明凿矣。孟子曰「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有冠、昏而夫妇别，有丧、祭而父子亲，有乡、射而长幼序，有朝、聘而君臣严。夫妇别而后父子亲，父子亲而后长幼序，长幼序而后君臣严。由闺门而乡党，由乡党而邦国、朝廷，不可一日废也。纲之五伦，根之五性，本末毕举矣。至于朋友之交，则士相见为在下之朋友，食燕为在上之朋友；且礼皆具宾主，则朋友之交横贯乎达道之中，天下之人在是矣。《大传》曰「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不得与民变革。」《礼经》之义，乃所谓「不得与民变革」者也。《丧服》一篇，兼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赅上治、下治、旁治，而人治之大无乎不举，总之以经人伦也。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义理浃，人道备，孔子所以制《礼》仅十七篇以教万世者，以为内外精粗已足也。故自西汉以前，未有言十七篇之阙略者也。朱子修礼，分家礼、乡礼、学礼、王朝礼。文中子以冠、昏、丧、祭为四礼，即家礼也。射、乡，乡礼也；朝、聘，邦国、王朝之礼也。而士相见礼，则学礼寓焉。其小大高卑无所不周如此。
或谓郊、社、禘、尝、山川五祀、两君相见、大飨王事、公冠、衅庙及天子、诸侯昏礼、祭礼，孔子屡与及门言之，或杂见经、记中。《中庸》称：「《经礼》三百，《威仪》三千。」疑若不止十七篇。然天子、诸侯之礼非可下达，官司所掌，典至繁重，士民有老死不可得见者，非可举以教人。且王礼虽重而所行者狭，大夫、士、庶之礼虽杀而所行者广。且哀公使孺子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则鲁初无士丧礼；执羔、执雁且不知，则鲁无士相见礼。鲁为秉礼之邦犹如此，故孟子言「诸侯恶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周室班爵禄」，则如今《搢绅录》之类耳，其详已不得闻。史迁谓自孔子时已不具，信哉！唯乡、射二礼当世通行，《论语》载「乡人饮酒」，《射义》载「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而《史记》言「孔子卒后诸儒习乡饮、大射礼于孔子冢上」。其余冠、昏、丧、祭、朝、聘，由孔子周游问礼，搜拾丛残，重加整定，旁皇周浃，曲得其序，存十七篇，已为备矣。孔子穷不得位，于王礼自不能全具，然已有诸记埤附其间，弥缝其隙，俾后王以推行之，固已举隅使反矣。故十七篇断自圣心，传为世法。而或疑三百之不完，则不达于事势情实者也。《礼经》虽十七篇，而《丧服》为子夏作，故大戴附之于末，则孔子所手定者实十六篇。云「十七」者，合《丧服传》言之。则高堂生之目，犹《易》上、下二篇外之有《系辞》也。
《逸礼》之说，西汉无言之者。刘歆为《七略》，修《汉书》，于是杂窜古文诸经于《艺文志》《河间献王》《鲁共王传》中。然《史记河间献王》《鲁共王传》俱无此事，其为窜伪易明。即以后人所引《禘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烝尝礼》《中溜礼》《天子巡狩礼》《朝贡礼》，及吴氏所辑《奔丧》《投壶》《迁庙》《衅庙》《公冠》之类，厕于十七篇之间，不能相比附。以常与变不相入、偏与正不相袭也。况如《太平御览》引《巡狩礼》，文辞不古，及「三皇禅云云，五帝禅亭亭」，诞而不经。而《月令注》及《皇览》引《王居明堂礼》数条，皆在《尚书大传》第三卷《洪范五行传》之中，其为刘歆剽取无疑。亦犹《逸书》伪《武成》之剽《世俘解》，其为他篇之作伪可知。或以为多三十九篇，即河间献王所辑礼乐古事五百余篇之文。然史迁《献王传》无之，则献王所辑之五百余篇亦歆之伪文，所谓得自淹中者，举不足据。歆佐莽篡位，制礼作乐，故多天子、诸侯礼，因遍伪诸经为证，故极抑十七篇，以为诸经记「虽不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其微旨可见。凡《艺文志》文义，无不抑今文而崇伪古，平心按之，皆可见也。自尔之后，为歆伪说所感，咸以《礼》十七篇为不备，而咸惜《逸礼》之不存。朱子曰「《古礼》五十六篇，班固时其书尚在，郑康成亦及见之，注疏中多援引，不知何时失之，甚可惜也。」王伯厚曰「《逸礼》三十九，其篇名颇见于他书，若《天子巡狩礼》见《周官内宰》注，《朝贡礼》见《聘礼》注，《烝尝礼》见《射人》疏，《中溜礼》见《月令》注及《诗泉水》注，《王居明堂礼》见《月令》《礼器》注，《古明堂礼》见蔡邕论，又《奔丧》疏引《逸礼》，《王制》疏引《逸礼》云‘皆升合食于太祖’，《文选》注引《逸礼》云‘三皇禅云云，五帝禅亭亭’。《论衡》‘宣帝时河内女子坏老屋，又得《逸礼》一篇，合五十七’。断珪碎璧，皆可宝也。」吴草庐曰：「三十九篇，唐初犹存，诸儒曾不以为意，遂至于亡，惜哉！」凡此诸儒犹为歆所大惑，于是人人视十七篇为残阙不完之书。唐定《正义》，孔冲远自疏《礼记》，使门人贾公彦疏《仪礼》，已自轻之。自宋、明后，遂废《礼经》，不以试士，天下士人于是无复诵习者。颠倒悖谬，率天下而侮圣黜经，遂千年矣。刘歆之罪可胜诛哉！以其所托甚古，故淆乱二千年学者之耳目，莠言之乱，可畏矣乎！
