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李文忠以大学士任北洋重镇，虽不入阁办事，而隐持国柄。法越之事，举凡用人、调兵、筹饷、应敌、交邻诸大政，朝廷均谘而后行。武进盛愚斋尚书常云：“是时吾与眉叔，日在傅相之侧。公于签押房外，另辟一室，处吾二人，以应不时之召。回忆年少，殊无所知，虽云仕优则学，究无所取资，半载之中，受公陶，平生得力之处无过于此。”眉叔者，丹徒马建忠也，均于是役知名。以弱敌强，虽甚支绌，未至败绩，中外尚无异言。公明兵事，不宜开衅，犹未知兵械两绌，不可以战。其《巡海疏》中有云：“内卫京畿门户，外控藩属邻邦，俾北洋海疆千馀里，有事得资援应，尚称缓急可恃。”有云：“渤海门户深固不摇。”
有云：“修筑新式炮台，讲求制胜机宜，俾声威既张，敌情自慑。”读公之章奏，似嫌过于自满，启上骄志。光绪十四年，户部奏言，不购军械。十五年上谕：“嗣后购买机器军火，各项物料，均着先行陈奏。”当时节缩经费，专为颐和园土木工程之用，公以汉臣而膺宠眷，未便与人家事，此不能为公咎者。然北洋海陆全军，缓急足恃与否？渤海门户，深固不摇与否？公于事前似未尽知。不然，观常熟《日记》，未开战先，常熟曾至津，督促宣战。公当以去就争之。何至轻于一掷，情见势绌，底里毕露，百患皆作。陵夷至于土崩瓦解，不可收拾，酿为他日神州陆沈之祸。《春秋》责备贤者，公不得辞其罪矣。
日本久有雄图，惮于启衅而未发。项城为办理朝鲜商务委员，好事喜功，实有以致之。先是，醇邸致书李文忠云：“袁道捷于肆应，巧于侦察，是其所长。
其人年少，未可恃也。“文忠终爱其才，未忍遽摈。及朝王丧服，求免吊祭钦使，虽渐有异志，然在中国，徒虚荣而无实利，奚必有此举以树敌。项城督迫益急，挑剔字句不符，揭其行贿，礼部卒行天朝礼制。在西人为见所未见，日使尤蓄怒，祸机潜伏，有识之士，咸知患在旦夕矣。
自赫德掌榷之后，政府外交，倚之如左右手，质言之，即倚英为援也。是的，英畏俄甚，俄谋印度，不遗余力。光绪中叶，俄人请护照入藏游历者踵相接。英亦严为之备，驻藏大臣升泰，在印度屡见奏报。两国猜忌益切。英利用我，阻俄南侵，与我交睦。初，伊犁之役，戈登位已崇，自请脱英军籍入伍，战事虽息，其旨微见。英海军少将琅威里，就聘任海军帅，所谓“同袍”者非欤？文忠暮气，琅威里排去，英知我不足与谋，日人从而结之。英、日既协，势乃交迫。将战，总署使赫德咨英使，英使以慎重劝而不力阻。既败，乞为和议，亦不许。文忠晚年憾英，辄言“岛人无信”，谓英于战前，宜洞若观火，而不我以告，成败既见，欲早为计，又为所尼，不至败绩不止也。
海部成立，福建船厂学生位至提镇，多有妻妾，筑室刘公岛上，平时自为嬉乐。琅威里治事严，无论旦夕，一闻令，师船齐集，将帅士卒同甘苦，行则舰长司机，泅则兵官下海，军中苦之。南巡之役，琅威里在旗舰定远，海军提督丁汝昌在镇远，至香港。当是时，中国海军等次，列世界第六。琅威里上岸，方以提督之荣，炫于其乡人。暮归，帅纛移于镇远。问其故，部众拒不受命，怒而辞去。
海军之败兆于此。
项城闻变，惧为日俘，将先归，举唐绍怡自代。绍怡请以中州之人能留弗去者，与之俱守，汴籍人莫敢应。适项城中表某甲至汉城，谋事未成，慨然自任。
项城立授为随员，议协登舟。次日，敌军大至，绍怡夙与英使朱迩典善，避入英馆，礼遇甚优。某甲踪迹而往，杂居仆役之间。及相偕返国，甫登轮船，入大沽口，突抱持绍怡入海，泣述始末，谓绍怡辱己以辱国。项城两解之而不责。其后项城治兵，用理军需，屡以侵蚀败，项城不咎。
中日战事方起，是时当局要人李文忠为海陆军帅，手握全权，直隶提督叶曙青为大将，身当前敌。项城为行人，通使命。合词请班师，以待天下公论。政府未识敌情，不知日本之不可胜，惟惧胜倭之后，俄人乘势而动，攘以为功。不知日本历年备战，兵力财力远出我上，惟责海陆军统帅意存畏葸，顾虑延宕。且惧商民之赍敌粮，又恐日兵登陆，强劫军火，欲拆卸过关铁路，屡次皆见上谕。当轴诸公心目中，视日本渺小之甚，犹可说也。而自顾左右，无一亲臣，欲与人战，岂堪妄动。读史者，辄谓宋人于女真、蒙古轻于启衅，然史者，鉴也，诸公读书而不知鉴于往事，殊难辞责。
行军之事，未有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自户部奏定，光绪十四年之后不购新械，武库已空如洗。战衅既开，一则议购英国新式三快轮，再则议购智利兵轮七艘，三则议购德国鱼雷猎船四艘，言明能行二十八迈，四则议购英国阿厂新造大快轮，五则议购德国大炮一百二十尊。船械不敌，政府未尝不知，而敢孤注一掷。寿伯符诗云：“衮衮诸公胆气粗，竟凭意气丧皇图。”为庚子咏也，然甲午亦复如是。
中日之役，主战者，高阳、常熟。奔走高阳之门者，项城，为常熟之耳目者，通州张季直殿撰、萍乡芸阁学士也。项城归自朝鲜，力诋文忠设计之缓，使从己谋，可以制敌于先。光绪九年，殿撰从吴武壮率师援朝，先据汉城，拒退日本，身亲兵事，谓确有胜算。是科会试，与学士同出常熟之门，互相标榜，欲以奇计自见，实为主战派之首领。
叶曙青以步卒二千，当倭一旅团，全师退至平壤，未始无功。然区区小事，侈陈功绩，大开保案，宜乎受人指摘。吾乡吴鉴泉观察与于是役，事后痛定思痛，言惶遽之中失履，以袜行，苦不堪状。蒯礼卿京卿笑云：“所谓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言之可哂。
叶曙青名志超，先为骑将，逐捻贼余众于淮城东，擒斩逾万，捻首赖文光奔扬就获，东捻以平，志超以功氵存升直隶提督。治兵有法，行营中自立武学，以练军校。至今其裔孙，犹有列名于军伍者。卫汝贵者，盛军偏裨。周武壮、刚敏兄弟相继薨，汝贵代领其众，李文忠颇赏之，常致书文庄，论吴武壮辇金朝贵而及之，云：“公部下少人材，不若周氏兄弟，则筱轩为之也。”志超、汝贵帅师分道至朝鲜，以间色服装，持旧式器械，用密集阵法，而且无工兵为营垒，则战守咸失其宜；无辎重以输运，则前后不能相顾。一旦与日人遇，寡不敌众，缓不济急，其败固宜。项城为丁汝昌请恤不得，慨然曰：“甲午之役，吾身在军中，闻溃卒言：汝贵持刀立阵前，督军力战，日人颇失利；未几，援军大至，势不可当。其败也，譬如机器，以引擎、锅炉、马达速率之不敌，出货固宜不若。仅归咎于货出之一部，谁任其咎？以余观之，朝廷赏罚之公，虽汝贵亦应赐恤，遑论乎汝昌！”
我师集平壤，势均，相率乞文忠公子伯行星使为帅。张幼樵副宪时参文忠幕，争曰：“谓将门有子，仲彭、季皋宜当此选。公之弟且不以能战名，何有于其子！”
文忠徐言曰：“固知，非太尉不可。”副宪曰：“此为公也，非自谋也。”文忠乃复诸将电云“方儿向未亲行阵，吾更难内举不避亲”云。
平壤之败，诏夺文忠三眼翎，褫黄马褂。次日，伶人赶三演丑表功，去保儿插诨云：“我有汗马功劳，奈何夺我三眼翎，褫我黄马褂？”其时勤恪公子经楚佑三明保入都，市井无赖怨赶三者，假佑三名，俟其出，执而鞭之，赶三寻死。
余尝戏问佑三弟叔云云：“令兄奈何辱死名伶？”叔云曰：“谓吾兄杀人者，未免誉之过甚。吾兄闻淮军败，傅相受斥，正不知匿于何所矣。”余亦为之失笑。
将战，当局知器械不利。海军客将献策，购新舰，别成一队，袭敌后路，多方以误之，使彼不敢轻出全力，萃于我师中坚。诚良计也，然屡议而屡败。彼外交利而我钝，益束手无策。惟恃两铁舰，而十寸口径之炮弹时，只余三枚。津沪各局，能铸较小之径二又半者，强配之以应敌。八月十八日，我陆师闻平壤败，将渡鸭绿江为后援，海师泊于口外，食时遥望，浓烟一缕，知日军且到。我军本作双排，如篆书二字形：以镇远、定远、致远、靖远、超勇、扬威为一队，而镇、定两舰列左右角；来远、经远、济远、平远、广甲、广丙为二队，而致、经两舰列左右角。强者当先，弱者在后，本英将琅威里所练阵法。提督丁汝昌率诸将立于望台上，指挥诸舰应战，客将踊跃，谓堪一试。令下，阵容大变，横列为一字阵，强居中而弱为辅，愈弱者愈落边际。弱舰觉处危地，退避稍后，全军遂成半月形。汝昌不谙军事，总兵刘步蟾掌旗号，实为此谋，以图白免。定远望台，为平时觇远之资，下有巨炮，战时折叠弗用。步蟾将发巨炮，未计及此，一轰而裂。
汝昌倾坠，不复能与战事，号旗之干，经一炮而折，我师失所指挥，众心益涣。
日军作双行，鱼贯而至，船迅炮捷，如疾风骤雨，势不可当，攻我军之右，直冲而进，以达于后，圈超勇、扬威两舰于阵外而歼之，广甲惊遁。敌舰比睿、赤城、西京丸受重伤，不支而逃。日移军攻我之左，复用前法穿插，使致远、经远、靖远、来远、平远、济远、广丙七舰，与中军镇远、定远截为二段，夹攻之。
致远力战，被重损，将湮，欲毁一敌船，与之俱尽，驶入日炮密集之处，几至而没。管带邓世昌，救起不欲独生，奋掷自沉，死事最烈。同时，经远管带林泰曾，战死船毁。来远、靖远、济远均着火。济远先逃归，来远、靖远且战且熄火。镇远、定远奋斗甚猛。其时敌军尚有九艘，以四舰当之，自日中至暮，胜负不决。
日船小于我，速率倍我，不敢夜战。令船松岛受伤至重，几弗能兴，乃全师而返，我师亦旋。
丁汝昌夙将骑兵，以统海师，朝廷用人，自为失当。汝昌屡受督责，欲战，自知不敌，惟求一死塞责。大东沟之役，仓卒应敌，不知学理，立定远望台之上，致被震仆；反谓日炮击毁，倾覆受伤。朝臣不知机械之学，无从指驳。外人见之，无不匿笑。然汝昌见危授命，较之临阵脱逃之方伯谦、服毒呼救之刘步蟾，高之奚止一等，于以知旧道德，犹胜于新知识。
