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经学积衰时代
唐、宋明经取士，犹是汉人之遗；而唐不及汉，宋又不及唐者，何也？汉以经术造士，上自公卿，下逮掾吏，莫不通经。其进用，或由孝廉茂才，或由贤良对策。若射策中科，止补文学掌故、博士弟子员，非高选也。唐之帖经，犹汉之射策；其学即浅，而视之又不重。所重视者，诗赋之辞，时务之策，皆非经术。援经义对策者，仅一刘蕡引《春秋》正始之文，发宦侍无君之隐。以直言论，固属朝阳之凤；以经义论，亦同独角之麟；而唐不能用。此其所以不及汉也。宋仁宗始复明经科，神宗变帖经为墨义。贴经之记诵属实，非数年不为功；墨义之文字蹈空，即一时可猝办。唐时帖括全写注疏，议者病其不能通经。权德舆谓注疏犹可以质验；不者，傥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则荡然矣。宋用墨义，正如权德舆所料。又专用王氏《新学》，不遵古义。苏轼以为黄茅白苇，徐禧言窃袭人语不求心通者相半，此其所以并不及唐也。且宋以后，非独科举文字蹈空而已，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朱子答人问胡安定云：“寻常亦不满于胡说，解经不使道理明白，却说其中多使故事，大与做时文答策相似。”夫以胡安国《春秋传》，后世颁之学官，用以取士者，犹不免与时文答策相似；皆由科举之习深入人心，不可涤除。故论经学，宋以后为积衰时代。
科举取士之文而用经义，则必务求新异，以歆动试官；用科举经义之法而成说经之书，则必创为新奇，以煽惑后学。经学宜述古而不宜标新；以经学文字取人，人必标新以别异于古。一代之风气成于一时之好尚，故立法不可不慎也。元、明之经义，本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墨义之法，命吕惠卿、王雱等为之，而安石自撰《周礼义》，使雱撰《诗》、《书义》，名为《三经新义》，颁行天下。夫既名为《新义》，则明教人弃古说，以从其新说。陈后山《谈丛》言：荆公《新义》行，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荆公悔之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是安石立法不善，当时已自悔其失；而其书至南宋始废。赵鼎谓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陈公辅谓安石使学者习其所为《三经新义》；皆穿凿破碎无用之空言也。南宋虽废《新义》，而仍用其墨义之法。朱子谓经义甚害事，分明是侮圣人之言，诗赋却无害。朱子岂不知经义取士优于诗赋，而其言如是，则当时经义为经之蠹可知。元人因之，而制为四书五经疑。明初用四书疑，后乃改四书五经义。其破承原起之法，本于元王充耘《书义矜式》，又本于吕惠卿、王雱之墨义。名为明经取士，实为荒经蔑古之最。明时所谓经学，不过蒙存浅达之流；即自成一书者，亦如顾炎武云：明人之书，无非盗窃。弘治以后，经解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而已。其见于《四库存目》者，新奇谬戾，不可究诘。《五经》扫地，至此而极。
宋人说经之书传于今者，比唐不止多出十倍，乃不以为盛而以为衰者，唐人犹守古义而宋人多务新义也。唐人经说传世绝少，此亦有故。考《唐书经籍志》，唐人自为之书二万八千余卷，《五经》义说著于录者凡数十种，则亦未为鲜矣。而今所传不及什一，由于其时刊本未出，传钞不易，一遇兵燹，荡为煨烬。世传古籍，唐以前什一二，宋以后什八九。此非特唐人所著之书为然，亦非特唐人所著经说为然也。又自宋末元、明，专用宋儒之书取士，注疏且束高阁，何论注疏之外！于是唐以前古籍之不亡于兵燹者，尽亡于宋以后。所以唐人经说传世寥寥。宋则刊刻已行，流传甚易，宜其存多佚少。今所传宋人文集说部皆十倍于唐人，非止经说。是未可以经说之多寡判唐、宋之优劣也。五代极乱之时，忽开文明之象；如锓木一事，实为艺林之珍。《五代会要》，后唐长兴三年始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经书之有木板，实始于此。逮两宋而刻本多。此宋以后之书所以多传于今日也。