按六经皆孔子所作。《诗》三百五篇，《书》二十八篇，《礼》十六篇，《易》上下二篇，《春秋》十一篇。《乐》在于声，其制存于《礼》，其章存于《诗》，无文辞，是为六经。禀于圣制，尊无与上者。《易》之《系辞》，《礼》之《丧服》，附经最早。然《史记》称《系辞》为「传」，《丧服》亦名「传」，亦弟子所推补也。自六经而外，皆七十子后学所记，各述所闻，或独撰一书，或合述一书，与经别行，统名曰「传」。凡儒家言皆是，犹内典佛说者为「经」，菩萨说者为「律、论」也。虽以《论语》纪孔子言，以非孔子所撰，亦名为「传」。但诸所说虽宗师仲尼，亦各明一经之义。如《五帝德》《帝系姓》《文王世子》《武王践阼》，为《书》作记者也；《系辞》《易本命》，为《易》作记者也；《王制》《坊记》，为《春秋》作记者也；《曲礼》《玉藻》《少仪》《郊特牲》《礼运》《礼器》《投壶》《衅庙》，为《礼》作记者也。自余若《经解》《大学》《中庸》之类，通论为多。盖七十子后学记，即儒家之书，即《论语》《孝经》亦在其中。孔门相传，无别为一书谓之《礼记》者。但礼家先师，刺取七十子后学记之言礼者为一册，俾便于考据，如后世之为类书然。今按「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孙卿子》三十三篇，《贾谊》五十八篇。《礼记》中，如《中庸》采之《子思》，《曾子问》及《立事》十篇采之《曾子》，《坊记》《表记》《缁衣》采之《公孙尼子》，《三年问》采之《荀子》，《保傅》《礼察》采之《贾谊》，则《礼记》纯采之七十子后学可知。五家先师，日加附益，故既采《贾谊》之《保傅》《礼察》《公冠》，并采及汉孝昭帝《祝辞》，则宣、元后先师之所采者矣。又非徒采记礼者，并其通论义理之《大学》《中庸》《学记》等篇亦刺采之，渐次汇成，以便学者观览。犹《易》家先师之采《系辞》，《韩诗》之采《外传》。史迁引「宰予问《五帝德》」，尚未以为《礼记》，则出之甚后。故大小戴、庆氏各有去取，各有附益，既非孔子制作，亦无关朝廷功令，其篇数盖不可考，但为礼家附记之类书，于中秘亦不涉焉。刘歆知其然，故采《乐记》于《公孙尼子》，采方士《明堂阴阳说》而作《月令》《明堂位》，《隋志》谓「《小戴》四十六篇，马融增入《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乃为四十九篇。」按：《别录》已有三篇目，则刘歆已窜附也采诸子杂说而作《祭法》，并推附于戴氏所传类书中。因七十子后学记而目为《礼记》，自此始也。此云「《记》百三十一篇。」《释文》引《周礼论》序云「《古礼记》二百四篇。」今并《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后仓九篇，《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五篇，《周官传》四篇，恰当二百六篇。考「儒家」，上除《内业》《周史六弢》《周政》《周法》《河间周制》《谰言》《功议》七部不可知之书，诸云《周政》《周法》，疑歆所伪以证《周官》者，辨见下下除《徐子》《鲁仲连》以下，自《晏子》八篇，《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景子》三篇，《世子》二十一篇，《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孟子》十一篇，《孙卿子》三十三篇，《芋子》十八篇，《宁越》一篇，《王孙子》一篇，《公孙固》一篇，《李氏春秋》二篇，《羊子》四篇，《董子》一篇，《侔子》一篇，恰二百六篇。若以《中庸》本在《记》内，此为说耳，不可数，则《记》百九十篇。「儒家」除《李氏春秋》二篇似窜入外，实二百四篇。是则二百四篇者，七十子后学记原篇，人所共知。歆欲攻后仓士礼之阙，又窥见《礼经》十七篇，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无多，乃伪造典礼以为《明堂阴阳》《王史氏记》，谓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于是去取七十子后学及后仓《记》，而窜《明堂阴阳》《王史氏》数十篇于其中，以实二百四篇之目，而痛抑今学为「推士礼而致于天子」。其作伪之术，情见乎辞。考孔子定《礼》止十六篇，其它则与弟子言之，未及成书，赖弟子推补为多。即以《丧服》一篇，已为子夏之传，盖子夏所推补者。其它《礼记》诸篇可知。故仓等推礼是七十子家法，孔子发其大义，则高弟人人可依例推致，《论语》所谓「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明贵能推致也。若使孔子事事为之，虽以圣人之力有所不能尽者矣。歆之乘机窜伪，因间窃发，此如卓、操之伺隙盗篡，唯正名讨除之而已。至若《释文》所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此皆古学家虚造之说，不可信。要之三家博士刺取《礼记》，多寡去取，各有不同。今本《礼记》，据《别录》有四十九篇。《别录》为歆伪撰，则亦歆所定以便其窜附者，卢、马考而述之者也。若《后汉书》曹褒之传《礼记》四十九篇，桥仁之传《礼记》四十九篇。考曹褒为庆氏学，桥仁为戴德学，安得有四十九篇之说？此为伪古学伪窜无疑。其七十子后学记，辨详下。
