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产阶级儒生之崛起
总的说来，中国的太平天国叛乱有点类似于欧洲的法国大革命：二者都是旨在摧毁不公正、腐败的社会秩序。如同法国大革命之后该国的统治局面一样，在中国的“后太平天国革命”时代，国家统治权的重心也从满洲贵族转移到中产阶级的身上。此外，因社会的旧有秩序被捣毁而产生的震动，也总会给社会和人们的心理带来一股惯性力量——如人们心目中的常规和旧俗的崩溃。在这场革命之后，人们往往能以一种相对比较自由、独立的方式来看待事物，这种方式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
我们可以说，一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人们的心智一旦摆脱旧有陋规和习俗的桎梏，就立即会变得生机勃勃。因此，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太平天国叛乱时期，正如法国大革命时一样，人们才智焕发，那种朝气蓬勃的精神力量感染了整个国家。对于这种人民智识的持续增长，起初，那些再造社稷的伟大的中国儒生们尚能引导、控制这股力量，并将其纳入一定的秩序而不至于失控。但是，不久之后，这种智识增长渐渐停滞，甚至开始失控。这样发展下去，这种失控的势力（我们仍可称之为“自由主义”）不仅会迷失方向，而且可能误入歧途，损害普通国民的心智。为了把这种快要陷于失控、进而会导致普通国民在智识上误入歧途的力量严格按照儒家原则纳入思想的正轨，我所谓的“中国牛津运动”兴起了。
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主要是旨在反对李鸿章——即时下中国的中产阶级领袖、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或曰“中国的帕麦斯顿勋爵”。李鸿章继曾国藩侯爵之后成为中国儒生的领袖。当这位伟大的中国儒生率领儒生和农民镇压了太平天国叛乱之后，仍有两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亟需解决。
首先，就是重建工作——战争之后，在战争发生地重建社会秩序和各级行政管理机构，这是极为现实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则是，作为“天朝上国”，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欧风美雨的侵袭？对于西方人掌握的现代工业文明及功利主义的强大的破坏力量，我们到底怎么应付？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重建战乱地社会秩序和行政管理机构的实际工作，那个伟大的汉族儒生所做得一切非常值得我们称赞。对于他的努力成果，即使算不上是完美，至少也说得上是立竿见影。在太平天国叛乱被镇压后的极短的时间内，半个中国的行政机器和社会秩序迅速得以恢复，并开始正常运转，老大帝国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是为“同治中兴”。
然而，关于如何处理另一个问题，即如何对付现代欧洲工业文明的破坏力量，曾国藩侯爵——那个伟大的汉族儒生则完全失败了。一时间，中国的儒生们在欧洲现代工业文明及功利主义的破坏力量面前一筹莫展。这一现象，让人想起当年在英国，新兴的中产阶级面对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派所提出的思想和理论，也是同样的哑口无言。
总而言之，要有效地对付现代欧洲工业文明及功利主义的破坏力量，中国的儒生们需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但是，旧式的儒生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开放”观念，因为他们自幼在狭隘的宋代儒家清教主义（理学）教导下成长，他们不可能对另一种文明真正抱学习、交流的态度。鉴于现代欧洲工业文明的东来，他们所想到的“开放”，至多就是中国人必须拥有现代的枪炮和战舰，仅此而已。
不过，当时在中国的政界，有一个大人物对于真正的“开放”的含义是有所领悟的，他是一个满洲官员。正当汉族儒生们忙于修建军械工厂和试制现代化的枪炮时，文祥，即后来的领班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首席大臣，设立了同文馆，他极富前瞻性地设立了这样一个学院，旨在使中国青年接受充分的西式教育。的确，曾国藩侯爵后来也曾派出120名中国幼童赴美留学，不过，同文祥相比，曾国藩侯爵的欧式教育理念极其模糊、狭隘，他以及他领导下的汉族儒生们仅仅是要派学生出国学习制造枪炮、掌握驾驶战舰技术；而文祥这位伟大的满洲政治家对于西式教育的看法，却与他们截然不同。如果有人想了解文祥大人创设同文馆的构想是多么开放和富有前瞻性，只要阅读一下他与美国驻华公使的一段谈话就够了，这段谈话刊登在美国政府出版的《外交通讯》里。