诸军至平壤，正当论功请奖，志得意满之时，总兵聂士成先归，回直募勇，不任覆军之咎。其后守连山关隘，不当日军要道，反以见功，氵存升直隶提督，可谓至幸。和议既定，独领一军拱卫畿辅，周旋朝贵，颇为一时所重。其于叶，卫之失机，归过于李相之轻任，当淮军气尽之时，尤能以此自别。然士成为鲁伯阳之姻，曾假以巨资，贿买上海道缺，损其资三之一，不啻掷黄金于虚牝。天下事有幸有不幸，诚不能一例而论。庚子之役，士成力战阵亡，死事颇烈。上以多年讲求洋操，原期杀敌致果，乃竟不堪一试，责其不能退八国联军。时论颇为之惜。若追论平壤之事，则可矣。
承平日久，北洋淮军仅存三部。一盛军，歼于平壤。一亲庆军馀部，即先文庄解兵柄后，吴武壮代领而留卫畿辅者也。武壮征高丽薨，张光前、黄仕林分驻旅顺，寇至皆溃走。一铭军。刘壮肃曾与文忠要约：继为统领者必以刘氏子弟，是时刘盛休为将。文忠知不能战，而耻于全军覆没，不以当敌。文忠始终维护此军，幸而瓦全。己亥，文忠复出督粤。光前往贺，述及曾至无为谒文庄，而拒弗纳。文忠曰：“汝败军之将，不见宜也。”既而，仍用为粤中防营统领，文忠于淮部，究有念旧情也。
宋庆，旅顺守将也。刘盛休，大连守将也。庆调赴边，御敌于鸭绿江岸。盛休调赴平壤前敌。乃以赵怀业新募六营守旅顺，徐邦道新募四营守大连。倭师过鸭绿江，中朝震荡，几于手足无措，不啻驱市民而战之，安得不败。文忠庖人罗之婿某甲，为信义洋行犹太德人满德之商伙，奔走于诸将之门，承买军器。诸将至督署求见，某甲辄为伺文忠起居而恰当其候，诸将大欢，咸乐与交易。及败，日出一军渡鸭绿江，趋辽沈；复出一军由海道至貔子窝，取大连、旅顺，如风扫叶，吾国上下，无智愚贤不肖，咸知不敌。时帅府方主购械而料其无益，或朋比某甲，蚀其金而尽予以敝者。建德周玉山制军，时以开缺按察使掌前敌粮台，力送至军，辄取复文为证，弗任运输不继之咎。诸军见敌，尽弃军实而走，器械尽失，即良窳无所分。文忠内幕，不至有簋不饬之嫌。于是诸将无罪可逭，卫汝成、聂桂林、赵怀业、黄仕林相继就逮。劣械一案，文忠甥张楚宝观察在天津司军实，独知其隐，辄阴伺之而不肯言。暨事外泄，群矢集于观察，报载文忠手批其颊。时先文庄以事怒表兄程邦柱，而眷念旧谊，不忍遽绝。一闻此事，笑日：“吾甥固胜于彼也。”
珍、瑾二妃幼年，文芸阁学士曾授之读，学士与妃兄志伯遇侍郎为至友，密近宫闱，举动尤为众所侧目。甲午大考翰詹，学士一等第一。蒯礼卿太史为隐语云：“玉皇大帝召试十二生肖，兔子当首选，月里嫦娥为通关节。”传为笑柄。
及鲁白阳案，二妃以受贿贬贵人。时东事起，侍郎上万言书，虑陪都有警，自请募勇设防。奉旨赴热河练兵，方在军中，未逾月，左迁乌里雅苏台大臣。都人为打油诗曰：“一自二妃失宠来，伯愚乌里雅苏台。冰山已倒冰蛆散，愁煞江南李木斋。”木斋为当时清流，与侍郎友，故连及之。
田庄台之战，吴大为统将，当平壤之叶志超；魏光焘领重兵，当平壤之卫汝贵，狼狈尤胜于前役。常熟翁相当国，均置不问，且使回任供职。异日翁相得罪，大连坐，舆论无有冤惜之者。
日本军锋所及，当者辄靡。是时，其兵未若后日之众，皆在沿海一带，与舟师相接应，且利以入关，无暇他顾。大连、凤凰两城，虽克勿守，金、复、海、盖均下，舍辽阳不取，卷甲西趋，急攻牛庄。山东荣城、文登，既得旋弃。兵舰游弋，已近大沽口外，其意可知。聂士成守连山关，以克复凤凰城为己功。依克唐阿、长顺守辽阳不失，以为陪都保障，且盛称东山猎户之力，而辽阳州知州徐庆璋，因此而有“徐青天”之称。所谓虚报战绩者，非耶！
德宗入继，{客心}斋中丞上疏请崇所生。上以醇邸原奏昭示天下，其中晓谕之词曰：“吴大果有此奏。”迨中丞兵溃于田庄台，奉谕议处，其中诘责之辞曰：“徒托空言。”都中集为联云：“果有此奏，徒托空言。”是役都中诗词联语甚多，兹录五朕。一曰：“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覆没，割地求和。”二曰：“台奉二百兆，一分薄礼；翁孙十八子，三代同堂。”谓常熟、济宁、合肥也。三曰：“送台湾，翁孙双定计；使日本，父子两全权。”四曰：“相国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五曰：“卫达三呼冤赴菜市；刘坤一挣命出榆关。”
又有诗曰：“军书旁午正仓皇，又见尚书访鹤忙。从此儒林传雅话，风流犹胜半闲堂。”甲午冬，东单牌楼二条胡同翁常熟尚书宅逸出一鹤，尚书自书“访鹤”
二字于门外，故有是诗。
中日议和之始，张荫桓、邵友濂为专使。荫桓请训，时上谕以“偿兵费可许，割地不可许”。总署为拟漆书云：“有关重大事件，须电奏请旨。”两使衔命至长崎，日本问有全权否。对曰：“有之，惟须电奏定议。”日人谓权力不充，拒之不纳，而示意须李相来。朝廷不得已而使之往，且允割地。既得所欲，旋为俄、德、法三国干涉，日人惧，惟取台湾而归我辽东。是时日本兵力，如是而已。
日本之胜中国，所谓彼胜于此则有之。是时，日本兵法，未臻精密，尤其甚者海军之脆弱也。外交情形，亦复茫昧，所仅知者，唯联英一国而已。大东沟之战，日本阵法，识者谓以中国舟师吨数，苟驾驭得法，足以剪此而有余。当时伊东亨，海军知识犹极幼稚，与其言战，毋宁谓之历练胆识，姑试之云尔。日军力竭而遁，既而余舰补充，商船改造，仍耀威于海上，乃举国一心之效。吾国舰队残不成军，伏匿不出。江、浙、闽、粤四省督抚作壁上观。政府设施，唯知诘问北洋，以窘淮军。上下离心离德，自取覆败。我愈钝，敌愈利，天也。马关和约，群雄环伺，伊藤陆奥岂不知远东之为禁脔，而几幸中国之昏暗。亻危得亻危失，皆于俄顷间。中国当道，遂举此以例孤悬海外之台湾，屡求乞于伦敦，迄无效果，其愚诚不可及。然与彼时日本之军事、外交相较，亦百步五十步之间耳。
当时西人议论，谓日人明知辽东割让，必启外人干涉，曷不早为之计：使伊藤博文于中日约定之后，留李相勿遣，以辽东归之，胁与订中日联盟约，亚洲门罗主义，其庶几乎。
台湾之不能自立，无智愚皆知之。唐景崧、刘永福未尝不晓然于中，其所以敢于拒日者，离乱之中，浑水摸鱼计也。景崧七日而亡，永福一战而溃，人早料及，固无足异。杨西园尚书遵旨内渡，率所部归，不伤一人，不折一矢，身名俱泰，其识固加入一等矣。景崧，同治乙丑进士，少有文才。曾作谜云“荡妇灯下制郎冠”，打唐诗一句“碧文圆顶夜深缝”，甚为京师一时传道。
和议既成，慈圣颇欲根究主战者之罪。以高阳老成，旦为穆宗师傅，不疑之及，意专注于常熟。于是，吴大已复任而寻免，汪鸣銮突然被谴，俱常熟里党。
其时常熟之帝眷未衰，犹为曲谅，故仅披其枝叶，而未伤本根也。
李文忠以洋务为世诟病，嗣子伯行侍郎尤被其祸，甚至谓其婚于日本皇族。
袁爽秋太常，先与有儿女姻亲之约，甲午之后，至绝其婚。其为众口所不齿如此。
人三成虎，不足为奇，莫奇于当时士大夫随声附和者之众也。惟刘壮肃及袁项城贤之。壮肃曰：“伯行至金陵应秋试，吾入其寓之门，无门焉者。因而入其室，主人方读文，专心致志，若未见客之来也者。吾近察之，书几上置角黍一盘，糖一匙。因近墨盂，读时目视书而手取角黍，蘸糖食之，误蘸于盂，墨汁淋漓于口角，于此足征其好学。”壮肃始终敬礼之。项城小站练兵，东海为掾属，偶然谈及。项城曰：“公等知伯行为何如人？”东海曰：“吾习闻京师南城士夫之议论，知其李傅相之不才子也。”项城曰：“彼以李傅相之故，而屈抑其能，苟非为傅相嗣者，其名位必不止此。以吾观之，朝廷不欲求贤则已，果欲得人，此真天下才也。”其倾倒如此。洎项城得志，坐镇北洋，遥执朝政；侍郎素与有旧，段芝贵为居间，攀援而得任英使。过津，侍郎执下属礼甚恭。项城以兰谱答之，欢若平生。既而，项城罢官居洹上。侍郎三载任满而归，以武进盛尚书之荐，署邮传部侍郎。入京供职，道出彰德，咫尺之远，未往谒见。旋继梁燕孙之后，任铁路局长，将项城左右素豢养于九路者，裁撤大半。侍郎久于外省，未谙酬酢礼节，致忤权贵，非其本怀。因此与项城绝，以晚节终，可谓幸矣。
中日战罢，高阳、李文正用项城为将，以新法练兵于小站。文忠自马关归，偶与语及，曰：“余败军之将。候袁大少爷成军后，可以一战。”项城闻言，憾之终身。
先文庄督川八载，遇教案两次。未履任前，有重庆教案，教绅罗元义纠众械斗，致伤人命。文庄至，枭元义以徇，法使争之，不许，而乱立止。大足教案，薄给以资，令移教堂以去，民教均服。甲午之冬，解任受代，新督两易其人，未及至蜀而事发。是时民仇教甚，不数日中，蜀境教堂几毁其半。适当中日战役之后，公使、教士气焰甚盛，朝旨罢川督职以谢。观于《中东战纪本末》所载路透电，言英、法两使，皆自言功，而不知其故。其后，闻于李文忠公曰：“军败于外，祸发于中，是予之过也夫。惟时英使日至译署，噪于恭、庆两邸前，请镌川督职。予方议日本商约，遇恭邸，问曰：”川事奈何？‘恭邸曰：“任如何，必不许。’是日，恭邸以他故先去，而庆邸诺焉。予素知川中教堂多属坎拿大，今兹教徒呼吁，正坎产也。坎虽属英而隶藩部，英使曷故而争，译署曷故而许，均出轨道之外。”观此，可见数十年前之外交。
初次偿日本款，在日兵临境之时。太后以部款不足恃，出内帑二百万两。张樵野侍郎时在户部，召见时，言于上曰：“臣任户部，奉职无状，致动内帑，俟库款稍裕，当先筹还。”上变色曰：“斯何时也！何须预筹及此。”侍郎窥伺上意，不满于太后。因受帝眷，不免过献殷勤，故及于祸。