至《周官经》六篇，则自西汉前未之见，《史记儒林传》《河间献王世家》无之。其说与《公》《谷》《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故歆之伪学，此书为首。自临孝存难之，何休以为「战国阴谋之书」，盖汉今文家犹知之。自马、郑尊之，康成以为「三礼」之首，自是盛行。苏绰、王安石施之为治，以毒天下，至乃大儒朱子亦称为「盛水不漏，非周公不能作」，为歆所谩甚矣。歆伪诸经，唯《周礼》早为人窥破，胡五峰、季本、万斯同辨之已详，姚际恒亦置之《古今伪书考》中矣。又按：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云「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着于《录》《略》。时众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弟子死丧，徒有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云「唯歆独识、众儒以为非是」，事理可明。此为歆作《周官》最易见，其云向着录者妄耳。或信以为真出刘向，且谓诟厉《周礼》为「误周公致太平之迹」，谓郑君取之为「不以人废言」，则受歆欺绐矣。或又据《史记封禅书》云「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土牛事」，信其出西汉前。不知《史记》经刘歆窜乱者甚多，史迁时盖未有《周官》，有则《儒林传》必存之。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亦犹有误。武帝世本无《周官》，何得有所议邪？则孝存尚未知其根源也。今以《史记河间献王世家》及《儒林传》正定之，其真伪决矣。盖歆为伪经，无事不力与今学相反，总集其成则存《周官》。今学全出于孔子，古学皆托于周公，盖阳以周公居摄佐莽之篡，而阴以周公抑孔子之学，此歆之罪不容诛者也。其本原出于《管子》及《戴记》。《管子五行篇》曰「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辨于东方，得祝融而辨于南方，得大封而辨于西方，得后土而辨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为当时」，大常「为廪者」，奢龙「为土」师，祝融「为司徒」，大封「为司马」，后土「为李」。「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为六官所自出。《曲礼》六太、五官、六府、六工，亦其题也。《盛德篇》「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内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辔也。天子三公合，以执六官，均五政，齐五法，以御四者，故亦唯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则国治，以之德则国安，以之仁则国和，以之圣则国平，以之义则国成，以之礼则国定，此御政之体也……是故官属不理，分职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纪，曰乱也，乱则饬冢宰。地宜不殖，财物不蕃，万民饥寒，教训失道，风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败，曰危也，危则饬司徒。父子不亲，长幼无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则饬宗伯。贤能失官爵，功劳失赏禄，爵禄失则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则饬司马。刑罚不中，暴乱奸邪不胜，曰不成也，不成则饬司寇。百度不审，立事失理，财物失量，曰贫也，贫则饬司空。」《千乘》篇云「司徒典春、司马司夏、司寇司秋、司空司冬。」《文王官人》篇「国则任贵、乡则任贞、官则任长、学则任师、族则任宗、家则任主、先则任贤。」《朝事篇》则几于全袭之。歆之所为，大率类是。歆既多见故书雅记，以故规模弥密，证据深通。后儒生长其下，安得不为所惑溺也！
