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学编卷三
性理评
延平谓朱子曰：“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须从源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 “从源头体认”，宋儒之误也；故讲说多而践履少，经济事业则更少。若宗孔子“下学而上达”，则反是矣。
“渠初从谦开善处下功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指其差误之处。自见罗先生来，未见有如此者。” 朱子虽逃禅归儒，惜当时指其差误犹有未尽处。只以补填礼、乐、射、御、书、数为难，谓待理会道理通透，诚意正心后，方理会此等，便是差误。夫艺学，古人自八岁后即习行，反以为难，道理通透，诚意正心，乃大学之纯功，反以为易而先之，斯不亦颠倒矣乎！况舍置道理之材具、心意之作用，断无真通透、真诚正之理。即使强以其镜花水月者命之为通透诚正，其后亦必不能理会六艺。盖有三故焉：一者，游思高远，自以为道明德立，不屑作琐繁事。一者，略一讲习，即谓已得，未精而遽以为精。一者，既废艺学，则其理会道理、诚意正心者，必用静坐读书之功，且非猝时所能奏效。及其壮衰，已养成娇脆之体矣，乌能劳筋骨，费气力，作六艺事哉！吾尝目击而身尝之，知其为害之钜也。吾友张石卿，博极群书，自谓秦、汉以降二千年书史，殆无遗览。为诸少年发书义，至力竭偃息床上，喘息久之，复起讲，力竭复偃息，可谓劳之甚矣。不惟有伤于己，卒未见成起一才。比其时欲学六艺，何以堪也！祁阳刁蒙吉，致力于静坐读书之学，昼诵夜思，著书百卷，遗精痰嗽无虚日，将卒之三月前，已出言无声。元氏一士子，勤读丧明。吾与法干年二三十，又无诸公之博洽，亦病无虚日。虽今颇知愤恨，期易辙而崇实，亦惴惴恐其终不能胜任也。况今天下兀坐书斋人，无一不脆弱，为武士、农夫所笑者，此岂男子态乎！差毫厘而谬千里，不知谁为之崇也，噫！
勉斋黄氏曰：“先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经传，遍交当世有识之士，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 今世为学，须不见一奇异之书，但读孔门所有经传，即从之学其所学，习其所习，庶几不远于道。虽程、朱、陆、王诸先生语录，亦不可轻看，否则鲜不以流之浊而诬其源之清也。朱子少时，因误用功于释、老，遂沾其气味，而吾五百年有功于圣道之大儒，不能涤此歧途之秽，岂非宋、元来学者之不幸哉！ 余细玩朱子语录，亦有恍悟性学本旨处，但无如曾、孟者从旁一指，终不是判然出彼入此，故糊糊涂涂又仍归周、程所说。或曰：“悟学宗如是其难。吾子天资犹夫人也，而谓独明孔子学宗，吾滋惑矣。”予曰盖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难，颇志于学，兼读朱、陆两派语录，后以心疾，无所得而萎塌。至甲辰，年三十，得交王子助予，遂专程、朱之学。乙巳丙午，稍有日进之势。丁未，就辛里馆，日与童子辈讲课时文，学遂退。至戊申，遭先恩祖妣大故，哀毁庐中，废业几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杀。既不读书，又不接人，坐卧地炕，猛一冷眼，觉程、朱气质之说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学，原非孔子之旧。是以不避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学之说，为后二千年先儒救参杂之小失，为前二千年圣贤揭晦没之本源。倘非丁未废歇，戊申遭丧，将日征月迈，望程、朱而患其不及，又焉暇问其误否哉！
至若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习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诋訾圣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侧辟固陋，自以为悟。 此朱子极诋陆门之失处。然由孔门观之，则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外，其他失处，恐亦朱门所不能尽免也。
其于读书也，必使之辩其音释，正其章句，玩其辞，求其意，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难，平心易气以听其所自得。然为己务实，辨别义利，毋自欺，谨慎独之戒，未尝不三致意焉，盖亦欲学者穷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覆诫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诸生问辩，则脱然沈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抠衣而来，远自川、蜀，文辞之传，流及海外。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述之悉矣。试问如孔门七十子者，成就几人？天下被治平者几世？明行吾道而异端顿熄者几分？我夫子承周末文胜之际，洞见道之不兴，不在文之不详而在实之不修，奋笔删定繁文，存今所有经书，取足以明道，而学教专在六艺，务期实用。其与端木、言、卜诸子以下，最少言语，至于天道性命之言尤少，是以学者用功省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诗书高阁，至宋而周、程诸儒出，掀精抉奥，鼓动一时，自谓快事。