甲午以前，译才绝少，伍廷芳、罗丰禄皆北洋一时之选。李相入阁办事，丰禄中西文并佳，得留直隶，禄位如旧。廷芳随李相至京，议日本商约，日译路透电文，令人以精楷写之，呈诸李相。一日，问曰：“汝自书耶？”对曰：“然。”
李相曰：“嘻！罗丰禄谓汝不识字，何其言之甚也！”顾视其公子季皋，曰：“固胜于汝。”适仆人以路透电至，公子请曰：“译署索取，曷令就此译之？”
廷芳大窘，转求其解，且问文体于公子，而草草录出，字皆如指顶大。李相一见，曰：“汝年尚未衰，目力胡以类于老光，今日未携尔眼镜来耶？”一笑置之。先是，有浙江许甲者，与李夫人有戚谊，需次直隶。李相以其年少，命其至幕府美人毕德格处，讲习西学，甲漫应之而终未往。将及年余，一日，召洋人某乙入署摄影，用甲通译。甲闻之大窘，急走告毕德格，先见某乙，为道其情，约以手作势，而唇吻任意作声。李相不通外国语言文字，见甲与洋人应对裕如，以为可用之才，曾不知其口中喃喃作何语也。有间，以为洋务局员。老辈之易欺如此。又数年，李相出督两粤，旧日舌人星散，仅携医士麦信坚自随。道出香港，酬酢中应有祝辞，皆毕德格预为之捉刀，麦信坚背诵而已。大廷广众之地，竟能鱼目混珠，此今人幸进之心所由起也。
文忠使俄，慈圣召见于便殿，问曰：“汝知使命之意乎？”文忠对曰：“未也。”慈圣曰：“中国败于日本，汝辱斯甚，国耻如何？今命汝西行，联络欧洲，抵御日本，慎之勿懈。”文忠至欧，乃有中俄密约，与俄主面订。同时虽泄于外，多出各国外交家所揣测，其真相未显也。中俄皇室相继倾覆，条约毕露。
李相两次出国，皆以嗣子伯行侍郎自随，缘侍郎曾习英文，以为行李之便而已。马关定约，李相与伊藤会议场，侍郎欲有所言，李相辄曼使勿发。随员中苟有所见，则令临时略书数字观之，以便采用。此人人所共见者也。初，中日和议，文忠知难辞谢，然辞气之间，不无踌躇。高阳李文正矢之曰：“好为之，所不与公祸福相共者，有如天日。”约定，而文忠大受攻讦。及俄都，使节将行，朝旨命仲子随往，文忠为伯氏固请以行。文正曰：“父子同日受命，主恩隆甚，于公足矣，何必伯氏？”文忠盛怒，历举日约之任怨，且讥文正之食言，二公因之大哄。未几，文忠面圣，竟得所请而去，文正亦无以难之也。
蒯礼卿京卿学识宏通，吾乡人士，近代以来，殆无以加焉。京卿以光绪九年成进士，朝考文字，为丰润张幼樵副宪阅卷所见，大为激赏，拟为首选。高阳同为阅卷大臣，抑置稍后。既而，副宪娶于李相之女，京卿娶于其弟之女，殊不相悦。副宪语及阅卷事，辄曰：“吾目盲矣。”京卿通籍，正当清流风气大盛之时，不免稍有沾染，毕生尊高阳、南皮若山斗。甲午后，乞假南归。及李相使俄，遇于沪上。李相见之，责斥备至。京卿突起立，曰：“我有三字奉中堂：不佩服。”
扬长而去。李相怒，呼曰：“小子！小子！汝父若在，必施汝以夏楚。”然亦无如之何也。京师贵人门役，对于有求者，辄靳之以取利。至于榜下门生、衙门属吏，为之通报，曾不少游移于其间。惟张文达之门者以戆著称，宾客来者多畏之。
一日京卿至，门者问曰：“汝数数来者，何耶？”京卿曰：“我想中堂。”同行者忍俊不禁。
燕俗重气义，居燕久者，亦沾染其俗。门生传衣钵，最为密切；因师生而及年谊；年谊之外，复有乡谊。论其交道，古义可风，毋惑乎其鄙薄南人之寡恩也。
京中有《讥贫乏》打油诗云：“先裁骡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二两银”
者，惟座师乃克有之。朝殿老师，由京钱八千而已，然三节两寿均不可少，总数为不轻矣。门生以此敬师，苟并此而吝之，是绝望于宦途也，故诗言及之。杨渭春观察为工部主事时，贫至不能举火，乃上书假赀于孙文正，其壬午乡榜座主也。
文正出书，其家人诧曰：“门生而乞助于师耶厂文正曰：”唯然，必与之。彼非情急，而肯作此请乎？“及文正由总宪授工部尚书，观察正其属下，因以第一优差琉璃窑予之，知其匮也。于此，可见前辈师生之谊重。至于年谊，近年以来，惟闻仁和王文勤举其年家子善化瞿文慎为枢臣，入参密勿，其事最著。然科分关系，数百年来，京人视之，几同结社。每科一人之兴，而京外官僚，以下至微员末秩，依附而起，何可胜道！同乡之人，生同里，若在本地，人人皆是，奚足为异！移而外出，以希为贵，便有香火之情。京师为各方人民聚集之所，派别既多，桑梓益视为重，于是设会馆以为公共之处。始而省会，继而府县，各处林立。
此等天然之党籍，较之树一义以为标帜者，未知利害奚若。在闭关时代，由座主之关系，或州域之关系，天然成为同志，谋公私利益而共守伦常大义，以辅国家太平有道之长基。较之罔利营私漫无限制者，损益相去，不啻倍蓰矣。
往日之讼师，恶名也，其事则律师之事也。家敏斋购宅外隙地，上有土丘，相传以为无后之墓，地主请移之去。敏斋曾任甘肃陇西县令，知有不合，商之本地讼师王清臣。使一无赖某甲，自承为先人窀穸迁葬。方将掘土，市中别一无赖某乙，持香烛至邱前拜，哭且诉，谓其家三世祖坟，非甲所有。掖之出，愤去，言必讼。既而掘至邱下数尺，中无所有，乃知称墓之误。甲方惊讶，清臣令往钱家坡乱冢中，觅一死柩，移至其家启视，仍封如旧，朝夕奉祀，以备讼事。质讯之日，官问曰：“既为尔祖，当知其为考为妣。”乙支吾莫对。甲滔滔具陈柩内情状，验视果然，乙遂败。
日本二次偿款届期，常熟为大司农，仰屋无策，求计于恭邸及合肥相国。合肥与俄使议，密约借罗布一万万，南海张樵野侍郎曰：“一万万何济？若得二万万，将三次兵费一次偿之，既省借息，且免日军驻费。”合肥以为难。既而谋之英使，欲影射俄事以动英，而俄约渐泄。英使中俄交密，昌言曰：“中国借款，列强利益均沾，何独偏于俄？此约果行，中国铁路应借英款，且另辟通商口岸以为报。”俄使又以泄漏密约相诘，总署甚窘，南海居间调停，两国分借，迄无成议。时中国通商银行方创始，总办盛宣怀，与海关欧人某订草约，借五千万两，通商银行作保。电告总署，合肥、常熟皆喜。南海曰：“此必无之事也。通商银行资本号称百万，尚不敷借款一年之息，何能担此重任？”已而果然。其他各国商人，纷纷奔走合肥之门，百计承揽，一经查核，转瞬皆虚。南海谓常熟曰：“公毋与合肥谋矣。吾师外交如宁武子，愚不可及。”常熟曰：“如之何而可？”
南海曰：“欲借英款，莫如用赫德。赫德我雇用人也。”乃以盐税、厘金作抵，筹借商款。将户部暨总署全案，查交赫德，议乃定。从来洋债有回扣，二公秘密不可知，然媒孽者藉此为词，而祸自此伏矣。
张樵野侍郎患慈眷之衰，使英时，立豫甫为之谋曰：“归宜有珍奇之献。”
及反，献祖母绿宝石嵌金钢钻镯于太后，献红宝石嵌金钢钻于皇上。祖母绿以重价购于法官，旧皇室御用物也。红宝石为洋匠伪制，光彩夺真。先献上，上谕命并献太后，由立豫甫介总管李莲英以进，蒙恩赏饭。惟豫甫觉其伪，常谓人曰：“樵野竟于上前鱼目混珠，可谓一身是胆。”
丁酉秋，各部尚书九卿，皆以别故，难与总裁之选。李文忠欣羡得一试差，以补生平之缺憾。时于晦若侍郎方在其幕，曾为拟策题五道备用。善化瞿相国方简詹事，惧不得学使，而知来年会总之无望，颇有希冀之意。一日，当孟秋之末，善化在文忠所，预贺其简在帝心。文忠曰：“吾老矣，纵有是事，其何能为！所望者与子同膺简命耳。”二公寒暄之辞，《梦蕉亭杂记》以为先得消息，盖传闻之误。
钦命试题，光绪年间，多寿州孙文正公代拟，以书一册折角为记上呈。《四书》文、经文以监本进，无可更改。诗题初出于《唐宋诗醇》，继改用乾隆中尹文端所编《斯文精粹》，复改用《御选唐诗》。光绪丁酉以后，帝年已长，择句无须乎人。故自壬午会榜之后，孙文正公从未膺衡文之命。洎科举末造，迭掌文衡，乃由于此。
甲午之后，各国使臣，皆彼中一时之杰。利于彼必害于我，自不待言。英使窦乐泰、法使施阿兰、德使海靖、俄代使巴布罗福，尤称魁首。滇越边界签约之日，恭邸取阅地图，施阿兰强之画诺。及章京以图进，悔已无及。不特蹙地千里，并缅甸瓯脱而亦弃之。窦乐泰大哗，予以其他地，乃已。是时，总署大臣，匪惟弗悉敌人趋势，即外人之性情、礼俗而不知。往往在我以为侮，而在彼不觉；在我以为礼，而在彼有不能堪者。海靖初见，译名曰“海静”，恭邸曰：“君来寻好，而名旁有争音，非佳象也。吾为君留静之左青为音，而加立为形，曰‘靖’可乎？”海靖大悦，自此改名。恭邸亦大悦，以为是固可以狎而玩之也。孰知德文译音之字，外人视之，何足轻重，徒费口舌而已。未几，各国使臣入觐，毕，随摈者循廊而退。海靖径自阶下，敬信挟其臂，使从行。海靖夺臂去，众宾中有从之者，于是，朝仪大紊。总署诸臣愤海靖无状，拟加诘问，南海张樵野侍郎不许。旋德使馆来书，责敬信失礼。事闻于上，屏敬信勿用。海靖气益张，卒夺胶州湾。自此而后，译署闻海靖至，几于谈虎色变矣。然德取土地，藉口于教案。
俄与我有密约，继索旅顺、大连湾，巴布罗福措词为尤难，而亦如其欲。故当时说者言：海靖以刚，巴布罗福以柔，及其成功则一也。
俄之大错，莫如俄、德二主彼得黑府之会，纵德以取胶岛，俄因势而租旅大。
俄主权重，大臣争之不得，遂启日俄之衅。数百载皇族，因之而覆其宗，数十世舆图，且以此而变其色。英雄能造时势，岂惟英雄能之哉，庸主之一颦一笑，固未可轻也。
德据胶州，使臣海靖忌李文忠为梗，致书总署，言中国威名夙著，而平素轻己之。某大员不欲与议，于是文忠摈不与闻。而常熟翁尚书、南海张侍郎受命专办胶案，尽从德人之请，唯鲁抚李秉衡获免于咎。常熟颇自幸，言：“国体所关，人材可惜。”文忠笑云：“然则川案之无人材，虽被黜，亦无关于国体，可以概见。”常熟亦笑，无以应也。