不幸的是，这个伟大的政治家那旨在拯救中国的正确的开放思想，居然被委托给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即赫德爵士来负责具体操作和执行了！对于这个极其重要的教育机构——其创办之成败攸关中国的未来——赫德爵士并没有选派欧美列国第一流的学者和绝对可以胜任此职的西方人来主持，而是指派他的一个私人朋友，即一个美国传教士去担任总教习。这样，同文馆，这个本该成为中华民族实现近代化之曙光、对古老的中国进行西学启蒙、进而成为中国“开放”之源的教育机构，就变成了一个收容贫苦、饥饿、目不识丁的青年的二流食宿学校。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曾有两个人（即赫德爵士和李鸿章）真心想着手拯救中华民族，但不幸的是，这两个人都是马修·阿诺德所说的那种“庸人”。国运如此，怎能不让人黯然神伤？尽管赫德爵士和李鸿章无疑都对中国做出过贡献，但前者对于同文馆和所有有关中国教育的问题要么是漠不关心，要么便疏忽大意了；而后者对于120个归国留学生的处理态度则非常消极，这样的错误给他们二人带来了深刻的耻辱，并永远难以洗刷。在李鸿章大人看来，只有坚船利炮才能拯救中国；而赫德爵士则认为，就拯救中国而言，最为重要的乃是征收高额国家税收以开国家之财源。对于这两种关于何为国家强盛之本的施政理念，恕我直言，赫德爵士的理念比李鸿章大人的显得更狭隘、卑鄙和无耻。
我们已经得知，笃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儒生们关于中国“开放”的思想和观念，乃是要拥有现代化的新式枪炮和战舰。为了推行这一“开放”计划，李鸿章将那些暴发的富人、中小商人和城市买办阶层，即那些在中国对外贸易中获益颇丰的生意人吸引到自己周围——不用怀疑，这些人都赞成李鸿章采用外国的方法去推行其所谓的“进步事业”。然而，这些人照搬照用西方近代发展模式的拙劣观念与做法，其中包含了惊人的粗鄙和丑陋——对此马修·阿诺德在谈起英国新兴中产阶级及其主张的自由主义时曾加以严厉斥责。可想而知，这种粗鄙和丑陋肯定也会让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捍卫者——翰林院，即中国的“牛津大学”那些知识精英们为之震惊。这样，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牛津运动”就变成了一场情绪强烈的排外运动。之所以说它“排外”，并不是说那些知识精英们对于外国人及外国事物一概持憎恶的态度，而是因为他们一眼看穿了那种即将蔓延到整个中国社会的惊人的粗鄙与丑陋，进而使得他们不得不站出来反对李鸿章和他的追随者，以及他们照搬照用西方近代发展模式的拙劣观念与做法。所有这些，便是真正的中国儒生身上所具备的那种排外精神的道德基础。
在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处于原版“牛津运动”中纽曼博士的地位的人，是已故的李鸿藻大人，后来他成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客观地说，他不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与纽曼博士一样，仅是一个温文尔雅、品德纯正的人。时至今日，中国目前的这一辈文人学士们即便在事隔多年后谈起他来，还是满怀敬仰之情，并且充满发自内心的爱戴。在他逝世后，皇太后陛下赐给他最为荣耀的“文正”谥号。
同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有关联的两个最著名的人物，一是已故的张佩伦大人，即当年福州海战中的主要当事人；另一个则是已故的帝国重臣张之洞大人。此外，曾参加这一运动的其他名人还有：已故的邓承修，陈宝琛（最近被召回北京）、徐致祥和陈启泰（江苏巡抚，前些时候刚去世）。
中国的这场“牛津运动”，在东京湾战役爆发前夕达到高潮，势不可挡。在这次战争的和谈过程中，李鸿章将边界协定问题弄得一团糟，这些年轻的翰林们意气风发，为了国家利益而大声疾呼，李鸿章被迫退隐了一段时间，面对热情高涨的翰林们只有徒呼奈何。接着，大清帝国政府派陈宝琛为钦差，赴上海高昌庙去与巴诺德（当时的法国公使）谈判；张佩伦则被遣往福建担任会办大臣，负责保卫福州；张之洞接任两广总督，前去驻守广州。
客观地说，这帮年轻气盛、头脑发热的儒生，实际上是毫无作战经验的，可想而知，让这些书生猛然间投笔从戎，战果自然一塌糊涂。在这一事件中，最终的结果是，面对僵持的局面，法国人按捺不住了，法军舰队司令孤拔下令，击败并摧毁了福建水师。张佩伦大人则如同一个只会吟诗作对的拉丁诗人一样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地逃到一座山上躲了起来；张之洞大人则幸运一些——法国人没有攻打广州。
