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论第三十九上
（系纵笔漫书，初无伦次）
词曲小道。遏云、落尘，远不暇论。明皇制《春光好》曲而桃杏皆闻，世歌《虞美人》曲而草能按节以舞，声之所感，岂其微哉！
南、北二调，天若限之。北之沉雄，南之柔婉，可画地而知也。北人工篇章，南人工句字。工篇章，故以气骨胜；工句字，故以色泽胜。
胜国诸贤，盖气数一时之盛。王、关、马、白，皆大都人也，今求其乡，不能措一语矣。（大都，即今北京。）
《正音谱》中所列元人，各有品目，然不足凭。涵虚子于文理原不甚通，其评语多足付笑。又前八十二人有评，后一百五人漫无可否，笔力竭耳，非真有所甄别其间也。
胡鸿胪言：“元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皆其国人为之；中州人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如关汉卿乃太医院尹，马致远江浙行省务官，宫大用钓台山长，郑德辉杭州路吏，张小山首领官，于是多以有用之才，寓于声歌，以纾其拂郁成慨之怀，所谓不得其平而鸣也。”然其时如贯酸斋、白无咎、杨西庵、胡紫山、卢疏斋、赵松雪、虞邵庵辈，皆昔之宰执贵人也，而未尝不工于词。以今之宰执贵人，与酸斋诸公角而不胜；以今之文人墨士，与汉卿诸君角而又不胜也。盖胜国时，上下成风，皆以词为尚，于是业有专门；今吾辈操管为时文，既无暇染指，迨起家为大官，则不胜功名之念，致仕居乡，又不胜田宅子孙之念，何怪其不能角而胜之也！
人才赋才，各有所近。马东篱、王实甫，皆胜国名手。马于《黄粱梦》、《岳阳楼》诸剧，种种妙绝，而一遇丽情，便伤雄劲；王于《西厢》、《丝竹芙蓉亭》之外，作他剧多草草不称。尺有所短，信然。
古戏不论事实，亦不论理之有无可否，于古人事多损益缘饰为之，然尚存梗概。后稍就实，多本古史传杂说略施丹垩，不欲脱空杜撰。迩始有捏造无影响之事以欺妇人、小儿看，然类皆优人及里巷小人所为，大雅之士亦不屑也。
元人作剧，曲中用事，每不拘时代先后。马东篱《三醉岳阳楼》，赋吕纯阳事也。【寄生草】曲：“这的是烧猪佛印待东坡，抵多少驹驴魏野逢潘阆”。俗子见之，有不訾以为传唐人用宋事耶？画家谓王摩诘以牡丹、芙蓉、莲花同画一景，画《袁安高卧图》有雪里芭蕉，此不可易与人道也。
词曲本文人能事，亦有不尽然者。周德清撰《中原音韵》，下笔便如葛藤；所作“宰金头黑脚天鹅”【折桂令】、“燕子来海棠开”【塞儿令】、“脸霞鬓鸦”【朝天子】等曲，又特警策可喜，即文人无以胜之，是殊不可晓也。
南、北二曲，用字不得相混。今南曲中有用“者”字、“兀”字、“您”字、“喒”字，及南曲用北韵，以“白”为“排”，以“壑”为“好”之类，皆大非体也。
元人诸剧，为曲皆佳，而白则猥鄙俚亵，不似文人口吻。盖由当时皆教坊乐工先撰成间架说白，却命供奉词臣作曲，谓之“填词”。凡乐工所撰，士流耻为更改，故事款多悖理，辞句多不通。不似今作南曲者尽出一手，要不得为诸君子疵也。
北曲方言时用，而南曲不得用者，以北语所被者广，大略相通，而南则土音各省、郡不同，入曲则不能通晓故也。
元人杂剧，其体变幻者固多，一涉丽情，便关节大略相同，亦是一短。又古新奇事迹，皆为人做过。今日欲作一传奇，毋论好手难遇，即求一典故新采可动人者，正亦不易得耳。
元词选者甚多，然皆后人施手，醇疵不免。惟《太平乐府》系杨澹斋所选，首首皆佳。盖以元人选元词，犹唐人之选《中兴闲气》《河洛英灵》二集，具眼故在也。