《司马法》言车乘与今学不同，与《周官》合，盖亦歆之伪书。其云军礼，与《周官》吉、凶、军、宾、嘉合。以《礼经》按之，《礼运》《昏义》只有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礼，《王制》有冠、昏、丧、祭、乡、相见六礼，唯《本命》以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为九礼，若非歆所自出，则歆所窜入者也。《大戴礼》多与《周礼》同，二者必居一焉。
《乐记》二十三篇。
王禹《记》二十四篇。
《雅歌诗》四篇。
《雅琴赵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时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师氏》八篇。名中，东海人，传言师旷后
《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师古曰「刘向《别录》云‘亦魏相所奏也，与赵定惧召见待诏，后拜为侍郎。’」
凡《乐》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按：《乐》本无经，其仪法篇章，散见于《诗》《礼》，所谓「以音律为节」是也。制氏「世在乐官、能纪其铿锵鼓舞」；下《诗赋略》有「《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大戴投壶》，雅诗可歌有《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八篇，上云「《雅歌诗》四篇」，则音律未亡，安得谓「无遗法」也？魏文侯乐人窦公，不见他书，唯师古注引桓谭《新论》有之。桓谭尝从歆问业，专述歆伪古文经学，不足为据。按《史记》，魏文侯薨年至文帝元年，已二百有十四岁，计窦公能为乐人，年当在壮，而为乐人未必在文侯薨年，献书未必在文帝元年，则应二百五六十许岁，安得为百八十岁也？天下安得此老寿？与晋时得范明友之奴正复妄言耳。且使窦公诚有献书事，则「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好述奇怪，有此遗经、异人，其有不详叙之邪？盖歆赝作《周官》，故伪造故事以证明之也。其所云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献二十四卷《记》」，考《史记礼乐志》《河间王世家》《儒林传》皆无此事，则亦歆所伪托而已。歆之精神全在《周官》，其伪作《古文书》《毛诗》《逸礼》《尔雅》，咸以辅翼之，故于《七略》处处设证，使人深入其蔀，目迷五色而不之觉，其术至巧密。岂知心劳日拙，千载后终有发覆之日邪？
此所云献王、毛生采《周官》，皆点缀其人以为旁证，又云「与制氏不相远」以重之也。歆谓「王禹献二十四卷《记》，刘向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而所列即二十三卷《记》居首。歆所造诸古文，列皆居首，是歆以二十三卷《记》为主矣。《礼记乐记》正义谓「刘向所校二十三篇着于《别录》，二十四卷《记》无所录。」《正义》又载二十三卷之目，有《窦公》一篇。《别录》出歆所改窜，窦公其人又即歆所附会者，此尤歆伪二十三卷《记》之明证。然则王禹二十四卷之《记》，特歆点缀之以为烘托之法，犹高氏之《易》，邹、夹之《春秋》耳。其以二十四卷为益微，抑扬尤为可见，二十三卷《记》载于《别录》，不可谓「微」。其所谓「微」者，定指二十四卷之书是《乐记》出于歆无疑矣。《礼乐志》亦有引河间乐之说，附辨于下：
汉书礼乐志附
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至成帝时，谒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间乐，能说其义。其弟子朱晔等上书言之，下大夫博士平当等考试。当以为「汉承秦灭道之后，赖先帝圣德，博受兼听，修废官，立太学；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春秋乡射，作于学官，希阔不讲，故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锵，不晓其意，而欲以风谕众庶，其道无由。是以行之百有余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晔等守习孤学，大指归于兴助教化。衰微之学，兴废在人，宜领属雅乐，以继绝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间区区小国藩臣，以好学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称之。况于圣主广被之资，修起旧文，放《郑》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以风示海内，扬名后世，诚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为「久远难分明」，当议复寝。