德、俄协以谋我，胶案即结未几，即有俄租旅顺、大连之事。适当戊戌会试，文忠方希冀试官，闻俄使巴布罗福有所请求，知为己任，笑曰：“衡文之事，殆无望矣。”时公方中谗，于此种外交，更无能为力。于是，俄租旅大，法租广州湾，英租威海卫，得所求而去。及慈圣临朝，意索三门湾，百计恫喝而无所得，使臣解职去。自此外人需索，戛然而止。乃知两阶干羽，威格有苗，古人并不欺我。
毕德格者，曾为天津美领事，慕文忠之名，舍官就幕。筹筑关内外铁路，为中国铁路之始基。公子伯行从之习英文，曾见曾侯《日记》中，所谓“美人白逖克”者是也。公子季皋朝夕与游，亦从问学。文忠入阁办事，居贤良寺，与闻要政，苟有事至使馆，必使之往。德据胶澳，衔朝命晤巴布罗福，俄卒无所助。此中国昧于外情，犹未知俄、德两君会于彼得黑府之事也。
常熟相国与南海张樵野侍郎生连带关系，自康案始。乙未会试，常熟披落卷，得有为而中式。有为有知己感，欲上书自见。以张侍郎为其乡人，较为亲近，乞为书，先容，常熟允之。及往，仍拒弗纳。侍郎问之，曰：“此天下之才也，吾无以处之。”及丁酉岁有为再入京。常熟知上意求新，遂荐诸朝。恭邸曰：“额外主事保举召见，非例也，不可。”无以先之，乃命于总署见。会年节伊迩，无暇及此。戊戌春正月三日，庆邸、合肥、常熟、南海见有为于总署。未几，有为上书言事，上交总署议奏。章京持以请命于常熟曰：“准乎？”曰：“不可。”
曰：“驳乎？”不应。曰：“然则奈何？”曰：“择其可者而许之。”于是议准二事，曰：“商务”，曰“矿务”。总署诸公以洋洋数千言，条陈十数事，仅允其二，惧失上意，不得已，奏请军机会议，枢府诸公惟恐任咎，拟旨会同王大臣议。迨奏上，准者过半，有为自此获上。及有为得罪，常熟、南海皆列名康党，实非二公本怀。
年终密考，少则四字，至少二字，至多十六字。盖以备万几之暇，知其人之大略。非为作传，以概其生平，亦非为作论，以较其长短，固无须乎多也。向例由军机大臣资望在先者呈览，政府中新进不尽知也。丁酉年终，李文忠问翁文恭曰：“近为何事，而冗若此？”文恭曰：“日与兰孙抄录密考，不胜其繁。”文忠曰：“曷不使子密为之？”文恭曰：“子密笃于交游，惧其先以报喜也。”以当时钱侍郎之资望，尚不能预于机密，他可知已。宣统以后，则携出誊录，视之不若往日之重，朝廷每年黜陟之典，亦不尽行。滇督李仲轩制府，于每人密考，各二三百言，于是失密考之本旨，视如例事。枢臣亦公然携出录副，无复秘之可言矣。
京朝官重前后辈之礼，翰、詹、科、道、枢廷向有此称，相沿成俗。俄租旅顺、大连案，李文忠主稿。画诺后一日，遇许筠庵尚书，问曰：“旅大事奈何？”
文忠曰：“与之。”尚书大诧，曰：“中堂不知译署有同官耶，而自为政也？”
文忠曰：“尔足不至署，谓予能日至而家请命乎？尔无多言，他日予将至清秘堂判曲直焉。”尚书为之夺气。翰院之制，后辈无礼于前辈，直呼至清秘堂服罪。
文忠盖以此窘之，尚书虽贵，未敢抗也。周镜渔廉访为军机处领班章京时，有新进传到前问其字，廉访立呼苏拉入室。苏拉者，清语仆役也。谓之曰：“汝领此君出，以我籍贯、姓字、官衔、寓所告之。予有公务，未暇与叙寒暄也。”廉访丰裁过峻，未免令人难堪。部曹之中，虽无前后辈名称，然尊卑判别，出于天然。
新进到部，分司入室以后，仆役引见本司所有人员。自印稿以下，皆一揖而退，印稿略有问答，乃列之至末一座，同官籍贯、姓字、官衔、寓所，均令仆役开单记之。不敢面询也。次日按单登门往谒，或遇或不遇，不遇则再往。继而因友及友，介绍属托，渐次相习，乃择日宴请同僚，杯酒联欢。自此而后，升沈进退，皆托命于印稿。纵有年姻故旧，转相攀附，不能逾此范围之中矣。
《越缦堂日记》近日颇有盛名，常浏览一过，记之如下：莼客记所读之书全无宗旨，嫌其太杂。经史子集，无一不有，读之未毕，随手札记，难免首尾不贯。如经学之《禹贡锥指》、《尚书古文疏证》、《诗毛传疏》、《左通补释》、《左传贾服注辑述》，小学之《骈雅》、《说文佚字》，史学之《纪载类篇》、《野获编》、《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小腆纪年》，金石学之《金石史》、《石墨镌华》，别集之《道古堂全集》、《味经堂遗书》、《焦氏丛书》、《蛾术堂全集》、《景紫堂丛书》。多长篇巨帙，或专门名家，在他人毕生精力所在，仅看一序，以一日了之，便加评语，谓之读书，孰能信之。
最可笑者，丛书目录抄写多种，连篇累牍，视为珍秘。其至《缙绅录》亦删节记入，无复著书之体。同光以来，文人不笃志于学，咸以书籍作谈柄，为欺人之计，悉是类也。
点阅之书，《日记》中仅见三种：一《周礼注疏》，一《吴梅村集》，一《戴东原集》。皆一二日即止，揆厥情形，恐未终卷。又，一日读杜氏《春秋经传集解》，于惠氏、马氏、焦氏《补注》、高氏《地名考略》、江氏《地理考实》、邵氏《南江札记》、王氏《经义述闻》、邵氏《规过持平》同时并进，一日而终。
虽精力过人，恐无此理。
论诚字工夫须自然，不须逼促。惟学问之道，苟非上智，无不从勉强而行之始者。莼客平生近于放浪，皆此说误之也。莼客于小学未识门径，始讥陈珊士、孙莲士作字从篆体，同治五年四月以后《日记》，摹仿《说文》，则诚之谓何？
谓酒垆之垆，《史记》作钅卢，《汉书》作“卢”。按，卢为本字，钅卢、垆为后加偏旁之字，何足深论。谓天数一，故引伸为专壹。按，一字不作壹解，又不知壹本从[1234]，且误壹为[1234]，益生纷纠。《爻山诗话》据《博古图》，“单疑生”即“散宜生”。按，单、散，疑、宜，古字通用，抑何足记。其邑人陈致英之《书契原指》莫非盲说，津津乐道，尤为无识。
《读史札记》较有可取，然多单辞片证，盖于顷刻之间，逐卷寻觅而得之。
非若王西庄、赵云崧辈，有所见而录之，积少以成多也。明季杂史，略有考据，亦皆细故，无关宏旨。谓“柳如是归钱牧斋后，遇宴客，仍出劝觞。”虽载全绍衣《鲒亭集》及计六奇《南略》，抑何足记。谓梨洲涂泽学术，以相炫耀；苦贫不免请托，以冀沾润；吕晚村托买祁氏书，梨洲择其奇秘者自买，而以其余归晚村；梨洲晚年，烛笼上题“召试翰林”；傅青主印章，有“征辟博学鸿词”；陆清献与吕晚村投分最契，不啻一人。云出于钞本，国初人传，虽不知其真伪，然何必隐善扬恶。
读国朝人集，常数十种，不伦不类，莫名其意。诗宗七子，故推崇明人甚力，一隅之见，姑不必论。至近人诗词摘句图，不免明季山人之习，数数见之，尤足令人生厌。然在此书中，犹为上乘。盖莼客一生学问，惟词章差强人意耳。
生性好揭人短，论经学则以焦里堂为偏谲，论古文则言方、姚之陋，诋曾文正之未纯，而茅鹿门并不菲薄，可谓别有肺肠。臧氏《拜经文集》有《妾服议》，引《礼》君为贵妾服缌，以贵妾为妾长有子者。按，臧氏之解，诚有未妥。辰嬴生公子乐，又为秦女五人之一，而赵盾谓之贱，则妾之称贵，不以有子，亦不因侄娣，明矣。盖丧服之制，论其报施而已，本无亲疏贵贱之别。故子为父三年。
父亦为子三年，夫为妻三年，妻亦为夫三年。同爨互为缌，即君臣主仆初无有分，以示哀戚，非以辨等差也。虽书缺有间，其详不得而闻，然以理推之，子于父在不为母服三年，则妻于夫在亦必不为子服三年。君为贵妾服缌，则贵妾亦必为君服缌。君不为他妾服，则他妾亦必不为君服。盖夫人薨，曾为继室，始谓之贵，此可断言者。莼客泥于贵妾为侄娣之说，以妾服为后世所不应有。谓臧氏之议，献媚于阮文达之死妾，何其诞与！
于时人谩骂殊甚。谓左湘阴为“耄昏”，李高阳为“要结取名”，阎朝邑为“兽心狗冠之徒”，张南皮为“佥壬祸首”，张丰润为“妄人”、为“宵人”，陈闽县为“轻险之士”。又谓南皮、丰润为“鼠辈”，闽县之劾张靖达为“狐埋狐扌骨”，王湘绮为“江湖亻危客”，吴{客心}斋为“吴下书画清客”，赵叔为“妄子”，于晦若为“风狂”，周星诒兄弟称为“周蜮”，犹以为有怨也。他如戴子高、杨海琴、鲍子年、何子贞、李山农、陈寿卿、吴平斋，皆致不满，或加丑诋，适成其为无忌惮之小人而已。
尝合一时之人而论之。谓：“嘉庆以后学者，游谈废务，奔竞取名。”于光绪十年政府易人，则曰：“易中驷以驽产，代芦菔以柴胡。”于朝臣，则曰：“大臣非暗陋则偏愎，小臣非鄙猥则诗张。”可谓一网打尽。
又尝合一处之人而论之。曰“北人昏狂”，曰“皖人无一可用”。曰“江西无学者”。曰：杭人之诗以江湖涂抹为事“。曰”吾乡粤逆之变，持节者逃窜，缙绅之属，输贡贼庭、受伪职、毒乡里者，不可悉数“。曰”攘窃为闽人之惯技“。
曰“顾、黄从祀，出于福建子之请”。辱斯甚矣。
又有揶揄之笔。言：“张文襄升迁之速，由于日本人致书请见，为上所知。”
言：“沈子封之入合肥幕，因其大父鼎甫为合肥太翁入学之师。”其落第之时，叫嚣尤甚，指摘瑕疵，不遗馀力，主试者不得免焉，中式者亦不得免焉。莼客谓举孝廉方正者，庠序之潦倒。彼之所为，毋亦近于是乎。
甚至妻妾争斗，无道处之，亦藉口诛笔伐之能，以泄其忿。尤可笑者，姬侍当夕，并入纪载，然则《日记》将兼为淫筹乎！
相传莼客居京师，以《日记》为广通声气之用，不如其意，则于《日记》中贬之，因之借《日记》者不绝于门，如沪上人之读小报也。潘文勤乃其师也，不受其节敬而反赠以金，每至节下，辄问其仆曰：“李老爷麸料已送往乎？不尔将踢人。”都人至今犹有知者。
咸丰以前，春秋两闱，怀挟之咎尚重。同治初，元帝幼，多年不亲政，搜检王大臣渐从宽。四年，乙丑科会试，有举人遗书于地，吏以奉于王，王纳之袖中，曰“奈何以帐簿入场”，释之去。十二年，癸酉科乡试，有生篮中书籍纷纷坠地，王顾左右而佯作不见，此犹可曰“掩耳盗铃”也。光绪间，考生皆以四轮藤箱满载书籍，曳之以入，公然犯规而不禁。北闱中不许乱号，枪替犹少。南闱号仅闭一日夜，近于儿戏。殿廷考试，惟重试题出处。始犹数人相约，分携《佩文韵府》，藏于靴筒，继而各纳箱内，阅时置诸小几之上，无人过问。监试王大臣频唤吸烟者出殿外，若似乎责任所在，仅防火烛而已。