中法战争后，李鸿章东山再起，大权重握。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就这样流产了。先前被派往上海高昌庙谈判的陈宝琛，受到免职处分。张佩伦，这位福州海战中的主要当事人被流放到驿道上服苦役，流放期满后，他遭遇到的居然是这么一桩极富戏剧性的巧合事件：他竟成了李鸿章的乘龙快婿！邓承修则先是被派往东京湾去划定边界，不久，干脆就从中国政坛上永远消失了。徐致祥在翰林院则被束之高阁，朝廷不再叙用他，他呢，则开始沉湎于酒色，这导致了他的早逝。在他死前，他曾上书猛烈参劾张之洞大人，我记得他的措辞极其严厉，他指责张大人背离了早期的原则，竟然向李鸿章靠拢了。
在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中，有两人在清流党解体后没有失宠，即李鸿藻大人和张之洞大人。皇太后陛下对李鸿藻大人还是持一如既往的尊崇态度，恩遇有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李大人死后，她赐给他最荣耀的“文正”谥号——正是这件小事，使我洞悉到皇太后陛下内心所持的立场，这一事件标志着皇太后陛下内心是站在“牛津运动”发起者一边的。
同已故的维多利亚女王一样，她不能容忍帕麦斯顿勋爵，我们的皇太后陛下也绝不会发自内心地喜欢李鸿章——尽管她不得不利用他那双富有经验的手来处理帝国的内外政务。当张佩伦——那个福州海战的主要当事人流放归来，并成为李鸿章的乘龙快婿之后，李鸿章请求太后将其官复原职，对此，太后不客气地加以拒绝了。她无法想象，一个曾经属于“牛津运动”阵营的人，竟然会跟李鸿章的女儿结婚！
在这里，李鸿章被我称为“中国的帕麦斯顿勋爵”，那么对于张之洞大人，我们则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格莱斯顿勋爵”——他们分别是中英两国“牛津运动”的派生物。格莱斯顿勋爵先是英国圣公会高教会派保王党人，后来则成为帝国的首相；张之洞大人呢，他起初是一个中国儒家“高教会”的保守代表，后来则成为立宪政治的鼓吹者。不客气地说，他们二人都算是学者，可惜的是他们的学养也都算不上深厚，在学识上甚至可以用“肤浅”二字评价。因此，从他们两人身上，我们事实上都可以看到中英两国的“牛津运动”在精神文化方面都存在严重的缺陷。
我认为，中英两国的“牛津运动”的共同缺陷在于：他们都简单地从各自既定的理论原则出发来看待问题。在英国，是基于基督教的原则；在中国，则是基于儒家思想的原则。这两场“牛津运动”的阵营里的学者们都想当然地认定，既成的基督教原则或儒教原则是千真万确的，而不敢或不愿以对事物本质的探索来检验一下这些原则究竟是否真的正确。简而言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英国的“牛津运动”，其思想都从未虑及事物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他们探讨的问题从未触及到事物的道德根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国的“牛津运动”都算不上是真正的智识启蒙运动，他们的理论所体现出的肤浅和虚伪，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总之，分别投身于本国的“牛津运动”的两国学者都同样地缺乏富有活力的思想，并且也没有真正的思想家所具备的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其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从未触及事物的道德根本。这就是投身“牛津运动”的学者们思想极易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所在——纽曼博士后来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格莱斯顿勋爵和张之洞大人则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自己的政见。
