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书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其体制为分条排列，每条或述一评，或记一事，或采一诗(或数诗)，乃随笔式。本书的编撰，旨在倡导性灵说诗论，以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沈德潜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风气。本书于作者辞官后开始编撰，正编成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毕沅等资助付梓。补遗则写至作者病故为止，成书于嘉庆年间。
本书主要价值在于其所阐述的性灵说诗论。其涵义是从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备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性灵说的真情论主张：一、真情乃诗人创作的首要条件，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卷三)，“赤子之心”即性灵、真情。二、真情是诗歌所表现的主要内容，所谓“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卷五)。三、以真情感人是诗的主要审美功能，所谓“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卷十)，此论乃针砭沈德潜的“诗教”说。性灵说的个性论主张：一、诗人须具个性，故称“作诗，不可以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卷十)“我”即独具的个性。二、艺术创作须有独创性，既不囿于古人，亦不盲从流俗，“要之，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卷六)三、反拟古、反格调：“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卷三)，“专唱宫商大调，易生人厌”(卷四)，此说亦批判了明七子的后继者沈德潜。性灵说的诗才论主张：一、诗人创作须具备特殊才能。“性灵”的本义即指人灵智的本性，故亦称灵性。袁枚论诗则有“笔性灵”、“笔性笨”之分。(见《补遗》卷二)“笔性灵”则有诗才，乃针对翁方纲以考据为诗而发的：“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卷四)二、诗人创作时产生灵感现象。首先，灵感降临时诗人处于艺术思维的高潮，“兴会所至，容易成篇”(卷二)。其次，灵感持续时间甚短，不易把握，当“兴会已过”，化“千万力气”亦不易再得。 (见卷三)最后，灵感的偶然性与必要性相统一。书中引唐诗喻之：“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卷二)三、艺术表现须自然天成，因此推重“天籁最妙，，(《补遗》卷五)；即使对素材提炼加‘亦须不露斧凿痕迹。四、诗歌形象要生动、灵活、有趣。书中引证杨万里语“风趣专写性灵”(卷一)，又一再标举“生气”、“生趣”(《补遗》卷三)，旨在倡导以生动风趣的形象抒写性灵。本书的精华在于“话”’而基础却在于“诗”，故书中采录了大量印证诗论的作品，不拘时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别，尤可称道者是闺秀之什颇多。本书亦有不少诗坛掌故、诗歌本事、诗人轶事的记载，虽不无庸俗之处，但可见乾隆文化状况的一个侧面。
本书所倡导的性灵说于康乾诗坛王士镇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理说之外，独开生面，别树一帜，江南江北靡然从之，并集结起性灵诗派，为反拟古、反考据为诗及使诗歌回归抒写真性情的轨道上来作出重要贡献。对于本书，长时间毁誉不一。钱钟书评本书“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谈艺录》第195一19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不失为公允之论。
本书正编最早版本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随园刻本，补遗为嘉庆年间随园刻本。后来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图书集成局的《随园三十六种》、宣统二年(1910)上海鸿文书局的《随园三十八种》、民国上海扫叶山房的《随园全集》排印本均收此书。此外坊间亦有单刻本，如民国三年上海宝斋书局有石印本《增图随园诗话》，附八幅插图。建国后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顾学颉的校点本，1982年重印时又附录了满族人伍拉纳之子《批本随园诗话》批语及冒广生、张尔田之跋语等资料，成为通行本。1993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由笔者主编的校点本《袁枚全集》，对《随园诗话》重新校点，1997年再版曾作修订。
《袁枚全集》校点本《随园诗话》，以嘉庆随园藏版本为底本，参校了《随园三十六种》本、《随园三十八种》本、顾学颉校点本等多种版本。本书采用简体横排，以1997年版《袁枚全集》校点本为基础，并参校民国十二年上海会文堂书局本(本书按语简称“民国本”)，对全书重新校点，精益求精。但“校书真觉扫犹多”，金无足赤，差错与不足之处，期望广大读者指正。