沈文起《左传补注。自序》末曰：“今险忮刻薄之人，有窃钻何休之余窍，以挂误余子，何不仁之甚也！盖圣世之贼民而已矣。”其言本为同时之刘申甫、龚定庵、宋于廷诸人而发，然未至是也。自国初汉学，进为道光中叶之西汉学，识者知其不祥，以为汉德将衰之兆。为西汉学者，以汉学对宋，已大获全胜，无钻研余地，不得不别出一途以自见。继之者即有周人经说，更高出西汉一等。然为求学计，非求仕计，大言而已，学派竞争，与世无涉也。不意数十年后，有南海康长素公羊之学，以孔子改制为名，欲先讲学而后辅政。成进士后，朝考阅卷大臣故抑之，以归部曹。其弟子新会梁卓如，乡举出李端门下，一见大为激赏，以妹妻之，戊戌会场，已荐卷中式矣，忽为主司所觉察，黜之榜后。领出落卷，房批云：“还君明珠双泪垂。”卓如不得志，益肆意于新学，与其师互相标榜，遂兴戊戌之变，酿为庚子之乱。以此：与申甫诸君子相为比例，固不得遽谓之同，亦不能断定其异也。
康有为为孔子改制之说，值中日战役后，人心思治之亟而入于幻，异说乘之而起，于是学风为之一变。有为中式光绪乙未科进士，朝考，其同乡李若农侍郎在阅卷大臣之列，恶而黜之，用工部主事。科举时代通行之例：于乡会试总裁、朝殿试阅卷大臣，皆尊为老师，自称门生。有为见侍郎，谓为“先生”。问故，对曰：“古之道也。”侍郎曰：“若然，徐荫轩不几为相公乎？”京谚优为相公，故侍郎以是质之。其后梁启超往见，侍郎曰：“乱天下者，必此人也。”粤人好言新，而侍郎持论如此。
有为求用世之学，以得君为重，曾两谒丰润张幼樵副宪，问何以得志于高阳相国。副宪在光绪初方露头角，锋厉无伦，有参奏高阳风说，高阳阳与修好，阴实畏之。副宪遣戍之后，不复起用。曾致书合肥相国于京师，就商出处，末云：“兰师何以处我。”合肥持示高阳，高阳若弗闻也者。其交谊如此，其得君之术抑可见矣。及有为往见，副宪豪气全退，谦让未遑，阳为不知。
有为虽为新党魁首，而文笔繁冗，实不足以动人。上皇帝万言书，其中最警策之句云：“皇太后，皇上，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可谓敢于直谏，而不可谓之善为说辞。谒见大员，辄云：“小变则小效，大变则大效，不变则亡。”
闻者置诸耳而已，未之能信也。当时情事能令观听一倾者，厥惟《时务报》，自新会梁启超《变法通议》刊载报首，描写老大帝国致败之由，恰如人心之所欲道，益以同党宣传之力，遂能风行一时，京城内外，几于家有其书。人人争誉其美，遂入其彀中，隐为所动而不之觉。兹将《变法通议》中，凭空杜撰者，择录如下：论学会云：“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故有农学、矿学、商学、工学、法学、天学、地学、算学、化学、电学、声学、光学、重学、力学、水学、热学、医学、动植两学、教务等会。乃至于照像、丹青、浴堂之琐碎，莫不有会，其入会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会众有集至数百万人者。”
论译书云：“诸国都会之地，庋藏汉文之书译成西文者，浩博如《全史》《三通》，繁缛如国朝经说，猥陋如稗官小说，莫不各以其本国语言纟番行流布，其他种无论矣。”
在今人言之，鲜有不斥其妄者。而三十年前，昧于外务，群众心目之中，颇为倾服而与之俱靡，既爱其大体，亦不暇议其微疵。甚矣匹夫之力，足以率天下而趋于其所指引之地，使风气转移于无形，于斯见之矣。
有为字长素，不知其何所取义；京城士夫习闻其言孔子之教，以为长于素王也。因而启超及顺德麦孟华悉被以嘉名，曰“超回”、曰“轶赐”。孟华主《知新报》，文气萧索，与其师同。更于肉食者，鄙薄过度，每一论出，毒詈丑诋，不遗余力。久之，读者由厌生倦，咸弃去。不半年间，康、梁之赫赫声名，渐如爝火矣。
有为进士改部曹，启超落第举子，不得意于仕进之路。求用于世，乃别出一途，以希自见，以广义言之，有志之士当如是矣。然二人寒士，自顾谋身之不暇，文仲恭侍御疏中，谓“曾拒其重贿”，言“台谏中，如杨深秀、宋伯鲁，皆受百金之月俸，为之爪牙”，殊属不近情理，故劾者愈众，而上信之愈深。侍御既贬，未几，礼部六堂同时并罢，以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参预新政。稍涉机要，皆令四人拟诏，军机大臣不知也。及成，径达上所，军机大臣亦不知也。有为又请开懋勤殿置十友，隐夺政权，于是人人怨恨而大祸作矣。
有为先奉严诏，促其出京。事泄，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杨深秀及有为之弟广仁，同时被逮。有为出都，航海南下，已在“重庆”舟中。上海关道，以逻卒伺于太古公司埠头，将俟其至而执之。及舟近吴淞，英国兵舰阻其行。随有兵官乘ザ缘梯而上，以图象询得有为，挟至香港。有为曾以事之始末，告诸港官，载于西报，谓其幸脱法网，为威尔斯籍教士李提摩太之力。改名更生，盖以此云。太后怒外人为逋逃主，义和拳灭洋邪说乘之而起，无识之徒群起附会，遂有庚子之变。
有为亡命南洋岛中，游说侨民，集资立保皇党。八国联军事起，征李相入京议和，行至沪，得有为书，劝清君侧，逐母后。时上海居民十方杂处，恃租界为护符，扬言无忌，为举国讠皮辞之所自起。李相偶闻人言及此，辄笑曰：“何今之少年，中毒若是之易也！”盖至是已微知乱萌矣。有为旋命唐才常密结会匪游勇，谋据武昌。已而才常及其同党骈诛于市。虽无成功，然定计在辛亥革命十年以前，不可谓不识时务者也。既败，以余资设《时务报》馆，欲以言论之力，转移人心于思乱之一途，积久似有微效。有为死，《清史》本其素志，置诸列传之末，而论事实，则不然也。
国初人解经，引经注之别见者以示其精，而案头不可少之书，惟《注疏》一部。乾嘉人解经，引经文之他见者以炫其博，而唯一法门，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读。同时之儒者，或专攻小学，或避而孝子、史、地理，各有所长。自《经籍纂诂》出，为训诂之渊海；自《皇清经解》出，为经典之集林；自敷文阁刊《方舆纪要》，于地志一览无馀；自广雅堂辑《史学丛书》，于诸史各家咸备。于是人人可以掇拾，不废稽古之功。道、咸而下以及光、宣，学风一变而为钟鼎、石刻，作矜奇炫异、避熟就生之计。经史大义，置之度外。再变而为宋元旧板本，朽腐夏化为神奇。趋时之士各手一编，求其歧异之处，若国史馆之校对官，若书班房之对读生，不知学问为何事矣。世道愈趋愈劣，至于如此。等而下之，译书亦然。
海禁开后，士大夫稍稍讲求新学，五台徐松龛译《瀛寰志略》，无锡薛叔耘作为《续编》，侯官林文忠译《四洲志》，邵阳魏默深益以历代史书及明以后岛志，钩稽贯串而为《海国图志》。其后译局盛开，京师之同文馆，上海之制造局，以及教会附设，如广学会、益智书局之类，译出西籍，不下数百种。鸿篇巨制，不乏其人，即天文、地舆、动植物、理化之类，何莫非专门之学。较之近作寥寥短篇，不可同年而语矣。至抄撮之教科书，犹之乎往日高头讲章，不在著述之列，当作别论。
南北风气不同，性情亦异，微特满、汉不能一家，即畿辅与江浙亦分两派。
同光之际，南皮、高阳、东海、济宁前后入值枢府，声气相应。南皮之弟文襄及定兴两相继之，均北方之学者。寿州、常熟、嘉定世代久居京师，并不同化，合肥则更无论矣。本朝入关之初，以异族入主中华，其视各省，一视同仁。迨居京已久，渐染北俗，遂亲北而疏南。同一书房，常熟无论如何得君，终不若高阳之内外融洽。同一枢府，善化无论如何有权，终不能出庆邸范围之外。合肥入阁办事，几有适从何来，遽集于此之状。日战以后旋即屏咸望大损，区区译署出。若非商务大臣之命移督两粤，拳匪之祸必不能免，其能以功名终者，天也。当戊戌之变，礼部六堂，同时夺职，朝贵汹惧，咸虑自及。或言忧乱，闻于合肥。合肥笑曰：“未也必有红顶白胡者见于菜市而乱始作。”未及两年而至庚子，言事诸臣均遭其祸，而南人为多。仁和相国几亦不免。袁、许二公被参逮治之日，尚有附片留中，仁和几得罪，赖荣相力为乞恩，上意解，仁和得幸而免。未几，奉诏惩办首祸，留京者俱伏法。合肥非预言先知者，而谈言偶中，遂成语谶。
常熟当国既久，以古大臣自励，颇不悦于维新异说之骤起，力诤于上前。至称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正负气之语。措词切直，更失帝眷，放归田里。慈圣重临朝，憾者摭拾前说，以辞害意，遂获谴。然慈圣隐痛，在于甲午战祸之首。一日两诏，与吴大异案同罚，尤见微旨。
常熟书法，在石庵、完白之间，于本朝可称第一。每岁春联贴出，常有人抄录，联皆集句，都人传诵。兹录所记忆者如下：最早一联云：“骐骥思千里，鹪鹩守一枝。”甲申一联云：“夔龙新治绩，莺燕旧巢痕。”丁酉一联云：“经济惭长策，风云入壮怀。”戊戌一联云：“南图卷云水，北极捧星辰。”都人以常熟门联作预兆观，曰：“今年殆有水灾。”