惟安定胡先生，独知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其主教太学也，立经义、治事斋，可谓深契孔子之心矣。晦庵先生，所宜救正程门末流之失而独宗孔子之经典，以六艺及兵农、水火、钱谷、工虞之类训迪门人，使通儒济济，泽被苍生，佛、老熄灭，乃其能事也。而区区章句如此，谓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文词、字画，骚人才士疲精竭神，尝病其难；至先生，未尝用意，而亦皆动中规绳，可为世法。 天文、地志、律历、兵机数者，若洞究渊微，皆须日夜讲习之力，数年历验之功，非比理会文字可坐而获也。先生既得其渊微，奈何门人录记言行之详，未见其为如何用功也！况语及国势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愤之至矣。则当时所急，孰有过于兵机者乎！正宜诱掖及门，成就数士，使得如子路、冉有、樊迟者相与其事，则楚囚对泣之态可免矣。乃其居恒传心、静坐主敬之外无余理，日烛勤劳、解书修史之外无余功，在朝莅政，正心诚意之外无余言，以致乘肩舆而出，轻浮之子遮路而进厌闻之诮。虽未当要路，而历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旬，其所建白可概见也。莫谓孔、孟之暂效鲁、滕，可如子游、子贱、子路之宰邑光景否？故三代圣贤，躬行政绩多实征，近今道学，学问德行多虚语，则所谓“天文、地志、律历、兵机，洞究渊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会而已。
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 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韩子驳之云：“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圣贤，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坏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夫孟子辟杨、墨而杨、墨果熄，尊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义，贵王贱霸，而仁义果崇，王果贵，霸果贱。至大经大法，如班爵、班禄、井田、学校，王道所必举者，明则明，行则行，非后世空言之比，正子贡所称“贤者识其大者”。子云赞之一语颇易，文公议之。今朱子出，而气质之性参杂于荀、扬，静坐之学出入于佛、老，训诂繁于西汉，标榜溢于东京，礼乐之不明自若也，王道之不举自若也，人材之不兴自若也，佛之日昌而日炽自若也。实学不明，言虽精，书虽备，于世何功，于道何补！然赖其讲解，朝廷犹以四书、五经取士，周、孔之文不至尽没，有志于学者承袭其迹，以主敬静坐求道，不至尽奉释、道名号，与二家鼎峙而已。若问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则绝传久矣。黄氏遽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岂惟不足俟圣人于百世，恐后世有文人之雄如韩子者，亦不免其议也。
果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无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敬者，又贯通乎三者之间，所以成始而成终也。故其主敬也云云，内则无二无适，寂然不动；外则俨然肃然，若对神明云云。其穷理也云云，字求其训，句索其旨云云。始以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自表而达里，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别黑白，辨其节目，若数一二云云，而后为有得焉。若乃立论以驱率圣言，凿说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纠纷，或假借以相混惑云云，以为学者之大病，不痛绝乎此，则终无入德之期。盖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间，读书者众矣，未有穷理若此其精者也云云。及其理明义精，养深积盛，充而为德行，发而为事业云云。入而事君，则必思尧、舜其君，出以治民，则必以尧、舜其民。 李氏此赞，体用兼该矣。仆不必详辩。但愿学者取朱子之主敬穷理与孔门一质对，取朱子之事业与尧、舜一质对，则其学宗之稍异判然矣。总之，于有宋诸先生，非敢苟求。但以宁使天下无学，不可有参杂佛、老章句之学，宁使百世无圣，不可有将就冒认标榜之圣，庶几学则真学，圣则真圣云尔。
言论风旨之所传，政教条令之所布，皆可为世法。而其‘考诸先圣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则以订正群书，立为准则，使学者有所依据循守以入尧、舜之道，此其勋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考诸先圣而不谬”等语何其大，而乃归之订正群书乎？夫朱子所以尽力于此与当时后世所以笃服于此者，皆以孔子删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学成内圣外王之德，教成一班治世之材，鲁人不能用，又不能荐之周天子，乃出而周游，周游是学教后不得已处；及将老而道不行，乃归鲁删述以传世，删述又周游后不得已处。战国说客，置学教而学周游，是不知孔子之周游为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学教及行道当时，而自幼壮即学删述，教弟子亦不过是，虽讲究礼乐，亦只欲著书垂世，不是欲于吾身亲见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删述为孔子之尤不得已也。况孔子之删述，是删去繁乱而仅取足以明道，正恐后人驰逐虚繁，失其实际也。宋儒乃多为注解，递相增益，不几决孔子之堤防而导泛滥之流乎！此书之所以益盛而道之所以益衰也。