北人尚余天巧，今所流传《打枣竿》诸小曲，有妙入神品者；南人苦学之，决不能入。盖北之《打枣竿》，与吴人之山歌，不必文士，皆北里之侠，或闺阃之秀，以无意得之，犹诗郑、卫诸风，修大雅者反不能作也。
世称曲手，必曰关、郑、白、马，顾不及王，要非定论。称戏曲曰《荆》、《刘》、《拜》、《杀》，益不可晓，殆优人戏单语耳。
唐三百年，诗人如林。元八十年，北词名家亦不下二百人。明兴二百四十年，作南曲铮铮者，指不易多屈，何哉？
古戏必以《西厢》、《琵琶》称首，递为桓、文。然《琵琶》终以法让《西厢》，故当离为双美，不得合为联璧。《琵琶》遣意呕心，造语刺骨，似非以漫得之者，顾多芜语、累字，何耶？
《西厢》组艳，《琵琶》修质，其体固然。何元朗并訾之，以为“《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殊寡本色。”夫本色尚有胜二氏者哉？过矣！
《拜月》语似草草，然时露机趣；以望《琵琶》，尚隔两尘；元朗以为胜之，亦非公论。
世传《拜月》为施君美作，然《录鬼簿》及《太和正音谱》皆载在汉卿所编八十一本中，不曰君美。君美名惠，杭州人，吴山前坐贾也。南戏自来无三字作目者，盖汉卿所谓《拜月亭》，系是北剧，或君美演作南戏，遂仍其名不更易耳。
古之优人，第以谐谑滑稽供人主喜笑，未有并曲与白而歌舞登场如今之戏子者；又皆优人自造科套，非如今日习现成本子，俟主人拣择，而日日此伎俩也。如优孟、优旃、后唐庄宗，以迨宋之靖康、绍兴，史籍所记，不过“葬马”、“漆城”、“李天下”、“公冶长”、“二圣环”等谐语而已。即金章宗时，董解元所为《西厢记》，亦第是一人倚弦索以唱，而间以说白。至元而始有剧戏，如今之所搬演者是。此窍由天地开辟以来，不知越几百千万年，俟夷狄主中华，而于是诸词人一时林立，始称作者之圣，呜呼异哉！
南戏曲，从来每人各唱一只。自《拜月》以两三人合唱，而词隐诸戏遂多用此格。毕竟是变体，偶一为之可耳。
《琵琶》工处甚多，然时有语病，如第二折【引】“风云太平日”，第三折【引】“春事已无有”，三十一折【引】“也只为我门楣”，皆不成语。又蔡别后，赵氏寂寥可想矣，而曰“翠减祥鸾罗幌，香消宝鸭金炉，楚馆云闲，秦楼月冷”，后又曰“宝瑟尘埋，锦被羞铺，寂寞琼璁，箫条朱户”等语，皆过富贵，非赵所宜。二十六折【驻马听】“书寄乡关”二曲，皆本色语，中“着啼痕缄处翠绡斑”二语，及“银钩飞动彩云笺”二语，皆不搭色，不得为之护短。至后八折，真伧父语。或以为朱教豫所续，头巾之笔，当不诬也。
弇州谓“《琵琶》‘长空万里’完丽而多蹈袭”，似诚有之。元朗谓其“无蒜酪气，如王公大人之席，驼峰、熊掌，肥腯盈前，而无蔬、笋、蚬、蛤，遂欠风味。”余谓：使尽废驼峰、熊掌，抑可以羞王公大人耶？此亦一偏之说也。
古曲自《琵琶》、《香囊》、《连环》而外，如《荆钗》、《白兔》、《破窑》、《金印》、《跃鲤》、《牧羊》、《杀狗劝夫》等记，其鄙俚浅近，若出一手。岂其时兵革孔棘，人士流离，皆村儒野老涂歌巷咏之作耶？《杀狗》，顷吾友郁蓝生为厘韵以饬，而整然就理也，盖一幸矣。
元初诸贤作北剧，佳手叠见。独其时未有为今之南戏者，遂不及见其风概，此吾生平一恨！
作北曲者，如王、马、关、郑辈，创法甚严。终元之世，沿守惟谨，无敢逾越。而作南曲者，如高如施，平仄声韵，往往离错。作法于凉，驯至今日，荡然无复底止，则两君不得辞作俑之罪，真有幸不幸也。