帝既亲政，朝廷大事，慈圣初不与闻。甲午战役，知其必败，苟不遽至于亡国，犹忍弗言焉，则下此者可知矣。安维峻奏事，明明离间母子，而如弗闻焉，则等此者可类推已。然维新急进之徒，未能唯所欲为，终不得志。项城至京，谭嗣同往见，人心疑贰，于是有颐和园胁皇太后之风说。未几，项城果授侍郎，不复受直督节制，说者谓为有因，或奔告直督荣文忠，文忠使折归，而由庆邸上达，且调聂军驻津防变。项城过西沽，见戎幕棋布于铁路侧，心知有异，趋诣荣文忠报密。慈圣闻之，即夕还宫，翼日，下临朝训政之诏。寻逮治康广仁、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人，尽反帝变政之所为。本朝垂帘之制遂与国同休。
鲁伯阳以候选道员，特简上海关道，谕旨自内出，枢府几无从检出其名。命下之日，内外大哗。事闻于深宫，珍、瑾二妃，颇受慈圣申斥，降为贵人。先是，内务府郎中玉桂授四川盐茶道。召见之日，德宗询以公事，未能谙悉，降官同知。
两宫受人离间，潜生意见，近于寻隙，盖自此始。然玉桂以京察一等郎中，外放道府，不出常例之外。事理不明，则旗人通病，非一人之咎。专就以上两端而论，则鲁伯阳案重而玉桂案轻，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惟当时帝犹亲政，故慈宁宫禁，仅申家法而已，未及朝纲也。及戊戌政变，追忆二妃之过，以文芸阁学士曾授之读，且与妃兄志锐为友，亦遭波及而加逮治，已近于苛。庚子西狩，崔监竟致珍妃于死地，尤嫌其酷。
慈圣三次临朝之诏，出于帝自请。杨崇伊适有此奏，自居其功，或以胜保为例讽之，不悟。及出为汉中府，逗留不往。延至联军入京，文忠议和，崇伊以济灾会务居贤良寺，李文忠日夕见。请自效往西安行在，通政府声气。文忠笑谢之而已，亦不置可否也。
康有为以严旨促出，宋伯鲁以褫职先行，幸免于罪，时案犹未显也。既而事泄，都中频传将有大狱。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逃出未晚。林旭无家，不欲连累居停主人。谭嗣同以父继洵在任，叹曰：“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
殊有侠气。及槛车赴菜市论斩，嗣同大言曰：“官高者获免，独归罪于末秩耶！”
参与新政四人，自命宰相之职，至此始露本来面目。
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同参新政。上求治过急，太后弗善也。上手诏密谕锐云：“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进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所不及，若强行之，朕位且不能保。尔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用英达，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奏，候朕审择，不胜焦虑之至。”锐等复奏，前列四条，大致冠冕堂皇。末谓古天子有亲军，汉之期门、羽林屯兵、唐之宿卫皆是。今立国之要，在乎强兵，宜身为之先，振起民风云云。嗣为太后所见，妒者谗构其间，指为恶意，锐等以是得罪。宣统初元，锐子庆昶缴手诏于都察院，而原摺殊不可得。当时有人见者，述之如此。康有为未出京时，侯官郑孝胥被荐入都，召对献策，练举国人为兵，使朝内外群臣尚武，请上自习体操，都人谓之“三练”，谓练兵、练官、练皇上也。或疑其内含宫中举事之微旨，以讹传讹，遂有围攻颐和园之说。适于斯际发见锐等请上自揽兵权之奏，其死也宜哉！
党人被逮前一日，林旭遇丹徒马建忠于途，亟下车，密问曰：“公自贤良寺李傅相处来与？曷回车复见傅相，为我乞命？”张樵野侍郎出京之日，上傅相书云：“但得终老边廷，于愿足矣。”李文忠之慈眷优隆，倘为二人掩护，未始不能稍动天听。惟公耻甲午战败，常思晚节自见，岂肯为他人用。移督两广，虽承苏元春交涉失败之后，以重臣莅镇，出自慈圣之意；然都人揣测，中实有捕康密诏。于时希功求进之徒，日奔走于门，要约于公：生得有为者赏若干，献首级者赏若干，大廷广众，言之无讳。嘉定徐协揆曰：“公如得逆首，宜进封侯。”有躁人在侧，亻言曰：“或进封公。”公笑曰：“且进封王。”此犹出于戏言。
然公常云：“慈圣之憾康、梁，甚于粤中洪、杨，捻中任、张。粤捻为乱，欲得天下，康梁谋逆，欲胁太后。此战国所云，河内、大梁，及身三者，以身为上‘也。”公履粤督任后，除盗安民，勤政之声，颇著中外，于人人心目中之党案，视之蔑如也。朝旨命掘康先茔，公明知故纵。骐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于兹益信。
张樵野侍郎被逮之先，曾受虚惊二次。是岁端午日，慈圣召见左翼总兵英年，令传谕步军统领崇礼云：“张荫恒有查办事件，著先为预备。”英年奉诏，使缇骑先至锡拉胡同待命。崇礼与侍郎善，止之曰：“且候诏下。”于是侍郎家室得免惊扰。是日，慈圣驻跸颐和园，召见庆邸、刚毅、廖寿丰，皇上侍侧。太后问曰：“张荫桓遇事专擅，弹劾者众，尔等有所闻否？”庆邸曰：“总理衙门惟荫桓一人称能，以此招忌，容或有之。”慈圣怒曰：“若荫桓死，将如之何？”皆莫敢对。移时，慈圣色稍霁，曰：“予知荫桓能，所询者，专擅之迹耳。”庆邸曰：“荫桓在总理衙门，遇事，有与同官商者、有径自决者。荫桓与外人私交往来，行踪诡秘，局外不得而知。”太后顾谓上曰：“其严斥荫桓，使知警戒。”
翼日，侍郎先至军机处看参摺，旋与军机大臣同召入见。侍郎颇陈辩，上谕之退，得免罪。八月，诏捕康有为日，缇骑至锡拉胡同，直入侍郎家，搜寻有为，不获而去。邻人不知，咸疑为抄没。或作谑语曰：“事不过三，殆将及矣。”翼日，捕康党六人，廖尚书拟旨，两圣阅毕，久之始下，盖上意尚踌躇也。是日，慈圣问曰：“伊藤觐见，何以为赠？”上以宝星对。慈圣曰：“务选其精者，令张荫恒为之”若无其事。又次日，侍郎始拿问至提署，复交刑部治罪。
伊藤博文薄高丽统监而不为，观光大陆，有囊括四海之志，欲吾国聘为辅佐。
康有为作奏章，自荐为迎送专使，令李端上之，弗许。先是，有为说上开懋勤殿列十坐，以李端、徐致靖、宋伯鲁、杨深秀、康广仁、梁启超、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为十友，有为言无不听，则隐然公孤师保自任也。及谋为迎送使而不得，心知有异，奉诏督促出京，幸免于祸。伊藤旋去。戊戌之事，因败于日本而然，当时首祸之人，皆欲以日本为法。伊藤欣然而来，废然而去，政变于是乎毕。
叶曙卿军门逮入都、张樵野侍郎出戍，皆房县知县曹景成阝任解役。狱中住屋为邻，饮食起居均甚安适，惟需费甚巨。侍郎广籍，且沾洋气，吏望尤奢，一日之中，索至一万以外。侍郎无已，求教于军门。军门曰：“余入狱，日实用六千四百金。”吏曰：“君数本八千，以二八折扣，减至此耳。”狱吏尊严，二人皆嗟叹不已。
张樵野侍郎久为李文忠之门生下吏，外简公使，内擢卿贰，皆文忠之力。侍郎以吏员出身，而吐属风雅，亚于词林，临事明敏，邻邦人士咸乐为欢，兼权译署，居高而愈见才，岁久而益习事，都人共仰。及文忠入署，相形之下，既尊且亲。侍郎揽权有年，不能复让，遇事把持，文忠或有未允，辄曰：“吾师过矣。”
旋令所司，如其意旨而行，竟不之顾，文忠无如之何。吾乡吴蕙吟诗郎同在署中，名位相埒。偶批一稿，侍郎见之，大咤曰：“误矣，误矣！”吴侍郎为毁所批而后已。戊戌政变，先以英国借款，受台谏攻击，几至籍没。慈圣听政，与康党诸人同捕入狱，嗣以查无实据，幸免骈戮。然侍郎为德宗亲臣，曾有进呈洋货一单，为慈圣所见，终不慊意。遣戍新疆，濒行之时，上书文忠，乞哀求救，盖悔之晚矣。
本朝旧制，六部满、汉各六尚书、十二侍郎，一部六堂，常有大学士管部为七堂。虽云位尊为上，仍视乎其人而已。薛云阶、赵展如、沈子敦为刑部侍郎时，即主部政。常熟久绾财权，甲午之后，慈眷大替，不得不屈于麟相。孙文正素性严正，戊戌变法，时有献替。及慈圣听政，谗者以公曾进《校庐抗议》一书，遂有官制之改革，摭拾书中节目，上达天听。慈圣闻之，微愠云：“不意孙家鼐亦附和。”外间揣测，以为公将得罪。是时公为吏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东海徐相，以大学士管吏部，恒藉故排挤。公上疏乞罢，温诏慰留，再请乃允。李文忠戏曰：“请罢官而反得奖谕，吾亦胡不可以为此请也。”然徐相竟以庇匪得罪以死，公复出，仍绾铨政。天道好还如此。
孙文正请以《校庐抗议》发各衙门阅看，择要施行。岑西林时未得志，将上条奏。望江余寿平中丞方为侍御，与西林交密，荐张凤梧为之拟草。凤梧者，坚白制府之初字也。拉杂成八款，西林欲足成十，问寿平。寿平曰：“得当而已，八与十何别？”既上，以改官制一条，合乎冯氏《抗议》，制曰“可”，西林以裁缺京堂得简粤藩，此疏之力也。未几，慈圣临朝，制度复旧，谈新政者皆得罪，孙相且以冯书引嫌去官。西林以中兴勋旧后裔，仍得调陕西，凤梧从行，改字坚白，二人遇合甚奇。
戊戌党祸，李端、陈宝箴、徐致靖滥保匪人，皆获严谴。长白荣文忠曾保陈宝箴，长沙张文达亦曾保谭嗣同，各自请罪，先后交部议。吏部将两案同日上奏，时文忠极蒙主眷，文达因缘，获以一并减等。