简而言之，张之洞和格莱斯顿一样，他们不是思想家，而是杰出的雄辩家；他们不是真正的学者，而是所谓的“文人”或曰“士大夫”。但是，作为中国“牛津运动”的成员，张之洞大人却有一种李鸿章从不曾有的思想能力。说实在的，李鸿章是个庸人，不过，像帕麦斯顿勋爵那样，他是一个带贵族气质的庸人：他具备一个中国翰林所应具备的优秀的外在涵养和良好的仪表气度，因为他出身于翰林院——中国的“牛津大学”。但是，他除了早年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受到的一般儒家教育外，就没有接受更广泛、更深刻的文化教育了。值得一提的是，他勤奋而有条不紊的办事作风补偿了他的不足。长期处理实际政治事务的丰富经历使他获得了切实可靠的实践知识，因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方面，他比张之洞大人这种见识不广、缺乏主见的学者型人物要显得更为果断、老练。
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大人继续留在广州。正是在那里，他的所见所闻使他离弃了中国牛津运动的原则，变成一个维新人士。其实，那场广为西方人所知的中国改革（即清末新政），真正的发起人是他，而不是袁世凯。
这场新政，经历了三个比较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乃是以发展实业即实现中国的实业化为目标，张之洞大人在广东施政期间形成了这一思想，后来在武昌付诸实施。第二阶段始于甲午战争之后，其目标是振兴军事，即使中国的军队实现军事近代化，改革军事体制。在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张之洞编练了一支由德国军官训练的中国模范军队。这场改革运动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开始于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其直接目标是实现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英国，按照马修·阿诺德的说法，正是纽曼博士领导的牛津运动的影响，才导致了中产阶级及其自由主义的崩溃；同样，在中国，也正是由于中国的“牛津运动”的影响，我们才得以推翻李鸿章及其统率的粗鄙、腐败的寡头政治。“牛津运动”的影响——或者说是那种对优雅事物的热忱挚爱、那种高尚的“牛津情感”使得张之洞觉察到了李鸿章当年引进的那些外国社会发展模式及其所导致的统治阶层的粗陋与腐败，并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张之洞和所有中国“牛津运动”的成员，最初都坚决反对引进外国的社会发展模式，因为他们当时都一眼看穿了伴随这些发展模式而将要纷至沓来的粗鄙和丑陋。
然而，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大人逐渐认识到，所谓“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的主张，即仅仅使用严正的儒教原则来对付法军舰队司令孤拔及其所指挥的那些配备有骇人巨炮的丑陋的钢铁战舰，绝对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他不得不开始寻求调和折衷的道路。一方面，他觉得利用那些丑陋可怕但威力惊人的外国器物乃是迫不得已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使用这些现代工业文明产物的同时，应该并且能够尽可能地消除其中包含的庸俗、丑陋的部分。
在这里，我想指出，尽管张之洞大人后来改变了自己的政见，但是他所主张的改革跟李鸿章是绝对不同的——这样一个事实可以作为证明他的纯洁动机和高尚爱国精神的证据。
他在担任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的时候，正如有些宵小可能会加以指责的，他“滥用公款以引进西人器物”，但同时他也毫不吝惜地拿出自己的所有私人财产，用以创办各类高等学院和学堂，并专门鼓励人们研习儒家原则（即创办存古学堂之类的学堂）。他认为，在这种时候，为时局所迫，他引进了西方的近代器物，为了消弭随之而来的粗鄙，就必须加强对儒家经典的研习。因此，这种“存古”之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必要。
于是，张之洞大人变成了一个维新主义者。这位昔日“牛津运动”干将推行的新政政策，也成为中国的一股政治潮流——从最初的阻碍、抑制到最终的摧毁和消弭，他成功地化解了以李鸿章为首的寡头政治集团及其推行的鄙陋的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事实上，正是这股中国“牛津运动”所衍生的情感浪潮，助长了中国的儒生阶层对于以李鸿章为首的寡头政治集团的不满，也助长了对那种自以为是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不满，并为其在甲午战后的突然崩溃和最后消亡铺平了道路。当李鸿章带着《马关条约》及莫大的耻辱从日本回国时，也正是那种当年由“牛津运动”所衍生的潜在不满情绪，使得顽固保守分子——如帝师翁同龢之流——也悍然将自身的命运与暴发的康有为新党及其所倡导的激进的“雅各宾主义”绑到一起了。