先生搜辑先儒之说而断以己意，汇别区分，文从字顺，妙得圣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标的。又使学者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及语、孟以尽其蕴奥，而后会其归于中庸。尺度权衡之既定，由是以穷诸经，订群史以及百氏之书，则将无理之不可精，无事之不可处矣。 先生昭明书旨，备劳心力，然所明只是书旨，未可谓得吾身之道也。盖四书、诸经、群史、百氏之书所载者，原是穷理之文，处事之道。然但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求道之功，则相隔千里；以读经史、订群书为即穷理处事，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兹李氏以先生解书得圣人之本旨，遂谓示斯道之标的，以先生使学者读书有序，遂谓将无理不可精，无事不可处。噫！宋、元来效先生之汇别区分，妙得圣人之本旨者，不已十余人乎？遵先生读书之序，先大学、次语、孟，次中庸，次穷诸经，订群史以及百氏，不已家家吾伊，户户讲究乎？而果无理不可精，无事不可处否也？譬之学琴然：诗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协声韵，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谱果琴乎？故曰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千里万里，何言之远也！亦譬之学琴然：歌得其调，抚娴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节，声求协律，是谓之学琴矣，未为习琴也。手随心，音随手，清浊、疾徐有常规，鼓有常功，奏有常乐，是之谓习琴矣，未为能琴也。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审也，诗歌惟其所欲也，心与手忘，手与弦忘，私欲不作于心，太和常在于室，感应阴阳，化物达天，于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弹，心不会，但以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闻，但以谱为琴，是指蓟北而谈云南也，故曰万里也。
洙、泗以还，博文约礼两极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乃孔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实功，明德亲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门曰“博文约礼”，程、朱亦曰“博文约礼”，此殊令人不敢辨，然实有不待辨而判者。如孔门之“博学”，学礼，学乐，学射，学御，学书、数以至易、书莫不曰学也，周南、召南曰为也。言学言为既非后世读讲所可混，礼、乐、射、御、书、数又非后世章句所可托。况于及门之所称赞，当时之所推服，师弟之所商搉，若多学而识、不试故艺、博学而无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坠于地、文不在兹、游于艺、如或知尔、可使从政诸章，皆可按也，此孔门之文，孔门之学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学，则李氏已详言之，不必赘矣。孔门之约礼，大而冠婚、丧祭、宗庙、会同，小而饮食、起居、衣服、男女，问老聃，习大树下，公西子曲礼精熟，夫子逊其能，可谓礼圣，言、曾诸贤，纤微必谨。以此约身，即以此约心，出即以此约天下，故曰“齐之以礼”。此千圣体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实功。故中庸大圣人之道，至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序君子之功，备著尊德性，道问学。而其中直指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显是以三千三百为至道。倘外此而别有率性，别有笃恭，子思亦得罪圣门矣。此孔门之礼，孔门之约也。程、朱之约礼，则惟曰“内而无二无适，寂然不动，外而俨然肃然，若对神明”而已。其博约极至与否，未敢易言，愿学者先辨其文与礼焉可也。
朱子言，自周衰教失，礼乐养德之具一切尽废，所以维持人心者惟有书。则宜追求其一切养德之具，而亟亟与同人讲习之，以经书为佐证可也。而乃惟孜孜攻苦于书，其余不甚重焉。且李氏亦知春秋时患在诸书烦乱而礼乐散亡，孔子删定，为万世道德之宗。乃朱子适丁文墨浩繁之时，而不能删削其烦乱，反从而训之增之，何也？夫朱子之所欲学者，孔子也，而顾未得孔子之心，未尽合孔子学教之法。吾为五百年之士子惜其不得为曾、孟，为五百年之世道惜其不得为殷、周，为五百年之生民惜其不得蒙教养，故深惜朱子之未得为孔子也。
吴氏曰：“先生经史子集之余，虽记录杂说，举辄成诵。” 经史子集已惜其过用精神，况记录杂说乎！