刘歆伪撰《乐记》，托之河间献王，又别托为王禹所传以烘托之。朱晔等之上言，平当之议，盖即授意于歆者。公卿以为「久远离分明」，则亦「孔光不助、龚胜解绶、师丹大怒」之伦也。
《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谷梁二家
《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
《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师古曰「名高。」
《谷梁传》十一卷。谷梁子，鲁人。师古曰「名喜。」
《邹氏传》十一卷。
《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师古曰「夹，音颊。」
《左氏微》二篇。师古曰：「微，谓释其微指。」
《铎氏微》三篇。楚太傅铎椒也
《张氏微》十篇。
《虞氏微传》二篇。赵相虞卿
《公羊外传》五十篇。
《谷梁外传》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谷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杂记》八十三篇。
《公羊颜氏记》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议奏》三十九篇。石渠论
《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着
《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
《战国策》三十三篇。记春秋后
《奏事》二十篇。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
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韦昭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在班彪《别录》。商，字子高。」师古曰「《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后事刘向，能属文。后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病死。’」
《太古以来年纪》二篇。
《汉着记》百九十卷。师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汉大年纪》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按：《史记儒林传》：《春秋》只有公羊、谷梁二家，无左氏；《河间献王世家》无得《左氏春秋》、立博士事。马迁作史多采《左氏》，若左丘明诚传《春秋》，史迁安得不知？《儒林传》述六艺之学彰明较着，可为铁案。又《太史公自序》称「讲业齐、鲁之都」，「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若河间献王有是事，何得不知？虽有苏、张之舌，不能解之者也。《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俱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下又云「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抒其愤。」凡三言左丘明，俱称《国语》。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谷》，《公》《谷》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谷》者。以《公》《谷》多虚言，可以实事夺之，人必听实事而不听虚言也。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歆本传称「歆始引《传》解《经》」，得其实矣作《左氏传微》以为书法，依《公》《谷》日月例而作日月例。托之古文以黜今学，托之河间、张苍、贾谊、张敞名臣通学以张其名，乱之《史记》以实其书，改为十二篇以新其目，变改「纪子帛」、「君氏卒」诸文以易其说，续为经文，尊「孔子卒」以重其事，遍伪群经以证其说。事理繁博，文辞丰美，凡《公》《谷》释经之义，彼则有之；至其叙事繁博，则《公》《谷》所无。遭逢莽篡，更润色其文以媚莽，因藉莽力，贵显天下通其学者以尊其书。证据符合，党众繁盛，虽有龚胜、师丹、公孙禄、范升之徒，无能摇撼。虽博士屡立屡废，而贾逵选严、颜高才二十人，教以《左氏》。