马修·阿诺德说：“一股对于既往历史的强烈不满情绪，一种对于抽象革新体制的生搬硬套，一套精心炮制、文采华丽的新式学说，一个面向未来、自称前景远大的合理社会构想：所有这些，就是雅各宾主义的做派。”我认为，这也是李提摩太牧师和为那些自命为“中国朋友”的外国人所极为赞赏的康有为们的做派。
更有甚者，“外国朋友们”不仅赞赏康有为们以及他们胆大妄为的做派，当皇太后陛下努力以最体面的方式试图将中国从康有为们所倡导的激进的“雅各宾主义”中挽救出来的时候，列国的驻华公使居然千方百计干涉她，甚至还起了限制她老人家行动自由的罪恶念头。至于中国的普通民众——整个华北地区的农民们则奋起支持皇太后陛下，反对康有为们的“雅各宾主义”，从而使中国的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西方人错误地认为，在中国，只有儒生才会排外，一般老百姓则不排外。殊不知，在所有国家里，普通民众往往都会比知识阶层更为保守。在中国，儒生们同普通民众一样排外，但如果论及对维新变法的反对，恐怕后者的反对情绪还要严重些——总之，在中国只有一个阶层既不排外也不反对维新变法，那就是在中外贸易中暴发的买办阶层。
中国的普通民众之所以奋起反对康有为们的“雅各宾主义”，乃是因为这种激进的思潮意味着中国要陷入全盘西化的深渊。尽管我还不能确定早期的“中国牛津运动”对于普通民众的影响有多深刻，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无疑有助于一般民众凭自身的文化本能而感觉到，中国的全盘西化意味着西方那种粗鄙、丑陋的工业文明的大肆输入。因此，当普通民众看到欧美列强公然支持康有为们的“雅各宾主义”时，他们奋起反抗，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所有在华的外国人都消灭或赶出中国，便是不幸而又顺理成章的结果了——所有这一切的原因，乃是在于：对普通民众而言，全盘西化意味着让那种粗鄙、丑陋的现代工业文明之恶魔主宰这个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帝国的命运，进一步，对于那些满脑子充满恐惧的普通民众所做的一切，我们也不难理解了。总之，这就是当年义和团成员为何陷入一种群体性狂热的道德原因。
由此，北京的局势顿时变得复杂至极，同时也危险之至。皇太后陛下竭尽所能，施展一切政治手段以挽救危局。但是，那些驻在北京的欧洲列国的外交官们，不仅不对我们这位国母表示起码的同情，反而极尽威胁恫吓之能事，到处带着自己手下的小撮卫兵在中国的首都耀武扬威。为了抵制康有为们激进的雅各宾主义的影响，皇太后陛下不得不召唤满洲贵族的高贵的勇武精神和高尚的抵抗力量。已故的宓吉先生在其《英国人在中国》一书中指出，在中国近代各阶层中，满洲贵族其实是最不排外的。然而，此时此刻，满洲人的热血沸腾起来。这沸腾的热血，带着他们的高贵精神和高尚的抵抗力量，一旦这种力量同外国外交官那狐假虎威的恫吓狭路相逢，一场大危机的爆发也就在所难免了。到了这个时候，即便皇太后陛下再伟大，即便她的政治手段再灵活，也是无能为力了——正如一个德国诗人所言：“攻击愚昧，神仙来战也是枉然。”
在这最危急的关头，张之洞大人要扮演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眼下，康有为及其所倡导的雅各宾主义已然偏离了他的维新方案。不仅是康有为，还有那个在雅各宾主义者中称得上最为才华横溢的人——梁启超。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所有最臭名昭著的年轻雅各宾分子，要么是康有为的门生，要么是他的特殊党徒。中日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最初在北京鼓吹他的雅各宾主义时，很不受欢迎，随即被赶出了北京城。然而，正是在张之洞大人的支持下，他才得以再次进京蛊惑光绪皇帝，甚至使其接受了他那套极富雅各宾主义色彩的维新变法方案。这一次，当年“牛津运动”的影响再次挽救了张之洞大人。马修·阿诺德先生所说的那种追求优雅和美好的“牛津情感”，使张之洞大人对康有为所持的雅各宾主义的激进、粗陋之本质逐渐产生憎恶感。于是，在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得以在全中国付诸实施的最后关头，张之洞大人明智地舍弃了他们，返回了“牛津运动”的大营。
梁启超，这个最具才华的雅各宾分子，此后一直指责张之洞大人居然像卑鄙的袁世凯一样，是一个投机政客——因为张大人曾在他们落难的时候退缩回保守派的阵营了。