戊戌秋，兹圣曾有电旨，召先臣入都，以疾不能赴。未几，宗室贻谷，以长白荣相国之命来曰：“上意向用甚殷，能以私询勉一行否？”余辞不敢言，既而悔之。以父执中李文忠、孙文正、嘉定徐相国，皆至戚也，未以情告而自专，可乎？次年拳乱作，遂不复出。
文庄电奏未至之时，文忠曾力劝之来，且预为计划，将到京事宜，先至宫门请安。又为访枢臣，问请安召见后，如何待之。皆云：“上意可知，或先赏还原衔翎枝，以待后命。”时文忠已老，犹为此奔走不遑，可见旧谊之厚。
德藩亨利亲王来游，非聘也。西法可以礼，可以不礼之。宜如亲王例，与国君相为宾主，舆卫用帝制。在中国为前所未有，《会典》不载。枢垣、译署聚议，久之乃定。使庆邸、礼邸迎于郊外，载以黄缰绿轿。觌见时太后坐、上侍侧，德藩三折腰，弗答，宴之于乐寿堂。宴毕游园，上往相遇，以示答礼，乃旷典也。
外人意犹不满。庚子和约成，外邦大使，均待以敌体，渐染西俗矣。
刚毅为苏抚，以清刚著。初与荣相比，专排常熟。政务处设于甲午之后，三人皆在焉。偶因议事不协，荣相怒曰：“公奏上，治荣禄罪，所不敢辞。”常熟虽受圣眷，而绌于慈宁，避弗与校，乃已。及太后复垂帘听政，常熟已去位，荣、刚势均力敌，各不相下，因是有隙。一日，刚毅荐龙殿扬之材勇，上问如何，对曰：“若昔之黄天霸。”上知其未学，满人本不以文重，弗之责也。既退，荣相哂曰：“公以龙殿扬喻黄天霸，公得毋以施世纶自命乎？”世纶在当日诚为喧赫，而今日伶人演剧，则以下等戏角充数。相与一笑，而罢。
荣禄、刚毅同时在枢府。荣禄简为武卫军帅，宋庆、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各师隶焉。刚毅奉使两江、两广，清查外销各款，悉使报部，供给军用。京师为之语曰：“荣禄练兵，刚毅筹饷。”犹是外人揣测之词。两相同直，势不相下，特假宠命，以出刚相于外。两江方毕，两广电旨即下，两广事竣，刚相拜表即还，亦知迟则有变也。
近年，吾邑贤令，以杨霈霖、张琴为最。霈霖日巡于乡，凡沟洫之浅者，督令掘深；道路不平，责其修治。民不从命，霈霖复往过，即予鞭朴。捕务严厉，一盗就获，辄施五木鞫实，穷治党与，以故贼盗绝迹，四境安然。琴葺治书院，劝诱诸生，讲求实学。二公皆得罪邑绅，贿买御史，毛举细故，弹劾落职。御史风闻言事，本武后制度，流弊如此。
苏元春，湘军旧将，所谓依草附木，因人成事者也。当时帅节握于文人之手，曾、胡、李、左皆以科第中人躬亲师旅，武功多有可观。于是武人好文，寝成风气。豫军之张勤果，淮军之吴武壮，结交词人墨客，颇受虚誉而能得溢美之辞。
湘军之鲍忠壮，英雄末路，李文忠公函稿言其欲为总督，皆是类也。元春行辈较后，模仿前辈，不遗余力。光绪乙亥入朝，京朝宫中，乡寅世戚，均有赠贻。挥金如土，至于不能自给，时人称为“叫化孟尝君”。元春已奉淮徐练兵之命，未几，与法人交涉失利，言路纠参，遂败。
光绪己亥十二月己酉，诏立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携为大阿哥，承继穆宗毅皇帝。下诏之日，召见朝臣于文华殿，六部、九卿咸与焉。诸臣毕入，太后先言曰：“皇帝有旨。”帝乃出诏书于袖，枢府领班、礼亲王世铎捧之而下。其时惟一二要人知其事，余者默默而已。既出，群趋礼邸就观，随班者众，秩次颇乱。
徐小云侍郎取诏书于礼邸之手，朗诵一过，闻者咸悉，乃散。
古今中外各国，子立为帝，而本生父以天伦之爱引入政治之中者，自醇贤王为始。王当国十余年，所设施者有三大政：增加旗饷，以固本也；兴办园工，以希宠也；大练海军，以强国也。李文忠特为致书各省督抚，协取土木之资，而犹不足，则尽移海军经费而用之。户部希旨，奏定光绪十四年之后不购军械。七年而至甲午，日本开衅，战舰巨弹仅存三枚，不得已而用其较小者。大东沟战役，情见势绌，距醇邸之薨，已四年矣。后十余年，端邸子立为大阿哥，参预朝政，引用拳匪，欲一举而荡平八国，酿成大祸。又十馀年，醇邸子立为帝，获封摄政王，俨然人主之位，遂倾其宗。光、宣两帝，皆以近支入嗣，惩宋明之失，讳言尊崇所生，而假以政柄，其弊抑又甚焉。
大阿哥立，次年元旦，大高殿、奉先殿俱代帝行礼。豫锡之都统，时主讲会辅堂、出试题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其弟子某，主讲通州书院，同时出试题云：“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皆有弦外之音。都统讲学，高阳、东海钦服，甚至两相科第远在其前，书札往来，辄自称“后学”，倾倒如此。本朝理学名儒，都统为最后一人，受其感化，只北方学者，且在高位居旗籍者为多。故建储之策，与有力焉。
同光以来，每逢庆典，李文忠常得异数。紫缰、三眼翎，本朝赐近支八分公，以当古之九锡，人臣所不能有。然其后继之者，实繁有徒。光绪中叶，内廷行走诸君，全用紫缰。东海、徐相，以宏德殿照料之劳，膺三眼花翎之懋赏，几于不甚爱惜之物。德宗三旬庆典，文忠得方龙补服，出于《会典》之外。嗣政府中人出，言其故，乃知军机处开出群臣之名，德宗注简便文字于下，如花翎则书一“翎”字，双眼、三眼花翎则书“双眼翎”、“三眼翎”，议叙则书一“叙”字，从优议叙，则书“优叙”，团龙补服，则书“龙补”，俾军机大臣持出拟旨。文忠下为“龙补”二字，拟旨者巧立名目，增饰而为方龙补服，遂为创典。文忠谢恩摺曰：“在微臣特拜新恩，在他日将成旧典。”于晦若侍郎笔也。
旧制亲王无执政者，成亲王在枢府，本是特例。自太后临朝，以懿亲为辅，恭、礼两邸，相继为枢府领班，始成为故事。然光绪十二年，训政期内，礼邸自请开去军机差使，以符定制。其后二年，德宗亲政，礼邸又辞出枢符，请复旧制。
虽温旨慰留，仍于旧制未敢擅更，辄委之数年以后。及庆邸入直，终于清世，沿以为例。
拳匪初起，稍识事理者，计日能待其亡，矧徐筱云、许竹、立豫甫三侍郎，袁爽秋、联仙蘅二京卿，素称通达者乎！惟本朝自世祖以下，圣主明君相继在位，过于汉高、惠、文、景、武、宣，一时臣下，奔走之材多，辅弼之佐少，相沿成俗，面折廷诤，竟无人焉。筱云、竹、爽秋三人，疏远外臣；豫甫本姓杨，汉军旗人；仙蘅为庄王包衣，满洲之俗，见上自称奴才；岂敢违旨，焉有犯颜强谏之事。其奏稿为钞报所未载，其词语为廷臣所未闻，反令外人不平，代为请恤者。
盖五人早知必败，平时当有不谨之言，拂首祸之意。召对之下，不能随众附和，致违上旨，事诚有之，理亦宜然。倘云直谏而死，是未知清朝之臣下对上制也。
联仙蘅阁学，崔佳氏包衣，旗也。包衣为清初奴虏，子子孙孙不能脱其籍，旗主愈贵愈贫，愈受其虐。阁学隶庄王府，由词林出任府道，入参译署，本非庄王所喜。庚子之乱，日夜围攻使馆，不克，召廷臣咨询。对曰：“果犯天下之不韪，杀外交官，他日洋兵入城，肆行报复，恐将鸡犬不留。”太后怒曰：“联元，汝何言耶？我老妇胡畏！”庄王奏请归邸惩治，遂弃市。
许、袁弃市，从端王之请也。原诏附片辞连仁和，以慈眷素优，留中不发。
诏下，仁和诧问：“附片何在？”长白曰：“公毋多问矣。”仁和会意而止。事后，枢府中人，咸谓仁和素机警，而此际忽茫昧，盖近于懵懂运中，不知其然而然也。
立豫甫尚书居近西什库，与天主堂素有往来。拳祸初兴，西兵入卫使馆，分四十人驻西什库天主教堂。至市购麦，肆主畏西兵不敢售。教士请于尚书家，为之解说而与之。尚书久典内务府，擢任户部，历任优缺，素有富名。在混乱之时，本为流俗所羡妒。缘此，遂谓其通敌，以闻于上而诛之。
匪势蔓延，始仅在外府州县，以为尝试，既而王、贝勒引至府内演习，其事遂不可为。京师之中，辇毂重地，无论何处，匪徒指为隐藏洋货，即举火焚毁，无人敢阻。未几，神坛遍布于九门，且有差役，时出逮捕。鞫问之法：每擒一人至，焚符上告于天，纸灰上升则释之，否则视为有罪。为之首者自称大师兄，亦天父、天兄之亚也。攻使馆及教学，不克。使馆环列于东交民巷。教堂在康熙年间奉旨敕建，于光绪初年，由西安门内蚕池口移于西什库。李文忠商之天主教士，请于罗马教皇，多次始允。其事始末案卷，附载于《集》中。至是，匪徒公然出示，改东交民巷为杀洋鸡鸣街，改西什库为杀鬼巷。鄙俗几不可耐。诸王公贝勒信以为实，其才识已可想见。
巷战既开，武卫中军乘势行劫。兵半旗籍，几不知世情。时孙文正公退职闲居，盗入门，闻主人姓名，逡巡不敢遽进，曰：“中堂在衙门耶？抑在家也？”
仆对曰：“中堂已罢官。”盗不俟言毕而遽入，尽夺取所有而遁。事过，文正笑语人曰：“京师贼匪犹畏法禁，询知势位去而后敢动。余乞骸骨且年馀，若辈殊不之悉，何其昧于外事之甚也。”
甲午之后，外人皆谓吾国人不宜于武事，故不任战。彼以为人各有能有不能，无足异也。庚子衅起，罗荣光守大沽炮台。敌舰大至，彼众我寡，荣光力战拒之，卒以兵无后继，奋斗以死。同时，聂功亭、马景三两军守津，与联军遇，虽败，颇有杀伤，较诸甲午为优。
湘军末造，刘松山老湘营部下尚有三人，于拳乱著称。曰平江余虎恩。随吴清卿中丞东征，与曾文正之孙广钧同驻军榆关外。虎恩宴客，广钧之营务处，方某与焉。广钧责其擅离职守，就执之。虎恩怒曰：“速释之，不然吾即缚汝。”
广钧慑而逃。及武卫军成，虎恩统中军，经拳乱而罢。曰长沙方友升。张文襄时督鄂，令率师勤王，驻军直、晋边界。法兵克保定，出巡遇之，令其退，弗应。