见《后汉书贾逵传》至于汉末乱起，相斫之书以实事而益盛，武夫若关羽、吕蒙之属，莫不熟习。孔子改制之学，既为非常异义，《公》《谷》事辞不丰，于是式微。下迄六朝，《左传》一统，《隋志》《释文》叹《公》《谷》之垂绝矣。唐世经学更变，并束三《传》，而世尚辞章，《左氏传》实大行也。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谓「《左传》其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史通申左篇》，云孔子修《春秋》时，年已老矣，故其传付之丘明，传之与经一体、「相须而成」也。凡所以尊《左》者，皆尊其事，遂至于今。学者咸读《左氏》，而通《公》《谷》几无人焉。此固刘歆所逆料而收拾者也。盖《国语》藏于秘府，自马迁、刘向外罕得见者。《太史公书》关本朝掌故，东平王宇求之，汉廷犹不与，见《汉书东平思王传》况《国语》实是「相斫书」乎？时人罕见，歆故得肆其改窜。「旧绣移曲折，颠倒在短褐」，几于无迹可寻，此今学所以攻之不得其源，而陈元、贾逵所以能腾其口说也。今以《史记》、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所述春秋时事较之，如少昊嗣黄帝之妄，后羿、寒浞篡统、少康中兴之诬，宣公之夫人为夷姜而非烝，宣姜之未尝通公子顽，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戴公、文公非宣姜通昭伯所生，陈佗非五父，隐母声子为贱妾而非继室，仲子非桓母，是皆歆诬古、悖父、窜易《国语》而证成其说者。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甚详且《国语》行文旧体，如惠之二十四年则在《春秋》前，悼之四年则在获麟后，皆与《春秋》不相比附，虽经歆改窜为传，遗迹可考。《史记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皆云「《春秋》《国语》」，盖史公仅采此二书，无《左氏传》也。幸迁、向书尚在，犹可考见一二耳。而张衡、谯周、司马贞反据《左传》以攻《史记》，误甚矣。其详别见《左氏传伪证》。
歆遍造伪经，而其本原莫重于伪《周官》及伪《左氏春秋》。而伪《周官》显背古义，难于自鸣，故先为伪《左氏春秋》，大放厥辞。于《河间献王传》则谓「《左氏春秋》已立博士」，《移太常博士书》亦诵言之。此《志》叙仲尼之作《春秋》，横插与左丘明观其史记以实之。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左氏》记事在获麟后五十年，丘明果与夫子同时，共观鲁史，史公何不列于弟子？论本事而作传，何史公不名为‘传’而曰‘春秋’？且如鄫季姬、鲁单伯、子叔姬等事，何失实也？经所不及者独详志之，又何说也？经本不待事而着，夫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何左氏所述君子之论多乖异也？」如刘说，歆亦不能自辨矣。盖歆托于丘明而申其伪传，于是尊丘明为「鲁君子」，窜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又称与孔子同观史记，伪《古论语》又称孔子与丘明同耻，盖歆弥缝周密者也。续经之传云「悼之四年」，据《史记鲁世家》，悼公在位三十七年，其薨在获麟后五十余年，在孔子时且未即位，何得遽称其谥？歆亦自忘其疏矣。《春秋正义》一引《严氏春秋》，亦有与左丘明观书事。盖严、颜高才受学之后所窜乱者矣且孔父，夫子六世祖，而书名以贬。倘左氏如此，必非亲见圣人者，此歆无可置辞者也。《公羊》《谷梁》大行汉世，自君臣政事奏议咸依焉。邹、夹二氏，刘向《别录》无之，而不惜凭虚。至其所首欲夺之者，虽以七十子亲受之说，犹痛贬之为「末世口说」「安意失真」，置之与「无是」、「乌有」之伪邹、夹同科。鼓舌摇唇，播弄白黑，随手抑扬，无所不至。昔魏收作《魏书》，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时人号为「秽史」。歆之作伪乱道，其罪又浮于收百倍矣。其云「《春秋古经》十二篇」，盖歆之所妄分也。云「《经》十一卷」，注曰「公羊、谷梁二家。」则《公》《谷》相传皆十一篇，故《公羊传》《谷梁传》《公羊》颜氏记皆十一卷也，即「子虚」之邹氏、夹氏《传》亦十一卷。然则天下相传《经》皆十一篇，盖孔子所手定。何邵公犹传之，云「系《闵公篇》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公羊闵二年》解诂盖西汉胡母生以来旧本也。歆《古经》十二篇，或析《闵公》为一篇，或附续经为一篇，俱不可知，要皆歆之伪本也。