元朗谓：“《吕蒙正》内‘红妆艳质，喜得功名遂’，《王祥》内‘夏日炎炎，今个最关情处，路远迢遥’，《杀狗》内‘千红百翠’，《江流》内‘崎岖去路赊’，《南西厢》内‘团圆皎皎’、‘巴到西厢’，《翫江楼》内‘花底黄鹂’，《子母冤家》内‘东野翠烟消’，《诈妮子》内‘春来丽日长’，皆上弦索，正以其辞之工也。”亦未必然。此数曲昔人偶打入弦索，非字字合律也。又谓：“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叶。”此有激之言。夫不工，奚以辞为也！
《明珠记》本唐人小说，事极典丽，第曲白类多芜葛。仅“良宵杳”一套，不特词句婉俏，而转折亦委曲可念，弇州所谓“其兄凌明给事助之者”耶？然引曲用调名殊不佳，【尾声】及后【黄莺儿】二曲俱俚率不称，若出两手，何耶？
《中原音韵》十七宫调，所谓“仙吕宫清新绵邈”等类，盖谓仙吕宫之调，其声大都清新绵邈云尔。其云“十七宫调各应于律吕”，“于”字以不娴文理之故。《太和正音谱》于仙吕等各宫调字下加一“唱”字，系是赘字。然犹可以“唱”代“曲”字，谓某宫之曲，其声云云也。至弇州加一“宜”字，则大拂理矣！岂作仙吕宫曲与唱仙吕宫曲者，独宜清新绵邈，而他宫调不必然？以是知蛇足之多，为本文累也。
论曲，当看其全体力量如何，不得以一二韵偶合，而曰某人、某剧、某戏、某句、某句似元人，遂执以概其高下。寸疏自不掩尺瑕也。
曲之尚法固矣，若仅如下算子、画格眼、垛死尸，则赵括之读父书，故不如飞将军之横行匈奴也。
当行本色之说，非始于元，亦非始于曲，盖本宋严沧浪之说诗。沧浪以禅喻诗，其言：“禅道在妙悟，诗道亦然。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有透彻之悟，有一知半解之悟。”又云：“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又云：“须以大乘正法眼为宗，不可令堕入声闻辟支之果。”知此说者，可与语词道矣。
作词守成法，尺尺寸寸，句核字研，俾无累功令，易耳。然其至尔力，其中非尔力，故入曲三味，在“巧”之一字。
唱曲欲其无字。即作曲者用绮丽字面，亦须下得恰好，全不见痕迹碍眼，方为合作。若读去而烟云花鸟、金碧丹翠、横垛直堆，如摊卖古董，铺缀百家衣，使人种种可厌，此小家生活，大雅之士所深鄙也。
上去、去上之间，用有其字必不可易而强为避忌，如易“地”为“土”，改“宇”作“厦”，致与上下文生拗不协，甚至文理不通，不若顺其自然之为贵耳。
南曲之有阴阳也，其窍今日始开。然此义微之又微，所不易辨，不能字字研其至当。当亦如前取务头法，将旧曲子令优人唱过，但有其字是而唱来却非其字本音者，即是宜阴用阳、宜阳用阴之故，较可寻绎而得之也。
揭调之说，不特今曲为然。杨用修《诗话》云：“乐府家谓揭调者，高调也。高骈诗：‘公子邀欢月满楼，佳人揭调唱《伊州》。便从席上西风起，直到萧关水尽头。’”则唐时之歌曲，可想见矣。
凡曲之调，声各不同，已备载前十七宫调下。至各韵为声，亦各不同。如东钟之洪，江阳、皆来、萧豪之响，歌戈、家麻之和，韵之最美听者。寒山、桓欢、先天之雅，庚青之清，尤侯之幽，次之。齐微之弱，鱼模之混，真文之缓，车遮之用杂入声，又次之。支思之萎而不振，听之令人不爽。至侵寻、监咸、廉纤，开之则非其字，闭之则不宜口吻，勿多用可也。
