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卞昆冈》序
余上沅
不知是甚么缘故,志摩、小曼都和意大利的戏剧发生了一种关系:志摩译过《死城》,小曼译过《海市蜃楼》。或许是偶然的罢,他俩最近合作的《卞昆冈》,在我个人看,也仿佛有一点意大利的气息。
提到意大利的戏剧,我们便不能不想到他们的两个重要时期:文艺复兴以后和现代。文艺复兴以后的意大利戏剧观念是“食古不化”;变本加厉,批评家误解了亚里士多德及何瑞思的原理,把它们铸成了一堆死的规律。他们蔑视中世纪的成绩,蔑视民间的戏剧,他们不明白编剧家与剧场演员及观众间的关系:结果是意大利没有戏剧,除掉一些仿古的空洞作品,一般人没有品味,除掉维持粗俗的短打和蒙面喜剧。经过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影响和十九世纪的沉寂,四十年来,意大利的戏剧在世界文艺上终于占了一个地位。从近代意大利戏剧里,我们看得见诗同戏剧的密切关系,我们看得出他们能够领略人生的奥秘,并且能够火焰般的把它宣达出来。急进一步,他们中间并且创立了所谓之未来派的戏剧,虽然它不能得到生命的延长。在意大利的现代戏剧里,除了一两个作家之外,能够持平不偏的几乎再没有了。但是他们的气魄,他们的胆量,总是配受相当的敬意的罢。
刚才我不是说志摩、小曼合作的《卞昆冈》仿佛有一点意大利的气息么?这话可又得说回来了,这个仿佛是有限制的,并不是绝对的。虽然《卞昆冈》也多少有些古典的体制,可它并不是死守那文艺复兴以后的呆板理论,并且,我还以为作者在动笔以先并不会想到过任何戏剧理论。至于气魄和胆量,《卞昆冈》倒比较的和意大利现代剧接近得多。在有意无意之间,作者怕免不了《死城》和《海市蜃楼》一类的影响罢。这都是我妄测的,作者及读者都不见得肯和我同意,我知道。
其实,志摩根本上是个诗人,这也在《卞昆冈》里处处流露出来的。我们且看它字句的工整,看它音节的自然,看它想象的丰富,看它人物的选择,看它——不,也得留一些让读者自己去看不是?他的内助在故事及对话上的贡献,那是我个人知道的。志摩的北京话不能完全脱去硖石土腔,有时他自己也不否认;《卞昆冈》的对话之所以如此动人逼真,那不含糊的是小曼的贡献——尤其是剧中女人说的话。故事的大纲也是小曼的;如果在穿插呼应及其他在技术上有不妥当的地方,那得由志摩负责,因为我看见原稿,那是大部分志摩执笔的。两人合作一个剧本实在是不很容易,谁都不敢冒这两人打架的危险。像布孟(Beaumont)弗雷琪(Fletcher)两人那样和气不是常有的事。诗人叶芝(W. B. Yeats)同格里各雷夫人(Lady Gregory)合作剧本时是否也曾经打架,我不得而知,不过我想用他们来比譬志摩、小曼的合作,而且我以为这个比譬是再切贴没有的了。至于究竟是否切贴,我也不在此地多说,还是请读者去看一看“The Unicorn from the Stars”罢。
说志摩根本上是个诗人,在此地并不含有恭维他的意思。假使莎士比亚不进剧场,没有白贝治一班朋友,也许他只继续写他的商籁(Sonnet)。诗人上再加戏剧两个字是非经过剧场的训练不可的,这件事似乎在历史上还没有过例外。我曾劝志摩约几个朋友排演《卞昆冈》,把它排印单行本,我也是怂恿最力的一个(因此志摩便责成我写一篇序)。那么,有不妥的地方以后我们及作者自己都好避免,而我们更乐得领会它的长处。我们的戏剧界沉闷极了,有它出来给我们一个刺激多少是件好事不是?新戏剧的成功早晚就要到的,《卞昆冈》正好做一个起点。
我不希望《卞昆冈》有人把它当一件杰作,因为作者还有无穷的希望,而这个无穷的希望又是在《卞昆冈》里可以感觉得到的。我更不希望只是《卞昆冈》的作者有无穷的希望,因为建设新戏剧决不是一两个人的私事。
十七年六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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