汉学至郑君而集大成，于是郑学行数百年；宋学至朱子而集大成，于是朱学行数百年。懿彼两贤，师法百祀。其巍然为一代大宗者，非特以学术之闳通，实由制行之高卓也。以经学论，郑学、朱学皆可谓小统一时代。郑学统一，惟北学为然；所谓宁道孔、孟误，讳言郑、服非；若南学，则兼用伪孔、王、杜，而不尽宗郑、服；是犹未得为统一也。朱学统一，惟南方最早。金、元时，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北人虽知有朱夫子，未能尽见其书。元兵下江、汉，得赵复，朱子之书始传于北。姚枢、许衡、窦默、刘因辈翕然从之。于是元仁宗延祐，定科举法，《易》用朱子《本义》，《书》用蔡沈《集传》，《诗》用朱子集《传》，《春秋》用胡安国《传》，惟《礼记》犹用郑注，是则可谓小统一矣。尤可异者，隋平陈而南并于北，经学乃北反并于南；元平宋而南并于北，经学亦北反并于南。论兵力之强，北常胜南；论学力之盛，南乃胜北。隋、元前后遥遥一辙，是岂优胜劣败之理然欤？抑报复循环之道如是欤？
论宋、元、明三朝之经学，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宋刘敞、王安石诸儒，其先皆尝潜心注疏，故能辨其得失。朱子论疏，称《周礼》而下《易》、《书》，非于诸疏功力甚深，何能断得如此确凿。宋儒学有根柢，故虽拨弃古义，犹能自成一家。若元人则株守宋儒之书，而于注疏所得甚浅。如熊朋来《五经说》，于古义古音多所抵牾，是元不及宋也。明人又株守元人之书，于宋儒亦少研究。如季本、郝敬多凭臆说，杨慎作伪欺人，丰坊造《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以行世而世莫能辨，是明又不及元也。顾炎武论《书传会选》云：“其传中用古人姓名、古书名目，必具出处，兼亦考证典故。盖宋、元以来诸儒之规模犹在。而其为此书者，皆自幼为务本之学，非由八股出身之人，故所著之书虽不及先儒，而尚有功于后学。……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其论明之不及宋、元，可谓深切。元、明人之经说，惟元赵汸《春秋属词》，义例颇明。孔广森治《公羊》，其源出于赵汸。明梅鷟《尚书考异》，辨古文之伪，多中肯綮，开阎若璩、惠栋之先。皆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也。
明永乐十二年，敕胡广等修《五经大全》，颁行天下。此一代之盛事，自唐修《五经正义》后，越八百余年而再见者也。乃所修之书，大为人姗笑。顾炎武谓：《春秋大全》全袭元人汪克宽《胡传纂疏》，《诗经大会》全袭元人刘瑾《诗传通释》。其三经，后人皆不见旧书，亦未必不因前人也。取已成之书，钞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经学之废，实自此始。《四库提要》更加考定，谓《周易大全》割裂董楷、董真卿、胡一桂、胡炳文四家之书，饾饤成编；《书传大全》亦剿袭陈栎《尚书集传纂疏》、陈师凯《书蔡传旁通》；《礼记大全》采诸儒之说凡四十二家，而以陈澔《集说》为主，澔书之列于学官自此书始。案官修之书，多剿旧说，唐修《正义》，已不免此。惟唐所因者，六朝旧籍，故该洽犹可观。明所因者，元人遗书，故谫陋为尤甚。此《五经正义》至今不得不钻研，《五经大全》入后遂尽遭唾弃也。元以宋儒之书取士，《礼记》犹存郑注；明并此而去之，使学者全不睹古义，而代以陈澔之空疏固陋，《经义考》所目为兔园册子者。故经学至明为极衰时代。而剥极生复，贞下起元，至国朝，经学昌明，乃再盛而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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