我认为，这一指责既是绝对不合事实的，也是不公正的。我曾经亲自出席过张之洞大人召集的一次幕僚议事会，会议的议题是要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当时，康有为正以皇帝的名义大肆颁发维新法令。因为这是总督第一次准许我参加他的心腹幕僚内部会议，所以我至今仍可以非常清楚地回忆起那个场景。在此之前，我曾经冒昧地提醒过总督大人，我对他说：“就我所知，康有为人品卑劣，其计划亦虚夸不实”。此外，我还把“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这句约翰逊博士（SamuelJohnson，1709-1784，他是英国有名的诗人、散文家、文评家和语言学家。）的名言尽可能准确、清楚地翻译给总督大人听，然而，当时总督大人对于这番话是听不进去的，还指责我不懂中国政治。到了康有为及其雅各宾党人露出狰狞面目时，总督大人便想起了我，于是，他专门叫我出席他的私人幕僚议事会，讨论对策。这个议事会在武昌棉纺厂的楼顶召开。总督非常激动。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老总督在月光下来回踱步的情景，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不得了！不得了！”我们的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议。
我不畏烦琐地举出上述细节，乃是代表老幕主做出反驳，也是为了使人们相信——说张之洞大人像真正的投机分子、乱臣贼子袁世凯所做的那样悍然出卖其雅各宾派的朋友，这一责难有失公允。或许，比我的反驳更为有力的证据就是他自己写的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即那本广为当时西方人所知的题为“学习”（Learn，或更确切地应译为“教育之必要”）的书。西方人认为，此书证明，张之洞是赞成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方案的，其实，大谬不然。这本著名的小册子，是我们在武昌棉纺厂召开那次议事会之后立即写出来的——可以说，它是张之洞大人反对康有为及其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该书告诫他的追随者和中国所有的儒生，要坚决反对康有为推行维新变法的方式，此后，凡是欲推行此类的改革，就必须首先从教育入手。更进一步地，这本“自辩书”陈述了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张之洞大人之所以部分放弃他早年严格信奉的儒教原则，转而赞成、提倡引进西方近代文明的部分成果，乃是事出有因。
张之洞大人的这部名著，像纽曼博士那本著名的《自辩书》一样，是人类智识发生微妙变化的一个极为突出的例证。按照此二人的看法，明辨是非的真理和道德准则都不是绝对的，并且不是对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约束力。关于纽曼博士，正如查尔斯·金斯尼（CharlesKingsley）所批评的那样：“真理自存，总体说来，它不必也不应该只是罗马传教士的美德之一。”至于张之洞大人，他一方面认为儒家原则是真理，在个人的道德生活中必须绝对遵从；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一原则在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则行不通了。儒家圣人之教，告诫个人或国家不必亦不该专心致志于对财富、权力和物质繁荣的追求，这一点，本乎孔子“贱货贵德”之说——而现代西学的功利主义理论则教导人们，人生的成功和国家的强大，其基础乃是在于拥有巨额的财富、无上权力和煊赫的物质繁荣。按照那个在中国鼓吹西学最为热心的李提摩太牧师的说法：“一种没有商业价值的教育，是绝对无用的”。
面对这两种彼此相互矛盾、冲突的理想——即儒教的理想和现代西学的理想——张之洞大人曾天真地试图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它们调和起来，他得出一个结论，即对于这个问题一个人必须有双重道德标准才行。其中，一重标准是关乎个人生活的；而另一重则是关乎民族和国家生活的：作为个人，中国人必须严守儒教原则，但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则必须抛弃儒教原则而采纳现代西学的原则。简而言之，在张之洞看来，就个人领域而言，中国人必须继续坚持自我的认同，努力做儒门“君子”；但整个中华民族，或曰中国国民，则必须全盘实现西化，全部变成“食肉野兽”以适应那主宰国际大环境的“丛林规则”。为此，他煞费苦心地动用了自己丰富的学识，不辞劳苦地列举出古代中国的例子，试图证明在遥远的混乱时代，中国人也曾努力要变成“食肉动物”，以免受到外族欺凌。总之，张之洞大人就是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来阐明自己的学说的。
