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唐初武功（四）
唐太宗之定四夷，多不甚烦兵力，惟于高丽，则仍蹈隋炀帝之覆辙。可见时势所限，虽英杰无如之何。然亦可见太宗之武功多徼天幸，非其材武之过人也。高丽王高建武，元异母弟。百济王扶余璋，新罗王金真平，武德时皆入贡受封爵。建武为辽东郡王、高丽王，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真平为乐浪郡王、新罗王。其初新罗、百济，同诉建武闭其道路，不得入朝。武德九年（626年）。高祖遣使和解之。建武请与新罗对使者会盟。而百济，太宗于贞观元年（627年）赐以玺书，则外称顺命，而内实相仇如故。盖其地相接近，故其争斗尤烈也。五年（631年），真平卒，无子，立其女善德。十五年（641年），璋卒，子义慈立。十六年（642年），高丽西部大人钱盖苏文此据《旧书·高丽传》。《新书》云：姓泉氏，自云生于水中以惑众，则其姓似有所取义者，然恐系附会之谈也。弑其君，立其弟之子藏。亦据《旧传》。本《纪》云兄子。自为莫离支，《旧传》云：犹中国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新传》同。专国政。乃与百济和亲，以伐新罗。十七年（643年），新罗来使告急。太宗遣使谕之。盖苏文不从。太宗时蒋俨使高丽被囚，高丽平乃得归，见《新书》本传。十八年七月，诏营州都督张俭等发幽、营兵及契丹、奚、靺鞨讨之。会辽水溢，师还。据《新书·高丽传》。《本纪》无靺鞨。十一月，命张亮以兵四万自莱州泛海趋平壤，莱州见第二章第七节。李以兵六万趋辽东。十九年（645年），太宗亲御六军以会之。四月，李渡辽，拔盖牟城。以为盖州，今盖平县。五月，张亮副将程名振拔沙卑城。今海城县。李进军辽东，帝亦渡辽水至城下，拔之。以为辽州，今辽阳县。遂降白崖城。以为岩州，在今辽阳东北。六月，进攻安市。在盖平东北。高丽北部傉萨高延寿、南部傉萨高惠贞率高丽、靺鞨之众十五万来援，破降之。然攻安市城遂不能克。九月，班师。《新书·高丽传》曰：始行，士十万，马万匹，逮还，物故裁千余，马死什七八。船师七万，物故亦数百。《通鉴》曰：战士死者几二千人，马死者什七八。此乃讳饰之辞，岂有马死什七八，而士财丧百一之理？是役虽未战败，所丧失者，则孔多矣。高丽之初来朝也，高祖欲让而弗臣，以温彦博谏而止，见《彦博》及《高丽传》。颇能鉴前代骄矜之失，而太宗仍以此败。太宗谓高丽地止四郡，我发数万众攻辽东诸城，必救，乃以舟师自东莱海趋平壤固易，《新书·高丽传》。此
失之视敌太轻。高丽是时，地已不止四郡。《新书·渤海传》言其盛时士三十万，此语无待夸张，当近于实，夫岂数万之众所能挠？当时谏者甚多；知其不可止者，亦欲尼帝亲行，如褚遂良、姜确、张亮、尉迟敬德皆是。房玄龄留守京师，李大亮为副。玄龄数上书劝帝勿轻敌，盖知帝此行实犯此病。大亮旋卒。临殁，表请罢役。逮帝丧败欲再举，玄龄疾亟，又上书言之。张亮谏而不纳，乃请自行。盖皆深知其不可也。《新书·高丽传》言帝攻安市不下，高延寿、惠贞谋曰：“乌骨城傉萨已耄，朝攻而夕可败，乌骨拔，则平壤举矣。”群臣亦以张亮军在沙城，召之一昔至，若取乌骨，度鸭渌，迫其腹心，计之善者，长孙无忌曰：“天子行师不侥幸，安市众十万在吾后。”乃止。即因亲征之故，不能应机也。此役赞之者惟一李，固佞人。沙城即卑沙城，乌骨城，当在自盖平趣安东道上。而帝卒不听。乃妄云：“今天下大定，惟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强盛，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次定州时告左右语，见《新书·高丽传》。以此掩其沾沾自喜之迹，岂不谬哉？是役也，帝使韦挺主饷运，自言自幽距辽二千里无州县，军靡所仰食，东北空匮如此，尚何强盛之有哉？
太宗亲征既败，二十一年（647年），二十二年（648年），再遣将征高丽，皆无功。帝命江南造大船，莱州贮粮械，欲图大举，未行而崩。时新罗王善德已卒，妹真德立。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太宗之东征也，百济乘虚破其十城，后又破其十余城，二十二年（648年）。而此数年间，朝贡亦绝。高宗永徽二年（651年），乃又遣使朝贡。使还，帝赐以玺书，令释新罗。明年，新罗王真德卒，弟子春秋立。六年（655年），百济与高丽、靺鞨侵其北界，陷三十余城。诏营州都督程名振伐高丽。显庆三年（658年），复遣名振率薛仁贵攻之，未能克。五年（660年），苏定方伐百济。自城山济海，城山，即成山，在今山东荥城县东。至熊津江口，熊津，即朝鲜史籍之泗泚，今扶余。败其兵，其王义慈及太子隆走北鄙。次子泰自立。嫡孙文思缒城出降，民多从之。泰不能止，亦降。义慈、隆又为其将挟之以降，百济平。分其地为五都督府，各统州、县，命王文度为熊津都督，总兵以镇之。文度济海而卒。