法兵径前搏击，友升大败溃走。时岑云阶中丞为晋抚，闻败告急。李文忠尚不知有战事也，电奏中责其染军营习气，小事报大。未几法兵退，中丞致电言谢云：“王爷，中堂，信孚中外，造福于西。”云云。于此可见当时全权大臣尊贵无比之形，及临敌疆臣震慑失次之状。一曰新喻张春发。仕至广东提督，从李秉衡引兵入卫，道出任丘、茌平间，攻破教堂两大所以为功。秉衡师至杨村遇联军，迎战败绩，春发移南提督。为魏午庄制军论劾遣戍，未几释归。
瓦德西，德人而为八国统帅。微论条顿、罗马、斯拉夫、东亚人种不能一致也，即以法兵论，岂有服从德将之理。虽云各国公认，姑作如是观而已。《瓦德西日记》译本记：“初受任使时，自以为莫大荣幸。既至中土，无一国之兵能从其命，徒自矜伐不已。”所谓厚颜无耻之极至者也。犹不知悛，竟使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向李文忠劝进，文忠曰：“予今年七十有九，明年八十且死尔观吾子，有似乎皇帝者耶？”笑而遣之。
瓦德西有一事为联军所称誉者，厥惟惩办祸首。当时中外之人，皆以此为先务。值两宫西狩，庆邸、李相在京，方议和约，莫肯先发。洎乎各国使臣咸以为言，政府迦护前非，不能尽情处治。西安地远，兵力所不能及。瓦德西购置骆驼百千头，作西行之势。议和大臣以闻于行在，乃得所请。
徐荫轩相国继高阳之后，为守旧党首领。平生最恶外人，而家居东交民巷之中，近于各国使馆，朝夕所经，触目皆是。每出门入市，辄闭其眼，曰：“山鬼伎俩有限，老僧不见不闻。”无穷西兵入城，扼要为备。将战前数日，巷口稽察甚严，徐相行动，已不得自由。及拳匪纵火，焚崇文门大街药肆，噪而入东城根，东交民巷、东长安街、御河桥三处，守卫西兵燃枪拒敌，行人不通。徐相前门被塞，乃启后户走，向西，绕正阳门逃出。都人嘲之曰：“山鬼小施术，老僧由窦遁矣。”其后联军入京，其子承煜劝其自尽而死。此老终身谈道学，不意齐家一节，未之能行。
练拳术能御火器，红灯照飞行空中，掷刀杀敌，因而有祖师、圣母，种种神怪。名号皆自戏剧中来，适合愚民心理。端王、澜公及近支宗室、内廷宫监，其知识适等蚩氓，故气味相投，一见为之大喜。慈圣临朝虽久，究为见所未见，三人能令市虎，矧众证确凿，宁不能使信为实乎。当时士夫未尝不引以为忧，特劫于权势，不敢不随声附和。赵展如尚书奉命查办归，人问之曰：“拳民可以成事乎？”曰：“不可。”故惩办首祸，谕旨谓其奏对尚无失辞，而牵连被罪。当时政府诸公及议和大臣，颇欲宽其处分；卒为外人所持，不免于祸。诏赐自尽之日，命备鸩酒。尚书体魁伟，其家人因平时慈眷，希冀有恩诏，薄其鸩，屡饮不死。
传诏大臣，久待无以复命。尚书以皮纸蘸酒，自蒙面而卧，乃气绝。
毓贤处斩，甘督李廷箫奉诏，先怀金往示。毓贤知其意，曰：“我有罪，宜明正典刑，奈何自经沟渎！”廷箫，老成持重人也，处覆巢之下，闻言悲愤，归途中，自吞金死。毓贤诛前一夕，书楹贴于门，其首二句“臣殉国，妻子殉臣；我杀人，朝廷杀我”云云。翌晨居民轰传，颇有蠢动之势，毓贤急往受戮。甘省地方驾远，刽子无能手，斩之不死。戈什某曰：“奈何苦吾主。”夺刀刭之，亦自刎。
戊戌之岁，启秀得以内务府大臣掌管锁钥，内廷中第一优差也。荣文忠入相，慈眷至隆，仍使总管内务府。乃以启秀入直枢廷，名位虽高，不免有夺我凤凰池之感。启秀颟顸，误为秉国之钧，参预朝事，提倡拳匪，与徐承煜同时受显戮。
虽云奉诏，然有外兵监视行刑，亦孔丑矣。
祸首之中，荣相本居前选。李文忠夙与有兰谱之谊，又知荣相慈眷极隆，非置之西安，政府凡事不易动上听，故力为维护，不令预于罪人之例。谓其身为将帅，在战役之中，虽明知其非，而无所退避，措词犹为得体。项城时为东抚，于荣相未赴行在之先，极意资助其行，又先为之地于其所往，与李文忠相较，可谓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己亥之夏，文忠小恙，闻于山东，或说项城以电问疾。项城曰：“不可，彼且疑我欲得其位。”时项城资望，在疆吏中为最浅，乃作此言，抱负正自不凡。其后文忠疾病，有劝其保继任之人者。文忠曰：“继任有人在，我不欲保耳。”此老先见之明，至死亦复不弱。
李文忠功业之盛，宇内共仰。同、光之际，国家与外人有疑难之事，待其一莅而决，匪惟信义之孚乎中外，抑亦威望之大，足以摄之。高丽之役，我师败绩，公之声誉，亦稍稍衰矣。倏有拳匪之乱，八国联军入都，群情惶惧，公复为全权大臣，入都议约，各使意见已不一致，其本国又有舆论参加，自瓦德西而下，八国兵官均需干预，故情形极为复杂，每一条例，皆几经商酌而后定。及全文录出，示意吾国，其言曰：“但得谕旨照准，现时撤兵，节令正好。若交炎暑，便不能行，须迟至九十月以后，迟一日，则多费百万，秋后须多一百余兆”云。公为代奏，奉旨俞允。建德周玉山制军时为直隶布政使，叹曰：“谁为全权大臣者？直画诺大臣而已。”
公法惟行于势均力敌之国，弱小之于强大，不适用也。拳乱中，德使克林德被害。德主命将出师，攻入我国都城，要求惩治祸首，胁取逾额赔款。犹以为未足，必须皇帝母弟醇王，亲赴彼都谢罪，可谓法外行凶。醇邸抵柏林，德主强其行一跪三叩之礼，醇邸以电请命，政府无如何，勖以善体上意而已。西俗以跪拜为背教，受人跪拜亦如之，德国舆论大不谓然。外部密戒吾国使臣，力拒不允，仍行三鞠躬之礼，幸未辱命。德之于醇邸，奚啻回纥之于唐德宗。然德宗即位，衔回纥终身；醇邸摄政，无恶于德。甚矣，古今人度量相去之远也。
庚子赔款最难堪者，美外部估算，不过三万一千万，倡议各国减数。我利用此说，与各使竭力商酌，均不允。会德穆使密告文忠云：“美兵少，且早撤，故允减数。他国断不能比，迟则匪特不减，且有加焉。”文忠惧，因奏言美国借此讨好，并无实在把握，乞速准行。奏入，制曰“可”，四万五千万之议乃定。美外部既有此说，议院以浮收赔款为耻，将以返诸中国，而不知何途之从。伍秩庸侍郎使美，因以为功，与订专约，以此为中国学生赴美学费。欧战事起，德、奥、俄三国失所依据，赔款均得免。英、法、日、意不能独存，亦自动停止。于是，或以文化为名，或言水利，纷纷然自行处置。大率彼国人得此机会，遂设一机关，引吾国数人为之助，以示两国人民之意。吾国之国计民生，则置之度外。而美国外部海大臣之善意义举，遂无实惠及于中土，仅成为一种史册上过去之事实而已。
当美人倡此议时，洋顾问毕格德以告李文忠。文忠以为有此说，不必有是事，心意本不深信，故穆使一言，即能动听。此老经事多，知空言无补之习，中外之人同有此弊，不知各国浮报需索，逞愤于拳乱之后，虽有加重之罚，而国人不以为不端。及时过境迁，杀人越货之行，究有惭德。不特倡议之人弃不肯取，其余诸国，一经道破不得不与之俱化矣。南海张樵野侍郎，曾以李相外交之策为愚不可及。公岂真愚者，特前辈忠厚，不以尖酸刻薄之心待人而已。岂意减数一举，属于良心，文忠不信欧美人之有良心，殆倔强犹昔之故与。
俄约屡议不就，杨儒日受逼迫，甚或取视电旨，是不特在包围中，且在监视中矣。未几，杨儒跌伤，旋中风死，其子以身殉，颇有疑案。然弱国之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即横死亦宜。
善化瞿止庵相国之尊人，与先文庄、王文勤、卞制军颂臣，俱于咸丰辛亥科乡举。止庵少年科第，久绾文衡，素见知于尊长，制军曾保其才。历官浙江、四川，提督、学政，皆在文庄任内。钦重逾恒，迭经密保，然外省督抚，于京朝清贵之官，无能为力也。其参枢府，由于王文勤之荐，前辈于故人之子，重之如此。
止庵体类穆宗，为高阳、李文正所取士，文正亦赏识之。止庵著《恩遇纪略》，卷首即载召见时事：太后云：“从前李鸿藻说你好，现在他们也说你好。”原注云：“他们”指荣文忠云，以余所闻，盖文勤也。止庵被召至行在，命下之日，都人咸知其将兼枢、译两席。其时八国和约，要求枢臣兼外部，以免隔阂。时政府枢臣三人：荣文忠名列罪魁，幸而获免，自无此望；王相、鹿尚书均两耳重听，未可贻笑外人。固知非年力富强者，未可以对外，而止庵之当选，不待面圣而都人早料及矣。
止庵与长沙张文达生同里，同案入泮，同科举乙榜。其成进士、入词林，则止庵较早一科。久居京师为同县、同乡、同学、同年相好，殆无有居其右者。
庚子之岁，先后被召至行在。距西安一日之程，相遇于城外野店，共投宿焉。二公久别相逢，诉说衷曲，欣喜不可言喻，明知回銮之后锐意新政、中兴辅佐，非异人任，抱负尤为不凡。文达谓止庵曰：“吾二人之交自幼至今，殆天缘凑合，非人力所能为也。今兹枢府求才，正虚席以待吾辈。明日入觐，使我获参机务，当荐公为江督；公若当国，何以处我？”止庵曰：“苟幸得赞枢府，则江督乃君之位也。”既而皆曰：“对灯立誓：苟渝此盟，明神殛之。”二公虽一时戏言，足见京朝清要之官，犹不知枢臣地位。其后止庵当国，殊无力以报文达。文达不得志，辄举以告人，且曰：“今总督无望，即巡抚亦不可得矣。”文达旋与项城缔姻，适中止庵之忌，交益疏远，神离貌合，竟抑郁以终。止庵临丧哭之痛，盖有不能言喻之隐也。
定兴鹿文端拙于言论，内调枢廷耳已重听，尤不能有所建白。然有时一语隽永，为福不足为害有余。李文忠薨，闻于西安行在，两宫震悼，诏加优恤，已将侑食太庙。枢臣出拟懿旨，定兴突问曰：“祀于何处？”时议配享文宗，则咸丰朝文忠方仕，未立功勋。配享穆宗，中兴勋业不乏其人，未可显分厚薄；配享德宗，其时上年正富。则懿旨之中，不易措词。因而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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