凡歆所伪之经，俱录加于今文之上，六艺皆然，此亦歆自尊其伪经之私心可见者也。歆既为《左氏微》以作书法，又录《铎氏微》《张氏微》在《虞氏微传》之上，皆以为《春秋》说。而西汉人未尝称之，盖亦邹、夹之类，皆歆所伪作以旁证《左氏微》者。其意谓中秘之《春秋》说尚多，不止《左氏春秋》为人间所未见，谫见寡闻未窥中秘者，慎勿妄攻也。其术自谓巧密矣。然考「儒家」别有《虞氏春秋》，与《虞氏微传》岂有两书邪？则《左氏传》之与《国语》分为二书，亦其狡伪之同例，尤无可疑。况《左氏传》不见于《史记》而力争于歆者乎？或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以相难，则亦歆所窜入者，辨见前。《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考今本《国语》，《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全取《管子小匡篇》，《吴语》《越语》笔墨不同，不知掇自何书。然则其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至明。歆以《国语》原本五十四篇，天下人或有知之者，故复分一书以当之，又托之刘向所分非原本以灭其迹，其作伪之情可见。
史迁于《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皆云「《春秋》《国语》」，若如今《国语》之寥寥，又言少皞与《本纪》不同，史迁不应妄引矣。刘申受《左氏春秋考证》，知《左氏》之伪，攻辨甚明，而谓「《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直称《春秋》，太史公所据旧名也；冒曰《春秋左氏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矣。」盖尚为歆窜乱之《十二诸侯年表》所惑，不知其即《国语》所改。故近儒以为「左氏作《国语》，自周穆王以来分国而述其事；其作此书，则依《春秋》编年，以鲁为主，以隐公为始，明是《春秋》之传。」番禺陈氏澧说亦犹申受不得其根原也。然申受《左氏春秋考证》，谓「《楚屈瑕篇》年月无考」，固知《左氏》体例与《国语》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是明指《左传》与《国语》相似矣。《左氏春秋考证隐公篇》「纪子帛、莒子盟于密」，证曰：「如此年，《左氏》本文尽阙。」；「六月戊申」，证曰：「十年《左氏》文阙。」《桓公篇》「元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证曰：「即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是年《左氏》文阙。」；「冬曹太子来朝」，证曰：「是年《左氏》文阙，《巴子篇》年月无考。」；「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证曰：「是年《左氏》文亦阙，《虞叔篇》年月无考。」；「十二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楚伐绞篇》当与《屈瑕篇》相接，年月亦无考。」；「十三年」证曰「是年亦阙，《伐罗篇》亦与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十六年」，证曰：「是年亦阙。」《庄公篇》「元年」，证曰：「此以下七年文阙，《楚荆尸篇》《伐申篇》年月亦无考。」；「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皆证曰：「文阙。」；「二十七年」，证曰：「比年《左氏》文阙。」；「二十九年」，证曰：「文阙。」；「三十年」，证曰：「是年盖阙」；「三十一年」，证曰：「文阙。」《僖公篇》「君子以齐人之杀哀姜也为已甚矣」，证曰：「是年文阙。」《昭公篇》「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证曰「此篇复位元年，伪者比附《经》文而失检耳。」又观各条，刘申受虽未悟《左传》之摭于《国语》，亦知由他书所采附，亦几几知为《国语》矣。盖经、传不相附合，疑其说者自来不绝。自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班固为《歆传》，云「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班为古学者，亦知引传解经由于歆矣。不特班固也，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后汉书范升传》李育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后汉书儒林传》惜不得歆作伪之由，未达一间，卒无以塞陈元、贾逵之口耳。又不徒范升、李育、何休也，王接谓「《左氏》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晋书王接传》《朱子语类》云「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因举‘芟夷蕴崇之’一段，‘是关上文甚事’！」