北溪陈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义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温润，清巧的实云云。辞约而理尽，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莹无渣滓，工夫缜密，浑无隙漏，尤可想见于辞气间。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谓主盟斯世，独先生一人而已！” 试观“道巍德尊，义精仁熟”二语，虽孔子不是过，而下面实指处，却只是立言之“辞约理尽，旨明味深”而已，言其“心度澄朗”，“工夫缜密”，亦不外于辞气想见之。盖朱子身分原是如此，黄、李、吴、陈诸公，亦但能于虚字间崇奖，不能于实际上增润。及总赞“主盟斯世”一语，尤是不觉道出本色。盖王者不作，五霸叠兴，相继主盟，假仁义以明王章，圣贤亦不得已而取之，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孟子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秦、汉而降，圣人不生，扬、韩、王、周、程、朱、陆、薛、王、冯、高诸子，相继叠兴，主盟儒坛，阐诗书以明圣道，天下靡然向风，自好之士多出其内。故五霸者，实德未修，虽天下服之而不敢帝，不敢王，名之曰霸而已；诸儒者，实学未至，虽天下宗之而不敢圣，不敢贤，浑之曰儒而已；其身分正同。迄今大儒相继登坛于东林者，犹皆称主盟，其取义确矣！
鹤山魏氏曰：“国朝之盛，大儒辈出，声应气求，若合符节。曰极，曰诚，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气质，曰天理人欲，曰阴阳鬼神，若此等类，凡皆圣门讲学之枢要，而千数百年习浮踵陋，莫知其说者，至是脱然若沈疴之间，大寐之醒。至于朱文公先生，始以强志博见凌高厉空；自受学延平李先生，遏然如将弗胜，于是敛华就实，反博归约。迨其蓄久而思浑，资深而行熟，则贯精粗，合内外，群献之精蕴，百家之异指，毫分缕析，如示诸掌。张宣公、吕成公，同心协力以闲先圣之道，而仅及中身，论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独存，中更学禁，自信益笃。盖自易、诗、中庸、大学、论语、孟子，悉为之推明演绎，以至三礼、孝经，下迨屈、韩之文，周、程、张、邵之书，司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为之论著。然后帝王经世之规，圣贤新民之学，灿然中兴！” 天命、阴阳、鬼神等，仆之愚未足与议，但以大半属圣人所罕言不语者，而必“毫分缕析，如示诸掌”，何为也哉！至于推明古人之经书，论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吾儒学成后余事。学成矣，则用于世以行之；如不用于世，亦可完吾性分以还天地，不著述可也。观其时果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望后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书生之书，解之论之，则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论著之既明，遂为“帝王经世之规，圣贤新民之学，灿然中兴”，不其诬欤！无实功于道统，既不免尧、舜、孔、孟在天者之叹息，又无实征于身世，岂能服当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相推，驾一世之上，而动拟帝王圣贤，此伪学之名所从来也！仆尝妄议，宋代诸先儒，明末诸君子，使生唐、虞、三代之世，其学问气节必更别，若只如此，恐亦不免伪学之禁，门党之诛也。但宋、明朝廷既无真将相，草野既无真学术，则正宜用称说诗书，标榜清流者撑持其衰运，不宜诛之禁之以自速其败亡也。要之似龙骨马，司国柄者不可废崇儒重道之典，而悲天悯人，儒者宜存返己自罪之心。故天下有弑君之臣，杀父之子，无与于孔子也，而孔子惧；天下有无父之墨，无君之杨，非孟子为之也，而孟子惧；盖儒者之悯天下而厚自责如此。况真失学宗以误斯人，则近代之祸，吾儒焉得辞其责哉！
朱子曰：“敬夫高明，他将谓人都似他，才一说时，便更不问人晓会与否，且要说尽他个。故他门人敏底只学得他说话，若资质不逮，依旧无著摸。某则性钝，读书极是辛苦，故寻常与人言，多不敢为高远之论，盖为是身曾亲经历过，故不敢以是责人耳。学记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朱子与南轩一派师友，原只是说话读书度日。较王、何清谈，颇用力于身心，较韩、欧文字，犹规规于理性，白、苏诗酒，既不能仿其矜持，佛、老空虚，又全不及其读讲，真三代后近于儒之学，硗薄气运中不易得之豪杰也。然而身分如此，无能强增。故推奖处，或衬贴以圣贤、道统、躬行、经济之语，至其比长竞短，叙实指事，或推人，或自见，则皆在言词读作之中而无他也。且其病南轩者，恐亦朱子所以自状，但其为失有浅深，遂自以为得中耳。愚尝上书刁文孝，其答书亦不问人之疑与否，只自己说尽。想刁公亦非矜情自见，盖素日所学，原是说话作文，更无他物与人耳。况讲读之学教，即循循有序，亦与学记之言时孙者不同。夫“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所谓“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苟躁速引进而不顾其安，是教人躐等而不诚也，不时不孙也。故法干上会谓其子九数已熟，甚悦。予曰：“且勿令知有乘归法，使之小息，得一受用，方可再进。”正此意也。学者观孟子深造之以道、教者必以规矩诸章，岂诵读讲说之学所可托哉！