作散套较传奇更难。传奇各有本等事头铺衬，散套凿空为之。散套中登临、游赏之词较易，闺情尤难，盖闺情古之作者甚多，好意、好语，皆为人所道，不易脱此窠臼故也。白乐天作诗，必令老妪听之，问曰：“解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作剧戏，亦须令老妪解得，方入众耳，此即本色之说也。
剧戏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明珠》、《浣纱》、《红拂》、《玉合》，以实而用实者也；《还魂》、“二梦”，以虚而用实者也。以实而用实也易，以虚而用实也难。
剧戏之行与不行，良有其故。庸下优人，遇文人之作，不惟不晓，亦不易入口。村俗戏本，正与其见识不相上下，又鄙猥之曲，可令不识字人口授而得，故争相演习，以适从其便。以是知过施文彩，以供案头之积，亦非计也。
世多歌之曲，而难可读之曲。歌则易以声掩词，而读则不能掩也。
世有不可解之诗，而不可令有不可解之曲。曲之不可解，非入方言，则用僻事之故也。“胡厮[口巠]”、“两乔才”，此方言也。“韩景阳”、“大来头”，此僻事也。作南戏，而两语皆南人所不识，皆曲之病也。
古戏如《荆》、《刘》、《拜》、《杀》等，传之几二三百年，至今不废。以其时作者少，又优人戏众，无此等名目便以为缺典，故幸而久传。若今新戏日出，人情复厌常喜新，故不过数年，即弃阁不行，此世数之变也。
作曲如生人耳目口鼻，非不犁然各具，然西施、嫫母，妍丑殊观，王公、厮养，贵贱异等，堕地以来，根器区别，欲勉强一分，几而及之，必不可得也。
唐之绝句，唐之曲也，而其法宋人不传。宋之词，宋之曲也，而其法元人不传。以至金、元人之北词也，而其法今复不能悉传。是何以故哉？国家经一番变迁，则兵燹流离，性命之不保，遑习此太平娱乐事哉。今日之南曲，他日其法之传否，又不知作何底止也！为嘅！且惧！
词曲小道。遏云、落尘，远不暇论。明皇制《春光好》曲而桃杏皆闻，世歌《虞美人》曲而草能按节以舞，声之所感，岂其微哉！
南、北二调，天若限之。北之沉雄，南之柔婉，可画地而知也。北人工篇章，南人工句字。工篇章，故以气骨胜；工句字，故以色泽胜。
胜国诸贤，盖气数一时之盛。王、关、马、白，皆大都人也，今求其乡，不能措一语矣。（大都，即今北京。）
《正音谱》中所列元人，各有品目，然不足凭。涵虚子于文理原不甚通，其评语多足付笑。又前八十二人有评，后一百五人漫无可否，笔力竭耳，非真有所甄别其间也。
胡鸿胪言：“元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皆其国人为之；中州人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如关汉卿乃太医院尹，马致远江浙行省务官，宫大用钓台山长，郑德辉杭州路吏，张小山首领官，于是多以有用之才，寓于声歌，以纾其拂郁成慨之怀，所谓不得其平而鸣也。”然其时如贯酸斋、白无咎、杨西庵、胡紫山、卢疏斋、赵松雪、虞邵庵辈，皆昔之宰执贵人也，而未尝不工于词。以今之宰执贵人，与酸斋诸公角而不胜；以今之文人墨士，与汉卿诸君角而又不胜也。盖胜国时，上下成风，皆以词为尚，于是业有专门；今吾辈操管为时文，既无暇染指，迨起家为大官，则不胜功名之念，致仕居乡，又不胜田宅子孙之念，何怪其不能角而胜之也！
人才赋才，各有所近。马东篱、王实甫，皆胜国名手。马于《黄粱梦》、《岳阳楼》诸剧，种种妙绝，而一遇丽情，便伤雄劲；王于《西厢》、《丝竹芙蓉亭》之外，作他剧多草草不称。尺有所短，信然。