八十三又不止王接、林黄中、朱子也，即尊信《左氏传》者亦疑其有为后人附益矣。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谓「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之求意，经文可知。而后人妄有附益，左氏本未释者抑为之说。」番禺陈氏澧《东塾读书记》曰「孔冲远云：《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为例，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此说可疑，岂有一书内唯二条有例者乎？盖《左传》无日月例，后人附益者。」又：「《传》之凡例与所记之事有违反者，如庄十一年《传》云：‘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释例》曰：‘令狐之役，晋人潜师夜起，而书战者，晋讳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师，以战告也。’成十八年《传》云‘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诸侯纳之曰归，以恶曰复入。’《释例》曰：‘庄六年，五国诸侯犯逆王命以纳卫朔，惧有违众之犯，而以国逆告。’此明知《凡例》不合而归之于‘告’，是遁辞矣。」且《左传》多伤教害义之说，不可条举。言其大者，无人能为之回护。如文七年「宋人杀其大夫」，《传》云「不称名，非其罪也。」既立此例，于是宣九年「陈杀其大夫泄冶」，杜注云「泄冶直谏于淫乱之朝以取死，故不为《春秋》所贵而书名。」；昭二十七年「楚杀其大夫却宛」，杜注云「无极，楚之谗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败亡，故书名罪宛。」种种邪说出矣。宣四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传》云「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杜预《释例》畅衍其说。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传》云「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故不书其族，言违命也。」是孔子贵媚权臣而抑公室也。凡此皆歆借经说以佐新莽之篡，而抑孺子婴、翟义之伦者，与隐元年「不书即位，摄也」同一奖奸翼篡之说。若是之类，近儒番禺陈氏澧皆以为后人附益。是虽尊《左氏》者，亦不能不以为后人附益矣。又不止后儒也，且为歆伪传作注、疏者亦不能无疑矣。庄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杜预注「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经》是直文，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但言传事而已。」《正义》「曹杀大夫，宋、齐伐徐，或须说其所以。此去丘明已远，或是简牍散落，不复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传不解经。」盖杜预、孔颖达亦以为传不释经，各明一事矣。文十三年《左传》「其处者为刘氏」，《正义》云「汉室初兴，《左氏》不显于世，先儒无以自申，插注此辞，将以媚于世。」则孔冲远之有异说多矣。又僖公十五年「曰上天降灾」，《释文》曰「此凡四十二字，检古本皆无，寻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后人加也。」此文见《列女传》，小有异同。夫服、杜以后，尚有改窜，而世人习为故常，则歆以前之窜乱，尚可辨邪！以此证之，然则天下尚有惑《左氏》之文采，溺刘歆之伪说，其亦有未审矣。或者惑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左氏春秋》」之说及《左氏微》，信左氏之传经，且以史迁引《左传》书法、《左传》多与今学之礼相合为证。《史记》之文多歆窜入，辨见前。左丘明着书在获麟后五十余年，习闻孔门之说，不称今学之礼，则何称焉？但中多异说，为歆所窜入，故今、古礼错杂其中。要之《左氏》即《国语》，本分国之书，上起穆王，本不释经，与《春秋》不相涉，不必因其有刘歆伪《古礼》，而尽斥为伪书；亦不能因其偶合于《仪礼》《礼记》，而信其传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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