南轩、伯恭之学皆疏略云云。伯恭说道理，与作为自是两件事。如云‘仁义道德与度数刑名，介然为两途，不可相通。’ 朱子说“礼、乐、射、御、书、数补填难，且理会道理诗书”，非是看道理诗书与礼、乐、射、御、书、数介然为两途乎？只是不肯说明耳。古人云，“不知其人视其友”，观此益信。
东莱自不合做这大事记。他那时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汉武、五季，只千来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题煞有工夫，其实他当初作题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题只现成，检令诸生写。伯恭病后，既免人事应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 可惜一派师友，都是以作文字度日，死生以之！朱子于南轩、伯恭皆不讳其短，交友之和而不同如此，岂恶闻异己之言哉！至今仕学皆先立党，此所以道愈微，世愈衰。
问：“子静不喜人论性。”曰：“怕只是自己理会不曾分晓，怕人问难，又长大了不肯与人商量，故一截截断。然学而不论性，不知所学何事。 不喜人论性，未为不是，但少下学耳。朱子好论性，又教人商量性，谓即此是学，则误矣。故陆子对语时每不与说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见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贬斥，尤不取陆子；不取陆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两先生岂未用此功欤！
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 朱子之学，全不觉其病，只由不知气禀之善。以为学可不自六艺入，正不知六艺即气质之作用，所以践形而尽性者也。
“子静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说破处。他所以不说破，便是禅家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禅家自爱如此。” 禅家无鸳鸯，也不绣鸳鸯，焉得鸳鸯与人看！
子静说良知良能，四端等处，且成片段，似经语，不可谓不是。但说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还乡，但与说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乐，何不便回去’！那人既无资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伤不能饮食之人，却硬将饭将肉塞入他口，不问他吃得吃不得。若是一顿便理会的，亦岂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岂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须要学。大抵子思说率性，孟子说存心养性，大段说破；夫子更不曾说，只说孝弟、忠信、笃敬。盖能如此，则道理便在其中矣。 陆子说“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非是言“不用修为存养”，乃认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二句稍呆，又不足朱子之诵读训诂，故立言过激，卒致朱子轻之。盖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维持壅培之无具，大亦岂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人、伤脾胃人二喻，诚中陆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当资送，口说健脾和胃方当开胃进食，即是终年持说，依然旅寓者不能回乡，伤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为陆子所笑，而学宗遂不归一矣。岂若周、孔子三物之学，真旅寓者之糇粮车马、伤脾胃者之参术缩砂也哉！ 既知夫子不说破，前乃讥陆子不说破是“禅家自爱”，何也？
子静之说无定，大抵他只是要拗。” 细检之，讲学先生多是拗，只有多少耳。吾儒之道，有一定不易之理，何用拗！只因实学既失，二千年来，只在口头取胜，纸上争长，此拗之所从来也。
问：“象山道‘当下便是’。”曰：“看圣贤教人，曾有此等语无？圣人教人，皆从平实地做去云云。又平时告弟子，也须道是‘学而时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圣贤教人，原无象山“当下便是”等语，试看圣贤可曾有先生之学否？“学而时习之”，“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门是学静坐训解否？
但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 “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圣贤言便当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荡荡周道上鲜见其人也。诗云，“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此之谓矣。