王英志
1999年10月
本书主要价值在于其所阐述的性灵说诗论。其涵义是从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备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性灵说的真情论主张：一、真情乃诗人创作的首要条件，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卷三)，“赤子之心”即性灵、真情。二、真情是诗歌所表现的主要内容，所谓“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卷五)。三、以真情感人是诗的主要审美功能，所谓“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卷十)，此论乃针砭沈德潜的“诗教”说。性灵说的个性论主张：一、诗人须具个性，故称“作诗，不可以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卷十)“我”即独具的个性。二、艺术创作须有独创性，既不囿于古人，亦不盲从流俗，“要之，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卷六)三、反拟古、反格调：“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卷三)，“专唱宫商大调，易生人厌”(卷四)，此说亦批判了明七子的后继者沈德潜。性灵说的诗才论主张：一、诗人创作须具备特殊才能。“性灵”的本义即指人灵智的本性，故亦称灵性。袁枚论诗则有“笔性灵”、“笔性笨”之分。(见《补遗》卷二)“笔性灵”则有诗才，乃针对翁方纲以考据为诗而发的：“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卷四)二、诗人创作时产生灵感现象。首先，灵感降临时诗人处于艺术思维的高潮，“兴会所至，容易成篇”(卷二)。其次，灵感持续时间甚短，不易把握，当“兴会已过”，化“千万力气”亦不易再得。 (见卷三)最后，灵感的偶然性与必要性相统一。书中引唐诗喻之：“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卷二)三、艺术表现须自然天成，因此推重“天籁最妙，，(《补遗》卷五)；即使对素材提炼加‘亦须不露斧凿痕迹。四、诗歌形象要生动、灵活、有趣。书中引证杨万里语“风趣专写性灵”(卷一)，又一再标举“生气”、“生趣”(《补遗》卷三)，旨在倡导以生动风趣的形象抒写性灵。本书的精华在于“话”’而基础却在于“诗”，故书中采录了大量印证诗论的作品，不拘时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别，尤可称道者是闺秀之什颇多。本书亦有不少诗坛掌故、诗歌本事、诗人轶事的记载，虽不无庸俗之处，但可见乾隆文化状况的一个侧面。
本书所倡导的性灵说于康乾诗坛王士镇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理说之外，独开生面，别树一帜，江南江北靡然从之，并集结起性灵诗派，为反拟古、反考据为诗及使诗歌回归抒写真性情的轨道上来作出重要贡献。对于本书，长时间毁誉不一。钱钟书评本书“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谈艺录》第195一19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不失为公允之论。
本书正编最早版本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随园刻本，补遗为嘉庆年间随园刻本。后来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图书集成局的《随园三十六种》、宣统二年(1910)上海鸿文书局的《随园三十八种》、民国上海扫叶山房的《随园全集》排印本均收此书。此外坊间亦有单刻本，如民国三年上海宝斋书局有石印本《增图随园诗话》，附八幅插图。建国后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顾学颉的校点本，1982年重印时又附录了满族人伍拉纳之子《批本随园诗话》批语及冒广生、张尔田之跋语等资料，成为通行本。1993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由笔者主编的校点本《袁枚全集》，对《随园诗话》重新校点，1997年再版曾作修订。
《袁枚全集》校点本《随园诗话》，以嘉庆随园藏版本为底本，参校了《随园三十六种》本、《随园三十八种》本、顾学颉校点本等多种版本。本书采用简体横排，以1997年版《袁枚全集》校点本为基础，并参校民国十二年上海会文堂书局本(本书按语简称“民国本”)，对全书重新校点，精益求精。但“校书真觉扫犹多”，金无足赤，差错与不足之处，期望广大读者指正。
王英志
1999年10月
猜你喜欢 卷六·丁绍仪 江月松风集卷八·钱惟善 第一齣~第十齣·朱鼎 第四出 腐叹·汤显祖 第四折·王实甫 目录·万树 三集卷二十四·乾隆 卷390 ·佚名 卷108 ·佚名 卷十三·佚名 蓝山集卷五·蓝仁 卷二百八十五·曹学佺 卷四百·陈廷敬 卷二百九十九·佚名 三集 三卷·钱德苍
热门推荐 巻十四·顾瑛 卷三十·胡文学 卷二十九·胡文学 卷二十七·胡文学 卷二十八·胡文学 卷二十四·胡文学 卷二十六·胡文学 卷二十五·胡文学 卷二十三·胡文学 卷二十一·胡文学 卷二十二·胡文学 卷十九·胡文学 巻十三·顾瑛 卷十八·胡文学 卷二十·胡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