百济僧道琛及扶余璋从子福信据周留城以叛。金于霖《韩国小史》曰：周留城，在全州西。使迎故王子丰于倭，立为王。西部、北部，并翻城应之，围留镇将刘仁愿。诏刘仁轨代文度统众，发新罗兵救却之。新罗兵以粮尽引还。时龙朔元年三月也。道琛、福信保任存城，《新书》作任孝。《通鉴》亦作任存。《考异》曰：《实录》或作任孝。未知孰是，今从其多者。《韩国小史》曰：今大兴。招诱亡叛，势益张。已而福信杀道琛，并其众，扶余丰主祭而已。百济之平也，高宗命苏定方讨高丽。又大募兵，拜置诸将，欲自行。蔚州刺史李君球谏，蔚州见第二章第七节。武后亦苦邀，乃止。是岁八月，定方破高丽兵于江，遂围平壤。明年，庞孝泰以岭南兵壁蛇水，未详。盖苏文攻之，举军没。定方乃解而归。时新罗王春秋已卒，子法敏立。高宗以一城不可独固，命刘仁轨拔就新罗。“金法敏藉卿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泛海还。”仁轨以平壤之军既回，熊津又拔，则百济余众，势必鸱张，高丽逋薮，何时可灭？福信凶暴，余丰猜惑，外合内离，势必相害。惟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遂不奉诏。二年七月，仁愿、仁轨率留镇之兵击破福信，遂通新罗运粮之路。仁愿奏请益兵。诏发淄、青、莱、海兵七千，命孙仁师将，浮海益之。淄州，今山东淄博市。青州，今山东益都县。海州，今江苏东海县。福信谋杀扶余丰，丰率亲信斩之。使往高丽及倭请兵。于是仁师、仁愿及金法敏自陆，仁轨水军、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韩国小史》曰：今白马江。与之会，同趋周留。仁轨败扶余丰及倭兵于白江口。丰脱身走。伪王子忠胜、忠志及倭众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参看新旧《唐书·黑齿常之传》。仁师、仁愿，振旅而还。仁轨率兵镇守。仁轨言其众赏薄，又留驻太久，余丰在北，其弟勇走在倭，不可忽。上深纳其言，又遣仁愿率
兵渡海，与旧镇兵交代。乾封元年（666年），盖苏文死。子男生代为莫离支，与弟男建、男产相攻。男生走据国内城，见第二章第二节。遣子献诚诣阙求救。诏契苾何力率兵应援。男生脱身来奔。十二月，命李与何力并力。明年，渡辽。所向克捷。总章元年（668年），进攻平壤。高藏遣男产出降，然犹与男建固守。九月，攻拔之，虏藏及男建。分其地置都督府、州。府九，州四十三，后所存州止十四，见《新书·地理志》。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薛仁贵为都护，总兵二万镇之。唐是时诸将，惟刘仁轨确有才气谋画，余皆琐琐不足道，然卒获成功者，则以丽、济之有衅可乘也。然丽、济是时，民族性稍已成熟，故唐终不能久据其地矣。
《旧唐书》倭与日本，分为二传。《倭传》云：“其王姓阿每氏。贞观五年（631年），遣使献方物。太宗遣高表仁持节往抚之。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还。二十二年（648年），又附新罗奉表。”《日本传》云：“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曰：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故中国疑焉。”《新书》则云：“日本，古倭奴也。其王姓阿每氏。”记贞观五年（631年）遣使，后附新罗上书，与《旧书》同，而云高仁表与王争礼。又云：“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献虎魄、玛瑙。时新罗为高丽、百济所暴，高宗赐玺书，令出兵援新罗。未几，孝德死，子天丰财立。死，子天智立。明年，使者与虾夷人皆朝。天智死，子天武立。死，子总持立。咸亨元年（670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或云：日本乃小国，为倭所并，故冒其号。使者不以情，故疑焉。”三说自以倭自改名之说为是。倭自南北朝来，久与中国有交接，在东海中已为望国，此时自不得忽冒所并国之号；更不得有日本国能并倭也。倭自南北朝以前，皆臣服中国，以得受官爵为荣，隋时始傲然自大，此时犹袭其故智，故至与使者争礼。《新书》载其历代世系，皆与日人所自言者合。又谓其使者妄夸其国都方数千里，南西尽海，东北限大山，此说在今日观之，亦非虚妄。《旧书》亦有此语，而不云其为妄夸。则所谓不以情者，亦不过间有夸饰之辞，不应举所言而尽疑之也。然日本是时，究不足与中国相亢，虚骄之气，终不可以持久，故其后，其君与夫人，卒躬自来宾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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