古戏不论事实，亦不论理之有无可否，于古人事多损益缘饰为之，然尚存梗概。后稍就实，多本古史传杂说略施丹垩，不欲脱空杜撰。迩始有捏造无影响之事以欺妇人、小儿看，然类皆优人及里巷小人所为，大雅之士亦不屑也。
元人作剧，曲中用事，每不拘时代先后。马东篱《三醉岳阳楼》，赋吕纯阳事也。【寄生草】曲：“这的是烧猪佛印待东坡，抵多少驹驴魏野逢潘阆”。俗子见之，有不訾以为传唐人用宋事耶？画家谓王摩诘以牡丹、芙蓉、莲花同画一景，画《袁安高卧图》有雪里芭蕉，此不可易与人道也。
词曲本文人能事，亦有不尽然者。周德清撰《中原音韵》，下笔便如葛藤；所作“宰金头黑脚天鹅”【折桂令】、“燕子来海棠开”【塞儿令】、“脸霞鬓鸦”【朝天子】等曲，又特警策可喜，即文人无以胜之，是殊不可晓也。
南、北二曲，用字不得相混。今南曲中有用“者”字、“兀”字、“您”字、“喒”字，及南曲用北韵，以“白”为“排”，以“壑”为“好”之类，皆大非体也。
元人诸剧，为曲皆佳，而白则猥鄙俚亵，不似文人口吻。盖由当时皆教坊乐工先撰成间架说白，却命供奉词臣作曲，谓之“填词”。凡乐工所撰，士流耻为更改，故事款多悖理，辞句多不通。不似今作南曲者尽出一手，要不得为诸君子疵也。
北曲方言时用，而南曲不得用者，以北语所被者广，大略相通，而南则土音各省、郡不同，入曲则不能通晓故也。
元人杂剧，其体变幻者固多，一涉丽情，便关节大略相同，亦是一短。又古新奇事迹，皆为人做过。今日欲作一传奇，毋论好手难遇，即求一典故新采可动人者，正亦不易得耳。
元词选者甚多，然皆后人施手，醇疵不免。惟《太平乐府》系杨澹斋所选，首首皆佳。盖以元人选元词，犹唐人之选《中兴闲气》《河洛英灵》二集，具眼故在也。
北人尚余天巧，今所流传《打枣竿》诸小曲，有妙入神品者；南人苦学之，决不能入。盖北之《打枣竿》，与吴人之山歌，不必文士，皆北里之侠，或闺阃之秀，以无意得之，犹诗郑、卫诸风，修大雅者反不能作也。
世称曲手，必曰关、郑、白、马，顾不及王，要非定论。称戏曲曰《荆》、《刘》、《拜》、《杀》，益不可晓，殆优人戏单语耳。
唐三百年，诗人如林。元八十年，北词名家亦不下二百人。明兴二百四十年，作南曲铮铮者，指不易多屈，何哉？
古戏必以《西厢》、《琵琶》称首，递为桓、文。然《琵琶》终以法让《西厢》，故当离为双美，不得合为联璧。《琵琶》遣意呕心，造语刺骨，似非以漫得之者，顾多芜语、累字，何耶？
《西厢》组艳，《琵琶》修质，其体固然。何元朗并訾之，以为“《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殊寡本色。”夫本色尚有胜二氏者哉？过矣！
《拜月》语似草草，然时露机趣；以望《琵琶》，尚隔两尘；元朗以为胜之，亦非公论。
世传《拜月》为施君美作，然《录鬼簿》及《太和正音谱》皆载在汉卿所编八十一本中，不曰君美。君美名惠，杭州人，吴山前坐贾也。南戏自来无三字作目者，盖汉卿所谓《拜月亭》，系是北剧，或君美演作南戏，遂仍其名不更易耳。
古之优人，第以谐谑滑稽供人主喜笑，未有并曲与白而歌舞登场如今之戏子者；又皆优人自造科套，非如今日习现成本子，俟主人拣择，而日日此伎俩也。如优孟、优旃、后唐庄宗，以迨宋之靖康、绍兴，史籍所记，不过“葬马”、“漆城”、“李天下”、“公冶长”、“二圣环”等谐语而已。即金章宗时，董解元所为《西厢记》，亦第是一人倚弦索以唱，而间以说白。至元而始有剧戏，如今之所搬演者是。此窍由天地开辟以来，不知越几百千万年，俟夷狄主中华，而于是诸词人一时林立，始称作者之圣，呜呼异哉！
南戏曲，从来每人各唱一只。自《拜月》以两三人合唱，而词隐诸戏遂多用此格。毕竟是变体，偶一为之可耳。