张之洞大人认为，他这种奇特而荒唐的调和是正当合理的。他当时的理由是，我们中华民族当下处在那些“只认强权不认公理”的食肉民族的包围之中，为了消弭那种已威胁到古老的中国及其文明存亡的巨大危险，民族的自强已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因此，张之洞大人身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孔门弟子，在他心目中，中国以及中华儒家文明的利益与安全是超越一切道德准则之上的，这就如同在纽曼博土心目中对于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利益和安全的认识一样。事实上，正因为纽曼博士对于基督教的优雅与美好持如此的挚爱，才使得他为了挽救和维护基督教——在他看来，基督教具体体现在罗马天主教会中——而认为他在某种特定环境下抛弃基督教的原则是正当合理的。同样，出于对中国以及中华儒家文明能否得以存续的强烈忧患意识，张之洞大人认为，他是被迫搞这种调和的——他迫不得已部分抛弃儒教原则，对于整个中国及中华民族来说，是完全有必要的。
总之，话说回来，无论是纽曼博士还是张之洞大人，像所有“牛津运动”的成员一样——鉴于我已指出过的那种弱点——他们都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也都是那种其才智被自身过于强烈的空想所扭曲的人。孔子曾说：“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法国人茹伯则说：“愚昧，从道德方面看，可以减少罪过；从智识方面看，本身就是最大的罪过。”纽曼博士和张之洞大人所采用的这种调和折衷的办法，在道德上和宗教上造成了所谓“耶稣会教义”的产生，在政治上则造成了一种被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东西。
尽管张之洞大人和纽曼博士这样的人——正如我所说过的——是品格高尚、行事动机纯洁的人，但是，当张之洞大人将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教给中国的儒生和统治阶层时，当他的宏论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亦不及他纯洁的人所采纳时——例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无耻之徒所采纳的时候，其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我不得不说，甚至比李鸿章那种市侩味十足的“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危害还要大！
当年，当庚子事变结束，朝廷回到北京之后，中国政府在全民族的支持下，开始致力于采纳西化方案——数年前，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欧洲那种极端的物质功利主义文明的可怖巨兽次被正式带到中国的大门口，置于古老的儒家文明面前。此前，中国的儒生们虽然对这一可怖巨兽感到惊奇、厌恶和憎恨，但他们仍然可以蔑视它，可以努力不去理会它，也可以不用想像它对于中国人及其文明可能造成多大伤害。那时，这个巨兽还远在欧洲，远在另一个大陆，所以它的危害距离我们尚且遥远。然而，在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及其文明与这头可怖巨兽之间，就仅仅是一海之隔了！
于是，在中国的儒生中，便激起了一种异常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导致的结果，自然是一场因忧患和激动而产生的群体性疯狂——那些往日最为坚定的保守派，乃至身为万乘之尊的光绪皇帝，居然也愿意同康有为及其党徒——他们是中国的雅各宾派，也是打算把希腊人的木马引入特洛伊城的贼子——合作了！实际上，这种举动就是要祈求、召唤现代欧洲物质功利主义文明之可怖巨兽来援助中华民族了。对于这种无奈的举动，反对的呼声自然此起彼伏：“我害怕希腊人，甚至怕他们的礼物！”张之洞大人在这时候，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不得不建议对之进行调和，但是，高傲的满洲贵族们却起而声言：“不可，我们宁愿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去死！”他们誓死抗拒这一亘古未有的巨变。已故的帝国重臣徐桐——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一个保守的满洲贵族，也是一位我们中国的一流人物——便说：“要亡么，要亡得正。”