因说子静。云：“这个只争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过了；更有一项，却是不及。若是过底拗转来却好，不及底趱向上去便好。只缘他才高了便不肯下，才不及了便不肯向上，过的便道只是就过里面求个中，不及的也道只就不及里面求个中。初间只差了些子，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学问，高者便说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于佛、老，卑者必入于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 看朱子叹息他人，真是自以为中，居之不疑矣。若以孔门相较，朱子知行竟判为两途，知似过，行似不及，其实行不及，知亦不及。又叹近日学者“高入佛、老，卑入管、商”，愚以为当时设有真佛、老，必更叹朱子之讲读训解为耗神粗迹，有真管、商，必更叹朱子之静坐主敬为寂守无用，恐不能出其上而令两项人受怜也。若吾夫子中庸之道，举其心性，可以使释、道哭，言其作用，可以使管、商惭。傥朱子而幸游其门，见其天高地厚，又岂敢遽自以为是乎！不得孔子而师，颜、曾而友，此朱子之大不幸也。
“陆氏会说，其精神亦能感发人，一时被他耸动底亦便清明，只是虚，更无底簟。‘思而不学则殆’，正为无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有阶梯而进，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进时甚锐，然其退亦速。才到退时，便如堕千仞之渊。” 朱子指陆门流弊处，亦所以自状。但朱子会说，又加会解会著，是以耸动愈多，颇有底簟。或问：“读讲著述虽是靠书本，然毕竟经传是把柄，故颇有底簟否？”予曰：“亦是读讲经书，身心有所依据，不至纵放，但亦耗费有用精神，不如陆、王精神不损，临事尚有用也。吾所谓颇有底簟者，盖如讲著此一书，若全不依此书行，不惟无以服人，己心亦难以安，故必略有所行，此处稍有簟底。只因原以讲解为学而以行为衬贴，终不免挂一漏二，即所行者亦不纯熟。不如学而时习，用全副精神，身心道艺，一滚加功，进锐不得，亦退速不得。即此为学，即此为行，即此为教，举而措之，即此为治，真尧、舜宗子，文、周功臣，万世圣贤之规距也。虽聪明如颜、赐，焉得不叹循循善诱，欲罢不能也哉！焉得不初疑为多学而识，后乃叹性天不可闻也哉！虽退怯如冉求，安得不悦之而终成其艺也哉！傥入程、朱之门，七十子皆流于禅林，二千九百人皆习为训诂矣。鸣呼！吾安得一圣门徒众之末而师之也哉！”或问：“宋儒挂一漏二，所行不熟，何处见？”予曰：“如朱子著家礼一书，家中亦行礼，至斩丧墨衰出入，则半礼半俗，既废正祭，乃又于俗节墨衰行事，此皆失周公本意。至于妇人，便不与著丧服杖绖之制，祭时妇人亦不办祭肴，至求一监视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说乎？商人尚音，周人尚臭，皆穷究阴阳之秘，祭祀之要典也。诸儒语录讲薰蒿凄怆等，语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状者，至于集礼，乃将笙磬脂膟等皆削去之，如此类不可胜述。不可见哉！”
邵庵虞氏曰：“孟子没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两程夫子云云，程门学者笃信师说，各有所奋力以张皇斯道。奈何世运衰微，民生寡佑，而乱亡随之矣！悲夫！” 许多圣贤张皇斯道下，却继之曰：“而乱亡随之矣！”是何缘故？何其言而不思如此！
草庐吴先生继许文正公为祭酒，六馆诸生以次授业。昼退堂后寓舍，则执经者随而问业。先生恳恳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质之高下，闻见之浅深，而开道诱掖之云云。一时皆有所观感而兴起矣。尝与人曰：“天生豪杰之士不数也。夫所谓豪杰之士，以其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战国之时，孔子之徒党尽矣，充塞仁义若杨、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时云云。真豪杰之士哉！至于周、程、张、邵一时迭出，非豪杰孰能与于斯！又百年，子朱子集诸子之大成，则中兴之豪杰也。以绍朱子之统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恳恳循循，讲论不倦，每至夜半，且寒暑不废，其功可谓勤且苦矣，果有益于世乎，果成起一班人材乎？至其自负，亦不过“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已。朱子曰：“此道不拚生尽死理会终不解。”是其立志成功已不过如此。但朱子眼颇高，不肯明以自任，元儒识更下，故直出口而不觉，不足异也。所可异者，所见既小，而以为孟子亦只如此，则亦浅之乎言豪杰，易言道统矣！
猜你喜欢 夏书·五子之歌·佚名 卷十六·郑玄 卷五六·邱濬 卷一一·邱濬 卷五十二【起昭公二十六年尽二十八年】·杜预 石鼓论语答问卷中·戴溪 跋·李邦献 卷七十五·江永 第十四章 防闲子弟·佚名 卷九·陈深 泛论《诗经》学·傅斯年 卷十五·佚名 覆袁闻纯居士书·太虚 优婆塞戒经讲录上（四）·太虚 大般涅槃经集解 第二十五卷·宝亮
热门推荐 巻十四·顾瑛 卷三十·胡文学 卷二十九·胡文学 卷二十七·胡文学 卷二十八·胡文学 卷二十六·胡文学 卷二十四·胡文学 卷二十五·胡文学 卷二十三·胡文学 卷二十一·胡文学 卷二十二·胡文学 卷十九·胡文学 卷十八·胡文学 巻十三·顾瑛 卷二十·胡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