《琵琶》工处甚多，然时有语病，如第二折【引】“风云太平日”，第三折【引】“春事已无有”，三十一折【引】“也只为我门楣”，皆不成语。又蔡别后，赵氏寂寥可想矣，而曰“翠减祥鸾罗幌，香消宝鸭金炉，楚馆云闲，秦楼月冷”，后又曰“宝瑟尘埋，锦被羞铺，寂寞琼璁，箫条朱户”等语，皆过富贵，非赵所宜。二十六折【驻马听】“书寄乡关”二曲，皆本色语，中“着啼痕缄处翠绡斑”二语，及“银钩飞动彩云笺”二语，皆不搭色，不得为之护短。至后八折，真伧父语。或以为朱教豫所续，头巾之笔，当不诬也。
弇州谓“《琵琶》‘长空万里’完丽而多蹈袭”，似诚有之。元朗谓其“无蒜酪气，如王公大人之席，驼峰、熊掌，肥腯盈前，而无蔬、笋、蚬、蛤，遂欠风味。”余谓：使尽废驼峰、熊掌，抑可以羞王公大人耶？此亦一偏之说也。
古曲自《琵琶》、《香囊》、《连环》而外，如《荆钗》、《白兔》、《破窑》、《金印》、《跃鲤》、《牧羊》、《杀狗劝夫》等记，其鄙俚浅近，若出一手。岂其时兵革孔棘，人士流离，皆村儒野老涂歌巷咏之作耶？《杀狗》，顷吾友郁蓝生为厘韵以饬，而整然就理也，盖一幸矣。
元初诸贤作北剧，佳手叠见。独其时未有为今之南戏者，遂不及见其风概，此吾生平一恨！
作北曲者，如王、马、关、郑辈，创法甚严。终元之世，沿守惟谨，无敢逾越。而作南曲者，如高如施，平仄声韵，往往离错。作法于凉，驯至今日，荡然无复底止，则两君不得辞作俑之罪，真有幸不幸也。
元朗谓：“《吕蒙正》内‘红妆艳质，喜得功名遂’，《王祥》内‘夏日炎炎，今个最关情处，路远迢遥’，《杀狗》内‘千红百翠’，《江流》内‘崎岖去路赊’，《南西厢》内‘团圆皎皎’、‘巴到西厢’，《翫江楼》内‘花底黄鹂’，《子母冤家》内‘东野翠烟消’，《诈妮子》内‘春来丽日长’，皆上弦索，正以其辞之工也。”亦未必然。此数曲昔人偶打入弦索，非字字合律也。又谓：“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叶。”此有激之言。夫不工，奚以辞为也！
《明珠记》本唐人小说，事极典丽，第曲白类多芜葛。仅“良宵杳”一套，不特词句婉俏，而转折亦委曲可念，弇州所谓“其兄凌明给事助之者”耶？然引曲用调名殊不佳，【尾声】及后【黄莺儿】二曲俱俚率不称，若出两手，何耶？
《中原音韵》十七宫调，所谓“仙吕宫清新绵邈”等类，盖谓仙吕宫之调，其声大都清新绵邈云尔。其云“十七宫调各应于律吕”，“于”字以不娴文理之故。《太和正音谱》于仙吕等各宫调字下加一“唱”字，系是赘字。然犹可以“唱”代“曲”字，谓某宫之曲，其声云云也。至弇州加一“宜”字，则大拂理矣！岂作仙吕宫曲与唱仙吕宫曲者，独宜清新绵邈，而他宫调不必然？以是知蛇足之多，为本文累也。
论曲，当看其全体力量如何，不得以一二韵偶合，而曰某人、某剧、某戏、某句、某句似元人，遂执以概其高下。寸疏自不掩尺瑕也。
曲之尚法固矣，若仅如下算子、画格眼、垛死尸，则赵括之读父书，故不如飞将军之横行匈奴也。
当行本色之说，非始于元，亦非始于曲，盖本宋严沧浪之说诗。沧浪以禅喻诗，其言：“禅道在妙悟，诗道亦然。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有透彻之悟，有一知半解之悟。”又云：“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又云：“须以大乘正法眼为宗，不可令堕入声闻辟支之果。”知此说者，可与语词道矣。