与此同时，出于对现代欧洲功利主义文明即将占领中国并毁灭中国文明的恐惧，出于对这头可怖巨兽的害怕——再进一步说，出于对“亡天下”的恐惧，普通的中国民众，特别是整个华北地区的农民们顿时陷入了一种群体性狂热状态，他们组成了义和团，树起“扶清灭洋”的大旗，奋起支持满洲贵族。皇太后陛下无奈之下，只有尽其最大努力设法摆脱这种困难而复杂的局势。但是，当列强的海军袭击并攻占大沽口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皇太后陛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战败的人来说，不再希望有任何救星便是惟一的救星。”身为一个绝望的母亲和统治者，她同意下令向公使馆开火。于是，一些满洲贵族和整个华北地区的农民们便疯狂而不顾一切地做出了一系列极端举动——他们要赤手空拳地将现代欧洲功利主义文明这一可怖的巨兽，乃至“在华的所有洋人”统统赶入大海！
就像这样，整个中华民族以其自身的文明资源——以满洲贵族的英雄气概和勇敢的义和团战士视死如归的精神——正如八国联军总司令、海军上将西摩尔的一个部将所看到的那样，中国人如痴如狂地向现代欧洲文明的枪口冲锋，与他们的死对头作孤注一掷的抗争，要以这种玉石俱焚的悲壮方式去保卫、挽救中华文明。遗憾的是，他们的最后一搏以失败而告终。此后，中国人得出一个结论——正如我将说明的那样，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凭中国自身的文明资源去对付现代欧洲现代功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终归无能为力，亦是徒劳之举。
因此，正如我所说，当朝廷在庚子事变后回到北京时，中国政府在全民族的支持下，走上了西化的不归路。在这里，我还想指出的是，鉴于目前的中国局势，真正让人觉得可怕亦可悲的地方在于，当整个中华民族决心抛弃他们自身的文明而跪拜于现代欧洲物质文明时，在整个帝国内竟然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对现代欧洲文明的真正内涵有丝毫的了解！康有为以及中国的“雅各宾分子”们，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只想通过一个简单的维新变法行动——仅凭皇帝的一纸“上谕”来在古老的中国实现西化。若不是皇太后陛下采取强力措施，成功地夺回其外甥、即光绪皇帝的统治权，并镇压康有为以及他手下“雅各宾派”党徒——那么，全世界人将看到一场可怕的悲剧：整个中华民族就会像一个疯子一样行动起来，砸碎自己家中的所有家具，拆毁房子，而代之以纸糊的家具和劣质的纸板房屋。
皇太后陛下在庚子事变结束后回到北京，便决定采取行动，以除时弊。她绝不允许自己或任何别人再像她的外甥、即光绪皇帝那样行事——即听从康有为及“中国雅各宾派”的居心不良的鬼话，按自己个人的意志颁布法令来推行所谓的维新变法，以图在中国实现西化。
作为一个拥有高贵天性的满洲人，皇太后陛下个人对于欧洲文明及其社会发展模式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作为一国之主——在此，皇太后陛下显示了她的完美品格和杰出的政治家风范——她感到有责任让自己个人的喜好与愿望服从于全民族的利益与意志。不仅如此，所有的满洲贵族成员也像她一样，他们出于满人高贵的天性，并不热爱现代欧洲文明，但是他们会主动而自觉地服从于民族整体的利益与意志。
在此，我可以指出，那些暴发的买办阶层和一部分卑劣无德的儒生，或者那些具有鄙陋的市侩智慧而缺乏高贵品格的人——主要是这些人，他们渴望享受现代欧洲物质文明所带来的肉欲的满足，因而成天叫嚣要在中国搞全盘西化。客观地说，作为一个阶层，对于他们的欲求，高层也无法忽视。
因此，综合各种势力的欲求，中国的皇太后陛下不得不以她伟大的人格强迫高傲而生来倔强的满洲贵族们服从全民族西化的意志和命令——但是，尽管如此，她仍下定决心，在中国推行西化的每一个改革举动和措施，都不能由某个人擅自为之，甚至包括她本人在内，而必须得到全民族充分而自由的认可——例如得到代表民族意志的各部大臣、在京的其他名人显要以及各省督抚的同意才可以。简而言之，皇太后陛下决定，如果中国非要进行一场革命不可了，它亦将是如伟大的英国公爵威灵顿（Willington）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那应该是“一场合乎法律秩序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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