作词守成法，尺尺寸寸，句核字研，俾无累功令，易耳。然其至尔力，其中非尔力，故入曲三味，在“巧”之一字。
唱曲欲其无字。即作曲者用绮丽字面，亦须下得恰好，全不见痕迹碍眼，方为合作。若读去而烟云花鸟、金碧丹翠、横垛直堆，如摊卖古董，铺缀百家衣，使人种种可厌，此小家生活，大雅之士所深鄙也。
上去、去上之间，用有其字必不可易而强为避忌，如易“地”为“土”，改“宇”作“厦”，致与上下文生拗不协，甚至文理不通，不若顺其自然之为贵耳。
南曲之有阴阳也，其窍今日始开。然此义微之又微，所不易辨，不能字字研其至当。当亦如前取务头法，将旧曲子令优人唱过，但有其字是而唱来却非其字本音者，即是宜阴用阳、宜阳用阴之故，较可寻绎而得之也。
揭调之说，不特今曲为然。杨用修《诗话》云：“乐府家谓揭调者，高调也。高骈诗：‘公子邀欢月满楼，佳人揭调唱《伊州》。便从席上西风起，直到萧关水尽头。’”则唐时之歌曲，可想见矣。
凡曲之调，声各不同，已备载前十七宫调下。至各韵为声，亦各不同。如东钟之洪，江阳、皆来、萧豪之响，歌戈、家麻之和，韵之最美听者。寒山、桓欢、先天之雅，庚青之清，尤侯之幽，次之。齐微之弱，鱼模之混，真文之缓，车遮之用杂入声，又次之。支思之萎而不振，听之令人不爽。至侵寻、监咸、廉纤，开之则非其字，闭之则不宜口吻，勿多用可也。
作散套较传奇更难。传奇各有本等事头铺衬，散套凿空为之。散套中登临、游赏之词较易，闺情尤难，盖闺情古之作者甚多，好意、好语，皆为人所道，不易脱此窠臼故也。白乐天作诗，必令老妪听之，问曰：“解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作剧戏，亦须令老妪解得，方入众耳，此即本色之说也。
剧戏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明珠》、《浣纱》、《红拂》、《玉合》，以实而用实者也；《还魂》、“二梦”，以虚而用实者也。以实而用实也易，以虚而用实也难。
剧戏之行与不行，良有其故。庸下优人，遇文人之作，不惟不晓，亦不易入口。村俗戏本，正与其见识不相上下，又鄙猥之曲，可令不识字人口授而得，故争相演习，以适从其便。以是知过施文彩，以供案头之积，亦非计也。
世多歌之曲，而难可读之曲。歌则易以声掩词，而读则不能掩也。
世有不可解之诗，而不可令有不可解之曲。曲之不可解，非入方言，则用僻事之故也。“胡厮[口巠]”、“两乔才”，此方言也。“韩景阳”、“大来头”，此僻事也。作南戏，而两语皆南人所不识，皆曲之病也。
古戏如《荆》、《刘》、《拜》、《杀》等，传之几二三百年，至今不废。以其时作者少，又优人戏众，无此等名目便以为缺典，故幸而久传。若今新戏日出，人情复厌常喜新，故不过数年，即弃阁不行，此世数之变也。
作曲如生人耳目口鼻，非不犁然各具，然西施、嫫母，妍丑殊观，王公、厮养，贵贱异等，堕地以来，根器区别，欲勉强一分，几而及之，必不可得也。
唐之绝句，唐之曲也，而其法宋人不传。宋之词，宋之曲也，而其法元人不传。以至金、元人之北词也，而其法今复不能悉传。是何以故哉？国家经一番变迁，则兵燹流离，性命之不保，遑习此太平娱乐事哉。今日之南曲，他日其法之传否，又不知作何底止也！为嘅！且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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